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nd of the Whole Mess 混乱终结
我想告诉你战争的结束、人类的堕落以及弥赛亚之死——史诗般的故事，值得上千书页和满架书卷来书写，但是你(如果以后还能有“你”来读到这些)只能将就这冷冻干燥版的叙述。直接注射起效很快，我想大概花了四十五分钟到两小时，时长因血型而异。我觉得我是A型血，给我的时间应该稍微长点，不过要是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才是见鬼了。如果不巧是O型血，那你读到的就是大量空白页了，我的朋友——虚拟的朋友。
无论哪种情况，我想还是做好最坏的打算，以最快的速度做好这事。
我用的是电传打字机——博比的文字处理器更快一点，但那东西的发电机的循环周期太不规律了，就算用上线条控制器也难以信任。我只有一次机会，不能看着写得差不多了就去冒险，因为一个失误或者一个控制器无法处理的波动而前功尽弃。
我的名字是霍华德·弗诺一，一名自由作家。我的弟弟罗伯特·弗诺一是弥赛亚。四小时前，我用他自己的发明杀死了他。他管那个东西叫“镇静剂”。“严重错误剂”或许是个更好的名字，但没办法，木已成舟——这是爱尔兰人说了几个世纪的话，证明了他们有多浑蛋。
见鬼，我承担不起这样跑题啊。
博比死了以后，我用被子把他盖起来，在小屋里唯一一扇位于客厅的窗户旁坐了三小时，看着窗外的树林。过去经常能看到北康威高强度钠弧灯的橘黄色光亮，如今不行了。现在只有怀特山——看上去像孩子在绉纸上剪出的黑色三角形和毫无意义的星星。
我打开收音机，调了四个台，只找到一个疯子，就又关了收音机。我坐着想该怎么说这个故事。我的思绪不断飘到所有那些绵延数英里的黑暗松林里，飘到所有那些虚无里。最后，我意识到我需要振作起来，当机立断。没有截止时间的活我真是干不了。
不过，毫无疑问，现在有截止时间了。
我们的父母完全没有理由期待任何他们所未曾拥有的东西：聪明的孩子。爸爸专攻历史，三十岁就成了霍夫斯特拉大学的教授。十年后，他成了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六名副馆长之一，更是馆长候选人。他同时还是个大好人，收集了查克·贝里的每一张唱片，自己也是个非常优秀的蓝调吉他手，白天捣鼓文件，晚上玩摇滚。
妈妈以优异的成绩从德鲁大学毕业。她有一把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钥匙，有时候会挂在那顶时髦的男士软呢帽上。她成了华盛顿的一名成功的注册会计师，认识了爸爸，结了婚，然后在怀着我的时候开了自己的事务所。我出生于一九八〇年。到了一九八四年，她已经在为我爸爸的一些合伙人提供税务服务——她管这个叫“小爱好”。一九八七年博比出生的时候，她在给十几个有权有势的人处理税务、投资和财产规划问题。我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可谁管这些呢?到这会儿，这些人不是死了就是成了口水直流的傻子。
我感觉她每年从她的“小爱好”里挣的钱要比爸爸工作挣的钱多不少，不过这并不重要——他们都对自己的状态和彼此的状态很满意。他们之间经常争吵，但从没打起来。在成长过程中，我所看到的我的妈妈和我同伴的妈妈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他们的妈妈通常一边让电视播肥皂剧，一边看书、熨衣服、缝缝补补或者打电话，而我妈妈则是一边让电视播肥皂剧，一边按小型计算器，在大大的绿纸上写下一串串数字。
对一对钱包里装着门萨金卡的夫妻来说，我没有让他们失望。就读于公立学校那几年，我的成绩要么是A，要么是B(就我所知，我或者我弟弟应该去读私立学校这个想法从来没有被讨论过)。很小的时候，我就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毫不费力。二十岁时，我卖出了我第一篇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关于大陆军如何在福吉谷过冬。我把它卖给了一本航空杂志，赚了四百五十美元。我深爱着的爸爸问我他能不能买下那张支票。他给了我他的私人支票，然后把航空杂志开给我的那张裱了起来，挂在桌子上方。一个浪漫的天才，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一个浪漫的、演奏蓝调音乐的天才。相信我，一个孩子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当然了，我爸妈去年年底也都开始疯言疯语、屎尿失禁，后双双去世，就像这个地球上几乎所有人那样，但我一直深爱着他们。
我是那种符合父母预期的孩子——聪明、善良、有天分，而且这种天分在爱与自信的环境中早早成熟，有信仰、热爱并尊重自己的父母。
博比和我不一样。任何人，连我们这样的“门萨人”，都从不曾料想过博比那样的孩子。从不曾。
我的如厕训练比小博比整整早两年，这是我唯一打败过他的事。但我从来没有嫉妒他，嫉妒他就像是美国退伍军人协会里一个相当不错的投手嫉妒诺兰·莱恩或者罗杰·克莱门斯。到了某个点，引起嫉妒心的比较就完全不存在了。我经历了这些，我可以告诉你：到了某个点之后，你就会自动往后站，遮住眼睛以抵挡耀眼的强光。
博比两岁认字，三岁开始写短文(《我们的狗》《和妈妈一起去波士顿》)。他打出来的文字是一个六岁孩童才能写出来的，凌乱、扭曲，却让人激动不已，这本身已经够令人震惊了，但还有更神奇的：如果可以誊写出来，让他那还在发展的发动机控制力不再成为一个影响因素，你会以为自己读的是一个聪明的五年级孩子的作品，虽然极度幼稚。他以惊人的速度从简单句转换到并列句，再到复杂句，并且掌握了从句、分句和修饰句，他的语感强大到诡异。当然，他有时候也犯错，句子结构错了，或者修饰语的位置错了，但在五岁的年纪，他就可以很好地掌控这些错误——这些折磨大部分作家一生的错误。
他开始头痛。父母担心他身体出了问题——脑肿瘤什么的，带他去看了医生。医生给他做了仔细的检查，同时更仔细地听他叙述病情，然后告诉我父母，博比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压力太大：他极端沮丧，因为他的手速跟不上他的脑速。
“你们的孩子试图绕过思维结石，”医生说，“我可以给他开一点治头痛的药，但其实他最需要的是一台打字机。”所以爸妈给博比买了一台IBM牌打字机。一年后，他们给了他一台装了文字之星文字处理软件的康懋达64当作圣诞礼物。博比的头痛好了。在我们说其他事情前，我只想补充一下，接下来的三年里，博比一直以为是圣诞老人把那台电脑放在了树下。这么说起来，我还有一个打败他的地方：我更早知道圣诞老人的真相。
关于那些日子，我有很多很多可以说的，但我想我只能告诉你一点点，而且必须又快又简短。截止时间。啊，截止时间。我曾读到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叫《〈飘〉之精华》，里头的内容是这样的：
“战争?”斯佳丽笑了，“哦，胡说!”
哗!阿什利上了战场!亚特兰大烧毁了!瑞特走了进来又走了出去!
“胡说，”斯佳丽泪眼婆娑地说，“我明天再想这件事，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
读这篇文章时，我简直笑得打滚;然而现在，当我面临着做同样事情的窘境时，这事就没那么好笑了。我会这么写：
“一个拥有现存测试无法测验的超高智商的孩子?”印地娅·弗诺一笑着对她深爱的丈夫理查德说，“胡说!我们可以为他——还有他那不算笨的哥哥——提供一个合适的智力发展环境。哎呀，我们还会把他们像正常的美国男孩子那样养大!”
哗!弗诺一男孩们长大了!霍华德去了弗吉尼亚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了一名自由作家!生活舒适!和很多女人外出，和其中一部分上床!成功避开了性病和药瘾!买了一套三菱立体音响!一周至少写信回家一次!出版了两本卖得还不错的小说!“胡说!”霍华德说，“这是我的生活!”
就是如此，至少一直到博比出人意料地出现那天为止(以疯子科学家能有的最好方式)。他带着自己的两个玻璃箱——一个箱子里装着蜜蜂巢，另一个箱子里装着黄蜂巢，反穿一件印有字母的T恤，处于摧毁人类智商的边缘，却开心得像涨潮时的蛤蜊。
像我弟弟博比那样的人，两三代才可能出现一个——比如达·芬奇、牛顿、爱因斯坦，或许还有爱迪生。他们看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点：像巨大的指南针，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漫无目的地摇摆，寻找真正的北方，可一旦确认方向，就会以惊人的力量坚持下去。而在找到正北之前，他们会经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博比也不例外。
他八岁，我十五岁的时候，他来找我，说自己发明了一架飞机。那会儿我已经很了解他了，知道这不是说句“扯淡”然后把他赶出房间的事。我跟他到了车库，发现里面有一台长相怪异的胶合板机器，就放在雷德福菜尔牌四轮小红车上。看上去有点像战斗机，但机翼朝前，而不是朝后。飞机中部装了从木马上拆下来的马鞍，用螺栓固定住。旁边有个操纵杆，但没有发动机。他说这是一架滑翔机。他想让我把他推下卡里根山，那是格兰特公园里最陡的地方了，山上有一条供老人上下的水泥路。博比说那条路就是他的跑道。
“博比，你把这个宝贝的翅膀装反了。”
“没有，本来就该这样。我在《野生王国》上看到了一些关于老鹰的知识。捕猎的时候它们俯冲下来，然后翻转翅膀飞回去。它们有两个关节，明白了吗?你最好这样拿起来。”
“那为什么美国空军不这样造战斗机呢?”我问，幸好自己当时还不知道美国和俄国的空军都计划在绘图板上设计这种机翼向前的战斗机。
博比耸了耸肩。他不知道，也不关心。
我们去了卡里根山，他爬上木马马鞍，抓住操纵杆。“用力推我。”他的眼里闪烁着疯狂的光——这光我很熟悉。天哪，他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眼睛里就不时地亮起这种光。但是我对天发誓，如果知道这玩意真能飞起来，我绝对不会那么用力地把他推下去。
可我不知道，所以当时我特别用力。他哧溜一下，滑下了山坡，兴奋地大喊大叫，像一个刚上路准备去镇上喝几杯的牛仔。一个老妇人不得不跳开给他让路，而一个推着助行器的老头险险避开。到了半路，他拉起操纵杆，我瞪大眼睛，又害怕又兴奋地看着他的胶合板飞机从小红车上分离。一开始，飞机只在小红车上方几英尺的地方盘旋，有那么一会儿，它看起来要落回去了。一阵风忽然吹了起来，飞机高高飞起，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缆绳拉扯着。小红车脱离水泥路，撞进灌木丛里。突然间，博比就在十英尺的高空中了，然后是二十英尺，五十英尺。他坐着一架不停升空的飞机滑翔在格兰特公园上空，开心地大喊大叫。
我在下面追着他跑，尖叫着让他下来，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他从那个蠢不拉唧的马鞍上掉下来，被树枝或者公园里的某个雕像刺穿的画面。我并不只是幻想出了我弟弟的葬礼，实话告诉你，我还去参加了!
“博比!下来!”我尖叫。
“啊啊啊啊啊啊!”博比冲我尖叫着回应，声音模糊，但毫无疑问，他极度兴奋。下棋的，玩飞盘的，看书的，谈恋爱的，慢跑的，他们都震惊了，所有人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看着他。
“博比，那个玩意上他妈的没有安全带!”我大喊。那是我第一次用这个脏词，就我的记忆而言。
“我——没——事——”他用最大的声音喊回来，但我惊恐地发现，自己基本上什么都听不见。我跑下卡里根山，一路都在尖叫。我一点都记不起自己当时喊了些什么，只是到了第二天，嗓子完全哑了。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年轻人经过，他西装笔挺，站在山脚下埃莉诺·罗斯福的雕像旁。他看着我，闲谈道：“告诉你，朋友，这会儿迷幻药的劲又回来了。”
我还记得飞机那怪异畸形的影子掠过公园绿色地面上的样子，经过长凳、垃圾桶和那些仰起头看的人时起起伏伏的样子。我记得我一直追着它。我记得妈妈听到消息时痛苦不堪、泣不成声。我告诉她，博比的飞机一开始没有飞起来，但突然来了一阵风，飞机就直接上天了，然后博比完成了他第一次短暂而惊人的飞行，这次飞行驶过了整条D街。
事情的结局出人意料——如果事情真能如大家预料的那样，反而更好，但并没有。
博比倾斜着飞回了卡里根山，漫不经心地抓着机尾，防止自己掉落。他把飞机降到了格兰特公园中央的一个小池塘，在水面上方五英尺处滑翔，然后是四英尺……再然后他直接用脚在水面上滑行，留下两道一模一样的白色痕迹，吓住了那些自鸣得意(还常常吃撑)的鸭子，在他前方愤怒乱叫起来，嘲笑他那欢快的笑声。到了池塘岸边，飞机落地了，正好停在两个能卡断机翼的长凳间。他被甩出马鞍，撞到了脑袋，大叫起来。
这就是博比的生活。
不是所有事情都如此惊世骇俗——事实上，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至少在发明镇静剂之前。我说出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极端的情况可以说明博比的日常：他的生活就是这么天马行空，和他生活在一起就是持续不断的心灵折磨。到了九岁，他已经在乔治敦大学上量子力学和高等代数课。有一次，他截断了我们街上以及邻近四个街区的所有收音机和电视机的信号，自己广播;他在阁楼上找到了一台旧的便携式电视机，把它变成了一个宽频电台。一台旧的齐尼思牌黑白电视机、一根十二英尺的音响线，还有一个放在屋顶上的晾衣架，然后奇迹出现了!差不多有两小时，乔治敦的四个街区都只能收到WBOB频道。其实这是我弟弟的频道，他在读我的短篇小说，开傻乎乎的玩笑，还解释了一下每周日早上，我们爸爸在教堂里放那么多屁的原因是烤豆子里含有太多硫元素。“不过他的屁大部分都是闷屁，”博比告诉他三千名左右的听众，“那些响屁他有时候会忍到唱赞美诗的时候。”
我爸爸对此可不太高兴，他向联邦通信委员会交了七十五美元的罚款，这笔钱从博比来年的零花钱里扣除了。
和博比生活在一起，唉……看看我吧，我都哭了。我好奇这是真实感情还是情绪突然发作?我想是前者——天知道我有多爱他，不过我觉得自己还是加快速度比较好。
博比十岁就从高中毕业了，出于各种现实原因，他从没有获得文学士学位或理学士学位，更不用说其他高等学位了。他跟从的是他心里那个巨大有力的指南针，不停摇摆，寻找真正的北方。
他学了一段时间的物理，也在着迷化学的时候学了一段时间的化学，不过最终，这两个领域都被他放弃了，因为他对数学感到不耐烦。他能搞懂数学，但包括数学在内的所有的硬科学都让他感到无聊。
到了十五岁，他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把怀特山的山脉翻了个遍，就在我们位于北康威的避暑住处附近。利用箭镞、火石，甚至新罕布什尔州中部地区中石器时代洞穴里的那些早已熄灭的篝火中的木炭的形状，他确立了当地印第安人的历史。
然而这种兴趣也很快过去了，他开始阅读历史和人类学著作。十六岁时，我父母不情不愿地同意让他跟着一群新英格兰人类学家去南非探险。
五个月后，他回来了，人生中第一次被晒得黝黑，还长高了一英寸，轻了十五磅，也安静了许多。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开开心心，或者说能够开心起来，但那种小男孩式的活力——有时候能感染他人，有时候又很烦人——不见了。他长大了。第一次，我听他谈起新闻……多可怕啊!那是二〇〇三年，当时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分裂出来的一个名为“圣战之子”(这名字在我听来总是荒谬得像宾夕法尼亚州某处的一个天主教社区服务团体)的小团体在伦敦引爆了一颗喷气式炸弹，致使伦敦百分之六十的面积受到污染，而剩下的百分之四十对打算要孩子或想活过五十岁的人来说也不健康。还是那一年，有一群疯狂的浑蛋试图在柏林空投艾滋病毒。
这种事情让所有人都很郁闷，但对博比来说，却格外严重。
“为什么人们都如此自私?”有一天他问我。当时是八月末，我们正在新罕布什尔的避暑住处，大部分东西都已经打包整理好了。屋子里弥漫着伤感、荒凉的气息，我们分别前通常都是如此。我要回纽约，博比去得州韦科。整个夏天，他都在读社会学和地质学的课本——这两样混搭起来会怎样?他说他想去韦科做几个实验。他说得很随意，漫不经心，但过去几周，我看到妈妈用一种特别的若有所思的目光审视着博比。爸爸和我都没有怀疑过什么，但我想妈妈知道博比的指南针终于停止摇摆，开始有所指向了。
“为什么他们都如此自私?”我问道，“我应该回答这个?”
“最好有人回答一下，”他说，“按照事情的发展，越快越好。”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啊，而且我想他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自私的。如果你想怪谁，那就只能怪上帝了。”
“这太扯了，我不信。就连那个双X染色体到头来也是扯淡。别告诉我是经济压力引起的，什么穷人和富人的矛盾冲突，这也没法完全解释。”
“原罪在我这儿说得通——它演奏出美妙动人的音乐，让人们随之翩翩起舞。”
“好吧，”博比说，“或许就是原罪。那么是什么乐器奏出了这罪恶之音呢，哥哥?你想过吗?”
“乐器?什么乐器?我没懂。”
“我觉得是水。”博比低沉地说。
“你说什么?”
“水，水里的东西。”
他看着我。
“或者不在水里的东西。”
第二天，博比出发去了韦科。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直到他反穿着那件印有字母的T恤，带着两个玻璃箱出现在我公寓门口。那已经是三年后了。
“你怎么样啊，老霍。”他说着进了屋，若无其事地在我背上拍了一巴掌，好像我们只有三天没见。
“博比!”我叫起来，张开双臂给了他一个熊抱。我的胸膛撞上了什么硬邦邦的东西，听到了愤怒的蜂鸣声。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博比说，“不过你最好淡定点。你惊扰到这些小家伙了。”
我立刻后退。博比放下手里的大纸袋，取下肩上的背包，然后小心翼翼地从纸袋里拿出玻璃箱。一个箱子里是蜜蜂巢，另一个箱子里是黄蜂巢。蜜蜂们已经平静了下来，该干吗干吗去了;但黄蜂们显然对整件事情非常不高兴。
“好吧，博比。”我说。我看着他笑了，笑得停不下来。“这次来有何贵干?”
他拉开背包，拿出一个蛋黄酱瓶，里面装了半瓶透明液体。
“看到这个了吧?”他说。
“嗯，看上去既像水又像‘白色闪电’ 。”
“事实上两者都是，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这来自拉普拉塔的一口自流井，在韦科东边四十英里的一个小镇。这是我把五加仑的水提炼成浓缩态才得到的。我在那儿有个长期运作的小蒸馏室，老霍，但我不觉得政府会为此逮捕我。”他咧着嘴笑呢，这会儿笑得更欢了，“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水，不过这也是人类见过的最牛气的私酿了。”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你不知道，不过你会知道的。你知道吗，老霍?”
“知道什么?”
“如果愚蠢的人类可以再坚持六个月，我敢说他们可以永远坚持下去。”
他举起蛋黄酱瓶子，透过瓶身，博比的一只被放大的眼正看着我，眼神非常严肃。“这是好东西，可以治愈人类无力抵抗的最可怕的病。”
“癌症?”
“不，”博比说，“战争、酒吧斗殴、飞车枪击。所有混乱。老霍，厕所在哪儿?我憋得不行了。”
他从厕所出来后，不仅T恤翻正了，头发也梳了——梳头的方式还是老样子。把头放在水龙头下冲一会儿，然后用手指把脑袋上的头发往后捋。
他看了看两个玻璃箱，说蜜蜂和黄蜂都恢复正常了。“这并不是说黄蜂巢可以接近正常状态，老霍。黄蜂是社会性昆虫，和蜜蜂、蚂蚁一样，但和蜜蜂、蚂蚁不同的是，蜜蜂几乎总是理智的，而蚂蚁只在少数情况下会发疯，黄蜂却生来就是疯子，”他笑了，“就像我们智人一样。”他揭开了蜜蜂巢玻璃箱的盖子。
“听我说，博比，”我笑着说，但笑容有点夸张，“把盖子盖回去，用嘴说就行了，你说呢?以后再展示。我是说，我房东是个软蛋，但公寓管理员是个大块头，抽奥迪·普罗德牌香烟，比我还重三十磅。她——”
“你会喜欢这个的。”博比说，好像我什么都没讲似的——我很熟悉他的这个习惯，跟他那手指梳头法一样熟悉。他不是无礼，只是太沉浸于自己的世界了。我能阻止他吗?哦，该死，不能。他能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是说当时我就知道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出错，但只和博比待了五分钟，我就被迷住了。他就是扶着橄榄球的露西，这次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不会出错，而我是查理·布朗，冲下球场去踢球。“事实上，可能你之前见过这事——他们时不时地出现在杂志上，或者电视上的野生动物纪录片里也有出现。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但看起来很像回事，因为人们对蜜蜂有着毫无理性的偏见。”
诡异的是，他说对了——我确实之前就见过。
博比把手伸进箱子里，放在箱壁和蜂巢之间。不到十五秒，他的手就戴上了一只黑黄相间的活体手套。这场面引发了我的回忆：坐在电视机前，穿着连体睡衣，抱着帕丁顿熊，差不多是睡前半小时吧(那会儿博比还有好几年才出生)，心情五味杂陈，混合了恐惧、恶心和着迷，看着养蜂人让蜜蜂覆盖他的整张脸。一开始，蜜蜂在他头上形成了刽子手的兜帽状，然后被他刮成了古怪又逼真的胡子状。
博比突然缩了一下，狠狠地，然后咧嘴笑了起来。
“有一只叮我了，它们还在因为这场旅途有点生气。我搭了一个卖保险女士的飞机从拉普拉塔到韦科，她开一架旧的‘派珀小熊’，然后坐了一架小型通勤飞机到了新奥尔良，航空公司大概是叫浑蛋航空。一路上倒腾了差不多四十次，不过我对天起誓，一定是拉瓜迪亚机场的那辆出租车让它们疯的。第二大道上的坑还是那么多，比德国人投降后卑尔根、斯特拉斯堡地上的坑还多。”
“嗯，我真觉得你应该把手拿出来了，博比。”我说。我等着飞出几只蜜蜂来——我能想象到自己拿着一本卷起的杂志在屋里连着几小时追赶蜜蜂，一只只地打下来，像是追赶那种老监狱片里出现的逃犯。但没有蜜蜂逃出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
“放轻松，老霍。你看到过蜜蜂叮花吗?或者听说过吗?”
“你看上去不像花。”
他笑了。“放屁，你觉得蜜蜂知道花长什么样?啊哈!不可能，朋友!他们对花的形状的了解就和我们对云的声音的认识一样无知。他们只知道我甜甜的，因为我的汗液里分泌了蔗糖，以及其他三十七种化合物，这还只是我们所知道的部分。”
他若有所思地停住了。
“但我必须承认，今晚我刻意增加了自己的甜度，在飞机上吃了一盒涂有巧克力的樱桃——”
“哦，博比，天哪!”
“在来这里的出租车上吃了几块马洛奶油。”
他把另一只手伸进箱子里，小心翼翼地赶开蜜蜂。在这个过程中，我看见他又瑟缩了一下，然后他把箱子盖上了，这着实让我松了一口气。他两只手上各有一个红肿块：一个在左手虎口，一个在右手高一点的位置，靠近手相先生称之为事业线的地方。他被叮了，但我也看明白了他想让我理解的东西：至少有四百只蜜蜂“调查”了他，只有两只叮了他。
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对镊子，走到我的书桌前，挪开我打字机旁放着的一沓稿子，然后把台灯放到稿子原来的位置——调试灯光，直到樱桃木桌面上形成一个小小的高亮光点。
“写了什么好东西吗，汪汪?”他随口问道。我却感到脖子后面汗毛倒立。他上次叫我“汪汪”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他四岁?六岁?天啊，我不记得了。他正小心地用右手操作镊子，我看到他夹出了一根什么小东西，看上去有点像鼻毛，然后放到了我的烟灰缸里。
“写了一篇艺术品造假的文章，给《名利场》杂志的。博比，这次你到底又在搞什么鬼?”
“你想替我拔另一根吗?”他把镊子和他的右手伸给我，露出歉意的微笑，“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真这么聪明，应该左右手都很灵活才对。不过我左手的智商大概还是只有六。”
还是博比的老配方。
我在他身边坐下，拿起镊子，从红肿处拔出了蜂刺，对他来说，这位置应该叫厄运线。这期间，他说起了蜜蜂和黄蜂之间的差别，拉普拉塔水和纽约水的差别，还有——该死!——在他的水和我的一点点帮助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计划。
哦，见鬼，到头来我们还是玩起了橄榄球游戏。我智力超群的弟弟拿着橄榄球，大笑着，而我则追着他跑。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么玩。
“蜜蜂不到迫不得已不会咬人，因为咬完它们就死了。”博比实事求是地说，“你还记得那次在北康威，你说人类不停地互相残杀是因为原罪吗?”
“嗯。别动。”
“呃，如果真有这么个东西，如果真有上帝可以爱我们爱到让他自己的儿子上十字架，同时又能用火箭把所有人都送进地狱，就因为有个蠢女人咬了一口坏苹果，那么诅咒内容如下：上帝把我们造得更像黄蜂，而不是蜜蜂。老霍，你干吗呢?”
“别动，我把这东西弄出来。如果你要大幅度晃动，那我就再等等。”
“好吧。”他说。说完后他不动了(相对而言)，我开始拔刺。“蜜蜂是自然界里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汪汪。看看那个玻璃箱，蜇了我的两只蜜蜂都死在箱底呢。它们的刺有倒钩，就跟鱼钩一样，很容易就能刺进去，但拔出来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内脏都拉出来。”
“恶心。”我说，把第二根刺放到烟灰缸里。我没看见倒钩，不过我也没有显微镜。
“但是这让它们与众不同。”他说。
“没错。”
“黄蜂就不一样了，它们的刺是平滑的，想叮多少次就叮多少次。第三或第四次的时候毒液就用完了，但只要它们乐意，就能一直扎洞。它们通常也是这么做的，特别是土墙蜂，就是我带来的这种。必须用药让它们镇静下来，我用的这种叫诺克森。一定让它们难受了很久，因为醒过来后，这些黄蜂会比之前更疯。”
他严肃地看着我。第一次，我看到了他眼睛下的黑眼圈，意识到我孩子气的弟弟从没有如此疲劳过。
“那就是人们不断斗争的原因，汪汪。一直一直，从不间断。我们的刺是平滑的。现在看看这个。”
他站起来，走到纸袋旁，在里面翻找，拿出一根眼药水滴管，打开蛋黄酱瓶，用滴管吸出小水泡大小的“得州蒸馏水”。
当他拿着滴管靠近有黄蜂巢的玻璃箱时，我看到这个箱子的盖子有点不一样——上面有一段小小的塑料滑轨。这点不用他解释：处理蜜蜂时，他很乐意揭开整个箱盖;但处理黄蜂时，他不想冒任何风险。
他挤了挤滴管的黑胶头，两滴水落进了蜂巢，留下一个深色印迹，但很快就消失了。“等三分钟左右。”他说。
“什么——”
“别问，你会看到的。三分钟。”
那段时间里，他读了我写的那篇艺术品造假的文章，虽然已经有二十页了。
“好了，”他说，放下纸稿，“很不错啊，老哥。你应该读一读十九世纪商业大亨杰伊·古尔德如何用假的马奈作品装饰自己私人列车的特等车厢——那可真是笑料十足。”他边说边揭开有黄蜂巢的玻璃箱的盖子。
“天哪，博比，别闹了!”我大叫。
“还是这么没用。”博比笑了，从箱子里拽出暗灰色、保龄球大小的蜂巢。他把蜂巢拿在手里。黄蜂飞出来，叮在他胳膊、脸颊、额头上。有一只飞到了我这儿，落在我小臂上。我一掌拍过去，打死了它，它落在了地毯上。我害怕了——极其害怕。肾上腺素在我体内流淌，我还感觉到眼珠子都要从眼眶里挤出来了。
“别杀它们，”博比说，“这跟杀死婴儿一样，它们现在没法对你产生什么伤害。这是整件事情的意义所在。”他在两只手上来回扔蜂巢，好像那就是个超大号的垒球。他把蜂巢抛到空中，黄蜂在客厅里梭巡，像是巡逻的战斗机。我恐惧地看着。
博比小心翼翼地把蜂巢放回玻璃箱，在沙发上坐下。他拍了拍身旁的位置，我走了过去，简直像被催眠了一样。到处都是黄蜂：地毯上、天花板上、窗帘上。大概有半打正在我电视机的大屏幕上爬来爬去。
我要坐下时，他赶走了沙发垫上的一对黄蜂，免得被我的屁股压死。它们立刻飞走了。所有黄蜂都轻松地飞着，轻松地爬着，敏捷地移动着。它们的行为完全不像是被下了药。博比说话的时候，它们渐渐找到了返回用自己的唾液糊起来的纸质蜂巢的路，在蜂巢上爬来爬去，最终通过顶上那个洞再次消失在了蜂巢里。
“我不是第一个对韦科感兴趣的人。按人口计算，得州是全美最暴力的州，但那里有一小片很奇怪的非暴力区域，而韦科凑巧是那片区域里最大的城市。得州人民爱好互相射击，老霍——我是说，这就像是整个州的爱好。有一半男性出门会带枪。周六晚上沃斯堡的酒吧简直是个射击场，只不过砰砰倒地的是酒鬼，而不是陶制鸭子。步枪协会的会员比卫理公会的教徒还多。不是说得州是唯一一个人们喜欢互相射击、用直剃刀互相伤害，或者把大哭的孩子塞进烤箱的地方，你知道的，只不过得州人确实是武器的狂热粉丝。”
“除了韦科。”我说。
“哦，韦科人也爱那样，”他说，“只是他们真正用枪的时候少得多。”
天哪，我抬头看了看钟表，看到了时间。我感觉我只写了十五分钟左右，事实上已经过了一小时。如果我以白热化的速度写稿子，这种情况有时候会发生，但我不允许自己沉迷于这些小细节。我感觉自己和往常一样好——喉咙里没有明显的干涩感，下笔成章，挥洒自如，回过头看已经成稿的内容，也只有常见的拼写错误和字母重叠。但我不能欺骗自己。必须得加速了。“胡说。”斯佳丽说。一切都是如此。
韦科地区的非暴力氛围之前就被注意到并进行了调查，主要是通过社会学家们。博比说如果把韦科和其他类似地区足够多的相关数据——人口密度、平均年龄、平均经济水平、平均教育水平，以及其他几十个因素——输入电脑，就会得到一个很明显的异常点。学术论文很少开玩笑，但即便如此，在博比读过的五十多篇相关论文中，还是有好几篇都讽刺性地提出可能是“水里的什么东西”引起的异常。
“我觉得也许是时候严肃对待这个玩笑了。毕竟很多地方的水里都有某种物质可以防止牙齿退化，那种物质叫作氟化物。”
他带着三个研究助理去了韦科：两个社会学研究生和一个地质学教授。后者正好在休假，对冒险跃跃欲试。六个月内，博比和那两个社会学研究生编写出了一套电脑程序，可以展示出被他称为静震的东西。他的背包里有一份皱巴巴的打印稿，他取出来给了我。我看到一连串的四十个同心圆，韦科在从外往里数的第八、第九、第十个。
“现在看看这个。”他说，在稿子上放了一个透明胶片。更多圆出现了，但每一个都有一个数字。第四十个圆，471;第三十九个圆，420;第三十八个圆，418，等等。有几个地方数字是变大的，而不是变小，不过只在几个地方(数字变化也不大)。
“这是什么?”
“每一个数字代表着那个特定区域里暴力犯罪的发生率，谋杀、强奸、袭击和殴打，甚至还有破坏公物行为。电脑会根据一个将人口密度考虑在内的公式进行赋值，”他指了指第二十七个圆，上面写着204，“比如在这整片区域，有不到九百个人。这个数字代表了三四起家庭暴力，两起酒吧斗殴，一起动物虐待——我记得是几个老农民对一头猪不爽，朝着它射了一堆岩盐，还有一起过失杀人。”
我看到中央几个圆上的数字急速下降：85，81，70，63，40，21，5。“博比静震”的震中是拉普拉塔，把它称为沉睡小镇是再公平不过的了。
赋给拉普拉塔的值是零。
“所以就是这里了，汪汪，”博比倾身向前，紧张地搓着修长的双手，“我选中的伊甸园。这里住了一万五千人，有百分之二十四是混血，通常被叫作印第安人。当地有一家软帮鞋厂，几家小型汽车旅馆，几个灌木农场。工作方面就这样。说到娱乐，有四家酒吧，几家舞厅——你能听到你想听的任何形式的音乐，只要听起来像乔治·琼斯，两家免下车餐馆，一家保龄球馆，”他顿了顿，补充道，“还有一家酒厂。我都不知道田纳西州外还有人能酿出这么好喝的威士忌。”
简单地说(现在也来不及详细地说了)，拉普拉塔本应该成为暴力行为的甜蜜温床，就是那些你每天都能在当地报纸的警情通报栏目里读到的各种随机暴力行为。本应该，但并没有。我弟弟去那儿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拉普拉塔只发生过一起谋杀，两起袭击，没有强奸，没有上报的虐童案。有四起持枪抢劫，但最后发现这四起暴力事件都是暂住者犯的，谋杀和其中一起袭击也是。当地警长是个胖胖的老共和党人，模仿罗德尼·丹泽菲尔德很有一手。事实上，他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情就是整天坐在咖啡馆里，用力拽着领带结，请求别人带走他老婆。博比说他觉得这不仅仅是个蹩脚的笑话，他很确定这个可怜人正在遭受阿尔茨海默病第一阶段的折磨。他手下唯一的警官是他侄子。博比说那侄子看起来很像以前综艺节目《嘻嘻》里的朱尼尔·桑普尔斯。
“要是把这样两个人放到宾州任何一个除地理位置之外和拉普拉塔类似的小镇，早在十五年前他们就被踢到爪哇国去了。但在拉普拉塔，他们可以继续当警官，一直到死，而且很可能会死在梦乡里。”
“你做了什么?”我问，“怎么处理的?”
“数据整合起来后差不多一周，我们都只是坐着，面面相觑。我们做好了有点什么的准备，但没想到是这样的东西，甚至连韦科都不能很好地为拉普拉塔做铺垫。”博比不安地晃动着，把指关节按得咔咔响。
“天哪，我讨厌你这么干。”我说。
他笑了。“对不起，汪汪。不管怎么说，我们开始了地质学测试，还有水质的显微分析。我没抱太大的期望。该地区每个人家都有一口井，往往是深井，他们定期检测水质，确保自己没喝进硼砂或其他什么东西。如果有什么明显异常，很早之前就该发现了。所以我们接着做电子显微分析，这时候注意到了一些特别奇怪的东西。”
“什么样奇怪的东西?”
“原子键断裂、子动态电流波动，还有某种未知蛋白质。水不见得是H2O——你知道的，在加入硫化物、铁之后就不是了，天知道特定区域的含水层里还有什么。而拉普拉塔的水——你得给它一串字母，就像荣誉教授名字后面的那串字母一样。”他的眼睛亮了，“不过蛋白质是最有意思的东西，汪汪。据我们所知，这种蛋白质还存在于另一个地方：人类大脑里。”
啊哦。
那种感觉来了，就在两次吞咽之间：喉咙干涩。还没那么严重，但足够让我跑开去喝一杯冰水。我大概还剩四十分钟。天哪，我想说的东西那么多!关于他们找到的不会叮人的黄蜂的蜂巢，关于博比和一个助手看到的一场小车祸——两个司机都是男性，都喝醉了，都是二十四岁左右(换言之，社会学意义上的好斗分子)，他们走下车握手，互相友好地交换了保险信息，然后进了最近的酒吧接着喝酒。
博比说了好几个小时——比我剩下的时间多得多。但结论很简单：蛋黄酱瓶里的东西。
“我们现在在拉普拉塔有自己的蒸馏室了。这就是我们酿的东西，老霍，和平主义者的‘白色闪电’。得州那个地区的含水层很深，也惊人地大，感觉像是大得出奇的维多利亚湖插入了覆盖莫霍界面的多孔沉积物。水本身很烈，但是我们提炼出了更烈的物质，就是我刚才滴到蜂巢里的那东西。现在他妈的差不多有六千加仑了，装在大钢罐里。到今年年底，能有一万四千加仑。到明年六月，三万加仑。不过还是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而且要更快。接下来就需要运输。”
“运到哪里?”我问他。
“婆罗洲，从那儿开始。”
我觉得自己要么疯了，要么听错了。我真这么想。
“你看，汪汪……对不起，老霍，”他又在背包里翻找，拿出一些航拍照片递给我，“看到了吗?”我看照片的时候他问道，“你看到这有多完美了吗?这简直就像是上帝本人突然用一种神奇的东西打断了我们一如既往的运输，那东西的效果就像‘现在插播一条特别新闻!蠢蛋，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我们要把你们送回《我们的日子》’。”
“我不懂，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我当然知道，那是一座岛——不是婆罗洲，而是婆罗洲西边的一个岛，叫古兰迪奥，中间有一座山，低海拔处分布着很多泥泞的小村子。因为云层的覆盖，很难看到山。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看到什么。
“山的名字和岛的一样，”他说，“古兰迪奥。在当地语言里，这个词的意思是恩惠、命运或者天意，随你选哪个。但杜克·罗杰斯说，事实上，那是地球上最大的定时炸弹……被设定在明年十月爆炸，也可能更早。”
疯狂之处在于——快速说明白这事，而我正打算这么干。博比想让我帮他筹集六十到一百五十万美元，以完成如下事项：第一，提炼五万到七万加仑他称为“烈水”的东西;第二，把所有这种水空运到婆罗洲，那儿有配套的着陆设施(目的地古兰迪奥能降落一架悬挂式滑翔机，不过仅此而已);第三，用船把水运到那个叫作命运岛、恩惠岛，或者什么天意岛的地方;第四，用卡车把水运到火山山坡上，这火山从一八〇四年起就休眠了(除了一九三八年的几次小喷发)，然后沿着火山口泥泞的管道把水倒下去。杜克·罗杰斯事实上是约翰·保罗·罗杰斯，那个地质学教授。他断言古兰迪奥不只是喷发，还会爆炸，就像十九世纪的喀拉喀托火山那样发出巨大的响声。
喀拉喀托火山爆炸后产生的碎片，博比告诉我，不夸张地说，环绕了整个地球，其观察结果形成了萨根小组核冬天理论的重要部分。其后三个月，半边地球的日出日落始终伴着古怪的颜色，这是游荡在大气急流和范艾伦粒子流(位于范艾伦辐射带下方四十英里处)中的火山灰所致。全球都发生了气候变化，持续了五年之久;此外，原本只生长于东非和密克罗尼西亚的水椰突然出现在了南美洲和北美洲。
“北美洲的水椰在一九〇〇年前就灭绝了，但它们在赤道地区还好好地活着。喀拉喀托火山把它们播撒在那儿，老霍……我想用同样的方法把拉普拉塔的水传播到全世界。我想在下雨的时候，让人们浸润在拉普拉塔的水中——古兰迪奥爆炸后会经常下雨。我想让人们喝落到他们水库里的拉普拉塔的水，想让人们用拉普拉塔的水洗头洗澡、浸泡隐形眼镜，想让妓女用拉普拉塔的水冲洗阴道。”
“博比，”我说，“你疯了。”但我知道他没疯。
他歪着嘴冲我笑了笑，疲惫不堪。“我没疯。你想看看真正的疯狂吗?打开CNN，汪……老霍，你会看到活生生的疯狂。”
不过我都不用打开CNN(我一个朋友称之为末日街头演奏者)就知道博比说的是什么。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边境对峙，战争一触即发。阿富汗也一样。半个非洲都在闹饥荒，另一半在闹艾滋病。过去五年里，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冲突不断，而且人们开始把加州的蒂华纳过境站叫作小柏林，因为那儿有堵墙。武力威胁司空见惯。去年最后一天，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科学家把他们的黑色时钟调到了零点前十五秒。
“博比，假设这事能干成，所有计划就都实现了。虽然大概率上不可能，也不会实现，不过我们还是假设一下。你完全不知道长期影响是什么。”
他开口打算说点什么，我抬手阻止了他。
“别说什么你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你有时间去发现这个静震，并分析出原因，这一点我承认。但你听说过沙利度胺吗?那种实用的痤疮抑制剂和安眠药，在三十多岁的人群里引发了癌症和心脏病。你忘了一九九七年的艾滋病疫苗了吗?”
“老霍?”
“那种疫苗能防止感染艾滋病，但让受试对象得了无法治愈的癫痫，最后都在十八个月内死了。”
“老霍?”
“还有——”
“老霍?”
我停了下来，看着他。
“这个世界……”博比开口，又止住了。他的喉咙动了动，我看到他在努力忍着眼泪。“这个世界需要英雄行径，老哥。我不知道长期影响是什么，也没有时间去研究了，因为根本就没有长期展望。或许我们可以治好所有混乱，或许……”
他耸了耸肩，试图笑一笑，然后用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两滴泪慢慢滑落脸颊。
“又或许我们是在给一个晚期癌症患者服用海洛因。不管哪种可能，都可以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终结世界的痛苦。”他摊开双手，掌心向上，我看到了蜇伤，“帮帮我，汪汪。求你帮帮我。”
所以我帮了他。
然后我们搞砸了。事实上，我觉得你可以说我们彻底搞砸了。你想知道真相吗?我才不在乎呢。我们杀死了所有植物，不过至少还保留了温室。总有一天，这里会再长出点什么。我希望。
你还在看吗?
我的脑子开始有点迟钝了。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我不得不思考我在做什么。写作的机械动作。一开始就应该加快速度的。
别管了。太晚了，什么都不能改变了。
我们当然完成了那些事情：提炼水，空运水，把水运到古兰迪奥，在火山山坡上搭建一个简单的升降系统——一半是电动绞车、一半是齿轨铁路，往黑乎乎、雾蒙蒙的火山口倒入一万两千多个五加仑容器的拉普拉塔的水——炸脑版的。我们只用了八个月就完成了所有工作。花费不是六十万美元，或者一百五十万美元，而是超过了四百万美元，不过还是比当年美国国防支出的一千六百分之一要少。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寿(筹)到的?如果拾(时)间充分我就告诉你了，但是我的脑袋快要裂开了，所以就无所胃(谓)了。要是你真关心，我可以说大部分都是我自己筹集的。这儿来点，那儿来点。说实话，我都布(不)知道自已(己)能做到。不过我们做到了，不知怎的，世界就大团结了，而那座火山——不管它名字是什么，我现在都记不清了，也没又(有)时间回过头去看了——就那么暴(爆)炸了，嘣……
等等……
好了。好一点了。洋地黄苷。博比有。心脏疯了一样跳着，但我又能思考了。
火山——我们叫它恩惠山——就在肚(杜)克·罗杰斯预言的时间暴(爆)炸了。所有东西都飞到了添(天)上，有那么一会儿，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纷纷看向天空。湖(胡)说，思(斯)佳丽说。
事情发生得很快，就跟性交一样，然后一切都被控制住了，特笑(效)一般，接着所有人又都恢复了健康。我的意思是说……
等等……
天哪，让我写完这个吧。
我是说所有人都恢复正常了。所有人都看青(清)了一些当时的情况。事(世)界变得像博比向我展示的蜂巢里的黄蜂，不太爱叮人了。有三年的时间，大家的生活像小阳春。人们聚在一起，像铁血青年乐队的那首老歌里唱的，“来吧，所有人，现在就聚在一起”;像喜(嬉)皮士想要的那样，你知道的，何(和)平和爱，还有……
等等……
大爆炸。感觉我的心脏都要从耳朵里出来了。不过如果我集中起所有力量，我的注意力——
它就像小阳春一样，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像连续三年的小阳春。博比继续他的研究。拉普拉塔。社会学背景什么的。你还记得那个当地的警长吗?胖胖的老共和党人，非常擅长磨(模)仿罗德尼?博比说他有罗德尼病第一阶段的正(症)状。
集中啊，浑蛋……
不只有他一个人，人们发砚(现)得州那块地区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我想说的是很多人都得了阿尔次(茨)海默病。整整三年，我和博比都在那儿。编写了一套新程序。做出新的圆环涂(图)。我明白发生了什么，然后回到了这里。博比和他的两个住(助)手留在了那里。博比回来的时候说，其中一个开枪自杀了。
等等，还有一次爆……
好了。最后一次。心跳如此之快，我几乎无法呼系(吸)。新的圆环图，最后一张圆环图，覆盖到静震图上时，真的会震撼到你。静震图显示，越靠近中间的拉普拉塔，报(暴)力值就越低;阿尔茨海默病图显示，越靠近拉普拉塔，该病的发病时间就越提前。人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变得很春(蠢)。
我和博比在那三年里都尽可能地小心，只喝八(巴)黎水，下雨的时候皮(披)着长长的雨衣。没有战争。当所有人都开始变春(蠢)，我回到了这里，因为他——我弟弟，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博比……
博比他今晚来我这里哭哭替替(啼啼)的 我说博比我爱你 博比说对不起汪汪 对不起 我让整个世界都成了杀(傻)子和笨蛋 我说杀(傻)子和笨蛋比暴力狂好 他哭了 我哭了 博比 我爱你 他说你能给我一杯那种特别的水吗 我说好的 他说你会写下来吗 我说是的 我感觉我写了 但我记不清了 我看到了子(字) 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有一个博比他的明(名)字是弟弟我想我写完了我有一个核(盒)子可以放这份稿子博比说那个核(盒)子里充满了安静的空气能保存一百万念(年)所以好孩子好孩子每个弟弟，我要就此打住了好孩子博比我爱你这不是你的错我爱你
原凉(谅)你
爱你
签明(名)(为世界)：
汪汪·弗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