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馆房间
隔天的白天和晚上，火车往南时走时停，往前奔驰一、两个小时，又莫名其妙在某个小村子或旷野中间的会车处慢慢停住。我们没被扫射或轰炸，一路上感觉很不真实。我彷佛睡着了，梦到火车开过空无一人的诡异风景。直到列车匡啷匡啷穿过尼维尔，我才发现我们已经深入乡间。从早到晚继续停停走走，火车在弦月下攀过高原，放眼望去是一片昏昏欲睡的农村景致。规律的引擎声、摇晃的车厢、颤动的轨道好几次让我睡着又醒来。沿途经过的村子我听都没听过，这些凄凉的小镇有着充满诗意的名字，例如蒙吕松、于塞勒、布里夫拉盖亚尔德、菲雅克。隔天早上天快亮时，我们进入土鲁斯的近郊，很多乘客下了车，但车窗外有个搬运工告诉我，火车会继续往南开到卢尔德，一座靠近西班牙的山城，于是我决定留在车上。卢尔德是个朝圣地点，我想当地人应该比大多数地方的人更友善。
卢尔德挤满了难民，还有满怀宗教狂热的天主教朝圣者，远从各地来为法国祈祷。我住进一间寄宿公寓的二楼，房间还附一张小写字桌。从窗外望去可见教堂的尖塔和连绵的山峰。抵达才几天，报纸和广播就宣布法国将一分为二的消息。北边和西边是占领区，南边和东边是中立区，而法国政府将迁往维基，这个温泉胜地于是成了新傀儡政权的首都。我想起之前的门房巴毕尔太太和她先生，两人为了逃离德军离开巴黎前往维基，如今却发现自己反而被德军包围。在电影院里，新闻影片播出希特勒跟着艾伯特.施佩尔*和其他人一起参观巴黎的画面;街上的人零零星星，在镜头面前的欢呼显得迟疑。希特勒站在艾菲尔铁塔上眺望他的新领土。我忍不住别过头。
白天我都在写作，把短短几个礼拜前在公墓遇到麦德琳至今发生的事写下来，也把我之前听她说故事写下的笔记重誊一遍。这是我记住她和忘记她的方式。我避免跟其他人接触，担心会引起瞩目，早上不是写作，就是跑邮局、镇公所或警察局，申请走陆路前往西班牙或搭火车到马赛的旅游许可。
下午，我会到小镇后方的幽暗山丘散步，或下山走到教堂的庭院，生病和身体虚弱的朝圣者聚集在这里，很多坐着轮椅由护士在后面推，大家都是来喝据说有神奇疗效的泉水。我故意不去听其他流亡者提供的消息和阴谋论。对我来说，每份报纸都是一种召唤，每个广播都捎来不幸的消息，每次敲门声都是上门逮捕我的警察。
八月底，我终于拿到搭火车前往马赛的许可。快到终点前我提早下车，避开警察的盘查，然后提着黑色手提箱和装着手稿的公文包爬上凹凸不平的石灰岩山丘，一路走到可以俯瞰这座城市的斜坡上。在清晨阳光下，城市在我面前延伸开来，夹在白色山峰和蓝绿大海中间。我继续走进城，坐上开往港口的电车，迎面扑来这座城市熟悉的味道：油脂味、尿骚味和印刷油墨味。在港口的每间旅馆都碰壁之后，我转进后街和小巷，最后终于在一间对着贝颂斯路的肮脏旅馆找到房间。
马赛是逃兵、流浪者、艺术家、哲学家和罪犯的聚集地。每天都有大批人潮涌入。突袭检查、禁制法令或被抓去拘禁的危险，都阻止不了这些人前来。之所以选择这里，因为这是最后一个仍有船出海的法国港口，是人人都必须通过的交通关口。大家的对话围绕着同样的话题打转：护照、签证、旅行许可、保证书、港口单位盖章、证明文件、流通货币和名单。这些话题有无止尽的变化：真正的、替代的、伪造的护照;入境、出境和过境签证;难民、海关、健康和退伍证明;旧的、新的、假的货币;警察名单、乘客名单、地方政府名单。每个人都用生命保护自己的证件，好像死活都取决于它，事实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当局不断发明更聪明的方法把人像屠宰场的羊一样分类、分级、登记和盖章。大家到咖啡馆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盼望能打听到一点有用的信息，但谣言满天飞，根本真假难辨。你可能在等候室枯坐一整天，疲惫到说不出话，最后只等到某个人从柜台后面走出来，要你明天或下周再来。甚至八月一到，政府机关都关门避暑度假去，就只能等到下个月。申请人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交头接耳、打瞌睡，或练习自我介绍，深怕一个差错，例如要十二张照片却只有十一张，一连串文件连同上面的有效期限都可能付之流水。
抵达没多久，某天早上我在丽华饭店的大厅看到昔日的邻居费利兹。虽然离我最后一次在巴黎的火车站看到他才两个月，我们却像久别重逢一样拥抱对方。他告诉我，阿瑟也在城里，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喝酒。根据战时的规定，今天是禁酒日，但酒保在我们菊苣咖啡里加了一些烈酒。
「你那个女朋友呢?」阿瑟问。
「她决定留在巴黎。」我说。
「啊。」他们异口同声，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就不再提起。这类故事很常听见。
费利兹跟我同病相怜，他也拿不到出境签证。没有离开法国的许可证，就算有葡萄牙过境签证或美国入境签证这些珍贵文件也没用。离开巴黎之后阿瑟经历过各式各样的冒险，他的英国女友设法坐上一艘从波尔多开往普兹茅斯的船。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把听说来的许多朋友和旧识的遭遇说给我听。有个去了美国，另一个在巴黎吞安眠药自杀，还有一个在亚维农附近的拘留营割腕。有个可怜的家伙吞了马钱子，另一个从萨瓦的拘留营消失，从此音信杳然。
在希望和绝望之间保持危险平衡，我们暂时在这样的生活中安顿下来，因为过去认识的世界已经变得陌生难辨。报纸和广播充斥着一种新语言，以振兴国家为名，宣扬合作和专制的好处、工会的腐败和犹太人的狡猾不可靠。既然法国所受的屈辱被视为一种道德沦丧，那么补救的方法就是展开道德革命。犹太商店的窗户被砸。公家机关入口最近放上的「自由、平等、博爱」标语，换成了「工作、家庭、祖国」。参加劳动营变成一种义务，每个十九岁少年都得到营中工作六个月。每月配给食物只剩下一磅糖、半磅意大利面、三点五盎司米、四盎司肥皂和七盎司油。打电话或寄信到巴黎是不可能的事。无论早晚都有一群群官员在街上走来走去，把他们认为的可疑人士丢进大牢。没钱贿赂或请律师的人，一旦被围捕就注定被移送拘留营。
丽华饭店的美国团代表给了我美国签证，但我为了取得出境签证所做的努力全都泡汤。我需要某种章，却没有取得那种章所需的证明。尽管如此我还是去跑了所有程序，抱着因为某个失误、疏忽或怜悯而受惠的希望。我加入从早到晚在外国人事务处等候的大批人群。一个月后，我的申请终于明确被驳回。我步履蹒跚地走开，漫无目的地闲晃，一直走到旧港的河岸，为了逃离眩目的阳光而走进一家小餐馆。因为悲伤，我点了生蚝。那是少数没有限量供给的东西。
即使是晚上，沙漠热气仍在这个城市中蒸腾。星期天最是难熬，咖啡馆和酒吧都关门，街道陷入沉睡。唯一能消暑的方法，就是到马毛斯克这个小港湾，跳进岩石边清澈凉爽的水里游泳。我们都会派一个人负责看守，免得东西被偷。
走投无路之下，我跟阿瑟扮成水手偷溜上船。但我们的苍白肤色一看就知道是旱鸭子，而且只要有人说要看商船水手证件，我们的把戏就会被拆穿，对方没报警算我们好运。过不久，阿瑟终于备齐证件。他在某个礼拜四早上坐上往里斯本的船，我跟费利兹到码头送他。「要是出状况，你有准备吗?」我问。他摇摇头。我把一半的吗啡给了他。他跑上跳板，几分钟后号角一响，船就拔锚开走，留下一团浓烟。
麦德琳从未离开我的思绪。有时候，晚上我躺在床上难以成眠，想着她的各种伪装，思考她说的谜语。想起她最后说的话。我有空就会坐在咖啡馆，或是旅馆房间摇摇晃晃的书桌前写作。写作让我镇定下来。几个礼拜以来，我写下她告诉我的全部故事，努力重现我们共度的那几个珍贵夜晚的神奇魔力。那是我亲近她的一种方式。完成之后，我决定继续写。这次我写下了我的故事，也就是这个故事。这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故事，记录一段短短的插曲，这类故事何其多，而我的故事或许除了我以外，对谁都没有意义。
在马赛待了一个月后，我已经无计可施。所有地方都不再开放。既然无法出海，我决定走陆路去葡萄牙。西班牙政府还没对法国来的难民关闭边境，而我又有葡萄牙的过境签证。我听人说有个朋友的太太在协助难民偷偷越过边境。到了里斯本，我希望能坐船逃到美国。
我拿到了前往佩皮尼昂的旅行许可证。到了约定的时间，费利兹(他还抱着坐船出海的希望)送我到圣夏尔站坐夜车。我们爬上通往车站的宏伟楼梯，总共有一百零四阶。我一如往常提着我的黑色手提箱，这份手稿就放在里面。我们互相拥抱，道别，祝彼此好运，模糊地说要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和不确定的地点再聚。之后他转身走楼梯下山，消失在人群里。另一个朋友，另一次道别，我不确定自己还能承受多少次。
我跟摄影师汉妮.葛兰和她的儿子乔瑟夫一起前往佩皮尼昂，再从那里坐火车到旺德尔港，跟一个稚气未脱、名叫莉萨.费柯的德国年轻女人会合。莉萨接下了带人越过边境的任务。她说她会带我们走一条名为「里斯特」的路线翻山越岭到西班牙;几年前曾有个共和国军官带手下走这条路线逃亡，只不过他们走的是反方向，所以才用他的名字命名。莉萨说我跟她，就我们俩要做一次新尝试，因为她自己也没走过这条路。我们一起去找地方首长，对方很同情我们的处境。他告诉我们可以往哪里走，还建议我们天亮时跟葡萄采收工一起离开。我猜想晚上我们势必会在山上过夜。
莉萨来敲我的旅馆房门时，天还没亮。但我已经整装完毕在等她，随时准备出发。我们加入葡萄采收工的行列，爬上小径走向村落后方山丘的葡萄园。他们给了我们面包、干酪和掺水的酒当早餐。不多久，晨曦下的小径变得陡峭，太阳终于升起时，我们离开采收队伍，继续往上爬。我的担心果然成真，拖着手提箱爬山对心脏太过吃力。我的心脏跳得好快，每次收缩就会痛一下，因此每走十分钟我就得休息一分钟，但莉萨从未对我失去耐心。因为走得慢，反而有余裕欣赏周围的美景。世界沐浴在金黄色的温暖光线下，一排高耸的暮夏云朵在南方逐渐聚集。我们身后，法国在耀眼的光辉中无尽延伸，利翁湾的蓝底白边海岸往东北方迤逦而去。
有时候走着走着，小径突然中断。这时莉萨就会先去探路，等又找到路才喊我过去。接近黄昏时，我们终于爬上山脊。这里就是边境，可以清楚看到往下通往西班牙边境小镇波尔特沃的小径。一如预期，要回旺德尔港是不可能了。莉萨给我她的外套让我保暖，随后只挥了挥手就开始往回走，她还得回镇上再去接人。我看着她，直到她消失在视线之外，然后点了根莎乐美抚平神经。太阳已经逐渐西沉，山的影子愈拉愈长。太阳一消失，天空就换上深浅不一的蓝色、绿色和粉红色。晚上我尽可能躲在松树丛里，冷到阵阵发抖。我跨坐在边境上，心想着两国之间那条隐形线究竟有多宽。边境是人想象出来的，却掌握了无数人的生死存亡。我一边颤抖一边在月光下写字，消磨时间。我要求自己写下的故事已经快要完成。月亮沉没之后，周围暗到无法写字，于是我坐在原地凝望头上的星星，试着忘掉身体的寒冷。疲惫终于降临时，似乎化为信天翁的形状，在天空展开双翅，弯曲的弧线从一边地平线横跨到另外一边。
我在旅馆房间写下这篇文字
*译注：Albert Speer(1905-1981)，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军备部长。
故事就在这里结束：在这张写字桌前，这把摇摇晃晃的椅子上，这个潮湿的旅馆房间里，其中飘散着无数房客的香烟、药膏和悲伤的气味。天花板的电灯泡嗡嗡作响。我前面的墙上挂着佛朗哥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他头顶渐秃，嘴上有两撇整齐的八字胡，身穿毛皮衣领大衣，表情平静而自信。金属床架上方挂着一个木头十字架。
今天早上，我在破晓前微光洒下的山顶醒来，等着莉萨和其他人来会合。一个多小时后，我在山丘上看到他们的身影：莉萨、汉妮和乔瑟夫。他们抵达时已经十点多，还带来面包、干酪、腊肠和水。填饱肚子之后，我们终于越过边境到西班牙，并开始慢慢下山走向波尔特沃。几个礼拜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希望在体内骚动，但却没有持续太久。我们走向警察局，但一到就被逮捕。
我们晚了一天。要是昨天抵达，一切就会顺顺利利。偏偏昨天马德里下达新命令，规定所有法国来的难民若没有法国的出境签证一律驱逐出境，即使他们身上有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过境签证，甚至美国的入境签证;即使这些签证花了他们难以估计的时间、金钱和心力。从昨天开始，无论你的护照上面有多少个章，只要少了准许你离开这个国家的章，就一点用处也没有，尽管这个国家视你为眼中钉。
明天我们就会被带回边境，交给法国当局。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将被丢进监狱，名字在无数名单中交叉出现，最终逃不了被送进集中营的命运。
其他人被关在隔壁房间里。走廊外面有两个人负责看守我们，样子看上去还只是孩子，却已是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的步兵。镇长派镇上的医生来替我们检查身体，但你不由纳闷何必呢，反正明天我们就会被送去只会危害健康的地方。医生很年轻，可能才刚毕业，来乡下展开行医生涯。他一背着诊疗袋走进房间，我就察觉到他的轻蔑：急躁的动作、瘪嘴的样子、简短的说话方式显露无遗。没敲门他就推门进来，当时我正在写着这些字(「其他人被关在……」等等)。他看到我在写字，就用法语问我为什么在写字──而不是写什么。
「因为没别的事可做。」我回答。
他走到桌子前，拿起我正在写的这张纸──也就是你正在读的这一页。「这什么?」
「一本小说。」
「你在写小说!」他浏览上面的文字。「关于什么的小说?」
我脑中浮现麦德琳的眼睛。「我想主要是关于爱吧。」
「爱!」他微笑道。「所以是爱情小说!」他轻蔑地瞥了我一眼。「你真是个傻子，señor*。」他弯下腰，跟我正面相对，几乎要脸碰脸。「犹太傻子，」他慢慢说出口。我无言以对，跟这种人能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能这样浪费时间?难道你不知道自己都快没命了吗?」
「我还能怎么办?」
「总有什么能做!什么都好!」他边嚷边用拳头打桌子，然后从袋子里拿出听诊器，把橡皮软管的一端塞进耳朵。「写小说的时间过去了，老头，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万物多半虚幻，」我边解开衬衫的钮扣边背诵。「真正的现实只存在于梦境。」
我感觉到听诊器贴在胸前的冰凉刺痛感。「一派胡言。」
「是波特莱尔说的。现在来看，这段话跟将近一世纪前刚写下的时候一样贴近现实。」
「你这个犹太人不但无可救药，心脏也很弱，再受一次打击就会要你的命。你最好忘了你那本爱情小说，那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他把听诊器收回袋子，然后拿出血压计。
「我外套口袋里有三十二颗吗啡，我打算今天晚上一次吞掉。根据你的专业判断，这样的量足以让我毙命吗?」
这个问题似乎没吓到他。思索片刻之后，他说：「不会马上。你会先失去意识，或许在服药二十分钟或半小时后，然后还要好几个小时你才会断气。」他记下我的血压就把血压计收回袋子。「麻烦的是，早上他们发现你的尸体，又会把我找来。」他合上袋子并停顿片刻。「当然了，我很乐意监督过程，确保一切顺利，那样我明天就不用多跑一趟。」我怀疑这个医生是个虐待狂，内心渴望有机会见证我的死亡。「再说，我从未有机会当面观察吗啡摄取过量对生理造成的影响。」
「那么的话，我就把计划提前，现在马上服药。」
「等等，」他说。「我得先去帮你们这群人中的其他犹太人检查身体。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请你等我回来。我会带水杯和一壶水给你，那对过程会有帮助。我几分钟后就回来了。可以吗?」
「好，我等你。趁这段空档，我会把我的书写完。」
他又开始嚷嚷。「别忘了给它一个幸福的结局，就像所有好看的爱情小说一样!」他站起来，提起袋子打开门。关上门之前他转过身，竖起一根手指以示警告，并加上一句：「我回来之前别轻举妄动。」
「不会的，医生。」他关上门之后我喃喃地说。
墓园
我在旅馆房间里写下这篇文字，一边等医生回来，急着在他回来之前完成这个故事，之后我就能吞下为了这一天我一直带在身上的吗啡。没错，这里就是一切的终点。我已经非常接近了，我感觉得到。这些将是我最后写下的文字，也就是这本书的结局。终点即将到来，我当然很焦虑不安，虚弱的心脏跳得比平常还快。想起麦德琳，我的心在哭泣，但又立刻得到了安慰。一个故事的结局，不过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我回来之前别轻举妄动，他说。请放心，医生，我会听你的话。我发现了你的特别之处。在没人敢跟人四目相对的非常时期，你却肆无忌惮地直视他人的眼睛，相信自己的好运要来了，你的意念战胜了一切。所以当你再度出现时，我会请你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我的腿上会放着这份稿子。等你坐定之后，我会把这份稿子交给你，请你在我服用吗啡时帮我拿着稿子。于是，一手拿药丸，一手拿水，我会一颗接着一颗把药平静地吞下去。等待死亡降临之际，我会问你一个问题。
「医生，」我会说，「你愿意成全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愿望吗?」
「要看是什么愿望。」你会回答。
「哦，」我接着说，「这个愿望会是你听过最简单的愿望。你甚至不用站起来。」
「好吧，说来听听。」
「我希望你直视我的眼睛，告诉我你究竟为什么如此痛恨我。」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