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 诅咒之城 5
在我的世界中,不管是宏大的还是微末的梦想,都不太可能实现。最近几个月,每天夜里入睡前,我唯一的渴望就是有朝一日鼓起足够的勇气,和司机的女儿克里斯蒂娜说句话。我不断思量着熬过黎明前的漫漫长夜,之后就可以回到《工业之声》编辑部了。可是现在,连这样的慰藉也要从手中滑脱而去。我对自己说,也许,如果我遭遇一次惨烈的失败,就能重新赢得同事们的好感；也许,如果我写得稀松平常或鄙俗不堪,甚至没有读者能看完第一段,我少年得志的罪愆就能被宽恕了；也许,为了能在报社重新找回家的感觉,这样的代价不算昂贵；也许是这样。
许多年前,我就进了《工业之声》报社,是父亲领着我来的。我父亲是个吃过苦的穷人,他在菲律宾打过仗。停战后他回来了,却发现他的城市不愿再接纳他,他的妻子已将他遗忘。两年后,妻子决定弃他而去,只留下他支离破碎的灵魂,还有一个他从未期待过的儿子。面对这个儿子,他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我父亲几乎不能读写自己的名字,没有工作,也不懂什么谋生手段。在战争中他唯一学到的本事,就是在被别人杀死前先杀死别人。这些杀戮的理由总是冠冕堂皇,却是离开战愈近,愈显得荒谬可鄙。
从战场上归来,我父亲比出发时看起来老了二十岁。他到新村和圣马蒂区跑了好几家工厂,想谋个差事。但那些工作总是坚持不了几天,或早或晚,我都会看到他走回家,眼里燃烧着怨恨。一段时间后,他没有选择余地了,只得接受了《工业之声》报社守夜人的职位。报酬很少,但是他一连工作了好几个月。从战场归来后,这是头一次让人觉得他再也不会卷入麻烦。然而,平静的时光很短暂。很快就有些军队里的老伙计来找他。这些人都是行尸走肉,带着身体和灵魂的伤残回到家,却发现当初借着上帝与祖国的名义打发他们去送死的人,现在正朝他们脸上吐唾沫。于是,这些人带着我父亲卷入几场骚乱。这些事在我父亲看来都大有来头,但他永远也弄不明白真相。
我父亲经常一连消失好几天,回来时手上、衣服上都沾着火药味,口袋里多了几块钱。然后,他蜷缩在房间里,注射一些能弄到手的药物,时多时少。他以为我不会注意,起初没有关门,有一天,他突然发觉我在窥视,就抽了我一耳光,把我的嘴唇都打破了。接着,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抱住我,便瘫倒下去,平躺在地板上,皮肤上还插着注射器的针头。我把针头拔下来,给他盖上毯子。之后,他开始把自己锁在屋里。
我们住在一间狭小的阁楼上,可以俯瞰加泰罗尼亚音乐厅新礼堂的建筑工地。这里冰冷而局促,寒风与潮气似乎总在嘲笑房屋的墙壁。我时常坐在小阳台上,两条腿垂在外面,瞧着路人走来走去,观察道路那一边的地基,看着那些古怪的雕像和圆柱一天天长高。有时候,我觉得伸出手指就可以碰到那些建筑,但还有些时候,或者说绝大部分时间,它们就像月亮那样遥远。我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容易发烧,容易被传染,好几次差点进了墓地。幸好病魔总是在最后一刻心慈手软,转身寻找块头更大的猎物。每当我生病,我父亲往往会消失。熬两个晚上,他就像惯常那样把我丢给一位邻居照看,然后离开家,几天不回来。长此以往,我开始怀疑他是否期待着走进家门,便看见我已经死去,这样他就可以摆脱负担,再也用不着照顾这个身体像纸一样脆弱的孩子,况且这孩子对他亳无用处。
不止一次,我自己也期待这样的结局。然而,我父亲每次归来,总是看到我精力旺盛、活蹦乱跳,还长高了。大地之母用各式各样的细菌与不幸来惩罚我,但从没找到一种方式让我完全倒下。出乎意料地,我平安度过了多舛的童年生活。要知道当时还没有发明青霉素,死亡并非常常隐匿形踪,人们可以四处看到与嗅到它的痕迹。被死亡吞噬时,那个灵魂很可能还没有时间去犯罪。
从那时起,我唯一的朋友就是由纸张和墨水做成的。在学校里,我学习读书、写字远远早于同街区的儿童。同学在不可理解的书页上端详墨迹与笔道,我却已在书中看到了阳光、街道和人群。那些词语,还有词语背后隐秘而神奇的学问,深深吸引了我。对我来说,它们是打开无垠世界的钥匙,可以把我从家庭中、从街道上、从那些混乱的日子里解救出来。我凭直觉知道,那样的生活只为我预留了少得可怜的幸福。
我父亲不喜欢在家里看到书。除了那些他无法破译的字母,书籍里还有别的东西冒犯了他。他经常对我说,等我长到十岁,就要送我去工作,我最好趁早打消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要不最后只能变成个倒霉蛋、饿死鬼。我习惯把书藏到床垫底下,等他出门或熟睡再取出来阅读。有一次，他发现我在晚上看书,立刻大发雷霆,从我手中夺过书甩出窗外。
“要是再让我发现你浪费电,读这些没用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父亲不是个吝啬鬼,虽然我们生活拮据,但只要他有,就会给我几个硬币,让我能买些甜食,像附近其他孩子那样。他一直都以为我会去买甘草棒、葵花子或水果糖,其实我把硬币都藏在一个咖啡罐里,收在床底下。攒了四五个里亚尔[1],我就跑去买一本书,但决不会让他知道。
整个城市中,我最钟爱的地方是圣安娜街上的森贝雷父子书店。那个弥散着旧纸和灰尘味的去处是我的圣殿与避难所。书店老板森贝雷先生允许我坐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随心所欲地阅读书籍。他几乎从不让我花钱买放到我手上的书,然而,他一不留神,我就把努力积攒下来的几枚硬币放到柜台上,然后才离开。那不过是些零钱,如果我真打算用寒酸的积蓄购买哪本书,大约只能买张卷烟纸。每次离开书店,我的双脚和灵魂几乎是被拖走的,要是让我做主,我早就定居在那里了。
有一年圣诞节,森贝雷先生送了我一份礼物,那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东西:一册旧书。已经有人将它通透地阅读过、体味过了。
“《远大前程》,卡洛斯•狄更斯著……”[2]我阅读着封面上的文字。
我听说森贝雷先生认识几位作家,他们时常光顾他的书店。看他把玩这册书时亲切的神情,我不由得揣测,这位狄更斯先生兴许就是那些作家中的一位。
“您的朋友？”
“一辈子的朋友。从今天起,他也是你的朋友了。”
那天下午,我把这个新朋友带回了家,为了不让父亲看见,我把它掖在外衣里。那是一个多雨的冬季,阅读《远大前程》的日子,天空始终是铅灰色的。我一连读了九遍,因为我手边没有别的书可读,而且坚信不会再有更好的书了。我甚至怀疑狄更斯先生的这本书就是为我而写。不久，我立下了坚定的信念:此生,别的东西我一概不要,我只想学习狄更斯先生的技艺。
一天清晨,我被父亲摇醒。他提前下班回家了。父亲眼里充满血丝,从他的喘息中可以闻见烧酒的味道。我惊恐地望着他,他伸出手指,捏了捏从天花板垂下来的光秃秃的灯泡。
“还烫着呢。”
他两眼瞪着我,怒不可遏,接着把灯泡猛力朝墙上撞去。灯泡碎裂成千万片玻璃,落在我脸上,但我不敢把碎片从脸上扫去。
“在什么地方？”父亲问我,语气冷酷而严厉。
我摇了摇头,不住地颤抖。
“那本书在他妈的什么地方？”
我又摇了摇头。在昏暗中,我几乎没看清拳头是怎么打过来的,只觉得视线模糊了,接着向后栽倒在床上。我嘴里有血,感到一阵钻心的痛,像是有白热的火焰在口中燃烧。我侧过头往地下看。果然,地板上有几颗碎裂的牙齿。
父亲伸手揪住我的领子,把我拎起来。
“在什么地方？”
“爸,求你了……”
他使尽全身力气把我的脸往墙上撞,接着打我的脑袋。我一下失去了平衡,像个装满碎骨头的皮囊,摔倒在地上。我爬到角落里,待着不敢动,身体蜷成一团,看着父亲掀开衣柜,把我仅有的四件衣裳扯出来,扔在地上。他又拽开抽屉,打开衣箱,到处翻找我的书,直到他精疲力竭,转身朝我走过来。我闭紧双眼,使劲靠在墙上,等待着另一顿拳脚,但是始终没等来。我睁开眼,看见父亲坐在床沿上哭,他几乎喘不上气,满脸都是悔恨。发现我在看他,他就冲了出去,跑下楼梯。我听见他脚步的回声在黎明的寂静中越来越远。认定他走远了,我才敢走到床边,抬起床垫,将那本书从隐蔽处取出来。我穿好衣服,把书夹在胳膊底下,出了门。
一层薄雾笼罩在圣安娜街上。我来到书店门前。书店老板和他的儿子就住在二楼。我知道凌晨六点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登门拜访的好时机,不过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拯救这本书,如果父亲回家找到了它,一定会勃然大怒,彻底毁了它。我按了门铃,站在门外等候,又按了两三次,才听见二楼阳台的门打开了,老森贝雷穿着晨衣,踩着拖鞋,怒气冲冲地露出头。半分钟后,他走下楼来,打开门。一看到我的脸,他愤怒的表情顿时无影无踪了。他在我面前蹲下,抓住我的胳膊。
“我的上帝啊！你还好吧？谁把你打成这样？”
“没人。我自己摔倒了。”
我把书拿出来,放到他手上。
“把它还给您,因为我不希望它有什么闪失……”
森贝雷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挽着我的胳膊,扶着我走向二层的公寓。他儿子可能听到了父亲开门的声音,也起来了,这时正站在二层的楼梯平台上等着我们。他是个十二岁的男孩,天生腼腆,我似乎从来没听见过他说话。他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血迹,惊恐地看了看父亲。
“打电话把甘博斯医生请来。”
那男孩点点头,跑着去打电话。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才知道他不是个哑巴。父子两人一左一右搀扶着我,将我安顿在厨房里的扶手椅上。他们给我擦去了伤口的血迹,等待医生到来。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你不打算告诉我吗？”
我没吭声。森贝雷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也不准备告诉他什么。
“是不是你父亲？”
我把眼光移开。
“不是。我自己摔的。”
甘博斯医生家与书店只隔着四五家,五分钟后他就赶到了。他给我从头到脚进行了一番检査,摸了摸红肿的地方,动作尽可能轻地给伤口上了药。毫无疑问,怒火在他眼里燃烧,可他什么也没有说。
“没有骨折,但是淤血的地方过一段时间才能好转,肯定会疼几天。那两颗牙得拔出来,它们已经碎了,还有感染的危险。”
医生出门后,森贝雷给我倒了一杯热牛奶,里面还加了可可。他微笑着看我把牛奶喝完。
“都是为了拯救《远大前程》,对不对？”
我耸了耸肩。森贝雷父子对视一眼,露出了同谋般的微笑。
“下一次,如果你想拯救哪一本书,我是说,真正地挽救它,你自己可不能玩命啊。你可以告诉我,我会领你去一个隐秘的地方,在那里,书永远都不会死去,也没有人能毁灭它们。”
我望着父子二人,觉得十分好奇。
“那是什么地方？”
森贝雷冲我眨了眨眼,露出了神秘的微笑,这笑容仿佛是从大仲马的传奇中借来的。他的话语中带着森贝雷家族的标记。
“凡事皆看机缘,我的朋友。凡事皆看机缘。”
整整一个星期,我父亲一直盯着地面,懊丧不已,备受煎熬。他买了个新灯泡,还走过来告诉我,如果想开灯,也可以开一会儿,就是时间别太长,电费实在太贵了。但我想还是不要玩火自焚了。星期六,父亲想给我买本书,他走进一家书店,就是帕亚街上面对着古罗马城墙的那家,那是他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书店。然而,他读不懂书脊上的标题,书店里又陈列了好几百本书,他只好空着手走出来。他给了我一些钱,比平日多一点,叫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有些话我一直想对他说,但总是没有机会,那一刻,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时机。
“玛丽亚娜女士——也就是我的老师——问我,如果您哪天有空,能不能到学校去跟她谈一谈？”我做出轻松随意的样子。
“谈什么？你惹了什么麻烦？”
“爸爸,不是这样的。玛丽亚娜女士想跟您谈谈我今后受教育的事儿。她说我应该抓住机会,她相信可以帮助我争取到一份奖学金,到慈善学校上学……”
“那女人以为她是谁啊！净往你的脑袋里塞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说要让你进富家子弟的学校？你知道那些流氓是什么人吗？要是他们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知道他们会怎么瞧你,怎么对付你吗？”
我低头不语,又说道:“玛丽亚娜女士只是想帮帮忙,爸爸。她没别的意思。您别生气。我去告诉她,这不可能,算了吧。”
父亲愤怒地看着我,他努力控制住情绪,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在开口前先闭上了眼睛。
“我们能挺过去,你明白我说什么吗？你和我。那些婊子养的给的施舍,咱们不稀罕。我们要把脑袋抬得高高的。”
“明白,爸爸。”
父亲拍着我的肩膀,望着我。那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再也不会重现了。然而,那神情仿佛在说,他为我骄傲,虽然我们是那样不同,虽然我爱读书而他不识字,虽然母亲遗弃了我们,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彼此。在那一刻,我相信父亲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只要命运之轮能分给他一手好牌,哪怕只有一次,所有人都会发现他的善良。
“大卫,一个人一生中做过的坏事,最后都会报应在自己身上。我就做过不少坏事,可以说很多,可我已经付出代价了。现在,我们的命运就要改变了。你瞧着吧,瞧着吧……”
玛丽亚娜女士是个思维敏锐的人,她可以猜到事情会怎样转变。但是,不管她如何坚持,我也没有再向父亲提起自己的教育问题。知道这个计划已经毫无希望了,她就告诉我,每天放学后她会贡献出一段时间,单独给我加课,跟我谈论书籍、历史等几乎所有的问题。我们谈论的事情准会叫我父亲大惊失色。
“这是我们的秘密。”老师说。
这段时间,我开始理解父亲。别人揶揄他无知,讥嘲他是战争留下来的渣滓,让他羞愧得无地自容。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打着上帝和祖国的旗号,但最终只是让某些当权者变得更有权势。一周里总有几个晚上,我陪着父亲上夜班。我们在特拉法尔加街搭上电车,在新村墓园门口那一站下车。我常常坐在他的小屋里看旧报纸,偶尔还试着跟他聊聊天,这是个艰难的任务。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不怎么说话了,再也不会讲起那些发生在殖民地的战争,再也不愿提及那个弃他而去的女人。有一次,我问他,母亲为什么要离开我们,我曾经怀疑这是不是因为我干了什么坏事,或者仅仅是因为我降生到世上。
“我还没上前线的时候,你母亲就离开我了。我是个大笨蛋,回来之后我才发现。活着就是这么回事,大卫。这一切、所有人,迟早都会抛弃你。”
“爸爸,我不会抛弃你,永远不会。”
我感到他快要哭出来了。他紧紧抱着我,不让我看见他的脸。
第二天,也没有事先打声招呼,我父亲就领着我来到卡门大街上的印度商行,那是一家出售纺织品的店铺。我们没有走进去。隔着前厅的玻璃橱窗,顺着父亲的指引,我看见一位笑容满面的年轻女子,她正在招呼几位顾客,向他们展示法兰绒和其他高档织物。
“那就是你母亲。”他说,“过不了几天,我会再到这儿来,杀了她。”
“爸,您别这么说。”
他看着我,两眼通红,我知道他依旧爱她,为此,我永远也不能原谅母亲。我记得我偷偷地看她,但她不知道我们站在那里。我认出她来了，因为我父亲珍藏了一张照片,就放在他的抽屉里,摆在那把军用手枪旁边。每天晚上,他以为我已经睡着了,就把照片拿出来,仿佛那里面藏着所有的答案,足以解释一切。
许多年来,我一次次重返那家商行,站在门外偷偷看她。我绝对没有勇气推门而入,或者挨近她身边,只是远远地目送她走出门,沿着兰布拉大道渐行渐远,走向我为她想象出来的另一种生活:她可能有新家庭,家人能让她幸福快乐,还有一个值得她疼爱的儿子,他可以触碰母亲的肌肤,而这种体验我从未有过。我父亲永远不会知道,有几次,我藏在那里想见她一面；还有几天,我跟在她身后,走得很近,只差一点就可以触碰到她的手,只差一点就可以肩并肩地走在她身旁,但我总是在最后一刻溃逃了。在我的世界中,远大前程只活在书页间。
我父亲热切企盼的好运从没出现。生活给他的唯一的恩惠,就是没让他苦等太久。一天晚上,他去值夜班。我们走到报社门口的时候,黑暗中闪出三个男人,朝他连开几枪,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眼前。子弹在他的大衣上烧出了几个小孔,我至今还记得那股硫磺气味和弹孔腾起的烟雾。我一下子扑在父亲身上。一个杀手正准备在我父亲的头上补一枪,另一个男人制止了他。我还记得与那个杀手四目相对,看出他正在犹豫该不该把我也杀了。片刻之后,他们脚步轻快地转身离去,消失在工厂间的窄巷中。
那一晚,杀手们把失血而死的父亲丢弃在我怀中,也把我一个人丢弃在这世界上。我在报社的印刷车间里差不多睡了两个星期。我躲藏在莱诺铸排机之间,那些古怪的机器看起来像是巨大的钢铁蜘蛛。入夜后,我总是听到一种让人发疯的哨声,快把耳膜刺穿了,我拼命想让它停下来。后来,我恢复了神志,发现自己的手上、衣服上满是千硬的血渍。起初,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因为头一个星期我一句话都不说。当我开口的时候,就大声呼喊父亲的名字,直到把嗓子喊哑。他们问我母亲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母亲已经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任何亲人。佩德罗•维达尔听说了我的故事。他是报社的名笔,也是主编的密友,在他的要求下,主编给我安排了一份跑腿的差事,还允许我住在地下室那间看门人的简陋小屋里,等待报社的安排。
那些年,巴塞罗那街巷中的血腥惨案和暴力事件司空见惯。到处都在分发传单、引爆炸弹。在拉瓦尔区,时常可以看见抽搐的、还在冒烟的尸体碎片；黑帮午夜时分还在街上游荡,到处寻衅；圣徒列队游行,将军检阅部队,从他们身上能闻见死亡与欺诈的味道；到处都能听见煽动人心的演讲,每个人都在振振有词地扯谎。愤怒和仇恨淤积了多年,使得人们以堂皇的口号为借口互相残杀。有毒的空气中能嗅到浓烈的仇恨。工厂永不停歇地排出浓烟,阴霾在城市上空爬行,给街巷蒙上面具。条条石板路被电车和汽车犁开胸膛。夜晚归属于煤油街灯的光芒,归属于小巷中的阴影，那阴影时常被子弹的闪光与幽蓝轨迹打碎。那些年,孩子急不可耐地想长大成人,当童年从手中滑落的时候,在许多孩子的眼中时常能看见沧桑的眼神。
现在我没有家,只有这昏暗的巴塞罗那。报社成了我的避难所、我的宇宙。十四岁那年,我的工资已经可以租下卡门太太那间房子了。我在那儿差不多住了一个星期后,一天,房东太太进了我的屋子,通知有一位先生在门口打听我。在楼梯间,我遇到了一个男人,他的外套是灰色的,目光是灰色的,声音也是灰色的。他问我是不是大卫•马丁,我回答说是,他就递给我一个包裹,一层粗糙的包装纸裹在外面。然后他走下楼梯,他灰色的身影离开了这个我刚刚置身其间的悲惨世界。我拿着包裹,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上门。
除了两三个人,报社几乎没人知道我住在这里。我剥开包装纸,心里感到十分好奇,这是我平生接到的第一个邮包。里面的东西显露出来,是个老旧的木匣,我依稀感到模样有些眼熟。我把它放在单人床上,打开盖子。里面装着我父亲那把老式手枪,那是军队发给他的武器,他带着这把枪从菲律宾归来,却遭遇英年早逝的悲惨下场。手枪旁边有个小小的硬纸盒,装着几发子弹。我双手举起枪,掂了掂分量,闻到了火药和枪油的味道。我自问,有多少人曾死在父亲这把枪下。毫无疑问,父亲曾经打算用这把枪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一天却让别人抢了先。我将武器放回木匣中，合上盖子,涌起把它扔进垃圾筒的冲动。但我蓦然意识到,这把手枪是父亲留下的唯一的遗物。可能是一位高利贷者得知了父亲的死讯,就赶到了我们那间能望见音乐厅的旧公寓,查抄了我们仅有的那点财产。现在,他决定把这件阴森的纪念物交到我手上,以恭贺我步入成年世界。我把木匣藏到橱柜顶上,橱柜靠墙放着,顶上堆放杂物,卡门太太踩着高脚凳也够不着。此后许多年,我一直没去碰它。
就在同一天下午,我又来到森贝雷父子书店。此时我感到自己已是个闯荡世界的人,也算个有钱人了。我向书店老板说明来意,告诉他我想取回那本旧书——《远大前程》。许多年前,迫于无奈,我只得把它交还回来。
“说个价钱吧,”我对他说,“还有最近几年那些我没付过账的书,您说个价钱吧。”
我记得森贝雷望着我,脸上带着感伤的笑容,将一只手放在我肩上。
“我把它卖出去了,就在今天早晨。”他无奈地告诉我。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许多年前,我就进了《工业之声》报社,是父亲领着我来的。我父亲是个吃过苦的穷人,他在菲律宾打过仗。停战后他回来了,却发现他的城市不愿再接纳他,他的妻子已将他遗忘。两年后,妻子决定弃他而去,只留下他支离破碎的灵魂,还有一个他从未期待过的儿子。面对这个儿子,他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我父亲几乎不能读写自己的名字,没有工作,也不懂什么谋生手段。在战争中他唯一学到的本事,就是在被别人杀死前先杀死别人。这些杀戮的理由总是冠冕堂皇,却是离开战愈近,愈显得荒谬可鄙。
从战场上归来,我父亲比出发时看起来老了二十岁。他到新村和圣马蒂区跑了好几家工厂,想谋个差事。但那些工作总是坚持不了几天,或早或晚,我都会看到他走回家,眼里燃烧着怨恨。一段时间后,他没有选择余地了,只得接受了《工业之声》报社守夜人的职位。报酬很少,但是他一连工作了好几个月。从战场归来后,这是头一次让人觉得他再也不会卷入麻烦。然而,平静的时光很短暂。很快就有些军队里的老伙计来找他。这些人都是行尸走肉,带着身体和灵魂的伤残回到家,却发现当初借着上帝与祖国的名义打发他们去送死的人,现在正朝他们脸上吐唾沫。于是,这些人带着我父亲卷入几场骚乱。这些事在我父亲看来都大有来头,但他永远也弄不明白真相。
我父亲经常一连消失好几天,回来时手上、衣服上都沾着火药味,口袋里多了几块钱。然后,他蜷缩在房间里,注射一些能弄到手的药物,时多时少。他以为我不会注意,起初没有关门,有一天,他突然发觉我在窥视,就抽了我一耳光,把我的嘴唇都打破了。接着,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抱住我,便瘫倒下去,平躺在地板上,皮肤上还插着注射器的针头。我把针头拔下来,给他盖上毯子。之后,他开始把自己锁在屋里。
我们住在一间狭小的阁楼上,可以俯瞰加泰罗尼亚音乐厅新礼堂的建筑工地。这里冰冷而局促,寒风与潮气似乎总在嘲笑房屋的墙壁。我时常坐在小阳台上,两条腿垂在外面,瞧着路人走来走去,观察道路那一边的地基,看着那些古怪的雕像和圆柱一天天长高。有时候,我觉得伸出手指就可以碰到那些建筑,但还有些时候,或者说绝大部分时间,它们就像月亮那样遥远。我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容易发烧,容易被传染,好几次差点进了墓地。幸好病魔总是在最后一刻心慈手软,转身寻找块头更大的猎物。每当我生病,我父亲往往会消失。熬两个晚上,他就像惯常那样把我丢给一位邻居照看,然后离开家,几天不回来。长此以往,我开始怀疑他是否期待着走进家门,便看见我已经死去,这样他就可以摆脱负担,再也用不着照顾这个身体像纸一样脆弱的孩子,况且这孩子对他亳无用处。
不止一次,我自己也期待这样的结局。然而,我父亲每次归来,总是看到我精力旺盛、活蹦乱跳,还长高了。大地之母用各式各样的细菌与不幸来惩罚我,但从没找到一种方式让我完全倒下。出乎意料地,我平安度过了多舛的童年生活。要知道当时还没有发明青霉素,死亡并非常常隐匿形踪,人们可以四处看到与嗅到它的痕迹。被死亡吞噬时,那个灵魂很可能还没有时间去犯罪。
从那时起,我唯一的朋友就是由纸张和墨水做成的。在学校里,我学习读书、写字远远早于同街区的儿童。同学在不可理解的书页上端详墨迹与笔道,我却已在书中看到了阳光、街道和人群。那些词语,还有词语背后隐秘而神奇的学问,深深吸引了我。对我来说,它们是打开无垠世界的钥匙,可以把我从家庭中、从街道上、从那些混乱的日子里解救出来。我凭直觉知道,那样的生活只为我预留了少得可怜的幸福。
我父亲不喜欢在家里看到书。除了那些他无法破译的字母,书籍里还有别的东西冒犯了他。他经常对我说,等我长到十岁,就要送我去工作,我最好趁早打消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要不最后只能变成个倒霉蛋、饿死鬼。我习惯把书藏到床垫底下,等他出门或熟睡再取出来阅读。有一次，他发现我在晚上看书,立刻大发雷霆,从我手中夺过书甩出窗外。
“要是再让我发现你浪费电,读这些没用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父亲不是个吝啬鬼,虽然我们生活拮据,但只要他有,就会给我几个硬币,让我能买些甜食,像附近其他孩子那样。他一直都以为我会去买甘草棒、葵花子或水果糖,其实我把硬币都藏在一个咖啡罐里,收在床底下。攒了四五个里亚尔[1],我就跑去买一本书,但决不会让他知道。
整个城市中,我最钟爱的地方是圣安娜街上的森贝雷父子书店。那个弥散着旧纸和灰尘味的去处是我的圣殿与避难所。书店老板森贝雷先生允许我坐在角落里的一把椅子上,随心所欲地阅读书籍。他几乎从不让我花钱买放到我手上的书,然而,他一不留神,我就把努力积攒下来的几枚硬币放到柜台上,然后才离开。那不过是些零钱,如果我真打算用寒酸的积蓄购买哪本书,大约只能买张卷烟纸。每次离开书店,我的双脚和灵魂几乎是被拖走的,要是让我做主,我早就定居在那里了。
有一年圣诞节,森贝雷先生送了我一份礼物,那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东西:一册旧书。已经有人将它通透地阅读过、体味过了。
“《远大前程》,卡洛斯•狄更斯著……”[2]我阅读着封面上的文字。
我听说森贝雷先生认识几位作家,他们时常光顾他的书店。看他把玩这册书时亲切的神情,我不由得揣测,这位狄更斯先生兴许就是那些作家中的一位。
“您的朋友？”
“一辈子的朋友。从今天起,他也是你的朋友了。”
那天下午,我把这个新朋友带回了家,为了不让父亲看见,我把它掖在外衣里。那是一个多雨的冬季,阅读《远大前程》的日子,天空始终是铅灰色的。我一连读了九遍,因为我手边没有别的书可读,而且坚信不会再有更好的书了。我甚至怀疑狄更斯先生的这本书就是为我而写。不久，我立下了坚定的信念:此生,别的东西我一概不要,我只想学习狄更斯先生的技艺。
一天清晨,我被父亲摇醒。他提前下班回家了。父亲眼里充满血丝,从他的喘息中可以闻见烧酒的味道。我惊恐地望着他,他伸出手指,捏了捏从天花板垂下来的光秃秃的灯泡。
“还烫着呢。”
他两眼瞪着我,怒不可遏,接着把灯泡猛力朝墙上撞去。灯泡碎裂成千万片玻璃,落在我脸上,但我不敢把碎片从脸上扫去。
“在什么地方？”父亲问我,语气冷酷而严厉。
我摇了摇头,不住地颤抖。
“那本书在他妈的什么地方？”
我又摇了摇头。在昏暗中,我几乎没看清拳头是怎么打过来的,只觉得视线模糊了,接着向后栽倒在床上。我嘴里有血,感到一阵钻心的痛,像是有白热的火焰在口中燃烧。我侧过头往地下看。果然,地板上有几颗碎裂的牙齿。
父亲伸手揪住我的领子,把我拎起来。
“在什么地方？”
“爸,求你了……”
他使尽全身力气把我的脸往墙上撞,接着打我的脑袋。我一下失去了平衡,像个装满碎骨头的皮囊,摔倒在地上。我爬到角落里,待着不敢动,身体蜷成一团,看着父亲掀开衣柜,把我仅有的四件衣裳扯出来,扔在地上。他又拽开抽屉,打开衣箱,到处翻找我的书,直到他精疲力竭,转身朝我走过来。我闭紧双眼,使劲靠在墙上,等待着另一顿拳脚,但是始终没等来。我睁开眼,看见父亲坐在床沿上哭,他几乎喘不上气,满脸都是悔恨。发现我在看他,他就冲了出去,跑下楼梯。我听见他脚步的回声在黎明的寂静中越来越远。认定他走远了,我才敢走到床边,抬起床垫,将那本书从隐蔽处取出来。我穿好衣服,把书夹在胳膊底下,出了门。
一层薄雾笼罩在圣安娜街上。我来到书店门前。书店老板和他的儿子就住在二楼。我知道凌晨六点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登门拜访的好时机,不过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拯救这本书,如果父亲回家找到了它,一定会勃然大怒,彻底毁了它。我按了门铃,站在门外等候,又按了两三次,才听见二楼阳台的门打开了,老森贝雷穿着晨衣,踩着拖鞋,怒气冲冲地露出头。半分钟后,他走下楼来,打开门。一看到我的脸,他愤怒的表情顿时无影无踪了。他在我面前蹲下,抓住我的胳膊。
“我的上帝啊！你还好吧？谁把你打成这样？”
“没人。我自己摔倒了。”
我把书拿出来,放到他手上。
“把它还给您,因为我不希望它有什么闪失……”
森贝雷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挽着我的胳膊,扶着我走向二层的公寓。他儿子可能听到了父亲开门的声音,也起来了,这时正站在二层的楼梯平台上等着我们。他是个十二岁的男孩,天生腼腆,我似乎从来没听见过他说话。他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血迹,惊恐地看了看父亲。
“打电话把甘博斯医生请来。”
那男孩点点头,跑着去打电话。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才知道他不是个哑巴。父子两人一左一右搀扶着我,将我安顿在厨房里的扶手椅上。他们给我擦去了伤口的血迹,等待医生到来。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你不打算告诉我吗？”
我没吭声。森贝雷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也不准备告诉他什么。
“是不是你父亲？”
我把眼光移开。
“不是。我自己摔的。”
甘博斯医生家与书店只隔着四五家,五分钟后他就赶到了。他给我从头到脚进行了一番检査,摸了摸红肿的地方,动作尽可能轻地给伤口上了药。毫无疑问,怒火在他眼里燃烧,可他什么也没有说。
“没有骨折,但是淤血的地方过一段时间才能好转,肯定会疼几天。那两颗牙得拔出来,它们已经碎了,还有感染的危险。”
医生出门后,森贝雷给我倒了一杯热牛奶,里面还加了可可。他微笑着看我把牛奶喝完。
“都是为了拯救《远大前程》,对不对？”
我耸了耸肩。森贝雷父子对视一眼,露出了同谋般的微笑。
“下一次,如果你想拯救哪一本书,我是说,真正地挽救它,你自己可不能玩命啊。你可以告诉我,我会领你去一个隐秘的地方,在那里,书永远都不会死去,也没有人能毁灭它们。”
我望着父子二人,觉得十分好奇。
“那是什么地方？”
森贝雷冲我眨了眨眼,露出了神秘的微笑,这笑容仿佛是从大仲马的传奇中借来的。他的话语中带着森贝雷家族的标记。
“凡事皆看机缘,我的朋友。凡事皆看机缘。”
整整一个星期,我父亲一直盯着地面,懊丧不已,备受煎熬。他买了个新灯泡,还走过来告诉我,如果想开灯,也可以开一会儿,就是时间别太长,电费实在太贵了。但我想还是不要玩火自焚了。星期六,父亲想给我买本书,他走进一家书店,就是帕亚街上面对着古罗马城墙的那家,那是他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书店。然而,他读不懂书脊上的标题,书店里又陈列了好几百本书,他只好空着手走出来。他给了我一些钱,比平日多一点,叫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有些话我一直想对他说,但总是没有机会,那一刻,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时机。
“玛丽亚娜女士——也就是我的老师——问我,如果您哪天有空,能不能到学校去跟她谈一谈？”我做出轻松随意的样子。
“谈什么？你惹了什么麻烦？”
“爸爸,不是这样的。玛丽亚娜女士想跟您谈谈我今后受教育的事儿。她说我应该抓住机会,她相信可以帮助我争取到一份奖学金,到慈善学校上学……”
“那女人以为她是谁啊！净往你的脑袋里塞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说要让你进富家子弟的学校？你知道那些流氓是什么人吗？要是他们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知道他们会怎么瞧你,怎么对付你吗？”
我低头不语,又说道:“玛丽亚娜女士只是想帮帮忙,爸爸。她没别的意思。您别生气。我去告诉她,这不可能,算了吧。”
父亲愤怒地看着我,他努力控制住情绪,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在开口前先闭上了眼睛。
“我们能挺过去,你明白我说什么吗？你和我。那些婊子养的给的施舍,咱们不稀罕。我们要把脑袋抬得高高的。”
“明白,爸爸。”
父亲拍着我的肩膀,望着我。那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再也不会重现了。然而,那神情仿佛在说,他为我骄傲,虽然我们是那样不同,虽然我爱读书而他不识字,虽然母亲遗弃了我们,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彼此。在那一刻,我相信父亲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只要命运之轮能分给他一手好牌,哪怕只有一次,所有人都会发现他的善良。
“大卫,一个人一生中做过的坏事,最后都会报应在自己身上。我就做过不少坏事,可以说很多,可我已经付出代价了。现在,我们的命运就要改变了。你瞧着吧,瞧着吧……”
玛丽亚娜女士是个思维敏锐的人,她可以猜到事情会怎样转变。但是,不管她如何坚持,我也没有再向父亲提起自己的教育问题。知道这个计划已经毫无希望了,她就告诉我,每天放学后她会贡献出一段时间,单独给我加课,跟我谈论书籍、历史等几乎所有的问题。我们谈论的事情准会叫我父亲大惊失色。
“这是我们的秘密。”老师说。
这段时间,我开始理解父亲。别人揶揄他无知,讥嘲他是战争留下来的渣滓,让他羞愧得无地自容。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打着上帝和祖国的旗号,但最终只是让某些当权者变得更有权势。一周里总有几个晚上,我陪着父亲上夜班。我们在特拉法尔加街搭上电车,在新村墓园门口那一站下车。我常常坐在他的小屋里看旧报纸,偶尔还试着跟他聊聊天,这是个艰难的任务。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不怎么说话了,再也不会讲起那些发生在殖民地的战争,再也不愿提及那个弃他而去的女人。有一次,我问他,母亲为什么要离开我们,我曾经怀疑这是不是因为我干了什么坏事,或者仅仅是因为我降生到世上。
“我还没上前线的时候,你母亲就离开我了。我是个大笨蛋,回来之后我才发现。活着就是这么回事,大卫。这一切、所有人,迟早都会抛弃你。”
“爸爸,我不会抛弃你,永远不会。”
我感到他快要哭出来了。他紧紧抱着我,不让我看见他的脸。
第二天,也没有事先打声招呼,我父亲就领着我来到卡门大街上的印度商行,那是一家出售纺织品的店铺。我们没有走进去。隔着前厅的玻璃橱窗,顺着父亲的指引,我看见一位笑容满面的年轻女子,她正在招呼几位顾客,向他们展示法兰绒和其他高档织物。
“那就是你母亲。”他说,“过不了几天,我会再到这儿来,杀了她。”
“爸,您别这么说。”
他看着我,两眼通红,我知道他依旧爱她,为此,我永远也不能原谅母亲。我记得我偷偷地看她,但她不知道我们站在那里。我认出她来了，因为我父亲珍藏了一张照片,就放在他的抽屉里,摆在那把军用手枪旁边。每天晚上,他以为我已经睡着了,就把照片拿出来,仿佛那里面藏着所有的答案,足以解释一切。
许多年来,我一次次重返那家商行,站在门外偷偷看她。我绝对没有勇气推门而入,或者挨近她身边,只是远远地目送她走出门,沿着兰布拉大道渐行渐远,走向我为她想象出来的另一种生活:她可能有新家庭,家人能让她幸福快乐,还有一个值得她疼爱的儿子,他可以触碰母亲的肌肤,而这种体验我从未有过。我父亲永远不会知道,有几次,我藏在那里想见她一面；还有几天,我跟在她身后,走得很近,只差一点就可以触碰到她的手,只差一点就可以肩并肩地走在她身旁,但我总是在最后一刻溃逃了。在我的世界中,远大前程只活在书页间。
我父亲热切企盼的好运从没出现。生活给他的唯一的恩惠,就是没让他苦等太久。一天晚上,他去值夜班。我们走到报社门口的时候,黑暗中闪出三个男人,朝他连开几枪,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眼前。子弹在他的大衣上烧出了几个小孔,我至今还记得那股硫磺气味和弹孔腾起的烟雾。我一下子扑在父亲身上。一个杀手正准备在我父亲的头上补一枪,另一个男人制止了他。我还记得与那个杀手四目相对,看出他正在犹豫该不该把我也杀了。片刻之后,他们脚步轻快地转身离去,消失在工厂间的窄巷中。
那一晚,杀手们把失血而死的父亲丢弃在我怀中,也把我一个人丢弃在这世界上。我在报社的印刷车间里差不多睡了两个星期。我躲藏在莱诺铸排机之间,那些古怪的机器看起来像是巨大的钢铁蜘蛛。入夜后,我总是听到一种让人发疯的哨声,快把耳膜刺穿了,我拼命想让它停下来。后来,我恢复了神志,发现自己的手上、衣服上满是千硬的血渍。起初,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因为头一个星期我一句话都不说。当我开口的时候,就大声呼喊父亲的名字,直到把嗓子喊哑。他们问我母亲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母亲已经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任何亲人。佩德罗•维达尔听说了我的故事。他是报社的名笔,也是主编的密友,在他的要求下,主编给我安排了一份跑腿的差事,还允许我住在地下室那间看门人的简陋小屋里,等待报社的安排。
那些年,巴塞罗那街巷中的血腥惨案和暴力事件司空见惯。到处都在分发传单、引爆炸弹。在拉瓦尔区,时常可以看见抽搐的、还在冒烟的尸体碎片；黑帮午夜时分还在街上游荡,到处寻衅；圣徒列队游行,将军检阅部队,从他们身上能闻见死亡与欺诈的味道；到处都能听见煽动人心的演讲,每个人都在振振有词地扯谎。愤怒和仇恨淤积了多年,使得人们以堂皇的口号为借口互相残杀。有毒的空气中能嗅到浓烈的仇恨。工厂永不停歇地排出浓烟,阴霾在城市上空爬行,给街巷蒙上面具。条条石板路被电车和汽车犁开胸膛。夜晚归属于煤油街灯的光芒,归属于小巷中的阴影，那阴影时常被子弹的闪光与幽蓝轨迹打碎。那些年,孩子急不可耐地想长大成人,当童年从手中滑落的时候,在许多孩子的眼中时常能看见沧桑的眼神。
现在我没有家,只有这昏暗的巴塞罗那。报社成了我的避难所、我的宇宙。十四岁那年,我的工资已经可以租下卡门太太那间房子了。我在那儿差不多住了一个星期后,一天,房东太太进了我的屋子,通知有一位先生在门口打听我。在楼梯间,我遇到了一个男人,他的外套是灰色的,目光是灰色的,声音也是灰色的。他问我是不是大卫•马丁,我回答说是,他就递给我一个包裹,一层粗糙的包装纸裹在外面。然后他走下楼梯,他灰色的身影离开了这个我刚刚置身其间的悲惨世界。我拿着包裹,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上门。
除了两三个人,报社几乎没人知道我住在这里。我剥开包装纸,心里感到十分好奇,这是我平生接到的第一个邮包。里面的东西显露出来,是个老旧的木匣,我依稀感到模样有些眼熟。我把它放在单人床上,打开盖子。里面装着我父亲那把老式手枪,那是军队发给他的武器,他带着这把枪从菲律宾归来,却遭遇英年早逝的悲惨下场。手枪旁边有个小小的硬纸盒,装着几发子弹。我双手举起枪,掂了掂分量,闻到了火药和枪油的味道。我自问,有多少人曾死在父亲这把枪下。毫无疑问,父亲曾经打算用这把枪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一天却让别人抢了先。我将武器放回木匣中，合上盖子,涌起把它扔进垃圾筒的冲动。但我蓦然意识到,这把手枪是父亲留下的唯一的遗物。可能是一位高利贷者得知了父亲的死讯,就赶到了我们那间能望见音乐厅的旧公寓,查抄了我们仅有的那点财产。现在,他决定把这件阴森的纪念物交到我手上,以恭贺我步入成年世界。我把木匣藏到橱柜顶上,橱柜靠墙放着,顶上堆放杂物,卡门太太踩着高脚凳也够不着。此后许多年,我一直没去碰它。
就在同一天下午,我又来到森贝雷父子书店。此时我感到自己已是个闯荡世界的人,也算个有钱人了。我向书店老板说明来意,告诉他我想取回那本旧书——《远大前程》。许多年前,迫于无奈,我只得把它交还回来。
“说个价钱吧,”我对他说,“还有最近几年那些我没付过账的书,您说个价钱吧。”
我记得森贝雷望着我,脸上带着感伤的笑容,将一只手放在我肩上。
“我把它卖出去了,就在今天早晨。”他无奈地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