我收到了一封信。它跟所有其他信件一起躺在我的书桌上。那些信件是我们不在家的时候送来的，堆成了一堆，需要一封一封地阅读，读时兴味索然，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从信箱里取出由个别的人写的单封书信并带着一种虔敬的心情聚精会神地阅读带来的乐趣。那封信躺在许多选举宣传单及大超市和外语学校的广告中间，跟它混在一起的还有银行结单、电话费账单，用盖章代替寄信人姓名的函件、官方传票和带有简短的问候、提示、讯息、通知的明信片。那封信确切地说也不是书信，似乎书信这种邮件已在不知不觉之中灭绝了。它更像一份广告，像一张糟糕的照相复制品，上面的字迹模糊而失真——这样的东西甚至让人不忍卒睹。它夹在某些党派的传单之间。说它不算是书信还有一个理由，因为它本身又是信封，像许多通常的正式函件一样——将一张纸折成四折带个贴边，用糨糊沾上，写上地址，贴上邮票。
它开头几个字是这样写的：“你醒醒吧！”接下来的内容我没有看，或者我已忘记它接下来写的是什么了。可能是：“你醒醒吧！波兰已处在悬崖的边缘。你就按照我们开列的名单投票吧！”或者是：“你醒醒吧，切莫错过良机，凡消费超过三百兹罗提者，我们将赠送一套不同品种的水仙花鳞茎。”或者是：“你醒醒吧，要善于学习外语。我们的教学法能保证你只花三个礼拜的时间在睡眠中掌握一门语言。”我只记得，我用裁纸刀裁开了信封，像拆开所有的书信一样。而现在每一把刀子都让我联想到那个“你醒醒吧”，恐怕今后也会永远如此。或者可以说，一见到刀，就会想到用它切开的折叠纸张的扁平躯体，给一只纸的动物开膛破肚，为的是从中取出充满意图和预告的内脏。

酸奶油拌令人发愁的牛肝菌

从瓦乌布日赫来了几个熟人，我拿蘑菇招待他们。在最后一刻他们询问这是什么品种的蘑菇，我告诉他们蘑菇的名称后——他们没有吃。似乎吃或者不吃某种东西能在死亡面前挽救我们大家的生命。其实无论吃这种还是那种东西，无论做这件事还是那件事，无论这样想还是那样想，人都会死。死似乎是一种比生更自然的事。有这么一种桩菇，在被一些现代饮食手册列为有毒之前，曾是一种美味可口的蘑菇。多少代人都吃过它，因为它到处都能生长。在我孩提时期，人们将它采下来盛在专门的篮筐里，然后煮很长的时间，再把水倒掉。现在却有人说，桩菇是在缓慢杀人，说它侵害人的肾脏，说它积聚在内脏的某个地方，损害人体器官。因此在吃桩菇的时候，人是同时处于既可活也可死的瞬间。按百分比计算，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活着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可能死去的。很难说何时会由前者转化为后者。不知何故人们会如此重视这样一个短促的时间。
用葡萄酒和酸奶油烹调令人发愁的牛肝菌的方法：
 
一公斤左右令人发愁的牛肝菌
四匙量的奶油
四分之一玻璃杯的干白葡萄酒（最好是贴有向日葵标签的那种捷克干白葡萄酒）
一撮胡椒粉和一撮很辣的辣椒粉
食盐
一玻璃杯酸奶油
半玻璃杯搅过的塔特拉山民的羊奶干酪
 
蘑菇用奶油煎炒五分钟。倒进葡萄酒再焖三分钟。然后加胡椒粉、辣椒粉和食盐，浇上酸奶油，撒上干酪，搅拌均匀。放在烤面包片上或是跟马铃薯一起端上桌。

热　浪

在炎热的天气里玛尔塔整个中午顶着太阳坐在房子前面，从自己的小长凳上观察我们的房子。她身上总是穿着那同一件旧毛衣，毛衣覆盖下的皮肤肯定热得大汗淋漓。
在隘口，边防军的摩托车躺在接骨木丛下。车旁站着边防军，他正举着双筒望远镜代替眼睛望着玛尔塔，也望着我们。在宁静的高处，在晴朗无云的静止的天空盘旋着一只雄鹰，我们把它称为“圣灵”，因为它以圣灵应有的方式活动，毫不费劲、无所不知地自由翱翔。它望着边防军，边防军望着玛尔塔，玛尔塔望着我们。在整整一个烈日炎炎、热浪滚滚的月份中，玛尔塔看到的也是同样的事物。
我们整天坐在木头阳台上。太阳刚从苹果林后面冒出来，我们就把衣服脱得几乎赤身裸体，向天空展示白色的身躯。我们给皮肤涂上防晒霜，两条腿搭在特地搬来的小椅子上，脸朝太阳。靠近中午的时候，我们躲进门廊待上片刻。喝咖啡，然后又重新躺到斑驳的阳光里。
感谢上帝，天空出现了云彩，能给他们的皮肤哪怕是短暂的喘息机会。玛尔塔多半会这样想。
下午我们的皮肤已经发红，因此像往常一样去新鲁达经过这里的如此这般不知已是第几次向我们建议用酸牛奶擦皮肤。
玛尔塔见到我们的嘴巴在动，因为我们虽然躺着却一直说个不停，甚至彼此都不看一眼。太阳把我们晒得懒洋洋，使我们说出的话都走了调。既然在你的眼皮底下形成一个火球，你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们的嘴巴在动，有时风把我们的只言片语送到了玛尔塔的耳中。她知道我们在忍受折磨。她看到我们之中不时有人站了起来，穿过门廊凉快一点的地方走到房子的另一边，那里还有一条带状的阴凉去处。我们孤零零地单独站在那里，而我们不习惯于沉默的嘴巴却无所事事地张着；我们闲下来的颚骨晃荡着，有如弃置的秋千。我们后面的阳台是个候客室，是休息的地方，在那儿可以不用思考也不用说话。我们晒热的皮肤冷却下来之后，我们昏花的视力得以复原，时间也重新变得有节奏。就这样逗留了片刻，我们又重新回到了阳光照到的地方。

词　语

整个傍晚我们一边喝着带有向日葵标签的捷克葡萄酒，一边讨论有关名称的问题。那个耗费了许多个夜晚把德国地名变成了波兰地名的家伙究竟是谁？有时他显示出一种诗歌天赋的闪光，有时却又显示出可怕的构词上的迷乱乏味。他从头开始命名，创造了这个崎岖不平的多山的世界。他将福格尔斯贝格变成了个什么涅罗达，用具有爱国含意的名字波兰山为哥德斯琴贝格重新命名，把含意忧郁的弗卢希特变成了平庸的任齐纳，又把马格达尔·费尔森变成了意为上帝恩赐的布格达乌。至于为什么把基尔希贝格变成了策雷克维查，埃克斯多夫变成了博日库夫，这一点我们却永远也猜不透。
但毕竟词语和事物构成共生关系，这就像蘑菇和白桦树。词语只有和事物共生在一起才具有成熟的意义，准备好随时给说出来。词语只有在景物中生长，那时才可以拿它们耍弄，像玩弄一颗成熟的苹果，闻它们，尝它们的味道，舔它们的表皮，然后咔嚓一声将其掰成两半，细看它们羞怯、多汁的果肉。这样的词语永远不会死，因为它生长在世界的一边，善于启动自身更多的含意，除非整个语言都死亡了。
在这一点上人也像词语一样。人离开一定的位置就不能生存。因此人就是词语，只有在那时人才能成为现实的人。
也许这正是玛尔塔所想的，她曾讲过一句令我震撼的话：“如果你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将永生。”

埃戈·苏姆①

埃戈·苏姆吃过人肉。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三年早春时节，在沃尔库塔和克拉斯诺耶小火车站之间的某个地方。他们五个人被留在铁路道轨旁边的一间简陋的小木屋里，因为他们要给接下来的几列火车卸货，但是火车还没有来。夜里下了一整夜的雪，比已经积在那里的雪更大，也更白。他们从雪下挖出嫩枝、残剩的青草，他们就吃这种东西。他们从棚屋的木板上刮下老苔藓，也吃掉了。幸好周围是森林，他们有木柴，可烧火烤热他们的身体，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体内给他们些许温暖了。
埃戈不记得伙伴们的名字；他得以忘记他们的姓名，但他没法忘记那个冻死了的人的面孔，他吃了那个人的尸体。那个人很可能是夜里冻死的，因为早上他蜷缩着躺在火堆旁边，一只长筒皮靴有点烧焦，似乎是他在将死的时候把一只脚伸进了火里，想以此提醒自己“还活着”。但也可能是他死后那只脚才落进火堆的。他已开始谢顶，蓄了一脸红褐色的络腮胡。埃戈记得，他苍白的双唇露出因患坏血病而糜烂的牙龈。
埃戈·苏姆的父亲是个乡村教师，住在博雷斯瓦夫附近。他的姓名非常普通，叫文岑蒂·苏姆，但在他情绪好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给儿子起了个埃戈的名字。他觉得，似乎埃戈·苏姆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值得自豪。不久他又后悔没有给儿子起两个名字，要是给儿子起双名也许就会显得更为高贵和文明，也许就会成为一种标记，说明他的家族以及跟他的家族一起的文岑蒂·苏姆和他的孩子们，全都是属于西方的。
埃戈·苏姆在利沃夫上大学，攻读历史和古典文学。他被流放西伯利亚，时年二十四岁。
那个冻死的人蜷缩成一团躺在地上，盖着破旧的粗毛毡，从毛毡下边伸出一只烤焦的皮靴。他那带帽耳的帽子从头上滑落，露出了他的秃顶。他的脸具有人的线条，但已不是人的面孔。伙伴们无言地将他抬到了小木屋外边，放到了雪堆上。雪花像沙子从天空撒落下来——细小、锋利、富有攻击性。几个钟头之后就覆盖了所有的痕迹。但埃戈·苏姆却一直想着这个冻死了的人，眼前总是看到那只略微烤焦了的皮靴。他试着回忆那人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有过怎样的嗓门儿，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忘记了一切，彻底忘到了九霄云外，仿佛那个穿着一只略微烤焦的皮靴的人从来不曾在这里跟他一起待过。他们喝着烧热了的融化的雪水，彼此不说一句话。暴风雪肆虐，周围一切都在怒吼，呼啸，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雪从墙上的裂缝灌进了小屋，堆成了一个个规则的圆锥体，仿佛是一个个活人前来拜访作客，仿佛是星际空间的居民选中到地球来度过这一夜。早晨所有的人都还活着，他们有个人走到屋外，但立刻又返回来。“已经把他盖住了，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他绝望地说。
他们都从座位上跳将起来，出门走进雪中，去寻找那具尸体。那具尸体突然变得极其珍贵，变成个受欢迎的值得弄到手的东西。埃戈就是这样想的——他需要他，渴望他，并不介意死者本人头脑里在想些什么，因为死者确实也在那里想些什么，比方说，在他的头脑里回荡着从维吉尔或塔西佗那里援引来的某些拉丁文句子，他无法确定究竟是从谁那里援引来的拉丁文诗句：Cum ergo videas habere te omnia quaemundus habet，dubitarenon debes quod etiam animalia，quae offeruntur in hostiis，habeas intra te.② 他们用棍棒在巨大的白色雪堆上到处戳，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又开始用手把雪扒开，在雪堆上挖出了几个洞，直到最后埃戈见到了一只略微烤焦了的皮靴，他欢喜若狂地大嚷大叫说：
“我找到了他！我找到他了！”
他们把尸体拖到了墙边，用几块木板和树枝把它盖得严严实实。然后他们回到屋内，重新喝起了温热的雪水，因为他们也冻得半死。再晚一点他们中有个人走了出去，拿来一些小块冻肉，扔进了水中。此人不是埃戈·苏姆，不是。这一点他确确实实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干这件事的是另一个人。那些肉块在水里解冻，又在沸水中煮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水锅里慢悠悠地漂浮过一阵子。那是些苍白的薄薄的小块儿，闻不出任何气味，只有水蒸气在锅的上方升腾。他们中有一个人拒绝吃，但此人也不是埃戈。埃戈把肉含在嘴里，硬邦邦的，半生半熟，他无法吞咽下去。他必须借助意志力去吞咽这些硬块。他暗自想：“你就把它想象成普通的肉，煲汤的肉。”直到这时他才狠一狠心将其吞了下去，却又坐着发呆，一动不动，仿佛吞下了一枚定时炸弹。傍晚，那个没有吃的人对他们说，他们可能会得过敏症，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不适应消化这种蛋白质。此人从前是一个生物学家之类的什么人。
“闭嘴！”他们对他说。
火车仍旧没有来。其实指望能有火车来本身就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铁轨早已消失在雪下。同样，小灌木丛和棚屋也正缓慢地消失。他们每天都必须远征稀疏的白桦林弄一些木柴。他们用手掰断白桦树枝，拖到棚屋旁边。夜里他们常常听见狼嚎，声音悠远而恐怖。埃戈·苏姆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想法，像火一样温暖着他：“这没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发愁。”这想法有如一堵坚实的墙，不断扩大，增长，它驱赶别的想法，一再反复较量，重复上千次，直到它完全占满整个意识。“一切正常，一切都好。”当轮到他出去拿肉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想。他走到小木屋前，暗自重复这些话，一遍又一遍，抑扬顿挫地重复着，像念经似的。这些话把他的思想梳理成笔直的、与任何事物都不相连的一缕思绪。因此他再也看不到人，他看到的是一个扭曲的外形，有棱有角，撒上了一层雪。他用刀割下一块块的肉，一直割到骨头。这是个艰难的工作，因为他只有一把钝刀，而肉却是冰冻的，硬得像石头。后来，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想到自己割的是大腿。想到他们已割完一条腿上的肉。生物学家是如此虚弱，当别人给他一点热汤和几块肉的时候他已不再拒绝，虽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是否能活下去。现在他跟他们完全一样了。
这样持续了一个礼拜，或许是两个礼拜。埃戈还在不停地拿肉，现在用刀从骨头上刮不出多少肉了，还得砍下一些小骨头，因为到后来骨头也得充分利用。多亏雪和其他的一切，不久便难以辨认他们储备物资的来源是什么。与其说是别的什么，不如说是一堆骨头，一种不规则的结了冰的形体。生物学家也只呕吐过一次，那是在他们吃内脏的时候。
定是有个什么神灵在保佑他们，埃戈·苏姆这样想，因为就在狼群向他们进攻的那一天，他们在白桦林发现了人的踪迹。他们循踪走了一段路，可以看出那个人用雪橇拉木头，而雪橇是用一匹马牵引的。他们返回木屋时兴奋不已。他们祈求上苍不要下雪，不要掩盖这些来自外部世界的踪迹。这天夜里，起先他们听见远处什么地方有狼嚎声，后来这声音越来越近，最终听见就在棚屋的外面有一种喧叫声和相互扭打、混战的声音。狼群先是嗥叫着撕裂、吃掉了他们剩下的储备物资，为争夺一点少得可怜的食物而相互搏斗，而后又因搏斗而激起狂暴的野性，它们开始拼命挤压小屋的门，啃啮小屋的墙。屋内，他们尽量把火堆烧到最大程度，以致烤焦了顶棚。假若黑夜再持续一个钟头，小木屋就会保不住，他们就会成为狼群嘴里的食物。
太阳刚刚升起，狼群就已经离去。他们朝白桦林的方向走，去寻找人、雪橇和马匹的踪迹。他们三个人走在一起，因为一早就发现生物学家已经死了。埃戈·苏姆心想，发生这样的事倒也不错，又是有什么神灵在保佑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把奄奄一息的生物学家带走。而他们前面的路又很长，很遥远，甚至不知有多么遥远，不知前方到底有没有目标。
他们走了一整天，穿过森林，然后沿着森林的边缘走。到了傍晚（其实天在几个钟头之前就已经黑了），他们看到远方有灯光。在这儿还能听见他们身后某处有狼群在嗥叫。
埃戈·苏姆就这样得救了，还有他的两个伙伴也得救了——他甚至都没有记住他们的姓名。他们走到一个勉强算得上是居留点的小村庄，那儿总共只有五栋房屋。那里有人让他们取暖，有人给他们食物，有人治好了他们冻伤的脚、手掌和手。埃戈在那儿加入了波兰军队，走过从列宁诺到柏林的整个路程，最后又来到新鲁达落脚，在一所老中学当了一名历史教师。在那所中学的大厅里，立着歌德的大理石半身雕塑像。

悲伤和比悲伤更糟的感觉

这类感觉总是在圣诞节过后就立刻出现，而且逐渐强化，到了二月份更进入了绝望状态。每年埃戈·苏姆休完假回到学校就像换了个人。他变得睡眼惺忪，精疲力竭，眼睛和脑袋都痛。肮脏的雪景令他如此厌恶，直至痛心疾首。埃戈眯缝着眼睛，感觉自己仿佛是被禁锢在一个无能、僵硬、笨拙的躯体之内，而这个躯体又被封闭在一个无能、僵硬、笨拙的世界上。孩子们上学读书在他看来同样没有意义——他不遗余力教导他们，跟他们天生的轻浮、无聊的举动做无谓的较量，因修改他们的课堂作业而视力减退，因他们的尖声喊叫而耳朵发聋，因无所不在的粉笔灰而头发变白，待他们日后长大成人，他们又投入下一场战争，再次互相屠杀，或者在和平时期酗酒成瘾，繁殖一些跟他们一样的后代。可他却教他们维吉尔，明知他们对学过的内容一窍不通。他往他们的脑子里强塞硬灌简单的拉丁语词句，可到了他们嘴里就成了莫名其妙的外语单词。含意从那些词句中散落了，恍如从破袋子里撒落的罂粟籽一样，掉进了执拗地流经城市的臭气熏天、五颜六色的河水中。在方圆一百公里的范围内没有人懂得维吉尔，没有人思念他。他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人。周围生活着与书本无缘的人们，他们经常面对成堆的书籍，其中包括柏拉图、埃斯库罗斯和康德的著作，而他们却能奇迹般地找到《采蘑菇者指南》或《马铃薯料理的百种作法》。
在这座丧失了智慧的城市的街道上，能听到的唯一有节奏的声音是孩子们在他住宅的窗外咿咿呀呀地唱着的一支悦耳的小调：“前辈维吉尔教自己的孩子们读书，他的孩子总共一百四十三，有男也有女。”
此后他很快就觉得拉丁语过于深沉庄重，缺乏奔放的想象力，还掺杂了许多宗教的联想。除此之外它也完全不适合这个令他感到陌生的小城市。跟拉丁语相宜的恐怕只有广场上的市政厅和某些以装饰性的尖顶冒充哥特式建筑的高大楼房以及那些彩色玻璃拼成的图案已被砸得七零八落的窗户。与之相宜的还有街上那些具有野蛮人面孔的行人。这是个第四生态纪的世界，一个等候着恢复黄金时代的男孩诞生的世界。
因此他更喜欢希腊语。他怀念希腊语，因为在中学里他只能教拉丁语。
每当他修改课堂作业不顺手的时候，每当他陷入绝望之时，他便拿起了柏拉图，他总是希望将其翻译得比维德维茨基① 的译本更好一些。他甚至觉得那是他真正的语言——那些美丽的、发音响亮的希腊词语，使他想起和谐的几何图形。他将它们转换成波兰文，就不是那样匀称、美观，由于一词多义，由于词形充满了前缀，可能会出乎意料地改变整个意思。上帝如果存在的话，必定也说希腊语。
他喜欢想象柏拉图那样的生活。他看到他们四五个男人斜靠在石头床上怎样进行对话。裸露的肩膀，皮肤——虽说可能已不年轻，但仍旧光滑、健康、黄金般耀眼，阳光从扣紧扣子的束腰外衣上反射出来，一只握住酒杯的手轻微地向上举着，斑白的头发短短地剪齐鬓角。这是他所想象的那位年纪较长的男人。两个比较年轻的可能是黑头发、黑眼睛、丰满的嘴唇。埃戈·苏姆心想，他们中的一个当是斐德罗。第四个男人抬起了身子，坐着说话，还用手在空中为他的陈述敲出某种节奏。一个年轻小伙子在斟葡萄酒，几个大盘子盛满葡萄和橄榄，虽然埃戈·苏姆对橄榄是什么模样并不十分有把握。但根据字面判断，它们应是光滑、有弹性的，而一旦牙齿咬破了它们的表皮，它们丰沛的果汁就会流到嘴角唇边。太阳晒热了石砌的小路，蒸发了每一滴偶然掉在上面的水珠。那儿不存在形容雾的词，雪潜藏在有关夜晚的神话故事中，但谁也不相信它。水只是作为俄刻阿诺斯② 或葡萄酒出现。天空是众神的一条大彩虹。
埃戈·苏姆窗外有个阴暗的院子，它三个方向都有房屋挡住光线，而第四个方向则被长满了树木的山坡遮挡。为了见到天空，必须走到窗前，把脸贴到窗玻璃上，还要垂直往上看。天空经常是珍珠般的灰色。
他住在河滨的一栋低矮的旧公寓楼里。他的住所有个厨房，有个贴了瓷砖的盥洗室、两个房间和一个玻璃阳台。他不知这个阳台有何用处。冬天他便封死了阳台，还用破布塞住了门缝。夏天早上，在到学校上课之前，他在那里做早操，同时听广播电台的清晨节目。阳台上放着一块烫衣板，他的女管家用它来烫平他洁白的衬衫。那里还有一架旧的德国缝纫机。他曾想在阳台上养点盆花，就像他在别人的阳台上看到的那样。但他不知该养什么花，怎样养。一个老光棍和鲜花！埃戈·苏姆希望总有一天他会结婚，那时这个住所将会正合适，眼下有点嫌大。埃乌吉尼娅太太每个礼拜来打扫一次。她给棕色的地板打蜡，擦得闪闪发光，末了还给教授先生烤一张馅饼——总是同样大小的饼，变换的只是做馅的水果。冬天和秋天用的是苹果，夏天用的是浆果或覆盆子，春天，五月份必须是从商场买来的一束大黄。埃戈·苏姆总是把地板蜡的气味跟新烤出来的点心的气味联系在一起。他给自己沏上一杯茶，然后随便把手往柏拉图书架一伸，这个书架是他家里最重要的东西，他从书架上拿起柏拉图集子中的一本，读了起来。
这是多么奢侈的享受，这是何等惬意的生活——坐在阴凉的房子里，喝着茶，嚼着点心，读着书。他尽情享受阅读的乐趣，反复咀嚼书中的那些长句子，品味它们的含意。在不经意间突然发现它们更深一层的寓意，就为之惊愕不已，一时给僵住了，凝视着长方形的窗玻璃发呆。细瓷茶杯里的茶水逐渐变凉了，茶面上升起的一缕花边状的飘渺轻烟也消失在空气里，留下勉强能捕捉到的香味。白色书页上的一串串黑色字母给他的眼睛、他的思维、他整个人提供了栖息之所，使世界变得开阔和安全。果子馅饼的碎屑撒落在台布上，牙齿碰着瓷器发出轻微的丁零声。他嘴里分泌出大量的唾液，因为智慧像发酵的点心一样诱人、一样开胃，像茶一样提神。
他床边放着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他一向把它作为夜间入睡前的读物，有时就随便将其拿在手中。当那些课堂作业或者广播中单调的唠叨使他感到厌倦疲惫的时候，他就胡乱将其翻开，读着那些有关英雄、伟人、不凡的先哲们的故事。在这些人中有泰勒斯，他是头一个有胆量说出灵魂不死的人，费雷基德斯——毕达哥拉斯的老师，苏格拉底和他那预言他光荣死亡的精灵，伊壁鸠鲁（“人如果不是理智地活着，就不能有愉快的生活”），恩培多克勒（“使四种元素结合的东西是爱”），还有不同凡响的梅塔蓬顿人阿喀马内斯——《事物的两重性》的作者（“每种事物都有自己的两重性”）等，但首先还是柏拉图。
后来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对柏拉图的对话集几乎是烂熟于心，但似乎从未注意到其中的一个片段。他在《理想国》的第八篇中，突然发现了一个句子，这使他大吃一惊。他读到这句话时一下子愣住了，立刻便领悟到它的意义。这个句子是：“谁若是尝过人的内脏，谁就一定会变成狼。”不错，书中正是这样写的。埃戈·苏姆站起身来，走到厨房，从厨房的窗口望着旁边的一栋公寓楼房，心想，他已想出忘记那个奇怪的句子的办法。于是他打开收音机，从那里流溢出陌生、冷漠的音乐，他在抽屉里东找西找，从年历上撕去一页，用一根撕开的火柴棍剔去牙缝里的点心碎屑。但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之举。埃戈·苏姆的头脑里出现了首批严寒的结晶体，现在已向四面八方扩大蔓延，冻住了一路所遇到的一切。厨房还是那个厨房，窗外的景物还是原来的样子，茶的幽香还飘浮在空中，苍蝇用它们的口器喜爱地拨弄着水果馅饼的碎屑。然而他脑海中已弥漫着一派永恒严冬的可怖、空虚的风景。到处是白色冰冻的大地，锋利的边缘，寒冷和脚下踩得嘎吱嘎吱响的积雪。
这个句子他每天要核对好几遍，因为他觉得这可能是他的幻觉。人的潜意识往往喜欢玩这些恶作剧。后来他又核对了别的版本，别的抄本，核对了波兰文、俄文和德文译本。到处都有这个句子，是柏拉图写下的。因而是确实无误的。
某些想法是多么奇怪，就像发酵的面点烤熟之前那样不断增长、膨胀（所有这些烹饪的联想说明我跌得多么低——埃戈·苏姆心想）。一个句子和一幅图像填满了埃戈·苏姆的生活。他请了假，虽然正是高中毕业考试时期。他如今是坐在扶手椅上打发光阴。傍晚他开始焦虑、冒汗，而他的皮肤也开始变粗糙，他害怕看自己的双手，一想起那件事就牙齿打战。终于在某个夜晚，在房屋的上方短时间出现一轮满月，埃戈·苏姆发出了一声长嚎。他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用手指甲掐脸颊。但这样做毫无用处。他是朝内心嚎叫。奇怪的是，这一叫使他大大减轻了肉体上的痛苦，犹如他一口气憋得太久太久，现在总算吐了出来。
只有当他拼命挣扎，不允许自己变成这只狼的时候他才痛苦，只有当他处于从人到狼的过渡阶段——他已不再是人，不再是有着可笑姓氏的历史学家，但还不是一头野兽的时候——他才忧心如焚。那是一种地狱般的痛苦。他浑身疼痛，每一块细小的骨头和每一片肌肉都痛，除此之外还有极度的恐怖，与之相比对死亡的恐怖不过是温柔的抚摸而已。埃戈·苏姆对这种状态已无法忍受，也是不足为奇的。因此他突然放松了原本痉挛地坚持这种生活状态的一切努力，在刹那间放弃了斗争，让自己一落千丈地跌到底层，他躺在那里，沉重地喘息着。也不知事情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在他身上狼性占了上风。埃戈·苏姆跑进公园，跑进山坡上的青草地，跑进自留地，跑进坟场的小片土地，尽量远离人、远离他们房屋的臭气。他的记忆变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至于翌日清晨他就说不出头天夜晚自己到过什么地方。
栗树开花的时候，埃戈·苏姆去了弗罗茨瓦夫，走遍了那里的图书馆，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个有关变狼狂——患者幻想自己由人变成狼——的经典实例。他在这座一直受到战争不可思议地破坏的城市行走，会时不时望望自己的两只手，看它们是否已长出灰白色的刚毛。这甚至成了他的一种习惯。每当他陷入沉思，稍微不留神的时候，每当他让自己的头脑进入未来幻象的隧道，也就是跟想象的医生、精神病学家、巫医、甚至跟那个他吃掉的死人对话的时候，他总要下意识地把双手伸到自己前方，这时他才回到现实中来，这双手也才属于他埃戈·苏姆，属于新鲁达一所中学的教师。
他的整个暑假生活都是这么过来的。时间很可能是一九五〇年，因为那个夏天总是阴沉多云而潮湿。青草长得很高，又肥又壮，灌木抽出茁壮的嫩枝，显然潮湿的天气于植物的生长有利。但是人对这样的天气却不满意，他们只好坐在阳台上玩纸牌，时不时喝口烧酒。
这时七月的满月升上了天空，这是埃戈·苏姆经历人变成狼之后的第三个满月。他为此作了一番精心的准备。他在园艺商店买了一根绳子，换掉了门上的锁，甚至为自己——我的上帝，要是有谁知道这件事可就糟糕了——弄到了一点吗啡。一切就像在剧院演出的那样——乌云消散了，月亮显露出来，像一枚炸弹那样悬浮在空中。开头它升到自留地上方，起初还跟那些果树纠缠在一起，然后就径直升向天空，看得见它怎样向上移动并占有了整个世界。被捆绑在椅子上的埃戈·苏姆睡着了。

网络中的两个小梦

1.我从后面看自己。我看见一层又松又软的厚皮覆盖着我的背部。皮肤上长着一些稀松的、单根的黑色毛发。皮肤摸上去温热、柔滑，略微有点粗糙。我惊诧不已，因为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后背。然而这不自然的皮肤并没有引起我任何厌恶之情，也没有引起我任何的不快。简而言之，我只是凝视着，惊讶着。使我感到更加出乎意料的是，我在那里看到了肚脐眼。我不知道我背后也有肚脐眼，我从来没有想过人的后背会有肚脐眼。这个肚脐眼仿佛是前面那个肚脐眼的翻转：前面的肚脐眼向内缩，这个肚脐眼往外伸。
 
2.我站立在桥上，站在一座低矮的桥上，我把双手泡在洁净的水中。我看到自己的倒影。水里有许多小金鱼，我抓它们。我抓得越多，金鱼来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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