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机遇
碧翠丝·陶塞格并没有作报告，然而她认为坎蒂失言讲出的事是重要的。她被允许知道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发生的几乎一切事情，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未列入计划的试验。当有的战略防御计划工作在欧洲和日本进行的时候，没有谁要求阿尔·格雷戈里去作讲解。那说明是俄国人的试验，而且，如果他们用飞机把这个小丑八怪接到华盛顿去——她还记得，他把汽车留在实验室了，那么他们是用直升飞机把他接走的——这一定是件大事。她不喜欢格雷戈里，可没有理由怀疑他那优秀的脑子。她不知道这是什么试验，直到现在还不允许她知道俄国的事，纪律约束了她的好奇心。不能不这样办。她的所作所为是危险的。
这正是有趣的事，不是吗？她对自己笑了。
“只有三个人失踪。”阿富汗人走后，俄国人正在安－26残骸中仔细搜寻。说话的是一个克格勃少校。他从来没有见过坠机，只是由于扑脸的冷空气才没有把他的早餐吐出来。
“您手下的人？”苏军步兵大尉（不久以前还是阿富汗傀儡军里—个营的顾问）四下张望，看他的队伍在外围防线上是否确已就位。他努力使自己不要恶心。看见他的朋友在他面前几乎肠肚流出，是对他生命的极大震动。他不知道他的阿富汗同志在紧急外科手术中熊否活下来。
“我认为还是失踪了。”飞机的机身已破成许多碎片，机上前部的人在坠地时已经被浸在油里烧得无法辨认了。他们还是把所有尸体的碎片收集起来。实际上，少了三具，将由法医们去确定谁死了和谁失踪了。他们对坠机的死难者一般不这样关心——这架安－26在法律意义上属于苏联国家航空公司而不属于苏联空军——这次却要竭尽全力。失踪的大尉属于克格勃第九（警卫）管理局，是一个行政人员，他在这个地区巡回，在某些机密地区检查人事状况和保安活动。他旅行所携文件中包括高度机密文件，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熟悉大量的克格勃人事和活动情况。文件可能已经销毁，因为发现了一些已烧毁的公文包残渣。但是直到少校的死亡被确认之前，莫斯科中心会有一些入愁苦不堪。
“他留下了一个家——噢，一个寡妇。听说他的儿子上个月刚刚死去，是癌症。”克格勃少校平静地说。
“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照顾他的妻子。”大尉回答说。
“是的，我们有一个部门处理这种事。他们会不会把他拖走了？”
“唔，我们知道他们在这儿。他们总是洗劫坠机现场，找寻武器。文件呢？”大尉耸了耸肩，“我们是在和无知的野人交战，少校同志。我怀疑他会对任何文件感兴趣。他们可能从军服上认出他是一个克格勃军官，然后把他拖去肢解尸体。您不会相信他们是怎样对待俘虏的。”
“野蛮人。”这个克格勃咕哝着，“打下一架非武装的客机。”他四下观望，“忠诚的”阿富汗军队——那是对他们的一个乐观的形容词，他嘟嚷着发牢骚——正在把尸体和碎块装进一些橡胶口袋，用直升飞机运回加兹尼，再飞往莫斯科去检验身份，“要是把我手下人的尸体拖走了怎么办呢？”
“我们再也找不到它了。啊，还有点可能性，不过可能性不大。我们每看见一只盘旋的秃鹰，就将派出一架直升飞机，可是……”大尉摇摇头，“其实你很可能已经找到了尸体，少校同志。只需要一些时间来查证就是了。”
“可怜的家伙——坐办公室的人。这原本不是他的辖区，可是指派到这里来的人胆囊有病住院了，他接过了这个额外的工作。”
“他平常的管区是哪里？”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猜想他是想用额外工作去驱散他的苦恼。”
“你感觉怎么样，俄国人？”神箭手问他的俘虏。他们不能提供多少医疗照顾。离得最近的、由法国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医疗队，是在哈桑亥尔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他们自己能步行的伤员正朝那里走去。那些伤势较重的……唉，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的止痛药、吗啡针剂，供应倒还充分，那是瑞士制造的，用来给垂死的人注射以减少痛苦。有时吗啡帮助他们坚持下去，谁要是有复元的希望，就由担架运往东南方的巴基斯坦边境去。那些经过六十英里长途跋涉还活着的人，在米拉姆沙已关闭的机场附近能得到真正医院一样的治疗。神箭手领导这个小队。他成功地说服了他的同志们——这个俄国人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为了这个俄国政治警察和他的文件，美国人会给他们更多的东西。只有部落头人才能驳倒他的这个论点，可是他已经死了。他们赶快按照自己的信仰把尸体埋葬好，现在他去天堂了。这使得神箭手现在成为队里最年长、最受信任的战士。
谁能从他那隧石般坚利的眼光和冷冰冰的言语中，说清楚为什么他三年来第一次产生了侧隐之心？连他本人也弄胡涂了。这些想法怎么会进入他的脑袋里来的？这是安拉的旨意吗？一定是的，他想。别人谁能阻止我去杀死一个俄国人呢？
“痛。”俄国人最后回答。可是神箭手的恻隐心伸不了那么远，“圣战者”带的吗啡是为他们自己用的。他环顾左右，确定没人看见之后，把俄国人的家里人照片递还给他。刹那之间，他的眼光变得温和了。那个克格勃军官看着他，惊讶压倒了疼痛。他那只好的手拿着照片，把它们紧贴在胸前。脸上露出谢意，感谢加上困惑。那人想到他死去的儿子，思考自己的命运。在痛苦得迷迷糊糊之中他打定主意，最坏的情况就是他同他的儿子重聚，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阿富汗人不能使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更痛苦了。大尉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痛苦竟然成为药石，久尝之后，不仅觉得可以容忍，而且几乎觉得舒适。他曾听说这是可能的，但他以前还不相信呢。
他的精神功能还没有完全活动起来。在朦胧状态中，他怀疑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杀掉。他在莫斯科听过许多关于阿富汗人如何对待俘虏的传说……那就是为什么你在本职工作之外自愿承担这次巡逻任务的缘故……他不知道现在是否要送命，也不知道是怎么搞成这样子的。
你不能死，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你必须活下去。你有一个妻子，她受够了苦。他自言自语。她已经在受苦了……思想主动地停止了。大尉把照片塞进胸前的口袋里，在他的身体还在努力自我治疗的的候，听任自己失去知觉。他被捆在一块木板上，放上橇车时，没有醒过来。神箭手带领着他的小队出发了。
米沙醒过来了，战争的声音还在脑海中回荡。外面还一片漆黑——出太阳还早着哩——他第一件想着要做的事是到浴室去，用冷水浇一浇脸并咽下三片阿斯匹林。接着是就着恭桶一阵干呕，只呕出了一些黄胆水，他起来去照镜子，看看自己这位苏维埃联盟的英雄出了什么事。当然，他不能——也不愿——就此不干，可是……可是看看把你弄成什么样子啊，米沙。那曾是明亮透蓝的眼睛如今充血发红，毫无生气，那红润的脸孔变得跟死人一样灰白。他的皮肤下陷，两颊上灰色的胡子茬把这副曾经被称为漂亮的脸孔砧污了。他伸出右臂，跟往常一样，伤疤发硬，看起来象塑料似的。唉。他嗽完口后，就蹒跚着去厨房煮咖啡。
至少还会有点咖啡，那也是他在特需供应商店里买的，还有一个西方制造的煮咖啡的炊具。他琢磨半天吃点什么，最后还是决定只喝咖啡。他的书桌上总是有面包可吃的。不到三分钟咖啡就煮好了，不顾会被那热汤烫坏，一口气就喝下一杯，接着便拿起电话来要车。他让车早点来接他，虽然他没有说今天上午要去澡堂，夜车场接电话的中士知道是什么原因。
二十分钟后米沙在大楼前出现。他的眼睛已经在流泪，在寒冷的西北风中痛苦地眯着眼睛，那风想把他吹回门里去。中士打算伸手去扶住上校，但费利托夫稍稍移动身体，同那要把他推回去的自然之手搏斗，照平常的样子走进汽车，就象他登上他那辆老T-34型坦克去打仗一样。
“上澡堂，上校同志？”司机坐回前面的位子后问道。
“我给你的酒，你卖了？”
“呢，是的，上校同志。”年轻人回答。
“做得对，这比喝了对健康有益一些。去澡堂。快。”上校装做认真的样子，“趁我还活着。”
“德国人没能把您杀死，我的上校，我看这几滴美味的俄国伏特加也不行。”这孩子乐呵呵地说道。
米沙让自己纵情大笑，心情愉快地同意他脑子里的这一闪念。这司机甚至长得象他的下士罗曼诺夫。
“你愿意有朝一日当一名军官吗？”
“谢谢您，上校同志，可是我希望回大学去读书。我父亲是个化学工程师，我想继承他的事业。”
“那么，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中士，咱们动身吧。”
十分钟后，汽车停在一座建筑物前。中士让上校下车，把车停在预定的位置，从那里他能看到大门。他点燃一支烟，翻开一本书。这是一个好差事，比在一个摩托化步兵连里踩着泥泞东奔西跑要好些。他看看表。老米沙一个钟头左右不会回来。可怜的老家伙，他想，这么孤零零的。一个英雄怎么弄得这么悲惨。
在里面，例行程序十分固定，米沙连睡着觉都能照办不误。脱完衣服之后，他取过毛巾、拖鞋和桦树枝，走向蒸汽室。今天来得比往常要早。老顾客们大部分还没有露面。那更好，他增加了流向耐火砖的水量，坐下来让他那象是被猛烈敲打的脑袋能够清醒过来。另外三个人分散在这房间里。他认识其中的两个人，但不很熟识，谁都似乎不想说话。对米沙来说这非常好。只要轻轻动一动，他的上下腭就刺痛，今天阿斯匹林的药力来得慢。
十五分钟后，他那雪白的身体汗如雨下。他抬头看看那服务员，听到他那让人喝酒的行话——那时谁也不想喝——加上关于游泳池的情况。这似乎很象干这一行人所说的话，但它的确切意义是：平安无事，我已做好传送准备。作为回答，米沙用一种夸张的动作擦去眉毛上的汗（这在老军人也是很普通的）。准备好了。服务员离去。米沙开始慢慢地数到三百。当他数到二百五十七的时候，一个酒鬼站起来走了出去。米沙注意到这事，但并不着急。这种事他经历得多了。当他数到三百时，双膝突然一直，站了起来，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房间。
擦身室的空气要凉得多。他看见那人还没有离去，还在同服务员谈些什么。米沙站在那里耐心等待，以引起服务员的注意。他注意到米沙了。这年轻人定过来，上校趋前几步迎上去。米沙在一块松了的瓷砖上绊了一下，差点跌倒了。他那只好胳膊向前伸出。服务员抓住了他，或者说差不多抓住了。桦树枝失落在地面上。
那年轻人马上把它们拾起，帮助米沙站立起来。过不了几秒钟又给他一块淋浴用的新毛巾，并送他前往。
“您没事吧，同志？”那人站在房间的另一头问道。
“没事，谢谢您。我这老胳膊老腿，又碰上这老地板。他们应该好好注意一下这个地板了。”
“他们真该这样。来，咱们一块淋浴吧。”那人说。他大约四十岁，除了双眼发红，无可描述之处。又一个酒鬼，米沙立刻认出来。
“那么，您经历过战争了？”
“坦克兵。在库尔斯克凸形阵地上，德国的最后一门炮打中了我——但我也打中了它。”
“我的父亲曾在那里。他在科涅夫的第七近卫军服役。”
“我在另一个侧翼：第二坦克军，在康土坦丁·罗科索夫斯基的领导下，我参加了最后一次战役。”
“我看得出来为什么，您是……”
“费利托夫，米哈伊尔·谢米扬诺维奇，坦克兵上校。”
“我是克列门蒂·弗拉基米罗维奇·瓦吐丁，但我不是什么英雄。认识您很高兴，同志。”
“老年人是应该受到尊敬。”
瓦映丁的父亲曾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服役，但他是作政委。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以上校身份退休，他的儿子踏上了他的道路，后来在克格勃的机关里工作。
二十分钟后，上校出门去他的办公室，澡堂服务员又从后门溜出去，走进干洗店的门。店主人从机器房里被叫了出来，他正在那里面给一个泵加油。为了安全，这个接受暗盒的人应当既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地点。他把暗盒揣起来，给他三瓶半公升的酒，又回去继续加他的油。每当这样的时候他总是心跳加速。他暗中觉得有趣，当中央情报局“特务”——一个苏联国民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这个隐蔽差事给他个人带来很多经济上的好处。柜台背后的酒类交易使他得到“特券”卢布，可以到硬通货商店去购买西方商品的特级食品。他在洗去手上机油的时候，拿这种好处同任务的紧张相比，又觉得踌躇。他作为这一连串单向传递人的一部分，已经干了六个月。他在这条线上的工作很快就要告一段落（虽然他自己还不知道）。他仍然要传递情报，但不是为红衣主教传递了。不久之后，在澡堂的那个人就会另找工作，这根无名特务的联络线就会中断——即使克格勃第二管理局那些毫不留情的反间谍人员也无可追踪。
十五分钟后，一位老顾客出现了，拿着她的英国上衣。那是一件阿夸斯卡顿公司出品的取掉了拉链活里的衣服。跟往常一样，她说了一些关于要特别注意用最柔和的干洗方法之类的话，他也总是点头答应并抗议说这是全苏联最好的洗衣店。可是这商店没有印好的发票凭证，而是由他在复写板上手写三张。头一张用一根大头针别在衣服上，第二张放在一个小盒里，第三张——他不给顾客，却光检查衣袋。
“同志，您的一些零钱忘在这里了。我谢谢您，可是我们不收额外的钱。”他把钱、收据递过去。加上别的一些东西。就是这样容易。正象在西方那样，人们总不检查衣袋。
“啊，您真是一个可尊敬的人。”这位女土用一种在苏联很普通的、奇怪的正式口气说：“日安，同志。”
“彼此，彼此。”这人答道：“下一个！”
这位女士（她的名字叫斯维也特拉娜）和往常一样出店来走向地铁车站。按她的时间表，如果两个接头人谁要是发生问题的话，她可以悠闲地散散步。莫斯科大街上总是拥挤着忙忙碌碌。脸无笑容的人，许多人用短短一瞥的羡慕眼光看她的衣服。她在GOSPLAN（苏联的经济计划部门）工作，多次到西方旅行，买了好些英国服装。在英国她被吸收参加英国秘密情报处。她被指派到红衣主教这条链上，是因为美国在苏联没有那么多特务可用。她被安排在这条链子的中间，而不在任何一头。她自己向西方提供的资料是低级的经济情报，实际上她偶尔传递情报的工作比她如此自鸣得意的资料要有用得多。当然她的监控人决不会把这点告诉她；每一个特务都认为他或者她自己掌握了迄今所能搞出来的最重要的情报。这使得这个行当更加有趣，加上意识形态（或其它）方面的动力，特务们认为他们约职业是所有行当中最美妙的，因为他们总是必须同他本国最难对付、足智多谋的人去斗智。斯维也特拉娜实际上乐于生活在生和死的锯齿边缘上，虽然她自己也不知这是为什么。她还相信她那身居高位的父亲——一个老资格的中央委员——能保护她的一切。他的权势不是毕竟能使她每年去西欧旅行两三次吗？她的父亲是一个自负的人，但斯维也特拉娜是他的独生女，是他的独生外孙儿的母亲，也是他那宇宙的中心。
她走进库兹涅茨基大桥车站，正看见一列车刚刚开走。时间的安排和配合总是那么难以捉摸。在高峰期间，莫斯科地铁每隔三十秒钟就有一趟，斯维也特拉娜再次对表，她到的正是时候。她的接头人应当是在下一趟车里。她顺着站台走到那确定的地方，正是那趟车第二节车厢的前门，保证她能第一个先上。她的服装帮助了她。她经常被误认为是外国人，而莫斯科人对待外国人是尊重的，这种尊重通常对皇族或者患重病的人才有。她不需等候太久。很快就听到了列车开近的轰隆声。大家都转过头——人们总是那样的——去看那车头的灯光，圆拱的车站里充满了刹车的刺耳尖叫声。门开了，一群人涌出来。斯维也特拉娜上了车，向车后紧走几步。她抓住头上的横杆——座位都满了，没有男人愿意让座——眼睛直视前方，直到列车震动一下又重新开动。她那摘下手套的左手放在上衣口袋里。
她从来没有在列车上见过接头人的脸孔，但她知道他一定看过她的脸。不管他是设，一定是欣赏她那窈窕身材的。她是从他的手势得知的。在车上人群拥挤中，一只手在一份《消息报》的掩蔽下伸向她左边的屁股蛋，停在那里，轻轻地捏它。这可是一件新事，她努力克制着冲动，不看他的脸。可能是一个好情人吧？她可以再要一个。她的前夫就是那么一个……可是，不。这样更好，更有诗意，更俄国式，一个她从来不知道长相如何的男人觉得她更美丽动人。她用拇指和食指紧紧拿住暗盒，等待两分钟后列车在普希金车站停车。她闭着眼睛，感想这个用手抚摸她的接头人的身份和特征，嘴唇上展出了一丝微笑。要是她做出任何出格的表示，一定会使她的专案管理人员十分惊恐。
列车减速了。有的人从座位上站起来，站着的人也乱哄哄地准备下车。斯维也特拉娜把手从衣袋里拿出来。暗盒很滑，她不知道这是洗染店给弄上了水还是油质的东西。那只手离开了她的臀部——最后的、留连不舍的一阵轻压——把手伸上来，在她把脸转向右边时，去接那只小小的金属圆筒。
突然之间，她身后一个老妇人绊了一胶，撞在那接头人身上，他的手打掉了她手里的暗盒。她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车这时停了，那人手脚趴在地上去抓那暗盒。她低头看见那人的后脑勺，既恐惧、更吃惊。他都快秃了，耳朵上边那点头发已经灰白——原来是个老头子！霎时间，他抓住了暗盒，往后一跳，站起身来。老了，可是还灵活，她心想，看到了他的下巴。一个强壮的外形——是的，他会是一个好情人，可能还很体贴，是最好的一种。他飞快走出列车，她心里疑虑全消。斯维也特拉娜没有注意到，在车左边有个男子也站了起来，迎着人流，在车门重新关上之前一秒钟挤出了车厢。
他的名字叫鲍里斯，他是克格勃总部的一个夜班工作人员，现在正要回家睡觉。他本来总是读体育新闻——人所共知的《苏维埃体育报》——可是今天他忘记在总部里的报亭购买了，意外地碰巧看见了在地铁列车肮脏的、黑黑的地板上一个只能是胶卷暗盒的东西，它非常小，不是一般相机所用的。他没有看见那传递未遂的情景，也不知道是谁弄掉了它。他猜想是那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同时注意到他找回那个东西的巧妙手法。一走出车厢，他就认识到这是一次情报传递，但他太惊讶了，没有很快地反应过来，他太惊讶，在上完长长的夜班之后也太疲乏了。
他从前是一个专案人员，在西班牙活动，一次心脏病发作后病退回国，被安排在科里做夜班工作。他的军衔是少校。他觉得按他的工作成绩应该得到上校职衔，可是此刻他脑子里想的不是这些。他的眼睛在站台上搜寻那灰白头发穿棕色衣服的人。在那儿！他举步前行，当他跟上了那人的时候，觉得左胸有一下小小的刺痛。他没有在意。他几年前已经停止抽烟了，克格勃医生说他身体很好。他和那人保持不到五米的距离，就不再靠近。这是需要耐心的时刻。他跟着他走过天桥，来到戈尔科夫车站，走上站台。这里情况变得复杂难办。站台上挤满了要去上班的人，他的猎物看不见了。这个克格勃官员是个矮个子，在人群中处境困难。他敢再往前靠近一些吗？那就是说要推开人群……让大家注意自己。那是危险的。
在这方面他当然受过训练，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他发疯似地转脑子想办法。他懂得外勤技术，懂得怎样识别和摆脱一个尾巴，但他是第一管理局的人，第二管理局那些侦查员的盯梢技术不是他的所长。我现在怎么办？他对自己生气了。多么好的机会！第一管理局的人天然嫉恨他们在第二管理局的对手，抓住他们其中的一个，在——可是，这里要是有一个“二”字号的人怎么办？他看见的会不会是训练中的一次演习？要是一个“二”字号正在办一个与这个跑交通的人有关的案件，他会不会成为挨骂的对象？他会不会因此丢脸？现在我该怎么办？他四下张望，希望能认出那些可能是在跟踪这个间谍交通的反间谍人员。他并不希望识别出他们的脸孔，但愿能得到一个让他走开的信号，他原本以为自己记得那些信号，可是什么也没有。现在我该怎么办？在这冷飕飕的地铁车站里他也出汗了，胸口痛得更厉害了，这使得他更加进退两难。莫斯科地铁的每一段都有密码电话系统，每个克格勃官员都知道怎样使用它，但他知道他没有时间去寻找和启动这个系统了。
他得盯住这个人。他得冒险。如果事实证明他的决定错了呢，他凭本身的资格就是一个有经验的外勒军官，况且他还找过让他离开的信号，“二”字号的人可能责骂他，但他知道他能仰仗第一管理局的领导人来保护他。决心下了，胸部的疼痛平静下去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那个人。这克格勃官员蠕动着穿过人群，忍受着别人的怨言，最后发现他的去路被一群工人挡住，他们正在谈论些什么。他伸长脖子、看看他的猎获物——不错！还站在那里，往右边瞧着……列车开来的声音对他是一个解救。
他站在那里，努力使自己不要老盯着目标。他听见随着“嘶——嘶”的响声，车门开了，下车的人们又带来一片喧闹声，接着又是人们拥向车门的一片刺耳的脚步声。
车里人满了！那人已经上车，可是车门那里人多得要溢出来。这克格勃官员跑步到后门，在车门关闭前抢挤上了车。他认识到这样太明显了，不由得浑身发冷，可是没有别的办法。车一开动，他就往前挤去。坐着和站着的人都注意到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举动。他往前看时，一只手在整理帽子。三、四张报纸“哗哗”作响一任何这种动作都可能是对这个间谍交通员的警告。
其中一人的确是的。艾德·弗利用戴着手套又拿着另一只手套的右手去扶一扶眼镜，转眼看着别的地方。那个交通转身往前走，开始采取脱逃手段。弗利也准备脱逃。那交通应该处理胶卷，首先把它从金属盒里拉出来曝光，然后把它扔在附近的垃圾箱里。他知道过去曾经两次发生这种情况，接头人都清清白白地走开了。他们受过训练，弗利告诉自己，他们知道怎么办。红衣主教应该接到警报，应该另拍胶卷来，还有……但是这事在弗利的任内从未发生过，他使出全部本领才做到脸上不动声色。那交通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在下一站总算是下车了。他没有做任何不一殷、表面上不正常的事。可以说，他在车厢地板上发现这个有趣的小玩意儿，这个东西——是胶卷吗，同志？——已经拉出来了，还以为只是被扔掉的废物呢。这人想在衣袋里把胶卷拉出来。不管是谁，总会让它留出几毫米在暗盒外面，以便一下就能把全部猛拉出来；或者是听人这样说过。可是那暗盒很滑，他捏不住已经曝光的那一头。列车再停时，那交通走出车厢。他不知道谁在盯他的梢。他只知道他得到了一个走开的信号，那信号还告诉他要按上述方法将胶卷破坏掉——但他过去没有这样干过。他竭力不回头看，在人群中跟别人一样很快走出车站。至于弗利，他连车窗外都没有看一眼，这几乎不近人情，但他努力做到，首先是害怕危及他的传递人。
那交通独自一人站在自动扶梯上。再过几秒钟他就可以到大街上了。他得找一个小胡同把胶卷曝光，找一条阴沟把—胶卷连同刚点着的一支香烟扔进去。手那么难以察觉地一动，即使被逮捕，也找不出证据，而且关于他自己的那一套故事，已经灌入脑海，每天练习，足以使克格勃发情的了。现在他的间谍生涯到此结束。他知道这点，一股轻松感传遍全身，使他惊喜，象泡在一个温暖、舒服的澡盆里一样。
外边的空气是对现实的一个冷酷提醒，但太阳升起来了，天空美丽晴朗。他向右边走去。半个街区远的地方有一条胡同和一个带铁篱笆的下水道口可供他使用。走到那里时烟也快抽完了，这是他练习过的另一件事。现在，他只要能从暗盒里把胶卷拉出来，让它在太阳下曝光……他妈的。他把另一只手套滑下来，搓搓双手。这交通用他的指甲去拿住胶卷。成了！他把胶卷弄皱了，又把暗盒放回衣袋，接着——“同志，”他这个年纪的人，声音真够猛的，交通一想。那棕色的双眼发出警惕的光芒，按在他衣袋上的手是强壮的。他看见，另一只手揣在那人的衣袋里，“我要看看你手里的东西。”
“你是谁？”那交通咆哮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那衣袋里的右手猛的一动，“我是要杀死你的人，就在这街上，除非让我看看你手里的东西。我是鲍里斯·丘班诺夫少校。”丘班诺夫知道，马上就不会是少校啦。从这人的脸色看来，他知道，那上校军衔已经到手了。
十分钟后，弗利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派一个手下人实际上是一个女人——上大街上去看处理胶卷成功的信号。他希望自己不过是神经过敏，对一个急于要去上班的过路人反应过敏。可是……可是在那张脸上显出某些职业特点来。弗利不知道是什么，但的确有。他把双手平放在桌子上，瞪着眼睛看了好几分钟。
我什么事做错了？他问自己。他也受过这样的训练，一步一步地分析自己的行动，找缺点，找错误，找……。他被盯梢了吗？当然，他跟大使馆的所有馆员一样常常被盯梢。他个人的尾巴是一个他想象为“乔治”的男子。但乔治常常不在。俄国人不知道他弗利是谁。这一点他很肯定。然而那想法噎住了他的喉咙。在情报行业中，你要是肯定一件什么事情，那就是走向灾难之路。那就是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违背行业之道，从来没有背离过他在弗吉尼亚州约克河畔的皮尔里营受训时学到的东西，然后他在世界各地都运用过。
唉。下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预定的。他到通信室，给雾谷发了一份电传。然而，这份电传是发向一个信箱码，到这儿的信息绝不是例行公事的。收到后一分钟，兰利的一个夜班值勤人员就开车到国务院取回电报。电文的用字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的含义却不然：红衣主教线上出了麻烦，详情后报。
他们没有把他带到捷尔任斯基广场。克格勃总部所在地曾长期作为监狱——为那里发生的一切而设的地牢——现在完全成了办公楼，因为根据帕金森定律〔当代英国历史学家Northcote Parkinsobn的论调之一说，收入大则开支亦随之增多。——译者〕，这个机关已经扩大，并吞了一切能用的空间。如今审讯在列福尔托沃监狱进行，那儿离卫星电影院只有一个街区，有足够的空间。
他独自坐在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那交通没想过要抵抗，他甚至没有认识到，如果他能逃跑或者跟那个逮捕他的人打起来，还可能得到自由。这并不是因为丘班诺夫少校有枪——他没带枪——而仅仅是因为俄国人缺少自由，往往没有积极反抗的观念。他看到了生命的终结。他接受了它。这交通是一个胆怯的人，但他害怕的只是命该如此。你斗不过命运，他告诉自己。
“那么，丘班诺夫，我们得到的是什么？”问话的人是二局的一个大尉，大约三十岁。
“找人把它冲印出来。”他递过暗盒，“我认为这人是接头人。”丘班诺夫叙述了他所见和所做的事情，他没有说他曾把胶卷倒进了暗盒，“我完全是在偶然情况下发现他的。”他这样结束了谈话。
“我还以为您们‘一’字号的人不懂得怎么干呢，少校同志。干得好！”
“我害怕撞上了一次你们的行动和……”
“现在您可知道了。您必须写出一份全面的报告。您要是和这位上士在一起，他可以带你去找一位速记员。我也要去组织一个审讯小组。这需要好几个钟头。可能您想跟妻子通个电话。”
“那胶卷。”丘班诺夫坚持。
“是的。我想自己送到实验室去。如果您同上士一起去，我十分钟后就来找你们。”
实验室在与监狱相对的另一侧。由于许多工作集中在列福尔托沃，二局在这里有一个小设施。大尉把实验室技师从工作室找出来，冲洗过程马上开始。在等候期间，他给上校打了电话。这个“一”字号的人所揭露的还无法估量，但肯定是一件间谍案子，这种案件都是作为最重要事件来处理的。大尉摇摇头。那匹老战马，那个外勤军官，在这么件事情上交了好运。
“完了。”技师回来了。他冲好了胶卷，放大了一张照片，还湿漉漉的。他把放在一个马尼拉纸封套里的胶卷暗盒交还给他，“胶卷是曝光后又倒回来的。我竭力挽救其中一张的一部分。很有趣，但我看不懂上面是什么东西。”
“其余的呢？”
“全完了。胶卷一见阳光，上面的材料就全破坏了。”
技师还在说些什么的时候，大尉仔细观察那放大的照片。那主要是一张图示，还有一些用印刷体写的标题。图上方的字是：明星总体设施#1，另一个标题是激光阵列。大尉骂了一声，就跑步离去。
大尉回来的时候，丘班诺夫少校正在同审讯小组的人在喝茶。情景是同志式的。以后友好程度还会加深的。
“少校同志，您可能发现了极为重要的东西。”大尉说。
“为苏维埃服务。”丘班诺夫平静地回答。这是完美的回答——由党建议的一种回答法。他可能跳过中校而成为上校……
“让我看看。”审讯组组长说。他是一位上校，仔细地检视了照片，“全在这里？”
“其余的都被破坏了。”
上校不满意地嘟哝着。那可能构成一个问题，但也不是太严重。这图足以判明那个场地，不管它是在什么地方。这图画看起来是一个年轻人的作品，其工整又象出自一个妇女之手。上校停下来，向窗外看了几秒钟，“这必须送到最高层去，而且要快。这里描绘的是——唔，我还没听说过，但一定是最大的机密。同志们，你们先开始审讯，我去打几个电话。你，大尉，拿这个暗盒去查指纹，还有……”
“同志，我用手拿过它。”丘班诺夫差涩地说。
“你没有什么可抱歉的，少校同志，你的警惕性不止是作出了榜样。”上校和善地说：“还是得查指纹。”
“那个特务？”大尉问，“审问他怎么办？”
“我们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我知道这么一个人。”上校站起来，“我也给他去个电话。”
许多双眼睛看着他，打量他，他的脸，他的决心，他的智慧。那交通仍然一个人呆在审讯室里。当然，他的鞋带被解下来了，还有皮带、香烟和其它任何能作为自杀武器或镇静心神用的东西也被拿走。他没有办法计算时间，尼古丁缺乏使他烦躁不安，精神更加紧张。他环顾室内，看见一面镜子，那是一面双向镜，可是他不知道。屋子是完全隔音的，使他连从外面走廊上的脚步声来计算时间都办不到。他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但除此以外，他默不做声。终于门开了。
进来的人大约四十岁，穿着挺好的便服，拿着一些纸张。这人绕道走到桌子的那一头，坐下之前对那交通看也不看一眼。等到看他的时候，目光冷淡，毫无兴趣，象一个人在动物园里查看一个异域他乡的动物似的。那交通极力想不动声色地迎接他注视的目光，但是失败了。审讯者已经知道这个人好对付。有十五年的经验，他总是能察觉出来。
“你可以选一条路。”又过了一分钟的样子，他开始说话，声调不严厉；但是实际，“这事对你来说，可能很好办，也可能很难办，你犯了背叛祖国的罪行。我不用告诉你叛国者是什么下场。你要想活，现在，今天，就把一切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们也能查出来，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如果今天你告诉我们，还可以让你活。”
“你们终归是要杀死我的。”交通说。
“那不是真的。今天如果你合作，顶多判处你在严格监管下的劳动营长期劳改。可能我们能利用你去破获更多的特务。那样的话，你会被送到监管不太严的劳改营，期限也可以短些。但要得到这个出路，今天你必须合作。我给你说明白。如果你马上恢复正常生活，你为他们工作的那些人可能不会知道你已被捕。他们还会继续利用你，这就使我们能利用你，在反间谍活动中抓住他们。你要在审讯他们时出庭作证，这才可以使国家向你表示宽大。当众表示宽大也有利于国家。为了实现这些，救你的命，赎你的罪，今天你必须合作。”声音停顿一下，变得更加温和。
“同志，我不乐意给人带来痛苦，但如工作需要，我将毫不犹豫地下命令。你不能抵抗我们要对你采取的措施，谁也不能。不管你多么勇敢，你的肉体总有它的极限。我的也一样。任何人的都一样。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你知道，就这几小时对我们最为重要。在这之后，我们可以按照愿望从容进行。一个人用铁锤能打碎最坚硬的石头。你还是不要自讨苦吃，同志。救救你的命吧。”话音落下，那双忧郁和坚决奇怪地交织在一起的眼光死盯着那交通的眼睛。
审讯者看见他已经胜利了。你的眼睛总会流露真情。挑战的眼睛和无情的眼睛看人时目不转暗。他们可能直盯着你的眼睛，或者常常把眼光集中在你身后墙上的某一点上。那种无情的眼睛盯住一个地方，并从中吸取力量。他不是这种人。他的眼光在室内东看西看。在寻找力量，却又毫无所获。唔，他指望这个人好说话一些。也许再来一个姿态……
“想抽支烟吗？”审讯者掏出一盒烟，抖落一支在桌上。
那个交通把它拾了起来。香烟的白纸是他投降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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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有趣的事，不是吗？她对自己笑了。
“只有三个人失踪。”阿富汗人走后，俄国人正在安－26残骸中仔细搜寻。说话的是一个克格勃少校。他从来没有见过坠机，只是由于扑脸的冷空气才没有把他的早餐吐出来。
“您手下的人？”苏军步兵大尉（不久以前还是阿富汗傀儡军里—个营的顾问）四下张望，看他的队伍在外围防线上是否确已就位。他努力使自己不要恶心。看见他的朋友在他面前几乎肠肚流出，是对他生命的极大震动。他不知道他的阿富汗同志在紧急外科手术中熊否活下来。
“我认为还是失踪了。”飞机的机身已破成许多碎片，机上前部的人在坠地时已经被浸在油里烧得无法辨认了。他们还是把所有尸体的碎片收集起来。实际上，少了三具，将由法医们去确定谁死了和谁失踪了。他们对坠机的死难者一般不这样关心——这架安－26在法律意义上属于苏联国家航空公司而不属于苏联空军——这次却要竭尽全力。失踪的大尉属于克格勃第九（警卫）管理局，是一个行政人员，他在这个地区巡回，在某些机密地区检查人事状况和保安活动。他旅行所携文件中包括高度机密文件，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熟悉大量的克格勃人事和活动情况。文件可能已经销毁，因为发现了一些已烧毁的公文包残渣。但是直到少校的死亡被确认之前，莫斯科中心会有一些入愁苦不堪。
“他留下了一个家——噢，一个寡妇。听说他的儿子上个月刚刚死去，是癌症。”克格勃少校平静地说。
“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照顾他的妻子。”大尉回答说。
“是的，我们有一个部门处理这种事。他们会不会把他拖走了？”
“唔，我们知道他们在这儿。他们总是洗劫坠机现场，找寻武器。文件呢？”大尉耸了耸肩，“我们是在和无知的野人交战，少校同志。我怀疑他会对任何文件感兴趣。他们可能从军服上认出他是一个克格勃军官，然后把他拖去肢解尸体。您不会相信他们是怎样对待俘虏的。”
“野蛮人。”这个克格勃咕哝着，“打下一架非武装的客机。”他四下观望，“忠诚的”阿富汗军队——那是对他们的一个乐观的形容词，他嘟嚷着发牢骚——正在把尸体和碎块装进一些橡胶口袋，用直升飞机运回加兹尼，再飞往莫斯科去检验身份，“要是把我手下人的尸体拖走了怎么办呢？”
“我们再也找不到它了。啊，还有点可能性，不过可能性不大。我们每看见一只盘旋的秃鹰，就将派出一架直升飞机，可是……”大尉摇摇头，“其实你很可能已经找到了尸体，少校同志。只需要一些时间来查证就是了。”
“可怜的家伙——坐办公室的人。这原本不是他的辖区，可是指派到这里来的人胆囊有病住院了，他接过了这个额外的工作。”
“他平常的管区是哪里？”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我猜想他是想用额外工作去驱散他的苦恼。”
“你感觉怎么样，俄国人？”神箭手问他的俘虏。他们不能提供多少医疗照顾。离得最近的、由法国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医疗队，是在哈桑亥尔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他们自己能步行的伤员正朝那里走去。那些伤势较重的……唉，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的止痛药、吗啡针剂，供应倒还充分，那是瑞士制造的，用来给垂死的人注射以减少痛苦。有时吗啡帮助他们坚持下去，谁要是有复元的希望，就由担架运往东南方的巴基斯坦边境去。那些经过六十英里长途跋涉还活着的人，在米拉姆沙已关闭的机场附近能得到真正医院一样的治疗。神箭手领导这个小队。他成功地说服了他的同志们——这个俄国人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为了这个俄国政治警察和他的文件，美国人会给他们更多的东西。只有部落头人才能驳倒他的这个论点，可是他已经死了。他们赶快按照自己的信仰把尸体埋葬好，现在他去天堂了。这使得神箭手现在成为队里最年长、最受信任的战士。
谁能从他那隧石般坚利的眼光和冷冰冰的言语中，说清楚为什么他三年来第一次产生了侧隐之心？连他本人也弄胡涂了。这些想法怎么会进入他的脑袋里来的？这是安拉的旨意吗？一定是的，他想。别人谁能阻止我去杀死一个俄国人呢？
“痛。”俄国人最后回答。可是神箭手的恻隐心伸不了那么远，“圣战者”带的吗啡是为他们自己用的。他环顾左右，确定没人看见之后，把俄国人的家里人照片递还给他。刹那之间，他的眼光变得温和了。那个克格勃军官看着他，惊讶压倒了疼痛。他那只好的手拿着照片，把它们紧贴在胸前。脸上露出谢意，感谢加上困惑。那人想到他死去的儿子，思考自己的命运。在痛苦得迷迷糊糊之中他打定主意，最坏的情况就是他同他的儿子重聚，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阿富汗人不能使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更痛苦了。大尉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痛苦竟然成为药石，久尝之后，不仅觉得可以容忍，而且几乎觉得舒适。他曾听说这是可能的，但他以前还不相信呢。
他的精神功能还没有完全活动起来。在朦胧状态中，他怀疑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杀掉。他在莫斯科听过许多关于阿富汗人如何对待俘虏的传说……那就是为什么你在本职工作之外自愿承担这次巡逻任务的缘故……他不知道现在是否要送命，也不知道是怎么搞成这样子的。
你不能死，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你必须活下去。你有一个妻子，她受够了苦。他自言自语。她已经在受苦了……思想主动地停止了。大尉把照片塞进胸前的口袋里，在他的身体还在努力自我治疗的的候，听任自己失去知觉。他被捆在一块木板上，放上橇车时，没有醒过来。神箭手带领着他的小队出发了。
米沙醒过来了，战争的声音还在脑海中回荡。外面还一片漆黑——出太阳还早着哩——他第一件想着要做的事是到浴室去，用冷水浇一浇脸并咽下三片阿斯匹林。接着是就着恭桶一阵干呕，只呕出了一些黄胆水，他起来去照镜子，看看自己这位苏维埃联盟的英雄出了什么事。当然，他不能——也不愿——就此不干，可是……可是看看把你弄成什么样子啊，米沙。那曾是明亮透蓝的眼睛如今充血发红，毫无生气，那红润的脸孔变得跟死人一样灰白。他的皮肤下陷，两颊上灰色的胡子茬把这副曾经被称为漂亮的脸孔砧污了。他伸出右臂，跟往常一样，伤疤发硬，看起来象塑料似的。唉。他嗽完口后，就蹒跚着去厨房煮咖啡。
至少还会有点咖啡，那也是他在特需供应商店里买的，还有一个西方制造的煮咖啡的炊具。他琢磨半天吃点什么，最后还是决定只喝咖啡。他的书桌上总是有面包可吃的。不到三分钟咖啡就煮好了，不顾会被那热汤烫坏，一口气就喝下一杯，接着便拿起电话来要车。他让车早点来接他，虽然他没有说今天上午要去澡堂，夜车场接电话的中士知道是什么原因。
二十分钟后米沙在大楼前出现。他的眼睛已经在流泪，在寒冷的西北风中痛苦地眯着眼睛，那风想把他吹回门里去。中士打算伸手去扶住上校，但费利托夫稍稍移动身体，同那要把他推回去的自然之手搏斗，照平常的样子走进汽车，就象他登上他那辆老T-34型坦克去打仗一样。
“上澡堂，上校同志？”司机坐回前面的位子后问道。
“我给你的酒，你卖了？”
“呢，是的，上校同志。”年轻人回答。
“做得对，这比喝了对健康有益一些。去澡堂。快。”上校装做认真的样子，“趁我还活着。”
“德国人没能把您杀死，我的上校，我看这几滴美味的俄国伏特加也不行。”这孩子乐呵呵地说道。
米沙让自己纵情大笑，心情愉快地同意他脑子里的这一闪念。这司机甚至长得象他的下士罗曼诺夫。
“你愿意有朝一日当一名军官吗？”
“谢谢您，上校同志，可是我希望回大学去读书。我父亲是个化学工程师，我想继承他的事业。”
“那么，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中士，咱们动身吧。”
十分钟后，汽车停在一座建筑物前。中士让上校下车，把车停在预定的位置，从那里他能看到大门。他点燃一支烟，翻开一本书。这是一个好差事，比在一个摩托化步兵连里踩着泥泞东奔西跑要好些。他看看表。老米沙一个钟头左右不会回来。可怜的老家伙，他想，这么孤零零的。一个英雄怎么弄得这么悲惨。
在里面，例行程序十分固定，米沙连睡着觉都能照办不误。脱完衣服之后，他取过毛巾、拖鞋和桦树枝，走向蒸汽室。今天来得比往常要早。老顾客们大部分还没有露面。那更好，他增加了流向耐火砖的水量，坐下来让他那象是被猛烈敲打的脑袋能够清醒过来。另外三个人分散在这房间里。他认识其中的两个人，但不很熟识，谁都似乎不想说话。对米沙来说这非常好。只要轻轻动一动，他的上下腭就刺痛，今天阿斯匹林的药力来得慢。
十五分钟后，他那雪白的身体汗如雨下。他抬头看看那服务员，听到他那让人喝酒的行话——那时谁也不想喝——加上关于游泳池的情况。这似乎很象干这一行人所说的话，但它的确切意义是：平安无事，我已做好传送准备。作为回答，米沙用一种夸张的动作擦去眉毛上的汗（这在老军人也是很普通的）。准备好了。服务员离去。米沙开始慢慢地数到三百。当他数到二百五十七的时候，一个酒鬼站起来走了出去。米沙注意到这事，但并不着急。这种事他经历得多了。当他数到三百时，双膝突然一直，站了起来，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房间。
擦身室的空气要凉得多。他看见那人还没有离去，还在同服务员谈些什么。米沙站在那里耐心等待，以引起服务员的注意。他注意到米沙了。这年轻人定过来，上校趋前几步迎上去。米沙在一块松了的瓷砖上绊了一下，差点跌倒了。他那只好胳膊向前伸出。服务员抓住了他，或者说差不多抓住了。桦树枝失落在地面上。
那年轻人马上把它们拾起，帮助米沙站立起来。过不了几秒钟又给他一块淋浴用的新毛巾，并送他前往。
“您没事吧，同志？”那人站在房间的另一头问道。
“没事，谢谢您。我这老胳膊老腿，又碰上这老地板。他们应该好好注意一下这个地板了。”
“他们真该这样。来，咱们一块淋浴吧。”那人说。他大约四十岁，除了双眼发红，无可描述之处。又一个酒鬼，米沙立刻认出来。
“那么，您经历过战争了？”
“坦克兵。在库尔斯克凸形阵地上，德国的最后一门炮打中了我——但我也打中了它。”
“我的父亲曾在那里。他在科涅夫的第七近卫军服役。”
“我在另一个侧翼：第二坦克军，在康土坦丁·罗科索夫斯基的领导下，我参加了最后一次战役。”
“我看得出来为什么，您是……”
“费利托夫，米哈伊尔·谢米扬诺维奇，坦克兵上校。”
“我是克列门蒂·弗拉基米罗维奇·瓦吐丁，但我不是什么英雄。认识您很高兴，同志。”
“老年人是应该受到尊敬。”
瓦映丁的父亲曾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服役，但他是作政委。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以上校身份退休，他的儿子踏上了他的道路，后来在克格勃的机关里工作。
二十分钟后，上校出门去他的办公室，澡堂服务员又从后门溜出去，走进干洗店的门。店主人从机器房里被叫了出来，他正在那里面给一个泵加油。为了安全，这个接受暗盒的人应当既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地点。他把暗盒揣起来，给他三瓶半公升的酒，又回去继续加他的油。每当这样的时候他总是心跳加速。他暗中觉得有趣，当中央情报局“特务”——一个苏联国民为美国情报机关工作——这个隐蔽差事给他个人带来很多经济上的好处。柜台背后的酒类交易使他得到“特券”卢布，可以到硬通货商店去购买西方商品的特级食品。他在洗去手上机油的时候，拿这种好处同任务的紧张相比，又觉得踌躇。他作为这一连串单向传递人的一部分，已经干了六个月。他在这条线上的工作很快就要告一段落（虽然他自己还不知道）。他仍然要传递情报，但不是为红衣主教传递了。不久之后，在澡堂的那个人就会另找工作，这根无名特务的联络线就会中断——即使克格勃第二管理局那些毫不留情的反间谍人员也无可追踪。
十五分钟后，一位老顾客出现了，拿着她的英国上衣。那是一件阿夸斯卡顿公司出品的取掉了拉链活里的衣服。跟往常一样，她说了一些关于要特别注意用最柔和的干洗方法之类的话，他也总是点头答应并抗议说这是全苏联最好的洗衣店。可是这商店没有印好的发票凭证，而是由他在复写板上手写三张。头一张用一根大头针别在衣服上，第二张放在一个小盒里，第三张——他不给顾客，却光检查衣袋。
“同志，您的一些零钱忘在这里了。我谢谢您，可是我们不收额外的钱。”他把钱、收据递过去。加上别的一些东西。就是这样容易。正象在西方那样，人们总不检查衣袋。
“啊，您真是一个可尊敬的人。”这位女土用一种在苏联很普通的、奇怪的正式口气说：“日安，同志。”
“彼此，彼此。”这人答道：“下一个！”
这位女士（她的名字叫斯维也特拉娜）和往常一样出店来走向地铁车站。按她的时间表，如果两个接头人谁要是发生问题的话，她可以悠闲地散散步。莫斯科大街上总是拥挤着忙忙碌碌。脸无笑容的人，许多人用短短一瞥的羡慕眼光看她的衣服。她在GOSPLAN（苏联的经济计划部门）工作，多次到西方旅行，买了好些英国服装。在英国她被吸收参加英国秘密情报处。她被指派到红衣主教这条链上，是因为美国在苏联没有那么多特务可用。她被安排在这条链子的中间，而不在任何一头。她自己向西方提供的资料是低级的经济情报，实际上她偶尔传递情报的工作比她如此自鸣得意的资料要有用得多。当然她的监控人决不会把这点告诉她；每一个特务都认为他或者她自己掌握了迄今所能搞出来的最重要的情报。这使得这个行当更加有趣，加上意识形态（或其它）方面的动力，特务们认为他们约职业是所有行当中最美妙的，因为他们总是必须同他本国最难对付、足智多谋的人去斗智。斯维也特拉娜实际上乐于生活在生和死的锯齿边缘上，虽然她自己也不知这是为什么。她还相信她那身居高位的父亲——一个老资格的中央委员——能保护她的一切。他的权势不是毕竟能使她每年去西欧旅行两三次吗？她的父亲是一个自负的人，但斯维也特拉娜是他的独生女，是他的独生外孙儿的母亲，也是他那宇宙的中心。
她走进库兹涅茨基大桥车站，正看见一列车刚刚开走。时间的安排和配合总是那么难以捉摸。在高峰期间，莫斯科地铁每隔三十秒钟就有一趟，斯维也特拉娜再次对表，她到的正是时候。她的接头人应当是在下一趟车里。她顺着站台走到那确定的地方，正是那趟车第二节车厢的前门，保证她能第一个先上。她的服装帮助了她。她经常被误认为是外国人，而莫斯科人对待外国人是尊重的，这种尊重通常对皇族或者患重病的人才有。她不需等候太久。很快就听到了列车开近的轰隆声。大家都转过头——人们总是那样的——去看那车头的灯光，圆拱的车站里充满了刹车的刺耳尖叫声。门开了，一群人涌出来。斯维也特拉娜上了车，向车后紧走几步。她抓住头上的横杆——座位都满了，没有男人愿意让座——眼睛直视前方，直到列车震动一下又重新开动。她那摘下手套的左手放在上衣口袋里。
她从来没有在列车上见过接头人的脸孔，但她知道他一定看过她的脸。不管他是设，一定是欣赏她那窈窕身材的。她是从他的手势得知的。在车上人群拥挤中，一只手在一份《消息报》的掩蔽下伸向她左边的屁股蛋，停在那里，轻轻地捏它。这可是一件新事，她努力克制着冲动，不看他的脸。可能是一个好情人吧？她可以再要一个。她的前夫就是那么一个……可是，不。这样更好，更有诗意，更俄国式，一个她从来不知道长相如何的男人觉得她更美丽动人。她用拇指和食指紧紧拿住暗盒，等待两分钟后列车在普希金车站停车。她闭着眼睛，感想这个用手抚摸她的接头人的身份和特征，嘴唇上展出了一丝微笑。要是她做出任何出格的表示，一定会使她的专案管理人员十分惊恐。
列车减速了。有的人从座位上站起来，站着的人也乱哄哄地准备下车。斯维也特拉娜把手从衣袋里拿出来。暗盒很滑，她不知道这是洗染店给弄上了水还是油质的东西。那只手离开了她的臀部——最后的、留连不舍的一阵轻压——把手伸上来，在她把脸转向右边时，去接那只小小的金属圆筒。
突然之间，她身后一个老妇人绊了一胶，撞在那接头人身上，他的手打掉了她手里的暗盒。她一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车这时停了，那人手脚趴在地上去抓那暗盒。她低头看见那人的后脑勺，既恐惧、更吃惊。他都快秃了，耳朵上边那点头发已经灰白——原来是个老头子！霎时间，他抓住了暗盒，往后一跳，站起身来。老了，可是还灵活，她心想，看到了他的下巴。一个强壮的外形——是的，他会是一个好情人，可能还很体贴，是最好的一种。他飞快走出列车，她心里疑虑全消。斯维也特拉娜没有注意到，在车左边有个男子也站了起来，迎着人流，在车门重新关上之前一秒钟挤出了车厢。
他的名字叫鲍里斯，他是克格勃总部的一个夜班工作人员，现在正要回家睡觉。他本来总是读体育新闻——人所共知的《苏维埃体育报》——可是今天他忘记在总部里的报亭购买了，意外地碰巧看见了在地铁列车肮脏的、黑黑的地板上一个只能是胶卷暗盒的东西，它非常小，不是一般相机所用的。他没有看见那传递未遂的情景，也不知道是谁弄掉了它。他猜想是那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同时注意到他找回那个东西的巧妙手法。一走出车厢，他就认识到这是一次情报传递，但他太惊讶了，没有很快地反应过来，他太惊讶，在上完长长的夜班之后也太疲乏了。
他从前是一个专案人员，在西班牙活动，一次心脏病发作后病退回国，被安排在科里做夜班工作。他的军衔是少校。他觉得按他的工作成绩应该得到上校职衔，可是此刻他脑子里想的不是这些。他的眼睛在站台上搜寻那灰白头发穿棕色衣服的人。在那儿！他举步前行，当他跟上了那人的时候，觉得左胸有一下小小的刺痛。他没有在意。他几年前已经停止抽烟了，克格勃医生说他身体很好。他和那人保持不到五米的距离，就不再靠近。这是需要耐心的时刻。他跟着他走过天桥，来到戈尔科夫车站，走上站台。这里情况变得复杂难办。站台上挤满了要去上班的人，他的猎物看不见了。这个克格勃官员是个矮个子，在人群中处境困难。他敢再往前靠近一些吗？那就是说要推开人群……让大家注意自己。那是危险的。
在这方面他当然受过训练，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他发疯似地转脑子想办法。他懂得外勤技术，懂得怎样识别和摆脱一个尾巴，但他是第一管理局的人，第二管理局那些侦查员的盯梢技术不是他的所长。我现在怎么办？他对自己生气了。多么好的机会！第一管理局的人天然嫉恨他们在第二管理局的对手，抓住他们其中的一个，在——可是，这里要是有一个“二”字号的人怎么办？他看见的会不会是训练中的一次演习？要是一个“二”字号正在办一个与这个跑交通的人有关的案件，他会不会成为挨骂的对象？他会不会因此丢脸？现在我该怎么办？他四下张望，希望能认出那些可能是在跟踪这个间谍交通的反间谍人员。他并不希望识别出他们的脸孔，但愿能得到一个让他走开的信号，他原本以为自己记得那些信号，可是什么也没有。现在我该怎么办？在这冷飕飕的地铁车站里他也出汗了，胸口痛得更厉害了，这使得他更加进退两难。莫斯科地铁的每一段都有密码电话系统，每个克格勃官员都知道怎样使用它，但他知道他没有时间去寻找和启动这个系统了。
他得盯住这个人。他得冒险。如果事实证明他的决定错了呢，他凭本身的资格就是一个有经验的外勒军官，况且他还找过让他离开的信号，“二”字号的人可能责骂他，但他知道他能仰仗第一管理局的领导人来保护他。决心下了，胸部的疼痛平静下去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那个人。这克格勃官员蠕动着穿过人群，忍受着别人的怨言，最后发现他的去路被一群工人挡住，他们正在谈论些什么。他伸长脖子、看看他的猎获物——不错！还站在那里，往右边瞧着……列车开来的声音对他是一个解救。
他站在那里，努力使自己不要老盯着目标。他听见随着“嘶——嘶”的响声，车门开了，下车的人们又带来一片喧闹声，接着又是人们拥向车门的一片刺耳的脚步声。
车里人满了！那人已经上车，可是车门那里人多得要溢出来。这克格勃官员跑步到后门，在车门关闭前抢挤上了车。他认识到这样太明显了，不由得浑身发冷，可是没有别的办法。车一开动，他就往前挤去。坐着和站着的人都注意到这种令人不愉快的举动。他往前看时，一只手在整理帽子。三、四张报纸“哗哗”作响一任何这种动作都可能是对这个间谍交通员的警告。
其中一人的确是的。艾德·弗利用戴着手套又拿着另一只手套的右手去扶一扶眼镜，转眼看着别的地方。那个交通转身往前走，开始采取脱逃手段。弗利也准备脱逃。那交通应该处理胶卷，首先把它从金属盒里拉出来曝光，然后把它扔在附近的垃圾箱里。他知道过去曾经两次发生这种情况，接头人都清清白白地走开了。他们受过训练，弗利告诉自己，他们知道怎么办。红衣主教应该接到警报，应该另拍胶卷来，还有……但是这事在弗利的任内从未发生过，他使出全部本领才做到脸上不动声色。那交通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在下一站总算是下车了。他没有做任何不一殷、表面上不正常的事。可以说，他在车厢地板上发现这个有趣的小玩意儿，这个东西——是胶卷吗，同志？——已经拉出来了，还以为只是被扔掉的废物呢。这人想在衣袋里把胶卷拉出来。不管是谁，总会让它留出几毫米在暗盒外面，以便一下就能把全部猛拉出来；或者是听人这样说过。可是那暗盒很滑，他捏不住已经曝光的那一头。列车再停时，那交通走出车厢。他不知道谁在盯他的梢。他只知道他得到了一个走开的信号，那信号还告诉他要按上述方法将胶卷破坏掉——但他过去没有这样干过。他竭力不回头看，在人群中跟别人一样很快走出车站。至于弗利，他连车窗外都没有看一眼，这几乎不近人情，但他努力做到，首先是害怕危及他的传递人。
那交通独自一人站在自动扶梯上。再过几秒钟他就可以到大街上了。他得找一个小胡同把胶卷曝光，找一条阴沟把—胶卷连同刚点着的一支香烟扔进去。手那么难以察觉地一动，即使被逮捕，也找不出证据，而且关于他自己的那一套故事，已经灌入脑海，每天练习，足以使克格勃发情的了。现在他的间谍生涯到此结束。他知道这点，一股轻松感传遍全身，使他惊喜，象泡在一个温暖、舒服的澡盆里一样。
外边的空气是对现实的一个冷酷提醒，但太阳升起来了，天空美丽晴朗。他向右边走去。半个街区远的地方有一条胡同和一个带铁篱笆的下水道口可供他使用。走到那里时烟也快抽完了，这是他练习过的另一件事。现在，他只要能从暗盒里把胶卷拉出来，让它在太阳下曝光……他妈的。他把另一只手套滑下来，搓搓双手。这交通用他的指甲去拿住胶卷。成了！他把胶卷弄皱了，又把暗盒放回衣袋，接着——“同志，”他这个年纪的人，声音真够猛的，交通一想。那棕色的双眼发出警惕的光芒，按在他衣袋上的手是强壮的。他看见，另一只手揣在那人的衣袋里，“我要看看你手里的东西。”
“你是谁？”那交通咆哮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那衣袋里的右手猛的一动，“我是要杀死你的人，就在这街上，除非让我看看你手里的东西。我是鲍里斯·丘班诺夫少校。”丘班诺夫知道，马上就不会是少校啦。从这人的脸色看来，他知道，那上校军衔已经到手了。
十分钟后，弗利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派一个手下人实际上是一个女人——上大街上去看处理胶卷成功的信号。他希望自己不过是神经过敏，对一个急于要去上班的过路人反应过敏。可是……可是在那张脸上显出某些职业特点来。弗利不知道是什么，但的确有。他把双手平放在桌子上，瞪着眼睛看了好几分钟。
我什么事做错了？他问自己。他也受过这样的训练，一步一步地分析自己的行动，找缺点，找错误，找……。他被盯梢了吗？当然，他跟大使馆的所有馆员一样常常被盯梢。他个人的尾巴是一个他想象为“乔治”的男子。但乔治常常不在。俄国人不知道他弗利是谁。这一点他很肯定。然而那想法噎住了他的喉咙。在情报行业中，你要是肯定一件什么事情，那就是走向灾难之路。那就是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违背行业之道，从来没有背离过他在弗吉尼亚州约克河畔的皮尔里营受训时学到的东西，然后他在世界各地都运用过。
唉。下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是预定的。他到通信室，给雾谷发了一份电传。然而，这份电传是发向一个信箱码，到这儿的信息绝不是例行公事的。收到后一分钟，兰利的一个夜班值勤人员就开车到国务院取回电报。电文的用字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它的含义却不然：红衣主教线上出了麻烦，详情后报。
他们没有把他带到捷尔任斯基广场。克格勃总部所在地曾长期作为监狱——为那里发生的一切而设的地牢——现在完全成了办公楼，因为根据帕金森定律〔当代英国历史学家Northcote Parkinsobn的论调之一说，收入大则开支亦随之增多。——译者〕，这个机关已经扩大，并吞了一切能用的空间。如今审讯在列福尔托沃监狱进行，那儿离卫星电影院只有一个街区，有足够的空间。
他独自坐在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那交通没想过要抵抗，他甚至没有认识到，如果他能逃跑或者跟那个逮捕他的人打起来，还可能得到自由。这并不是因为丘班诺夫少校有枪——他没带枪——而仅仅是因为俄国人缺少自由，往往没有积极反抗的观念。他看到了生命的终结。他接受了它。这交通是一个胆怯的人，但他害怕的只是命该如此。你斗不过命运，他告诉自己。
“那么，丘班诺夫，我们得到的是什么？”问话的人是二局的一个大尉，大约三十岁。
“找人把它冲印出来。”他递过暗盒，“我认为这人是接头人。”丘班诺夫叙述了他所见和所做的事情，他没有说他曾把胶卷倒进了暗盒，“我完全是在偶然情况下发现他的。”他这样结束了谈话。
“我还以为您们‘一’字号的人不懂得怎么干呢，少校同志。干得好！”
“我害怕撞上了一次你们的行动和……”
“现在您可知道了。您必须写出一份全面的报告。您要是和这位上士在一起，他可以带你去找一位速记员。我也要去组织一个审讯小组。这需要好几个钟头。可能您想跟妻子通个电话。”
“那胶卷。”丘班诺夫坚持。
“是的。我想自己送到实验室去。如果您同上士一起去，我十分钟后就来找你们。”
实验室在与监狱相对的另一侧。由于许多工作集中在列福尔托沃，二局在这里有一个小设施。大尉把实验室技师从工作室找出来，冲洗过程马上开始。在等候期间，他给上校打了电话。这个“一”字号的人所揭露的还无法估量，但肯定是一件间谍案子，这种案件都是作为最重要事件来处理的。大尉摇摇头。那匹老战马，那个外勤军官，在这么件事情上交了好运。
“完了。”技师回来了。他冲好了胶卷，放大了一张照片，还湿漉漉的。他把放在一个马尼拉纸封套里的胶卷暗盒交还给他，“胶卷是曝光后又倒回来的。我竭力挽救其中一张的一部分。很有趣，但我看不懂上面是什么东西。”
“其余的呢？”
“全完了。胶卷一见阳光，上面的材料就全破坏了。”
技师还在说些什么的时候，大尉仔细观察那放大的照片。那主要是一张图示，还有一些用印刷体写的标题。图上方的字是：明星总体设施#1，另一个标题是激光阵列。大尉骂了一声，就跑步离去。
大尉回来的时候，丘班诺夫少校正在同审讯小组的人在喝茶。情景是同志式的。以后友好程度还会加深的。
“少校同志，您可能发现了极为重要的东西。”大尉说。
“为苏维埃服务。”丘班诺夫平静地回答。这是完美的回答——由党建议的一种回答法。他可能跳过中校而成为上校……
“让我看看。”审讯组组长说。他是一位上校，仔细地检视了照片，“全在这里？”
“其余的都被破坏了。”
上校不满意地嘟哝着。那可能构成一个问题，但也不是太严重。这图足以判明那个场地，不管它是在什么地方。这图画看起来是一个年轻人的作品，其工整又象出自一个妇女之手。上校停下来，向窗外看了几秒钟，“这必须送到最高层去，而且要快。这里描绘的是——唔，我还没听说过，但一定是最大的机密。同志们，你们先开始审讯，我去打几个电话。你，大尉，拿这个暗盒去查指纹，还有……”
“同志，我用手拿过它。”丘班诺夫差涩地说。
“你没有什么可抱歉的，少校同志，你的警惕性不止是作出了榜样。”上校和善地说：“还是得查指纹。”
“那个特务？”大尉问，“审问他怎么办？”
“我们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我知道这么一个人。”上校站起来，“我也给他去个电话。”
许多双眼睛看着他，打量他，他的脸，他的决心，他的智慧。那交通仍然一个人呆在审讯室里。当然，他的鞋带被解下来了，还有皮带、香烟和其它任何能作为自杀武器或镇静心神用的东西也被拿走。他没有办法计算时间，尼古丁缺乏使他烦躁不安，精神更加紧张。他环顾室内，看见一面镜子，那是一面双向镜，可是他不知道。屋子是完全隔音的，使他连从外面走廊上的脚步声来计算时间都办不到。他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但除此以外，他默不做声。终于门开了。
进来的人大约四十岁，穿着挺好的便服，拿着一些纸张。这人绕道走到桌子的那一头，坐下之前对那交通看也不看一眼。等到看他的时候，目光冷淡，毫无兴趣，象一个人在动物园里查看一个异域他乡的动物似的。那交通极力想不动声色地迎接他注视的目光，但是失败了。审讯者已经知道这个人好对付。有十五年的经验，他总是能察觉出来。
“你可以选一条路。”又过了一分钟的样子，他开始说话，声调不严厉；但是实际，“这事对你来说，可能很好办，也可能很难办，你犯了背叛祖国的罪行。我不用告诉你叛国者是什么下场。你要想活，现在，今天，就把一切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们也能查出来，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如果今天你告诉我们，还可以让你活。”
“你们终归是要杀死我的。”交通说。
“那不是真的。今天如果你合作，顶多判处你在严格监管下的劳动营长期劳改。可能我们能利用你去破获更多的特务。那样的话，你会被送到监管不太严的劳改营，期限也可以短些。但要得到这个出路，今天你必须合作。我给你说明白。如果你马上恢复正常生活，你为他们工作的那些人可能不会知道你已被捕。他们还会继续利用你，这就使我们能利用你，在反间谍活动中抓住他们。你要在审讯他们时出庭作证，这才可以使国家向你表示宽大。当众表示宽大也有利于国家。为了实现这些，救你的命，赎你的罪，今天你必须合作。”声音停顿一下，变得更加温和。
“同志，我不乐意给人带来痛苦，但如工作需要，我将毫不犹豫地下命令。你不能抵抗我们要对你采取的措施，谁也不能。不管你多么勇敢，你的肉体总有它的极限。我的也一样。任何人的都一样。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你知道，就这几小时对我们最为重要。在这之后，我们可以按照愿望从容进行。一个人用铁锤能打碎最坚硬的石头。你还是不要自讨苦吃，同志。救救你的命吧。”话音落下，那双忧郁和坚决奇怪地交织在一起的眼光死盯着那交通的眼睛。
审讯者看见他已经胜利了。你的眼睛总会流露真情。挑战的眼睛和无情的眼睛看人时目不转暗。他们可能直盯着你的眼睛，或者常常把眼光集中在你身后墙上的某一点上。那种无情的眼睛盯住一个地方，并从中吸取力量。他不是这种人。他的眼光在室内东看西看。在寻找力量，却又毫无所获。唔，他指望这个人好说话一些。也许再来一个姿态……
“想抽支烟吗？”审讯者掏出一盒烟，抖落一支在桌上。
那个交通把它拾了起来。香烟的白纸是他投降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