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一次穿越测试进行得相当顺利，虽然我被吓得不轻。我在屋里设了两处恒定点，一个在图书室，一个在厨房。前者是出发点，后者是目的点。我原本计划首先从图书室穿越到正午时刻的厨房，那时候的我正在那儿吃午餐。但凯瑟琳却建议我挑个不会遇见自己的时间行动。
“为什么呢？”我问，“我要是过去的自己撞见了会怎么样？宇宙的时空连续性会受到干扰，还是会发生别的什么严重的事？”
凯瑟琳笑了。“倒不是那样，亲爱的。”她答道，“但那种情况会给你的大脑带来混乱。我建议你在更熟练一点儿后再那么做。总之你今后在实战中也要尽量避免碰到自己，即使不小心撞见了也千万不能持续一分钟以上。它会强迫你的大脑消化两种自相矛盾的记忆，这每次都叫我头痛得不行。索尔声称他在这方面没什么影响，但其他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对遇见过去的自己避之不及，更别提交谈了。时研会早就警告我们，那么做会使我们接连几个小时都没法正常地工作生活。这话可不假，它会对我们的感官造成信息负载。我还听说过一些可怕的传闻，说是在时研会成立之初，专家们想测试一下系统的极限，便做了一些大胆的实验。结果有几个被试者变得……怎么说呢，变得有些失控，他们无法承受长达数小时的两版记忆并存的状况。据说还有个女孩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总之都是些令人不安的传言。”
这听起来也没比干扰宇宙的时空连续性要好到哪儿去。我于是立马打消了和过去的自己坐下来畅聊一番的念头，决定回到三小时前，也就是12点15分。那时科纳正好下楼，在厨房里做三明治。由于太过紧张，我花了近一分钟才调出厨房的场景，又花了半分钟设置到达时间。待一切设定好之后，我听从凯瑟琳的建议，闭上眼睛，在心里想象着厨房的样子。再度睁开眼时，我已经身处厨房了。科纳站在冰箱边，正在全麦面包上一片一片地叠火腿肠。厨房墙上的钟显示现在时间为12点15分。
“你在看什么呢？”他问，低头检查自己的衣服是不是站上了蛋黄酱或芥末。
我朝他微微笑了笑，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圆挂件上，调出了我在图书室的一扇窗边设置的恒定点的景象。眼前的景象很清晰，我从窗玻璃上看到了凯瑟琳的身影，她正盯着我离开时所站的地方。我又调出时间设置栏，上面显示的时间还是我刚离开的时间，我将它往后拨了五秒钟。像刚才一样，我一眨眼，再度睁眼的时候已回到了图书室内，凯瑟琳站在距我几步外的地方，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
“我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目睹有人成功穿越。”她抱住了我，眼里闪着泪光，“你知道吗，凯特，我开始看到一丝成功的希望了。”
第二天一早，我在读凯瑟琳的工作日记时突然意识到了一点：我们在寻找凯瑟琳被杀日期时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最简单的方法，难道不该是守着观察凯瑟琳每次穿越到达的恒定点吗？我们从最后一次穿越开始向前查起，直到看到凯瑟琳第一次按时出现在恒定点的那天——那么她一定是在那次考察中被谋杀的，不是吗？正是因为在那一次被杀了，所以她之后也无法再穿越。”
科纳和凯瑟琳彼此看了一眼，似乎被逗乐了。“现在我们中总算有人能操作时研会设备了，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棒极了。”凯瑟琳说，“看来这一次，是我们掉入了线性思考的陷阱里。”
凯瑟琳先前打印出来的穿越日期表里没有写具体的到达时间，于是科纳又重新开始整理所需的信息。他一边翻着日记，一边不时地从键盘边的透明塑料桶里抽出一根面包棒来咀嚼。有两个事实都让我觉得神奇——首先，科纳那么能吃却还很瘦；其次，从他嘴里掉出来的饼干屑都撒到了键盘按键的缝隙里，可那键盘居然还能正常工作！
等他更新完表格，我大致扫了一眼上面的日期，发现有几次考察的时间重合。“为什么有的到达日期出现了两次？”
凯瑟琳耸耸肩。“因为那一天同时发生了很多事。有时候我们既想去参加会场这一头的大会，却不得不去观察会场另一头同时进行的事件。特别是我和索尔一起行动时更有可能遇到这种矛盾，而且我们有时候也需要帮其他学者收集材料。芝加哥世博会时期，我们就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俩是常驻的‘世博会专家’，而几乎所有研究美国历史的学者，无论是政治、文学、音乐、科学，还是任何一个领域，基本上都会托我们去观察某某人或某某事件。举例来说，你听说过斯科特·乔普林吗？”
我点点头。“一位钢琴家，对吗？拉格泰姆(1)的代表人物？”
“正确，”她说，“你还记得理查德吗，也就是我之前提过在最后一次穿越时和我交换目的地的那位朋友？他知道乔普林在世博会期间，曾在芝加哥某个地下酒吧进行乐队演出，但对具体细节并不了解。如果他要亲自去一趟19世纪90年代，就得花上好一番工夫准备。但我和索尔在考察中只需要稍稍打听一下，就能顺道去听乔普林的演奏，录下音频交给理查德去分析。我还帮一名研究连环杀手的同事搜集过一些数据——世博会期间出现了一个可怕的连环杀手，专门猎杀年轻妇女。另外，我还拿了一本介绍‘美国有色人种纪念日’的宣传册，供研究种族关系的学者细读。”
她扮了个鬼脸。“讲个有趣的事。当时，世博会的高层为了好好庆祝一番那个纪念日，决定在会场到处派发西瓜(2)给来宾。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当时是美国驻海地总领事，因此代表海地参与了世博会，他可被主办方这举动气得不轻。”
我大笑。“我猜也是。可是让多个版本的自己在同一片区域活动，不是很危险吗？”
“那倒没有，”她答道，“世博会上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访客，只要我注意不靠近自己早些时候所在的区域，就没什么人会发现有两个我。而且时研会化妆道具部的实力也不可小觑。有一次，我在街上亲眼看到另一个自己在穿马路，当时居然没认出来，等走了好几步之后才猛然反应过来。另外，我们在考察时往往保持低调，尽量做到只旁观不插手——当然，我是那么做了，索尔后来显然另有自己的主意。”
在索尔破坏整个系统前，他和凯瑟琳的最后一次考察是在1873年的波士顿，他俩正是在这趟旅程中发生了争吵。以波士顿为目的地的考察另外还有两趟，而此前的二十二次穿越大多数都是在1893年的芝加哥各地。
“世博会就在1893年，对吗？”我拿起《恒定点日志》，从最后一条记录开始往前翻了起来，“我真心认为我们要找的日期就在这其中。毕竟他们在地铁上抢去的日记里记录的就是19世纪90年代的内容。”
话虽如此，但鉴于前往波士顿的考察是凯瑟琳和索尔共同行动的最后两回，我还是决定从那两回的日志开始看起。波士顿地区设了17个恒定点，但凯瑟琳说她和索尔只使用过法尼尔厅附近的那个点。法尼尔厅恒定点的位置与惯例一样，设在一条狭小的巷子里。我调出恒定点影像，将时间设置到了凯瑟琳预定到达时间的一分钟之前：04181873_06:47，4月18日，1873年，早上6点47分。
几分钟后，一只硕大的老鼠窜进了我的视线。我大吓一跳，险些打乱了注意力。而几秒钟后，一个男人出现了——他的身子占了大半个屏幕，我甚至能看清他身穿的黑色外衣上的线头。随着他渐渐走远了一些，画面上露出了他的面孔，我一下子认出了那就是索尔·兰德。他个子中等，一头深棕色的头发，皮肤苍白，严厉的表情与我在凯瑟琳日记中看到的两张照片上一模一样。他脸颊周围的胡子看得出经过精心打理，唇上没有留须。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就像是略矮一截的亚伯拉罕·林肯(3)，或许长相比林肯更英俊一些，性格却更为阴沉。当然，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联想，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他头上戴着的黑色大礼帽。凯瑟琳并未同他一道出现。
索尔猛地转过头，眯着的双眼直直地盯着我，仿佛知道我正在看着他。我倒抽一口凉气。紧接着，我意识到他只是在观察小巷，确保没人撞见他的出现，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于是去查倒数第二次考察的恒定点影像，结果扑了个空。我在恒定点附近等了好几分钟，可谁也没有出现，连那只吓人的老鼠都没看见。看来这次穿越要么是改期了，要不就是索尔索性没去。
由于两次波士顿之旅中都不见凯瑟琳的影子，我便将这个城市从表格上划掉，转而将注意力对准了芝加哥。芝加哥的世博会会场内共设有四个恒定点，被用得最频繁的那个点位于茂林岛。茂林岛是一片隐蔽而昏暗的地区，岛上的树林搭起了厚厚的荫蔽，荫蔽下长满了植物藤蔓。据恒定点约二十码开外的地方隐约有个小木屋，小屋外头挂着各种动物的犄角作为装饰，门前的小路上还有几张长椅。第一回，谁也没有出现。我透过层层树叶顺便观察了一下周围，晨光中的人行道上偶尔有人路过。
我继续观察再之前一次的穿越。终于，我迎来了久等的发现。我盯着恒定点守了约十五秒钟，忽然看到了两个人影。我认出其中一个正是凯瑟琳。一瞬间，两种矛盾的情绪涌上了我心头：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日期自然叫人欣慰，可一想到不久后我也得穿着和凯瑟琳差不多的戏服走来走去，我就有些头疼。
凯瑟琳身边的人正是我在1873年看到的那名男子。这次他剃掉了脸颊周围的胡须，而是留着又长又翘的八字胡。他和在波士顿时一样迅速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扶着凯瑟琳的胳膊肘，帮她爬上了通往人行道的小坡。凯瑟琳身穿一套灰色连衣裙，裙子上镶着紫色的边，头上戴着顶帽子作为装饰。小小的帽子上却插着两根大得荒唐的淡紫色羽毛。凯瑟琳提着裙摆走在索尔身边。他俩走过小木屋时，屋子里走出来一个八九岁的男孩。男孩一头深色短发，手上提着扫帚，开始清扫堆积在人行道上的落叶。
我将视线朝左迅速一瞥，关闭了日志影像。栩栩如生的清晨秋日园景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熟悉的图书室，只见科纳正弓着背盯着电脑，凯瑟琳则在书架上找着什么书。反差巨大的场景切换让我一时有些发懵。
我拿着表格走到科纳身边，用指甲敲了敲锁定的日期。“找到了，是在芝加哥。凯瑟琳他们是2305年4月30日出发的，于1893年10月28日到达。穿越去那一天的考察应该只有这一次。”
科纳先是点了点头，然后又摇摇头，拿方才正在嚼着的饼干棒指了指靠近表格最顶端的一个日期。“专门去28号的考察任务是只有一次。但是你瞧，2305年2月凯瑟琳还做了一次为期多日的单独考察，从10月27号到29号。”
“这下可好。”我一屁股瘫坐在了凯瑟琳的办公椅上，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所以到时候会场上会有两个凯瑟琳在我眼前走来走去，弄得我稀里糊涂。”
“我想不出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他回道，又咬了一口饼干棒，“至少你可以离开这屋子，去别的地方透透气。”
凯瑟琳从科纳手里拿过表格。“我还记得这两趟考察，当时有很多要去看的。世博会定于十月末闭幕，因此园区人山人海，都是之前因为种种原因耽搁了游览，又不想在闭幕前错过任何好东西的游客们。最后一天原定将举行闭幕式，还安排了一些演讲和烟花表演，结果所有计划都被之后发生的谋杀案给打乱了。”
“谋杀案？”我问，“噢，我记得你提过世博会期间发生了连环杀人案之类的……”
“不不，那和这次的事件没关系。事实上，我指的是一起暗杀。”
“麦金莱总统(4)？”
她摇摇头。“麦金莱总统是在下一届的纽约世博会上被杀的，那是1901年。我指的那起暗杀，是针对时任芝加哥市长卡特·哈里森的。他是个很不错的人，风趣幽默。第二次考察中，我和索尔那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他身边，我知道他那天晚些时候就会遭遇不测，还觉得很难过。”她顿了顿，用手翻着桌上的那堆日记本。“对了，凯特在地铁上被抢走的那本日记里头记的就是那一段。稍等一下，我马上就能找到它的备份。”
她拿过放在最上头的那本日记翻开，通过按钮找到了想看的位置。“就是这儿了。二月出发的那次考察是为了观察市长被暗杀后的公众反应，以及世博会最后几天的样子。这不属于我个人的研究领域，算是为时研会做的基本调查，主要针对展会的文化层面。别忘了世博会举办之时正是经济衰退的年代，美国周边各国的工人都来到了芝加哥想捞点儿活干，我们认为从中可以窥见整个社会的缩影。”
她轻笑了一声。“我当时假扮成某个旅游杂志的写手，还在脖子上挂了一只又大又沉的柯达相机。那时的人们还把它称作便携式相机，可那天结束的时候我可是谢天谢地终于能把那大家伙给摘下来。相机在当时是一股时髦风潮，特别受来参观世博会的年轻人们的欢迎。他们常常出其不意地跳出来，也不经人同意就乱拍一气，年长的游客们管他们叫‘柯达恶魔’。”
“那次考察挺有趣，”她又说道，“但我不记得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事件。我采访了几位达荷美村的人，帮一位研究犯罪史的历史学家搜集了一些关于刚失踪的德国啤酒区女侍应的消息——他认为那名女侍应也是连环谋杀案的遇难者之一，但我没找到任何证据支持或反对他的假设。
“至于四月出发的那次考察，”她一边说，一边又按起了日志上的按钮，“我们是为了去参加‘美国城市日’活动。全美共有约五千名市长因此聚集到了世博会上，我在上一次考察中就对这个节日产生了兴趣。按照计划，芝加哥市长哈里森先带领一个由五十名市长及家属组成的小代表团参观园区，下午再在全体与会市长面前发表大型讲话。上午的小型代表团里还包括美国首位女性市长朵拉·绍特尔，她同时也是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的领导者之一。你知道后来的禁酒令(5)吗？禁止酒精的酿制、售运？”
我依稀记得九年级时，有个同学的历史作业就是关于戒酒运动激进分子凯莉·内逊挥着斧头将某个酒吧砸个稀巴烂的事件。我于是点点头。
“绍特尔那个时候已经退任市长之职，我怀疑是谁开了个无聊的玩笑，硬是把她加入了邀请名单。”凯瑟琳继续说道，“虽然大家都知道卡特·哈里森对待女士彬彬有礼，但他爱好饮酒，显然不会赞成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的主张。我当初觉得他俩之间的对话或许会很值得一听，便和索尔混进了代表团。他自称是俄勒冈州一个小城市的市长，我则假扮他的夫人。结果我们的努力却白费了——绍特尔原来是个温顺弱势的小女人，他俩除了打招呼外没多说过一句话。”
“那就奇怪了。她要是那么害羞，为什么当初要竞选市长呢？尤其是在那个年代，”我又补充道，“当时的妇女连投票都不怎么参与。”
凯瑟琳点了点头。“在绍特尔所处的堪萨斯州，妇女有权参与本地政治选举的投票，但她参与竞选并非出于自愿。镇上有些男人开了个玩笑，将她的名字写到了竞选人栏上，哪知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镇上大多数女性，甚至一部分男性都情愿选她做市长，而不是其他几位男性候选人。不得不承认，她在那样的情况下赢得了选举，当选后也没有临阵脱逃，这一点还是很值得佩服的。但她对于女性权利的积极性也就到此为止了。”
“总的来说是一趟令人失望的考察，”凯瑟琳说道，“不过我倒是如愿坐了一回摩天轮。之前我每次单独来考察的时候，摩天轮前总排着长长的队，而和索尔一起来的时候，他又不肯跟我去坐——他特别恐高。这一次我们和市长带领的代表团一起，自然就能优先体验一下。团里不少人决定不去坐，可索尔不想被别人当成胆小鬼，硬是跟我一起上去转了一圈。他全程脸色铁青，末了下来的时候差点吐在一个小贩身上。”她补充道，脸上挂着一丝愉快的微笑。
在掌握了凯瑟琳被杀的时间和大致地点后，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轮到了我本人。为了成功进入世博会，我必须进行一番由里到外的准备。外部准备工作包括在网上购买大量的丝绸、蕾丝和束身胸衣——打从我拆开快递包裹的那一刻起，就对那胸衣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情绪。凯瑟琳还留着她当年为穿越到1853年而准备的行头，但那对于我要去的年代来说也已经过时四十多年了。在芝加哥世博会举办的年代里，时髦潮流由异想天开的巴黎设计师们说了算，虽然等“最新”时髦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还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索性别管这些繁琐的服装了，直接让我穿成酒吧女侍应的样子去不好吗？”我问，“或者打扮成照片里的那些埃及舞者的样子？她们的穿着看上去舒服多了……”
凯瑟琳轻蔑地哼了一声，坐到电脑前，打开一个浏览窗。“凯特，你对那个时代现在也有一定了解了，应该知道他们的阶级观念。你到了那儿之后需要去哪些地方、和什么样的人交谈，现在都还是未知。一个酒吧女侍应要是混进了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市长小型代表团里，一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而你若是穿得像是一位颇有地位的淑女，就能爱打听谁就打听谁，不管他们是什么地位的人。穿对了衣服，就打开了门路……”
凯瑟琳在浏览器里搜了一下19世纪90年代裙装的图片，我惊讶地发现网上竟然可以找到那个年代的时尚杂志的电子版。一本名叫《潮流图样》的杂志里甚至还给出建议，教读者如何缝制裙子、设计首饰和发型。
第二天，我们请来附近一位婚礼设计师帮我设计服装。凯瑟琳坚持要求裙子必须正反两面可穿，里头的布料花色要与外层的有所区别，贴身的上衣和衬裙还得各缝上一只隐蔽的口袋。听了凯瑟琳的要求，设计师疑惑地抬了抬她那精心修剪过的细眉。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设计要求并非不可理解，毕竟我可能需要在会场多待一天，也无法提着行李到处走动。我还得将时研会钥匙保管在触手可及的位置，而凯瑟琳又执意要我多带一块圆挂件以及一些备用钞票，说是为了以防万一。然而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对设计师解释说定制裙子是为了参加一场化妆晚会，她自然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套正反两用裙子，外加厚重的隐藏口袋（厚重的材料是为了防止圆挂件的光芒外透）。可面对我们开出的高价报酬，设计师稍稍犹豫了一下后就颇为精明地点头答应了下来。
而我全程唯一要做的，就是忍着不耐烦的情绪站在屋子中央，任由设计师的助手对我全身好一番测量，然后一遍遍试穿、试簪子，不时被提醒：“站直了，别驼背！”当然了，最终制作出来的成品放在1893年的确算是时髦尖货，可穿在身上真是有够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