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爷爷去世以后的好几个月里，生活对我来说，每过一天都备受煎熬。我成了人们闲谈和议论的对象，只要是耳朵能及的范围，都是有关于我的闲言碎语。经常有一些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找我，有的是因为好奇而想打听个究竟，有的是热心肠，想帮我分析原因。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向人讲述那天的经过，任凭人们投来或是同情或是怀疑的目光。
在爸爸妈妈眼里，我成了易碎的“传家之宝”。为了不让我再受到刺激，他们甚至不敢像以前那样当着我的面吵架。
夜里，我经常从噩梦中尖叫着醒来。为了防止做噩梦的时候磕断牙，我不得不戴着护口器睡觉。但只要闭上眼，丛林里那张长满触须的嘴巴就出现在脑海里。我确信是它杀害了爷爷，而且它很快就会冲着我来。我经常产生错觉，走路时，我觉得它就躲在路边的树底下；停车时，我觉得它正猫在停车场上哪辆车的后面，或者隐藏在车库的背面。
我不敢再迈出家门一步，甚至连取报纸这样的事情也推给了家人。睡觉的时候，我裹着一堆毯子，躺在洗衣房地板上，因为洗衣房是唯一没有窗户的房间，而且可以从里面反锁。在家人为爷爷举行葬礼的那段日子里，我一直把自己关在里面，坐在干燥机上，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没日没夜地玩电脑游戏。
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自责，后悔当初没把爷爷的话当回事。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爷爷精神错乱，觉得他是胡言乱语。我终于体会到了他当时的感受，因为我现在面临着和他一样的处境。尽管我曾尽最大努力让人们觉得我讲的事情是真实合理的，但往往被他们当成疯子一样嘲笑。有一天下午，警察来了。我一五一十地向他讲述事发经过，并且描述了那个怪物的样子。他只是应付似的点头，并未作笔录。等我刚说完，他便转过头，问爸爸妈妈有没有送我去看医生。我只能无奈地告诉他有人找我，想找借口离开。
这时，爸爸妈妈终于发火了。这是几个星期以来他们第一次对我发火。我也毫不示弱，怒斥他们把爷爷当成累赘，爷爷一死，他们终于可以解脱了。我哭着说，我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关心爷爷的人。
警察和爸爸妈妈在外面嘀咕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带来一个人。那人自我介绍说是警察局的素描师。他拿出一张白纸，我一边描述那个怪物，他一边画，不时停笔询问些细节。
“它长了几只眼睛？”
“两只。”
“大功告成！”他说。似乎恶魔对他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玩意儿，动几下画笔便可以勾勒出来。
我看了一眼他的作品。画纸上的那个东西，除了嘴里多了几条舌头以外，其他的地方和人类没有区别。我想他可能是为了抚慰我而故意画成这样吧，因为最后他甚至说要把草图留给我。
“可是，你们不需要存档吗？”我问。
他皱了皱眉，和同伴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哦，当然需要。你看，我差一点给忘了。”
这对我而言，简直是一种侮辱。
即便是我唯一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去过现场的瑞奇，也不相信我的话。他赌咒发誓说什么也没看见。那天借着我的手电光，他明明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更何况还是他报的警。
我们都听到过狗吠，根据这一点，警察得出结论：爷爷是被野狗咬死的。几个星期之前，与“环形村庄”相邻的“世纪丛林”就发生过一起相同的事故，一个女人被一群动物咬死且分食，现场惨不忍睹，而且也是在晚上。
“正因为在晚上，所以谁能断定就是野狗所为呢？”我向瑞奇争辩着。瑞奇不停地摇头，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大致意思是我需要去看精神病医生。
“精神病——你竟然用到这个词，”我说，“谢谢你，瑞奇。能有你这样‘同甘共苦’的朋友，我可真是太走运了！”
这场争辩发生在一天的下午，太阳正要落山。我们坐在我家的屋顶板上。瑞奇叼着烟，交叉双臂，蜷在椅子里，看起来像根弹簧。那张椅子贵得离奇，是爸爸妈妈到亚米希部落旅行的途中发现的。在我家，瑞奇总是显得有些不自在。但是那天下午，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次让他感到不自在的，不是我家的富丽堂皇，而是我本人。
“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他说，“如果你再跟别人说恶魔的事，就会有人把你强行带走。那时你可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才艾德’了。”
“闭嘴！”
他扔掉烟头，向栏杆上吐了一口痰。
“难道你一边抽烟，一边还嚼着烟叶？”我厌恶地瞪着他。
“那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起码不像你一样是个十足的蠢蛋。”
瑞奇平时不怎么介意我和他开玩笑，但这句话还是超出了他的容忍度。他从椅子里钻出来，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我差点从屋顶上跌了下去。待我站稳冲他叫骂、让他滚蛋时，却发现他已经走了。
再次见到瑞奇，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原来所谓朋友，也不过如此。
后来，爸爸妈妈终于扛不住，还是把我交给了精神病医生。他叫戈兰，沉默寡言，有着橄榄色的皮肤。我丝毫没有反抗，因为我确实需要帮助。
我以为自己病情复杂，但戈兰医生对我进行诊断的进展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他面色沉着，不带任何表情，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像在进行催眠。我到他那里去了没几次，他的诊断结果就出来了。他认为，所谓怪物，是我在大脑受刺激的情况下产生的幻想——爷爷的去世让我过于悲伤，所以产生了幻觉。戈兰医生进一步解释说，爷爷讲过的故事在我头脑中形成了关于怪物的最初印象，而亲眼目睹爷爷死亡又让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因此，我才信以为真。
他用了一个专业术语来定义我的病情：应激反应过度。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玩儿。”妈妈说。戈兰医生的诊断让她总算松了口气。因为不管我得的是什么病，听起来都比“疯了”这个词让她觉得舒服一些。
尽管不再相信有恶魔，可我的身体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夜里还是噩梦不断，白天则焦躁不安，疑神疑鬼，甚至无法与人正常交往。爸爸妈妈不得不请了个家庭教师，我不用再走读了。最后，他们还让我退出了“小额援助”项目，因为修养身体是我当下唯一的“工作”。
很快，我决定连这个“工作”也不干了。因为在我的情况稍稍好转了一些之后，戈兰医生所做的事情就只剩下开药方了。
“还做噩梦？这种药就是专门对付它的。在校车上觉得心慌？这个应该有效。还是睡不着啊？把这个按时按量服下，保准你能入睡……”他说。
服药后，我很快发胖，反应变得迟钝；可是我精神上的痛苦并没有减轻，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我开始向戈兰医生撒谎。尽管脸上天天挂着眼袋，尽管听到突然的响声还是会像受惊的猫一样跳起来，但我依旧尽量装出一副恢复得差不多的样子。我编造梦境，尽量把梦里的情景说得平淡、简单，和正常人所做的梦一样，比如梦见在牙科诊所，梦见自己飞起来了，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出现在学校里……
他打断我，问道：“梦到怪物了吗？”
我耸耸肩说：“连根毛都没见着。可能我已经痊愈了，是吧？”
戈兰医生敲了几下笔，然后开始写下些什么。“希望你不是只拣我喜欢听的说。”他说。
“当然不是了。”我一边回答他，一边注视着诊室墙上挂着的各种证书。这些证书足以证明他在心理学各个分支领域的专业程度，包括如何判断一个十几岁的应激反应过度者是否在撒谎。
“你说点实话吧，”他放下笔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这个星期你一次都没梦到它？”
这样的话显得十分蹩脚。为了不被他戳穿，我只能承认。
我回答说：“也不是，好像梦见过一回。”
真实的情况是，就诊前的那个星期的每天晚上我都会做梦，每次都梦见大致相同的场景：薄暮时分，窗外琥珀色的光线正在渐渐隐去。我蜷缩在爷爷卧室的一个角落，举着一把粉色的儿童玩具手枪，枪口正对房门。在床的位置，一台自动售卖机若隐若现。自动售卖机里摆放的，不是糖果，而是一列列锋利的战术刀和穿甲手枪。爷爷穿一身英国军装，正在往投币口塞钞票，但要塞进去很多张钞票机器才会吐出一把枪，而我们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最后，总算有一只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在柜子里旋转着快要出来，却被卡在出口。爷爷一边用依地语大骂，一边对着机器踢几下。不得已，他只好跪在地上，把胳膊伸到机器里，想要把手枪拽出来，没想到胳膊也被卡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它们。它们长长的黑触须在窗户玻璃上扭动爬行着，正在寻找进屋的入口。我把玩具手枪对准它们，扣动了扳机，但无济于事。爷爷疯了似的咆哮着：
“去找那只鸟，还有圆圈。雅各布，你听到了吗？你这该死的蠢货……”
随着“啪”的一声，窗户被打碎了，玻璃碴撒了一地。紧接着它们钻进来了，一个个伸着长长的黑触须向我们扑来……
梦到这里，我哭着醒来了，心跳时快时慢，胃里发出一阵阵痉挛。
关于梦境的内容，我向戈兰医生讲了不下百遍，但他不嫌麻烦，每次都要让我重新描述。他似乎在对我的潜意识进行交叉质证，希望能找到之前没发现的线索。
“在梦里，你爷爷说了什么没有？”他问。
“每次他都说同样的话，”我说，“都是鸟、圆圈和老人墓。”
“这是他临终时说过的吧？”
我点点头。
戈兰医生五指并拢，托着下巴，摆出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标准姿势。“你觉得这些事物隐藏着什么含义？”
“这能有什么意义啊！”
“尽管你这么回答我，但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本意。”他说。我多么希望自己一点也不在意爷爷临终前说的那几句话啊，可我做不到。它们和夜夜不断的噩梦一起折磨着我，快要把我吞噬了。我宁愿爷爷把这些告诉了别人，甚至心里有点责怪他——为什么非要让我知道呢。
但戈兰医生坚信，如果能弄清这几句话的真实含义，我就不会再受噩梦的折磨。于是我开始围绕着那几个单词冥思苦想起来。
波特曼爷爷临终前说的话，有一些的含义是明确的，比如那个小岛。他童年有过被恶魔追杀的经历，逃到岛上才侥幸活命；现在他担心恶魔来找我，因此理所当然地说那是唯一能让我免受恶魔伤害的地方。
爷爷临终前说的第二句话是：“我应该早就告诉你的……”我想他可能干了一件什么大事，但来不及告诉我。他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让我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到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这应该就是“圆圈”、“老人墓”和“爱默生”这几个词的真实用意。
有一阵子，我以为所谓“圆圈”可能是“环形村庄”里的一条街，因为“环形村庄”就是由一条条环形的胡同组成的。而“爱默生”，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很可能是一个和爷爷保持书信联系的老人；没准他就生活在“环形村庄”的某条胡同里，而且房子旁边有块墓地；他还保留着爷爷的一封信，信上的落款日期是1940年9月3日；而只有这封信能解开爷爷的秘密，因此我一定要找到它。
我知道这样的解释听起来有点疯狂，但没想到更疯狂的事情还在后面。
我在互联网上搜索“环形村庄＋爱默生”，但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我直接前往“环形村庄”社区中心。一群耄耋老人正在那里玩儿推圆盘游戏，一边玩游戏一边讨论谁谁谁近来做过什么手术。我问他们墓地在哪儿、有没有人认识一个叫爱默生的。他们奇怪地看着我，好像我多长了一个脑袋似的。原来，“环形村庄”根本就没有墓地，没有一个叫爱默生的人，也没有用“圆圈”二字命名的地方，比如“圆圈路”、“圆圈大道”等等。总之我的设想彻底落空。
戈兰医生鼓励我继续展开联想。他建议我调查一下拉尔夫蚖瓦尔多蚖爱默生。这个名叫爱默生的人曾经是一位著名诗人。
戈兰医生说：“他写过很多信，没准你爷爷所指的就是他。”
戈兰医生的一番话又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但这次我决定甩掉他。于是，在一天的下午，我缠着爸爸，让他顺便把我捎到了图书馆。
在图书馆，我很快查明，诗人拉尔夫蚖瓦尔多蚖爱默生确实写过很多信，而且都已结集出版。但几分钟之后我就被自己的愚蠢逗乐了。首先，拉尔夫蚖瓦尔多蚖爱默生出生和死亡的年份都在十九世纪之内，因此他不可能收到一封落款日期是1940年9月3日的来信；其次，他的诗歌充满神秘的气氛，而我爷爷并不是一个痴迷于诗歌的爱好者，不大可能对他的诗感兴趣。
我发现爱默生的作品还能起到催眠的作用。那天下午，我在图书馆抱着他的散文集，埋头看那篇《自信》，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还流了哈喇子，而且，那天下午，我再次梦到那台自动售卖机，这已经是一星期之内第六次做同一个梦了……
我从噩梦中惊叫着醒来，然后被管理员从图书馆里赶了出来，心里不由得再次诅咒戈兰和他那套该死的愚蠢理论。
几天后，我们做了最后一件后来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我们家族一致通过，决定卖掉爷爷在“环形村庄”的房子。为了能卖个好价钱，在有意向的买主前来看房子之前，先得把房子的里里外外收拾干净。戈兰医生认为，根据“暴露疗法”的相关理论，如果让我再次直接面对爷爷去世的场面，或者看看和爷爷在世时有关的生活场景，也许能够使我突然痊愈。爸爸听取了他的建议，让我跟着他和苏西阿姨一起去打扫爷爷的房子。
爷爷出事之后，警察就在他住所旁的灌木上安装了监控录像仪；门廊上，纱布已经被撕成碎条，在风中轻轻飘动；在路边，租来的大垃圾箱正准备随时将爷爷的遗物收纳、运走。
爸爸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心情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奇怪的是，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我并未感到恐惧害怕，只是心中生起无尽的悲凉和感伤。
事实证明，看到和爷爷有关的物品，我并没有像他们担心的那样被吓得口吐白沫、疯癫发狂。爸爸和苏西阿姨总算松了口气。于是我们开始干活。
我们狠下心来，拿着垃圾袋，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打包收起，书架、柜子、过道都被清理一空，甚至连家具下面积攒了几年的灰尘也没能幸免。我们整理出来的包包和袋子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不得不说，爸爸和苏西阿姨都不是什么重感情的人。爷爷的物品，除了一小部分要留下来，大部分将被他们装进门外那个庞然大物，垃圾场才是它们最终的归宿。
爷爷生前收集的《国家地理》杂志，码在一起足足有八英尺高了。曾几何时，我一边看这些杂志，一边想象着自己在日内瓦和一帮人打泥仗的情景；曾几何时，我幻想着自己在佛国不丹的悬崖峭壁上，发现了远古时期的城堡……这些杂志，曾给我带来多少欢乐和美好的憧憬！
我央求爸爸和阿姨把这些杂志留给我，却被无情地拒绝。
我想要爷爷生前那些老旧的保龄球衫，爸爸说：“这几件衬衫式样太滑稽了，有什么好留下的。”
我想要那台手风琴和78S乐队的专辑唱片，爸爸说：“有人已经答应要出高价买下了。”
我说：“那就把那个装枪支的柜子留给我吧。”因为那是爷爷生前最重要的宝贝。
爸爸说：“你还是个孩子，不是吗？希望你只是说着玩儿的。”
“爸爸，你越来越没心没肺了！”我说。
意识到我们父子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苏西阿姨悄悄走开。
“我只不过是现实了点。换成是别人也会这么做的，雅各布。”
“是吗？那你将来死了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也可以把你写的那些手稿点火一烧了事？”
爸爸终于脸红了。其实我不应该那么说，在这个场合提及他那些未完成的书稿，对他来说是一次恶意伤害，还有些不吉利。
爸爸并没冲我发火。他平静地说：“今天带你来，是因为觉得你已经成熟了。没想到你这么没有承受力。看来是我错了。”
“你真的错了。你以为把爷爷的东西扔掉就能让我把他忘得一干二净，那怎么可能呢？”
爸爸甩甩手，不耐烦地说：“你这屁大点儿的小孩懂什么？不跟你争了。想要的话你就拿走吧，最好都拿去！”
他一边把一蚖发黄的旧报纸扔向我脚边，一边吼道：“这是肯尼迪遇刺那些年的报纸，全在这儿，都装到你的框子里去吧！”
我把报纸踢到一边，径直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来到客厅，等着他向我道歉。但没过多久，里面就传来碎纸机的轰鸣声，我知道永远等不到他的道歉了。我生气地跺着脚，走进卧室，把自己反锁在里面。
卧室里散发着一股霉味，还夹杂着鞋油和淡淡的古龙香水味儿。我靠墙站着，环视四周，突然发现在房门和床之间的地毯上，有一条缝隙。沿着那条缝隙，借着从窗户射进来的微弱阳光，我看到床罩底下露出了一个盒子的一角。我走上前去，跪在地上把盒子从床罩底下拉了出来。那是一个已经打开的旧烟盒，上面布满了灰尘。似乎爷爷就是为了让我看到，才故意打开了放在那里。
烟盒里面，是我再熟悉不过东西——那些照片，那些关于隐形男孩、会飞的女孩、瘦骨嶙峋的大力士、后脑勺多长了一个嘴巴的男人的照片。他们表情冷淡，看上去比我记忆中的更小，这可能是我长大了的缘故。但是，事到如今，在已近成年的我看来，那些照片的伪造痕迹显而易见，甚至我自己都感到惊奇。难道不是吗？只要采用一点遮蔽和打光的技术手段，就可以让那个男孩的脑袋隐去不见；那个瘦弱的男孩手上举着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石头，而是一大块塑料或者泡沫。而我之所以对爷爷所说的故事信以为真，是因为这些细节对于当时只有六岁的我来说实在太难以察觉了；更何况我一直在自我暗示那些故事都是真的呢。
盒子里还有几张照片，是爷爷从没让我看的，总共五张。开始我还想不通他为什么不给我看，拿近一瞧才明白。这几张照片的造假技术，简单得连几岁的小孩都能识破，怪不得爷爷不好意思拿出来。其中有一张，上面是一个装在玻璃瓶里的小姑娘。其实，根本不需要把小姑娘放到瓶子里，只需采取双面曝光技术，就可以拍到这样的照片。还有一张，上面有一个大人，旁边有个婴儿漂浮在空中。我想，那扇黑色的门后面一定隐藏着什么东西，能把这个婴儿托起来，或者是悬挂起来。第三张照片上是只狗，一眼就能看出它那颗男孩的脑袋是画出来的，而且画得很粗糙。如果说这三张还不够怪异，那么最后两张照片的灵感则直接来源于鬼才导演大卫蚖林奇的电影：其中一张，是一个女孩正在做柔术表演，她的上身完全翻转过来，脑袋伸到屁股底下面向观众，从表情可以看出，这个动作让她有点难受；最后一张，是一对畸形双胞胎，他们的怪异造型我好像在哪个地方见过。尽管爷爷给我讲过恶魔的故事，但他明白，任何一个几岁大的孩子看到这两张照片，晚上都会做噩梦的。
跪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翻看着照片，我终于想明白了。爷爷曾经讲过的那些故事，包括那些会魔法的儿童以及恶魔等，都不是真的。真相很清楚地摆在眼前：他临终前说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选择那么离奇的死亡方式，都是在跟我们这些还要活下去的耍花样。一直以来，爸爸和妈妈对他都疏于照顾，因此，他想方设法要让我幻觉不断、噩梦连连，让我来折磨爸爸妈妈，给他们一点惩罚。
我关上烟盒，将它拿到客厅。爸爸和苏西阿姨正在清理抽屉。抽屉里装着一本本票据，夹得很整齐，但从未使用过。这些票据都被扔到了垃圾袋里。
我把烟盒给了爸爸。至于里面装的是什么，他们连问都没问。
“就这样结束了？”戈兰医生问我，“难道爷爷的死对你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吗？”
我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墙角的鱼缸。那些金黄色的囚徒正懒洋洋地在里面转着圈儿地游来游去。看着它们，我想起了自己。和它们相比，我又何尝是自由之身呢？
“除非你有更好的想法，”我说，“能更好地解释这些蹊跷的事，否则……”
“否则怎样？”
“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浪费时间。”
他叹了口气，捏了一下鼻梁，好像在说我让他很头疼。
“你爷爷最后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不是我想知道的，”他说，“是你认为要紧我才去研究的。”
“你那些心理学术语，都是骗人的、胡说八道的。”我和他吵了起来，“并不是我认为那些话重要，而是它们本来就重要！不过我想，永远也不可能搞明白了。谁会把这个当回事呢？你不就是只知道给我开药、收钱吗？！”
我以为他会被我气得发疯，并和我争论一番。但他并没有发怒。和往常一样，他毫无表情地坐在椅子上，用钢笔敲着扶手。过了一会儿，他说：“看样子你是准备放弃了。我很失望。但你这样虎头蛇尾的做法，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这刚好说明，你一点也不了解我。”我回答道。
这个周末即将迎来我的十六岁生日。爸爸妈妈打算为我张罗一场生日宴，但我从没像现在这样不在状态，好像此事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不停地唠叨，要么说准备得不充分，要么说他们的想法平淡乏味、没有创意。我要求他们取消今年的生日宴，别的不说，主要是因为我实在想不出能邀请到谁。爸爸妈妈却说担心我与世隔绝的时间太长，还牵强地说融入社会也是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我则反诘说：“电击也是一种疗法啊！你们怎么不对我施展电击呢？”
妈妈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聚会的机会。曾经有一次，她邀来一堆朋友，只为给家里养的那只澳洲鹦鹉庆祝生日。我知道她是想借机炫耀我们家的富有。每一次，她都举着酒杯，带领宾客从一个房间游走到另一个房间，向她们介绍家里的名贵家具和高档设计，告诉她们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是多么来之不易。她曾不止一次地向朋友介绍说：“这几个烛台，可是花了好几个月从意大利淘来的。”
那天下午，戈兰医生那可怕的治疗暂且告一段落。
我跟在爸爸后面走进客厅。客厅里一片漆黑。爸爸低声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却什么都没计划，抱歉啊！不过这没什么，还有明年呢！”
我正要说“没事，我本来就不想过生日”时，灯突然亮了，丝带、气球在客厅里飘了起来。我发现家里来了好多客人，包括几个我从未说过话的叔叔阿姨和表兄妹。一定是妈妈连哄带骗把他们召集来的。我还看到了正在酒杯附近徘徊的瑞奇，他身穿一件破了几个洞的皮夹克，在那个场合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我不得不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挨个接受客人的祝福。这些过场结束后，妈妈搂着我，轻声问道：“怎么样宝贝，还满意吧？”“我很累。”我跟妈妈说，我感到厌烦，想去玩一会儿游戏，然后上床看着电视入睡。“那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总不能这就让他们回去吧。”妈妈试探地问。我说：“剩下的事你去安排吧。”妈妈冲我笑了，似乎很感谢我这么说。“谁想看我新近添置的宝贝？”她哼着小曲喊道。不一会儿，她便带领着一群亲戚开始上楼，因为过于高兴，她不小心把酒洒在了衣服上。
我和瑞奇从客厅两端彼此点了一下头，仿佛一切尽在不言中。自从那天他差点把我从屋顶推下来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说过一句话。但我们都认识到，拥有友爱的感觉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即便这种感觉只是我们造作出来的幻想。
我正想过去和瑞奇说话，罗比叔叔对我使了个眼色，把我叫到一边。他人高马大，胸肌发达。与此相应，他开的车和住的房子都必须比别人的更大更宽敞，这样他动作起来才觉得不受拘束。他最喜欢的食物是鹅肝和汉堡，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被心脏疾病击倒，到那时候，我那几个吸毒成瘾的堂兄妹和柔弱内向的婶婶将不得不打理家里的生意。他和莱斯叔叔一起主持着一个小额援助项目。他俩经常围在一群家庭主妇们中间，和她们一起商量和讨论着什么，我知道他们不过是在奉承那些主妇们做的鳄梨酱是多么美味，但他们围在一起窃窃私语的场面，总让人觉得他们正在策划着一场见不得人的阴谋。
“你妈妈告诉我，说爷爷的事还在困扰着你。”他说。
又来了。
“应激反应过度。”
“什么？”
“我得了这种病。反正医生是这么说的。”
“那好吧。这个病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他挥了一下手，似乎要驱走我们之间的不快。“不过，我和你妈妈都在考虑一件事。今年夏天你来坦帕吧。你可以看看家族的生意是怎么运作的。如果你不喜欢去店里，就在总部待几天，学习学习。你觉得怎么样？”说到这里他大笑起来，我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他接着说：“你还可以待在家里，我带你去钓鱼，赶上周末，还可以叫上你的哥哥姐姐。”接下来，他花了足足五分钟的时间来讲他新买的游艇是如何豪华舒适，还不时加入一些色情的细节，好像冲着这些，我就会跟他去坎帕。说完他咧着嘴，要和我握手。
“怎么样？要不你考虑一下？”他说。
我知道自己是没法拒绝这个安排了。这个夏天，我宁可去西伯利亚的劳教所，也不愿意和他还有我那几个从小被惯坏了的堂兄妹们待在一起。至于去小额援助项目总部工作，那是我毕业后无法逃避的命运。但是在把自己关进家族企业的牢笼之前，我希望能多几个自由的暑假，能正常、顺利地读完大学。
我犹豫了一会儿，盘算着怎样才能脱身。我说：“还不确定医生对这事会怎么看呢。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这个看上去不错的主意。”
听我这么说，他那浓密的眉毛紧紧地锁到了一块儿。他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一边点头一边说：“哦，是啊，当然了。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觉得怎么样啊，老兄？”
说完，没等我回答，他就转身离开了。为了不让自己太难堪，他在客厅里四处张望，装出一副正在找人的样子。
妈妈向众人宣布，打开礼物的时间到了。每次她都坚持由我亲自打开生日礼物，这对我而言却成了一个问题，因为我撒谎的技术实在是太蹩脚了。亲戚朋友们送来的礼物各式各样，有圣诞乡村音乐CD，还有《田野和溪流》杂志的续订单——这是我比较喜欢的杂志之一，莱斯叔叔甚至因此而认定我是个户外运动爱好者；至于内向安静的我为什么会酷爱户外运动，这个问题让他困惑了很多年。
我逐一打开盒子，向来宾们展示礼物。我不得不装出一副感激的样子，对每一份礼物都表现出惊奇或欢喜，对每一个送礼的人都致以由衷的感谢。最后，堆成小山的礼品差不多都被我打开了，还剩三份，它们摆在咖啡桌上。
我伸手拿起其中最小的那个，打开后发现，里面是一把车钥匙。爸爸妈妈新买了一辆车，因此决定把那辆才开了四年的豪华轿车送给我。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所有人都欢呼起来。但我的脸“唰”地一下子红了。这是一份奢侈的大礼，但在瑞奇看来，我更像是在炫耀。他那辆古董级的维多利亚皇冠，是从垃圾场买来的，所花的钱，还不够我十二岁时一个月的零花。爸爸妈妈好像有意培养我对金钱的喜好和欲望，但我总是让他们失望。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所以才会自称对钱不在乎，就让他们说去吧。
第二份礼物是一个数码相机。为了这个相机，去年我把爸爸妈妈纠缠了一个暑假。“喔！”我拿在手里掂量着它的重量说，“它真是棒极了！”
“我正在构思一本关于鸟类的书，”爸爸说，“我想你可以帮我拍一些照片。”
“一本新书！”妈妈惊叫了起来，“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想法，弗兰克。但是，你之前写的那本书，现在怎么样了？”很显然，妈妈多喝了几杯。
“还在修改。”爸爸说。“哦，我知道了。”罗比叔叔说。我听得出来，他的语气略带嘲讽。
“好了！”我大声说道。我拿起第三份礼物说：“这是苏西阿姨送的。”
我慢慢打开外包装，这时苏西阿姨说话了。她说：“实际上，这是爷爷送给你的。”
我刚打开一半，听到她的话就停下了。客厅里一下子变得静悄悄的，大家似乎屏住呼吸，纷纷看着苏西阿姨，像是责怪她不该在这个场合提起爷爷。在他们看来，爷爷的名字已经可以跟恶魔画上等号。爸爸紧张地咬住牙，已经喝醉的妈妈则若无其事地继续和别人碰杯。
“打开看看，也许你能发现点什么。”苏西阿姨说。
我撕掉剩下的外包装。这是一本已被翻烂了的精装书，封皮已经不见了。封面上赫然印着：《拉尔夫蚖瓦尔多蚖爱默生作品集》。
我凝视着这本书，从头到尾扫了一遍封面，激动得双手发抖——到底它是怎样来到我身边的呢。我想到了戈兰医生。只有他知道爷爷临终的遗言，而且他曾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说过，除非我以吞下Drano（注：一种以氢氧化钠为主要成分的洗涤液）或者从坦帕湾的阳光高架桥跳下相威胁，否则我们讨论过的所有疗法都会秘密进行——包括所谓“暴露疗法”。
我看着苏西阿姨，打算问她书是从哪儿来的，但激动和紧张让我一时无法开口。她好像知道我的意思，轻轻笑了一下，说：“这是在清理房子的时候发现的。爷爷把它放在桌子的抽屉里，第一页上还写了你的名字。我想他是要给你的。”
上帝啊，你可一定要保佑苏西阿姨，我心里说。
“太巧了。我还不知道，原来爷爷也爱读书呢，”妈妈插话了，她试图缓解一下气氛，“这份礼物真是别出心裁！”
“是啊！”爸爸说，“谢谢你，苏西。”
我翻开第一页。没错，扉页上确实有爷爷的笔迹，我甚至可以想象出他颤颤巍巍写字的情景。
扉页文字：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选集》
编辑、作序：克利夫顿·德雷尔博士
纽约圣歌出版社出版
波特曼爷爷的寄语：
至雅各布·麦哲伦·波特曼以及他即将开始的探索之旅——
我担心自己会当众哭出来，站起来准备离开。这时，书页里夹着的一样东西掉了出来，落在地上。
我弯腰把它拾起。是一封信。
“爱默生”、“那封信”。我想起了爷爷临终前所说的话。
我的脸“刷”地一下白了。
“雅各布，发生什么事了？”妈妈低声问我。看到我脸色苍白，人们都好奇地睁大眼睛。
“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一边站起来一边捂住肚子，装做肚子疼，“我想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说完，我向大家道歉，紧紧地攥着那本《爱默生作品集》和爷爷留下的信，飞快地跑到自己的房间。妈妈紧跟在我身后，但被我关在了门外，任凭她怎么敲门，我都没心情理会她。我在床上坐下来，双手颤抖着打开那封信。
信里这样写道：
亲爱的艾贝：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相信你一定没事，而且身体健康。很遗憾，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你的消息了。当然，我并不想责备你，只想让你知道，我们还经常想起你、说到你，并为你祈祷——我们勇敢、英俊的艾贝！
关于你在美国奋斗生活的经历，我们只能想象，因此我希望你能写封信，告诉我们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至于岛上的生活，还是以前那个样子，因为在这里，时间早已停止了。但这正是我们所喜欢的。
不知道经过这么多年后，我们还能不能认出你，但我相信你一定能认出我们的。当年的那些伙伴，现在还留在这里的，只剩为数不多的几个了。你能给我寄一张你的近照吗？这样我们可以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我也给你附上一张我的照片，这是很久以前拍摄的——虽然照片上的我看起来和昨天没什么两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张照片还是你拍摄的呢！还记得我们一起四处闲逛的时光吗？
请尽快回信，另外别忘了注意安全——这是无须多言的。
阿尔玛·费伊·佩里格林女士
正如来信者所承诺的那样，信封里还夹带着一张照片。
我注视着照片上的人，脑子立即飞速运转起来。莫非爷爷让我找的，不是他和诗人爱默生之间的来信，而是这封夹在《爱默生作品集》里的信？
我仔细看了一下信封。照片上没有寄信人地址，但邮戳上清清楚楚地印着：
Cairnholm Is.，Cymru， UK
“Cymru， UK”，尽管爷爷从未提过这个地名——因为对于他来说，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名字，就是“小岛”——但我小的时候看过地图，知道“Cymru”指的正是英国威尔士。毋庸置疑，爷爷生活过的那个小岛，就是邮戳上的“凯恩霍尔姆岛”——那个能保护他免受恶魔伤害的地方。
与此同时，我心中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照片上那个女人就是岛上照顾爷爷和那些孩子们的家长。但我记得，爷爷曾说过，他们都是被一个“嘴巴里叼着一支烟”的鸟照看着的。照片上这个女人确实叼着一只烟斗，而且她名叫佩里格林（Peregrine意思是“隼”，也是一种鸟的名称）。当年我以为真的是由一只鸟照顾着爷爷和那些孩子们，但现在不难猜到，“那只鸟”可能是孩子们对佩里格林女士的别称。但是，为什么爷爷从未让我看过这张照片呢？
爷爷临终前所说的话，第一次具有了某种真正的含义。他希望我能去岛上找到“那只鸟”，也就是佩里格林女士——那个把他们从纳粹的魔掌中救出来的人。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知道爷爷童年的秘密，那一定非她莫属。但我看了看邮戳，发现这封信是十五年前寄出的。她现在还活着吗？我计算了一下，如果她从1939年开始管理这个孤儿院，那一年她刚好二十五岁的话，那么，到今年她应该是九十六岁了。当然，她有可能还活着，因为在恩格尔伍德，还有比她年纪更大的老人，他们完全能够自理，甚至可以开车。然而，即便是佩里格林女士已经去世，在凯恩霍尔姆岛上，肯定还能找到其他人，因为她曾在信中写到，“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留在了岛上”，这“几个人”里面一定有人知道爷爷的秘密。
事情发展至此，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晰：我必须亲自到岛上去一趟。不仅因为我曾答应过他要一探究竟，更重要的是不管爷爷少年时期的生活是平淡乏味，还是怪诞离奇，能够知道他当年生活的真相，这本身就是一件让我觉得极为欣慰的事情。我希望爷爷的所谓“秘密”，那些他“应该早就告诉我”的事情，是平平常常的；希望他所讲的那些故事都是杜撰；希望他当年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希望所谓的恶魔不过是他故意用来吓我玩的……这样我就可以彻底从噩梦中解脱出来。我一定要去那儿，要亲眼目睹、亲耳听到别人这么对我说。
你一定可以想到，要说服爸爸妈妈，让他们答应我今年暑假去威尔士海边的一个小岛待上几天，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妈妈，她罗列了一大堆反对的理由。首先是机会成本，如果去了威尔士，我就不能和罗比叔叔一起去坎帕，等于失去了一次了解和学习家族企业如何运营的机会；其次，爸爸妈妈对我的旅行都不感兴趣，这意味着没有人能陪我，而我一个人独自去那么缥缈遥远的地方，又是他们所不允许的。他们希望能被我说服，但我实在找不到能有力反驳他们的理由。对于他们来说，我要去威尔士的真实理由，只会让他们觉得我变得更加疯狂、更加不可救药，所以我不能让他们知道波特曼爷爷临终前所说的话以及那封信还有信中的照片。
因为爷爷曾在威尔士生活过，所以我说想去那里了解家族的历史，但这不足以成为他们支持我的理由。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缠着他们说：“查德克蚖雷默和乔希蚖贝尔都要去欧洲，为什么我就不能去呢？”但他们简直就是铁石心肠。最后，我只能使用激将法了。我说：“你们是没钱吧？但是看起来不像啊！”虽然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可他们依然不为所动。
后来发生了几件事情，使我去威尔士这件事有了转机。首先是罗比叔叔在和我一起过暑假这件事上改变了主意，谁愿意和一个疯子住在一起呢？这样，我的行程便有了一线希望；其次，爸爸专门研究了一下凯恩霍尔姆岛，发现那是一个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有一种鸟，地球上全部数量的一半都生活在那里。他又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新书计划来，我便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鼓励他一定要把新书写出来。
但在这件事情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戈兰医生。听了我的计划后，他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并劝说爸爸妈妈一定要让我去威尔士，甚至连我自己都对此感到惊奇。
“这事对他很有必要，”在一次看病结束后，他对妈妈说，“那个地方被爷爷描述成了一个神秘的地方，他亲自去一趟，可以揭开那层面纱。他会发现，那里和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一样，很平常，没有什么神奇之处，这样，爷爷讲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事就不会继续影响他了。以真相打败幻想，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
“但是我认为他已经不再相信那些事了。”妈妈说，一边转向我问道，“是吧，雅各布？”
“是啊！”我说。我得让妈妈相信我。
“在意识中他确实已经不信了。”戈兰医生说，“但是，在他的潜意识中，那些噩梦和焦虑还在困扰着他。”
“你真的认为去那儿一趟对他有帮助吗？”妈妈眯起眼睛看着戈兰医生，准备听他说出简单质朴的真话。每当面临着我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时，戈兰医生的话总是爸妈唯一参考的准则。
“是的。”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作出决定后，事情的进展快得令人惊讶，买机票、确定行程、制定计划、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间定在6月，行程总共三个星期，爸爸和我两个人去。我觉得三个星期有点太长了，但爸爸坚持说最少需要这么多天，因为需要对岛上的鸟儿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我原以为妈妈会反对，因为那可是整整三个星期啊！但是，我发现随着我们起程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她看上去反倒越来越兴奋了，她经常叫道：“我的两个男人就要开始一次伟大的冒险了！”
我以为从妈妈身上看到了那种久违了的热情和容易感动的性格特征，但是，一段不经意间听到的对话让我恍然大悟。那天下午，妈妈在电话里对她的朋友说，总算有三周的时间可以回归以前的生活，暂时不用再为两个大孩子操心，她觉得轻松多了。
“我爱你妈妈，”我在心里说。那一刻我想说尽一切可能想到的话来伤害和挖苦她，但她并没有看到我，而我也只能在心里发泄一下。我当然爱她了，因为爱自己的母亲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对她的爱，并不是在大街上一遇见她便会很高兴的那种。当然了，我也不可能在大街上碰到她，因为在她看来，只有穷人才会步行上街。
一个学期结束了，离起程前往威尔士还有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里，我想先弄清楚佩里格林女士是否还活着，如果她还活着，最起码我可以提前给她打个电话，通知她我们即将到访。但是互联网上搜索不到关于她的任何信息，于是我开始搜索和凯恩霍尔姆岛有关的电话号码。我很快发现，那里没有私人电话，整个凯恩霍尔姆岛，只有一个电话与外界保持着联系。
我拨通了号码。电话一段先是传出一阵嘶嘶和咔嚓声，停了一会儿，又是嘶嘶和咔嚓声，这样持续了足足有一分钟，我甚至可以想象出电话两端的遥远距离。最后我终于听到了欧洲电话所特有的铃声——“哇……噗，哇……噗”，接着一个男人兴奋地拿起了话筒。
“尿坑！”他咆哮道。他身后传来嘈杂的喧哗声，就像大学联谊会上最为喧闹和混乱的场景，让人感到刺耳和不舒服。我想表明自己的身份，但他一定听不清楚我说的是什么。
“尿坑！”他再喊了一次，然后问道：“请问是哪位？”但没等我回答，就听到他把话筒拿在一边，转头冲着某个人喊道：“我说了让你闭嘴！你这个蠢蛋！我在……”
就在这时候，电话挂断了。我拿着话筒，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好几分钟才想起要挂上。我不会厌烦再打过去一次，但是，如果凯恩霍尔姆岛上唯一的电话连接的是一个住着一群坏蛋和疯子的名叫“尿坑”的所在，那么这个岛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难道，我的第一次欧洲之旅，只为了躲避一群醉鬼和看鸟儿怎么在海边岩石上拉屎？也许是这样。但是，为了最终揭开爷爷所讲的那些神秘故事，为了回归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做什么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