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新巴黎的最后时光》是怎么写成的
2012年的秋天，我的出版商发给我一条手写的留言。这条留言来自于一位我很多年都没想起过的人。我们俩曾在同一所院校读书，但分属不同的系，我和她并不熟识，尽管我们去过不同的部门。现在距离最后一次我们聊天差不多有快二十年的时间了，以至于一开始看到她的名字我都没想起是谁。
我在网上搜索了她的名字，相关的信息唤醒了有关她的回忆，填补了我记忆中的空白。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念的是艺术史。看来她似乎在欧洲的大学里继续教授这门学科，专业方向是现代主义艺术。据我所知，90年代末，她因与科学家、哲学家进行短期合作，上演一些介于表演和先锋派之间的艺术而为人所知，标题诸如“不是河流是河口：驶向奥雷利乌斯上游”和“过去曾拥有，如今空留憾”，但我查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些事情的细节或描述信息。
大概到2002年，她的网上信息都没有了，她似乎在网上彻底销声匿迹了。直到我收到她的留言。
她的留言简洁明了。大概是读了我先前写的一篇关于超现实主义的文章，这让她想起我对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浓厚兴趣。基于此，她说她因为某个非常想见我的人才来联系我，并且她确信我也会对此感兴趣。但她说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有些门只会偶尔短暂地打开”。
她给了我法灵顿一家旅馆的名字、房间号码、日期和时间（离彼时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并告诉我记得带上笔记本。这就是全部的信息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忽略掉这条留言。大概主要是因为我的好奇心，我承认这些年来曾收到过很多古怪的邀请，但没有一条像这样透着模糊积极的迫切感。不管怎么说，在我满是不情愿的磨叽和纠结后，我依然如约来到那家略旧但还不至于令人沮丧的旅馆，敲响了房门。连我自己都感到讶异，要知道我可是遇事一觉得不舒服就马上逃离的人。
吃惊的是，为我打开门的是一个老人，而不是记者。他有礼地站在一旁请我进门。
他年过80，但站得笔直，头发并未全白，看起来瘦削而强壮，穿着一件过时但干净的褪色蝙蝠衫。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始终面带猜疑。
当听到我询问我的熟人后，老人很不耐烦地摇了摇头，用法语咆哮着回答：“Ç’est seulement nous deux（就只有我们俩）。”
我的法语很差，听力比口语表达要稍微好点，但最后的结果也差不多。
听我做完自我介绍后，他除了点了点头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反应了。
房间里就一把椅子，他把上面的包挪开后，示意我坐在椅子上。考虑到他的年龄，我犹豫了一会儿没有去坐，但他不耐烦地又作了请的手势，于是我只有坐下了。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一直站着，不时踱下步子，或者来回换下腿，看起来精力充沛，保持警觉。即便他坐下，也只是坐在干净整洁的床铺边缘，而且也不会坐太久。
老人说他知道我是作家，并且对超现实主义和激进政治很感兴趣。基于此，他想给我说个故事。我承认我确实对超现实主义和激进政治颇感兴趣，但声明自己绝不是运动史专家。我告诉他有很多人比我更加专业，他和我的熟人也许应该找找其他人。
听到我的话，老人的脸上浮现出少见的冷笑。
“Elle a déjà essayé（她已经试过了）。”他说。他补充道，我是她联系的四个人，根据那个不太明确的时间表，时间变短了，这需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说完，他坐了一小会儿。所以，我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人选，现在我的职责就是倾听，记笔记，最终记下这些他告诉我并且我认为值得写下的事。
我准备好纸和笔，这期间他一直默默地等着我。我拿出手机打算录音，但他摇了摇头，所以我把手机又收起来了。他边整理思绪，边用手在我面前挥舞，好像在砍着空气一般。
“你以为的巴黎，”他开始说话了，“是过去的巴黎。在新巴黎，一切都变得不同。曾经有个新巴黎人在夜里往下看，在一堵被捣毁的城墙外，纳粹分子正在开枪。”
就这样，39个改变人生的离奇时刻开始了。事实上，用“离奇”这个形容词一点也没有夸张。
在他讲述的整个过程中，我毫无睡意，当我的脑子变得越来越模糊和不清晰时，就用薯片、巧克力、水和旅馆小冰箱里的酒来提神。这个人为我讲述了新巴黎最后的那些时光，也就是我在这本书里所讲述的故事。
他表述得非常简单和不完美：他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他所讲述的这些是否仅仅只是一个故事，尽管他对这座城市本质的解说、城市的历史，以及关于新巴黎的街道和风景的描述听起来让人觉得无比生动。有时，他会略有些犹豫，把笔记本拿过去，通过画图来解释他说的那些，那些插图我到现在都还留着呢。虽说他不是画家，但有助于我理解他说的东西。这往往会唤起我的记忆，令我想到一些其他的意象、诗歌或段落，于是我就会把本子从他那拿过来自己画，问他：“这样画对吗？看上去像这样吗？”有时过了很久，我会翻出我的笔记本，寻找能唤起我回忆的线索。在这本书里我尽可能精确地还原当时老人所描画的草图。
我们共处的时间里，他三次拿出一些自己的笔记本。那些本子看上去破旧不堪，历史久远，布满斑斑血迹和墨痕。他没让我细看，只给我看了部分章节和一些用法文写下的笔迹潦草的日期，并让我抄下他所记录的一些词组，甚至还有些草图（显然并不是他亲手所画）。
他显然是个很擅长说故事的人，但同时也说得有些混乱。我沉浸在故事里难以自拔。他虽然全神贯注地说着，毫不迟疑，但还是让人能感到他处于怕时间来不及的巨大压力中。他说得太快了，我的本子都被写得几乎要掉了。他把事情讲得乱七八糟，他转过身来补充自己意识到的漏掉的细节。有时他会推翻自己先前所说的，或者在历史推论和看似确定的内容之间反复推敲。他可能会突然转换话题，或者陷入关于新巴黎一些细节的沉思和解释中。除了那些特别吸引人的，他很少谈及和所述故事无关的内容。
关于新巴黎本身，除了那最令人痛苦的、梦幻般的特异性外，他就没再说过别的什么。在他对S爆炸发生前的马赛城、艾尔贝尔别墅的描述中，他使用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表达。然后他又详细讲述了别人告诉他的一些事情，一些尚未完成、漏洞百出的调查结果。我只有尽职尽责地去做大量的研究，尽我所能地填补这些漏洞。
一开始，老人在讲述的过程中不容许我发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我被夜晚外面的汽车或者孤独行人突然发出的声音所吓到时（我们没有拉上窗帘），如果我举手提问，要求澄清一些问题，或是就他的描述提出更好的建议，或是质疑一些历史细节问题，他便会很有耐心地倾听，并就我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我们往往谈上一个或者几个小时，就像是访谈附录一般，说完了才重新回到蒂博和姗姆穿越新巴黎废墟的主题上。
老人从来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我也没有问他。
他一直只用第三人称讲述蒂博，包括他给我看那张纸条的时候。尽管如此，我就越来越确定蒂博就是他。在这些笔记中，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假设。虽然听起来很匪夷所思。因为如果我有所怀疑，确信他是蒂博，那么我是否应该相信他告诉我的真相呢？
这当然是荒谬的。但坐在那张廉价的椅子上，疲惫地听着来访者给我讲关于生死之战的故事，尽管伦敦深夜的车流在屋外叫嚣，不是那么回事看起来也越来越像那么回事了。我和一个从新巴黎逃出来的逃犯谈话，谈那些过去的抗争。
他怎么从那地方逃出来的？为什么来到这？我特别想问他。但我太懦弱了，或者太矜持了，总而言之，机会就这样溜走了。
对我而言，现在很难再重现那些故事，但我认为我所知道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篇章。蒂博和姗姆的故事，艾尔贝尔别墅和新巴黎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更多的部分和不确定的背景故事，都是一段漫长历史的序曲而已；他会给我讲更多的故事，讲述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情，也许还会讲述那个被艺术和恶魔玷污的世界里的其他地方的更多细节。
但是第二天，他变得越来越暴躁和心神不安，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他急于讲述故事的结尾部分，不管怎样，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新巴黎的最后时光。
当他终于结束了这一切——你可以明显地感到他终于解脱了——我站起来，终于释放了自己憋了很长时间后的第一泡尿。那时我不太确定，但现在我觉得自己好像记得在浴室听到门打开又关上的叽嘎声。
不管怎样，当我回到卧室时，那个男人以及他的书包、笔记本都不见了，留给我的是一页又一页我潦草写下的字迹，痛苦、不安和深深的困惑，还有一张旅馆的账单。
我再也没见过他。甚至连费用高昂的私人侦探都无法帮助我找到那位介绍我和老人见面的老熟人。我仅剩记下的笔记，还有显而易见是布置给我完成的任务。我花了很大的功夫，但终于试着做完了。
就像那些召唤我并确信我将会写下这些的人所希望的那样，我已经审慎地从老人匆忙叙述的故事的大量笔记中提取，分类，尽可能地组织好文字，写下这个故事。我通过自己所做的研究，已经填补其中的某些不足之处，有时甚至纠正了他的话。我很确定这是他希望我扮演的角色。
也许有些读者会认为我应当对别人告诉我的内容进行最简洁、最冷静的报道，甚至是逐字逐句的报道。对他们，我只能说我是一个虚构作家，联系我的那个女人和那个老人也是。或许他们只是在讲述事实，希望能有另一个人把它写出来：不过，或许他们也希望用虚构故事的方式演绎。用小说的语言，以传达叙事中那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让故事变得生动。我把这个故事称为“中篇小说”，为了礼貌，也为我讲述的方式辩护。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
我还附上了一节参考文献，在组织这篇文章的时候，甚至为了了解S大爆炸的威力，我还花了很长时间去搜寻那人描述的超能体的清单。当然，有很多是非常明显的，他自己就告诉了我很多，经常解释成“蒂博”本身就知道。大多数我都按照他的论述在小说里明确指出了它们的来处：其他的在下面的笔记里。还有一些他没有透露来源的超能体，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还提到过许多具象化、有生气的超能体，其中一些是我认出来，或者后来查资料认出来的。所有一切我都记录在有关城市历史、恶魔学、人类学以及新巴黎百科全书草稿的长篇记录里了。它们没有出现在这里，因为在故事中它们仅仅起到辅助作用。
他那些未经证实的描述让我屏住呼吸，不知道战争和梦想破灭的城市是如何发展的。新巴黎的探险者可能会遇到只剩下一半的楼梯间，或者赤裸的新娘，艾米·布里奇沃特暗色线条的组合物、爱丽丝·拉洪夜间出没的猫。她的嘴巴和眼睛可能被蝴蝶挡住，被罗兰特·潘洛斯的长翅膀的多米诺骨牌袭击，她的凝视可能让一切融化。威廉·弗雷迪的木乃伊马头可能适合她，或者瑞秋·巴斯的波纹裙，或者塞格里曼长着女人腿的高脚凳。天鹅的脖子长在舞者的腿上，这是来自泰奇的超能体。她可能看到皮卡维亚层叠的人们在互相爬行，或看到艾琳·阿加尔的收割机拖着令人疲惫不堪的红色东西。牧师可能在她的沿途爬行，这是从谢尔曼·杜拉克的摄影中显形出来的。她可能面对丽丝·德拉姆穿着破衣服的年轻女孩，猎取来自沃尔斯艺术作品里的纤细的动物骨头，捡起装满了肉类的树枝，在铺路板之间猛推。躲避来自李·米勒和曼·雷的黑暗光芒。
这一点，我希望是清晰的，新巴黎的街道就这么蜂拥而至。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的很多例子，我确信，我自己都认不出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S大爆炸的结果是随机的，或者从未知的艺术家作品中显形的——我是指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人。这些人我永远不知道是谁。在陈述中，肯定还有很多我完全没意识到的超能体，从我看到的作品中，我隐约感觉到它们应该存在，但我实在是无法回忆起来了。比我更懂艺术的人可能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当然，超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太多了，除了一大堆复制品、几本超现实主义字典和百科全书、宣言、文本选集以外，我还发现了一些书本，对理解新巴黎、定义和识别那些超能体特别有用。包括迈克尔·劳维的《晨星》、富兰克林·罗斯莫特和罗宾·凯利编辑的《黑色、棕色和米色：非洲及海外的超现实主义作品集》、佩内洛普·罗斯蒙特编辑的《超现实主义女性：国际选本》、麦克·理查森和克日什托夫·菲贾科夫斯基编辑的《超现实主义反抗现实》，还有安妮·凡尔内和理查德·沃尔特编辑的《手的羽毛：被侵略时期超现实主义合集》。
只是这两位为什么想要把这段历史讲述出来，我不太清楚原因。不过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些关联，许多显形出现的超能体都来自我们世界里面S大爆炸的时间之后。这可能是它们和我们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否存在这么一段跳脱的历史，无论时间线上是否有这样的突发事件，是否有某种未知的力量，跨越了实体论某种坚不可摧的障碍，留下了某些值得追寻的线索——我不清楚。
旅馆之会后第三周，我在斯特普尼一家咖啡馆里思考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碰巧，我抬头看了看店面，一个男人站在店外，透过玻璃看着我。或者说，我认为他在看我，当然我也不能肯定。橱窗的架子上放着很多食物，一个苹果挡住了那人的脸。我能看到他站在外面，穿着外套，戴着帽子，一动不动。苹果遮住了他的眼睛、鼻子、嘴巴。不过，我想他是在盯着我看。
我吸了口气，他最终飞快地走了，走得太快，我没看清楚他的脸。
也许，对新巴黎的超能体的本质的一些理解，对它们的形成和能量源泉的探寻，对我们今后的生活也有帮助。
不管怎么说，有关新巴黎的故事，是我听来的，我没有任何理由让它雪藏。
柴纳·米耶维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2012年的秋天，我的出版商发给我一条手写的留言。这条留言来自于一位我很多年都没想起过的人。我们俩曾在同一所院校读书，但分属不同的系，我和她并不熟识，尽管我们去过不同的部门。现在距离最后一次我们聊天差不多有快二十年的时间了，以至于一开始看到她的名字我都没想起是谁。
我在网上搜索了她的名字，相关的信息唤醒了有关她的回忆，填补了我记忆中的空白。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念的是艺术史。看来她似乎在欧洲的大学里继续教授这门学科，专业方向是现代主义艺术。据我所知，90年代末，她因与科学家、哲学家进行短期合作，上演一些介于表演和先锋派之间的艺术而为人所知，标题诸如“不是河流是河口：驶向奥雷利乌斯上游”和“过去曾拥有，如今空留憾”，但我查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些事情的细节或描述信息。
大概到2002年，她的网上信息都没有了，她似乎在网上彻底销声匿迹了。直到我收到她的留言。
她的留言简洁明了。大概是读了我先前写的一篇关于超现实主义的文章，这让她想起我对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浓厚兴趣。基于此，她说她因为某个非常想见我的人才来联系我，并且她确信我也会对此感兴趣。但她说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有些门只会偶尔短暂地打开”。
她给了我法灵顿一家旅馆的名字、房间号码、日期和时间（离彼时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并告诉我记得带上笔记本。这就是全部的信息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忽略掉这条留言。大概主要是因为我的好奇心，我承认这些年来曾收到过很多古怪的邀请，但没有一条像这样透着模糊积极的迫切感。不管怎么说，在我满是不情愿的磨叽和纠结后，我依然如约来到那家略旧但还不至于令人沮丧的旅馆，敲响了房门。连我自己都感到讶异，要知道我可是遇事一觉得不舒服就马上逃离的人。
吃惊的是，为我打开门的是一个老人，而不是记者。他有礼地站在一旁请我进门。
他年过80，但站得笔直，头发并未全白，看起来瘦削而强壮，穿着一件过时但干净的褪色蝙蝠衫。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始终面带猜疑。
当听到我询问我的熟人后，老人很不耐烦地摇了摇头，用法语咆哮着回答：“Ç’est seulement nous deux（就只有我们俩）。”
我的法语很差，听力比口语表达要稍微好点，但最后的结果也差不多。
听我做完自我介绍后，他除了点了点头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反应了。
房间里就一把椅子，他把上面的包挪开后，示意我坐在椅子上。考虑到他的年龄，我犹豫了一会儿没有去坐，但他不耐烦地又作了请的手势，于是我只有坐下了。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一直站着，不时踱下步子，或者来回换下腿，看起来精力充沛，保持警觉。即便他坐下，也只是坐在干净整洁的床铺边缘，而且也不会坐太久。
老人说他知道我是作家，并且对超现实主义和激进政治很感兴趣。基于此，他想给我说个故事。我承认我确实对超现实主义和激进政治颇感兴趣，但声明自己绝不是运动史专家。我告诉他有很多人比我更加专业，他和我的熟人也许应该找找其他人。
听到我的话，老人的脸上浮现出少见的冷笑。
“Elle a déjà essayé（她已经试过了）。”他说。他补充道，我是她联系的四个人，根据那个不太明确的时间表，时间变短了，这需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说完，他坐了一小会儿。所以，我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人选，现在我的职责就是倾听，记笔记，最终记下这些他告诉我并且我认为值得写下的事。
我准备好纸和笔，这期间他一直默默地等着我。我拿出手机打算录音，但他摇了摇头，所以我把手机又收起来了。他边整理思绪，边用手在我面前挥舞，好像在砍着空气一般。
“你以为的巴黎，”他开始说话了，“是过去的巴黎。在新巴黎，一切都变得不同。曾经有个新巴黎人在夜里往下看，在一堵被捣毁的城墙外，纳粹分子正在开枪。”
就这样，39个改变人生的离奇时刻开始了。事实上，用“离奇”这个形容词一点也没有夸张。
在他讲述的整个过程中，我毫无睡意，当我的脑子变得越来越模糊和不清晰时，就用薯片、巧克力、水和旅馆小冰箱里的酒来提神。这个人为我讲述了新巴黎最后的那些时光，也就是我在这本书里所讲述的故事。
他表述得非常简单和不完美：他并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他所讲述的这些是否仅仅只是一个故事，尽管他对这座城市本质的解说、城市的历史，以及关于新巴黎的街道和风景的描述听起来让人觉得无比生动。有时，他会略有些犹豫，把笔记本拿过去，通过画图来解释他说的那些，那些插图我到现在都还留着呢。虽说他不是画家，但有助于我理解他说的东西。这往往会唤起我的记忆，令我想到一些其他的意象、诗歌或段落，于是我就会把本子从他那拿过来自己画，问他：“这样画对吗？看上去像这样吗？”有时过了很久，我会翻出我的笔记本，寻找能唤起我回忆的线索。在这本书里我尽可能精确地还原当时老人所描画的草图。
我们共处的时间里，他三次拿出一些自己的笔记本。那些本子看上去破旧不堪，历史久远，布满斑斑血迹和墨痕。他没让我细看，只给我看了部分章节和一些用法文写下的笔迹潦草的日期，并让我抄下他所记录的一些词组，甚至还有些草图（显然并不是他亲手所画）。
他显然是个很擅长说故事的人，但同时也说得有些混乱。我沉浸在故事里难以自拔。他虽然全神贯注地说着，毫不迟疑，但还是让人能感到他处于怕时间来不及的巨大压力中。他说得太快了，我的本子都被写得几乎要掉了。他把事情讲得乱七八糟，他转过身来补充自己意识到的漏掉的细节。有时他会推翻自己先前所说的，或者在历史推论和看似确定的内容之间反复推敲。他可能会突然转换话题，或者陷入关于新巴黎一些细节的沉思和解释中。除了那些特别吸引人的，他很少谈及和所述故事无关的内容。
关于新巴黎本身，除了那最令人痛苦的、梦幻般的特异性外，他就没再说过别的什么。在他对S爆炸发生前的马赛城、艾尔贝尔别墅的描述中，他使用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表达。然后他又详细讲述了别人告诉他的一些事情，一些尚未完成、漏洞百出的调查结果。我只有尽职尽责地去做大量的研究，尽我所能地填补这些漏洞。
一开始，老人在讲述的过程中不容许我发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我被夜晚外面的汽车或者孤独行人突然发出的声音所吓到时（我们没有拉上窗帘），如果我举手提问，要求澄清一些问题，或是就他的描述提出更好的建议，或是质疑一些历史细节问题，他便会很有耐心地倾听，并就我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我们往往谈上一个或者几个小时，就像是访谈附录一般，说完了才重新回到蒂博和姗姆穿越新巴黎废墟的主题上。
老人从来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我也没有问他。
他一直只用第三人称讲述蒂博，包括他给我看那张纸条的时候。尽管如此，我就越来越确定蒂博就是他。在这些笔记中，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假设。虽然听起来很匪夷所思。因为如果我有所怀疑，确信他是蒂博，那么我是否应该相信他告诉我的真相呢？
这当然是荒谬的。但坐在那张廉价的椅子上，疲惫地听着来访者给我讲关于生死之战的故事，尽管伦敦深夜的车流在屋外叫嚣，不是那么回事看起来也越来越像那么回事了。我和一个从新巴黎逃出来的逃犯谈话，谈那些过去的抗争。
他怎么从那地方逃出来的？为什么来到这？我特别想问他。但我太懦弱了，或者太矜持了，总而言之，机会就这样溜走了。
对我而言，现在很难再重现那些故事，但我认为我所知道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篇章。蒂博和姗姆的故事，艾尔贝尔别墅和新巴黎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更多的部分和不确定的背景故事，都是一段漫长历史的序曲而已；他会给我讲更多的故事，讲述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情，也许还会讲述那个被艺术和恶魔玷污的世界里的其他地方的更多细节。
但是第二天，他变得越来越暴躁和心神不安，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他急于讲述故事的结尾部分，不管怎样，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新巴黎的最后时光。
当他终于结束了这一切——你可以明显地感到他终于解脱了——我站起来，终于释放了自己憋了很长时间后的第一泡尿。那时我不太确定，但现在我觉得自己好像记得在浴室听到门打开又关上的叽嘎声。
不管怎样，当我回到卧室时，那个男人以及他的书包、笔记本都不见了，留给我的是一页又一页我潦草写下的字迹，痛苦、不安和深深的困惑，还有一张旅馆的账单。
我再也没见过他。甚至连费用高昂的私人侦探都无法帮助我找到那位介绍我和老人见面的老熟人。我仅剩记下的笔记，还有显而易见是布置给我完成的任务。我花了很大的功夫，但终于试着做完了。
就像那些召唤我并确信我将会写下这些的人所希望的那样，我已经审慎地从老人匆忙叙述的故事的大量笔记中提取，分类，尽可能地组织好文字，写下这个故事。我通过自己所做的研究，已经填补其中的某些不足之处，有时甚至纠正了他的话。我很确定这是他希望我扮演的角色。
也许有些读者会认为我应当对别人告诉我的内容进行最简洁、最冷静的报道，甚至是逐字逐句的报道。对他们，我只能说我是一个虚构作家，联系我的那个女人和那个老人也是。或许他们只是在讲述事实，希望能有另一个人把它写出来：不过，或许他们也希望用虚构故事的方式演绎。用小说的语言，以传达叙事中那种紧迫感，这种紧迫感让故事变得生动。我把这个故事称为“中篇小说”，为了礼貌，也为我讲述的方式辩护。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
我还附上了一节参考文献，在组织这篇文章的时候，甚至为了了解S大爆炸的威力，我还花了很长时间去搜寻那人描述的超能体的清单。当然，有很多是非常明显的，他自己就告诉了我很多，经常解释成“蒂博”本身就知道。大多数我都按照他的论述在小说里明确指出了它们的来处：其他的在下面的笔记里。还有一些他没有透露来源的超能体，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还提到过许多具象化、有生气的超能体，其中一些是我认出来，或者后来查资料认出来的。所有一切我都记录在有关城市历史、恶魔学、人类学以及新巴黎百科全书草稿的长篇记录里了。它们没有出现在这里，因为在故事中它们仅仅起到辅助作用。
他那些未经证实的描述让我屏住呼吸，不知道战争和梦想破灭的城市是如何发展的。新巴黎的探险者可能会遇到只剩下一半的楼梯间，或者赤裸的新娘，艾米·布里奇沃特暗色线条的组合物、爱丽丝·拉洪夜间出没的猫。她的嘴巴和眼睛可能被蝴蝶挡住，被罗兰特·潘洛斯的长翅膀的多米诺骨牌袭击，她的凝视可能让一切融化。威廉·弗雷迪的木乃伊马头可能适合她，或者瑞秋·巴斯的波纹裙，或者塞格里曼长着女人腿的高脚凳。天鹅的脖子长在舞者的腿上，这是来自泰奇的超能体。她可能看到皮卡维亚层叠的人们在互相爬行，或看到艾琳·阿加尔的收割机拖着令人疲惫不堪的红色东西。牧师可能在她的沿途爬行，这是从谢尔曼·杜拉克的摄影中显形出来的。她可能面对丽丝·德拉姆穿着破衣服的年轻女孩，猎取来自沃尔斯艺术作品里的纤细的动物骨头，捡起装满了肉类的树枝，在铺路板之间猛推。躲避来自李·米勒和曼·雷的黑暗光芒。
这一点，我希望是清晰的，新巴黎的街道就这么蜂拥而至。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的很多例子，我确信，我自己都认不出来。如果我没弄错的话，S大爆炸的结果是随机的，或者从未知的艺术家作品中显形的——我是指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人。这些人我永远不知道是谁。在陈述中，肯定还有很多我完全没意识到的超能体，从我看到的作品中，我隐约感觉到它们应该存在，但我实在是无法回忆起来了。比我更懂艺术的人可能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当然，超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太多了，除了一大堆复制品、几本超现实主义字典和百科全书、宣言、文本选集以外，我还发现了一些书本，对理解新巴黎、定义和识别那些超能体特别有用。包括迈克尔·劳维的《晨星》、富兰克林·罗斯莫特和罗宾·凯利编辑的《黑色、棕色和米色：非洲及海外的超现实主义作品集》、佩内洛普·罗斯蒙特编辑的《超现实主义女性：国际选本》、麦克·理查森和克日什托夫·菲贾科夫斯基编辑的《超现实主义反抗现实》，还有安妮·凡尔内和理查德·沃尔特编辑的《手的羽毛：被侵略时期超现实主义合集》。
只是这两位为什么想要把这段历史讲述出来，我不太清楚原因。不过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些关联，许多显形出现的超能体都来自我们世界里面S大爆炸的时间之后。这可能是它们和我们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否存在这么一段跳脱的历史，无论时间线上是否有这样的突发事件，是否有某种未知的力量，跨越了实体论某种坚不可摧的障碍，留下了某些值得追寻的线索——我不清楚。
旅馆之会后第三周，我在斯特普尼一家咖啡馆里思考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碰巧，我抬头看了看店面，一个男人站在店外，透过玻璃看着我。或者说，我认为他在看我，当然我也不能肯定。橱窗的架子上放着很多食物，一个苹果挡住了那人的脸。我能看到他站在外面，穿着外套，戴着帽子，一动不动。苹果遮住了他的眼睛、鼻子、嘴巴。不过，我想他是在盯着我看。
我吸了口气，他最终飞快地走了，走得太快，我没看清楚他的脸。
也许，对新巴黎的超能体的本质的一些理解，对它们的形成和能量源泉的探寻，对我们今后的生活也有帮助。
不管怎么说，有关新巴黎的故事，是我听来的，我没有任何理由让它雪藏。
柴纳·米耶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