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第二天早饭后，我到迪米特里艾兹的饭桌旁去找他。前一天晚上他到村子里去，因为时间晚了，我没有等到他回来。迪米特里艾兹小小的个子，很胖，青蛙脸，是一个科孚岛人，对阳光和乡村生活有一种病态的厌恶。他不停地抱怨，说在小岛上过乡野生活真倒霉。在雅典的时候，他昼伏夜出，沉溺于嫖妓和吃喝。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两方面和服装上。他本该脸色土黄，给人以油滑、堕落的印象，但实际上他总是脸色红润，一副清白纯洁的样子。他所崇拜的历史人物是卡萨诺瓦。他没有鲍斯韦尔式 [5] 的魅力，更谈不上有天才的魅力、意大利人的魅力。他时而高兴，时而忧郁，比米特福德说的要好相处一些。起码他不是一个伪君子。他具有一切绝对自信的人的魅力，人格完整的魅力。
我带他一起走进花园。他有个外号叫梅利，或者叫蜂蜜。他像孩子一样喜欢甜食。
“梅利，你了解布拉尼岬角那个人的情况吗？”
“你跟他见过面了？”
“没有。”
“哎！”一个男孩子正在一棵杏树上刻字，他粗声粗气地冲他喊道。他的卡萨诺瓦人格面貌只严格限制在私生活领域，上课时他是严格遵守纪律的。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吗？”
“他叫康奇斯。”
“米特福德说曾经跟他吵过一架，干过一仗。”
“他撒谎。他总是爱撒谎。”
“也许如此。但他一定和他见过面。”
“鬼才相信！”他用了一句希腊话，“那个人从不见任何人。从不。你可以问别的老师。”
“可这是为什么呢？”
“这……”他耸耸肩，“说来话长。我也不知底细。”
“你就说吧。”
“没什么意思。”
我们顺着一条鹅卵石路漫步。梅利不喜欢沉默，很快就开始对我讲起他所知道的康奇斯来了。
“战争期间他曾经为德国人做事。他从不到村子里来。他如果来，村民们会用石头砸死他。要是我看见他，我也会这样干。”
我笑了。“为什么？”
“因为他有钱，他可以住在巴黎，却偏偏住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小岛……”他用粉红色的手很快地在空中划小圆圈，这是他的习惯动作。他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强烈的追求目标——在巴黎拥有一套房子，可以俯瞰塞纳河，里面有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还有其他一些古怪的特点。
“他会讲英语吗？”
“应该会。但是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呢？”
“我不是感兴趣。我是刚看过他的别墅。”
第二堂课的铃声响了，果树林里，小路上，整个校园全都可以听到。在回教室上课的路上，我邀请梅利第二天和我一起到村里吃饭。
萨兰托波洛斯是村里的头号矮胖子，他知道更多康奇斯的情况。我们在吃他做的饭菜时，他过来和我们喝了一杯。康奇斯确实是个隐士，从没到村里来过，但说他通敌则是谎言。德国人占领期间曾叫他当市长，实际上他为村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说现在他不受欢迎，那是因为他当时制定的大部分规章制度都是从雅典那儿照搬过来的。他讲了很多，可岛上的方言连其他希腊人都听不懂，我是一个字也没有听出来。他讲得很投入，靠在饭桌上向我们探过身来。迪米特里艾兹露出厌烦的神色，只是在他停顿的时候敷衍地点点头。
“他说了些什么，梅利？”
“没什么。讲了一个战争故事。没什么。”
萨兰托波洛斯突然把目光投向我们身后。他对迪米特里艾兹说了点什么，便站起来。我转过身。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高大，表情忧伤的岛民。他径直走向这不加装饰的长房间的一个角落，那是岛民之角。我看见萨兰托波洛斯把一只手搭在那个人的肩膀上。那人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们，后来他作了让步，同意到我们饭桌旁来。
“他是康奇斯先生的听差。”
“听什么差？”
“他有一头驴。他把邮件和食物送到布拉尼。”
“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叫赫尔墨斯。我已经很习惯听到并不特别聪明的孩子被叫作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也很习惯称呼为我整理房间的丑老太婆为阿佛洛狄忒，因此我笑不出来。赶驴人坐下来，勉强接受了一小杯葡萄酒。他的手拨弄着他的琥珀念珠。他有一只眼睛坏了，不能动，脸色惨白。梅利从他身上挤出了一点情况，但梅利的更大兴趣在于吃龙虾。
康奇斯先生做些什么呢？他一个人住——对，一个人——有一个管家。他在自己的花园里耕耘，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他看书。他有很多书。他有一架钢琴。他能说很多国家的话。听差不知道是哪些国家，他认为可能是所有的国家。冬天他上哪儿去呢？他有时候去雅典，有时去其他国家。哪些国家？听差不知道。他对米特福德到布拉尼去拜访的事一无所知。没有人到那里拜访过。
“问他我是不是可以去拜访康奇斯先生。”
不，绝不可能。
我们的好奇是很自然的。在希腊，他的拘谨才是奇怪的。也许我们可以指摘他始终愁眉不展。他站起来走了。
“你能肯定他在那里不搞金屋藏娇吗？”梅利如是说。听差扬起蓝下巴和眉毛，无言地说“不”，接着很不屑地转过脸去。
“此等村民！”梅利在他背后用希腊语里最脏的话骂他，然后伤感地触动一下我的手腕。“好朋友，我有没有给你讲过，我有一次在米克诺斯岛上看见两男两女用什么样的方式做爱？”
“讲过，但再讲无妨。”
我感到异样的失望，这不仅仅因为我已经是第三次听他详尽描述那四个人如何进行杂技式的性交了。
回到学校之后的几天内，我又陆续收集了一些有关情况。战前只有两个老师到过那里。当时他们都和康奇斯见过一两次，但一九四九年学校重新开张之后再没见过。一位老师说他是一个退休音乐家。另一位老师发现他很玩世不恭，是个无神论者。但两位老师一致认为康奇斯是个特别喜欢独处的人。战争期间，德国人曾强迫他住到村子里来。有一天他们从大陆抓来一些抵抗战士，命令他把他们处决。他拒绝，结果他和其他一些村民一起被置于行刑队的枪口下。然而他没有当场被杀害，而且还获救，真是一个奇迹。这显然和萨兰托波洛斯给我们讲的故事相吻合。村里有很多人认为，德国人报复期间有亲人惨遭杀害的人自然也都认为，他一定是按德国人的命令行事，才能免于一死。但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如果他错了，那也是做了对希腊的荣誉有益的事。不管怎样，他再没有到村里来过。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情况，事情虽然不大，但却显得异常。迪米特里艾兹到这所学校来任教才一年，因此除他之外，我又问了几个人，米特福德的前任莱弗里尔或米特福德本人是否曾经谈及与康奇斯见面的事。回答总是否定的。就莱弗里尔而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很矜持寡言。有一位老师敲敲自己的脑袋说：“他太严肃了。”我打听的最后一个老师是生物老师，在他房间喝咖啡的时候聊起来的。卡拉佐格劳用他那别有韵味的蹩脚法语说，莱弗里尔肯定没有到那里去过，要是去过一定会告诉他。他比其他老师更了解莱弗里尔，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植物学。他在一个柜子的几个抽屉里仔细翻找，取出一盒植物标本，里面的干花是莱弗里尔收集并制作的。说明文字颇为冗长，字写得很清楚很漂亮，使用高度技术性的词汇，偶尔可见用墨汁和水彩勾勒出来的专业性草图。正当我漫不经心地翻阅那些标本时，有一页干花标本掉了下来，上面附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些补充说明。这张纸是从固定它的夹子上滑落下来的。纸的背面写着一封信的开头，虽然已经涂掉，但字迹仍可辨认出来。日期是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两年前写的。“亲爱的康奇斯先生，我很担心，自从那异乎寻常的……”信写到这里中断了。
我没有对卡拉佐格劳说什么，他也没有注意到我发现了什么，我当时立即下决心要去拜访康奇斯。
我说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奇。也许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让我好奇，岛上的人都有为鸡零狗碎的琐事着迷的习惯；也许是因为米特福德给了我一个神秘的短语，而我又发现了有关莱弗里尔的情况；更可能因为我有一种有权利拜访他的奇特感觉。我的两位前任都和这位谁也见不到的人见过面，而且都对此事讳莫如深。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轮到我了。
那个星期我还做了另一件事：我给艾莉森写了一封信。我把信寄给在罗素广场住在我下面的安小姐，请她把信转寄到艾莉森新的住处。信中几乎没说什么，只说我有一两次想到她，我已经打探出“候车室”是什么意思，如果她真的想给我写信就回信，如果她不回信我也能理解。
我明白，人在小岛上容易缅怀过去。空间那么大，到处那么寂静，与别人见面的机会那么少，人的精神视野很容易超出现在，于是过去就变得十倍地贴近。艾莉森很可能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想起过我了，她的风流韵事也许已经又添了五六桩。因此我寄那封信就像是把信塞进了一只漂流瓶，虽说不完全是开玩笑，但也差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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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他一起走进花园。他有个外号叫梅利，或者叫蜂蜜。他像孩子一样喜欢甜食。
“梅利，你了解布拉尼岬角那个人的情况吗？”
“你跟他见过面了？”
“没有。”
“哎！”一个男孩子正在一棵杏树上刻字，他粗声粗气地冲他喊道。他的卡萨诺瓦人格面貌只严格限制在私生活领域，上课时他是严格遵守纪律的。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吗？”
“他叫康奇斯。”
“米特福德说曾经跟他吵过一架，干过一仗。”
“他撒谎。他总是爱撒谎。”
“也许如此。但他一定和他见过面。”
“鬼才相信！”他用了一句希腊话，“那个人从不见任何人。从不。你可以问别的老师。”
“可这是为什么呢？”
“这……”他耸耸肩，“说来话长。我也不知底细。”
“你就说吧。”
“没什么意思。”
我们顺着一条鹅卵石路漫步。梅利不喜欢沉默，很快就开始对我讲起他所知道的康奇斯来了。
“战争期间他曾经为德国人做事。他从不到村子里来。他如果来，村民们会用石头砸死他。要是我看见他，我也会这样干。”
我笑了。“为什么？”
“因为他有钱，他可以住在巴黎，却偏偏住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小岛……”他用粉红色的手很快地在空中划小圆圈，这是他的习惯动作。他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强烈的追求目标——在巴黎拥有一套房子，可以俯瞰塞纳河，里面有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还有其他一些古怪的特点。
“他会讲英语吗？”
“应该会。但是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呢？”
“我不是感兴趣。我是刚看过他的别墅。”
第二堂课的铃声响了，果树林里，小路上，整个校园全都可以听到。在回教室上课的路上，我邀请梅利第二天和我一起到村里吃饭。
萨兰托波洛斯是村里的头号矮胖子，他知道更多康奇斯的情况。我们在吃他做的饭菜时，他过来和我们喝了一杯。康奇斯确实是个隐士，从没到村里来过，但说他通敌则是谎言。德国人占领期间曾叫他当市长，实际上他为村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说现在他不受欢迎，那是因为他当时制定的大部分规章制度都是从雅典那儿照搬过来的。他讲了很多，可岛上的方言连其他希腊人都听不懂，我是一个字也没有听出来。他讲得很投入，靠在饭桌上向我们探过身来。迪米特里艾兹露出厌烦的神色，只是在他停顿的时候敷衍地点点头。
“他说了些什么，梅利？”
“没什么。讲了一个战争故事。没什么。”
萨兰托波洛斯突然把目光投向我们身后。他对迪米特里艾兹说了点什么，便站起来。我转过身。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高大，表情忧伤的岛民。他径直走向这不加装饰的长房间的一个角落，那是岛民之角。我看见萨兰托波洛斯把一只手搭在那个人的肩膀上。那人用怀疑的目光盯着我们，后来他作了让步，同意到我们饭桌旁来。
“他是康奇斯先生的听差。”
“听什么差？”
“他有一头驴。他把邮件和食物送到布拉尼。”
“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叫赫尔墨斯。我已经很习惯听到并不特别聪明的孩子被叫作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也很习惯称呼为我整理房间的丑老太婆为阿佛洛狄忒，因此我笑不出来。赶驴人坐下来，勉强接受了一小杯葡萄酒。他的手拨弄着他的琥珀念珠。他有一只眼睛坏了，不能动，脸色惨白。梅利从他身上挤出了一点情况，但梅利的更大兴趣在于吃龙虾。
康奇斯先生做些什么呢？他一个人住——对，一个人——有一个管家。他在自己的花园里耕耘，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他看书。他有很多书。他有一架钢琴。他能说很多国家的话。听差不知道是哪些国家，他认为可能是所有的国家。冬天他上哪儿去呢？他有时候去雅典，有时去其他国家。哪些国家？听差不知道。他对米特福德到布拉尼去拜访的事一无所知。没有人到那里拜访过。
“问他我是不是可以去拜访康奇斯先生。”
不，绝不可能。
我们的好奇是很自然的。在希腊，他的拘谨才是奇怪的。也许我们可以指摘他始终愁眉不展。他站起来走了。
“你能肯定他在那里不搞金屋藏娇吗？”梅利如是说。听差扬起蓝下巴和眉毛，无言地说“不”，接着很不屑地转过脸去。
“此等村民！”梅利在他背后用希腊语里最脏的话骂他，然后伤感地触动一下我的手腕。“好朋友，我有没有给你讲过，我有一次在米克诺斯岛上看见两男两女用什么样的方式做爱？”
“讲过，但再讲无妨。”
我感到异样的失望，这不仅仅因为我已经是第三次听他详尽描述那四个人如何进行杂技式的性交了。
回到学校之后的几天内，我又陆续收集了一些有关情况。战前只有两个老师到过那里。当时他们都和康奇斯见过一两次，但一九四九年学校重新开张之后再没见过。一位老师说他是一个退休音乐家。另一位老师发现他很玩世不恭，是个无神论者。但两位老师一致认为康奇斯是个特别喜欢独处的人。战争期间，德国人曾强迫他住到村子里来。有一天他们从大陆抓来一些抵抗战士，命令他把他们处决。他拒绝，结果他和其他一些村民一起被置于行刑队的枪口下。然而他没有当场被杀害，而且还获救，真是一个奇迹。这显然和萨兰托波洛斯给我们讲的故事相吻合。村里有很多人认为，德国人报复期间有亲人惨遭杀害的人自然也都认为，他一定是按德国人的命令行事，才能免于一死。但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如果他错了，那也是做了对希腊的荣誉有益的事。不管怎样，他再没有到村里来过。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情况，事情虽然不大，但却显得异常。迪米特里艾兹到这所学校来任教才一年，因此除他之外，我又问了几个人，米特福德的前任莱弗里尔或米特福德本人是否曾经谈及与康奇斯见面的事。回答总是否定的。就莱弗里尔而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他很矜持寡言。有一位老师敲敲自己的脑袋说：“他太严肃了。”我打听的最后一个老师是生物老师，在他房间喝咖啡的时候聊起来的。卡拉佐格劳用他那别有韵味的蹩脚法语说，莱弗里尔肯定没有到那里去过，要是去过一定会告诉他。他比其他老师更了解莱弗里尔，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植物学。他在一个柜子的几个抽屉里仔细翻找，取出一盒植物标本，里面的干花是莱弗里尔收集并制作的。说明文字颇为冗长，字写得很清楚很漂亮，使用高度技术性的词汇，偶尔可见用墨汁和水彩勾勒出来的专业性草图。正当我漫不经心地翻阅那些标本时，有一页干花标本掉了下来，上面附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些补充说明。这张纸是从固定它的夹子上滑落下来的。纸的背面写着一封信的开头，虽然已经涂掉，但字迹仍可辨认出来。日期是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两年前写的。“亲爱的康奇斯先生，我很担心，自从那异乎寻常的……”信写到这里中断了。
我没有对卡拉佐格劳说什么，他也没有注意到我发现了什么，我当时立即下决心要去拜访康奇斯。
我说不清楚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奇。也许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让我好奇，岛上的人都有为鸡零狗碎的琐事着迷的习惯；也许是因为米特福德给了我一个神秘的短语，而我又发现了有关莱弗里尔的情况；更可能因为我有一种有权利拜访他的奇特感觉。我的两位前任都和这位谁也见不到的人见过面，而且都对此事讳莫如深。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轮到我了。
那个星期我还做了另一件事：我给艾莉森写了一封信。我把信寄给在罗素广场住在我下面的安小姐，请她把信转寄到艾莉森新的住处。信中几乎没说什么，只说我有一两次想到她，我已经打探出“候车室”是什么意思，如果她真的想给我写信就回信，如果她不回信我也能理解。
我明白，人在小岛上容易缅怀过去。空间那么大，到处那么寂静，与别人见面的机会那么少，人的精神视野很容易超出现在，于是过去就变得十倍地贴近。艾莉森很可能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想起过我了，她的风流韵事也许已经又添了五六桩。因此我寄那封信就像是把信塞进了一只漂流瓶，虽说不完全是开玩笑，但也差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