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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那几周发生的事情，我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就只有铲下热土块，填进路坑里，然后垂头跟着卡车走到下一个路坑边。有时候我们在赌场聚集的市区干活，我能听到赌场里传出的中彩票头奖的铃声。时不时地，我觉得铃声就在我脑海中响起。我抬起头，看到哈维·布洛克尔正以奇怪又同情的眼神看我，他的脸在烘烤着道路的热气中发着光。有时候我看向廷克，他推土机的驾驶室外罩着帆布遮阳伞，他就坐在伞下，每次都拿出我曾祖父的怀表，抓着链子摇晃，让表盘反射出太阳光。
最大的挑战是不要晕倒，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持意识清醒。整个六月我都坚持了下来，还有七月的第一周。终于，某天午饭时，我正用一只颤巍巍的手吃三明治，布洛克尔坐到了我身边。有时候我的手会不停颤抖，直到晚上十点。是因为热气。不是颤抖就是晕倒，但不知怎的，我一想起多兰，就止不住地颤抖。
“你还是不强壮呀，老弟。”他说。
“是，”我说，“不过就像人们说的，得看我开始时是什么样。”
“我一直期待着能看到你在路基上晕倒，然而你坚持着没晕倒。不过你会的。”
“不，我不会。”
“不，你会的。如果你继续拿着铲子跟在卡车后面，你会的。”
“不。”
“夏天最热的时候还没到呢，老弟。廷克说那是烤盘天。”
“我会熬过去的。”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东西，是我曾祖父的表。他把表扔到我腿上。“拿走这破玩意，”他嫌恶地说，“我不要。”
“你和我做了一笔交易。”
“我取消这笔交易。”
“如果你炒我鱿鱼，我就去申请仲裁，”我说，“你签了我的申请表，你——”
“我不是要炒你鱿鱼，”他说，扭头看向别处，“我打算让廷克教你开前端装载机。”
我看了他很久，不知道说什么。凉爽舒适的三年级教室从来没有变得如此遥远……然而我还是完全不知道布洛克尔那样的人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他既欣赏我又看不起我，但一点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同时有这两种看法。你不需要关心这个，亲爱的，伊丽莎白的声音突然在我脑海里响起，多兰才是你的事。记住多兰。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最后问道。
他把视线移回我身上，我看到他既愤怒又觉得好笑。不过怒气是主要情绪，我想。“你有什么毛病吗，老弟?你当我是什么人?”
“我不——”
“你以为我为了那块破表想要杀了你?你是这样想的吗?”
“对不起。”
“是啊，你就是个悲剧。我见过的最可悲的浑蛋。”
我收起了曾祖父的怀表。
“你永远都不会变强壮的，老弟。有些人和植物在太阳下能挺住，有些会枯萎、死亡。你在死亡。你知道你在死亡，但不愿意移到阴影里。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整这破事?”
“我有自己的理由。”
“嗯，我相信你有。保佑那些挡你道的人。”
他起身走开了。
廷克走了过来，咧嘴笑着。
“你觉得自己能学会开前端装载机?”
“我觉得能。”我说。
“我也这么觉得，”他说，“那个老傻瓜喜欢你——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我看出来了。”
廷克笑了。“你是个硬骨头的浑蛋，对吗?”
“我希望是。”我说。
夏天剩下的日子里，我都在开前端装载机。秋天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和廷克一样黑了，同事们不再嘲笑我。有时候他们在我经过后用眼角的余光看我，但不再大笑了。
“我有自己的理由。”我是这么告诉他的，而我确实有自己的理由。我并不是一时兴起，在那地狱里待了一个夏天。要知道，我必须有良好的身体状况。为给一个男人或女人挖坟做准备可能不需要如此极端的行为，但我想的不只是一个男人或女人。
我打算埋的是那辆该死的凯迪拉克。
到第二年四月，我已经进了州高速公路委员会的邮寄名单，每月收到一份叫《内华达路标》的快报。我略读大部分内容——基本都是关于悬而未决的道路改善法案、道路施工设备交易、州立法机构对沙丘控制和新型抗侵蚀技术的立法。我感兴趣的东西总是在最后一页或最后两页。这一部分被简单地称为日历，列出了下个月道路施工的日期和地点。我尤其对后面写着“RPAV”四个缩写字母的日期和地点感兴趣，这四个字母代表重新铺设，我在哈维·布洛克尔手下干活的经历告诉我这是最常需要绕道的道路施工。但不是每次——确实不是。关闭一段路绝不是公路委员会会采取的措施，除非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想，迟早，那四个字母将拼出多兰的末路。虽然只有四个字母，可我梦到过很多次：RPAV。
并不是说事情简单，或者很快——我知道我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年，而与此同时，或许会有其他人杀了多兰。他是一个罪恶的人，罪恶的人活得很危险。四个分散的关联矢量必须集中到一起，就像罕见的行星联结那样：多兰出行，我放假，一个全国性假期，一个三天的周末。
可能要好几年，也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但是我感到一种安详——一种这件事会发生的笃定，一种机会到来时我将有备无患的笃定。终于，机会来了。不是那年夏天，不是那年秋天，也不是第二年春天，而是去年六月，我打开《内华达路标》时在日历上看到了这个：
7月1日—7月22日(暂定)：
71号公路440—472路段(西向)RPAV
我颤抖着双手，把桌上的日历翻到七月，看到七月四日是周一。
这样就集齐了四个矢量中的三个，毫无疑问，在一项如此大规模的道路施工工程里，中间某个地方肯定会绕道。
但是多兰……多兰怎么办?这第四个矢量怎么办?
我记忆中此前他有三次在七月四日那周去了洛杉矶——那周是拉斯维加斯少数的慢节奏的周之一，有三次去了其他地方——一次纽约，一次迈阿密，一次遥远的伦敦，还有一次就待在拉斯维加斯，哪儿也没去。
如果他去了……
我有办法知道地点吗?
我花了很长时间、很多精力思考这个问题，但不断被两个画面打断。在第一个画面里，我看到黄昏时分，多兰的凯迪拉克在71号公路上向西朝着洛杉矶疾驰，车后投下长长的影子。我看到它经过“前方绕道”的一系列警示牌，其中最后一个牌子上警告使用民用无线电的车辆关闭相关设备。我看到凯迪拉克经过空置的道路施工设备——推土机、平地机、前端装载机。空置不只是因为过了工作时间而无人操作，还因为那是周末，一个三天的周末。
在第二个画面里，所有东西都和第一个画面一样，除了绕道警示牌不见了。
它们不见了，因为我拿走了。
学校放假前的最后一天，我突然想到了怎么找出多兰要去的地方。当时我差点就要睡过去了，完全没想着多兰或者学校，然后我突然惊坐起来，打翻了放在桌子边缘的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一些漂亮的沙漠之花，是学生送我的放假礼物)，花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几个也在打盹的学生也一下惊坐起来。大概是我脸上的表情吓到了其中一个，有个叫蒂莫西·乌里希的小男孩大哭起来，我不得不安抚他。
床单，我一边想，一边安抚蒂米。床单、枕头、床上用品、银器、地毯、地板。所有东西都得这样。他要所有东西都得这样。
当然如此。让东西刚好这样是多兰的一部分，就像他的凯迪拉克是他的一部分一样。
我笑了起来，蒂米·乌里希回了我一个微笑，不过我并不是冲着蒂米笑。
我是冲着伊丽莎白笑。
那年，学校放假是在六月十日。十二天后我飞去了洛杉矶。我租了一辆车，住进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之前办其他事情时也住过几次。接下来的三天，每一天我都开车去好莱坞山，监视多兰的房子。不能持续监视，这样会被注意到。有钱人会雇专门的人盯住闯入者，因为大部分时候他们会很危险。
比如我。
一开始什么异常都没有。房子没有被木条封起来，草坪也修剪得体——但愿不会如此!泳池里的水清澈无比，而且加了氯消毒。但同时，那里有一种空荡荡的、无人使用的感觉——遮阳篷被搭起来阻挡夏天的日头，中央回车场上没有车，没有人用泳池，虽然一个扎马尾的年轻男人每隔一天就在早上清理一次。
我相信这次行动毫无价值，但我还是留了下来，期待最后一个矢量的到来。
六月二十九日，当我差点又给自己派了一年任务——观察、等待、锻炼，以及给哈维·布洛克尔开一整个夏天的前端装载机(前提是他还愿意用我)，一辆写着“洛杉矶保安服务”的蓝色汽车停到了多兰家门口。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下了车，用钥匙打开了门。他把车开进院子，停到角落里。几分钟后，他走了出来，关门上锁。
这至少打破了惯例。我感到了微弱的希望。
我开车离开，逼着自己在外面待了差不多两小时才回来，这次停到了街头，而不是街尾。十五分钟后，一辆蓝色货车开到了多兰家门前，车身上写着“大乔保洁服务”。我的心在胸腔里狂跳起来。我一直看着后视镜，我记得自己的手紧紧握住了租来的车的方向盘。
四个女人下了货车，两个白人，一个黑人，一个墨西哥裔美国人。她们穿着白衣服，像服务员，不过她们当然不是服务员，她们是保洁员。
其中一个按了门铃，保安开了门。这五个人一起说说笑笑。保安试图拍其中一个女人的屁股，结果他的手被她笑着拍开了。
一个女人回了货车，把车开进回车场。剩下的人一边走进院子，一边互相交谈。保安再次关门上锁。
我脸上汗如雨下，感觉像是在淌油，而胸腔里像是在擂鼓。
后视镜里看不见他们了。我冒了个险，环顾四周。
我看到货车的后门大开着。
一人拿着一叠整齐的床单，一人拿着毛巾，一人拿着两个吸尘器。
她们一起走到门前，保安让她们进了屋。
我开车走了，浑身颤抖，几乎握不住方向盘。
他们在打扫房子。他就要来了。
多兰并不是每年都换凯迪拉克，甚至也不是每两年——那年六月结束时，他开的那辆灰色帝威就有三年了。我精确地知道它的尺寸。我曾给通用汽车公司写信要它的尺寸，假装自己是一名研究者。他们给我寄了一份操作手册和当年车型的规格表，甚至还寄回了我附上的贴了邮票、写了姓名和地址的信封。显然，大公司总是保持它们的礼仪，即使是在亏损的情况下。
我拿着三个数据——那款凯迪拉克的最大宽度、高度和长度——去找了一个在拉斯维加斯高中教数学的朋友。我想我告诉过你，我一直都在准备着，而且不全是身体上的准备。毫无疑问，大部分都不是。
我以纯粹假设的名义提出了我的问题。我说我想写一个科幻故事，想让数据完全正确。我甚至编造了一些合情合理的情节片段——我的创造力着实惊到了自己。
朋友想知道我这辆外星人侦察车打算开多快。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到，所以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影响。
“当然有影响，”他说，“影响大了。如果你想让故事里的侦察车直直掉进你的陷阱里，那么陷阱就必须刚好是某个大小。你现在给我的数据是十七英尺宽，五英尺深。”
我正要张嘴说那不完全对时，他抬起手阻止了我。
“这只是个大概，”他说，“这样更容易计算弧度。”
“什么?”
“坡道弧度。”他说。我冷静了下来。这个表达是一个耽于复仇的男人会爱上的表达，听起来带有黑暗而平稳的凶兆气息。坡道弧度。
我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我按着凯迪拉克的大小挖了坟墓，这车就能进坟墓。是这个朋友让我明白在这个坟墓成为坟墓之前，它得先成为一个陷阱。
形状本身很重要，他说。我之前设想的狭长沟渠可能没用——事实上，它失败的概率比成功的概率还大。“如果车辆没有精确撞上沟的进口端，”他说，“那么它可能根本就不会进到沟里。只会以某个角度滑行一段，车停了之后，所有外星人就会从车门爬出，杀了你的英雄们。”他还说成功的方法是扩大进口端，让整个工事的形状看上去像漏斗一样。
然后还有速度的问题。
如果多兰的凯迪拉克开太快，而洞太短，那么这车就会飞过沟渠，飞到中途下沉一点，之后车身或轮胎会碰到另一端的洞沿。它会整个翻过来——但完全不会落进洞里。另一方面，如果凯迪拉克开太慢，而洞太长，那么这车就是车头，而不是车轮着地，这也不行。你不能活埋一个腿翘在外面的人，同样也不能活埋一辆后备厢的最后两英尺和后保险杠都翘在外面的凯迪拉克。
“所以你的侦察车要开多快呢?”
我快速计算了一下。在畅通的高速公路上，多兰的司机把时速保持在六十到六十五之间。在我计划搞事的地方，他可能会开得慢一点。我可以拿走绕道警示牌，但没法藏起筑路机械，也没法清除所有的施工痕迹。
“大约二十卢尔。”我说。
他笑了。“请翻译一下?”
“大约每小时五十英里。”
“啊哈。”他立刻用计算尺投入计算，我在旁边坐着，眼神明亮，脸上带着笑容，想着那个完美的表达：坡道弧度。
他很快就抬起了头。“你知道，”他说，“你或许可以考虑一下改变车辆的尺寸，朋友。”
“哦?为什么这么说?”
“对一辆侦察车来说，十七乘以五的尺寸实在是太大了，”他笑了，“这非常接近林肯马克四代轿车的大小。”
我也跟着笑了。我们一起笑了。
看到女人们拿着床单和毛巾进屋后，我飞回了拉斯维加斯。
我打开自己家的门，进了客厅，拿起电话。我的手微微颤抖着。整整九年，我一直等待着、观察着，像屋檐下的一只蜘蛛，像壁板后的一只老鼠。我尽量不给多兰一丝一毫的线索，不让他感知到伊丽莎白的丈夫仍对他有兴趣——那天在回拉斯维加斯的路上，我经过他那辆坏了的凯迪拉克时，他投在我身上的眼神空荡荡的，虽然当时我对此非常生气，但那就是我这么多年努力的成果。
现在我需要冒一次险了。我不得不冒这个险，因为我无法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而知道多兰是否会来，以及什么时候让绕道警示牌暂时消失极为重要。
在回家的飞机上，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想这办法能成功。我会让它成功。
我打电话给洛杉矶查号台，询问大乔保洁服务公司的电话。我拿到了电话，拨了过去。
“您好，我是伦尼酒席承办服务公司的比尔，”我说，“周六晚上，我们要在好莱坞山阿斯特尔大道1121号办一场派对。我想知道你们那儿能不能去个人替多兰先生查看一下炉子上面碗柜里的大酒杯，您能帮帮我吗?”
对方让我等等。不知怎的，我等了，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确定他闻到了阴谋的味道，正在用另一条线给电话公司打电话。
最后——过了很久很久，他回来了，听上去有点焦虑，不过没关系。我就想让他那样。
“周六晚上?”
“对，没错。但我没有他们要的那么大的酒杯，除非我找遍整个镇子。我印象里他本来是有一个的。我就想确认一下。”
“先生，我的日程表上说多兰先生周日下午三点才来。我很乐意派人去查看一下大酒杯，但我首先要弄清楚您说的派对的事。在多兰先生那儿可不能胡来，请原谅我的——”
“我完全同意。”我说。
“如果他要提前一天出现，我得马上派更多人过去。”
“我再确认一下。”我说。旁边桌上摊着我上课用的阅读教材《通向各处的路》。我拿起书，把它靠近电话翻了几页。
“哦，天哪，”我说，“是我的错，他在周日晚上才有客人。真对不起。您要骂我吗?”
“不。听着，您再等会儿，我去找一个人，让她查看——”
“不用了，如果是周日，”我说，“我自己的大酒杯当天上午就能从格伦代尔市的一个婚宴上回来了。”
“好的，别紧张。”舒心。没有起疑。一个不会再重新思考此事的声音。
我希望。
我挂断电话，安静地坐着，在头脑里尽可能细致地安排计划。为了三点到达洛杉矶，他得在周日早上十点左右离开拉斯维加斯，然后在十一点十五分到三十分之间到达绕行车道附近。那时，路上的来往车辆几乎就没有了。
我觉得是时候停止做梦，开始行动了。
我浏览了很多广告，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出门看了五辆价格在我承受范围内的二手车，最后选了一辆老旧的福特货车，车的出厂年份和伊丽莎白被杀那年是一样的。现金结算。我的储蓄账户里现在只剩下二百五十七美元，但这一点也没让我不安。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有折扣店那么大的租赁店停留了一会儿，租了一台便携式空气压缩机，用万事达卡做的担保。
周五下午晚些时候，我把车装好：十字镐、铲子、压缩机、手推车、工具箱、双筒望远镜，还有一个从高速公路部借来的手持风钻，配有各式用于切割沥青的箭头状配件;一大块方形沙色帆布，再加一大卷帆布——后者来自我去年夏天参加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还有二十一根细木支柱，每根五英尺长;最后，一个大型工业订书机。
进入沙漠前，我去购物中心偷了一对车牌，挂到自己的货车上。
在拉斯维加斯向西七十六英里处，我看到了第一个橘黄色警示牌：“前方道路施工，通行危险自负。”然后，再往前一英里左右，我看到了那块自从……自从伊丽莎白死了以后我就一直期待的警示牌，虽然很早之前我并不知道它。
前方六英里绕道
暮色加深，黑暗降临，我到了那儿之后开始查看场地。如果是我来安排绕道就更好了，但这样也差不多。
这个绕行车道的道口在两个上坡间的右转弯处，看上去像一条布置了警戒线的老路，由高速公路部拓宽弄平，暂时用来承接较大的交通流量。绕行车道还用了一个电池供电的闪光指示箭头标示，电池嗡嗡作响，放在上了锁的钢盒里。
就在绕行车道前方，通往第二个上坡的坡顶之处，公路被拦上了两排交通锥。再往前(如果真有人能蠢到先错过了闪光指示箭头，然后不知不觉地撞倒了交通锥——我猜有些驾驶员的确如此)是一个橘黄色警示牌，几乎有广告牌那么大，写着“道路封闭，请绕道”。
但绕道而行的原因从这里是看不出来的，这很好。我不想让多兰在掉入陷阱前闻到一丝一毫阴谋的气息。
我敏捷地从货车里出来——不想在这里被看到，迅速摞起几十个交通锥，清出一条够货车通行的车道。然后把“道路封闭”的警示牌拽到右边，跑回车上，开了过去。
我听到不断靠近的发动机声了。
我又抓起交通锥，尽可能快地把它们放回原处。其中两个从我手上滑了出去，滚进了沟里。我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在黑暗中被一块石头绊倒，仰面摔在地上，又迅速爬了起来，脸上沾满了灰，一只手掌滴着血。车更近了，很快它就会出现在绕道口前的那个上坡，在远光灯的照射下，司机会看到一个穿着牛仔裤和T恤的男人正试图把交通锥放回原处，而他的车停在非施工部门相关车辆禁止进入的地方。把最后一个交通锥归位后，我跑向警示牌。我拖得太用力，牌子摇摇晃晃，差点倒下。
来车的车头灯在东向的上坡亮了起来，我突然确信那是内华达州的警车。
警示牌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如果不完全是，那么也够近了。我冲向我的货车，上车，开向下一个上坡。正当我过了坡时，我看到身后出现了车头灯的亮光。
我的车灯关着，他也能在黑暗中看到我吗?
我觉得没有。
我靠到座椅上，闭上眼，等着心跳慢下来。最后，当车在绕行道上颠簸的声音消失后，我终于平静了下来。
我在这里——安全地躲在绕行车道后。
是时候开始工作了。
上坡再往前，道路向下倾斜至一块又长又直的平地。三分之二的路段几乎没有路面——尘土飞扬，铺满了碾碎的沙砾。
他们会看到这个就停下来吗?掉头回去?还是继续前进，认为既然没看到绕路警示牌，那么肯定有能通过的路?
现在担心这个已经太晚了。
我挑了一个点，离平地二十码左右，但离路面消失的地方还是不够四分之一英里。我把车停到路边，绕到车的后面打开后车厢，拿出一些木板以及相关设备。然后我休息了一会儿，抬头看向苍凉的沙漠夜空。
“要开始啦，伊丽莎白。”我小声地对星星说。
我感觉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在抚摸我的后颈。
压缩机发出阵阵噪声，手持风钻更是可怕，但没什么办法——我能期待的最好情况就是第一阶段工作可以在半夜前完成。不管怎么说，如果半夜还无法完成，我就有麻烦了，因为手头给压缩机用的汽油有限。
别担心，别去想有人会听到噪声，并好奇是什么傻瓜在半夜用手持风钻。想想多兰，想想灰色帝威。
想想坡道弧度。
我先用工具箱里的白粉笔和卷尺画出了坟墓的轮廓，根据我的数学家朋友提供的数据。完工后，一个不到五英尺宽、四十二英尺长的大致的长方形在黑暗中发着光。在近端口，这个长方形变宽了。黑暗中，这玩意看起来不太像漏斗，没有我的数学家朋友第一次在绘图纸上画出来时那么像。黑暗中，它看起来更像张开的大嘴，接在一条又长又直的气管后面。吃了你就更好了，亲爱的。我想，在黑暗中笑着。
我在长方形里画了二十多条线，线与线之间宽两英尺。最后，我在中间画了一条垂直线，弄出了一个由四十二个方块组成的网格，每个方块的尺寸为二英尺乘以二点五英尺。第四十三部分呈铲子形，位于尾端。
然后我撸起袖子，发动压缩机，回到第一个方块。
工作进行得比我能想到的还快，但没有我幻想中那么快——我的幻想有实现过吗?如果能用重型设备就更好了，不过接下来可以用到。第一件事就是切割路面上的方块。我干到半夜没干完，干到凌晨三点也没干完，而那时压缩机已经没油了。事先预想到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我准备了一根可以插进货车油箱的虹吸管。我站得尽可能地远，然后拧开油盖，结果一闻到汽油的味道，我立刻又把盖子拧了回去，平躺到后车厢里。
不能再干了，今晚干不了了。虽然戴了工作手套，我的手上还是起了大水泡，很多都破了。整个身体似乎都在随着手持风钻稳定、有力的节奏振动着，而胳膊就像一个疯了的音叉。头痛。牙痛。背也折磨着我，仿佛脊柱里填满了磨砂玻璃。
我已经切割了二十八个方块。
二十八个。
还剩十四个。
而这还只是开始。
永远不可能，我想。不可能的。做不到。
那只冰冷的手又来了。
能的，亲爱的，能的。
我耳朵里的隆隆声现在平息了一点，偶尔能听到不断靠近的发动机声……车子进入绕行道，沿着高速公路部为避开施工路段所设立的环形道路行驶时，这声音渐渐偏向右侧，变成嗡嗡声。
明天是周六……对不起，今天。今天是周六。多兰周日就来了。没时间了。
是的，亲爱的。
爆炸把她撕成了碎片。
我亲爱的伊丽莎白被撕成了碎片，就因为她对警察说出了自己看到的真相，因为她拒绝接受威胁，因为她为人勇敢，而多兰还开着他的凯迪拉克四处晃悠，喝着二十年的苏格兰威士忌，手腕上的劳力士闪着微光。
我会试试的，我想。然后我睡着了，无梦，像死了一样睡着了。
醒来时太阳已经升起。阳光照在脸上，虽然才八点，却已经很晒了。我坐了起来，发出一声尖叫，颤抖的双手迅速摸了摸后腰。干活?切割剩下的十四块沥青?我连路都走不了。
但是我能走的，而且我做到了。
我走得像一个去玩推圆盘游戏的老头，挪到仪表盘的杂物箱旁，打开了箱子。这儿放了一瓶阿司匹林，以防出现今天早上这种情况。
我相信自己有着良好的身体状况了吗?真的相信了吗?
好吧!这很搞笑，对吧?
我用水服了四片阿司匹林，等了十五分钟，让它们在胃里消化，然后狼吞虎咽地吃下早饭——一些干果和冷的果酱吐司饼干。
我看向放压缩机和手持风钻的地方。压缩机黄色的表皮似乎已经在早晨的日光下滋滋作响了，它身后两侧是我切出来的整齐的沥青块。
我不想过去拿起手持风钻。我想起哈维·布洛克尔说过，你永远都不会变强壮的，老弟。有些人和植物在太阳下能挺住，有些会枯萎、死亡……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整这破事?
“她被撕成碎片了，”我声音沙哑地说，“我爱她，但她成了碎片了。”
作为加油用语，布洛克尔的这些话永远不可能取代“去吧，大熊!”或者“勾住他们，大角!”，但这些话能让我行动起来。我从货车油箱里用虹吸管吸了一些汽油出来，汽油的臭味让我窒息，全凭意念坚持我才没有把早饭吐出来。我想了一下，如果道路施工人员在回家过周末前把柴油从机器里排空了该怎么办，不过我很快就把这个念头甩出了脑海。担心无法控制的事情毫无意义。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像一个跳下B-52轰炸机的人，只不过是手里拿着遮阳伞，而不是背上挂着降落伞。
我拿着汽油罐来到压缩机旁，把汽油倒进油箱里。我得用左手把右手手指弯曲起来才能握住压缩机的启动手柄。一拉动手柄，很多水泡就破了。压缩机启动了，我看到黏稠的脓液从手中滴落。
永远做不到了。
求你了，亲爱的。
我走向手持风钻，再次启动了它。
第一个小时最难熬，接下来风钻稳定的隆隆声和阿司匹林结合起来，似乎让一切都麻木了——我的背、手、头都麻木了。十一点，我切完了最后一块沥青。是时候看看我还记得多少廷克教给我的启动道路施工设备的方法了。
我跌跌撞撞地回到车上，开了一点五英里到达道路施工处，一眼就看到了我要的机器：一辆大型凯斯-乔丹铲斗装载机，车后带着钩和钳。价值十三万五千美元的轨道车。我给布洛克尔开过一辆卡特彼勒牌的，这个应该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