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lan's Cadillac 多兰的凯迪拉克
复仇是适合冷食的菜肴。
——西班牙谚语
我等待、观察了七年。我看着他——多兰——来来去去。我看着他穿着燕尾服走进高档餐厅，总是挽着不同的女人，前后各跟着一个保镖。我看着他的头发从铁灰色变成时髦的银色，而我自己的头发却在不停地掉，直到秃了。我看着他离开拉斯维加斯，定期前往西海岸进行朝圣之旅，又看着他回来。有那么两三次，我在支路上看着他的帝威轿车——和他的头发同色——在去往洛杉矶方向的71号公路上飞驰而过。也有少数几次，我看着他离开他在好莱坞山的住宅，坐着同一辆灰色凯迪拉克返回拉斯维加斯——不过不常有。我是一名学校老师。老师和奢靡的恶棍没有同等的移动自由，这就是生活的经济现实。
他不知道我在观察他——我从来没有离他近到让他知道。我很小心。
他杀了我的妻子，或者说导致了她的死亡;不管怎么说，结果是一样的。你想知道细节吗?我不会告诉你的。如果你真想知道，就去查往期的报纸。她的名字是伊丽莎白，和我在同一所学校教书，我如今还在那里教书。她教一年级。孩子们很爱她，我想有些人可能还没忘了这份爱，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是青少年了。我爱过她，现在也还爱着她。她不美，但漂亮。她安安静静，但也能开怀大笑。我梦到她，梦到她那淡褐色的眼睛。我生命中从来没有别的女人，也永远不会再有。
他——多兰，逃跑了。这就是你所需要知道的全部。伊丽莎白就在那儿，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看到了他逃跑。她去找警察，被送到联邦调查局，受到质询，她说好，她愿意做证。他们保证会保护她的安全，但后来要么是他们自己溜了，要么是他们低估了多兰，也可能是两者兼有。无论是什么，一天晚上，她上了自己的车，装在发动机上的炸药让我成了鳏夫。他——多兰，让我成了鳏夫。
没有证人做证，他被无罪释放。
他回到了他的世界，我回到了我的世界。他住在拉斯维加斯的顶层豪华公寓，我住在空荡荡的小区房里。他有络绎不绝、穿红戴绿的美女，我只有寂静。他有灰色凯迪拉克，这些年来换了四辆，我只有一辆老旧的别克里维埃拉。他的头发染成了银色，而我直接秃了。
但是我一直观察着。
我小心翼翼——哦，是的!非常小心。我知道他是什么，知道他能做出什么。我知道他会像踩虫子那样踩住我，只要他看到或者感觉到我打算对他做的事，所以我很小心。
三年前的暑假，我跟着他(谨慎起见，保持一定的距离)到了洛杉矶，他常去那儿。他待在自己的豪华公寓里开派对(我在街尾安全的阴影处看着人们来去，不时有警车巡逻，那会儿我就躲起来)，我待在一个廉价的宾馆里，那儿总有人大声放收音机，路对面“无上装”酒吧的霓虹灯在房间的窗上闪烁。那些晚上，我睡着后梦到伊丽莎白褐色的眼睛，梦到这些事都没有发生，有时候醒来时，脸上还带着干涸的泪痕。
我几乎要失去希望了。
你看，他被保护得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他去哪儿都跟着那两个全副武装的“大猩猩”，而那辆凯迪拉克覆盖了一层防弹钢板。那车大大的子午线轮胎是自密封的，这种轮胎深受一些动乱小国的独裁者喜爱。
然后，就在上次，我想出了怎么才能做到这件事——被狠狠吓了一跳之后才想出来的。
我跟着他回拉斯维加斯，至少保持着一英里的距离，有时候两英里，有时候三英里。我们穿越沙漠，朝东行驶，他的车有时看上去就是地平线上的一道阳光。我想起了伊丽莎白，想起了阳光照在她头发上的样子。
当时，我远远落在后面。因为是工作日，71号公路上车很少。这种情况下，跟踪变得很危险——即使是学校老师也知道这一点。我经过一个橘黄色的警示牌，上面写着：前方五英里绕道。然后我就离多兰的车更远了一点。车辆在沙漠上绕道时速度慢得像在爬行，我不想冒险出现在灰色凯迪拉克后面，因为那辆车的驾驶员正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到一条满是车辙的二级公路上。
下一个警示牌上写着：前方三英里绕道。下面还写着：前方爆破区，请关闭无线对讲机。
我开始思考几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在影片中，一伙持枪抢劫犯通过放置错误的绕行警示牌，诱使一辆装甲运钞车进了沙漠。一旦司机上钩，在荒无人烟的土路上关掉了无线对讲机(沙漠里有上千条这样的路，包括放羊路、牧场路，还有不知道通往何处的古老的政府路)，歹徒们就移走警示牌，确保装甲车被隔离，然后将它团团围住，直到保镖们下车。
他们杀了保镖。
我记得这个情节。
他们杀了保镖。
我到了岔口，上了绕行道。路况和我想象中一样差——尘土飞扬、双车道、路面坑坑洼洼，害得我的老别克不断弹跳、嘎吱作响。这辆别克需要新的减震器了，但颠簸有时候是一个学校老师得忍受的东西，即使他是一个没有孩子、除了复仇没有其他爱好的鳏夫。
别克在路上颠簸着前行时，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下次多兰的凯迪拉克从拉斯维加斯回洛杉矶或者从洛杉矶去拉斯维加斯时，我不跟在它后面，恰恰相反，我要超过它——走在它前面。我要搞一个电影里那样假的绕行道，把多兰的车诱骗到拉斯维加斯西部的荒原里，那里安安静静，群山环绕。然后我再拿走警示牌，正如歹徒们在电影里做的那样……
我猛然跳回了现实。多兰的凯迪拉克在我前面，就在正前方，它停到了土路边。其中一个轮胎，不管是不是自密封的，瘪了。不，不仅仅是瘪了，是直接爆了，有一半脱离了轮毂。事故原因很可能是硬质土层里嵌着的一块尖利的楔形石块，有点像小型的坦克陷阱。其中一个保镖正在前轮下操作千斤顶。另一个是长着猪脸的怪物，头上汗水淋漓，站在多兰身边保护着他。即使是在沙漠里，你看，他们也不给别人留任何机会。
多兰站在一边，身形瘦削，穿着开领衬衫和深色宽松裤子，沙漠里的微风吹得他的银发飘在头顶。他抽着烟，看着两个保镖，仿佛置身别处，在一家饭店、舞厅，又或者一个客厅里。
透过我这辆车的前风挡玻璃，他的眼神和我的交会了，然后他转开了视线，完全没有认出我，但他曾在七年前见过我一次(当时我还有头发!)——在预审听证会上，我就坐在我妻子身边。
追上凯迪拉克的恐惧完全被愤怒取代了。
我幻想着靠过去，摇下车窗大喊：你怎么敢忘了我?你怎么敢忽略我?哦，可是这么做就成疯子了。他忘了我很好，他忽略我也没关系。做一只躲在护墙板后面啃噬电线的老鼠更好。做一只藏在高高屋檐下织网的蜘蛛更好。
那个因鼓捣千斤顶而大汗淋漓的人向我招手示意，不过多兰可不是唯一有能力忽略别人的人。我冷漠地看着挥手那人的身后，心里祈祷他得个心脏病或中个风，最好是并行不悖。我继续向前开，但头一跳一跳地抽痛，有那么一会儿，地平线上的群山似乎翻倍了，甚至变成了三倍。
我想：要是我有一把枪!要是我有一把枪，我就可以立刻了结他那腐朽、悲惨的生命。要是我有一把枪!
开了几英里后，某个想法脱颖而出，占了上风。如果我有一把枪，我唯一确信的事情是我会害自己被杀死。如果我有一把枪，我会在那个鼓捣千斤顶的男人招手时靠边停下，下车，然后疯狂地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扫射。我可能会伤到别人。我会被杀死，埋到浅坟中，而多兰则继续有美女相伴，坐着他银色的凯迪拉克往返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沙漠里的动物挖出我的遗骸，在冰冷的月光下为争夺骨头大打出手。对伊丽莎白来说，根本就没有复仇——一点也没有。
陪多兰一起出行的人是经过训练的杀手。我是经过训练的三年级老师。
我回到高速公路上，经过一块橘黄色的警示牌“施工路段结束，内华达州感谢您!”时提醒自己：这不是在拍电影。如果我真的混淆了现实和电影，以为一个秃顶、近视的三年级老师能在除自己白日梦以外的地方成为肮脏的哈里，那么就永远不会有什么复仇了，永远。
会有复仇吗?会有吗?
搞一个假的绕行道的想法和跳出老别克拿枪向那三个人扫射的想法一样浪漫又不现实——我在十六岁后就没有开过枪，而且从来没有开过手枪。
没有同伙，做成这样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我看过的那部很浪漫的电影里，也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那个团体有八九个人，分成了两组，用无线对讲机保持相互间的联络。甚至专门有人开着小飞机在高速公路上空盘旋，确保装甲车在靠近既定位置的时候处于一个相对孤立的环境中。
毫无疑问，这样的情节是由一个肥头大耳的编剧幻想出来的，他坐在自家泳池旁，一手拿着椰林飘香鸡尾酒，一手拿着一支新派通笔，在埃德加·华莱士的帮助下创作着。即使是这样一个人，也需要一支小军队来执行他的想法。而我只有一个人。
不会成功的。这只是一道短暂的虚幻微光，就像过去几年里我所拥有的其他希望那样：我可以在多兰的空调里释放有毒气体，或者在他洛杉矶的家里放置炸弹，又或者得到什么真正致命的武器——比如说，一个反坦克火箭筒——让他那辆该死的银色凯迪拉克在71号公路上向东开往拉斯维加斯或向西开往洛杉矶时变成一团火球。
最好忘了那个想法。
但忘不了。
让他落单，脑海里替伊丽莎白说话的那个声音不停地低语，像经验丰富的牧羊犬在主人的命令下让一只母羊落单那样。用绕行道骗他进荒野，然后杀了他。杀了他们所有人。
成不了的。如果我只能认可一个事实，那么我至少会认可一个活了那么久的人，一定有着小心打磨出的生存感——可能磨炼到了一种偏执的地步。他和他的保镖们肯定一眼就能看穿绕行道的骗局。
今天他们进绕行车道了，替伊丽莎白说话的那个声音说，甚至没有犹豫一下，就像玛丽的小羊羔那样进了绕行车道。
但是我知道——是的，不知怎么的，我就是知道!——像多兰那样的人，比起人更像狼的人，发展出了一种嗅出危险信号的第六感。我可以去道路部门的库房里偷真的绕道警示牌，放到所有该放的地方;我甚至可以放上闪着橙色荧光的交通锥和一些烟熏炉。我可以做所有这些，但多兰还是能闻到穿着舞台服的我手心里因为紧张而冒出的汗所散发出的味道。透过他的防弹窗就能闻到。他会闭上眼睛，在内心深处——那蛇窟般的心，听到伊丽莎白的名字。
替伊丽莎白说话的声音沉默了，我以为它今天终于放弃了。然而，当拉斯维加斯真正出现在眼前——蓝色、朦胧，摇曳在沙漠遥远的边缘处时，它又开口了。
那么不要用假的绕行车道骗他，它悄声说，用真的绕行车道愚弄他。
我一个急转弯，把别克靠向路肩，然后双脚踩住刹车，颤抖着停了下来。在后视镜里，我看到了自己瞪大的、惊惶的眼睛。
脑海里的那个声音开始大笑，这笑声野蛮、疯狂。过了一会儿，我也跟着一起大笑。
我加入了第九街健身俱乐部，其他老师对此嘲笑不已。有一个人想知道是不是有人侮辱了我。我和他们一起哈哈大笑。人们不会对我这样的人起疑，只要我跟着他们一起大笑。为什么不笑呢?我的妻子死了七年了，对吧?她仅仅是棺材里的尘埃、毛发和一点骨头了!所以我为什么不笑呢?只有当我这样的人不笑的时候，人们才会想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和他们一起大笑，虽然整个秋冬，我的肌肉都酸痛无比。我放声大笑，即使我经常感到饥饿——自助餐不拿第二盘，晚上不吃夜宵，不喝啤酒，餐前不喝金汤力，但吃很多红肉、蔬菜、蔬菜和蔬菜。
我给自己买了一台鹦鹉螺健身器当圣诞礼物。
不——不完全是这样。是伊丽莎白给我买了一台鹦鹉螺健身器当圣诞礼物。
我减少了观察多兰的次数，忙着健身，减啤酒肚，锻炼手臂、胸部和腿部肌肉。但是有好几次，我感觉自己难以继续，仿佛重获身体健康之类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仿佛我离了第二盘自助餐、咖啡蛋糕和不时放到咖啡里的甜奶油就活不下去。每当这种感觉袭来，我就把车停到多兰最爱的一家餐厅对面，或者进入他喜爱的一家夜店等他出现，看着他从雾灰色的凯迪拉克上下来，挽着一个自大的金发冰山美女或一个笑声不断的红发女郎，或者一边一个。他就在那里，那个杀了我的伊丽莎白的男人;他就在那里，穿着毕坚牌的正式衬衫，神采奕奕，手腕上的金色劳力士在夜店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每次感到疲劳沮丧的时候，我就去看多兰，就像一个饥渴难耐的人有可能在沙漠中找到绿洲一样。我喝下他的毒液，然后重新恢复活力。
从二月开始，我每天跑步。其他老师嘲笑我的秃头，它不断地掉皮、变成粉红色，不管我抹多少防晒霜都没用。我就和他们一起笑，好像自己在跑完后没有差点晕倒两次，腿部肌肉没有刀刺般的持续痉挛。
夏天到来的时候，我向内华达州高速公路部门申请了一份工作。市政就业处在我的申请表上盖了临时批准章，让我跟着一个叫哈维·布洛克尔的领班干活。布洛克尔很高，几乎被内华达州的太阳晒成了黑色。他穿着牛仔裤、布满灰尘的工作靴和一件剪掉袖子的蓝色T恤。T恤上写着“态度恶劣”。他皮肤下的肌肉鼓鼓囊囊，块大又结实。他看了看我的申请表，又看了看我，然后就笑了。申请表被卷了起来，握在他硕大的拳头里，看起来非常可怜。
“你在开玩笑吧，朋友。我是说，你肯定是在开玩笑。我们说的可是沙漠里的烈日和高温啊——可不是那些雅皮士的晒黑沙龙什么的垃圾。现实生活中你是干什么的，老弟?一名会计?”
“老师，”我说，“教三年级。”
“哦，亲爱的，”他说，又笑了起来，“从我眼前滚开，好吗?”
我有一块怀表，是我曾祖父传下来的，他曾在那条伟大的横贯大陆铁路的最后一段修建工作。根据家族传说，那根金色道钉被钉下时他就在场。我拿出怀表，抓着表链子在布洛克尔眼前晃动。
“看到了吗?”我说，“值六百或七百美元。”
“这是贿赂吗?”布洛克尔又笑了，他是个老笑鬼，“兄弟，我听说过有人和魔鬼做交易，但你是我碰到的第一个想把自己贿赂进地狱的人。”现在，他带着类似同情的眼光看了看我。“你可能以为自己明白要做什么，但我告诉你，你什么都不知道。七月份，印第安斯普林斯西部的温度会升到一百一十七华氏度，能把强壮的男人热哭，而你根本都不强壮，老弟。不用你脱衣服，我都知道你身上也就一点雅皮士在健身房里练出来的肌肉，在沙漠里这可什么用都没有。”
我说：“到你觉得我确实没用的那天，我自己会离开。你拿着这表吧。就这么着了。”
“你就是个该死的骗子。”
我看着他，和他对视了一会儿。
“你不是骗子。”他带着惊叹的语气说。
“不是。”
“你能把表交给廷克保管吗?”他朝一个体形巨大的黑人翘了翘拇指，那个黑人坐在附近一台推土机的驾驶室里，身上穿着扎染衬衫，一边吃着麦当劳的水果派，一边听着我们说话。
“他可靠吗?”
“你简直烦死人了。”
“那就让他保管怀表，直到你让我滚蛋，或者九月份我回学校。”
“我需要干点什么呢?”
我指了指他拳头里握着的申请表。“签了它，”我说，“那就是你需要干的。”
“你真是个疯子。”
我想起了多兰，想起了伊丽莎白，什么也没说。
“你要从最苦的活开始干，”布洛克尔警告说，“从卡车上铲下热土块，填进路坑里。不是因为我想要你那破表——虽然我确实很乐意收了它，而是每个人都从这活开始。”
“没问题。”
“希望你理解，老弟。”
“我理解。”
“不，”布洛克尔说，“你不理解。不过你马上会理解的。”
他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