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以图 二
我读完了手稿。我想我本可以自己写一份出来。
这就是最离奇的地方。我这一辈子都在推测艾斯凯渥的种种，进行有理有据的猜测，用沙砾来揣摩城堡的样子。从花甲老人童年时听祖父讲述的故事中得出靠不住的零散线索；基于对古代文物的观察推断出结论，而这些文物很可能仿制自埃涅阿斯的手下偷运回来的货物（至于是否忠于原作则另当别论）；在其余的时间里，我研究的那些证据的可信度也极其堪忧。但无论如何，我是正确的。尽管难以置信，但我天马行空的猜想和缺乏条理的结论却经由纸上这些高大纤细的棕色字母得到了证明。这足以令人落泪了。我根本不需要这份手稿，除了作为证据。我早就知道了其中的一切。
——但有没有证据的差别就像天壤云泥，不是吗？我感觉自己就像个被指控谋杀的人，编造了一段疯狂而且完全虚假的不在场证明，却得到了一位完全陌生且无比诚实的目击者的证实。我是正确的。我说对了一切：那些山峰的高度（这是我根据一个几乎肯定是伪造的故事计算出来的，故事里提到埃涅阿斯在某座山的山顶将水壶里的沸水洒到了手上，却没被烫伤）、那条将北部高地的沙金冲刷出来的大河的源头所在、那些红黄相间的鹦鹉来自哪个省份。无一例外。
“我想你应该对自己很满意吧。”他说。
我完全忘了他的存在。我一直盯着那些装饰过的大写字母。这些装饰不是埃涅阿斯自己做的，他肯定雇用了当地的某个代笔人或者法律文书抄写员。字体的装饰是当时的典型风格，称得上干脆利落，字母绘有红色的阴影部分，以树叶和卷轴图案作为修饰：这是所有权证书、租约与合同的标准装饰。每一段的首字母都有这样的装饰。看起来稍有些浮华，但那个人负担得起。“抱歉，你说什么？”
“我觉得，”他说，“你现在应该相当愉快。换作是我，我也会很愉快的。”
“对，”我说，“这是当然的。而且换作是你，你肯定也很愉快。”
他露出微笑。“应该说是非常愉快。你知道的，”他续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走运过。就算事情进展顺利，也只是因为我的努力。而且那种情况并不常见。”他笑着补充道，“但这件事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自己——这么说吧，得到了证明，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明白，但我不想破坏气氛。“棒极了，”我说，“你打算怎么做？”
他身子前倾，轻轻地从我手中取走了纸卷。我不想放手，但我害怕撕坏手稿，于是我摊开手指，仍由它就这么溜走。“唯一缺失的东西，”他说，“就是地图的索引部分——那些坐标。但大部分人都认为埃涅阿斯肯定知道这些细节，因为他正是借助坐标才顺利回到了家乡。这可真怪，你说是吧？”
我思考起来。“我猜这是他不愿记录下来的秘密之一，”我说，“毕竟你也说过，他是打算回那里去的。”
他点点头。“我们意见一致，这让我很欣慰。”他说。然后他身子略微后仰，把那份手稿丢进了壁炉的火里。
总之，先来回顾真正的历史吧。
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这间公司持续繁荣兴旺。的确，寻找艾斯凯渥一事 毫无进展。我甚至不认为有人尝试过。他们都太忙了。
开始时，涌入公司金库的钱财来自淘金者和贵重金属经销商，毕竟这些人 有太多的钱，又无处可花。但不久以后，那些古老的地主家族开始投资，紧接着是事业有成的城市商人；之后，随着股价的不断上涨，那些只能靠拼凑或者借来的钱买上一两股的人也加入其中。人们毫不犹豫地拿土地去抵押筹款；早已发家致富，购置了宅邸、农庄和森林的精明投资者，此时也抵挡不住巨大的诱惑，把一切家当抵押变卖，再次投资。议会也开始用公款购买股票——有何不可？每次发行的股票数量都比上次更多，价格却始终稳步增长。
我父亲那边的生意——制造火炮——就属于公司早期的多样化经营项目。起因是松鼠号配备了十二个炮眼，却没有一门大炮。创立公司的那几位钟表匠之一认识某个近来生意不佳的铸钟师；他租用了那人的一部分庭院，造了十二门加农炮。这些大炮的质量相当不错（加农炮的铸造难度是众所周知的），而那位钟表匠的某个朋友恰好在配备自己的船，于是问钟表匠能否卖给他八门像这样的加农炮。不久以后，公司买下了那名铸钟师的全部产权，开始以每周三十六门的速度铸造优质的半蛇铳火炮。
公司的其他董事原本还忐忑不安，这时才发现他们在这场实质上的商业事故里上了一课。他们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庞大财富。有朝一日，这些财富会用在艾斯凯渥的生意上。但在此之前，没必要就这样一味空等。他们到处寻找值得投资的项目，比如我父亲的加农炮。
起初，他们并没有太大远见。他们投资了造船厂、木材厂和林业——这些都合乎逻辑，因为一旦发现艾斯凯渥的位置，他们就会需要船只：大量的船只，船身结实、装备齐全、规格和吨位都符合标准，最后还要造价合理。接着他们想到，到达艾斯凯渥之后，他们会需要交易用的货物。于是他们投资了毛纺厂、牧羊场和丘陵草场；他们购置了锡耶纳河附近的土地，种植了一千亩的柠檬树；他们投资餐具、锡制器皿和矿业；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地做好准备，等待艾斯凯渥像爱之女神那样光彩照人地浮出海面。
松鼠号的租约到期，他们忘了去续租，不过公司的投资项目却全都非常成功。令人意外的是，共和国的公民们也能从中获益。每一个月，都会有数以百计的民众离开他们往日艰难谋生的农场和农庄，前往这座城市，在新的铸造厂和工厂里工作。有了赚来的钱，他们就有能力购买公司的贸易伙伴生产的廉价商品；那些向来用木头盘子吃饭的家庭如今有了精美的白镴餐盘，身上的衣物也从手织土布换成了美观的绒面呢。多亏了仅百分之三的上税率和对公司股票的投资，议会那些五花八门的宏大项目也有了足够的资金：公共建筑，铺面道路，在德内法河上建造水坝来抽干沼泽的积水，以便提供种植柠檬树所需的土地。他们还创立了共和国第一支公有舰队，而那些战舰在公司的造船厂里建造，配备我父亲铸造的加农炮。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战舰，而且无论在近海还是远洋，都足以与任何对手匹敌。人们还认为，如果有机会的话，这支舰队甚至能打得帝国那些古老的大帆船和单桅轻帆船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那场战争持续了三年。导火索是伊弗克半岛。在当时看来合情合理。伊弗克半岛理论上是帝国疆土，但那儿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几个农夫的几座牧羊场，以及当地蒙昧未开的土著（大概跟公司出现前的我们一样不开化）。帝国不会浪费钱财和资源去保护这样偏远的边区，这样做太不划算了。而在另一方面，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土地种满柠檬树。
这场战争是在艾奎拉海角打响的。帝国的两支古董单桅轻帆船分舰队仅仅用了一小时出头就将共和国华丽雄伟的新舰队送入了海底。
消息传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引发了强烈的愤慨。第一公民向着聚集在埃涅阿斯·柏利格林诺广场的庞大人群发誓说，我们绝不投降，即使只剩一兵一卒。我们的第二舰队在三周之内就能出海，数量和武装都是先前的两倍。第三、第四和第五舰队更加强大。但不幸的是，还不够强大。
等到投降条约签署，帝国舰队也不再封锁城市海港以后，刚刚任命的临时 政府也安顿下来，开始审视残局。我们的资源所剩无几。我应该是把人员和金钱总计损失的数字记在了什么地方。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这些事光是停留在脑海中，时间长了都会让人不快。他们争论着是该解散公司，还是作为耻辱的象征将其留下。他们无法决定，于是将这项工作交给了委员会。这些是十一年前的事了。结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布。
我刚开始肯定以为他在用拨火棍拨火。
大脑就是这样的。它接受影像，然后努力依照合理的现实情景加以解读。我有上千次目睹别人用拨火棍把将熄的火头拨旺，这是合乎情理的做法。而烧掉这些手稿却完全不合情理。
但当我定睛细看、弄懂了他究竟在做什么时，我身体突然僵住了。我在脑海中将那一幕回想了一遍又一遍。如果我立刻做出反应，是否就能将他推开、阻止手稿被毁？这简直像是一场游戏，类似网球比赛什么的。差不多十次里有四次我能赢：我会将他从壁炉边拖开，从他的手中夺下手稿，踩灭火苗，有时它受损严重，有时部分烧毁，但我能挽回一些东西。其余的六次我没能阻止：他会将我推到一旁，或是我们争夺不止，直到火焰蔓延上来，我只能放开手。我记得它燃烧得出奇迅速。这或许和羊皮纸熟化的方式有关，我想当时的人用的应该是硝石。
无论如何，羊皮纸卷已经烧成了灰。我盯着他看，我说不出话来。他也看着我。直到火焰烧到他的手指，他才放开手。
“瞧瞧你逼我做了些什么。”他说。
他做了解释。他告诉我，爱和恨就像一对亲兄妹，都会让人产生对另一个人的过度着迷；爱和恨都能会导致人们做出过激的行为，让人做出牺牲，让人顺从另一个人。他告诉我，当那份手稿最初送到他手上之前，他已经下定决心杀 死我，因为他无法容忍让我继续存在下去。但他也有他的顾虑，杀死我会让他赔上自己的性命，因为他无可避免地会被找到、逮捕和绞死。这让他心烦意乱，因为这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这是他的原话）意味着我才是胜利者。我会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被人铭记，他则会作为罪犯遭人唾弃，而这样一来，他就等于在道德的较量中不战而败了。这在他看来就是拿罪恶来对抗公义，结果必然是自掘坟墓。
不过（他说）他已经决心要为此做出终极的牺牲：献出他的声誉，良心，性命和荣誉——人的仇恨没有比这个大的(1) 。但当那份手稿——连同他叔叔寄来的其他垃圾一起——从天而降的那一刻，（他说）他认为这绝对是某种征兆，是无匹骄阳送来的征兆，尽管他先前根本不信神祇。
这番话可谓意味深长，因为在那一刻，我的论文正摊开放在他的书桌上。他同时阅读着手稿和我的论文。起初，他完全被打垮了。手稿证明了我是对的，自始至终都是对的——也就是说，我是对的，我作为学者更加优秀，更有价值，我完全胜过了他。但随后（他说）他渐渐理解了太阳神的真正用意，也明白了那份手稿为何会恰好在那时出现在他的手上。
毕竟，我是个学者。虽然各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但我仍然是个学者。对我来说，没有比证明我的工作、科学和真理更加重要的事情。正因如此，最大的惩罚就是让我不带任何怀疑的阴霾，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却永远无法加以证明。只有他和我知道真相，只有因为相互憎恨和痴迷而纠缠在一起的我们两人才知道。而决定性的证据，我刚刚亲眼见过的证据，则将永远无法寻回。等到某一天——这在学术范畴里是无可避免的——另一位拥有头脑和能力的学者会对我的研究提出异议，并且质疑我的成果，而我将会毫无抵抗之力。我知道真相，但却无力去证明。
他说，这就是他做出这种举动的原因。当然了，接下来怎么做完全取决于我。我有完全正当的理由发火并杀死他。他根本不会在乎：因为之后我就会被装在囚车里穿过街巷，最后脖子上套着绳索，被人推下凳子，在民众的讥笑声中死去。不是吗？好吧，如果这样不行，我还可以去教职员理事会告发他，将他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们。他正希望我这么做呢。他会坚决否认，而我没有证据，而且（考虑到我们过去的恩怨）我的指控会被当作抹黑他的企图而被置之不理，我的声名将会蒙羞，我的研究成果也会变得一文不值。如果我什么都不做——那样一来，我就会用余生去回忆他是如何击败我，如何在头脑上胜过我，如何用他超凡的智慧去设计这么个完美的陷阱。这样的想法会随着岁月逐渐侵蚀我的心灵，就像腹中的绦虫，在它生长变强的同时，我也会愈加憔悴虚弱。
我什么也没说，没什么可说的。我喝下已经冷掉的茶，回了家。
我遇见过一位老人，他说他觉得八十多岁的自己比年轻时更快乐，我觉得难以置信，他却笑了。他说，我摆脱了最可怕的敌人。我自己。我的过去（他解释道）。所有我做过的蠢事和说过的蠢话，所有我撒过的谎，所有当我想起就会感到丢人或者哭泣的事。你看，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死了，因此没有了证人。只有我知道真相，而我现在的记忆力这么差，根本不值得相信。所以就我所知，所有那些糟糕的事也许从未发生过。而这（他说）就是自由。
历史、科学、学术，这些都是从靠不住的证据和证人那里萃取真相的技艺。但十有八九，你只能指望在权衡可能性之后得出可信的结论。你的陪审团——也就是和你拥有同样头脑和动机的学者同行——只会相信最合乎情理的论据，以及可能性最高的版本。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常识判断、理性思考、深思熟虑后的行为，以及合理的动机来构筑过去的仿制品。不妨回想一下你做过的决定，还有这些年来你做过的一些事吧。
正因如此，历史完全有权怀疑我对于埃涅阿斯的手稿被毁的说法。历史会争辩说，没有哪个正常人会为这样无稽的理由做出这种行为。因此从逻辑角度考虑，除非卡齐德努斯疯了，否则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的确如此，而且每个历史学家都很清楚，如果你的论点取决于关键人物是否精神错乱，那么你的观点本身恐怕也是不真实的，至少也是非常不可靠的。我们会说，回家去想个更合理的解释吧。精神错乱可没那么常见。
讲到这里，我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谈论我自己了。因为从这里开始，我的行为和其后果都意义重大，值得记录下来。我自己当然也是个不可靠的证人，因为我下面将要提出的大部分主张都无法借由外部来源加以证明，我所声称的动机和言行的可行度必须由诸位自行判断。我不会太过介意，我很欢迎适度且善意的怀疑。除此之外，如今世人认定我已经死去，和这些事毫无干系，因此我根本没有在意的理由。
卡齐德努斯烧毁手稿后的那一周时间，我实在记不太清了。人们告诉我，我当时浑浑噩噩地到处游荡，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既不回答也不会大发脾气。所有人都以为我有亲人过世了。
我可没那么好运。这样说吧，我从父亲的庭审之后就没跟母亲说过话了。她似乎以为我本可以做些什么。我不清楚她究竟是怎么想的。或许她觉得我能像魔术师那样从袖子里变出艾斯凯渥来。我最后一次听到哥哥的消息时，他正在梅斯卡雷尔，试图在早已供大于求的市场上贩售钻石和高价的小型艺术品。如果是他们几个人之一，或者哪个别的亲戚过世——当然，我会为他们流泪，但生活还会继续。不过如果是那份手稿的话，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手稿焚毁后的第八天晚上，我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将一本瓦巴拉图斯的《后期航海记录》摊开放在书桌上。我在书中寻找某种证据，以此支持“艾斯凯渥的气温可以种植橄榄树”这一观点。这太荒谬了：我早就知道艾斯凯渥有橄榄树，因为埃涅阿斯在书中提到过。但瓦巴拉图斯著作中含混不清、缺乏连贯性的描述导致存在另外两种解读，这就意味着我无法证实我的假设，也意味着我的“艾斯凯渥的纬度肯定低于62度，也就是栽培橄榄树的纬度上限”这一主张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持。我很想把瓦巴拉图斯的书丢进炉火里，只不过出于某些原因，我已经有八天没有给壁炉生火了。这实在很蠢，因为天气正越来越冷。
我开始慢慢觉得自己已经没法继续下去了。我的面前仿佛有一道无法通过的屏障：一条泛滥的河流、一道沟壑、一片汪洋。我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目的地，我能嗅到柴火的烟气，听到儿童嬉闹的声音。但我虽然走到了这里，却无法再越过最后一百码的距离，我身边的口粮也不够让我原路返回，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真见鬼。我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白兰地，强迫自己去认真思考什么是真相的本质。
就拿“可信度”这个概念来举例吧。它在学术领域可谓至关重要。只不过，就像，呃，就像白兰地那样，可信度可以容忍某种程度的稀释。比方说翻译：你读到的文字并非作者所写的文字，但合格的翻译同样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还有引用和报告：学术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其他作者的引述里寻找原文早已失落的珍贵学识。寻根溯源，这是学院派人士最爱的打发时间的方式——阅读一位历史学家的作品，努力查明他记载的事实和主张里哪些照搬自时代更早的作者A（以准确和可靠而闻名），哪些又是取自作者B（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著述时经常捏造事实）的观点。还有原始手稿：我们只有寥寥几份非常古老的手稿。大部分古典时代伟大作家的作品只剩下后世的翻版，是原始手稿的副本的副本的副本的副本。一旦某页文字经过翻译、引用或者编辑以后，它就不再具备真正的可信度。但我在版本较为现代的、由洛凯斯翻译的瓦巴拉图斯的《新航行记录》中找到的关于阿基劳斯的片段，却无论从何种标准看来都足够可信：如果这正是我想要表达的主张，我会毫不犹豫地引用这段内容来作为佐证。
那么，接下来——
首先，我需要找些可以用来写字的东西。这并不太难。这儿有好些足有三百年历史的旧羊皮纸，前提是你知道该去哪儿找。说来也巧，我有个当律师的表兄。在他事务所的凉爽干燥的地窖里，存放着数千包所有权证书，其中有许多极其古老，早已看不出外表的任何分别。我编了个借口，他就给了我一份 修正契据——内容是解决先后将土地卖给第三方的一对邻居之间的边界争端，同时声明原契据的失效——上面有一位议会官员的副署签名，而那位官员是在埃涅阿斯·柏利格林诺从艾斯凯渥返回的后一年就任的。太完美了。你还想要多可信？
那时的人用炭黑(2) 和磨成粉末的栎瘿(3) 来制作墨水。如果你稍微沾湿羊皮纸，再用浮石打磨，文字就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当然了，纸张的厚度会稍有损失，但这不是问题。而且每有十份旧文献，就至少有六份是写在可用浮石打磨的羊皮纸上的。毕竟羊皮纸的成本不低，而那时的人比现代人要节俭得多。事实上，这样完全符合我们对埃涅阿斯其人的认识：他们是会用二手羊皮纸的那种人。虽然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可说是合情合理。
如果你碰巧读过西奥吉尼的《多样的艺术》，那么用炭黑和栎瘿来制作墨水就毫无困难：那本书的问世比埃涅阿斯还早了两个世纪，但制作方法在此期间并没有多大改变。学院的空地上有一棵高大的老栎树，已经在那儿生长了至少两百五十年。直到今天，它的果实仍旧会不时地落下。你看，这就是关注细节。这就是可信度。至于炭黑，我爬上旧会堂的铅皮屋顶，在烟囱的通风帽里摸索了一番。我把手伸到深处，取出来的是厚厚一把炭黑，恐怕埃涅阿斯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在那儿了。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需要做到这种程度，但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4) ——
字体和笔迹。毫无问题。毕竟我在这方面可是世界顶级的权威人士。如果有人想知道某段文字是不是埃涅阿斯的亲笔，就一定会来找我鉴定。而且我还有模仿他人笔迹的才能。因为我在学院进修的时候，我父亲给我的生活津贴算不上充足，而我被迫模仿他的笔迹在公司的汇票上签名，才做到收支相抵。等到后来，我父亲的字迹变得太过潦草，他自己签字的汇票经常受到记账员的质疑，但我签字的那些却从来都能顺利兑换。
我去了一次考利托纳，那里收藏着埃涅阿斯仅存的书信中的两封，而我仔 细研究了一番。我非常确定，埃涅阿斯在写书时用的是一支新奇的（对当时而言）带钢制笔头的笔。但大部分权威人士都认为钢笔头在二十多年之后才会普及，所以我还是选择了普通的鹅毛笔。
用来给大写字母做红色装饰的胭脂红却是个大问题。过去的人是将晒干的甲虫尸体碾碎制成的——但必须是仅存于马拉坎托的那种甲虫才可以，因此造价极为昂贵，也因此在手稿的字体装饰方面十分流行。而在今天，我们是通过研磨矿坑中特定层次的岩石来制造胭脂红的。人人都说看起来毫无分别。我就看不出来。但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不想再冒任何险了。另外，我觉得这是我的义务。如果我现在所做的事既正当又正确，那么我就必须做好才行。说来也巧，在如今乏人问津的东大楼的化学品库房里，我找到了一个落满灰尘、十分古旧的小瓶子，里面装着六只干瘪的胭脂虫。就我所知，这些虫子完全可能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我将西奥吉尼的著作摊开放在我面前的长椅上，小心翼翼地用杵将虫子捣碎，加上其他零碎原料，随后便得到了漂亮的深红色糊状物。这是货真价实的胭脂红墨水。
不幸的是，真正的胭脂红墨水会随着时间而褪色。我在卡齐德努斯烧毁的那份手稿上看到的颜色更像是偏红的粉色。据我所知，人工让这种墨水褪色的方法并不存在。最后我只好加入磨成细粉的大麦粉和几滴水生风信子的汁液，就这样调制成了我需要的颜色。当然了，这样做并不对。这是种完全真实可信、制作方法也毫无问题的偏红的粉色墨水（配方来自西奥吉尼的著作），却终究是伪造的。我的心里很不舒服，但我别无选择。
至于遣词造句的部分，我只能再次庆幸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读过埃涅阿斯现存的所有手迹，而且都读过很多次。我了解他的表达方式，他的用词怪癖，还有节奏和韵律，以及口头禅。除此以外，我对于手稿的内容也记得相当清楚：无论是什么文字，只要我读过一遍，那么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以后，我通常都能回忆起大部分的内容。对于我读过的那份手稿，我认为自己应该能将其中三分之一回忆得一字不差。我立刻在纸上写了下来，然后着手填补其中疏漏的部分。在填补的过程中，我也越来越放心，因为我在手稿里看到的许多文字简直就像拿我的那些论文、短评和演讲稿改写出来的。原稿中提到的一两件事我记不太清，或者记得不够确切，我不敢就这样加进去，只好选择放弃。我忍住了诱惑，没有把我的研究成果——虽然不知为何埃涅阿斯没有在他的手稿中提及这些——加入进去。我不禁感到自豪。我现在明白，像外交官或者贸易代理人之类的职业，在谈判白热化的时候多么容易逾越自己的职权。我很想把我尚未验证过的一条理论加入进去：关于阿纳克斯的西利奥-贝塞里档案馆收藏的那个装满松软红色尘土的小杉木盒子。根据传统说法，这个盒子是埃涅阿斯的随船医生带回来的，而我相信它是磨光石的样本（其特性直到埃涅阿斯返航后不久才为人所知）。我完全可以在文中不经意地提起磨光石，以及“我的”船医朋友是如何用一只小盒子把那种石头带回家乡的，这正是埃涅阿斯经常会一笔带过的那种轶事。但是不行，那样做是错的，我也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这就是最离奇的地方。我这一辈子都在推测艾斯凯渥的种种，进行有理有据的猜测，用沙砾来揣摩城堡的样子。从花甲老人童年时听祖父讲述的故事中得出靠不住的零散线索；基于对古代文物的观察推断出结论，而这些文物很可能仿制自埃涅阿斯的手下偷运回来的货物（至于是否忠于原作则另当别论）；在其余的时间里，我研究的那些证据的可信度也极其堪忧。但无论如何，我是正确的。尽管难以置信，但我天马行空的猜想和缺乏条理的结论却经由纸上这些高大纤细的棕色字母得到了证明。这足以令人落泪了。我根本不需要这份手稿，除了作为证据。我早就知道了其中的一切。
——但有没有证据的差别就像天壤云泥，不是吗？我感觉自己就像个被指控谋杀的人，编造了一段疯狂而且完全虚假的不在场证明，却得到了一位完全陌生且无比诚实的目击者的证实。我是正确的。我说对了一切：那些山峰的高度（这是我根据一个几乎肯定是伪造的故事计算出来的，故事里提到埃涅阿斯在某座山的山顶将水壶里的沸水洒到了手上，却没被烫伤）、那条将北部高地的沙金冲刷出来的大河的源头所在、那些红黄相间的鹦鹉来自哪个省份。无一例外。
“我想你应该对自己很满意吧。”他说。
我完全忘了他的存在。我一直盯着那些装饰过的大写字母。这些装饰不是埃涅阿斯自己做的，他肯定雇用了当地的某个代笔人或者法律文书抄写员。字体的装饰是当时的典型风格，称得上干脆利落，字母绘有红色的阴影部分，以树叶和卷轴图案作为修饰：这是所有权证书、租约与合同的标准装饰。每一段的首字母都有这样的装饰。看起来稍有些浮华，但那个人负担得起。“抱歉，你说什么？”
“我觉得，”他说，“你现在应该相当愉快。换作是我，我也会很愉快的。”
“对，”我说，“这是当然的。而且换作是你，你肯定也很愉快。”
他露出微笑。“应该说是非常愉快。你知道的，”他续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走运过。就算事情进展顺利，也只是因为我的努力。而且那种情况并不常见。”他笑着补充道，“但这件事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自己——这么说吧，得到了证明，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明白，但我不想破坏气氛。“棒极了，”我说，“你打算怎么做？”
他身子前倾，轻轻地从我手中取走了纸卷。我不想放手，但我害怕撕坏手稿，于是我摊开手指，仍由它就这么溜走。“唯一缺失的东西，”他说，“就是地图的索引部分——那些坐标。但大部分人都认为埃涅阿斯肯定知道这些细节，因为他正是借助坐标才顺利回到了家乡。这可真怪，你说是吧？”
我思考起来。“我猜这是他不愿记录下来的秘密之一，”我说，“毕竟你也说过，他是打算回那里去的。”
他点点头。“我们意见一致，这让我很欣慰。”他说。然后他身子略微后仰，把那份手稿丢进了壁炉的火里。
总之，先来回顾真正的历史吧。
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这间公司持续繁荣兴旺。的确，寻找艾斯凯渥一事 毫无进展。我甚至不认为有人尝试过。他们都太忙了。
开始时，涌入公司金库的钱财来自淘金者和贵重金属经销商，毕竟这些人 有太多的钱，又无处可花。但不久以后，那些古老的地主家族开始投资，紧接着是事业有成的城市商人；之后，随着股价的不断上涨，那些只能靠拼凑或者借来的钱买上一两股的人也加入其中。人们毫不犹豫地拿土地去抵押筹款；早已发家致富，购置了宅邸、农庄和森林的精明投资者，此时也抵挡不住巨大的诱惑，把一切家当抵押变卖，再次投资。议会也开始用公款购买股票——有何不可？每次发行的股票数量都比上次更多，价格却始终稳步增长。
我父亲那边的生意——制造火炮——就属于公司早期的多样化经营项目。起因是松鼠号配备了十二个炮眼，却没有一门大炮。创立公司的那几位钟表匠之一认识某个近来生意不佳的铸钟师；他租用了那人的一部分庭院，造了十二门加农炮。这些大炮的质量相当不错（加农炮的铸造难度是众所周知的），而那位钟表匠的某个朋友恰好在配备自己的船，于是问钟表匠能否卖给他八门像这样的加农炮。不久以后，公司买下了那名铸钟师的全部产权，开始以每周三十六门的速度铸造优质的半蛇铳火炮。
公司的其他董事原本还忐忑不安，这时才发现他们在这场实质上的商业事故里上了一课。他们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庞大财富。有朝一日，这些财富会用在艾斯凯渥的生意上。但在此之前，没必要就这样一味空等。他们到处寻找值得投资的项目，比如我父亲的加农炮。
起初，他们并没有太大远见。他们投资了造船厂、木材厂和林业——这些都合乎逻辑，因为一旦发现艾斯凯渥的位置，他们就会需要船只：大量的船只，船身结实、装备齐全、规格和吨位都符合标准，最后还要造价合理。接着他们想到，到达艾斯凯渥之后，他们会需要交易用的货物。于是他们投资了毛纺厂、牧羊场和丘陵草场；他们购置了锡耶纳河附近的土地，种植了一千亩的柠檬树；他们投资餐具、锡制器皿和矿业；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地做好准备，等待艾斯凯渥像爱之女神那样光彩照人地浮出海面。
松鼠号的租约到期，他们忘了去续租，不过公司的投资项目却全都非常成功。令人意外的是，共和国的公民们也能从中获益。每一个月，都会有数以百计的民众离开他们往日艰难谋生的农场和农庄，前往这座城市，在新的铸造厂和工厂里工作。有了赚来的钱，他们就有能力购买公司的贸易伙伴生产的廉价商品；那些向来用木头盘子吃饭的家庭如今有了精美的白镴餐盘，身上的衣物也从手织土布换成了美观的绒面呢。多亏了仅百分之三的上税率和对公司股票的投资，议会那些五花八门的宏大项目也有了足够的资金：公共建筑，铺面道路，在德内法河上建造水坝来抽干沼泽的积水，以便提供种植柠檬树所需的土地。他们还创立了共和国第一支公有舰队，而那些战舰在公司的造船厂里建造，配备我父亲铸造的加农炮。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战舰，而且无论在近海还是远洋，都足以与任何对手匹敌。人们还认为，如果有机会的话，这支舰队甚至能打得帝国那些古老的大帆船和单桅轻帆船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那场战争持续了三年。导火索是伊弗克半岛。在当时看来合情合理。伊弗克半岛理论上是帝国疆土，但那儿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几个农夫的几座牧羊场，以及当地蒙昧未开的土著（大概跟公司出现前的我们一样不开化）。帝国不会浪费钱财和资源去保护这样偏远的边区，这样做太不划算了。而在另一方面，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土地种满柠檬树。
这场战争是在艾奎拉海角打响的。帝国的两支古董单桅轻帆船分舰队仅仅用了一小时出头就将共和国华丽雄伟的新舰队送入了海底。
消息传到这座城市的时候，引发了强烈的愤慨。第一公民向着聚集在埃涅阿斯·柏利格林诺广场的庞大人群发誓说，我们绝不投降，即使只剩一兵一卒。我们的第二舰队在三周之内就能出海，数量和武装都是先前的两倍。第三、第四和第五舰队更加强大。但不幸的是，还不够强大。
等到投降条约签署，帝国舰队也不再封锁城市海港以后，刚刚任命的临时 政府也安顿下来，开始审视残局。我们的资源所剩无几。我应该是把人员和金钱总计损失的数字记在了什么地方。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这些事光是停留在脑海中，时间长了都会让人不快。他们争论着是该解散公司，还是作为耻辱的象征将其留下。他们无法决定，于是将这项工作交给了委员会。这些是十一年前的事了。结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公布。
我刚开始肯定以为他在用拨火棍拨火。
大脑就是这样的。它接受影像，然后努力依照合理的现实情景加以解读。我有上千次目睹别人用拨火棍把将熄的火头拨旺，这是合乎情理的做法。而烧掉这些手稿却完全不合情理。
但当我定睛细看、弄懂了他究竟在做什么时，我身体突然僵住了。我在脑海中将那一幕回想了一遍又一遍。如果我立刻做出反应，是否就能将他推开、阻止手稿被毁？这简直像是一场游戏，类似网球比赛什么的。差不多十次里有四次我能赢：我会将他从壁炉边拖开，从他的手中夺下手稿，踩灭火苗，有时它受损严重，有时部分烧毁，但我能挽回一些东西。其余的六次我没能阻止：他会将我推到一旁，或是我们争夺不止，直到火焰蔓延上来，我只能放开手。我记得它燃烧得出奇迅速。这或许和羊皮纸熟化的方式有关，我想当时的人用的应该是硝石。
无论如何，羊皮纸卷已经烧成了灰。我盯着他看，我说不出话来。他也看着我。直到火焰烧到他的手指，他才放开手。
“瞧瞧你逼我做了些什么。”他说。
他做了解释。他告诉我，爱和恨就像一对亲兄妹，都会让人产生对另一个人的过度着迷；爱和恨都能会导致人们做出过激的行为，让人做出牺牲，让人顺从另一个人。他告诉我，当那份手稿最初送到他手上之前，他已经下定决心杀 死我，因为他无法容忍让我继续存在下去。但他也有他的顾虑，杀死我会让他赔上自己的性命，因为他无可避免地会被找到、逮捕和绞死。这让他心烦意乱，因为这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这是他的原话）意味着我才是胜利者。我会作为无辜的受害者被人铭记，他则会作为罪犯遭人唾弃，而这样一来，他就等于在道德的较量中不战而败了。这在他看来就是拿罪恶来对抗公义，结果必然是自掘坟墓。
不过（他说）他已经决心要为此做出终极的牺牲：献出他的声誉，良心，性命和荣誉——人的仇恨没有比这个大的(1) 。但当那份手稿——连同他叔叔寄来的其他垃圾一起——从天而降的那一刻，（他说）他认为这绝对是某种征兆，是无匹骄阳送来的征兆，尽管他先前根本不信神祇。
这番话可谓意味深长，因为在那一刻，我的论文正摊开放在他的书桌上。他同时阅读着手稿和我的论文。起初，他完全被打垮了。手稿证明了我是对的，自始至终都是对的——也就是说，我是对的，我作为学者更加优秀，更有价值，我完全胜过了他。但随后（他说）他渐渐理解了太阳神的真正用意，也明白了那份手稿为何会恰好在那时出现在他的手上。
毕竟，我是个学者。虽然各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但我仍然是个学者。对我来说，没有比证明我的工作、科学和真理更加重要的事情。正因如此，最大的惩罚就是让我不带任何怀疑的阴霾，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却永远无法加以证明。只有他和我知道真相，只有因为相互憎恨和痴迷而纠缠在一起的我们两人才知道。而决定性的证据，我刚刚亲眼见过的证据，则将永远无法寻回。等到某一天——这在学术范畴里是无可避免的——另一位拥有头脑和能力的学者会对我的研究提出异议，并且质疑我的成果，而我将会毫无抵抗之力。我知道真相，但却无力去证明。
他说，这就是他做出这种举动的原因。当然了，接下来怎么做完全取决于我。我有完全正当的理由发火并杀死他。他根本不会在乎：因为之后我就会被装在囚车里穿过街巷，最后脖子上套着绳索，被人推下凳子，在民众的讥笑声中死去。不是吗？好吧，如果这样不行，我还可以去教职员理事会告发他，将他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们。他正希望我这么做呢。他会坚决否认，而我没有证据，而且（考虑到我们过去的恩怨）我的指控会被当作抹黑他的企图而被置之不理，我的声名将会蒙羞，我的研究成果也会变得一文不值。如果我什么都不做——那样一来，我就会用余生去回忆他是如何击败我，如何在头脑上胜过我，如何用他超凡的智慧去设计这么个完美的陷阱。这样的想法会随着岁月逐渐侵蚀我的心灵，就像腹中的绦虫，在它生长变强的同时，我也会愈加憔悴虚弱。
我什么也没说，没什么可说的。我喝下已经冷掉的茶，回了家。
我遇见过一位老人，他说他觉得八十多岁的自己比年轻时更快乐，我觉得难以置信，他却笑了。他说，我摆脱了最可怕的敌人。我自己。我的过去（他解释道）。所有我做过的蠢事和说过的蠢话，所有我撒过的谎，所有当我想起就会感到丢人或者哭泣的事。你看，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死了，因此没有了证人。只有我知道真相，而我现在的记忆力这么差，根本不值得相信。所以就我所知，所有那些糟糕的事也许从未发生过。而这（他说）就是自由。
历史、科学、学术，这些都是从靠不住的证据和证人那里萃取真相的技艺。但十有八九，你只能指望在权衡可能性之后得出可信的结论。你的陪审团——也就是和你拥有同样头脑和动机的学者同行——只会相信最合乎情理的论据，以及可能性最高的版本。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常识判断、理性思考、深思熟虑后的行为，以及合理的动机来构筑过去的仿制品。不妨回想一下你做过的决定，还有这些年来你做过的一些事吧。
正因如此，历史完全有权怀疑我对于埃涅阿斯的手稿被毁的说法。历史会争辩说，没有哪个正常人会为这样无稽的理由做出这种行为。因此从逻辑角度考虑，除非卡齐德努斯疯了，否则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的确如此，而且每个历史学家都很清楚，如果你的论点取决于关键人物是否精神错乱，那么你的观点本身恐怕也是不真实的，至少也是非常不可靠的。我们会说，回家去想个更合理的解释吧。精神错乱可没那么常见。
讲到这里，我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谈论我自己了。因为从这里开始，我的行为和其后果都意义重大，值得记录下来。我自己当然也是个不可靠的证人，因为我下面将要提出的大部分主张都无法借由外部来源加以证明，我所声称的动机和言行的可行度必须由诸位自行判断。我不会太过介意，我很欢迎适度且善意的怀疑。除此之外，如今世人认定我已经死去，和这些事毫无干系，因此我根本没有在意的理由。
卡齐德努斯烧毁手稿后的那一周时间，我实在记不太清了。人们告诉我，我当时浑浑噩噩地到处游荡，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既不回答也不会大发脾气。所有人都以为我有亲人过世了。
我可没那么好运。这样说吧，我从父亲的庭审之后就没跟母亲说过话了。她似乎以为我本可以做些什么。我不清楚她究竟是怎么想的。或许她觉得我能像魔术师那样从袖子里变出艾斯凯渥来。我最后一次听到哥哥的消息时，他正在梅斯卡雷尔，试图在早已供大于求的市场上贩售钻石和高价的小型艺术品。如果是他们几个人之一，或者哪个别的亲戚过世——当然，我会为他们流泪，但生活还会继续。不过如果是那份手稿的话，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手稿焚毁后的第八天晚上，我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将一本瓦巴拉图斯的《后期航海记录》摊开放在书桌上。我在书中寻找某种证据，以此支持“艾斯凯渥的气温可以种植橄榄树”这一观点。这太荒谬了：我早就知道艾斯凯渥有橄榄树，因为埃涅阿斯在书中提到过。但瓦巴拉图斯著作中含混不清、缺乏连贯性的描述导致存在另外两种解读，这就意味着我无法证实我的假设，也意味着我的“艾斯凯渥的纬度肯定低于62度，也就是栽培橄榄树的纬度上限”这一主张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持。我很想把瓦巴拉图斯的书丢进炉火里，只不过出于某些原因，我已经有八天没有给壁炉生火了。这实在很蠢，因为天气正越来越冷。
我开始慢慢觉得自己已经没法继续下去了。我的面前仿佛有一道无法通过的屏障：一条泛滥的河流、一道沟壑、一片汪洋。我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目的地，我能嗅到柴火的烟气，听到儿童嬉闹的声音。但我虽然走到了这里，却无法再越过最后一百码的距离，我身边的口粮也不够让我原路返回，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真见鬼。我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白兰地，强迫自己去认真思考什么是真相的本质。
就拿“可信度”这个概念来举例吧。它在学术领域可谓至关重要。只不过，就像，呃，就像白兰地那样，可信度可以容忍某种程度的稀释。比方说翻译：你读到的文字并非作者所写的文字，但合格的翻译同样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还有引用和报告：学术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从其他作者的引述里寻找原文早已失落的珍贵学识。寻根溯源，这是学院派人士最爱的打发时间的方式——阅读一位历史学家的作品，努力查明他记载的事实和主张里哪些照搬自时代更早的作者A（以准确和可靠而闻名），哪些又是取自作者B（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著述时经常捏造事实）的观点。还有原始手稿：我们只有寥寥几份非常古老的手稿。大部分古典时代伟大作家的作品只剩下后世的翻版，是原始手稿的副本的副本的副本的副本。一旦某页文字经过翻译、引用或者编辑以后，它就不再具备真正的可信度。但我在版本较为现代的、由洛凯斯翻译的瓦巴拉图斯的《新航行记录》中找到的关于阿基劳斯的片段，却无论从何种标准看来都足够可信：如果这正是我想要表达的主张，我会毫不犹豫地引用这段内容来作为佐证。
那么，接下来——
首先，我需要找些可以用来写字的东西。这并不太难。这儿有好些足有三百年历史的旧羊皮纸，前提是你知道该去哪儿找。说来也巧，我有个当律师的表兄。在他事务所的凉爽干燥的地窖里，存放着数千包所有权证书，其中有许多极其古老，早已看不出外表的任何分别。我编了个借口，他就给了我一份 修正契据——内容是解决先后将土地卖给第三方的一对邻居之间的边界争端，同时声明原契据的失效——上面有一位议会官员的副署签名，而那位官员是在埃涅阿斯·柏利格林诺从艾斯凯渥返回的后一年就任的。太完美了。你还想要多可信？
那时的人用炭黑(2) 和磨成粉末的栎瘿(3) 来制作墨水。如果你稍微沾湿羊皮纸，再用浮石打磨，文字就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当然了，纸张的厚度会稍有损失，但这不是问题。而且每有十份旧文献，就至少有六份是写在可用浮石打磨的羊皮纸上的。毕竟羊皮纸的成本不低，而那时的人比现代人要节俭得多。事实上，这样完全符合我们对埃涅阿斯其人的认识：他们是会用二手羊皮纸的那种人。虽然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可说是合情合理。
如果你碰巧读过西奥吉尼的《多样的艺术》，那么用炭黑和栎瘿来制作墨水就毫无困难：那本书的问世比埃涅阿斯还早了两个世纪，但制作方法在此期间并没有多大改变。学院的空地上有一棵高大的老栎树，已经在那儿生长了至少两百五十年。直到今天，它的果实仍旧会不时地落下。你看，这就是关注细节。这就是可信度。至于炭黑，我爬上旧会堂的铅皮屋顶，在烟囱的通风帽里摸索了一番。我把手伸到深处，取出来的是厚厚一把炭黑，恐怕埃涅阿斯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在那儿了。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需要做到这种程度，但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4) ——
字体和笔迹。毫无问题。毕竟我在这方面可是世界顶级的权威人士。如果有人想知道某段文字是不是埃涅阿斯的亲笔，就一定会来找我鉴定。而且我还有模仿他人笔迹的才能。因为我在学院进修的时候，我父亲给我的生活津贴算不上充足，而我被迫模仿他的笔迹在公司的汇票上签名，才做到收支相抵。等到后来，我父亲的字迹变得太过潦草，他自己签字的汇票经常受到记账员的质疑，但我签字的那些却从来都能顺利兑换。
我去了一次考利托纳，那里收藏着埃涅阿斯仅存的书信中的两封，而我仔 细研究了一番。我非常确定，埃涅阿斯在写书时用的是一支新奇的（对当时而言）带钢制笔头的笔。但大部分权威人士都认为钢笔头在二十多年之后才会普及，所以我还是选择了普通的鹅毛笔。
用来给大写字母做红色装饰的胭脂红却是个大问题。过去的人是将晒干的甲虫尸体碾碎制成的——但必须是仅存于马拉坎托的那种甲虫才可以，因此造价极为昂贵，也因此在手稿的字体装饰方面十分流行。而在今天，我们是通过研磨矿坑中特定层次的岩石来制造胭脂红的。人人都说看起来毫无分别。我就看不出来。但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不想再冒任何险了。另外，我觉得这是我的义务。如果我现在所做的事既正当又正确，那么我就必须做好才行。说来也巧，在如今乏人问津的东大楼的化学品库房里，我找到了一个落满灰尘、十分古旧的小瓶子，里面装着六只干瘪的胭脂虫。就我所知，这些虫子完全可能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我将西奥吉尼的著作摊开放在我面前的长椅上，小心翼翼地用杵将虫子捣碎，加上其他零碎原料，随后便得到了漂亮的深红色糊状物。这是货真价实的胭脂红墨水。
不幸的是，真正的胭脂红墨水会随着时间而褪色。我在卡齐德努斯烧毁的那份手稿上看到的颜色更像是偏红的粉色。据我所知，人工让这种墨水褪色的方法并不存在。最后我只好加入磨成细粉的大麦粉和几滴水生风信子的汁液，就这样调制成了我需要的颜色。当然了，这样做并不对。这是种完全真实可信、制作方法也毫无问题的偏红的粉色墨水（配方来自西奥吉尼的著作），却终究是伪造的。我的心里很不舒服，但我别无选择。
至于遣词造句的部分，我只能再次庆幸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读过埃涅阿斯现存的所有手迹，而且都读过很多次。我了解他的表达方式，他的用词怪癖，还有节奏和韵律，以及口头禅。除此以外，我对于手稿的内容也记得相当清楚：无论是什么文字，只要我读过一遍，那么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以后，我通常都能回忆起大部分的内容。对于我读过的那份手稿，我认为自己应该能将其中三分之一回忆得一字不差。我立刻在纸上写了下来，然后着手填补其中疏漏的部分。在填补的过程中，我也越来越放心，因为我在手稿里看到的许多文字简直就像拿我的那些论文、短评和演讲稿改写出来的。原稿中提到的一两件事我记不太清，或者记得不够确切，我不敢就这样加进去，只好选择放弃。我忍住了诱惑，没有把我的研究成果——虽然不知为何埃涅阿斯没有在他的手稿中提及这些——加入进去。我不禁感到自豪。我现在明白，像外交官或者贸易代理人之类的职业，在谈判白热化的时候多么容易逾越自己的职权。我很想把我尚未验证过的一条理论加入进去：关于阿纳克斯的西利奥-贝塞里档案馆收藏的那个装满松软红色尘土的小杉木盒子。根据传统说法，这个盒子是埃涅阿斯的随船医生带回来的，而我相信它是磨光石的样本（其特性直到埃涅阿斯返航后不久才为人所知）。我完全可以在文中不经意地提起磨光石，以及“我的”船医朋友是如何用一只小盒子把那种石头带回家乡的，这正是埃涅阿斯经常会一笔带过的那种轶事。但是不行，那样做是错的，我也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