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青草的主茎突然变得锋利，垛里的干草变得粗糙，玫瑰和树莓的刺将阵风扯成薄薄的细长条。田埂上红色的石头的边缘变尖，而在池塘上方的匕首般的芦苇打起了呼哨。世界变得漆黑一片，所有的亮光都匆忙退缩，然后突然尽最后的力量聚为闪电，来了个中心开花猛击着黑暗。那时耙的尖齿变成了凶恶、可怕的东西，挂在木板上的草叉子的尖锥刺破了空气。餐刀从桌子上掉落了下来。
我生活在我对其已略有所知的世界上。日复一日我能识别越来越多的画面、手势、动作的含意和后果，以及空气的颜色和气味。所有这一切我已知晓，我仿佛已永远失去了认识新鲜事物的才能，我仿佛已无须再学习。这种感觉显然在不断增强，起初只是些一闪即逝的预感，啊，不错，一会儿预感到会发生这件事，一会儿又预感到会发生那件事。我知道这一点，虽说我并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世界因此而拉近了，就像贴到了我的皮肤上；我仿佛觉得，世界能感觉到我体内血液的脉动，并以较为细小的树枝在风中的摇曳来模仿这种脉动。世界就是我的皮肤，而我却在竭尽所能地为忘却这一点而努力。
我们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最后和煦的阳光，不知是谁的一只手触到了桃子上，突然间一股浪潮涌过了阳台——在短暂的一瞬间，却又是在各个不同的时刻，所有的手就都出现在水果上，那只是在一刹那间的事，几乎觉察不出来。然后又出现了这个镜头的后续部分——一片什么叶子飘落到青草地上的一枚没有成熟的李子上，但只是抚摩了它一下，又继续飘走了。在懒洋洋、无意识地进行的谈话里，几次出现了“抚摩”这个词，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明白。
那时我就想，我这是在接近某一个极点了。时钟已敲过了十二点，开始了一天的夜间部分。我想我已经开始死亡，而在此事发生之前，我将以同样令人震惊的方式看到一切，也就是从下方，从事件的几何学方面看，那时在深奥莫测的对称性中可看到世界的开头。然而就连这种知识对于我也将没有任何意义，面对这种知识我将变得手足无措，不能以任何方式对它加以利用。我唯一能做的事只是惊诧，迄今我竟然没有看到如此显而易见的排列、秩序，而且这种安排并非——如我所认为的那样——蕴藏在思维、理想、数学公式、概率运算之中，而是蕴藏在事件本身。世界的轴心是无数的瞬间、动作、手势的重复排列，一再地重复出现。并没有任何新鲜的事物产生。

毒蝇菌蛋糕

三个大的新鲜毒蝇菌菌盖
五百克干的毒蝇菌
两个小圆面包
一玻璃杯的牛奶
一小把葡萄干
一个洋葱
香菜叶
一个鸡蛋
一个鸡蛋黄
捣碎的面包干
用于调味的盐和胡椒
 
将面包浸在牛奶里，将洋葱放在奶油里略炒一下，加入切碎并泡湿的干蘑菇，打碎蛋黄，加入切碎的香菜叶，给馅加好调味品。把滚上鸡蛋和捣碎的面包干的新鲜毒蝇菌菌盖煎成金黄色。在一层煎好的新鲜毒蝇菌菌盖上放一层馅，再放进小烤箱里烤熟。

他和她

战争结束后，他们便作为从东部地区迁徙的人员很快来到了这里。他们彼此相爱了——空荡荡的房子、空荡荡的街道以及空荡荡的心灵，不管对于什么样的爱情都是很有帮助的。严格地说，当时尚不存在任何一样东西，每样事物都刚刚开始进入正常的存在状态。火车没有固定的时刻表，想来便来，时而还有人在夜里开枪，很难弄明白破碎的商店橱窗上方的德文招牌的意思是什么。
她那双小巧修长、精心保养、就连战争也未能毁掉它们的手，在一家用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之蛇装饰起来的药房里找到了工作，侍弄一些小药瓶。头几个月里她的工作是盖住德文的标签，写上波兰文的名称。人们称她为“硕士小姐”。在此期间，他穿着闪闪发光的长筒军官皮靴，忙于恢复矿山的生活。他们相识两个月后结为伉俪，并且分配到一幢房子，又从市场旁边的一些弃置的公寓住家里搬运家具——一个装饰着小角塔的红木餐具柜、几幅装在沉重的画框里的巨幅静物画、一张塞满了纸张和照片的书桌——她用这些纸和照片点着了炉火——还搬来了几张带有因用旧而磨光了扶手的皮椅。他们为拥有这幢房子而自得，夫妻俩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的房子。它那狭窄的楼梯间靠正门上方镶嵌的多色彩绘玻璃照亮，带扶手的结实的楼梯，前厅装满了镜子，这些镜子由于过于巨大而未遭受洗劫，起居室带有阳台和推拉门，一间有冷藏设施的宽大的厨房，墙上贴了瓷砖。瓷砖展示了农村风光——一架风车兀立在用细线条画成的钴蓝色风景画里，散落在池塘上方的村庄、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羊肠小道的山脉。同样的题材每隔几块瓷砖便重复一次，给空间以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每样东西都必须有自己的专门位置，就连形态如蝎子的大理石镇纸也是放在它该放的地方。否则人们就会觉得别扭，或许就会对其不屑一顾。在这里人们不习惯以另一种方式生活。
从此以后吸引他们的总是那些赏心悦目的东西：漂亮的住宅、引人注目的最新款式的时装——它们是如此讲究，如此精致，如此优雅，真是与军人的制服、战时的破衣烂衫、斜挂在肩上的粗帆布背包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还有，每到午后他俩常走进花草丛生的园子，挖出那些他们叫不出名字的鲜花。他们将这些鲜花栽种在自己房屋四周，有如环绕着城堡。现在当他们傍晚时分玩惠斯特牌戏的时候，就能闻到馥郁的花香，而后，在重新分发纸牌的中间，他们就会上床，做爱。
他迅速得到晋升，从矿山到城里最大的企业单位——布拉霍贝特纺织厂，她当上了药房经理。他们常去斯维德尼查和弗罗茨瓦夫采购。他们经常出门散步，为的是向城市展示他们自己，也为了城市能向他们展示它本身。
他们穿着颜色鲜艳、款式流行、洁净整齐的服装，在街头悠闲地漫步，这样的行头使他们容光焕发，似乎它给他们的面孔平添了一种天国的异彩，以致瞥见他们的人们都不由自主地要在胸前画个十字，要在人行道上对这样一对夫妇顶礼膜拜。这是一对完美地嵌入一幅照片中的自得其乐的妙人儿，这一幅照片就是——世界。
 
起初他们都不想要孩子，他们小心翼翼，采取预防措施，甚至感到他们因此而比别的那些夫妇要优越得多，那些夫妇做爱时往往忘乎所以，缺乏必要的控制，很快便落入了困境。他们觉得那些人的生活太平庸了，一结婚就生儿育女，眼看一切都在逐渐发生变化，日常生活转成老套的程式。那些夫妇的厨房里，弥漫着牛奶和尿的气味，盥洗室里晾着尿布，起居室里出现新的永久性的固定设备——烫衣板，连同它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难看的金属钩架。那些夫妇不得不去排队买小牛肉，不得不去看医生，为婴儿的乳齿是否已经长齐担心着急。“像我们这样该有多好。”他附着她的耳朵悄声说，而她正偎依在他强壮的胸膛上，他胸口有几处伤痕，她从未问过这些伤痕的来历。她补充说：“我又怎能分割对你的爱呢？”“一旦我们不得不去爱别的什么人，我俩就很难不被拆开；这样的爱难免会夺走我们的时间、注意力和感情。”因此，在他们的床边才胡乱地扔着包装保险套的金属箔，而在盥洗室的小架子上立着冲洗器，这些都是他们控制生育的普通证据。他们因之而拥有充分的自由，成了真正的自由人。他们有自己的小汽车，他们恐怕是全市首先拥有私家小汽车的人之一。他们开着小汽车去克沃兹科，甚至去弗罗茨瓦夫；他们开着小汽车上剧院，在他们需要给自己缝制一套西服或是一套女裙装，抑或是件配有层层重叠有如起了泡沫的长裙的漂亮礼服的时候，他们便开着小汽车找裁缝量身定做。每当另一对痛感自己日益衰老的夫妇向他们问及有关孩子的事，他俩总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片仍然还不完全属于我们的国土上，何必要生孩子呢？在战时发生那一切之后，在电影院向我们展示了那些集中营题材的电影之后，为何还要生孩子？”
然而他们的躯体根本就不在乎这类问题，也不在乎战争，不管他们主观意识如何，都会在他们体内不断生产出形成孩子的要素。每个月都会在她的卵巢里生成一些不完全的、不充分的生命；在他的下腹内部产生数百万潜在的生命。有时偶然间这些要素会在她的子宫内结合在一起，但她既不想怀它们，也不想哺育它们，更不想照料它们，于是它们便神秘地枯死，最终血的瀑布便将它们冲刷掉了。由此她更加明确地坚信：世界服从于她的意志，她不想要的东西，就不会出现；而一旦她想要——就会有。
因此尽管他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毕竟还是不断创造了一些无形体的、不充分的、未完成的生命，一些如同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还没植根于土地的生命。而由此可以推及，所有那些不能植根于体内的生命，那些没有任何上帝立足的地方的生命，它们是空虚的。但它们会围绕着它们落脚的地方打转，在神奇花园的空中无所事事地游荡，会透过窗玻璃张望，有可能会随意地躺到玻璃杯里，而当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把玻璃杯举到嘴边，它们便会流进他们体内，在那里顽强地寻找地方，自行播种和生长。它们大量存在，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到处都有它们伴随在一起，如同那颤动的不安定的光环。
在那些日子里，时光有一种像水银一样的活动性，不稳定。每天总有一些陌生人来到这座城市，有人立刻就把他们分派往被弃置的住宅。无人居住的城市无法存在下去。这里有工作等待着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学校需要教师，商店需要售货员，矿山祈盼矿工，市政厅祈盼官员。布拉霍贝特纺织厂也应运而生。这是个大型综合企业，它拥有几个仓库、专用的铁路支线、办公楼、市场两旁的住房、几家生产机器零件的工厂和几家亚麻纺织厂。火车每天吐出大量因长途旅行而疲惫不堪的移民，他们塞满了政府机关的接待室，然后手执文件去找自己的住所，很难判定他们来自何方，尤其是因为他们说的是波兰语的各种方言，或是带着波兹南唱歌似的腔调，或是带着山民的送气音——她觉得这种语调是那么粗俗、土气，有的则带着东部布格河那边轻快有节奏的声调，这种声调总是使他联想起自己的童年。
在开头的时候，有一天，两个妇女被分派到他们的房子里，他愤慨地给政府机关打电话表示不满，那里的人对他说只是“暂时”凑合着住一阵子。两个妇女来自西方，是直接从集中营来的，途中在什么地方跟家人失散了。这对夫妇得知两个妇女在集中营待过，她们回到波兰是为了过正常的生活，于是便请她们吃晚餐，还备有葡萄酒，脸上摆出一副沉重的表情。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连衣裙，竭力避免以任何张扬的方式或色彩过于鲜艳的服饰伤害她们的感情。
但是她们，这一对孪生姐妹，样子看起来是很不错的，只是她们剪得很短的头发，她们消瘦的身躯，还有那满嘴像老年人一样残损不齐的牙齿可能会使人产生一种历尽坎坷的联想。姐妹俩穿的都是由战俘集中营条纹布囚服改成的女裙装，贴身的窄裙子，长度刚过膝盖，与之相配的是件带宽皱褶镶边的女上衣，腰间系根皮带。长筒皮靴擦得明光晶亮，简直可以照见太阳。她们那重新长长的短发涂了发蜡梳成了分头，那模样活像杂技场上穿着针织紧身衣走钢丝的女演员。两个人一模一样。
她们姐妹拎着硬纸板手提箱走进屋子的时候，她居高临下地望着她们，惊叹她们漂亮的风度。她们中的一个名叫莉莉，而另一个的名字与之类似。傍晚时这对夫妇坐着一动不动，心想，他们将不得不听所有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但她们看起来根本就不像受过严重的精神伤害，甚至不曾因受过折磨而垂头丧气。整个晚上她们从未停止过讲笑话，而在她们黝黑的脸上还闪耀着唇膏的红色。她带着厌恶之情认定，两姐妹表现轻佻，仿佛是刚从令人愉快的短途游览归来。她从近处看到，她们在条纹布料子上手工缝出了一些法国式的皱褶，由于她们身体瘦削，这些皱褶竟然显现出某种雅致的效果。
过了一段时间，当她允许姐妹俩使用她的金格牌缝纫机之后，不知是出于感激，还是渴望彼此接近，她们解开了衬衫的扣子，向她呈现她们的皮肤——她们遍体都是伤痕。
“实验，”她们中的一个说，“他们在我们身上做实验。”
“他们认为，我们姐妹会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另一个补充说，姐妹二人又全都笑了起来。
她感到窘迫，不知说什么好。
姐妹俩在他们家里住了一个月，人养胖了，几乎可说是容光焕发。她们去政府部门，为自己解决了工作问题。晚上这对夫妇听到姐妹俩交谈的只言片语，就像是孪生姐妹之间常有的那样。她们的谈话语速很快，简洁得像电报的内容。她们中不知是谁常在梦里叫喊，也许是两个人都叫喊，因为姐妹俩的声音很难区分。最后她们俩还是去了华沙，想通过在墙上贴寻人启事或是靠红十字会寻找自己的亲人。
于是他们重新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们添购了一架旧的德国钢琴，是名牌货，几乎不需要重新调音。只是有一个琴键，一个D音键是无声的，因此每支曲子都难免有点残疾和缺陷，总是在这个空音上破裂，这往往使他有些心烦意乱。而她却依然这么断断续续地弹着，为的是让她那因往药瓶上不断贴标签而弄得疲惫不堪的手指得到些休息。
生活是美好的。只是需要注意，说话不要太大声，不要说得太多；对任何事最好是不要作注解，不要作评价，不要听得太多，也不要看得太认真。要做到这些并不困难，他们彼此已足够对方分心的了，还有这幢房子、这架钢琴和花园里的花。
后来，有这么一天，一切都变得古怪起来。没有一点预警。就在某天早上，一切都变得不真实，变得与现实不一样，变得暗淡了。这种情况总共持续了二十几个小时——一整天和两个浅睡的夜晚。也许是气压降低，也许是太阳黑子爆发，对此只有天文学家和当权的人物知道。
从这个时候开始，夫妇俩经常忘记他们一整天都做了些什么。他们觉得每天的日子跟下一天都彼此相像，宛如一对双胞胎，宛如莉莉和她那一模一样的妹妹。只有从盥洗室里不断增长的脏衣服堆才看得出时间的流逝。工作要求奉献，需要忘记其他所有的一切。现今他必须带代表团去部里，或是去上西里西亚解决某些机器的问题，去解决某些加工无烟煤的工艺，去参加某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政治培训班。而她则开始学习药物学，以便最终修正战争搞乱了的药名，懂得赋予每样药品的新的波兰文名称。
而后来在她的卵巢里发现了一个李子大小的疙瘩。他们对她说：“太太您必须做钴照射，日后也许还要做手术。我们暂且走着瞧吧。”带着这个肿块，她感到情况是如此糟糕，如此不健全，使她想到了孩子。使她想到，不管怎么说，自己还是想要个孩子。丈夫要出远门的时候，她给丈夫整理行李，给丈夫烫衬衫，咬着嘴唇忍着内心的痛苦。丈夫却毫无所觉。她独自奔波到弗罗茨瓦夫去做检查，然后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家里永远是那么寒冷，仿佛在那些房间里一直在下雪，虽然大家都在说，斯大林死后出现了解冻。
一天，她坐在敞开的阳台上抽烟，晒太阳。那时她看到这个小伙子沿着街道行走。他的模样看起来仿佛不是来自这个世界——长发披肩，皮外衣几乎长及膝盖，背着军用背包。小伙子定是感觉到她的目光停留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在花园的矮墙边站住了。他们就这样相互对视了片刻，他继续向前走去。她深深地吸了口烟。几分钟后小伙子重又出现在墙边，朝花园的小门走来。
“我可以给太太的园子翻土。”他说。
她忐忑不安地抬起了身子。
“什么？”
“我可以给太太的园子翻土。”他重复了一遍，笑容可掬，看上去活像个姑娘。他大约有十八岁。
她表示同意。指给他铁锹放在什么地方，看着他怎样脱去了外衣，卷起了毛衣的袖子。他井井有条地挖着，翻过了土壤，红色的沃土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她走进厨房，给自己泡了杯茶。在月历上翻过了几页。她走到窗前——小伙子坐在花园的矮墙上，抽着烟。他见到她立在窗口，朝她招了招手。她退到厨房的暗处。
他结束了工作，她请他喝汤。她靠在餐具柜上，望着他怎样喝汤。他的面孔光滑，看来他还不需要修面。
“据说他们可能已开放了去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他说，“我准备去奥地利，然后去罗马。”
她惊诧地眨巴着眼睛。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粲然一笑，用一根手指推开了盘子。
“我能请求再添一点吗？我从未喝过这么可口的汤。”
她感到自己的脸红了。她给他添了汤，坐到了桌旁。
“你为什么想要离开？”
“战争搞乱了我的个人经历，”他说，“我没有双亲。我从孤儿院逃了出来，想去一个自由的世界。我听说，他们开放了边界。这就是一切。”
“你叫什么名字？”
她注意到，他踌躇了片刻，于是便确信他准会撒谎。
“阿格尼。”
“古怪的名字。”
“我也是个古怪的人。”
“我该付你多少钱？”
“太太能让我在此住宿一夜吗？”
她瞥了一眼自己着色的指甲，同意了。她给他打开了楼下的房间，就是那对孪生姐妹住过一个月的同一间房。
“晚安。”她说。
每当她独自睡觉的时候，她总是不得不穿得很暖和。她在法兰绒睡衣上面加了一件薄毛衣，而在脚上穿了一双毛线短袜，但即便是这样，她也必须在冰凉的床上躺个把钟头才能睡热被窝。她将一个滚烫的热水袋紧紧抱在腹部，那肿块就扎根在肚子里。她暗自思忖，不知那小伙子是否已经睡着了。她真想悄悄下楼到他那里去，把手伸进他上衣的口袋摸一摸。她会找到什么呢？也许是一把手枪，也许是一叠美钞，也许是个长毛绒玩具熊，也许是一些花籽，也许是一本祈祷书，也许是……赤裸、润滑的皮肤……她的思绪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漫游，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又逐渐消失。那时她听到某种沙沙的响声，便在床上坐了起来。在敞开的房门朦胧的光线里出现一个人影。
“是我，阿格尼。”她听见那个人影说。
“你想干什么？快出去！”
人影从门口的亮处漂浮过来，站立在她的床边。这女子在惊恐中拧开了床头灯。小伙子穿着皮外衣，肩上挂着背包。
“我是来道别的。最好是在夜里过边界。”
“他们会朝你开枪的。”
他挨着她坐了下来，用手背抚摸着她的脖颈。
“你的丈夫在哪里？”
“在华沙。”
“什么时候回来？”
“礼拜一。”
他穿着皮鞋，穿着衣服，挂着背包，就这个样钻进了她的鸭绒被子里。“不，不，”她说，“我不能，我不能。”
就在他占有了她的时候，她还在反复对自己说：“这是梦，这一切都是我在做梦。”
清晨她从卧室的窗口看到了他。他在园子里翻土。她感到一阵晕眩。她点了香烟，在浴盆里给自己放好了水。她躺在水里集中思考。后来她在厨房见到了他，他在煮咖啡。
“我去上班，而你得从这里消失。”
他亲吻了她的脖颈。
“这根本就不是你真正的想法。你是想，让我在这儿留到礼拜一。”
“是的。”她说着，偎依到他的怀里。
他留下了。她下班回来后，两人吃掉了剩余的汤，一起去了孪生姐妹住过的房间。整个傍晚就都在那儿做爱。然后他们喝了一瓶葡萄酒，就沉沉睡了过去。清晨她问他：
“你是谁？活见鬼。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你想要干什么？”
但他没有回答。直到礼拜天晚上他才离开，而她是如此思念他，一夜无眠熬到天明。她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认识他多年，自孩提时代，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在出生之前便已认识他了。假如他不曾许诺，说定会再回来，她就活不下去了——她就会躺在孪生姐妹住过的房里，死去。
礼拜一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她的丈夫，就像电影里常有的那样，乘早班火车回来了。此刻他正坐在沙发上，双脚伸在褪了色的地毯上。裤子下边露出一块被短袜的松紧带勒出了印痕的赤裸皮肤。蛇形图案的灰色短袜掩盖着脚丫子的形状。他捧着带金属托的玻璃杯喝茶，在做旅行后的休息。她坐在他身边，突然她的嘴巴一瘪，哭了起来。他惊诧地冲她瞥了一眼，然后把她搂进了解开了的西服上衣的襟口里，那里有股火车和彻夜不眠的气味。她一边啜泣，一边告诉他，说还必须到弗罗茨瓦夫去做检查，仿佛是在解释她哭的原因。他抚摩着她的头发，觉得头发稀疏了许多。在手指下面，他感觉出她的头盖骨的轮廓。他甚至思忖起“头盖骨”这个词来，不禁胆战心惊。
蓦地他渴望给她一点安慰，于是便小心翼翼地站起身，从箱子里拉出一只灰色的纸袋子，袋子里装的是生日礼物。何必还要放它一个月的时间呢？
“瞧瞧，我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什么。”他说，“这本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让你今天就过生日吧。”
他把纸袋抖得沙沙响，她从袋子里掏出一双奶油色的鞋子，而与之相配的还有一只用与皮鞋同样光滑、同样柔软的皮革缝制的小手提包。看到这些东西，她的眼睛不再流泪了。她将一只赤脚伸进鞋子。不大不小正合适。它那略带弧形的高跟，更加突出了踝部的纤细、苗条。她在丈夫由于旅行而胡子拉碴的面颊上亲吻了一下。
“你可以穿上它们上电影院。我俩一起去看个随便什么电影，只要你能穿上这双皮鞋就好。”
他们去睡觉的时候，她对他说月经来潮。夜里她似乎觉得，她感觉到了腹中那个李子大小的肿块。

沉　默

近来我们一连多日彼此不曾说过一句话。R出门去又回来了。他是外出采购、办事的。有时一两天不在家。两条母狗跟在他的小汽车后面奔跑，一直把他送到桥头，然后才疲惫不堪地返回来，眯缝着眼睛。没精打采的升得不高的太阳已经只能使人目眩，却不能给人带来温暖了。
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呢？人们谈论的只是一些不会真正发生的事。
有时一整天彼此之间只说过这么一句话：“该把狗唤回来了。”我们甚至不关心这句话是我们中哪一个说出来的。没有说话的需要，一切似乎都已经显而易见，所有的话似乎都早已一劳永逸地说完了。在没有朋友来登门拜访的时候，每一天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何必再说三道四来制造混乱，破坏这种水晶般宁静的状态呢？
说话有害，它会煽起混乱，冲淡显而易见的事物。说话会使我内心失去平静。我不认为我一生中说过什么真正重要的话。要说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总是缺乏词汇。（我做过一份我所缺乏的词汇清单。我最缺乏的是词意上可以放在“我预感到”和“我看到”之间的动词。）
近来，我们沉默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有客人来拜访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只能以简短的客套话来打招呼，诸如“您好”“欢迎”之类，甚至这样一些客套话我们也尽可能压缩，我们说“好！”省去了“您”，因为加上“您”就会显得太多。我们问客人“喝茶？”而不说“喝茶还是喝咖啡？”让客人没有一点选择的余地。
然后我们坐到桌子不向阳的一边，在阴暗处，脸朝森林。整个谈话期间我们始终保持沉默。即便偶尔从嘴里吐出只言片语，但主要还是沉默。R的沉默是自然而天真无邪的，光溜得就像他的皮肤。我的沉默就要阴郁得多，它来自腹部的深处，直把我往回拉，让我跌落在它里面并且无可挽回地消失在那里。我们对客人无话可说，彼此之间也无话可说，对周围的一切都无话可说。
我们做爱的时候也沉默不语。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一声叹息，什么也没有。

她和他

她要接受一系列放射线照射，不得不在医院里逗留几天，于是他便独自留在家里。那时他想，他们要是有个女管家该多好！这个女管家最好是个老年妇女，那时她就会为他们做兔肉香肠，会煮好满锅饺子，她说话还带着温和的利沃夫口音，像他母亲一样；她就会点着炉子，用抹布拭去钢琴上的尘土。他对自己作出许诺，一定要解决女管家的问题。有了女管家他们就不必去吃回锅的马铃薯和肉排了。
礼拜三，他下班回家的时候，台阶上坐着一个姑娘。她长发披肩，一脸刚毅的表情。他立刻便注意到这姑娘甚至还长得很标致。她穿着一条工厂女工穿的那种工作裤，看起来有点怪模怪样。他惊愕地站立在她面前。她抬起眼睛望着他。她的眼睛蓝中带绿、晶莹发亮。
“您的太太要我来打扫房子和点炉火，明天请给我留下钥匙。”
他让她走在自己前面进入门厅。姑娘径直去了厨房，随后传来煤斗的一阵响声。显然她对这座住宅早已了然于心。他对这种状况一时还难以习惯，于是便坐在起居室的桌旁，点着了香烟。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只不过是为了找点话说。
“阿格尼。”她回答。
“我猜想，定是阿格涅什卡的昵称吧。”
她没有否认，只是咧着嘴笑。她有一口少女的漂亮、整齐的牙齿。他听见她怎样在房子里忙碌，屋子里显得暖和了许多，也舒适了许多。她走进盥洗室的时候，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烧酒，一口喝了下去。然后他装作整理办公桌上的文件。她给他送来重新热过的酸菜炖肉和一杯茶。
“明天，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早点来，给您烧点什么菜。我知道怎样做包心菜镶肉。”她笑着说，他吃饭的时候，她挨着他坐到了桌旁。
“她是怎么找到你的？你是从哪里到这儿来的？”他问道，嘴里塞满了食物。
“啊，这纯粹是巧合，很复杂。”
他注意到，她具有光滑的孩子般的肤色，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没有一颗雀斑。他脑海里霎时闪现出她赤裸、苗条的躯体手脚撒开舒张地躺在床上的鲜明图像，不禁吓得打了个哆嗦。他说他累了，这就要上床睡觉。她对他提起了留钥匙的事，然后便消失在厨房里。他听到她清洗昨天留下来的未清洗的器皿的声音，他感到心神不定起来。他拿起黑色的电话听筒，转动小曲柄，吩咐连接弗罗茨瓦夫的医院，但是那里无人回应。“我明天到公司再打电话，明天到公司再打……”他反复对自己说。他听见楼下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站在楼梯上，突然感到所有的重负全都从他肩上落下了。他叹了口气，回到餐室。他打开收音机，给自己倒了一杯烧酒。收音机里在播送着什么广播剧。
“我们不会成为朋友，”收音机里一个男子的声音说，“您自己对这一点是心里明白的。但我们将成为世上最幸福还是最不幸的人——全在您的掌控之中。我只请求您一件事，请求您不要剥夺我的希望，请求您允许我像迄今这样痛苦下去。如果这是不可能的，就请您命令我消失，而我，就一定会永远消失。”
“我不想把您驱赶到任何别的地方去。”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加强语气的女声。他觉得，这一定是尼娜·安德雷奇。
“只是请您什么也不要改变。请您一切保持现状。还有，就是您的丈夫……”
他关掉了收音机，睡觉去了。多年来他第一次做了个色情的梦。他梦见了那个姑娘。又是处在战争时期。他们为躲避德国人而在某些工厂里东躲西藏。水从破裂的淋浴莲蓬头倾泻到他们身上。他俩都赤身裸体，她偎依在他身上，她的头发有股水的气味。他们似乎做过爱，但奇怪的是，他肉体上根本感觉不到这一点，只是知道那就是爱情。
早上他给医院打电话，跟妻子交谈，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无精打采，单调、生硬、刺耳。她叫丈夫礼拜五去接她回家。他迅速计算出，还有三天的时间。她还对他说过什么有关手术的事，可他听不太明白，也不肯去想这件事。他提早一点回家，洗了个澡，然后便穿上洁净的衬衫等待着，不知在等待什么。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按他的计划进行。她来了，穿着跟昨天同样的裤子，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白菜头。他笨拙而尴尬地跟着她来回走动，她点着炉子的时候，他正站在她身后，自觉荒唐可笑。他嘴里在说着什么，但却更加专注地打量着她的头发和她那双穿着橡胶底帆布鞋的光脚。他简直离不开她。就像在那个梦里一样——他们在躲避一个敌对的世界。但谁是他想象的这个敌对世界的代表，他却不知道。她叫他把刀子递给她，他手里拿着这把刀走到她跟前，冷不防地径直贴到了她瘦削的身体上，而她没事人似的，根本就没有避让、自我防护。她是温柔的，娇小的，反应迟钝的，酷似碎布做成的玩偶。他把她的双手搭在自己的肩上，吻遍了她整个的脸。他预料她会反抗，会说出一个“不”字，但是他仅仅听到她的喘息声，闻到她呼出的气有股新鲜的黄瓜味，有某种绿色的、新鲜的东西的气味。他一生思慕的就是这种气味。他径直把她放倒在沙发床上，扯下了她那可笑的裤子，就这样极普通地跟她做爱，甚至还记得不让她怀上孩子。
 
“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所有的人身上。”当她在花坛栽种万寿菊苗的时候，她反复对自己这么说。人会变，会不断发展，以至于老环境再也适应不了他，就如孩子会长大，及至旧衣服穿不下一样。时间流逝并且会改变一切。有大战争和小战争。那些大战争会改变世界，而那些小战争会改变人。事情就是这样。“我不做任何坏事，”她想，“我就这么等待着，等待着。我不伤害任何人，最多伤害的也只是我自己。”
谁也不亏欠谁什么。他们的行为相互抵销，对于未来不再成为威胁。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然而世界看起来似乎是觉醒了，至少对她而言是如此。世界的中心如今已从家里，甚至从园子里，转移到外面的什么地方，不是转移到城里的某个具体的地方，而是，简单地说，转移到外面别的什么地方。因此当她栽种万寿菊的时候，突然感到自己是被禁锢在家中的。她站起身，拍净被泥土弄脏的手。她已不想等待这万寿菊缓慢生长。对她来说鲜花突然成了过于迟缓、像无生命的物体一样过于呆滞、迟钝的东西。于是她走进屋子，坐在起居室的圆桌旁边，开始浏览妇女杂志《视野》，搜寻自己喜爱的时装页。她找到了，但已不能给她留下任何印象，见到一件漂亮的、昙花一现的、到下一个季度就会过时的时髦服装，也并没有使她动心。在过去，看到一件流行式样的服装，就会在她心中引起某种不安和突然的紧迫感——有时她会直接去市场上的绸布店，购买与她在杂志上看到的最相似的衣料，然后就立即找女裁缝量身制作，甚至预先付了款，为的是买个心安，使自己确信定会有这么一件时装，要不然她就会跟时代潮流脱节，从“现在”跌到“当时”，而“当时”那儿永远受着蒙昧和时间流逝的支配。
她看到的只是一些图样和一些新连衣裙的黑白照片，这些连衣裙都是腰部适中、下摆宽阔的式样。她看过之后无动于衷。她把杂志推到一边，起身走进盥洗室洗澡。她审视自己的躯体，不禁为之感到怜惜。这脆弱、柔嫩的可怜躯体同时受到内在和外来的强大力量的摧残，这两股强大的力量有如暴风雪，有如沉重的乌云一样围绕它翻转、滚动。她唯一能做的事就只有等待。
 
她从一大早就开始焦急不安地等待，手捧着一杯咖啡，穿着晨衣，从一个窗口踱到另一个窗口，眺望着花园柱形栏杆之间的空隙。阿格尼有时就出现在那里，有时就不出现。没有规律。她曾尝试向他提出一系列的问题，问他在做什么，在哪里睡觉，等等，但他只是笑而不答，那笑的模样是如此狂放，富有掠夺性，使她着实感到心里发慌。她斜靠在门上，眯缝着眼睛。她根本就不在乎性爱，不在乎那些匆促的交媾，她曾千遍万遍地想象，就在这种偷情的时刻，如同在喜剧中那样，丈夫拎着公事包突然出现了，并兀立在门口。她感到，阿格尼能治她的病。他温柔的爱抚有如用薄荷制成的冷敷剂，他的亲吻有如饮用格罗格酒① ；由于他，她的身体有起色，逐渐健壮起来，振作起来，没让自己衰垮下去。这一点很容易看出来。阿格尼笑说她长胖了，随后径直走进厨房，吃光了她锅里的食物，然后便消失不见了，不折不扣地消失了。她甚至不知他住在哪里！这或许是件好事，因为她一旦得知他的住处，她或迟或早总会找到他那里去。而他也有一种直觉，总是知道什么时候就该回来，仿佛知道她的生活安排，知道她丈夫的工作日程，甚至觉察她的思想活动，因为每当她独自在家，并且在想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他先是一个箭步跨过花园的栏杆，然后快速地跑上台阶，而她也早就在那里等他了。“莫非你能知道我的心思？”她问。“不错，”他回答，“我能教你怎么做到这一点。”她自然不相信他的话。“你必须想象你所爱的人的面孔，要使劲地想，急切而强烈地想，直到你感到你已把这副面孔牢牢地记在心上，仿佛那就是你的面孔，那时你所爱的人的所有思想就都会成为你的思想了。”“你也是这么做的吗？”他点了点头，直视着她的眼睛。她感到他的目光深入到她的五脏六腑。“你不是你所说的那个人。”她说。
这是一种多么怪异的状态——就这么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生活在时间的两个部分里，带着自己卵巢里难以治愈的物件等待着那将使自己承受创伤的手术！居住的不是自己的房子，周围是一座自己从来不曾认识清楚的城市，一个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将会被彻底从地面上毁灭的地方！而且是轮流跟两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牡丹花盛开，花瓣轻柔地飘落到地上。茉莉花仍在绝望地散发着馨香，但显然这已是尾声。在去医院住院的前几天她上了教堂，但她不敢进入这个幽暗、阴森的哥特式大堂，因为她觉得不合适，于是便去了墓地，在确信没有人会看到她的情况下，跪倒在十字架前，半信半疑、缺乏信心地祈祷着。晚上她偎依着丈夫，但她觉得他的躯体仿佛是动物的皮革做成的，太过柔软了，还浸透了香烟味和机器润滑油的气味。他想做爱，但她说“不”，因为她感到自己已开始死亡。
阿格尼对于她是稳定可靠而又坚实的。他肉体的果敢令她震惊。他的躯体确切地知道需要的是什么，而且径直就奔向目标，仿佛是穿过了她，但不会给她任何伤害。这是一种令人销魂的感觉，美妙的感觉。他的躯体了解她，现在她意识到，她总是希望这样被人了解，她生来就是为了让某个像阿格尼这样的人了解。他的触摸令她心醉，她找不到足以表达这种感觉的字眼，对他不存在一个“不”字。她的丈夫对她能够表现得温情脉脉，能够等待她，会注视着她的眼睛，从她的脸上吸吮乐趣。阿格尼关注的只是他自己，这样一来他就是最真实的了。对他而言，她成了一艘轮船，载着他驶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她把自己献给了他，而他就收下了，拿走了。他身材修长，肌肉发达，强壮有力，剽悍粗犷。他晒黑的皮肤在她的手指下嘶嘶地响。后来当她触摸自己丈夫躯体的时候（她曾是那样爱过这个人）却对它的柔软和细嫩惊诧不已。那躯体有如蓬松的羽绒小枕头、柔软的小牛皮手提包、过熟的桃子，有如她自己松软下垂的腹部。她的丈夫就像是她自己；在相互触摸中不会撞击出火花，既不热，也不冷。从这种相似性里能产生的唯一的一个字眼就是“不”。
她陪他还穿过了医院的园林，送到了大门口，走到那里她停住了脚步，仿佛中了魔法，已无法跨过砖砌的门柱之间这条看不见的线。
“你最好不要到我这里来，”她说，“就让埃乌吉尼娅太太去做些家务事，而你公司的餐厅做的饭菜比我做的还要好吃些。”
蓦地她感到疲乏。她干吗要为他的家务和他的午餐操心？他随即就为她开脱，说：
“你就别为我担忧好了！”
他已一千次想要向她打听有关阿格尼的事，但她好像已经忘记了这个人。想起了那个姑娘，使他顿感不安。
“走吧！”
他亲吻了她的面颊，又吻了她的手。但她把目光从他身上调开了。
“事情总该讲个公平合理。他们也应当摘下你的两个小丸子才是。”她说。
他感到她这句无心的话无异于给了他当头一棒。他试着动了动嘴唇，但是话到口边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于是便转身离去。她目送着他那宽肩膀的高大躯体稳妥地包藏在那套讲究的夏季西装里。他定是感受到了她的目光，因为他尴尬地调整了一下礼帽，然后就消失在房屋拐角的后面了。
 
家里沉寂，阴冷，昏暗。办公室明亮，总是显得太热，总是挤满了人。在办公室，他精力充沛，说话又快又响亮，走路迈着有弹性的步伐，并且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在家里，时间放慢了速度，所有的一切也都随之发生变化。在家里他的肚子塌陷了，他的双脚冻僵了，他的声音也消逝了——没有人跟他交谈，没有人听他发号施令——那些旧家具可以为他做证，它们知道这里的全部的真实情况。家和办公室之间的边界延伸到市场上的某个地方，那儿有一条沿着石板之间形成的界线，他每天有两次要跨过这条界线。每天跨越界线成了某种痛苦的事，因此近来他常推迟这个时刻，走进餐馆喝上一杯烧酒。他起先想走进“利多”酒店，那小酒店对他来说最顺路，但他以为，他要是坐到那永远湿漉漉的合成纤维板桌面的旁边，置身于郊区来的不三不四的男人中间，吸着劣质啤酒和廉价香烟的气味，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也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于是他走进了“塔楼”餐馆，那儿每天这个时辰还没有顾客，渐入老境的女服务员认识他，无须点菜就给他摆上一杯烧酒和一盘浇了酸奶油的生鲱鱼。他坐在那里，透过镶了玻璃的橱窗望着睡意朦胧的小城镇的街道。用不着装傻充愣欺骗自己——他在过路人中间寻找阿格尼。那时他就考虑，她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呢？她是否真正存在，是否有自己的床，是否有装她那些可笑的裤子的衣橱，是否有放她的牙刷的盥洗间？他甚至还不知道她姓什么！当然，他能调查出来，也能询问出这一切，毕竟城市并不大，所有的人都彼此相识。
“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从哪里到这儿来的？你有没有双亲？”晚上当清瘦、光溜有如蜥蜴一般的她偎依在他怀中的时候，他问。
他知道，无论她回答什么都免不了是一番支吾搪塞。她完全是个外人，仿佛她是用另一种泥土捏出来的，可正是这种新异的陌生性深深地吸引了他，让他发狂。
“而你又是什么人呢？”她以问作答，“你是从哪里到这儿来的呢？你的双亲又是在哪里呢？”
他对她比任何人都更乐于讲述有关自己的事。从那些叙述中他也逐渐发现了自己。他曾出人意料地说，他总是这样或那样的奇怪的巧合、意外的遭遇、混乱的运动的牺牲品。后来当他坐在“塔楼”餐馆独自喝着一杯烧酒的时候，思考起了这件事。他们交媾之后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的那些谈话，似乎是爱的另一种变种，他甚至要说，是一种更高雅的变种。这种爱无须任何调情，无须玩弄花招，无须谄媚送秋波。只要打开自己的内心的某种闸门、堤防、障碍物，让词语源源流出就够了。而那些词语早就知道它们该做什么，该组成怎样的句子，编成怎样的故事。他感激她就这么躺着，听他讲。或许她根本就没有听？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需要的便是她本人在场：她那淹没在一堆枕头里的男孩般的身体、平稳而炽热的呼吸和新摘下的黄瓜的气味。
有一天他用手量了量她的腰身，后来他到弗罗茨瓦夫探视妻子的时候，在百货商店给她买了一条带有宽阔腰带的时髦的打了褶裥的裙子。看得出来，她很高兴，因为她把这条裙子看了许久，查看它那简练剪裁的每个细节。仿佛她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东西。当她试穿的时候，他把她的头发提到头顶，并且把它做成一个马尾巴发型。后来他从餐馆橱窗后面看到的她，正是这副模样。她沿着街道奔跑，灰色裙子围着她两条修长的腿旋动，仿佛有了生命。在他来得及付账走出餐馆之前，她已消失不见。但他知道，傍晚她会回来，像每天一样。
他见到妻子是在她手术后的一天，她灰白的脸色着实使他心中一震，他当时脑子里掠过的一个念头就是她快要死了。要是她此时，就在备受各种困扰的情况下，在沉默之中死去，那可就太不正常了。想到她会出这样的事，会在这最危险的时刻——这一张皮已经脱落，而新皮尚未长出来的时候——弃他而去，他着实吓了一跳。他拉着她的手，呼唤着她的名字，直到她睁开了眼睛。她惨淡地一笑，这情景把他感动得直想哭。假如病房里只有他们夫妇两人单独相处，他也许就会让自己热泪长流，但在旁边，相隔一公尺的距离，还有几张病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衰弱疲软的女人的躯体，一台已经损坏、不能正常工作的用来传宗接代的机器，一条从夜的此岸漂向彼岸的挤满了人的经不起风浪、险象环生的小船！因此他只是咬紧了嘴唇，刹那间泪水把他的幻象蒙上了一层雾，使之变得模糊不清了。
“你能应付得了吗？”她问。
他点了点头，让她放心。
“我觉得他们似乎把我的一切都割掉了。”
他不由自主地朝被子上的一个部位扫了一眼，那个部位的下方就是她的肚子。不知何故他想在那儿会有一个凹陷的坑。他在她那又长又白的手指上亲吻了一下，又在那里坐了片刻，直到医生来查房，有人叫他出去。他说他后天再来看她。
正是这一天他给阿格尼买了那条裙子。
他无法阻止脑海中涌现出的关于未来的万千思绪。他想象有一天妻子死了，他和阿格尼就会抛下这个已经凋落了的家，或者一起去上西里西亚，或者去华沙。他在那里会毫不费力地找到工作，而阿格尼则可以去上大学，比方说学建筑。他会给她买许多漂亮的衣服，礼拜天他们会沿着新世界大街闲逛，而所有年轻的男人也都会对他们行注目礼。
甚至哪怕她不死，最终他也会离开她。简而言之就是跟她分手。
说也奇怪——他们之间虽然存在着一段距离，却有着同样的空幻之想。她也想死。她希望一死了之，这将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一想起她将不得不回到那幢阴森森的大房子里，大清早得起床去药房上班，下班后还要顺路采购，要种花，要叮叮当当地敲钢琴，要没完没了地翻阅那些杂志的页面，她就感到浑身疼痛。她思念的只有阿格尼。她是否有胆量告诉他那些人在她身上都干了些什么？她是否敢对他说，她体内已是空空如也，像个空壳子？那时他是否还有勇气深入她体内的那个空洞？她腹部的伤口疼痛，缝线的地方不肯愈合，无疑是由于她满脑子装的都是死亡。他也可能死，他的公务小汽车可能撞到树上，他在工厂里也可能出事故。她不因有这种想法而感到内疚，她的良心总是站在她自己一边。一天夜里她梦见了穿着集中营条纹囚服的双胞胎姐妹。她们向她出示腹部的累累伤痕，说道：“他们在我们身上做试验，他们割掉了我们体内所有的东西，把心脏、肝脏、肺全都割掉了，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活着。”由于这个梦，她开始恢复健康。
当她还在住院的时候，他就在郊区租了一个潮乎乎的小房间，它有一个单独的入口，入口处要经过一个被鸡弄得脏兮兮的庭院。房间里的墙壁是绿色的，用油墨轮涂饰出一些参差不齐的白色花纹。房间里有张铁床，带个污迹斑斑的床垫，一张光秃秃的桌子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站在船上布道的耶稣画像。他跟阿格尼在那里约会，但不能跟她做爱。他不知这是何故。令他感到绝望的是，他不知如何应付所有这一切，他陷入了如此罕见的处境，确实找不到出路。他偎依着姑娘细小的乳房，哭了起来。“我真希望她死。”他猛然高声说，并给自己突发的这一大嗓门儿吓了一跳。阿格尼移开了他的脑袋，为了看到他的面孔。他觉得她那对纯净、充满活力的眼睛似乎变得有些凶残贪婪起来。他似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眼神。“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真希望她死。”他顺从地重复了一遍。
阿格尼的躯体是那样不可思议的柔软。这令他想起丝绸围巾，他可以把自己裹在它里面。他可以把自己裹在美艳得惊人的阿格涅什卡里面，裹在阿格尼杏黄色的躯体里。她像水一样，只要她愿意，她总能巧妙地躲过他，他恐怕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她，捉不到她，守不住她。因此每当其稍一停顿，流到他的身上，那便是奇迹。这时他便将其截住，纵情狂饮，直到呛得透不过气来。
他从未把她跟任何人做过比较，也不可能把她跟任何事物做比较，但有时他会从熟睡中突然惊醒——他觉得自己似乎是躺在妻子身边。他惊慌失措地寻找她的名字，可他已想不起来，把它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当他发现自己是跟阿格尼在一起时，在深感慰藉的同时，又不能不为她的昙花一现惊叹不已。他的妻子像个硬邦邦的器皿，陶土制成的双耳罐。做爱时他不得不将她翻过来弄过去，把她把在适当的位置上，必须熟练地摆布她。她瘦得像带刺的枯枝。她的躯体给他的是这样一种肉体的乐趣，在这种无趣的底层的某个地方总是使他感到疼痛、费力和别扭。那时他不了解这一点，以为干这事就必然如此——那时他还没有认识阿格尼。
阿格尼是个令人惊奇的人物。
他想留住她，只要他能够将她留住。他们睡觉的时候，他总是轻轻触摸她。每当他们坐在桌旁，他一次又一次地用食指抚弄她的手，仿佛是告诉她：就待在这儿，别动，就留在这里。他爱听她在单间公寓小得可怜的厨房里做事时的响动——他能听见玻璃的叮当声、茶壶在厨房台面的磕碰声和她的脚步声。他喜欢自己身边的什么地方有这样一些声响，因为它们有如一种支撑物，有如一堵支撑他的墙，有如世界的一道安全的边界。但她在自己周围弄出的这种无害的、日常的嘈杂声太少了。她轻盈、小巧，她的赤脚总是无声地在木地板上移动。他们做爱的时候，他总是对她说，你叫喊呀！但是甚至他的精液也不是像应有的那样注满她的子宫。他觉得它似乎只是从她的体内流过并渗进了被褥里。
自打他的妻子从那所医院回来之后，阿格尼就再也不曾出现过。他痛苦得发狂似的。他溜出家门，在小城里毫无目的地逛荡。但他不敢向别人打听阿格尼的行踪。他想到她那里定是发生了什么事，遇到了什么麻烦，或许是出了车祸。他每天必看地方报纸，但那里没有任何有关阿格尼的讯息。他经常坐在“塔楼”餐馆，靠近玻璃橱窗，喝着一杯又一杯的烧酒，注视着窗外走过的所有年轻姑娘。有一次他甚至觉得看到了她。他奔出餐馆，但他那时醉得厉害，以致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在家的时候，他常躲在盥洗室里痛哭流涕。那间租赁的住所他还保留了一年，在门上贴了给她的留言，但是纸片给太阳晒得发黄，上面的文字也褪了色，仍杳无她的音信。他觉得他再也挺不住了，他会从内里死亡，觉得他的末日已经到了。他的整个世界，连同他的妻子——这个忧伤的、会动的物体都会死去，甚至时间也会死亡。
 
“我知道，我成了一个脾气不好、怨天尤人的老妖婆，”他的妻子说，“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不能生孩子。”但她知道，这不是真正的原因。她不能跟他有孩子。她跟阿格尼有可能有孩子，假如他会回来的话。但阿格尼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带着被掏空的肚子从医院回来后，曾多次穿上皮大衣，撒谎说是去找女裁缝，然后就沿着空荡荡、滴水成冰的小城街道行走，朝人家的窗口张望，朝餐馆、酒肆的内部观瞧，目光凝视着每个男性形象。有时在极度的绝望之际她出城去了郊区，那里已经没有一盏路灯照亮，在黑暗和淫雨中流淌着一条臭气熏天的小河。她把额头靠在一个什么栅栏或是一棵什么树上，嘴里念叨着阿格尼、阿格尼、阿格尼的名字，仿佛她每天都必须把这个词念叨多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仿佛不这么做就不能呼吸似的。阿格尼，阿格尼，阿格尼，她念叨着，然后就开始等待，相信这种重复呼唤会有魔力，会征服空间，甚至也会征服时间，最终会把阿格尼给她引导到身旁。她想象这个名字会从她嘴里飞出去，飕飕呼叫着奔向地平线的上方，飞驰到某处，降落到她所爱的人的头上，跟他的头发缠绕在一起，把这个小伙子领到这里来，领到她的面前。有时某些迟归的路人从她身旁走过。他们必定会想，这个女人定是喝醉了酒，正在胡言乱语呢，说的只不过是醉后的疯话罢了。偶尔会有人纠缠她，她就把脸藏进衣领里——终于所有的人对她的表现都习以为常。由于一个毛头小子——一个外来的流浪汉，一个长年不曾理发的年轻男人的倾心，她使自己成为人们的一种笑柄。由于爱而使自己成为笑柄，成为别人说笑的对象。她之所以成了荒唐可笑的女人，是因为她被感情迷住了心窍，这种感情只有从她内心看才有意义，从这样一座坟墓的底层看才有意义——每个人就是这样一座坟墓。她之所以荒唐可笑，是因为外人对她的感情无法理解。她之所以荒唐可笑，是因为她唤起的是别人混合着同情的惊讶。但她安于自己的荒唐可笑，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她在街上纠缠路人，拉扯他们的衣袖，问：“您可曾见过……”她常站立在中学门口、学生宿舍近旁的公共汽车站上傻等着，甚至乞求面色阴沉的警察核对他们掌握的有关所有的人的秘密资料，看其中有没有阿格尼这么一个人。停尸间也是她经常走访的地方。她在公园里常常把一对亲吻的情人拉开，而且总是弄错，不得不对他们赔礼道歉。她拿婴儿用的橄榄油涂抹胸部和腹部，用自己的手温柔地触摸那些部位，还自我欺骗，设想那是阿格尼在抚摸她。她在厨房里洗餐具、切面包的时候，会突然痛哭流涕起来，听到那些为头脑简单的人编写的流行歌曲中的陈词滥调：“然后你就突然离去，徐来的清风送来的一片落叶飘落在我的脚上……”也会涕泗滂沱。
她一觉醒来，想到的便是如何自杀。她在悲伤的隧道里想遍了所有的方法：从卧轨到用厨房烤箱的煤气自杀，样样都想到了。但她从未尝试过。有一次，她洗了一束餐刀，正要将它们擦干放进抽屉的时候，餐刀从她手里掉落下来了。她蹲下身子，想观察它们的刀尖，所有的刀尖都彼此交叉着躺在地上。既然每件东西，哪怕是最小的东西都是较大的东西的一部分，而较大的东西又是那些巨大的、强有力的过程的一种因素，那么每件最小的东西，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便必然具有某种意义。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么，那些躺在厨房里方砖地面上的交叉着的餐刀刀尖又意味着什么呢？它们为什么要交叉？为什么没有撒落得彼此相隔远一点？为什么没有撒落成大致平行或者彼此保持匀称一些的距离？
自此她每天将一束餐刀扔到地上，将其想象成一种占卜来预测未来。刀尖总是相互吸引，它们在自己不能为人所理解的刀的世界里想要相互拥抱或者彼此对峙、交锋，似乎谁也管不着，非如此不可一般。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的病假结束了，她重新回到药房上班。只要她有点闲暇时间，她便注视着摆放毒药的架子。几年后她退休了，又回到浏览杂志的习惯上，在女裁缝那里定做了几套钢青色的女裙装，所有的服装都彼此相像，有如制服。
 
一旦生活里出现了相思，人的满脑子装的全是相思，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世界看起来就会变得不真实、会在手指之间碎裂、瓦解。每一个动作都在审视自己本身；每一种感情都会有个开头，但永远没有终结，最后甚至连思念的对象也会变得苍白和不真实。唯有相思本身是真实的，它把人弄得晕头转向：让人觉得在某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地方拥有某种根本就不曾拥有的东西，接触某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这种生存状态具有起伏不定和自相矛盾的特点。它是生活的精髓，而有时又是生活的对立面。它通过皮肤渗透进肌肉和骨头，从此人便开始痛苦地生活。不是说他们身上的疼痛。痛苦地生活——意味着痛是他们生活的基础。因而也就无法逃避这种相思。要做到逃离相思，就必须逃离自己的肉体，甚至逃离自己。喝得酩酊大醉？沉睡几个礼拜？忘乎所以地拼命工作直到发狂？不停顿地祈祷？
所有这一切他们夫妇都做过，但都是各人独自做的。在外表上看，他俩都是正常的人，跟别人一样地生活。可能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似水流年改变着一切，除了相思。人们的头发脱落了，纸张变黄了，城乡郊区建起了新的房屋，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富人变成了穷人，穷人变成了富人，衰老、孤独的女邻居纷纷谢世，孩子们的小皮鞋穿起来也嫌小了。
如今他们已完全变成另一种与从前不同的人，他们本该改变自己的姓氏和名字才是——或可到政府机关里走一趟，填个表，声明“我们已不再是过去的我们，我们申请改变我们的个人资料”或做出诸如此类的表白，便成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可如果人们不断地这样改变着姓名，不断地变成别的某些人，那么人口登记又将怎么办呢？为什么成年人又要具有跟他孩提时同样的名字？为什么一个被爱的女人遭到背叛或抛弃后还要沿用与此前相同的姓氏？为什么那些从战争中回来的男人仍要保留着原有的姓名？为什么一个挨过父亲揍的小伙子，当他已经开始揍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仍要愚蠢地采用昔日的名字？
然而从外表看，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无论是在他们之间，还是在他们之外，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仿佛世界在熟睡，只是时不时由于转瞬即逝的噩梦而震颤一下。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害怕清晨太早或夜里太晚会响起电话铃声、像天气一样多变的邮差会送来信件。他们多半在思想意识边缘的某个地方想着，阿格尼还会突然跟他们联系，没有任何预兆，有如晴天响起的霹雳。时间不敢触犯像阿格尼这样的神圣图像。
后来这对夫妇就再也不曾彼此说过“我爱你”一类的话，因为爱情已成了一种隐蔽的残疾。他们彼此之间除了买点东西和圣诞前夜相互说几句贺节的话之外，再也没有说过什么别的话。他俩都很晚才下班，午后他去打桥牌，她去上教堂，有时夜里他俩还相互偎依在一起，不是出于柔情，而是由于寒冷，因为房子老，很难烧热。但是不知不觉之间在他们的谈话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习惯语，尤其是每当遇到什么麻烦的时候，他们总是说：“让我们再一起坚持。”“让我们再一起坚持。”他们这样相互一再重复着，使其听起来就像在念符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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