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迷雾
马克熬了一夜（几乎整夜无眠），又熬了半天，才能再次面见副总监。去见他时，马克的心智已经饱受磨炼，准备不计条件，接受任何工作。
“我把表格带来了，先生。”他说。
“什么表格？”副总监说，马克这才发现和他谈话的威瑟变了个人。他还是心不在焉，但那彬彬有礼的态度消失了。此人恍在梦境一般地看着他，好像和他之间有千里之遥，但是眼神里有种朦胧的憎恶，一旦两人面对面，这憎恶就可能变成强烈的仇恨。他依然微笑着，但笑容里有种猫一般的神色；嘴唇的线条时而变化，好像暗示着要大作咆哮。马克是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只小老鼠。在布莱克顿的“进步派”里，马克所要面对的只是学者，他自己也被认为是知名的研究员之一，但在伯百利这里，感觉就不同了。威瑟说他理解马克已经拒绝了这个职位。他也无能为力再重发职位邀请。他说得含糊不清，又话里藏针，说马克和其他人关系紧张、摩擦不断，说马克行为欠妥，说他到处树敌的危险，还说国研院是如何不能容一个刚来一个星期就看来和其所有成员都吵过架的人。副总说到他和“你在布莱克顿的同事们”就此交谈过，也完全证实了他的观点，这时他的话就更晦涩和有威胁性了。他说他怀疑马克是否能胜任一份学术职位，但也拒绝要给马克任何建议。他话里有话，低声细语，把马克说得沮丧万分，这时才像扔骨头给狗一样扔给马克一个职位：试用期间薪水六百镑一年（大约是这个数，他说他不能代表研究院做决定）。马克接受了，不过他即便此时还打算搞明白一些问题：他该听命于谁？他要住在伯百利吗？
威瑟回答说：“斯塔多克先生，我想我们已经说起过灵活性是研究院的宗旨。除非你把国研院的会员席位当作工作而不仅仅看作任务来完成，否则我凭心说，你还是不加入我们的好。这里没有铁饭碗。我恐怕不能说服委员会专门为你的利益而专设一个与世隔绝、毫无意义的岗位，让你干完特意减轻的工作之后，就自作主张打发时间。请让我说完。斯塔多克先生。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更像是个家庭，或者说，只有一个共同的性格。你所说的那种（那真是太糟了）‘听命于’某几个上级，而对其他同事则任意摆出一步不让的态度，这是绝不允许的。（我必须请你不要打断我。）我不希望你以此种心态去工作。你要让自己有所作为，斯塔多克先生——在各方面都有所作为。我认为研究院容不得那种为自己一己之利张目的人，这种人以森严的条令来给自己的职责划下界限，一旦超出其职权范围，就不肯伸手相助。另一方面，我指你自己，斯塔多克先生，若你任由自己从真正的工作上分心，而未经许可施手协助同事的工作——或者更糟，受到他人干扰——那也是同样有害的。别人漫不经心的建议不应当让你分心，或浪费你的精力。集中精神，斯塔多克先生，集中精神。还有自由给予和索取的精神。如果你能避免上述的两类错误，那我认为，我对你的某些由于你的行为造成的不愉快的印象（这是我们得承认的事实）就可能改观。不，斯塔多克先生，我不能再和你谈下去了。我的时间都满了。我不能再为这种谈话烦神了。你得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斯塔多克先生，早安，斯塔多克先生，早安吧。记住我说的话。我在竭尽所能地帮助你。早安吧。”
马克劝慰自己：要不是他拖家带口，这次面谈的羞辱他一刻也受不了。这让他感觉把责任卸在了珍身上（尽管他没有说出口），也让他能够尽情想象，如果没有珍来让他烦心，他会对威瑟说出什么样的狠话来——这些话，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说的。这让他有一小会儿略有窃喜；到喝茶时，他发现他的卑恭开始有成效了。“仙女”示意他过来坐在自己身边。
“关于阿尔卡山，你还一个字也没有写吧？”她问。
“是没有，”马克说，“直到今天上午我才决定留下来。我下午可以上来，读读你的资料——就眼下而言，我还不知道国研院究竟要我干什么呢。”
“要有灵活性，宝贝，灵活性。”哈德卡索小姐说，“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别人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最重要的是，别再去烦老人家了。”
◆〇◆
接下来的几天，陆续发生的一些事情，日后才看出端倪。
笼罩着艾奇斯托和伯百利的雾气，仍未消散，变得更为浓厚。艾奇斯托的人会认为雾气“从河上来”，实际上雾气笼罩着整个英格兰中心地区。整个艾奇斯托镇大雾蒙蒙，墙湿得能渗出水，桌子潮得能写字，白天干活也要点灯。曾经的艾奇斯托森林已经变成工地，不过也不再让老古板们苦恼，只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传来叮当声、轰鸣声、喧嚣声、吼叫声、咒骂声和金属的嘶鸣。
这种污浊景象不为人见，人们应为之庆幸。因为温德河彼岸的人们正怒气冲天。国研院对艾奇斯托的控制更加严密。温德河水曾经是暗棕的绿色，色如琥珀，水波如银，在苇荡里缓缓流过，轻抚红树根，现在则浑浊不清，泥沙俱下，无数空锡罐、废纸、香烟头和木屑大片大片地在河上沉浮，有时还有油花的虹彩。然后，国研院又侵入了温德河的另一岸，它买的地直抵河的左岸，或曰东岸。此时财务总管布斯比受命去见代表国研院的费文思通和另一位所谓弗洛斯特教授，他这时才听说连温德河本身都要改道：艾奇斯托以后就没有河了。这件事尚属绝密，但国研院已经有权强令这么做了。既然事已至此，那么国研院和学院之间就显然需要调整下彼此的边界。当布斯比听到国研院想一直扩展到学院的围墙外时，他的下巴都快惊掉下来了。他当然拒绝了。在此时，布斯比才第一次听到国研院暗示他们会征用土地：如果学校愿意卖地，研究院会给个好价格；如果学院不卖，就会被强制卖地，仅得到名义上的补偿。费文思通和财务总管之间的关系在这次面谈中恶化了。不得不开了一次特别校务会，布斯比不得不竭尽全力向同僚们掩饰这些事实。而同僚们对他的仇恨犹如惊涛骇浪，甚至真的推推搡搡。他虽然指出现在辱骂他的这些人，当时也是投票赞成卖布莱克顿森林的，可这也没用。不过辱骂他的人，也无计可施。学院现在骑虎难下。他们卖了温德河这边属于学校的一小条土地，可谁也不知道这片土地意义如此重大。这不过是东院墙和河流之间的一片台地。二十四小时后，国研院降临在注定要毁灭的温德河畔，将这片台地搞成个垃圾场。整天都有工人抬着沉重的垃圾，踩着木板，把垃圾卸在学院院墙外，直至垃圾堆高得掩过了原先的海丽塔·玛丽亚之窗，这破窗现在是个木板钉死的窟窿，垃圾甚至已接近礼拜堂的东窗了。
这些天来许多“进步派”的成员退出了组织，加入了对立的一方。那些留下的人，则要面对人们的厌恶，反倒因而更加同舟共济。尽管学院内部分成水火不容的两派，但在对外关系上，倒是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整体。艾奇斯托大学因为把国研院引狼入室而指责整个布莱克顿学院。这可不公平，因为大学的许多高官也完全赞同布莱克顿的这些行动。现在后果既已显现，人们就不记得当年了。尽管布斯比听到的国研院征用土地的消息是秘密的，他也迫不及待地在艾奇斯托的公共休息室里传开了这个消息。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当时要是不卖，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不过没有人相信这就是当时布莱克顿学院卖地的原因，学院遭人厌恶之深，与日俱增。本科生们也听到了风头，布莱克顿的讲师们开的课他们也不来了。不仅是布斯比，甚至连完全无辜的瓦尔登，也在街头遭到了围攻。
艾奇斯托镇本来就和大学的意见有相左之处，现在也是动荡不定。打碎布莱克顿学院窗户玻璃的那场骚动不仅在伦敦的各家报纸，甚至在《艾奇斯托电讯报》上也是轻轻掠过。但此事余波未了。沿车站下来的一条陋巷中发生了可耻的袭击，酒吧里有两场打斗，对于国研院的工人们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申诉越来越多。但这些申诉从没有上过报纸。那些曾亲眼目睹这类暴行的人吃惊地在《艾奇斯托电讯报》上读到：新研究院国研院在艾奇斯托风平浪静地安顿下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那些没有亲眼目睹，只有耳闻这类暴行的人们，既然在《电讯报》上没有看到报道，就把这类故事当作是风传或是夸大其词。那些目击者虽然也曾写信给报社，但是报纸从未刊登过这些信。
哪怕这些花絮都可以存疑，但没有人怀疑，镇上所有的旅店都落入了研究院之手，没法再和老朋友去熟识的酒吧小酌了；熟悉的小店都挤满了外人，看起来都财大气粗，物价上涨了；不管上哪辆公共汽车都要排队，电影院总是坐满了人。曾俯瞰宁静街道的居室如今整日被前所未见的车水马龙摇撼：不管去哪，总有大群的陌生人在身边推推攘攘。对于一个像艾奇斯托这般微小的内地小市镇来说，即便是从英国另一边来的游客也会被看作外人的：而现在，北方口音、威尔士口音，甚至爱尔兰口音整日近在耳边，吼声、尖叫声、歌声不绝于耳，雾中走过身边的也是外来人狂野的面孔，实在让人厌恶。“这儿要出乱子！”很多市民都这么说。又过了几天，不知道谁最先说：“我觉得这些人就想捅出乱子，我们需要更多的警察。”最后，《艾奇斯托电讯报》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一片不起眼的豆腐块——比人的巴掌也大不了多少的小乌云般的短文——似乎暗指当地的警察对付不了新增的人口。
这些事珍都不予关心。她这些天只不过是在“混日子”。没准哪天马克就让她去伯百利。没准他又放下了整个在伯百利的计划，回家来了——他写的信既简短，又满腹怨言。也许珍自己要去圣安妮见见丹尼斯顿夫妻。她还在继续做梦。不过丹尼斯顿先生说对了：如果你把这些梦当作“新闻”，感觉就好多了。要不是这样，她简直没法忍过这些夜晚。有一个梦，她一再做，梦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她像是躺在床上，但床边好像有什么人，这个人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床边，坐下来看她。他手中拿着笔记本，时不时写上一条。要不就一动不动地坐着，专心致志而又耐心十足——就像是个大夫。她以前曾见过此人的面孔，现在则熟悉得清清楚楚：夹鼻眼镜、俊美、很白皙、长相出众，还有那一小撮尖胡子。以此估计，如果此人也能看到她，那对她的长相也是了如指掌了：因为此人研究的对象无疑就是珍本人。此事刚发生时，珍没有写信告诉丹尼斯顿夫妻。即便第二次发生时，珍也把信一压再压，直到超过了寄信的时间。她有种希望，就是她一声不吭越久，丹尼斯顿夫妻就越可能来再次看望她。她希望别人来安慰她，但是她希望不用自己再去圣安妮，不用面见“渔王”，被拉进他的圈子里去。
与此同时，马克正在为阿尔卡山平反。他之前从没有看过公共档案，现在觉得这档案真是难懂。尽管他尽力掩饰自己对此一无知，但“仙女”还是很快发现了。她说：“我带你去见开普顿，他会拉你一把的。”马克就这样大多时候和她的副手开普顿·奥哈拉共同工作，此人身材高大、白头发、面孔英俊，他那一口英语口音，用英国人的话来说，是南方土话，对爱尔兰人来说，则是“该用把小刀割掉的都柏林人口音”。他自称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在莫特堡有一席之地。他对公共档案的解释，什么Q式记录，什么文件流程系统，还有他所谓的“除杂草”，马克都听得一知半解。但马克又羞于承认这一点，于是结果是，奥哈拉实际负责一手挑选文档事实，马克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写文章的。他尽力对奥哈拉掩饰这一点，显得他们好像真的在并肩协作；这样，他自然也就没法像以前那样再次反对人家只把他当一个新闻作者了。他确实是善于鼓动人的（这对他的学术生涯帮助很大，他自己倒不愿承认），他的新闻写作也大获成功。他所写的关于阿尔卡山的文章和信件现在在拥有数百万读者的各大报纸上出现，要是以他自己的名字，想上这样的报纸，是绝不可能的。他不禁有些飘飘然的激动。
他也向开普顿·奥哈拉倾诉自己囊中羞涩之忧。什么时候发工资？此外，他连小钱也没有了。他的钱包来伯百利的第一夜就丢了，再也没有找到。奥哈拉哈哈大笑：“你只要去找下管家，想要多少钱都行。”
“你是说这些钱会从下个月工资支票里扣除？”马克说。
“兄弟，”开普顿说，“你一旦进了研究院，老天保佑，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我们不是正要接管整个货币问题吗？造钞票的就是我们。”
“是这样吗？”马克气喘吁吁，又说，“但是如果你要离开研究院，他们不是要收取一大笔钱吗？”
“你真想谈谈离开研究院的事吗？”奥哈拉说，“没有人离开过研究院。至少我知道唯一一个离开的人就是老辛吉斯特。”
这时，辛吉斯特的命案侦查已经告终，定性为不明身份的某人或某些人谋杀了他。在布莱克顿学院的礼拜堂召开了葬礼仪式。
这是起雾的第三天，也是雾最浓的一天。雾气是如此浓厚和洁白，看上去都会刺痛眼睛，远处传来的声音都湮没了。学院里只能听到从屋檐和树叶上滴落的雨点声，以及礼拜堂外工人的吼声。礼拜堂内，烛火朝天高烧，每朵烛火都团着油亮的光晕，可这座礼拜堂里还是一片昏暗；要不是咳嗽声和脚步声，谁也不知道礼拜堂里已经近乎座无虚席了。柯里黑衣黑袍，隐隐显得格外魁梧，他在礼拜堂西端走来走去，时而私语，时而凝视，担心浓雾会让那些他称为“遗族”的人迟迟不来，但对于负责整场葬礼仪式的这个重担落在他肩头，却颇为乐意。柯里对于学院的葬礼非常在行。他是个完美的殡仪员；他表现得克制有礼，刚强友善，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依然不忘他是学院之父（反正他自己这么觉得）。其他人可以悲伤忘形，可他无论如何不能垮掉。曾目睹这类葬礼的陌生人，在开车离开时常彼此说：“你看看副院长那人多悲痛，但是又克制有礼。”他这么做并不是伪善。柯里已经如此习惯于掌管同僚们的生活，理所当然地把同事之死也掌握在手中；如果柯里有个能分析的脑筋，他也许会发现，他本人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即便在死者已经寿终正寝之后，柯里本人对死者的影响力，他那手段圆滑、幕后操纵的力量，依然在死者身上萦绕不去。
风琴开始演奏，湮没了礼拜堂内的咳嗽声，也压倒了礼拜堂外更刺耳的噪声：钢铁铮铮，还有不时往学院墙上扔重物时激起的震荡。但正如柯里所担心的那样，浓雾让棺材来迟了，风琴师演奏了半个小时，门口才一阵骚动。死者的家属，身着黑衣的辛吉斯特家族的男女们，一副乡下人的长相，背挺得笔直，被引入留给他们的座位。持杖者、牧师助理和监察官进来了，艾奇斯托的大教区长也进来了；然后是合唱，唱诗班，最后棺材终于进来了——那就像是一个开满鲜花的孤岛，在浓雾中朦胧地浮动，雾气从敞开的门口好像奔涌进来，更加浓厚、冰冷和潮湿。仪式开始了。
卡农·斯托利执掌仪式。他的声音依然优美，浑然忘我的神色也同样优美，这是因为他信仰坚定，而且耳聋。他对着这个傲慢的老无神论者的尸体，读下虔诚的词语，并不因为这尴尬而内疚，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疑死者居然不是基督徒；而由于失聪，他对于自己的嗓音和礼拜堂外的噪声古怪的一唱一和也浑然不觉。换了格罗索普，要是在礼拜堂里的一片寂静之中，听到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大吼“你该死的大脚遮住光了，快拿开，要不我结实揍你一顿”，会吓得畏缩；但是斯托利不为所动，一无所知，接着说：“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1]
“我这就过来给你的丑脸上捶上一拳，你等着。”那声音又说。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2]斯托利说。
“真可耻，真可耻啊。”柯里对坐在身边的财务总监咕哝着。但某些初级研究员觉得有些滑稽，他们想到，如果费文思通在场（他未能出席），他会多开心啊。
◆〇◆
马克因为顺从而获得的奖赏中，最令他高兴的莫过于进入图书馆的特权。那个惨淡的早晨他误闯图书馆后不久，他就发现图书馆虽然名义上是公共的，但实际上是为一部分人准备的，他有过经验，在学校里，这部分人叫“家族”，在布莱克顿学院，这部分人则叫“进步派”。机密的要谈都在图书馆的炉前地毯边，时间都是从晚上十点直到午夜。正因为如此，有天晚上费文思通在休息室里悄悄贴近马克说“到图书馆去喝一杯吧”的时候，马克才会展颜而笑，欣然同意，对上次他和费文思通的谈话毫不记恨。要是他还略微因为自己这么做而自觉羞辱，他也强力压制和忘记：这类想法也太幼稚、太不现实了。
图书馆里的小圈子一般有费文思通、“仙女”、费罗斯特拉多，令人吃惊的是，史垂克也赫然在列。斯蒂尔不在列，马克内心的伤痛深感宽慰。显然他已经凌驾了斯蒂尔，或者说比斯蒂尔更资深，国研院当初的许诺实现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有一个频频出没于图书馆的人他不太了解，此人沉默寡言，戴着夹鼻眼镜，留着尖胡子，是弗洛斯特教授。副总监——马克现在也叫他副总，或者老人家——也常到来，但是行事乖僻。他习惯漫不经心地走进来，在室内闲逛，和往常一样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嗯哼着。有时他走到壁炉旁这群人身边来，侧耳倾听，脸上隐约有种慈父般的神情；但他绝少开口，也从不加入这群人。他会飘然离去，可能在一小时后又会再来，在屋子里的空处闲逛一番，再次走开。自从上次关于马克学术问题的那次丢人的会面之后，他就再也没和马克说过话。马克从“仙女”那里听说，他依然失宠于副总监。“仙女”说：“老人家的态度会软下来的，但我以前告诉过你，他不喜欢听人说要离开研究院。”
这个圈子中最让马克看不惯的就是史垂克，史垂克没想让自己说话的腔调和同事们一样低俗和现实，他从不吸烟，从不饮酒。他会一言不发地坐着，瘦削的手抚摸着磨光的裤子膝盖，悒悒不乐的大眼睛转来转去，看着说话的人，既不想争辩，在别人说笑时，也不同乐。有时——也许某天晚上有那么一次——有人说的话突然激发了他：通常话题是外面世界的反对派是如何抵抗的，而国研院又该如何应对。此时，史垂克会声如洪钟，滔滔不绝，时而威胁，时而抨击，时而预言。奇妙的是，其他的人既不会打断他，也不会发笑。这个粗野的人和其他人之间有一种更深层的联系，所以其他人尽管显然毫不喜欢他，也不会群起而攻之。至于这联系到底是什么，马克没能发现。有时史垂克单独和马克说话，话题是复活，这让马克很不自在，又迷惑不已。“复活不是个历史事实，也不是个神话，年轻人，”史垂克说，“而是一个预言。所有的奇迹——都是大事将至的先兆。消灭所有虚假的神性，一切都会发生，就在这个世界上，就在我们这个唯一的世界上。主是怎么告诫我们的？医治病者，驱除恶魔，起死回生。我们会遵此而行的。人之子——也就是人类自身，已完全长大——有能力裁决这个世界——无穷地散布生命，无尽的惩罚，你会看到的，就在此地此时。”这些话都让人很不自在。
辛吉斯特葬礼后那一天，马克第一次尝试自己走进图书馆；在此之前，都有费文思通或费罗斯特拉多陪他来。他对图书馆会不会接纳他有些小疑虑，但是也担心如果他不尽快表明自己有进入图书馆的权利，这种谦卑也会对他不利。他知道，在这种问题上，不管哪个方面上出了错，都是同样致命的；不得不猜一下，冒个险。
结果是大获成功。圈子里的人都在那里，马克还没有关好身后的门，所有人都转过身来，满脸欢迎，费罗斯特拉多说：“看哪[3]。”“仙女”则说：“说曹操，曹操到。”马克顿感如沐春风，炉火从没有如此明亮，酒香从没有如此诱人。大家居然在等他，有人需要他。
“你写两篇头条新闻要多久，马克？”费文思通问。
“你能通宵写文章吗？”哈德卡索小姐问。
“包在我身上，”马克说，“要写什么？”
“你满意了，”费罗斯特拉多说，“就是说——暴乱——必须马上开展，不是吗？”
“这就是好笑的地方，”费文思通说，“她的工作做得太出色了，她还没有读过她的奥维德[4]呢，合力致彼完成。[5]”
“我们即便想延迟也不行啊。”史垂克说。
“我们到底在说什么？”马克说。
“艾奇斯托的暴乱。”费文思通说。
“哦……我还没怎么听说过这事，事态严重了？”
“会变得严重的，宝贝，”“仙女”说，“重点就在于此。按计划，真正的骚乱下周才开始。所有这些小把戏不过是清清场子。但是事态发展得太顺利了，真该死。明天，最迟后天，就要出乱子了。”
马克疑惑地看着她的脸，又转向费文思通的脸。费文思通脸上满是笑，马克也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困惑之色挤出个诙谐的微笑。
“我想还没到那一步，‘仙女’。”他说。
“你不会以为‘仙女’会把先机拱手让给敌人吧？”费文思通咧嘴而笑。
“你是说她就是暴乱之源？”马克说。
“正是，正是。”费罗斯特拉多说，他的小眼睛在肥胖的面颊上闪闪发光。
“我光明正大得很，”哈德卡索小姐说，“把几百个引进的工人……”
“何况还是你特意召来的那种人！”费文思通插嘴说。
“塞进一个像艾奇斯托那种昏昏欲睡的小地方，”哈德卡索小姐继续说道，“怎么能不出乱子呢？我是说反正总会有乱子的。不出所料，我觉得我的小伙子们什么都不用做。不过，既然麻烦注定要来，那让麻烦发生得恰到好处也不错。”
“你是说你操纵了这场暴乱？”马克说。说句公道话，这个发现让他头昏目眩。也不知该怎么做才能掩饰他这种神色：在这个暖意融融、亲密无间的小圈子里，他发现自己的神情和语调不由自主地和同事们毫无二致了。
“简单来说差不多。”费文思通说。
“这有什么区别？”费罗斯特拉多说，“事情一定得这么做的。”
“没错，”哈德卡索小姐说，“事情总是这么做的。任何熟悉警事工作的人都会这样告诉你。要我说，真正的大事——大暴乱——在四十八小时内一定会发生。”
“能从当事人口中得到第一手消息，这也不错。”马克说，“不过我是希望我能把我妻子从镇里接出来。”
“她住在哪里？”“仙女”说。
“住在杉顿。”
“啊，那基本影响不到她。这段时间，我们俩得忙着写关于暴乱的报道了。”
“可——这都是为了什么？”
“紧急管制，”费文思通说，“除非政府宣布在艾奇斯托进入紧急状态，否则永远也得不到我们要的权力。”
“正是，”费罗斯特拉多说，“说什么和平革命，这都是蠢话。倒不是说愚民们会不断反抗——相反，我们还经常不得不刺激他们起来反抗——除非发生骚乱、纵火、堆路障这类事，我们就不会获得权力来有效行事。要是你们所说的压舱货不够重，就把不稳舵。”
“而且这类报道都要在暴动发生后的当天就能上报纸，”哈德卡索小姐说，“这就是说，最迟要在明天六点以前交给副总。”
“可是这件事甚至最早也要明天才能发生，我们今天夜里怎么写呢？”
每个人都爆发出一阵大笑。
“马克，你要是这样，就永远都搞不好公共宣传。”费文思通说，“你当然不用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去说这件事！”
“好，我承认，”马克满脸堆着笑说，“我对此有些小小的偏见，我又没有生活在邓恩[6]先生的时空里，也不是活在完全颠倒的世界里。”
“这可不好，宝贝，”哈德卡索小姐说，“我们最好马上动手开始做。再喝一杯，我俩最好上楼去，开始动笔。我们找人在三点钟给我们送辣肉骨和咖啡当夜宵。”
在动手做以前，就清楚地知道是犯法的事，别人还让他做，这对马克还是头一回。但他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在世界历史上，也许曾有这样的时代，决断的时刻曾有千钧之重，会有巫婆在枯萎的荒野里预言[7]，或有一条真实的卢比孔河[8]要跨越。但对于马克来说，这个决定的时刻在一阵欢笑声中悄然滑过。要让一个本质上还不坏的人犯下恶劣行径，尘世间最强大的力量，莫过于同事之间亲热的欢声笑语。过了一会，马克和“仙女”疾步上楼。路上他们和科瑟擦肩而过，马克忙着和“仙女”聊天，用余光扫了一眼，科瑟正在瞅着他们。想想看，他还曾经畏惧过科瑟！
“谁要在六点钟去叫醒副总呢？”马克说。
“大概没那个必要，”“仙女”说，“我想老人家肯定有时会闭眼的，但是我可一次也没看见过。”
◆〇◆
凌晨四点，马克坐在“仙女”的办公室里又读了一遍他刚写的两篇最新文章——一篇写给最正统的报纸，一篇则写给较为大众的报刊。整晚的工作，只有这两篇文章尚能满足马克在文学上的虚荣心。在此之前，他花了好几个小时更费力地编造新闻。这两篇头版文章他放到最后才写，墨痕未干。第一篇是这么写的：
尽管时下对昨夜发生在艾奇斯托的骚乱做出定论为时尚早，但依据第一手报道（我们将在别处刊出），有两个结论凸显出来，今后事态如何发展，都不太可能动摇这两个结论。首先，我们之中尚有人对自身文明启迪教化的效果持泰然心态，这次的事件则对此心态是一个沉重打击；当然，应当承认，把一个小型大学城镇转变成国家研究中心不可能开展得一帆风顺，与当地居民毫无摩擦。但是我英国臣民一向能镇定自若地应对摩擦，只要面临的困难确实合理，英国人从未迟疑，而是乐于做出更大的牺牲，何况仅仅是小小移风易俗。为了社会进步，艾奇斯托的居民所要做的不过如此。令人欣慰的是，从任何权威机构都没有传来有关国研院有越权行为或有欠考虑，作风粗暴的消息；毫无疑问，这次的骚动源于在一间酒吧中，国研院的一位工人和当地的一位蛮汉发生争执。然而，正如斯达奇拉的哲人所言[9]，骚动虽小，其源必深，看来毫无疑问，这场小小的争执，引发或曰引爆其的根源，正在于地方本位或普遍的偏见。
我们不得不怀疑，人们对于高效率的规划固有的不信任，对那些笼统称为“官僚主义”体系的嫉恨，会如此容易复活（我们希望是暂时的），这确实令人不安；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担忧，揭示了我们国民教育水平中的断层和弱点，也正凸显了国立研究院要着力解决的痼疾之一。国立研究院会攻克这个弱点，对此我们毫不怀疑。因为正如朱尔斯先生愉快地称研究院为伟大的“和平努力”，在研究院的背后，是国家的意志。我们希望，任何带有偏见，胆敢和国研院对立的反对派，都将得到温和的，但是绝对坚决的抵制。
我们从昨天夜里的事件中得到的第二个教训则更令人欢欣鼓舞。最初，许多部门都不信任应该给国研院配备自己的队伍这个建议，并误以为那是国研院自己的“警察力量”。读者们还记得本报尽管并没有赞同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但还是给了这种看法以相当篇幅。即便是热爱自由的人们对于国研院警察那种毫无根源的担忧也应得到尊重，因为甚至对于母亲盲目的焦虑，我们也予以尊重。与此同时，我们坚信，现代社会是如此复杂，如果只将执行社会意愿的使命放在一个职责仅仅是防止犯罪和侦破犯罪的机构上，那是不合时宜的：实际上，警察机构迟早必须从日渐膨胀的强制任务中解放出来，这本也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在其他国家，这个问题的解决彻底打击了自由和正义，这就是“君主集权”[10]。这个事实是任何人难以忘记的。而国研院的所谓“警察”，实际应该叫作“公共执行部门”，则是典型英国式的解决之道。这个机构和国家警察机关之间的关系虽然也许无法说得逻辑上泾渭分明，但我们英国从来也就不热衷于逻辑。国研院的举措和政治毫无关系；如果其措施和犯罪司法相关，那也是因为国研院担当了拯救罪犯的高尚任务——将罪犯从可怕刑罚的领域里转移到拯救处理的范畴内。如果还有人对国研院拥有这样一支力量心存疑虑，那么在艾奇斯托发生的事件就将其必要性展露无遗。国研院的官员们和国家警察机关始终保持着极其亲密的联系，要不是国研院的配合，国家警察机关就会对形势束手无策。正如一位高级警官今天早晨对我报代表所说：“要不是国研院警察，形势很可能难以预料。”如考虑到以上事件，宜将艾奇斯托地区置于国研院警察管控之下一段时间，我们认为英国人民——内心总是现实主义者——不会有丝毫异议。我们还要对国研院警察中的女性成员表达特殊的敬意。她们始终表现得既无畏又冷静，过去几年中我们所见所闻，已经深知我国妇女的这种气质。目下伦敦街头风传的所谓街头机关枪扫射，伤亡数百人的谣言，尚未得到证实。很有可能当我们获得详细的报道时，我们会发现（引用一句近年来某位首相的名言），“确有鲜血长流，不过大多是因为打烂了鼻头”。
另一篇头版文章则是这么写的：
在艾奇斯托发生了什么？
这个问题，是我们《约翰小市民报》希望知道的。在艾奇斯托安置下来的研究院是国立研究院，这就是说，这是属于你我的。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用假装知道研究院里那些聪明脑瓜在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其他每个人对研究院有什么指望。我们希望研究院能解决失业问题、癌症问题、住房问题、货币问题、战争问题、教育问题。我们希望研究院能让我们的孩子们过上更光明、更干净和更完整的生活。我们就能和孩子们一起前进，再前进，按上帝给予每个人的那样，全面推进我们的生活。国研院是我们老百姓的研究院，会给我们带来我们争取的一切。
这时，在艾奇斯托发生了什么？
你相信这场骚乱仅仅是因为有某个斯诺克太太或者柏金斯先生发现房东把他们的店面和份地卖给了国研院而引起的吗？斯诺克太太和柏金斯先生可是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知道研究院会给艾奇斯托带来更多商机，更多公共设施，大量人口，会爆发出梦想不到的繁荣。我要说，这些骚乱是有人故意捣鬼。
这个指控听起来可能奇怪，但却是真的。
因为我还要再问一次：在艾奇斯托发生了什么？
队伍里有叛徒。不管他们是谁，我都敢这么说。他们可能是所谓信神的人，他们可能有金钱利益。他们也许就是艾奇斯托大学那些老古板的教授和哲学家。也有可能是犹太人。他们可能是律师。我才不管他们是谁，但我有句话要对他们说：放小心了。英国老百姓不会让你们胡来的。我们不能让别人破坏了研究院。
在艾奇斯托该怎么办？
要我说，就该让国研院的院警接管这整个地方。你们有些人也许曾经去过艾奇斯托度假。要是这样，你们就和我一样清楚这个小镇是啥样——小小的、昏昏欲睡的乡村小镇，只有半打警察，十年来游手好闲，因为自行车的灯没开，就会拦下骑车人。让这些可怜的老警察去处理一场早有预谋的骚乱，那是没戏的。昨天夜里，国研院的警察表现出他们可以胜任。我要说的是——我们都该向哈德卡索小姐和她手下那些勇敢的小伙子们，还有她那些勇敢的姑娘们脱帽致敬。让他们放开手，继续干下去。别管官老爷们。
我有个小建议，要是你听见有人背后诽谤国研院的警察，就让他闭嘴；要是你听见有人把国研院警察和盖世太保或者格伯乌[11]相提并论，就告诉他你听过这类鬼话；要是你听见有人谈起英国的自由（他其实说的是愚民主义者的自由、挑剔鬼[12]的自由、主教的自由、资本家的自由）你就要留心说话的人。他就是敌人。告诉他，我说的，国研院就是民主铁拳上的拳击手套，要是他不喜欢国研院，那就趁早滚开别挡道。
与此同时——大家要继续留心艾奇斯托。
我们也许会认为，马克在撰文的热情推动下欣赏此奇文之后，或许会恢复理智，读完这写好的文章后，会厌恶不已。不幸的是，实情几乎是恰恰相反。这工作，他干得越久，就越顺从。
当他最后又誊写了一遍这两篇文章后，他对此已经完全顺从，不存逆反之心了。一个人对自己的作品圈圈点点、爱不释手，当然不希望报社把这文章扔进垃圾堆。这两篇文章他越读越喜欢。而且，无论如何，这不过算是个笑话。他幻想着，到自己年老而又富有的时候，（那时候没准还有个贵族头衔，至少也是德高望重），那时这些往事——国研院丑恶的一面——都已经成为过去，他会给儿孙们讲述如今这疯狂的、难以置信的逸事。（“啊……早年那真是一片混乱啊。我记得有一次……”）此外，他的作品之前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顶多也只是上过书，而那些书的读者也只有大学老师。所以，一想到能上日报——有编辑等着看小样——读者遍布欧洲——他说的话举足轻重，这一切都对他有种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让他整个人激动不已。不久前，他还为能进入布莱克顿学院的“进步派”而激动。但“进步派”和现在这事怎么能相提并论？就好像不是人家让他写这个文章的，而是他自己闹着玩的——这句话，让他感觉整件事似乎都是个恶作剧，不知怎的感到宽慰了些。况且，即便他不做，也总有人会做的。他心里的那个小孩也悄悄地说，像现在这样端坐，痛饮美酒而不醉，为大报纸写文章（还是自己闹着玩的），时间紧迫，“印刷所的学徒就候在门外”，国研院的内部核心圈子都依赖他，他真神气，真是个得胜的大丈夫，现在没人有理由把他看作小角色、小把戏了。
◆〇◆
珍在黑暗中伸出手去，但没有摸到本该就在床头的桌子。她悚然一惊，这才发现她根本就没有躺在床上睡觉，而是站着。她身边一片漆黑，冰冷刺骨。她摸索着，摸到的像是凹凸不平的岩石。空气也颇为怪异——似乎是死寂的空气，封闭的空气。远处的什么地方，好像是头顶上，传来一些噪声，但是传来时已经减弱了，震颤着，好像是透过土地而来。原来是发生了最糟糕的事情——有枚炸弹击中了房子，她被活埋了。但她还没来得及因为这个想法而害怕，就记起来战争已经结束了……哦，在那之后发生了很多事……她嫁给了马克……她见到了监牢中的阿尔卡山……她遇见了卡米拉。然后，她突然大感轻松地想到：“这是我做的又一个梦。不过是又一桩新事，马上就要做完了。没什么可怕的。”
不管这地方究竟是哪里，空间都不很大。她在一面粗糙的墙壁上细细摸索，在转弯时，脚踢上了一件硬物。她弯下身来摸索。这是一张凸起的石头桌子，或者平台，约有三英尺高。上面是什么呢？她有胆量去摸摸吗？但要是不去摸，那会更害怕。她开始伸手探索桌面，马上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尖叫起来，因为她摸到了一只脚。那是只光脚，冰冷，应该是死人的脚。要继续摸索下去，是让她最害怕为难的，但是又似乎不得不探下去。尸体穿着的衣服质地非常粗糙，也凹凸不平，好像有繁复的绣工，而且很宽大。她一边向头部摸索，一边想：死者一定是个极其魁伟的人。在尸体胸部，手感突然一变——就好像在死者所穿的粗长袍上披上了什么长毛动物的皮毛。她开始是这么想的；然后就意识到这些毛发其实是一部胡须。她犹豫着要不要去摸索死者的脸；她担心：只要一摸上脸，死者就会活动，或醒来，或开口说话。她于是静立了一会。这不过是梦；她可以忍受的；但这个梦太可怕了，而且好像发生在很久以前，她就像失足落进了时间的裂缝，落进了一个寒冷的、不见天日的古老过去的坑洞中。珍希望他们不要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太久。要是有人能快点赶来，救她出去就好了。立刻，她眼前就浮现出一个人的形象，虽长髯飘飘，但像神祇那样年轻（这很奇怪），此人浑身笼罩着金色，强壮而又令人感到温暖，他踏着地动山摇的大步走进这个黑暗的地方。梦从此刻开始变得混乱起来。珍想对此人行屈膝礼（此人其实并没有真正到来，但他给珍留下的印象却是光明而深刻的），但是又意识到，她在学校学的几堂舞蹈礼仪课，早已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她不知道如何行屈膝礼，因而手足无措。这时，她醒了。
早饭后，她马上动身前往艾奇斯托去找人，她现在天天找人，找人来替代麦格斯太太陪她。当她走到市场街的尽头，发生了一件事，最终让她下定决心，当天就坐十点二十三分的火车去圣安妮。她当时正走在路上，路边停着一辆大轿车，是国研院的车。她刚走到车边，就有个人从一个店铺里出来，横越过她面前，和汽车司机说了句话，就进了车。他当时和珍是近在咫尺，尽管大雾弥天，珍还是看得很清楚，从周围的景物中一眼就挑出了他：四周是灰色的大雾，匆匆的脚步声，以及艾奇斯托之前闻所未闻的、如今日夜不停的刺耳的车水马龙声。不管在哪里，珍都会一眼认出他：这不是马克的脸，也不是她如今更熟悉的，自己在镜中的脸。她见过这张蓄着尖胡子，戴着夹鼻眼镜，有些让她想到蜡像的脸。她不用去想自己该做什么。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匆匆走过，好像自作主张要去火车站，然后从那里去圣安妮。让她直直向前赶的，不是恐惧（尽管她也被吓得几乎要呕吐）。这感觉是她整个身心立刻对此人产生的完全排斥和憎恶。这个人确实出现了，这个事情实在让人头昏目眩，和此相比，她的噩梦变得不值一提。一想到她从此人身边走过时，他的手可能还触到了她，她就全身战栗。
谢天谢地，火车里很暖和，她坐的车厢也是空的，能坐下来，就已经让她很高兴了。火车在大雾中徐徐行驶，几乎让她睡着。她没怎么想圣安妮，直至火车到了站，她才反应过来：即便走上陡峭的山坡时，她也没有打算，没预先想想她打算说些什么，只是想着卡米拉和丁波太太。她内心的最深层，她孩子气的一面，此刻显现出来了。她想待在好人身边，想远离凶恶的人——这种幼儿园里就有的分辨意识，此刻比任何后来学会的善与恶、敌与友的区分，似乎都更加重要。
四面天光大亮，使她从混沌里惊醒。她举目望去：为什么在如此弥天大雾里，这条弯路还如此清楚？还是仅仅因为乡下的雾和城里有所不同？显而易见，原来灰蒙蒙的景致都白亮起来，几乎是白得耀眼。一片碧蓝就在上空，树荫片片（她已经好多天没有看见过树荫了），突然之间，无垠的碧空和淡金色的太阳都展现开来。珍转身向山庄走去，回眸一看，发现一片白茫茫的雾海中，自己就像站在一个阳光灿烂的苍翠小孤岛岸边。雾海起伏不平，纵横丘壑，但是一眼看上去，是平坦的，一望无垠。雾海中还有别的孤岛。西边那个黑暗的小岛是杉顿上面的树林，她和丹尼斯顿夫妇曾在那里野餐；北边那个大得多，也明亮得多的孤岛，是那些布满洞穴的山丘，几乎可以称得上山脉——温德河正是从那里发源。珍深深呼吸。她为雾海之上浮现的这个世界如此广大而震撼。这些天来，在艾奇斯托生活的人，即便走出门也好像是在室内，因为只能看见近在手边的东西。珍感觉自己已经快要忘记天空有多广阔，地平线有多遥远了。
【注释】
[1] 语出自《哥林多前书》（Corinthians）第十五章。——译注
[2] 同上。
[3] 原文为意大利文ecco。——译注
[4] 奥维德（Ovidius，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代表作为《变形记》（Metamorphoses）。——译注
[5] 原文此处为拉丁文ad metam properate simul，语出自奥维德的《爱的艺术》（Ars Amatoria）。——译注
[6] 约翰·威廉·邓恩（John William Dunne，1875——1949），爱尔兰飞行员，他有一套理论，即平行宇宙论，他认为时间并非只有一个维度，而是有无数维度的时空，每个时空有各自的逻辑和事情发展先后的顺序，可以在偶然的机会前往别的时空。——译注
[7] 指莎士比亚的《麦克白》（Macbeth）中巫婆预言麦克白将成为国王。——译注
[8] 卢比孔河（Rubicon），高卢和罗马界河，罗马将军凯撒越过卢比孔河，进攻罗马。——译注
[9] 斯达奇拉的哲人，指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生于马其顿的斯达奇拉。——译注
[10] 原文为拉丁文imperium in imperio，字面的意思为“君主的统治”。——译注
[11] 格伯乌（Ogpu）：1923至1934年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译注
[12] 挑剔鬼，原文为Mrs. Grundy（葛朗迪太太），英国戏剧家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1764——1838） 所作喜剧《加快耕耘》（Speed the Plough）中的人物，指心胸狭窄、拘泥礼俗、事事好挑剔他人的人。——译注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我把表格带来了，先生。”他说。
“什么表格？”副总监说，马克这才发现和他谈话的威瑟变了个人。他还是心不在焉，但那彬彬有礼的态度消失了。此人恍在梦境一般地看着他，好像和他之间有千里之遥，但是眼神里有种朦胧的憎恶，一旦两人面对面，这憎恶就可能变成强烈的仇恨。他依然微笑着，但笑容里有种猫一般的神色；嘴唇的线条时而变化，好像暗示着要大作咆哮。马克是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的一只小老鼠。在布莱克顿的“进步派”里，马克所要面对的只是学者，他自己也被认为是知名的研究员之一，但在伯百利这里，感觉就不同了。威瑟说他理解马克已经拒绝了这个职位。他也无能为力再重发职位邀请。他说得含糊不清，又话里藏针，说马克和其他人关系紧张、摩擦不断，说马克行为欠妥，说他到处树敌的危险，还说国研院是如何不能容一个刚来一个星期就看来和其所有成员都吵过架的人。副总说到他和“你在布莱克顿的同事们”就此交谈过，也完全证实了他的观点，这时他的话就更晦涩和有威胁性了。他说他怀疑马克是否能胜任一份学术职位，但也拒绝要给马克任何建议。他话里有话，低声细语，把马克说得沮丧万分，这时才像扔骨头给狗一样扔给马克一个职位：试用期间薪水六百镑一年（大约是这个数，他说他不能代表研究院做决定）。马克接受了，不过他即便此时还打算搞明白一些问题：他该听命于谁？他要住在伯百利吗？
威瑟回答说：“斯塔多克先生，我想我们已经说起过灵活性是研究院的宗旨。除非你把国研院的会员席位当作工作而不仅仅看作任务来完成，否则我凭心说，你还是不加入我们的好。这里没有铁饭碗。我恐怕不能说服委员会专门为你的利益而专设一个与世隔绝、毫无意义的岗位，让你干完特意减轻的工作之后，就自作主张打发时间。请让我说完。斯塔多克先生。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更像是个家庭，或者说，只有一个共同的性格。你所说的那种（那真是太糟了）‘听命于’某几个上级，而对其他同事则任意摆出一步不让的态度，这是绝不允许的。（我必须请你不要打断我。）我不希望你以此种心态去工作。你要让自己有所作为，斯塔多克先生——在各方面都有所作为。我认为研究院容不得那种为自己一己之利张目的人，这种人以森严的条令来给自己的职责划下界限，一旦超出其职权范围，就不肯伸手相助。另一方面，我指你自己，斯塔多克先生，若你任由自己从真正的工作上分心，而未经许可施手协助同事的工作——或者更糟，受到他人干扰——那也是同样有害的。别人漫不经心的建议不应当让你分心，或浪费你的精力。集中精神，斯塔多克先生，集中精神。还有自由给予和索取的精神。如果你能避免上述的两类错误，那我认为，我对你的某些由于你的行为造成的不愉快的印象（这是我们得承认的事实）就可能改观。不，斯塔多克先生，我不能再和你谈下去了。我的时间都满了。我不能再为这种谈话烦神了。你得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斯塔多克先生，早安，斯塔多克先生，早安吧。记住我说的话。我在竭尽所能地帮助你。早安吧。”
马克劝慰自己：要不是他拖家带口，这次面谈的羞辱他一刻也受不了。这让他感觉把责任卸在了珍身上（尽管他没有说出口），也让他能够尽情想象，如果没有珍来让他烦心，他会对威瑟说出什么样的狠话来——这些话，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说的。这让他有一小会儿略有窃喜；到喝茶时，他发现他的卑恭开始有成效了。“仙女”示意他过来坐在自己身边。
“关于阿尔卡山，你还一个字也没有写吧？”她问。
“是没有，”马克说，“直到今天上午我才决定留下来。我下午可以上来，读读你的资料——就眼下而言，我还不知道国研院究竟要我干什么呢。”
“要有灵活性，宝贝，灵活性。”哈德卡索小姐说，“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别人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最重要的是，别再去烦老人家了。”
◆〇◆
接下来的几天，陆续发生的一些事情，日后才看出端倪。
笼罩着艾奇斯托和伯百利的雾气，仍未消散，变得更为浓厚。艾奇斯托的人会认为雾气“从河上来”，实际上雾气笼罩着整个英格兰中心地区。整个艾奇斯托镇大雾蒙蒙，墙湿得能渗出水，桌子潮得能写字，白天干活也要点灯。曾经的艾奇斯托森林已经变成工地，不过也不再让老古板们苦恼，只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传来叮当声、轰鸣声、喧嚣声、吼叫声、咒骂声和金属的嘶鸣。
这种污浊景象不为人见，人们应为之庆幸。因为温德河彼岸的人们正怒气冲天。国研院对艾奇斯托的控制更加严密。温德河水曾经是暗棕的绿色，色如琥珀，水波如银，在苇荡里缓缓流过，轻抚红树根，现在则浑浊不清，泥沙俱下，无数空锡罐、废纸、香烟头和木屑大片大片地在河上沉浮，有时还有油花的虹彩。然后，国研院又侵入了温德河的另一岸，它买的地直抵河的左岸，或曰东岸。此时财务总管布斯比受命去见代表国研院的费文思通和另一位所谓弗洛斯特教授，他这时才听说连温德河本身都要改道：艾奇斯托以后就没有河了。这件事尚属绝密，但国研院已经有权强令这么做了。既然事已至此，那么国研院和学院之间就显然需要调整下彼此的边界。当布斯比听到国研院想一直扩展到学院的围墙外时，他的下巴都快惊掉下来了。他当然拒绝了。在此时，布斯比才第一次听到国研院暗示他们会征用土地：如果学校愿意卖地，研究院会给个好价格；如果学院不卖，就会被强制卖地，仅得到名义上的补偿。费文思通和财务总管之间的关系在这次面谈中恶化了。不得不开了一次特别校务会，布斯比不得不竭尽全力向同僚们掩饰这些事实。而同僚们对他的仇恨犹如惊涛骇浪，甚至真的推推搡搡。他虽然指出现在辱骂他的这些人，当时也是投票赞成卖布莱克顿森林的，可这也没用。不过辱骂他的人，也无计可施。学院现在骑虎难下。他们卖了温德河这边属于学校的一小条土地，可谁也不知道这片土地意义如此重大。这不过是东院墙和河流之间的一片台地。二十四小时后，国研院降临在注定要毁灭的温德河畔，将这片台地搞成个垃圾场。整天都有工人抬着沉重的垃圾，踩着木板，把垃圾卸在学院院墙外，直至垃圾堆高得掩过了原先的海丽塔·玛丽亚之窗，这破窗现在是个木板钉死的窟窿，垃圾甚至已接近礼拜堂的东窗了。
这些天来许多“进步派”的成员退出了组织，加入了对立的一方。那些留下的人，则要面对人们的厌恶，反倒因而更加同舟共济。尽管学院内部分成水火不容的两派，但在对外关系上，倒是无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整体。艾奇斯托大学因为把国研院引狼入室而指责整个布莱克顿学院。这可不公平，因为大学的许多高官也完全赞同布莱克顿的这些行动。现在后果既已显现，人们就不记得当年了。尽管布斯比听到的国研院征用土地的消息是秘密的，他也迫不及待地在艾奇斯托的公共休息室里传开了这个消息。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当时要是不卖，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不过没有人相信这就是当时布莱克顿学院卖地的原因，学院遭人厌恶之深，与日俱增。本科生们也听到了风头，布莱克顿的讲师们开的课他们也不来了。不仅是布斯比，甚至连完全无辜的瓦尔登，也在街头遭到了围攻。
艾奇斯托镇本来就和大学的意见有相左之处，现在也是动荡不定。打碎布莱克顿学院窗户玻璃的那场骚动不仅在伦敦的各家报纸，甚至在《艾奇斯托电讯报》上也是轻轻掠过。但此事余波未了。沿车站下来的一条陋巷中发生了可耻的袭击，酒吧里有两场打斗，对于国研院的工人们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申诉越来越多。但这些申诉从没有上过报纸。那些曾亲眼目睹这类暴行的人吃惊地在《艾奇斯托电讯报》上读到：新研究院国研院在艾奇斯托风平浪静地安顿下来，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极为融洽。那些没有亲眼目睹，只有耳闻这类暴行的人们，既然在《电讯报》上没有看到报道，就把这类故事当作是风传或是夸大其词。那些目击者虽然也曾写信给报社，但是报纸从未刊登过这些信。
哪怕这些花絮都可以存疑，但没有人怀疑，镇上所有的旅店都落入了研究院之手，没法再和老朋友去熟识的酒吧小酌了；熟悉的小店都挤满了外人，看起来都财大气粗，物价上涨了；不管上哪辆公共汽车都要排队，电影院总是坐满了人。曾俯瞰宁静街道的居室如今整日被前所未见的车水马龙摇撼：不管去哪，总有大群的陌生人在身边推推攘攘。对于一个像艾奇斯托这般微小的内地小市镇来说，即便是从英国另一边来的游客也会被看作外人的：而现在，北方口音、威尔士口音，甚至爱尔兰口音整日近在耳边，吼声、尖叫声、歌声不绝于耳，雾中走过身边的也是外来人狂野的面孔，实在让人厌恶。“这儿要出乱子！”很多市民都这么说。又过了几天，不知道谁最先说：“我觉得这些人就想捅出乱子，我们需要更多的警察。”最后，《艾奇斯托电讯报》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一片不起眼的豆腐块——比人的巴掌也大不了多少的小乌云般的短文——似乎暗指当地的警察对付不了新增的人口。
这些事珍都不予关心。她这些天只不过是在“混日子”。没准哪天马克就让她去伯百利。没准他又放下了整个在伯百利的计划，回家来了——他写的信既简短，又满腹怨言。也许珍自己要去圣安妮见见丹尼斯顿夫妻。她还在继续做梦。不过丹尼斯顿先生说对了：如果你把这些梦当作“新闻”，感觉就好多了。要不是这样，她简直没法忍过这些夜晚。有一个梦，她一再做，梦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她像是躺在床上，但床边好像有什么人，这个人拉过一把椅子，坐在床边，坐下来看她。他手中拿着笔记本，时不时写上一条。要不就一动不动地坐着，专心致志而又耐心十足——就像是个大夫。她以前曾见过此人的面孔，现在则熟悉得清清楚楚：夹鼻眼镜、俊美、很白皙、长相出众，还有那一小撮尖胡子。以此估计，如果此人也能看到她，那对她的长相也是了如指掌了：因为此人研究的对象无疑就是珍本人。此事刚发生时，珍没有写信告诉丹尼斯顿夫妻。即便第二次发生时，珍也把信一压再压，直到超过了寄信的时间。她有种希望，就是她一声不吭越久，丹尼斯顿夫妻就越可能来再次看望她。她希望别人来安慰她，但是她希望不用自己再去圣安妮，不用面见“渔王”，被拉进他的圈子里去。
与此同时，马克正在为阿尔卡山平反。他之前从没有看过公共档案，现在觉得这档案真是难懂。尽管他尽力掩饰自己对此一无知，但“仙女”还是很快发现了。她说：“我带你去见开普顿，他会拉你一把的。”马克就这样大多时候和她的副手开普顿·奥哈拉共同工作，此人身材高大、白头发、面孔英俊，他那一口英语口音，用英国人的话来说，是南方土话，对爱尔兰人来说，则是“该用把小刀割掉的都柏林人口音”。他自称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在莫特堡有一席之地。他对公共档案的解释，什么Q式记录，什么文件流程系统，还有他所谓的“除杂草”，马克都听得一知半解。但马克又羞于承认这一点，于是结果是，奥哈拉实际负责一手挑选文档事实，马克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写文章的。他尽力对奥哈拉掩饰这一点，显得他们好像真的在并肩协作；这样，他自然也就没法像以前那样再次反对人家只把他当一个新闻作者了。他确实是善于鼓动人的（这对他的学术生涯帮助很大，他自己倒不愿承认），他的新闻写作也大获成功。他所写的关于阿尔卡山的文章和信件现在在拥有数百万读者的各大报纸上出现，要是以他自己的名字，想上这样的报纸，是绝不可能的。他不禁有些飘飘然的激动。
他也向开普顿·奥哈拉倾诉自己囊中羞涩之忧。什么时候发工资？此外，他连小钱也没有了。他的钱包来伯百利的第一夜就丢了，再也没有找到。奥哈拉哈哈大笑：“你只要去找下管家，想要多少钱都行。”
“你是说这些钱会从下个月工资支票里扣除？”马克说。
“兄弟，”开普顿说，“你一旦进了研究院，老天保佑，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我们不是正要接管整个货币问题吗？造钞票的就是我们。”
“是这样吗？”马克气喘吁吁，又说，“但是如果你要离开研究院，他们不是要收取一大笔钱吗？”
“你真想谈谈离开研究院的事吗？”奥哈拉说，“没有人离开过研究院。至少我知道唯一一个离开的人就是老辛吉斯特。”
这时，辛吉斯特的命案侦查已经告终，定性为不明身份的某人或某些人谋杀了他。在布莱克顿学院的礼拜堂召开了葬礼仪式。
这是起雾的第三天，也是雾最浓的一天。雾气是如此浓厚和洁白，看上去都会刺痛眼睛，远处传来的声音都湮没了。学院里只能听到从屋檐和树叶上滴落的雨点声，以及礼拜堂外工人的吼声。礼拜堂内，烛火朝天高烧，每朵烛火都团着油亮的光晕，可这座礼拜堂里还是一片昏暗；要不是咳嗽声和脚步声，谁也不知道礼拜堂里已经近乎座无虚席了。柯里黑衣黑袍，隐隐显得格外魁梧，他在礼拜堂西端走来走去，时而私语，时而凝视，担心浓雾会让那些他称为“遗族”的人迟迟不来，但对于负责整场葬礼仪式的这个重担落在他肩头，却颇为乐意。柯里对于学院的葬礼非常在行。他是个完美的殡仪员；他表现得克制有礼，刚强友善，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依然不忘他是学院之父（反正他自己这么觉得）。其他人可以悲伤忘形，可他无论如何不能垮掉。曾目睹这类葬礼的陌生人，在开车离开时常彼此说：“你看看副院长那人多悲痛，但是又克制有礼。”他这么做并不是伪善。柯里已经如此习惯于掌管同僚们的生活，理所当然地把同事之死也掌握在手中；如果柯里有个能分析的脑筋，他也许会发现，他本人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即便在死者已经寿终正寝之后，柯里本人对死者的影响力，他那手段圆滑、幕后操纵的力量，依然在死者身上萦绕不去。
风琴开始演奏，湮没了礼拜堂内的咳嗽声，也压倒了礼拜堂外更刺耳的噪声：钢铁铮铮，还有不时往学院墙上扔重物时激起的震荡。但正如柯里所担心的那样，浓雾让棺材来迟了，风琴师演奏了半个小时，门口才一阵骚动。死者的家属，身着黑衣的辛吉斯特家族的男女们，一副乡下人的长相，背挺得笔直，被引入留给他们的座位。持杖者、牧师助理和监察官进来了，艾奇斯托的大教区长也进来了；然后是合唱，唱诗班，最后棺材终于进来了——那就像是一个开满鲜花的孤岛，在浓雾中朦胧地浮动，雾气从敞开的门口好像奔涌进来，更加浓厚、冰冷和潮湿。仪式开始了。
卡农·斯托利执掌仪式。他的声音依然优美，浑然忘我的神色也同样优美，这是因为他信仰坚定，而且耳聋。他对着这个傲慢的老无神论者的尸体，读下虔诚的词语，并不因为这尴尬而内疚，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疑死者居然不是基督徒；而由于失聪，他对于自己的嗓音和礼拜堂外的噪声古怪的一唱一和也浑然不觉。换了格罗索普，要是在礼拜堂里的一片寂静之中，听到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大吼“你该死的大脚遮住光了，快拿开，要不我结实揍你一顿”，会吓得畏缩；但是斯托利不为所动，一无所知，接着说：“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1]
“我这就过来给你的丑脸上捶上一拳，你等着。”那声音又说。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2]斯托利说。
“真可耻，真可耻啊。”柯里对坐在身边的财务总监咕哝着。但某些初级研究员觉得有些滑稽，他们想到，如果费文思通在场（他未能出席），他会多开心啊。
◆〇◆
马克因为顺从而获得的奖赏中，最令他高兴的莫过于进入图书馆的特权。那个惨淡的早晨他误闯图书馆后不久，他就发现图书馆虽然名义上是公共的，但实际上是为一部分人准备的，他有过经验，在学校里，这部分人叫“家族”，在布莱克顿学院，这部分人则叫“进步派”。机密的要谈都在图书馆的炉前地毯边，时间都是从晚上十点直到午夜。正因为如此，有天晚上费文思通在休息室里悄悄贴近马克说“到图书馆去喝一杯吧”的时候，马克才会展颜而笑，欣然同意，对上次他和费文思通的谈话毫不记恨。要是他还略微因为自己这么做而自觉羞辱，他也强力压制和忘记：这类想法也太幼稚、太不现实了。
图书馆里的小圈子一般有费文思通、“仙女”、费罗斯特拉多，令人吃惊的是，史垂克也赫然在列。斯蒂尔不在列，马克内心的伤痛深感宽慰。显然他已经凌驾了斯蒂尔，或者说比斯蒂尔更资深，国研院当初的许诺实现了，一切都在按部就班。有一个频频出没于图书馆的人他不太了解，此人沉默寡言，戴着夹鼻眼镜，留着尖胡子，是弗洛斯特教授。副总监——马克现在也叫他副总，或者老人家——也常到来，但是行事乖僻。他习惯漫不经心地走进来，在室内闲逛，和往常一样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嗯哼着。有时他走到壁炉旁这群人身边来，侧耳倾听，脸上隐约有种慈父般的神情；但他绝少开口，也从不加入这群人。他会飘然离去，可能在一小时后又会再来，在屋子里的空处闲逛一番，再次走开。自从上次关于马克学术问题的那次丢人的会面之后，他就再也没和马克说过话。马克从“仙女”那里听说，他依然失宠于副总监。“仙女”说：“老人家的态度会软下来的，但我以前告诉过你，他不喜欢听人说要离开研究院。”
这个圈子中最让马克看不惯的就是史垂克，史垂克没想让自己说话的腔调和同事们一样低俗和现实，他从不吸烟，从不饮酒。他会一言不发地坐着，瘦削的手抚摸着磨光的裤子膝盖，悒悒不乐的大眼睛转来转去，看着说话的人，既不想争辩，在别人说笑时，也不同乐。有时——也许某天晚上有那么一次——有人说的话突然激发了他：通常话题是外面世界的反对派是如何抵抗的，而国研院又该如何应对。此时，史垂克会声如洪钟，滔滔不绝，时而威胁，时而抨击，时而预言。奇妙的是，其他的人既不会打断他，也不会发笑。这个粗野的人和其他人之间有一种更深层的联系，所以其他人尽管显然毫不喜欢他，也不会群起而攻之。至于这联系到底是什么，马克没能发现。有时史垂克单独和马克说话，话题是复活，这让马克很不自在，又迷惑不已。“复活不是个历史事实，也不是个神话，年轻人，”史垂克说，“而是一个预言。所有的奇迹——都是大事将至的先兆。消灭所有虚假的神性，一切都会发生，就在这个世界上，就在我们这个唯一的世界上。主是怎么告诫我们的？医治病者，驱除恶魔，起死回生。我们会遵此而行的。人之子——也就是人类自身，已完全长大——有能力裁决这个世界——无穷地散布生命，无尽的惩罚，你会看到的，就在此地此时。”这些话都让人很不自在。
辛吉斯特葬礼后那一天，马克第一次尝试自己走进图书馆；在此之前，都有费文思通或费罗斯特拉多陪他来。他对图书馆会不会接纳他有些小疑虑，但是也担心如果他不尽快表明自己有进入图书馆的权利，这种谦卑也会对他不利。他知道，在这种问题上，不管哪个方面上出了错，都是同样致命的；不得不猜一下，冒个险。
结果是大获成功。圈子里的人都在那里，马克还没有关好身后的门，所有人都转过身来，满脸欢迎，费罗斯特拉多说：“看哪[3]。”“仙女”则说：“说曹操，曹操到。”马克顿感如沐春风，炉火从没有如此明亮，酒香从没有如此诱人。大家居然在等他，有人需要他。
“你写两篇头条新闻要多久，马克？”费文思通问。
“你能通宵写文章吗？”哈德卡索小姐问。
“包在我身上，”马克说，“要写什么？”
“你满意了，”费罗斯特拉多说，“就是说——暴乱——必须马上开展，不是吗？”
“这就是好笑的地方，”费文思通说，“她的工作做得太出色了，她还没有读过她的奥维德[4]呢，合力致彼完成。[5]”
“我们即便想延迟也不行啊。”史垂克说。
“我们到底在说什么？”马克说。
“艾奇斯托的暴乱。”费文思通说。
“哦……我还没怎么听说过这事，事态严重了？”
“会变得严重的，宝贝，”“仙女”说，“重点就在于此。按计划，真正的骚乱下周才开始。所有这些小把戏不过是清清场子。但是事态发展得太顺利了，真该死。明天，最迟后天，就要出乱子了。”
马克疑惑地看着她的脸，又转向费文思通的脸。费文思通脸上满是笑，马克也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困惑之色挤出个诙谐的微笑。
“我想还没到那一步，‘仙女’。”他说。
“你不会以为‘仙女’会把先机拱手让给敌人吧？”费文思通咧嘴而笑。
“你是说她就是暴乱之源？”马克说。
“正是，正是。”费罗斯特拉多说，他的小眼睛在肥胖的面颊上闪闪发光。
“我光明正大得很，”哈德卡索小姐说，“把几百个引进的工人……”
“何况还是你特意召来的那种人！”费文思通插嘴说。
“塞进一个像艾奇斯托那种昏昏欲睡的小地方，”哈德卡索小姐继续说道，“怎么能不出乱子呢？我是说反正总会有乱子的。不出所料，我觉得我的小伙子们什么都不用做。不过，既然麻烦注定要来，那让麻烦发生得恰到好处也不错。”
“你是说你操纵了这场暴乱？”马克说。说句公道话，这个发现让他头昏目眩。也不知该怎么做才能掩饰他这种神色：在这个暖意融融、亲密无间的小圈子里，他发现自己的神情和语调不由自主地和同事们毫无二致了。
“简单来说差不多。”费文思通说。
“这有什么区别？”费罗斯特拉多说，“事情一定得这么做的。”
“没错，”哈德卡索小姐说，“事情总是这么做的。任何熟悉警事工作的人都会这样告诉你。要我说，真正的大事——大暴乱——在四十八小时内一定会发生。”
“能从当事人口中得到第一手消息，这也不错。”马克说，“不过我是希望我能把我妻子从镇里接出来。”
“她住在哪里？”“仙女”说。
“住在杉顿。”
“啊，那基本影响不到她。这段时间，我们俩得忙着写关于暴乱的报道了。”
“可——这都是为了什么？”
“紧急管制，”费文思通说，“除非政府宣布在艾奇斯托进入紧急状态，否则永远也得不到我们要的权力。”
“正是，”费罗斯特拉多说，“说什么和平革命，这都是蠢话。倒不是说愚民们会不断反抗——相反，我们还经常不得不刺激他们起来反抗——除非发生骚乱、纵火、堆路障这类事，我们就不会获得权力来有效行事。要是你们所说的压舱货不够重，就把不稳舵。”
“而且这类报道都要在暴动发生后的当天就能上报纸，”哈德卡索小姐说，“这就是说，最迟要在明天六点以前交给副总。”
“可是这件事甚至最早也要明天才能发生，我们今天夜里怎么写呢？”
每个人都爆发出一阵大笑。
“马克，你要是这样，就永远都搞不好公共宣传。”费文思通说，“你当然不用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去说这件事！”
“好，我承认，”马克满脸堆着笑说，“我对此有些小小的偏见，我又没有生活在邓恩[6]先生的时空里，也不是活在完全颠倒的世界里。”
“这可不好，宝贝，”哈德卡索小姐说，“我们最好马上动手开始做。再喝一杯，我俩最好上楼去，开始动笔。我们找人在三点钟给我们送辣肉骨和咖啡当夜宵。”
在动手做以前，就清楚地知道是犯法的事，别人还让他做，这对马克还是头一回。但他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在世界历史上，也许曾有这样的时代，决断的时刻曾有千钧之重，会有巫婆在枯萎的荒野里预言[7]，或有一条真实的卢比孔河[8]要跨越。但对于马克来说，这个决定的时刻在一阵欢笑声中悄然滑过。要让一个本质上还不坏的人犯下恶劣行径，尘世间最强大的力量，莫过于同事之间亲热的欢声笑语。过了一会，马克和“仙女”疾步上楼。路上他们和科瑟擦肩而过，马克忙着和“仙女”聊天，用余光扫了一眼，科瑟正在瞅着他们。想想看，他还曾经畏惧过科瑟！
“谁要在六点钟去叫醒副总呢？”马克说。
“大概没那个必要，”“仙女”说，“我想老人家肯定有时会闭眼的，但是我可一次也没看见过。”
◆〇◆
凌晨四点，马克坐在“仙女”的办公室里又读了一遍他刚写的两篇最新文章——一篇写给最正统的报纸，一篇则写给较为大众的报刊。整晚的工作，只有这两篇文章尚能满足马克在文学上的虚荣心。在此之前，他花了好几个小时更费力地编造新闻。这两篇头版文章他放到最后才写，墨痕未干。第一篇是这么写的：
尽管时下对昨夜发生在艾奇斯托的骚乱做出定论为时尚早，但依据第一手报道（我们将在别处刊出），有两个结论凸显出来，今后事态如何发展，都不太可能动摇这两个结论。首先，我们之中尚有人对自身文明启迪教化的效果持泰然心态，这次的事件则对此心态是一个沉重打击；当然，应当承认，把一个小型大学城镇转变成国家研究中心不可能开展得一帆风顺，与当地居民毫无摩擦。但是我英国臣民一向能镇定自若地应对摩擦，只要面临的困难确实合理，英国人从未迟疑，而是乐于做出更大的牺牲，何况仅仅是小小移风易俗。为了社会进步，艾奇斯托的居民所要做的不过如此。令人欣慰的是，从任何权威机构都没有传来有关国研院有越权行为或有欠考虑，作风粗暴的消息；毫无疑问，这次的骚动源于在一间酒吧中，国研院的一位工人和当地的一位蛮汉发生争执。然而，正如斯达奇拉的哲人所言[9]，骚动虽小，其源必深，看来毫无疑问，这场小小的争执，引发或曰引爆其的根源，正在于地方本位或普遍的偏见。
我们不得不怀疑，人们对于高效率的规划固有的不信任，对那些笼统称为“官僚主义”体系的嫉恨，会如此容易复活（我们希望是暂时的），这确实令人不安；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担忧，揭示了我们国民教育水平中的断层和弱点，也正凸显了国立研究院要着力解决的痼疾之一。国立研究院会攻克这个弱点，对此我们毫不怀疑。因为正如朱尔斯先生愉快地称研究院为伟大的“和平努力”，在研究院的背后，是国家的意志。我们希望，任何带有偏见，胆敢和国研院对立的反对派，都将得到温和的，但是绝对坚决的抵制。
我们从昨天夜里的事件中得到的第二个教训则更令人欢欣鼓舞。最初，许多部门都不信任应该给国研院配备自己的队伍这个建议，并误以为那是国研院自己的“警察力量”。读者们还记得本报尽管并没有赞同这种不信任的态度，但还是给了这种看法以相当篇幅。即便是热爱自由的人们对于国研院警察那种毫无根源的担忧也应得到尊重，因为甚至对于母亲盲目的焦虑，我们也予以尊重。与此同时，我们坚信，现代社会是如此复杂，如果只将执行社会意愿的使命放在一个职责仅仅是防止犯罪和侦破犯罪的机构上，那是不合时宜的：实际上，警察机构迟早必须从日渐膨胀的强制任务中解放出来，这本也不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在其他国家，这个问题的解决彻底打击了自由和正义，这就是“君主集权”[10]。这个事实是任何人难以忘记的。而国研院的所谓“警察”，实际应该叫作“公共执行部门”，则是典型英国式的解决之道。这个机构和国家警察机关之间的关系虽然也许无法说得逻辑上泾渭分明，但我们英国从来也就不热衷于逻辑。国研院的举措和政治毫无关系；如果其措施和犯罪司法相关，那也是因为国研院担当了拯救罪犯的高尚任务——将罪犯从可怕刑罚的领域里转移到拯救处理的范畴内。如果还有人对国研院拥有这样一支力量心存疑虑，那么在艾奇斯托发生的事件就将其必要性展露无遗。国研院的官员们和国家警察机关始终保持着极其亲密的联系，要不是国研院的配合，国家警察机关就会对形势束手无策。正如一位高级警官今天早晨对我报代表所说：“要不是国研院警察，形势很可能难以预料。”如考虑到以上事件，宜将艾奇斯托地区置于国研院警察管控之下一段时间，我们认为英国人民——内心总是现实主义者——不会有丝毫异议。我们还要对国研院警察中的女性成员表达特殊的敬意。她们始终表现得既无畏又冷静，过去几年中我们所见所闻，已经深知我国妇女的这种气质。目下伦敦街头风传的所谓街头机关枪扫射，伤亡数百人的谣言，尚未得到证实。很有可能当我们获得详细的报道时，我们会发现（引用一句近年来某位首相的名言），“确有鲜血长流，不过大多是因为打烂了鼻头”。
另一篇头版文章则是这么写的：
在艾奇斯托发生了什么？
这个问题，是我们《约翰小市民报》希望知道的。在艾奇斯托安置下来的研究院是国立研究院，这就是说，这是属于你我的。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用假装知道研究院里那些聪明脑瓜在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其他每个人对研究院有什么指望。我们希望研究院能解决失业问题、癌症问题、住房问题、货币问题、战争问题、教育问题。我们希望研究院能让我们的孩子们过上更光明、更干净和更完整的生活。我们就能和孩子们一起前进，再前进，按上帝给予每个人的那样，全面推进我们的生活。国研院是我们老百姓的研究院，会给我们带来我们争取的一切。
这时，在艾奇斯托发生了什么？
你相信这场骚乱仅仅是因为有某个斯诺克太太或者柏金斯先生发现房东把他们的店面和份地卖给了国研院而引起的吗？斯诺克太太和柏金斯先生可是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们知道研究院会给艾奇斯托带来更多商机，更多公共设施，大量人口，会爆发出梦想不到的繁荣。我要说，这些骚乱是有人故意捣鬼。
这个指控听起来可能奇怪，但却是真的。
因为我还要再问一次：在艾奇斯托发生了什么？
队伍里有叛徒。不管他们是谁，我都敢这么说。他们可能是所谓信神的人，他们可能有金钱利益。他们也许就是艾奇斯托大学那些老古板的教授和哲学家。也有可能是犹太人。他们可能是律师。我才不管他们是谁，但我有句话要对他们说：放小心了。英国老百姓不会让你们胡来的。我们不能让别人破坏了研究院。
在艾奇斯托该怎么办？
要我说，就该让国研院的院警接管这整个地方。你们有些人也许曾经去过艾奇斯托度假。要是这样，你们就和我一样清楚这个小镇是啥样——小小的、昏昏欲睡的乡村小镇，只有半打警察，十年来游手好闲，因为自行车的灯没开，就会拦下骑车人。让这些可怜的老警察去处理一场早有预谋的骚乱，那是没戏的。昨天夜里，国研院的警察表现出他们可以胜任。我要说的是——我们都该向哈德卡索小姐和她手下那些勇敢的小伙子们，还有她那些勇敢的姑娘们脱帽致敬。让他们放开手，继续干下去。别管官老爷们。
我有个小建议，要是你听见有人背后诽谤国研院的警察，就让他闭嘴；要是你听见有人把国研院警察和盖世太保或者格伯乌[11]相提并论，就告诉他你听过这类鬼话；要是你听见有人谈起英国的自由（他其实说的是愚民主义者的自由、挑剔鬼[12]的自由、主教的自由、资本家的自由）你就要留心说话的人。他就是敌人。告诉他，我说的，国研院就是民主铁拳上的拳击手套，要是他不喜欢国研院，那就趁早滚开别挡道。
与此同时——大家要继续留心艾奇斯托。
我们也许会认为，马克在撰文的热情推动下欣赏此奇文之后，或许会恢复理智，读完这写好的文章后，会厌恶不已。不幸的是，实情几乎是恰恰相反。这工作，他干得越久，就越顺从。
当他最后又誊写了一遍这两篇文章后，他对此已经完全顺从，不存逆反之心了。一个人对自己的作品圈圈点点、爱不释手，当然不希望报社把这文章扔进垃圾堆。这两篇文章他越读越喜欢。而且，无论如何，这不过算是个笑话。他幻想着，到自己年老而又富有的时候，（那时候没准还有个贵族头衔，至少也是德高望重），那时这些往事——国研院丑恶的一面——都已经成为过去，他会给儿孙们讲述如今这疯狂的、难以置信的逸事。（“啊……早年那真是一片混乱啊。我记得有一次……”）此外，他的作品之前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顶多也只是上过书，而那些书的读者也只有大学老师。所以，一想到能上日报——有编辑等着看小样——读者遍布欧洲——他说的话举足轻重，这一切都对他有种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让他整个人激动不已。不久前，他还为能进入布莱克顿学院的“进步派”而激动。但“进步派”和现在这事怎么能相提并论？就好像不是人家让他写这个文章的，而是他自己闹着玩的——这句话，让他感觉整件事似乎都是个恶作剧，不知怎的感到宽慰了些。况且，即便他不做，也总有人会做的。他心里的那个小孩也悄悄地说，像现在这样端坐，痛饮美酒而不醉，为大报纸写文章（还是自己闹着玩的），时间紧迫，“印刷所的学徒就候在门外”，国研院的内部核心圈子都依赖他，他真神气，真是个得胜的大丈夫，现在没人有理由把他看作小角色、小把戏了。
◆〇◆
珍在黑暗中伸出手去，但没有摸到本该就在床头的桌子。她悚然一惊，这才发现她根本就没有躺在床上睡觉，而是站着。她身边一片漆黑，冰冷刺骨。她摸索着，摸到的像是凹凸不平的岩石。空气也颇为怪异——似乎是死寂的空气，封闭的空气。远处的什么地方，好像是头顶上，传来一些噪声，但是传来时已经减弱了，震颤着，好像是透过土地而来。原来是发生了最糟糕的事情——有枚炸弹击中了房子，她被活埋了。但她还没来得及因为这个想法而害怕，就记起来战争已经结束了……哦，在那之后发生了很多事……她嫁给了马克……她见到了监牢中的阿尔卡山……她遇见了卡米拉。然后，她突然大感轻松地想到：“这是我做的又一个梦。不过是又一桩新事，马上就要做完了。没什么可怕的。”
不管这地方究竟是哪里，空间都不很大。她在一面粗糙的墙壁上细细摸索，在转弯时，脚踢上了一件硬物。她弯下身来摸索。这是一张凸起的石头桌子，或者平台，约有三英尺高。上面是什么呢？她有胆量去摸摸吗？但要是不去摸，那会更害怕。她开始伸手探索桌面，马上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尖叫起来，因为她摸到了一只脚。那是只光脚，冰冷，应该是死人的脚。要继续摸索下去，是让她最害怕为难的，但是又似乎不得不探下去。尸体穿着的衣服质地非常粗糙，也凹凸不平，好像有繁复的绣工，而且很宽大。她一边向头部摸索，一边想：死者一定是个极其魁伟的人。在尸体胸部，手感突然一变——就好像在死者所穿的粗长袍上披上了什么长毛动物的皮毛。她开始是这么想的；然后就意识到这些毛发其实是一部胡须。她犹豫着要不要去摸索死者的脸；她担心：只要一摸上脸，死者就会活动，或醒来，或开口说话。她于是静立了一会。这不过是梦；她可以忍受的；但这个梦太可怕了，而且好像发生在很久以前，她就像失足落进了时间的裂缝，落进了一个寒冷的、不见天日的古老过去的坑洞中。珍希望他们不要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太久。要是有人能快点赶来，救她出去就好了。立刻，她眼前就浮现出一个人的形象，虽长髯飘飘，但像神祇那样年轻（这很奇怪），此人浑身笼罩着金色，强壮而又令人感到温暖，他踏着地动山摇的大步走进这个黑暗的地方。梦从此刻开始变得混乱起来。珍想对此人行屈膝礼（此人其实并没有真正到来，但他给珍留下的印象却是光明而深刻的），但是又意识到，她在学校学的几堂舞蹈礼仪课，早已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她不知道如何行屈膝礼，因而手足无措。这时，她醒了。
早饭后，她马上动身前往艾奇斯托去找人，她现在天天找人，找人来替代麦格斯太太陪她。当她走到市场街的尽头，发生了一件事，最终让她下定决心，当天就坐十点二十三分的火车去圣安妮。她当时正走在路上，路边停着一辆大轿车，是国研院的车。她刚走到车边，就有个人从一个店铺里出来，横越过她面前，和汽车司机说了句话，就进了车。他当时和珍是近在咫尺，尽管大雾弥天，珍还是看得很清楚，从周围的景物中一眼就挑出了他：四周是灰色的大雾，匆匆的脚步声，以及艾奇斯托之前闻所未闻的、如今日夜不停的刺耳的车水马龙声。不管在哪里，珍都会一眼认出他：这不是马克的脸，也不是她如今更熟悉的，自己在镜中的脸。她见过这张蓄着尖胡子，戴着夹鼻眼镜，有些让她想到蜡像的脸。她不用去想自己该做什么。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匆匆走过，好像自作主张要去火车站，然后从那里去圣安妮。让她直直向前赶的，不是恐惧（尽管她也被吓得几乎要呕吐）。这感觉是她整个身心立刻对此人产生的完全排斥和憎恶。这个人确实出现了，这个事情实在让人头昏目眩，和此相比，她的噩梦变得不值一提。一想到她从此人身边走过时，他的手可能还触到了她，她就全身战栗。
谢天谢地，火车里很暖和，她坐的车厢也是空的，能坐下来，就已经让她很高兴了。火车在大雾中徐徐行驶，几乎让她睡着。她没怎么想圣安妮，直至火车到了站，她才反应过来：即便走上陡峭的山坡时，她也没有打算，没预先想想她打算说些什么，只是想着卡米拉和丁波太太。她内心的最深层，她孩子气的一面，此刻显现出来了。她想待在好人身边，想远离凶恶的人——这种幼儿园里就有的分辨意识，此刻比任何后来学会的善与恶、敌与友的区分，似乎都更加重要。
四面天光大亮，使她从混沌里惊醒。她举目望去：为什么在如此弥天大雾里，这条弯路还如此清楚？还是仅仅因为乡下的雾和城里有所不同？显而易见，原来灰蒙蒙的景致都白亮起来，几乎是白得耀眼。一片碧蓝就在上空，树荫片片（她已经好多天没有看见过树荫了），突然之间，无垠的碧空和淡金色的太阳都展现开来。珍转身向山庄走去，回眸一看，发现一片白茫茫的雾海中，自己就像站在一个阳光灿烂的苍翠小孤岛岸边。雾海起伏不平，纵横丘壑，但是一眼看上去，是平坦的，一望无垠。雾海中还有别的孤岛。西边那个黑暗的小岛是杉顿上面的树林，她和丹尼斯顿夫妇曾在那里野餐；北边那个大得多，也明亮得多的孤岛，是那些布满洞穴的山丘，几乎可以称得上山脉——温德河正是从那里发源。珍深深呼吸。她为雾海之上浮现的这个世界如此广大而震撼。这些天来，在艾奇斯托生活的人，即便走出门也好像是在室内，因为只能看见近在手边的东西。珍感觉自己已经快要忘记天空有多广阔，地平线有多遥远了。
【注释】
[1] 语出自《哥林多前书》（Corinthians）第十五章。——译注
[2] 同上。
[3] 原文为意大利文ecco。——译注
[4] 奥维德（Ovidius，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代表作为《变形记》（Metamorphoses）。——译注
[5] 原文此处为拉丁文ad metam properate simul，语出自奥维德的《爱的艺术》（Ars Amatoria）。——译注
[6] 约翰·威廉·邓恩（John William Dunne，1875——1949），爱尔兰飞行员，他有一套理论，即平行宇宙论，他认为时间并非只有一个维度，而是有无数维度的时空，每个时空有各自的逻辑和事情发展先后的顺序，可以在偶然的机会前往别的时空。——译注
[7] 指莎士比亚的《麦克白》（Macbeth）中巫婆预言麦克白将成为国王。——译注
[8] 卢比孔河（Rubicon），高卢和罗马界河，罗马将军凯撒越过卢比孔河，进攻罗马。——译注
[9] 斯达奇拉的哲人，指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生于马其顿的斯达奇拉。——译注
[10] 原文为拉丁文imperium in imperio，字面的意思为“君主的统治”。——译注
[11] 格伯乌（Ogpu）：1923至1934年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译注
[12] 挑剔鬼，原文为Mrs. Grundy（葛朗迪太太），英国戏剧家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1764——1838） 所作喜剧《加快耕耘》（Speed the Plough）中的人物，指心胸狭窄、拘泥礼俗、事事好挑剔他人的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