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尔塔有许多残缺不全的东西：单只的瓷茶杯，带有模糊边饰的茶碟子——它的图案上还能勉强猜想到是叶子的镀金波形纹路，临时凑合装配上铁丝把手的镀锡铁皮大杯子，带有搪瓷剥落的锈迹斑斑的铆接的锅。她有一把刻着德国纳粹党党徽“卐”字饰的大餐叉和几把餐刀，那些玩意儿由于磨过上千次而变得又薄又细，使人一见便会联想到串肉签。我疑心她是每年春天在菜园里耕作的时候偶尔挖到了这些东西，把它们从地里扒了出来，然后清洗干净，再用灰烬将其擦得晶亮，觉得满意了才放到抽屉里的。假如真的是这样，那就意味着，玛尔塔在厨房用具方面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要知道土地也曾给我们提供过这类极其丑陋、千奇百怪的物品，只是我们没有以足够的尊重对待它们，而是把它们全然不当一回事。我们，像所有的人一样，希望拥有的是崭新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带有价格标签的黏胶痕迹的东西，还要求附有一份保险单，能确保其经久耐用，永远光泽可鉴、表面平滑完美无瑕，并要留有远方工厂的金属气味。
我不曾欣羡过玛尔塔的餐具，也不曾觊觎过她那些沉重的枕头——在那些枕头里，羽毛在夜间跟人体角力时总要从一个角落游荡到另一个角落——更不曾希冀过她那些洗褪了色的小块装饰花毯，它们上面常用德语绣有令人宽慰的成语，诸如绣有“Wo Mutters Hände liebend walten，da bleibt das Glück im Haus erhalten”或“Eigner Herd ist Goldes wert”① 之类。
只有一件东西唤起过我的钟爱之情，那就是一只锡盘子。它沉重、粗糙、边缘上装饰着浮雕的几何图形，它由于手指长年的触摸已经磨损，许多地方图案淡出，与背景融为一体。尽管如此，触摸这些图案还是给人带来一种愉快的感觉，无须看，一摸就能感觉出图案上的标识。那些装饰图案似乎是希腊风格的，或者采用了装饰艺术的手法。它那一再重复交替出现的圆形和正方形中间用十字形连接起来，这些十字形像加法符号一样，使图形显得更丰满，不过那些彼此相加的各个组成部分倒还保持原来的模样。有许多地方无光泽的金色涂层已经脱落，露出赤裸的灰色金属。
夏天玛尔塔在盘子里摆上水果，秋天用它盛核桃。盘子在她那铺了漆布的桌子正中央俯视一切。在玛尔塔的全部有缺陷的财富里，唯有这种东西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其余的一切就都只能唤起同情。

保　姆

我曾有个德国保姆。她名叫杰特鲁达·尼采。她小巧玲珑，活泼好动，活像只啮齿动物。她戴的眼镜镜片很厚，在不同的时间里反射着从电灯泡到太阳的所有不同光源。波兰语她只知道几个词，主要是用来跟我母亲交谈的，对我，她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也就是说德语。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她的面孔，她那粗鲁而又不乏温情的动作，她的毛衣的触碰，还有她身上的可可香味。但我不记得她说过的话。当时我尚未掌握任何语言，在语言上我还处于未开化的阶段，我还不需要任何词汇，无论是波兰语还是德语，抑或是其他任何语言的词汇，我都不需要。她有自己的语言，周围所有的人都觉得这语言陌生，甚至怀有敌意（终究是战争结束后刚过二十年）。她用这种语言对我讲话，唱歌，还用它来大声斥责我。她曾把我放进木头小推车里，推着我经过池塘的堤坝去看望她自己唯一长期居住在本地的亲戚卡姆普一家。到了那儿，在他们塞满了小摆设、小玩意儿的房屋里，我们一起参与了没完没了的交谈。我自然是沉默无言。
在他们谈话期间，我坐在铺了床罩的床上，被枕头支撑得稳稳当当的，而杰特鲁达就坐在桌边，跟卡姆普太太一起叮叮当当地碰杯。后来她把我抱在手上，我那时定会映照在她的眼镜玻璃里。但我不记得这件事，因为那时我还意识不到眼前就是我的影子，我还不关心镜片照到的是不是我。
由于杰特鲁达的原因，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懂得德语，希望德语能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上面盖满了我用波兰语进行的所有交谈的灰尘，盖满了我所读过的成堆的书籍，隐藏在我所学过的一切初级读本之下，即使不是掌握整个语言，至少也懂得许多最重要的词汇，足够我能应付一般需要的词汇。我期待着这样的时刻：这种语言能在我身上展现出来，无须借助读本，也无须借助枯燥乏味的课业，蓦地，无缘无故、莫名其妙地我就能听懂德语，或者甚至还能说德语，虽然还有些困难——因为无论是我的嘴唇还是我的舌头还都不习惯于说外语。我敢肯定，假如有人——例如杰特鲁达，俯身到我的上方，爱抚我，喂我食物，我定能听懂她所说的德国话。假如有人抱着我站立在窗口，向我指着园林，对我提出那些成年人对孩子们提的不聪明的问题：“这是什么？”“谁在那儿走路？”“妈妈在哪里？”我也定能听懂他所说的德语。假如有人亲切地让我用手触摸他面部的独一无二的轮廓，假如这个人成为我入睡以前见到的最后一个形象、醒来后见到的第一个形象，那么这个人所说的德语我肯定也能听懂。
在卡姆普夫妇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并且记住了自己。那时我大概有一岁左右，因为我已经会坐了。定是来了一位巡回照相师，就是几年后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给我照相的同一个人。定是他天花乱坠地说得我的保姆开心，因为是她把我脱得一丝不挂，让我坐在一块白色毛皮上，这白色毛皮想必是卡姆普先生匆忙间扔给她的。定是我曾叫喊着表示抗议，因为有人拿了个锅盖给我玩。正当这锅盖触到了我肚子上的皮肤，支架上明亮的灯光和照相机的光圈瞄准了我，所有的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现在我自己的外边，那时我还是个笨拙无能、站立不稳、无所适从的小人儿。用这个镜头的光圈观察我自己，用另一种目光，不完全是我自己的目光，用一种冷漠的、遥远的、无动于衷的目光观察我自己。这种目光今后将会同样冷静地记录下我的手的动作、我的眼睑的颤动、我的房间里的闷热和我的思想——记录下所有的、甚至不成熟、未定型的一切。这种目光、我从我外部观察一切的那个观察点将会越来越经常地出现，最终将开始改变我自己，我将变得缺乏自信，不知我是个什么人，不知我的中心点——其他的一切都围绕它运转的中心点——在哪里？同样的事物在我每次看来都将是另一种样子。首先我将迷失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我感到恐怖。我将绝望地寻找稳定。最终我将认识到，稳定诚然存在，但离我十分遥远，而我就像一条溪流，就像新鲁达那条不断改变颜色的小河；而关于我自己，我唯一能说的是，我偶然发现自己是从空间和时间上的一个点流过，我除了是这个点和时间的特性的总和之外，什么也不是。
从这里得到的唯一教益是，从不同观察点看到的世界是各种不同的世界。因此，我能从不同的观察点看到多少种世界，我就能生活在多少种世界里。

刀具匠们的赞美诗

遍及大地的是徒劳无益
不妊的子宫受到祝福
被奉为圣洁的是所有的不育
神圣的颓丧渴望的是死亡
奇妙的是冬天颗粒无收
坚果无果肉的空外壳
烧焦的木柴仍旧保持着木头的形状
撒落到石头上的种子
用钝了的刀子
干涸的溪流
嗜食其他动物后代的野兽
靠其他的鸟蛋养活的猛禽
和平总是肇始于战争
饥饿往往是过饱的开头
 
神圣的老年，死亡的黎明
从肉体上攫取的时光
突然的死亡，意外的死亡
死亡——像草丛中踩出的小道
劳而无动
推而不动
拼而无变
行而不达
言而无声

寻　宝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德国人住过的房子越来越乐于将里面蕴藏的东西交给新的波兰主人，其中有：大大小小的锅，盘子，带把的大杯子，被褥甚至衣服，有些还是十分讲究的、几乎是簇新的服装。有时他们找到一些简单的木头玩具，立刻就交给了自己的孩子——在经历了长年的战乱之后，这是真正的财宝。地下室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玻璃罐，装有果酱、水果蔬菜泥、苹果酒，或是汁液稠浓得有如墨水、稍不小心就会染红手指的蜜饯浆果，用醋腌渍的黄色甜瓜块——他们不喜欢这种醋渍瓜的味道，还有加了英国香草药的醋渍蘑菇。老博博尔越来越阴郁了，他在地下室找到了一具崭新的、刚完工的棺木。
德国人在餐具柜里留下了调味品，盐罐，瓶底剩余的食油，盛有荞面糁、糖和粮食做的代用咖啡的粗瓷容器，他们把窗帘留在了窗户上，将熨斗留在了厨房炉灶的铁板上，图画留在了墙壁上。抽屉里弃置着旧账单、租赁合同、买卖契约、洗礼时拍摄的照片和信件。在某些房间里留有书籍，但它们已经失去了说服人的本能——它们周围的世界已改成使用另一种语言。
房子的顶楼上立着各式的婴儿车，躺着成堆的发黄的旧报纸和装有点缀圣诞树用的五颜六色的玻璃球的破裂的小提箱。在厨房里、卧室里始终保留着外人陌生的气味。从衣柜和五斗橱内衣抽屉里散发出的气味尤其强烈。妇女们畏畏缩缩地打开它们，从里面一件接着一件地拿出一些衣服，同时惊诧地看到，每件都是外国货，都是式样滑稽可笑、稀奇古怪的。终于她们壮起了胆子，试穿那些连衣裙和西服上衣。她们常常甚至连缝制这些衣服的料子的名称都不知道。她们穿着这些外国衣服站立在镜子跟前，本能地把手插进了衣服的口袋里，意外地摸到了揉皱了的小手帕、包糖果的包装纸、已经废除了的硬币。妇女们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她们能发现任何人都没注意到的小杂物间、疏忽了的抽屉、用迷彩伪装起来的装过皮鞋的盒子——从中有时会突然撒落出儿童的乳牙或剪下的一缕缕头发。后来她们用手指抚摸盘子上的花纹图案，对它们独特的天蓝色的对称美啧啧称奇。她们既不知挂在墙上的带小曲柄的设备有何用途，也不知餐具柜里小小的搪瓷抽屉上书写的文字是何意义。
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那就是某个人在整理地下室或翻耕菜园的时候，会发现某种特别的东西。可能是一只盛满了瓷器的木箱，或是一玻璃罐的硬币，或是用漆布包裹的成套的泛银光的刀叉餐具。消息不胫而走，转瞬间就传遍了整个村庄，甚至整个地区。不久之后，每个人都浮想联翩，期盼自己也能找到德国人留下的财宝。这股寻宝热具有梦幻的性质，仿佛是在搜索某种有朝一日还有可能再度蓬勃生长、并再次抢走他们拥有的一切、重新把他们驱赶得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危险的外国植物的根苗似的。
一些人出乎意料地福星高照，礼品不期而至，虽然并非纯粹出自偶然。不妨相信他们所讲的故事，说是某一天他们在房子附近挖掘的时候，冷不防他们的铁锹尖猛然当啷一声碰到一个金属箱子。但也可以是拿起铁锹和鹤嘴锄走进旷野，在大树下边，在孤独的圣坛附近挖掘，或在建筑物的废墟里搬开石头寻找，或是深入古井探寻。
因此头一年在皮耶特诺没有一个男人到自己的田地里播种——所有的人都寻宝去了。只有妇女在菜园子里为种大白菜和小红萝卜而劳心费神。
于是，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男人们便出门探宝。看起来，他们就像是去田间劳动，因为他们都带着铁锹、鹤嘴锄、肩膀上斜挂着一卷绳子。有时他们结成对子，或者组成一个小组下到井里。那儿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中有人在井壁上找到了金属箱子，内装上百把刀子，尽管都是刀身，因为木头刀柄已经腐朽，化成灰色的尘土了。他们开始探查地里所有可能找到的孔洞。此后，那些最为深谋远虑的人便已教会自己的儿子们寻宝，因为这是个不错的、甚至是最好的职业。
多年后他们的孙子仍然在寻宝。他们在市场上从乌克兰人手里买到了金属探测器，从齐腰高的青草地里艰难地走过，仿佛是在用巨大的放大镜探查这片土地。他们为消磨午后的时间，常常蹲在商店的前面，手里端着一瓶温热的啤酒，议论着，说的是又有一辆德国旅游汽车停在路边，有些德国人在教堂后边的灌木丛中游荡。有人还看到了他们夜里拿手电筒照亮，用神秘又兴奋的窃窃低语，悄悄地相互召唤。清晨在这个地方就留下了一个刚刚挖掘出来的大洞。
老波普沃赫是最大的寻宝者。他寻找财宝就像别人寻找蘑菇，而做这两件事都需要有个灵敏的鼻子。
波普沃赫家里所有像样的物品都是来自寻宝——一些黄铜锅、壶、盘子、瓷器，其中包括一套小巧玲珑的瓷杯，它们的工艺是如此精细，以致无人知道可用它们来喝什么。所有坚实的东西全都来自寻宝；只有那些容易腐烂、损坏的东西仍然需要添购。
波普沃赫似乎习惯于漫不经心地在田野和幼树林中闲逛，看起来似乎是在仰望天空，嗅嗅空气的湿度，探究明日的天气情况。但他会冷不防走到一块躺在田埂上的石头跟前，围绕它走一圈，触摸它，就像抚摸怀孕的绵羊，接着便匆匆跑回家去拿来鹤嘴锄和铁锹，然后就在这样的石头下面找到一只装有刀叉餐具的小提箱或是一个装满希特勒军队徽章的罐子。波普沃赫在自己的一生中还曾有两三次找到了武器。他把武器拿回家，擦拭干净，吩咐妻子和女儿要严守秘密，要给嘴巴上道锁，把武器藏到了顶楼上。他感到头顶上方存放着武器会更安全一些。他也曾找到一只装满集邮簿的手提箱，有时他去瓦乌布日赫出售一点德国邮票。他常去一家古董店出售一些看似无用的旧物——例如一副金属丝镶边的眼镜。
然而当波普沃赫找到真正的财宝的时候，他却浑然不知那是什么东西。因为谁能想到一只裹了金属包头的大木箱里装的竟是一整套轻金属餐具？其中绝大部分盖上了一层铜绿，或者变得灰暗无光。所有的餐具都是二十四件，包括：各式各样的盘子、有柄的大杯子、餐叉、餐刀、汤匙和小得可怜的茶匙，此外还有长柄有盖的深平底锅以及带木把手的锅。波普沃赫太太用这些锅煮牛奶——它们确实很不错，从来不会把牛奶烧糊。他们把所有这些餐具整齐地摆放在房间的餐具柜里，它们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默默度过了漫长的年代，直到军事管制时期，来了一位过路的旧家具商人，碰巧注意到那只煮牛奶的深平底锅。他在锅底寻找某种标识，但他们不知他是否找到了想找的东西。当波普沃赫将装满其余餐具的餐具柜指给他看的时候，商人沉默了片刻，然后自己主动开出庞大数额的价钱，于是他们也免去了讨价还价的麻烦就出了手，只是他们的女儿舍不得跟那些银光璀璨的器皿分手——它们每天晚间就像电视机发出的荧光一样光辉闪烁，充满了整个房间。但最终她还是用这笔钱在新鲁达为自己购买了一套单人住房，剩下的钱还足够去罗马做一次为期三天的业务旅游，因为克雷霞·波普沃赫的平生夙愿就是见到教宗，幻想能在死之前见他一面。只是她没有说，是在谁死之前——是她还是教宗。
假如人的眼里有X光射线，能像X光射线透射人体那样透视大地，那么，人又能在那里看到什么呢？岩石的骨骼，土地内部器官的黏土梗节，花岗岩的肝脏，砂岩的心脏，地下河的肠子。埋藏在土地里的财宝，便像是外来的异物，诸如是移植物或是炮弹的碎块。

大丽花——天竺牡丹

玛尔塔坐在大丽花——天竺牡丹中间。我看到了她的脑袋。我朝她招了招手，但她没有注意到我。她的手在花的叶子中间拨弄，可能是在把花叶扎起来，或是在弹掉叶子上的蜗牛。她春天栽种大丽花的根茎，关照它们几乎就像在关照她的大黄一样。八月天竺牡丹开花。我真想去数一数它们均匀的花瓣。它们怎么会有如此的对称性和完美的条理性？玛尔塔说，大丽花受到孩子们喜爱总是远远超过成年人。这是为什么？谁也不知道。“成年人更喜欢玫瑰，”玛尔塔说，“因为玫瑰开出什么样的花朵总是不可预见的。”
我真希望自己已经像玛尔塔那样老。老年人看来到处都相像，构成老年人生活内容的无非是漫长的清晨，伴随着一动不动地悬在屋顶上方的黏糊糊的太阳艰难度过的懒洋洋的午后，拖拖拉拉的电视连续剧，被拉上了的窗帘。上街购物，依旧是午餐时桌旁谈论的大事。步入老境意味着盘子洗得特别仔细，而餐桌上的面包屑要收集到塑料袋里，为的是一周两次到公园去给脚旁的鸽子喂食。巴豆在夜里掉了一片叶子，老年人就会去检查它主茎上的伤口。老年人会去抖擞掉木槿那天鹅绒般的叶子上的蚜虫，会去整理餐巾，会去赞叹小菜园里的甜菜在菜畦的尽头竟长得如此之大，会袖着手听广播，而把筛分纽扣的计划推迟到明天，会为昨天送来的用电账单烦恼，目光会注视着邮差从一家走到另一家的弯弯曲曲的路线。老年人会站立在厨房窗口仰望天空，感受太阳漫游的每一个步子；为了使自己确信冰箱里不是空的，会漫不经心地打开冰箱；会小心翼翼地从年历上撕下一页页纸片，并将它们整齐地放进抽屉里。老年人常常会尽心地收藏各种门类的报纸，会往那些由于年代久远而变成了褐色、穿起来或者太窄或者太大的衣服中间放置樟脑球。
后来我想，问题或许并不在于我希望老，不在于追求年龄，而在于追求一种生活状态。这种状态可能只发生在老年。这是一种无为的状态，也就是说不采取行动去争取什么，而如果已经开始干了，那就慢慢干，仿佛关心的不是活动的结果，而是活动本身，是活动的节奏和旋律。一边缓慢进行，一边观察这个时代潮起潮落，再也不会冒险去赶潮流，也不会冒险去反潮流。这意味着忽视了时间，仿佛时间只是别的某种东西，某种真正想望的东西的幼稚广告。什么也不做，只是数房间里闹钟的敲击声，数鸽子的翅膀拍打窗台的响动和自己心脏跳动的次数，并且转眼就把这一切全忘于脑后。没有思念，没有追求。至多只是期盼节日的来临——归根结底正是由于期盼才有节日。咽下唾液，并且感觉那涎液如何顺着食道流到了某个“深部”。用手指尖触摸手心的皮肤，感觉它如何变得像冰河一样的光滑。用舌头剔下牙缝里的沙拉碎块，恍如又吃了一顿午餐那样再咀嚼它一次。耷拉、蜷伏在自己的膝盖上，从头至尾学究式地追忆某些事件的细节，直到头脑由于无聊而打起了瞌睡。
玛尔塔头上灰白色的短发在花朵中间闪着银光。根根竖立的短发纹丝不动。或许玛尔塔以为保持静止状态能战胜近日的炎热天气，或许她正在数花瓣的数目，或许花的美艳使她惊得喘不过气来。蓦地，在短暂的瞬间我知道了她想的是什么。这种思想也曾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在我自己的思想中间扩展着，终于爆炸了，消失了。我大感意外，呆若木鸡，举到了眼睛上的手也一动不动了。
玛尔塔想的是：“最美的是那些给蜗牛咬出了缺口的花瓣。最美的是那些不太完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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