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1187-424号
2004年2月4日，拉里载我去位于康涅狄格州丹伯里的女子监狱，当时距离我作案已经10多年了。前一天晚上，我们是在家里度过的。拉里给我做了一顿精致的晚饭，然后我们在床上蜷作一团痛哭。在2月单调乏味的早上，我们驱车朝未知世界驶去，我想让车开得慢一些，再慢一些。我们右转弯驶进联邦专用区，沿一座小山朝停车场驶去，看到一个庞大的建筑物出现在远方。建筑物周围有3层高高的铁丝网包围着，看起来很恐怖。我敢肯定，里面还有更高级别的防护措施。
拉里把车开到停车场。我们都睁大眼睛互相看着对方。一辆白色的轻型小货车紧跟着我们也进入停车场，货车的车顶上有警灯。我把车窗摇下来。
“今天不准探视。”警官告诉我。
我把头伸出去，以反对的语气来掩饰内心的恐惧。“我是主动来服刑的。”
“那好吧。”他开车离开了。他听到我说主动服刑是不是有点惊讶？我记不清楚了。
在车里，我把身上所有的首饰都取了下来——那7枚金戒指；拉里给我的圣诞节礼物——镶钻耳坠；奶奶给我的蓝宝石戒指；手腕上一直戴着的50年代男式手表；曾让爷爷十分恼怒的耳朵上其他所有的耳钉。我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和一件长袖T恤。我虚张声势地说：“我们进去吧。”
我们走进大厅。一个平和的制服女警在一张高桌子后面坐着。大厅里还有几张椅子、一些储物柜、一个投币式公用电话和一台自动汽水贩售机。到处都一尘不染。“我是主动来服刑的。”我说道。
“等一下。”她拿起电话，对某人简短地说。
“去坐一下吧。”我们坐下来。一直坐了好几个小时。一定都等到午饭时间了。拉里递给我一个法式鹅肝酱三明治，那是他用昨晚剩下的菜做的。我一点都不饿，但还是打开锡纸，近乎悲惨地用力咀嚼每一口。几乎可以确定，我是美国7所最有名的女子学校所有毕业生里面第一个在联邦监狱的大厅里就着健怡可乐吃法式鹅肝酱三明治的人。可是，谁知道呢。
终于，一个相貌相当凶狠的女警官走进了大厅。她有一个很吓人的伤疤，从脸上一直延伸到脖子上。“克尔曼？”她咆哮道。
我们立马站起来。“是的，我就是。”
“他是谁？”她问道。
“我的未婚夫。”
“我带你进去之前他必须离开。”拉里看起来有点愤怒。
“这是规定。这样可以避免问题。有没有携带个人物品？”
我把手里的信封递给她。里面有美国执法官给我的主动服刑指南、我的一些法律文件、25张照片（我养的猫的数量）、朋友和家人的地址、一张290美元的现金支票——书上说可以这么做。我知道在这里，我需要钱打电话和买……一些东西。我想象不到需要买什么。
“你不能把支票带进去。”她把支票递给拉里。
“但我上周打电话咨询过，他们说可以带进去！”
“他必须把支票寄到佐治亚州，他们会处理的。”她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道。
“我们要寄到哪里？”我问。我突然感到非常恼火。
“喂，你没有佐治亚州那个地方的地址吗？”这个狱警一边扭过头去问桌子后面的那个女警官，一边用手指拆开我的信封。“这些照片是什么？里面有没有裸照什么的？”她已经扭曲的脸上扬起一条眉毛。裸照？她是认真的吗？她看着我，好像是在问，我需要把每一张照片都检查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坏女孩吗？
“没有。没有裸照。”我说道。主动服刑才3分钟，我已经感觉到羞辱和挫败。
“好吧，你准备好了吗？”我点点头。“那就告别吧。既然你们还没有结婚，他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探视。”她象征性地往旁边挪了一步，我猜意思是给我们独处的空间。
我看着拉里，躲进他的怀里，紧紧地抱着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他，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都会遇到什么。
他看起来好像要哭；然而同时，他又很气愤。“我爱你！我爱你！”我对着他的脖子和我为他选择的浅棕色毛线衫说。他捏了捏我，告诉我他也爱我。
“我只要有机会就会给你打电话的。”我用嘶哑的声音说。
“好的。”
“请给我的爸妈打电话。”
“好的。”
“你要第一时间把支票寄过去！”
“我知道。”
“我爱你！”
然后，他走出了大厅，用手掌根揉眼睛。他猛地把门关上，快步走向停车场。
那个狱警和我看着他坐到车里。一下子看不见他了，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慌。
她转向我说：“你好了吗？”我一个人和她在一起，不知道在等着我的是些什么东西。
“嗯。”
“那走吧。”
她领着我从刚才拉里出去的那个门出了大厅，向右转，沿着吓人的高高铁丝网围墙向前走。围墙有很多道，每一道之间都有门，我们必须按铃才能通过。她打开大门，我走进去。我回过头去看了看外面的自由世界。下一道门的铃响了。我又走过去，周围都是高高的铁丝网和有刺的金属网。我感到自己很没有经验，越来越害怕。这不是我想象的监狱，不是最最低安全级别监狱监区被描述的样子，看起来根本不像他们说的“联邦俱乐部”（高级监狱）。这让我感到非常恐惧。
我们走到了那个建筑物的门口，同样也是按铃才进去的。我们走过狭小的走廊之后，进入到一个具有社会公共机构特征的瓷砖房间，那里的荧光灯非常刺眼。这个房间看起来很陈旧、暗黑，像病房一样，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她向一间拘留室指了一下，那里有钉在墙上的凳子和带有明显锋利边缘的金属滤网。“在这里等着。”然后她通过一扇门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我坐到了一张对着门口的凳子上。透过一小扇高高的窗户向外望，除了云彩，什么也看不见。我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再次见到漂亮的东西。我沉思自己早期行为的后果，很认真地质问自己为什么没有逃到墨西哥。我踢自己的脚。我想到了15个月的刑期，根本无法平息内心的恐惧。我想让自己停止去想拉里，然后我放弃了这个想法，试图去想象那个时候他在做什么，但是没有成功。
我只是很隐约地知道接下来可能要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必须要勇敢。不是有勇无谋的勇敢，不是喜爱冒险危险的勇敢，不是荒谬地证明自己不害怕的勇敢——而是真真正正的勇敢。当需要安静的时候，能够勇敢地安静；当需要做什么事的时候，能够勇敢地观察；当有人想要诱惑或强迫我做不想做的事的时候，能够勇敢地坚持自我；即使没什么事的时候，能够勇敢地、安静地坚守自己的领地。在鼓励自己一定要勇敢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
“克尔曼！”因为不习惯自己像狗一样被叫喊，她叫了几次我才意识到，她的意思是“过来”。我跳起来，很小心地朝拘留室外面看。“跟我走。”监狱看守刺耳的声音让我很难理解她说的是什么。
她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有两个监狱看守。两人都是秃顶、男性、白人。一个高得出奇，可能得有7英尺那么高；另一个却非常矮。他们两个人都盯着我看，好像我有3个头一样。“主动服刑的。”领我进来的女狱警一边翻看我的文件，一边向他们解释说。她跟我说话的态度好像我是傻子一样，但在过程中又什么都不解释。每次我回答她的问题速度慢了，或者请她重复一下问题的时候，小矮个儿都会嘲笑似的哼一声，或者甚至模仿我的回答。我简直不敢相信地看着他。这种经历真让人无语，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正是如此。这让我很生气，正好转移了之前的恐惧。
那个女监狱看守继续向我大喊提问。我立正站好回答她的问题时，忍不住朝窗户外面看，看外面的自然光。
“跟我走。”
我跟着看守走向拘留室外面的走廊。她在一个装满衣服的架子上乱翻一通，然后递给我一件保守型内裤、一只廉价尼龙子弹头样的文胸、一条松紧带卡其色裤子、一件手术衣样子的卡其色上衣和一双直筒袜。“你鞋尺寸多少？”“9号半。”她递给我一双蓝色帆布拖鞋，在任何一个唐人街的鞋摊上都可以买到的那种。
她指了指塑料浴帘后面的厕所水池区。“脱。”我把运动鞋踢掉，脱掉袜子、牛仔裤、T恤、文胸和内裤。她把这些都拿走了。天很冷。“把胳膊举起来。”我举起胳膊，露出胳肢窝。“张开嘴，把舌头伸出来。转一圈，蹲下，把屁股张开咳嗽。”我永远都不会习惯这一套检查中的咳嗽部分，这么做是为了看看人的私处有没有藏违禁品——这么做实在太不自然了。我扭过身来，完全裸体。“穿上衣服。”
她把我自己的衣服放进一个箱子里——他们会把这个箱子寄给拉里，就像寄回一个牺牲士兵的个人物品一样。那个子弹头式的文胸虽然看起来很丑，也让人发痒，但尺码还可以。其他所有卡其色监狱服也都如此，这让我有点惊讶。她看人尺寸的眼光的确可以。几分钟后，我就转变成了一个囚犯。
这时候，她似乎对我稍微温柔了一些。在我进行指纹识别的时候（这是一个凌乱而且需要亲密接触的过程），她问道：“你跟那个家伙多长时间了？”
“7年。”我闷闷地回答。
“他知道你做过的勾当？”
勾当？她知道什么！我的脾气再一次冒起来，我对抗似的说：“那是10年前的事了。他与此无关。”她听到这回答似乎有点惊讶，我把她的反应当作精神胜利。
“因为你们没有结婚，所以你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见到他，要等到他的名字出现在你的探视名单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见到拉里，这个残酷的事实让我立马衰败下来。监狱看守对于她刚才给我的致命一击漠不关心。
她正忙着看谁会用身份证摄像头。每个人都过去鼓捣一番，最后终于给我拍了一张看起来非常像杀人恶魔艾琳·伍尔诺斯的照片。我的下巴高傲地仰起来，看起来很难看。后来，我发现每个人的监狱身份证照片看起来要么像杀人犯，要么受到惊吓一样的悲惨。不管怎么样，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属于前者，虽然当时的感觉更像后者。
身份证是红色的，上面有一个条形码和“美国司法部联邦监狱管理局——囚犯”的字样。除了那张难看的照片，身份证上还有我的新注册号，数字很大：11187-424。最后3个数字指代的是给我判刑的区——北伊利诺斯州。前面5个数字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是我的新身份证号。就像我6岁的时候，大人教我记下阿姨姨夫的电话号码一样，当时我也默默地把注册号记在心里。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
身份证灾难过后，女看守说：“伯特斯基先生要跟你谈话，但你得先去体检。”她朝另一间小房间指去。
什么先生？我走过去，盯着窗外看，被铁丝网和我刚离开的世界困扰着，直到医师——一位肥胖的菲律宾男人——走过来看我。他进行最基本的医疗询问，这个很快，因为我非常健康。他告诉我需要进行肺结核测试，我伸直一条胳膊。“血管很好！”他非常真诚地感叹道。“没有针孔痕迹！”考虑到他说这话时没有讽刺语气，我很感激他。
伯特斯基先生50岁左右，长得很敦实，留着大胡子，蓝色的眼睛水灵明亮，跟我到目前见到的其他监狱工作人员都不一样的是，他一看就很聪明。他当时正靠在一张椅子上坐着，前面摆着一些文件。那是联邦调查局对我的判刑前调查，这份调查应该包括一个人犯罪的基本事实、前科、家庭背景和子女情况、成瘾物品使用史、工作经历，以及其他重要内容。
“克尔曼？坐下。”他示意的同时看着我。我感觉他看人的方式是经过练习的，是审慎敏锐的打量。我坐下了。他沉默着看了我几秒钟。我保持下巴笔直，没有看他。“你过得好吗？”他问道。
有人竟然有心会问我过得好不好，这让我感到很吃惊。我不禁对他满怀感激。“我还好。”
“是吗？”
我点点头，心想这对我后面艰难的日子是个好事。
他朝窗外望去。“一会儿我会让他们把你带到监区。”他说道。
我的大脑放松了一些，心理也没那么紧张了。我随着他的目光望向窗外，终于不用再在这里面对那个邪恶的小矮个儿了，我心里感到相当解脱。
“我是你在监区的辅导师。我已经在读你的档案了。”他指了指桌上我的判刑前调查。“有点不寻常。相当大的案子。”
是吗？我意识到自己根本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大案子。如果我是那么大一个案子的罪犯，那么监狱里谁会跟我住在一个房间呢？
“你退出这个案子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接着说。“这是相当不寻常的。我可以感觉到你从退出之后成熟了。”他看着我说道。
“是的，我想也是。”我咕哝着说。
“我已经在这个监区工作了10年，我负责管理。这是我的监区，我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
我当时感到很宽慰，这让我自己都有点难为情：我不想让这个人或者任何监狱的工作人员成为我的保护者。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是我遇到的最接近真实的人。
“我们这里什么类型的人都有。你真正必须小心的是其他囚犯。有些人还可以，除非你主动，不然没有人会跟你胡来。这年代，女人打架的不多。她们聊天、八卦、传播谣言，所以也可能会谈论你。这些人里面有些人可能会想，你认为自己比她们强。她们可能会说，‘哦，她有钱。’”
我感觉有点不安。我就是那样的人吗？我会被人看作是下贱的有钱婊子吗？
“这里还有女同性恋。肯定有，但是她们不会惹你的。一些人可能会尝试跟你做朋友什么的——远离她们就行了！我想让你明白，你不是非得有女同性恋性行为。我是一个守旧的人，我不允许那样的乱搞。”
我很努力地忍着不笑出来。看来他没有那么仔细地看我的文件。“伯特斯基先生？”
“什么事？”
“我想知道我的未婚夫和母亲什么时候可以来看我？”我无法控制嗓音里不满的语气。
“他们都在你的判刑前调查里，是吧？”我的判刑前调查里详细记录了我所有的直系亲属，包括拉里，他也被鉴定部门请去谈过话。
“是的，他们都在里面，还有我的父亲。”
“判刑前调查里的人都可以探视。他们这个周末就可以来。我会确保探监室的名单上有他们的名字。”他站起来。“你只要记住，你会没事的。”他拿起我的文件，走了。
我出去从监狱看守那里领各种用品：两张床单、一个枕头套、两条棉毯子、几条廉价白色毛巾和一条擦脸的毛巾，这些东西被塞进一个洗衣网袋里。除了这些，还有一件难看的棕色冬季便服，拉链还是坏的；另外还有一个三明治袋，里面装着一个短粗硬的小牙刷、微型牙膏和洗发香波，以及一块汽车旅馆用的那种长方形肥皂。
通过邪恶铁丝网围着的层层大门朝外走的时候，我为没有关在这里而高兴，不过这个时候，我开始不断地琢磨监区到底是什么样子，根本停不下来地胡思乱想。一辆白色的小型货车在那里等着。司机是一个中年妇女，穿着军队发的便服，戴着太阳镜。她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她化着妆，耳朵上有小型金耳环，看起来好像一个和蔼的意大利籍美国妇女。她很像名字叫罗尔的来自新泽西州的女人。“监狱看守越来越友好了。”我爬上乘客座的时候想。她关上车门，鼓舞人心地对我笑。她很爽朗，我也看着她。
她把太阳镜卡在头顶。“我叫米内塔。我也是一个囚犯。”
“哦。”她也是一个犯人，而且还在开车，还化妆！这让我大吃一惊。
“你叫什么？你姓什么？这里人们都是称呼彼此的姓。”
“克尔曼。”我回答。
“这是你第一次来这里吗？”
“第一次来这里？”我有点迷惑。
“你第一次进监狱。”
我点点头。
“你还好吧，克尔曼？”她一边开着小货车朝一座小山行驶，一边问我。“没有那么糟糕。你会没事的。我们会照顾你的。这里的大家都很好，不过你要小心别被人偷了东西。你要多久？”
“多久？”我低声重复问。
“你的刑期有多久？”
“哦！15个月。”
“还不错。很快就过去了。”
车绕行进入了一个建筑物的后门。那栋楼很长，楼层不高，看起来很像20世纪70年代的小学。她把车停在残疾人坡道附近。车熄火之后，我提着我的洗衣网袋，跟着她朝楼里走去。地上有很多残留的冰迹，冷风穿透我单薄的橡胶鞋底，直接侵入身体。有几个穿着一样丑陋棕色外套的妇女，正站在2月的冷风中抽烟。她们看起来很强硬，也很沮丧。她们都穿着很大很重的黑色鞋子。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已经到了怀孕后期。一个怀孕月份这么大的人在监狱做什么？
“你吸烟吗？”米内塔问。
“不吸。”
“太好了！我们马上去看看你的床铺分配，然后把你安顿下来。那里是餐厅。”她指着左边几节台阶下的房间。整个路上她都在说话，给我解释丹伯里联邦监狱监区的一切，但我都没怎么听懂。我跟着她爬上几个台阶，走进了那个长矮的建筑物。
“……电视室。那里是教育办公室，那是惩教官办公室。你好，斯科特先生！他就是惩教官。他还好。嘿，萨利！”她跟一个高个子的白人妇女打招呼。“这是克尔曼，她刚来，是主动来服刑的。”萨利同情地跟我打招呼，用的也是：“你还好吗？”我点点头，没有说话。米内塔继续她的介绍。“这里有很多其他办公室。向上的那些是房间，下面的那些是宿舍。”她转向我，表情很严肃。“你不能去那边，那不是你去的地方。明白吗？”
我点点头，虽然什么都不明白。很多女人过来把我围起来，有黑人、白人、拉丁美洲人，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在这个内部由油毡和煤渣装饰的新家里，她们七嘴八舌地引起一阵喧嚣。她们都穿着卡其布囚服，跟我穿的不一样。她们也都穿着看起来很大很重的黑色工作鞋。我意识到，我的服装让别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是新来的。我低下头看看脚上小巧的帆布拖鞋、上身穿着的棕色大衣，整个人冻得瑟瑟发抖。
我们沿着长长的主厅往里走的时候，又有几个女的走过来跟我打招呼，说的话都是：“你是新来的……你还好吗？”她们看起来是真的关心我。我除了弱弱地笑一笑，说声“你好”以外几乎不知道怎么回应她们。
“好了，这是辅导师的办公室。谁是你的辅导师？”
“伯特斯基先生。”
“哦。至少他的文书工作还是不错的。等一下，让我看看他们把你放在哪个房间。”她敲了敲门，动作里透着一股权威。她打开门，把头伸进去，看起来很熟练。“你把克尔曼放在哪个房间？”伯特斯基给了一个她能听懂的回复，然后她把我向前领到6号房间。
这个房间有3套上下铺的架子床，6个齐腰高的金属存物柜。我们进去的时候，两个年龄大一些的妇女正躺在两张下铺上。“嗨，安妮特，这是克尔曼。她是新来的，主动服刑。安妮特会照顾你的。”她告诉我。“这是你的床铺。”她指了指一个只有床垫子的空上铺说。
安妮特坐起来。她个头矮小，肤色很黑，大约50岁，留着大头钉似的黑色短发。她看起来很疲惫。“嗨。”她声音沙哑，带着新泽西口音。“你好吗？你叫什么来着？”
“帕波。帕波·克尔曼。”
很明显，米内塔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一再对她表示感谢，丝毫没有掩饰对她的感激。她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安妮特以及另一个没说话的妇女，她个头很小，秃顶，看起来年龄很大，可能接近70岁。我小心翼翼地把洗衣网袋放在我的床铺上，然后环视整个房间。除了钢铁架子床和存物柜，其余到处都是衣架，上面飘荡着衣服、毛巾和网袋，看起来很像许多人居住的简陋房舍。
安妮特下了床，我看到她大约5英尺高。“这是鲁兹小姐。我的东西一直都放在你的存物柜里。我现在就把它们取出来。这是一卷草纸——你需要随身带点。”
“谢谢你。”我手里仍然抓着里面装有文件和照片的信封，现在又多了一卷卫生纸。
“他们有没有向你说查数的事？”她问道。
“查数？”我已经习惯自己像个十足白痴一样的感觉。这就好像我以前一直都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然后突然被放进了一个人口众多的中学大校园。午餐钱吗？到底是什么？
“查数。他们每天要对我们查数5次，你必须在这里或者其他你应该待的地方。下午4点钟查数的时候，我们要站起来。其余4次分别在晚上12点、凌晨2点、5点和晚上9点。他们给你PAC号了吗？”
“PAC号？”
“嗯。打电话必须要有那个。他们有没有给你一个电话单子？没有？你得先填一张电话单，然后才能打电话。但如果你求托里切拉，他可能会让你打一个电话。晚上以后电话归他使用。你哭的话可能会有用。晚饭后去求他。4点钟查数后开始晚饭，晚饭很快。午饭在11点。早饭是从6点1刻到7点1刻。你有多长时间？”
“15个月……你有多长时间？”
“57个月。”
对于这个信息，如果有适当的回复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从新泽西来的中产阶级、中年意裔美国女士做了什么犯法的事，需要在联邦监狱里服刑57个月？她是卡蜜拉·索普拉诺吗？57个月！因为服刑前看了关于监狱的一些书，我知道不能问任何人犯了什么罪。
她看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解围似的说：“是的，很长时间啊。”
“嗯。”我附和道。我转过身去，开始从洗衣网袋里往外拿东西。
就在这时，她尖声叫道：“不要铺床！！！”
“什么？”我惊慌地转过身来。
“我们为你铺。”她说。
“哦……不用，我会铺。”我转回去准备铺配发的涤棉薄床单。
她走到我的床前。“亲爱的。我们。为。你。铺。”她说得非常坚定。“我们知道怎么铺。”
我完全搞不懂怎么回事。我环视了下房间，发现另外5张床铺都非常整洁干净，而且安妮特和鲁兹小姐刚才都躺在她们的罩子上。
“我知道怎么铺床。”我试探性地抗议道。
“听着，让我们铺床。我们知道怎么铺床才能通过检查。”
检查？没有人跟我说过检查的事。
“伯特斯基想什么时候检查就什么时候检查——他就是个疯子。”安妮特说。“他会站在存物柜上面看电灯器具上有没有尘土。他会在你的床上走路。他是个疯子。那个人”——她指了指我的下铺——“不想帮着打扫卫生！”
哦。我也很讨厌打扫卫生，但绝对不想冒惹怒新室友的风险。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认真铺床？”我问道，这是我问的又一个深刻的问题。
安妮特看着我。“不，我们睡觉不用被子。”
“你们睡觉不盖被子？”
“不。我们盖毛巾被睡觉。”
“但是，如果我想盖被子睡觉呢？”
安妮特非常恼怒地看着我，表情就像一个母亲面对6岁顽童的样子。“听着，如果你想这么做，那就这么做吧——那样你将会成为整个监狱里唯一这么做的人！”
这种压力是让人无法抵抗的。看来接下来的15个月我都别想盖着被子睡觉了。我不再去想床铺的问题——一想到好几百个女人都不盖被子睡在军事化的床铺上，我就觉得太奇怪了，简直不敢相信。一个男人就在附近咆哮。“查数时间，查数时间，查数时间！女士们，查数时间！”我看了看安妮特，她看起来很紧张。
“看到那个红色灯了吗？”外面走廊里，狱警站的上方，有一个巨大的红色灯泡，那个时候是亮着的。“查数的时候，那个灯就会亮。那个灯亮着的时候，你最好待在你应该待的地方一动不动，灯灭了才能动。”
女人们在走廊里大叫着东走西奔，两个年轻的拉丁人急匆匆地跑到我们那个房间里。
安妮特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这是帕波。”她们几乎都没瞥我一眼。
“睡在这个铺的人在哪里？”我问我的下铺哪里去了。
“那个人！她在厨房工作，所以在那里查数。你会见到她的。”她做了个鬼脸。“好，嘘！这是站着查数，不许说话！”
我们5个人无声地站在床铺边等着。整个大楼突然变得非常安静，唯一能听见的声音就是钥匙的碰撞声和沉重靴子的走路声。最后，一个男人把头伸进房间，数我们。几秒钟以后，另一个男人走进来，又数了一遍。他离开之后，大家都坐在床上或脚凳上。但我觉得坐在下铺室友的床上不太妥，所以靠在空的存物柜上。几分钟过去了。那两个年轻的拉丁人开始用西班牙语跟鲁兹小姐小声说话。
突然，我们听到：“重数，女士们！”大家又都跳起来，我是以立正的姿势站着的。
“他们总是数错。”安妮特低声说道。
“数人有多难？”
他们又把我们数了一遍，这次很明显看出来没有数错。“晚饭时间到了。”安妮特说。那时候是下午4点半。根据纽约市的标准，这个时间吃晚饭实在是不可思议地未开化。“我们是最后一拨。”
“什么意思，最后？”
狱警正在通过广播系统叫号：“A12、A10、A23，去吃饭！B8、B18、B22，去吃饭！C2、C15、C23，去吃饭！”
安妮特解释道：“他在叫‘荣誉隔间’——她们先吃。然后，他会按照检查时的表现叫宿舍。我们的屋子总是最后叫，我们在检查时表现得总是最差。”
我看着外面那些朝食堂走去的女人，想知道什么是“荣誉隔间”，不过说出来的却是“晚上吃什么啊？”
“肝。”
晚饭由肝和利马豆组成，食堂乱哄哄的，与上学时候的食堂一模一样。这时各种体形、身材和肤色的女人们潮水般涌进大楼主厅，嘴里用英语、西班牙语大声喧哗着。大家好像都在大厅里期待着什么，因为她们几个一起坐在台阶上或排在楼梯平台上，等着不走。我猜我也应该在那里。我努力让自己隐形，去听周围的各种声音，但还是没弄明白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最后，我小心翼翼地问我身边的一个人。
“亲爱的，是邮件点名！”她回答道。
楼梯平台上一个很高的黑人女性好像在摆弄化妆品。我右边的一个人指着她说：“格洛丽亚要回家了。明天起床后就可以回家了！”我又盯着格洛丽亚，她正找人看谁要她手上的一把紫色小梳子。回家！能够离开这里的想法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她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送给大家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和蔼、非常幸福。我感觉好一点了，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也可能会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回家。
我非常想要她的紫色梳子。那把梳子就是我们上初中时放在牛仔裤后面口袋里的那种，我们会突然拿出来整理乱了的刘海。我盯着梳子看，但因为太害羞而不敢站起来去要，然后就被另一个女人接走了。
一个守卫（不是之前米内塔指给我的那个）从狱警办公室走出来。他看起来像一个同性恋色情影星，头发短平黑，留着板刷似的胡子。他开始大声喊道：“邮件点名！邮件点名！”然后开始分发邮件。“奥尔蒂斯！威廉斯！肯尼迪！隆巴尔迪！鲁伊斯！斯凯尔顿！普拉特！普拉特！普拉特！等一下，普拉特，还有。门多萨！罗哈斯！”每一个被叫到名字的女人都会站起来去取邮件，脸上露着笑容，然后走到某个地方读信——可能找到一个比我观察到的更隐秘的地方？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还满怀希望等信的人。“可能明天才到，女士们！”他一边把空邮筒底朝上倒着一边说。
邮件点名之后，我在大楼里转了转，因为穿着薄小的帆布鞋，别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我是新来的，这让我感到非常脆弱。各种新信息在我的大脑里旋转。几个小时下来，我第一次可以静下心想一想了。首先跳入大脑的就是拉里和我的父母，他们一定非常担心。我必须想办法让他们知道我很好。
我非常胆怯地靠近辅导师办公室关着的门，手里攥着一张蓝色的电话单，安妮特已经教我填好了，主要是列出以后我想要打的电话号码。拉里的手机号、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克里斯汀、我的律师。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一声低低的哼声。我小心翼翼地扭动了门把手。
辅导师的名字叫托里切拉，他的表情看起来总是有点吃惊。我进去的时候，他眨着小眼睛看着我，对于我的打扰有点不耐烦。
“托里切拉先生？我是克尔曼，是新到的。她们说我应该来找您……”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压抑着哭声。
“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们说我应该把电话单交上来……我没有PAC号……”
“我不是你的辅导师。”
我喉咙变得非常紧，根本不需要假装哭——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泪水。“托里切拉先生，她们说您可能会让我给未婚夫打电话让他知道我很好？”我在求他。
他看了看我，没有说话。最后，他咕哝着说：“进来，把门关上。”我的心怦怦怦跳得很厉害。他拿起电话，把电话听筒递给我。“告诉我号码，我给你拨。就两分钟！”
拉里的手机拨通了，我闭上眼睛，祈祷他赶紧接电话。如果错失了这次听到他声音的机会，我可能当场就死了。
“你好？”
“拉里！拉里，是我！！”
“宝贝，你好吗？”我能听出来他听到我的声音终于放心了。
那时候眼泪已经流下来，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要浪费了这两分钟或者因为两分钟没有说话而吓住拉里。我用鼻音说：“好，我很好。我真的很好。我很好。我爱你。谢谢你今天把我送过来。”
“亲爱的，不要说傻话。你确定你很好，而不是简单说一说？”
“不是，我很好。托里切拉先生让我给你打电话，但是我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再打给你。不过听着，你这个周末就可以来看我！你应该在探视名单上。”
“宝贝！我周五就过来。”
“妈妈也可以来。请给她打电话，给爸爸打电话，我们一挂电话就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你跟我通电话了，告诉他们我很好。我要过段时间才能给他们打电话。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打电话。还有，尽快把钱汇过去。”
“我已经寄过去了。宝贝，你确定你很好？都还好吗？如果不好你要告诉我。”
“我很好。我有个室友是从新泽西南部来的，她人很好。她是意大利人。”
托里切拉先生清了清嗓子。
“亲爱的，我得挂电话了。我只有两分钟。我太爱你、太想你了！”
“宝贝！我爱你。我很担心你。”
“不用担心。我很好，真的。我爱你，亲爱的。来看我吧。给妈妈和爸爸打电话！”
“我们挂断电话后我就给他们打电话。我还能做什么，宝贝？”
“我爱你！我得挂断了亲爱的！”
“我也爱你！”
“星期五来看我，谢谢你给我的爸妈打电话……我爱你！”
我挂断了电话。托里切拉先生看着我，他那像珠子一样的小眼睛里似乎有点类似同情的东西。“这是你第一次来？”他说。
谢过他之后，我走到走廊，用胳膊擦了擦鼻子，感觉整个人被耗尽了，但却高兴了。我看着走廊那边不能去的宿舍，并好学地研究了下公告栏上写的事件和规则，可惜我都看不明白——洗衣时间表、狱友与各种职员的约会、编织执照，以及周末电影安排表。这个周末播放的电影是《绝地战警2》。
我避免与别人进行眼神交流。尽管如此，还是时不时地有女人主动跟我说话：“你是新来的？亲爱的，你怎么样？你还好吗？”问我话的大部分是白人。这是一个种族礼节，后来我还会看到这种礼节许许多多次。每当一个新人到达这里，她们的部族——白人、黑人、拉丁美洲人或者少之又少的“其他”种族——会立即关注她的处境，把她安顿好，帮着她一起度过开始的阶段。如果你属于“其他”种族——印第安人、亚洲人、中东人——你会受到来自欢迎委员会的最友爱最热情的接待，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个占主导位置的种族。
另一个白种女人给我拿来一块肥皂、一套真正的牙刷和牙膏、洗发香波、一些邮票和写信用的文具、几包速溶咖啡、克雷莫拉牌咖啡乳脂替代品、一个塑料杯子、洗澡用的鞋子——最后一样东西可能是最重要的，可以避免被传染到可怕的足部真菌。后来我才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去监狱日用物资供应店买的。你没有钱买牙膏或肥皂？那就忍着吧。最好希望别的狱友会给你一块。每次有人给我拿来一件个人必需品并安慰我说“都会好起来的，克尔曼”时，我都想放声大哭。
到如今，互相矛盾的东西在我的大脑和内脏里乱成一团。我以前曾经像现在在丹伯里这样完全茫然、无所适从过吗？在这里，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做错事会有什么真正的后果。明年在我看来就像末日火山那样遥不可及，尽管我很快了解到跟这里大部分女人的刑期来比，15个月相当短暂，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所以，尽管知道不应该抱怨，但我感到非常孤苦凄凉。没有拉里、朋友和家人可以听我说话、陪伴我、让我笑、让我依靠。一个少了几颗牙的女人给我除臭肥皂的时候，我会从兴高采烈急转至失望透顶，因为我想到了人生的缺失。我曾经如此无助需要接受陌生人的关爱吗？不过，至少她们都很友爱。
给我崭新洗浴拖鞋的年轻女人叫罗斯玛丽。她脸色苍白，呈乳白色，棕色头发短而弯曲，调皮的棕色眼睛外戴着厚厚的镜片。我一听就感到她的口音很熟悉——受过教育，但明显能听出是马萨诸塞州工薪阶层的口音。她认识安妮特。安妮特说她是意大利人，已经有意跟我打过几次招呼了，现在她到6号房间来给我送阅读的材料。“我是主动服刑的，我当时也很害怕。你会没事的。”她安慰我说。
“你是从马萨诸塞州来的吗？”我害羞地问她。
“我的波斯顿（波士顿）口音一定非常重。我是从闹伍德（诺伍德）市来的。”她笑着说。
她的口音让我感觉好了一些。我们开始谈论波士顿红袜棒球队，以及她在克里最后一次参议院竞选中当志愿者的时光。
“你要在这里待多久？”我天真地问道。
罗斯玛丽脸上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54个月。因为网络拍卖欺诈。不过，我要转到年轻罪犯训练监了，所以如果考虑到这的话……”她开始计算在狱中因表现好而免受惩罚的时间（即减刑时间）以及中间过渡的时间。我又一次被震惊到了，一是因为她提到自己罪行时的随意，一是她的刑期。因为网购欺骗而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54个月？
罗斯玛丽的出现让我备感亲切熟悉——她的口音、她对棒球员曼尼·拉米瑞兹的热爱、她订购的《华尔街日报》，都让我想到了监狱以外的其他地方。
“你需要什么东西的话跟我说就行。”她说。“如果你需要一个肩膀哭泣，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刚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就不停地哭。”
我在监狱的第一个晚上，坚持没有哭出来。事实是，我并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哭，我只是太震惊和疲倦了。早些时候，我背贴着墙，悄悄地走进一个电视室。当时电视正在播放玛莎·斯图尔特的审判，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看着塞满詹姆士·帕特森的书、V·C·安德鲁斯的书和爱情小说的书架，终于找到了一本陈旧的《傲慢与偏见》平装书，然后回到我的床铺——当然是躺在被子上面。我走进了英格兰汉诺威的世界，一个我更加熟悉的世界，这让我感激不已。
新室友不怎么理我。晚上10点钟，灯突然都灭了，我把简·奥斯汀的书放到存物柜上面，然后盯着天花板，听着安妮特呼吸器的声音——她到丹伯里不久就犯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晚上需要呼吸器才能呼吸。鲁兹小姐在另一张下铺，几乎让人察觉不出来她刚接受了乳腺癌的治疗，小小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我开始怀疑，在监狱里最危险的事，是生病。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拉里把车开到停车场。我们都睁大眼睛互相看着对方。一辆白色的轻型小货车紧跟着我们也进入停车场，货车的车顶上有警灯。我把车窗摇下来。
“今天不准探视。”警官告诉我。
我把头伸出去，以反对的语气来掩饰内心的恐惧。“我是主动来服刑的。”
“那好吧。”他开车离开了。他听到我说主动服刑是不是有点惊讶？我记不清楚了。
在车里，我把身上所有的首饰都取了下来——那7枚金戒指；拉里给我的圣诞节礼物——镶钻耳坠；奶奶给我的蓝宝石戒指；手腕上一直戴着的50年代男式手表；曾让爷爷十分恼怒的耳朵上其他所有的耳钉。我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和一件长袖T恤。我虚张声势地说：“我们进去吧。”
我们走进大厅。一个平和的制服女警在一张高桌子后面坐着。大厅里还有几张椅子、一些储物柜、一个投币式公用电话和一台自动汽水贩售机。到处都一尘不染。“我是主动来服刑的。”我说道。
“等一下。”她拿起电话，对某人简短地说。
“去坐一下吧。”我们坐下来。一直坐了好几个小时。一定都等到午饭时间了。拉里递给我一个法式鹅肝酱三明治，那是他用昨晚剩下的菜做的。我一点都不饿，但还是打开锡纸，近乎悲惨地用力咀嚼每一口。几乎可以确定，我是美国7所最有名的女子学校所有毕业生里面第一个在联邦监狱的大厅里就着健怡可乐吃法式鹅肝酱三明治的人。可是，谁知道呢。
终于，一个相貌相当凶狠的女警官走进了大厅。她有一个很吓人的伤疤，从脸上一直延伸到脖子上。“克尔曼？”她咆哮道。
我们立马站起来。“是的，我就是。”
“他是谁？”她问道。
“我的未婚夫。”
“我带你进去之前他必须离开。”拉里看起来有点愤怒。
“这是规定。这样可以避免问题。有没有携带个人物品？”
我把手里的信封递给她。里面有美国执法官给我的主动服刑指南、我的一些法律文件、25张照片（我养的猫的数量）、朋友和家人的地址、一张290美元的现金支票——书上说可以这么做。我知道在这里，我需要钱打电话和买……一些东西。我想象不到需要买什么。
“你不能把支票带进去。”她把支票递给拉里。
“但我上周打电话咨询过，他们说可以带进去！”
“他必须把支票寄到佐治亚州，他们会处理的。”她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道。
“我们要寄到哪里？”我问。我突然感到非常恼火。
“喂，你没有佐治亚州那个地方的地址吗？”这个狱警一边扭过头去问桌子后面的那个女警官，一边用手指拆开我的信封。“这些照片是什么？里面有没有裸照什么的？”她已经扭曲的脸上扬起一条眉毛。裸照？她是认真的吗？她看着我，好像是在问，我需要把每一张照片都检查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坏女孩吗？
“没有。没有裸照。”我说道。主动服刑才3分钟，我已经感觉到羞辱和挫败。
“好吧，你准备好了吗？”我点点头。“那就告别吧。既然你们还没有结婚，他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探视。”她象征性地往旁边挪了一步，我猜意思是给我们独处的空间。
我看着拉里，躲进他的怀里，紧紧地抱着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他，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都会遇到什么。
他看起来好像要哭；然而同时，他又很气愤。“我爱你！我爱你！”我对着他的脖子和我为他选择的浅棕色毛线衫说。他捏了捏我，告诉我他也爱我。
“我只要有机会就会给你打电话的。”我用嘶哑的声音说。
“好的。”
“请给我的爸妈打电话。”
“好的。”
“你要第一时间把支票寄过去！”
“我知道。”
“我爱你！”
然后，他走出了大厅，用手掌根揉眼睛。他猛地把门关上，快步走向停车场。
那个狱警和我看着他坐到车里。一下子看不见他了，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慌。
她转向我说：“你好了吗？”我一个人和她在一起，不知道在等着我的是些什么东西。
“嗯。”
“那走吧。”
她领着我从刚才拉里出去的那个门出了大厅，向右转，沿着吓人的高高铁丝网围墙向前走。围墙有很多道，每一道之间都有门，我们必须按铃才能通过。她打开大门，我走进去。我回过头去看了看外面的自由世界。下一道门的铃响了。我又走过去，周围都是高高的铁丝网和有刺的金属网。我感到自己很没有经验，越来越害怕。这不是我想象的监狱，不是最最低安全级别监狱监区被描述的样子，看起来根本不像他们说的“联邦俱乐部”（高级监狱）。这让我感到非常恐惧。
我们走到了那个建筑物的门口，同样也是按铃才进去的。我们走过狭小的走廊之后，进入到一个具有社会公共机构特征的瓷砖房间，那里的荧光灯非常刺眼。这个房间看起来很陈旧、暗黑，像病房一样，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她向一间拘留室指了一下，那里有钉在墙上的凳子和带有明显锋利边缘的金属滤网。“在这里等着。”然后她通过一扇门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我坐到了一张对着门口的凳子上。透过一小扇高高的窗户向外望，除了云彩，什么也看不见。我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再次见到漂亮的东西。我沉思自己早期行为的后果，很认真地质问自己为什么没有逃到墨西哥。我踢自己的脚。我想到了15个月的刑期，根本无法平息内心的恐惧。我想让自己停止去想拉里，然后我放弃了这个想法，试图去想象那个时候他在做什么，但是没有成功。
我只是很隐约地知道接下来可能要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必须要勇敢。不是有勇无谋的勇敢，不是喜爱冒险危险的勇敢，不是荒谬地证明自己不害怕的勇敢——而是真真正正的勇敢。当需要安静的时候，能够勇敢地安静；当需要做什么事的时候，能够勇敢地观察；当有人想要诱惑或强迫我做不想做的事的时候，能够勇敢地坚持自我；即使没什么事的时候，能够勇敢地、安静地坚守自己的领地。在鼓励自己一定要勇敢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很长时间。
“克尔曼！”因为不习惯自己像狗一样被叫喊，她叫了几次我才意识到，她的意思是“过来”。我跳起来，很小心地朝拘留室外面看。“跟我走。”监狱看守刺耳的声音让我很难理解她说的是什么。
她把我领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有两个监狱看守。两人都是秃顶、男性、白人。一个高得出奇，可能得有7英尺那么高；另一个却非常矮。他们两个人都盯着我看，好像我有3个头一样。“主动服刑的。”领我进来的女狱警一边翻看我的文件，一边向他们解释说。她跟我说话的态度好像我是傻子一样，但在过程中又什么都不解释。每次我回答她的问题速度慢了，或者请她重复一下问题的时候，小矮个儿都会嘲笑似的哼一声，或者甚至模仿我的回答。我简直不敢相信地看着他。这种经历真让人无语，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正是如此。这让我很生气，正好转移了之前的恐惧。
那个女监狱看守继续向我大喊提问。我立正站好回答她的问题时，忍不住朝窗户外面看，看外面的自然光。
“跟我走。”
我跟着看守走向拘留室外面的走廊。她在一个装满衣服的架子上乱翻一通，然后递给我一件保守型内裤、一只廉价尼龙子弹头样的文胸、一条松紧带卡其色裤子、一件手术衣样子的卡其色上衣和一双直筒袜。“你鞋尺寸多少？”“9号半。”她递给我一双蓝色帆布拖鞋，在任何一个唐人街的鞋摊上都可以买到的那种。
她指了指塑料浴帘后面的厕所水池区。“脱。”我把运动鞋踢掉，脱掉袜子、牛仔裤、T恤、文胸和内裤。她把这些都拿走了。天很冷。“把胳膊举起来。”我举起胳膊，露出胳肢窝。“张开嘴，把舌头伸出来。转一圈，蹲下，把屁股张开咳嗽。”我永远都不会习惯这一套检查中的咳嗽部分，这么做是为了看看人的私处有没有藏违禁品——这么做实在太不自然了。我扭过身来，完全裸体。“穿上衣服。”
她把我自己的衣服放进一个箱子里——他们会把这个箱子寄给拉里，就像寄回一个牺牲士兵的个人物品一样。那个子弹头式的文胸虽然看起来很丑，也让人发痒，但尺码还可以。其他所有卡其色监狱服也都如此，这让我有点惊讶。她看人尺寸的眼光的确可以。几分钟后，我就转变成了一个囚犯。
这时候，她似乎对我稍微温柔了一些。在我进行指纹识别的时候（这是一个凌乱而且需要亲密接触的过程），她问道：“你跟那个家伙多长时间了？”
“7年。”我闷闷地回答。
“他知道你做过的勾当？”
勾当？她知道什么！我的脾气再一次冒起来，我对抗似的说：“那是10年前的事了。他与此无关。”她听到这回答似乎有点惊讶，我把她的反应当作精神胜利。
“因为你们没有结婚，所以你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见到他，要等到他的名字出现在你的探视名单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次见到拉里，这个残酷的事实让我立马衰败下来。监狱看守对于她刚才给我的致命一击漠不关心。
她正忙着看谁会用身份证摄像头。每个人都过去鼓捣一番，最后终于给我拍了一张看起来非常像杀人恶魔艾琳·伍尔诺斯的照片。我的下巴高傲地仰起来，看起来很难看。后来，我发现每个人的监狱身份证照片看起来要么像杀人犯，要么受到惊吓一样的悲惨。不管怎么样，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属于前者，虽然当时的感觉更像后者。
身份证是红色的，上面有一个条形码和“美国司法部联邦监狱管理局——囚犯”的字样。除了那张难看的照片，身份证上还有我的新注册号，数字很大：11187-424。最后3个数字指代的是给我判刑的区——北伊利诺斯州。前面5个数字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是我的新身份证号。就像我6岁的时候，大人教我记下阿姨姨夫的电话号码一样，当时我也默默地把注册号记在心里。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11187-424。
身份证灾难过后，女看守说：“伯特斯基先生要跟你谈话，但你得先去体检。”她朝另一间小房间指去。
什么先生？我走过去，盯着窗外看，被铁丝网和我刚离开的世界困扰着，直到医师——一位肥胖的菲律宾男人——走过来看我。他进行最基本的医疗询问，这个很快，因为我非常健康。他告诉我需要进行肺结核测试，我伸直一条胳膊。“血管很好！”他非常真诚地感叹道。“没有针孔痕迹！”考虑到他说这话时没有讽刺语气，我很感激他。
伯特斯基先生50岁左右，长得很敦实，留着大胡子，蓝色的眼睛水灵明亮，跟我到目前见到的其他监狱工作人员都不一样的是，他一看就很聪明。他当时正靠在一张椅子上坐着，前面摆着一些文件。那是联邦调查局对我的判刑前调查，这份调查应该包括一个人犯罪的基本事实、前科、家庭背景和子女情况、成瘾物品使用史、工作经历，以及其他重要内容。
“克尔曼？坐下。”他示意的同时看着我。我感觉他看人的方式是经过练习的，是审慎敏锐的打量。我坐下了。他沉默着看了我几秒钟。我保持下巴笔直，没有看他。“你过得好吗？”他问道。
有人竟然有心会问我过得好不好，这让我感到很吃惊。我不禁对他满怀感激。“我还好。”
“是吗？”
我点点头，心想这对我后面艰难的日子是个好事。
他朝窗外望去。“一会儿我会让他们把你带到监区。”他说道。
我的大脑放松了一些，心理也没那么紧张了。我随着他的目光望向窗外，终于不用再在这里面对那个邪恶的小矮个儿了，我心里感到相当解脱。
“我是你在监区的辅导师。我已经在读你的档案了。”他指了指桌上我的判刑前调查。“有点不寻常。相当大的案子。”
是吗？我意识到自己根本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大案子。如果我是那么大一个案子的罪犯，那么监狱里谁会跟我住在一个房间呢？
“你退出这个案子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接着说。“这是相当不寻常的。我可以感觉到你从退出之后成熟了。”他看着我说道。
“是的，我想也是。”我咕哝着说。
“我已经在这个监区工作了10年，我负责管理。这是我的监区，我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
我当时感到很宽慰，这让我自己都有点难为情：我不想让这个人或者任何监狱的工作人员成为我的保护者。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是我遇到的最接近真实的人。
“我们这里什么类型的人都有。你真正必须小心的是其他囚犯。有些人还可以，除非你主动，不然没有人会跟你胡来。这年代，女人打架的不多。她们聊天、八卦、传播谣言，所以也可能会谈论你。这些人里面有些人可能会想，你认为自己比她们强。她们可能会说，‘哦，她有钱。’”
我感觉有点不安。我就是那样的人吗？我会被人看作是下贱的有钱婊子吗？
“这里还有女同性恋。肯定有，但是她们不会惹你的。一些人可能会尝试跟你做朋友什么的——远离她们就行了！我想让你明白，你不是非得有女同性恋性行为。我是一个守旧的人，我不允许那样的乱搞。”
我很努力地忍着不笑出来。看来他没有那么仔细地看我的文件。“伯特斯基先生？”
“什么事？”
“我想知道我的未婚夫和母亲什么时候可以来看我？”我无法控制嗓音里不满的语气。
“他们都在你的判刑前调查里，是吧？”我的判刑前调查里详细记录了我所有的直系亲属，包括拉里，他也被鉴定部门请去谈过话。
“是的，他们都在里面，还有我的父亲。”
“判刑前调查里的人都可以探视。他们这个周末就可以来。我会确保探监室的名单上有他们的名字。”他站起来。“你只要记住，你会没事的。”他拿起我的文件，走了。
我出去从监狱看守那里领各种用品：两张床单、一个枕头套、两条棉毯子、几条廉价白色毛巾和一条擦脸的毛巾，这些东西被塞进一个洗衣网袋里。除了这些，还有一件难看的棕色冬季便服，拉链还是坏的；另外还有一个三明治袋，里面装着一个短粗硬的小牙刷、微型牙膏和洗发香波，以及一块汽车旅馆用的那种长方形肥皂。
通过邪恶铁丝网围着的层层大门朝外走的时候，我为没有关在这里而高兴，不过这个时候，我开始不断地琢磨监区到底是什么样子，根本停不下来地胡思乱想。一辆白色的小型货车在那里等着。司机是一个中年妇女，穿着军队发的便服，戴着太阳镜。她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她化着妆，耳朵上有小型金耳环，看起来好像一个和蔼的意大利籍美国妇女。她很像名字叫罗尔的来自新泽西州的女人。“监狱看守越来越友好了。”我爬上乘客座的时候想。她关上车门，鼓舞人心地对我笑。她很爽朗，我也看着她。
她把太阳镜卡在头顶。“我叫米内塔。我也是一个囚犯。”
“哦。”她也是一个犯人，而且还在开车，还化妆！这让我大吃一惊。
“你叫什么？你姓什么？这里人们都是称呼彼此的姓。”
“克尔曼。”我回答。
“这是你第一次来这里吗？”
“第一次来这里？”我有点迷惑。
“你第一次进监狱。”
我点点头。
“你还好吧，克尔曼？”她一边开着小货车朝一座小山行驶，一边问我。“没有那么糟糕。你会没事的。我们会照顾你的。这里的大家都很好，不过你要小心别被人偷了东西。你要多久？”
“多久？”我低声重复问。
“你的刑期有多久？”
“哦！15个月。”
“还不错。很快就过去了。”
车绕行进入了一个建筑物的后门。那栋楼很长，楼层不高，看起来很像20世纪70年代的小学。她把车停在残疾人坡道附近。车熄火之后，我提着我的洗衣网袋，跟着她朝楼里走去。地上有很多残留的冰迹，冷风穿透我单薄的橡胶鞋底，直接侵入身体。有几个穿着一样丑陋棕色外套的妇女，正站在2月的冷风中抽烟。她们看起来很强硬，也很沮丧。她们都穿着很大很重的黑色鞋子。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已经到了怀孕后期。一个怀孕月份这么大的人在监狱做什么？
“你吸烟吗？”米内塔问。
“不吸。”
“太好了！我们马上去看看你的床铺分配，然后把你安顿下来。那里是餐厅。”她指着左边几节台阶下的房间。整个路上她都在说话，给我解释丹伯里联邦监狱监区的一切，但我都没怎么听懂。我跟着她爬上几个台阶，走进了那个长矮的建筑物。
“……电视室。那里是教育办公室，那是惩教官办公室。你好，斯科特先生！他就是惩教官。他还好。嘿，萨利！”她跟一个高个子的白人妇女打招呼。“这是克尔曼，她刚来，是主动来服刑的。”萨利同情地跟我打招呼，用的也是：“你还好吗？”我点点头，没有说话。米内塔继续她的介绍。“这里有很多其他办公室。向上的那些是房间，下面的那些是宿舍。”她转向我，表情很严肃。“你不能去那边，那不是你去的地方。明白吗？”
我点点头，虽然什么都不明白。很多女人过来把我围起来，有黑人、白人、拉丁美洲人，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在这个内部由油毡和煤渣装饰的新家里，她们七嘴八舌地引起一阵喧嚣。她们都穿着卡其布囚服，跟我穿的不一样。她们也都穿着看起来很大很重的黑色工作鞋。我意识到，我的服装让别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是新来的。我低下头看看脚上小巧的帆布拖鞋、上身穿着的棕色大衣，整个人冻得瑟瑟发抖。
我们沿着长长的主厅往里走的时候，又有几个女的走过来跟我打招呼，说的话都是：“你是新来的……你还好吗？”她们看起来是真的关心我。我除了弱弱地笑一笑，说声“你好”以外几乎不知道怎么回应她们。
“好了，这是辅导师的办公室。谁是你的辅导师？”
“伯特斯基先生。”
“哦。至少他的文书工作还是不错的。等一下，让我看看他们把你放在哪个房间。”她敲了敲门，动作里透着一股权威。她打开门，把头伸进去，看起来很熟练。“你把克尔曼放在哪个房间？”伯特斯基给了一个她能听懂的回复，然后她把我向前领到6号房间。
这个房间有3套上下铺的架子床，6个齐腰高的金属存物柜。我们进去的时候，两个年龄大一些的妇女正躺在两张下铺上。“嗨，安妮特，这是克尔曼。她是新来的，主动服刑。安妮特会照顾你的。”她告诉我。“这是你的床铺。”她指了指一个只有床垫子的空上铺说。
安妮特坐起来。她个头矮小，肤色很黑，大约50岁，留着大头钉似的黑色短发。她看起来很疲惫。“嗨。”她声音沙哑，带着新泽西口音。“你好吗？你叫什么来着？”
“帕波。帕波·克尔曼。”
很明显，米内塔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一再对她表示感谢，丝毫没有掩饰对她的感激。她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安妮特以及另一个没说话的妇女，她个头很小，秃顶，看起来年龄很大，可能接近70岁。我小心翼翼地把洗衣网袋放在我的床铺上，然后环视整个房间。除了钢铁架子床和存物柜，其余到处都是衣架，上面飘荡着衣服、毛巾和网袋，看起来很像许多人居住的简陋房舍。
安妮特下了床，我看到她大约5英尺高。“这是鲁兹小姐。我的东西一直都放在你的存物柜里。我现在就把它们取出来。这是一卷草纸——你需要随身带点。”
“谢谢你。”我手里仍然抓着里面装有文件和照片的信封，现在又多了一卷卫生纸。
“他们有没有向你说查数的事？”她问道。
“查数？”我已经习惯自己像个十足白痴一样的感觉。这就好像我以前一直都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然后突然被放进了一个人口众多的中学大校园。午餐钱吗？到底是什么？
“查数。他们每天要对我们查数5次，你必须在这里或者其他你应该待的地方。下午4点钟查数的时候，我们要站起来。其余4次分别在晚上12点、凌晨2点、5点和晚上9点。他们给你PAC号了吗？”
“PAC号？”
“嗯。打电话必须要有那个。他们有没有给你一个电话单子？没有？你得先填一张电话单，然后才能打电话。但如果你求托里切拉，他可能会让你打一个电话。晚上以后电话归他使用。你哭的话可能会有用。晚饭后去求他。4点钟查数后开始晚饭，晚饭很快。午饭在11点。早饭是从6点1刻到7点1刻。你有多长时间？”
“15个月……你有多长时间？”
“57个月。”
对于这个信息，如果有适当的回复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从新泽西来的中产阶级、中年意裔美国女士做了什么犯法的事，需要在联邦监狱里服刑57个月？她是卡蜜拉·索普拉诺吗？57个月！因为服刑前看了关于监狱的一些书，我知道不能问任何人犯了什么罪。
她看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解围似的说：“是的，很长时间啊。”
“嗯。”我附和道。我转过身去，开始从洗衣网袋里往外拿东西。
就在这时，她尖声叫道：“不要铺床！！！”
“什么？”我惊慌地转过身来。
“我们为你铺。”她说。
“哦……不用，我会铺。”我转回去准备铺配发的涤棉薄床单。
她走到我的床前。“亲爱的。我们。为。你。铺。”她说得非常坚定。“我们知道怎么铺。”
我完全搞不懂怎么回事。我环视了下房间，发现另外5张床铺都非常整洁干净，而且安妮特和鲁兹小姐刚才都躺在她们的罩子上。
“我知道怎么铺床。”我试探性地抗议道。
“听着，让我们铺床。我们知道怎么铺床才能通过检查。”
检查？没有人跟我说过检查的事。
“伯特斯基想什么时候检查就什么时候检查——他就是个疯子。”安妮特说。“他会站在存物柜上面看电灯器具上有没有尘土。他会在你的床上走路。他是个疯子。那个人”——她指了指我的下铺——“不想帮着打扫卫生！”
哦。我也很讨厌打扫卫生，但绝对不想冒惹怒新室友的风险。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认真铺床？”我问道，这是我问的又一个深刻的问题。
安妮特看着我。“不，我们睡觉不用被子。”
“你们睡觉不盖被子？”
“不。我们盖毛巾被睡觉。”
“但是，如果我想盖被子睡觉呢？”
安妮特非常恼怒地看着我，表情就像一个母亲面对6岁顽童的样子。“听着，如果你想这么做，那就这么做吧——那样你将会成为整个监狱里唯一这么做的人！”
这种压力是让人无法抵抗的。看来接下来的15个月我都别想盖着被子睡觉了。我不再去想床铺的问题——一想到好几百个女人都不盖被子睡在军事化的床铺上，我就觉得太奇怪了，简直不敢相信。一个男人就在附近咆哮。“查数时间，查数时间，查数时间！女士们，查数时间！”我看了看安妮特，她看起来很紧张。
“看到那个红色灯了吗？”外面走廊里，狱警站的上方，有一个巨大的红色灯泡，那个时候是亮着的。“查数的时候，那个灯就会亮。那个灯亮着的时候，你最好待在你应该待的地方一动不动，灯灭了才能动。”
女人们在走廊里大叫着东走西奔，两个年轻的拉丁人急匆匆地跑到我们那个房间里。
安妮特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这是帕波。”她们几乎都没瞥我一眼。
“睡在这个铺的人在哪里？”我问我的下铺哪里去了。
“那个人！她在厨房工作，所以在那里查数。你会见到她的。”她做了个鬼脸。“好，嘘！这是站着查数，不许说话！”
我们5个人无声地站在床铺边等着。整个大楼突然变得非常安静，唯一能听见的声音就是钥匙的碰撞声和沉重靴子的走路声。最后，一个男人把头伸进房间，数我们。几秒钟以后，另一个男人走进来，又数了一遍。他离开之后，大家都坐在床上或脚凳上。但我觉得坐在下铺室友的床上不太妥，所以靠在空的存物柜上。几分钟过去了。那两个年轻的拉丁人开始用西班牙语跟鲁兹小姐小声说话。
突然，我们听到：“重数，女士们！”大家又都跳起来，我是以立正的姿势站着的。
“他们总是数错。”安妮特低声说道。
“数人有多难？”
他们又把我们数了一遍，这次很明显看出来没有数错。“晚饭时间到了。”安妮特说。那时候是下午4点半。根据纽约市的标准，这个时间吃晚饭实在是不可思议地未开化。“我们是最后一拨。”
“什么意思，最后？”
狱警正在通过广播系统叫号：“A12、A10、A23，去吃饭！B8、B18、B22，去吃饭！C2、C15、C23，去吃饭！”
安妮特解释道：“他在叫‘荣誉隔间’——她们先吃。然后，他会按照检查时的表现叫宿舍。我们的屋子总是最后叫，我们在检查时表现得总是最差。”
我看着外面那些朝食堂走去的女人，想知道什么是“荣誉隔间”，不过说出来的却是“晚上吃什么啊？”
“肝。”
晚饭由肝和利马豆组成，食堂乱哄哄的，与上学时候的食堂一模一样。这时各种体形、身材和肤色的女人们潮水般涌进大楼主厅，嘴里用英语、西班牙语大声喧哗着。大家好像都在大厅里期待着什么，因为她们几个一起坐在台阶上或排在楼梯平台上，等着不走。我猜我也应该在那里。我努力让自己隐形，去听周围的各种声音，但还是没弄明白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最后，我小心翼翼地问我身边的一个人。
“亲爱的，是邮件点名！”她回答道。
楼梯平台上一个很高的黑人女性好像在摆弄化妆品。我右边的一个人指着她说：“格洛丽亚要回家了。明天起床后就可以回家了！”我又盯着格洛丽亚，她正找人看谁要她手上的一把紫色小梳子。回家！能够离开这里的想法对我太有吸引力了。她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送给大家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和蔼、非常幸福。我感觉好一点了，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也可能会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回家。
我非常想要她的紫色梳子。那把梳子就是我们上初中时放在牛仔裤后面口袋里的那种，我们会突然拿出来整理乱了的刘海。我盯着梳子看，但因为太害羞而不敢站起来去要，然后就被另一个女人接走了。
一个守卫（不是之前米内塔指给我的那个）从狱警办公室走出来。他看起来像一个同性恋色情影星，头发短平黑，留着板刷似的胡子。他开始大声喊道：“邮件点名！邮件点名！”然后开始分发邮件。“奥尔蒂斯！威廉斯！肯尼迪！隆巴尔迪！鲁伊斯！斯凯尔顿！普拉特！普拉特！普拉特！等一下，普拉特，还有。门多萨！罗哈斯！”每一个被叫到名字的女人都会站起来去取邮件，脸上露着笑容，然后走到某个地方读信——可能找到一个比我观察到的更隐秘的地方？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个还满怀希望等信的人。“可能明天才到，女士们！”他一边把空邮筒底朝上倒着一边说。
邮件点名之后，我在大楼里转了转，因为穿着薄小的帆布鞋，别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我是新来的，这让我感到非常脆弱。各种新信息在我的大脑里旋转。几个小时下来，我第一次可以静下心想一想了。首先跳入大脑的就是拉里和我的父母，他们一定非常担心。我必须想办法让他们知道我很好。
我非常胆怯地靠近辅导师办公室关着的门，手里攥着一张蓝色的电话单，安妮特已经教我填好了，主要是列出以后我想要打的电话号码。拉里的手机号、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克里斯汀、我的律师。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一声低低的哼声。我小心翼翼地扭动了门把手。
辅导师的名字叫托里切拉，他的表情看起来总是有点吃惊。我进去的时候，他眨着小眼睛看着我，对于我的打扰有点不耐烦。
“托里切拉先生？我是克尔曼，是新到的。她们说我应该来找您……”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压抑着哭声。
“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们说我应该把电话单交上来……我没有PAC号……”
“我不是你的辅导师。”
我喉咙变得非常紧，根本不需要假装哭——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泪水。“托里切拉先生，她们说您可能会让我给未婚夫打电话让他知道我很好？”我在求他。
他看了看我，没有说话。最后，他咕哝着说：“进来，把门关上。”我的心怦怦怦跳得很厉害。他拿起电话，把电话听筒递给我。“告诉我号码，我给你拨。就两分钟！”
拉里的手机拨通了，我闭上眼睛，祈祷他赶紧接电话。如果错失了这次听到他声音的机会，我可能当场就死了。
“你好？”
“拉里！拉里，是我！！”
“宝贝，你好吗？”我能听出来他听到我的声音终于放心了。
那时候眼泪已经流下来，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要浪费了这两分钟或者因为两分钟没有说话而吓住拉里。我用鼻音说：“好，我很好。我真的很好。我很好。我爱你。谢谢你今天把我送过来。”
“亲爱的，不要说傻话。你确定你很好，而不是简单说一说？”
“不是，我很好。托里切拉先生让我给你打电话，但是我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再打给你。不过听着，你这个周末就可以来看我！你应该在探视名单上。”
“宝贝！我周五就过来。”
“妈妈也可以来。请给她打电话，给爸爸打电话，我们一挂电话就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你跟我通电话了，告诉他们我很好。我要过段时间才能给他们打电话。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打电话。还有，尽快把钱汇过去。”
“我已经寄过去了。宝贝，你确定你很好？都还好吗？如果不好你要告诉我。”
“我很好。我有个室友是从新泽西南部来的，她人很好。她是意大利人。”
托里切拉先生清了清嗓子。
“亲爱的，我得挂电话了。我只有两分钟。我太爱你、太想你了！”
“宝贝！我爱你。我很担心你。”
“不用担心。我很好，真的。我爱你，亲爱的。来看我吧。给妈妈和爸爸打电话！”
“我们挂断电话后我就给他们打电话。我还能做什么，宝贝？”
“我爱你！我得挂断了亲爱的！”
“我也爱你！”
“星期五来看我，谢谢你给我的爸妈打电话……我爱你！”
我挂断了电话。托里切拉先生看着我，他那像珠子一样的小眼睛里似乎有点类似同情的东西。“这是你第一次来？”他说。
谢过他之后，我走到走廊，用胳膊擦了擦鼻子，感觉整个人被耗尽了，但却高兴了。我看着走廊那边不能去的宿舍，并好学地研究了下公告栏上写的事件和规则，可惜我都看不明白——洗衣时间表、狱友与各种职员的约会、编织执照，以及周末电影安排表。这个周末播放的电影是《绝地战警2》。
我避免与别人进行眼神交流。尽管如此，还是时不时地有女人主动跟我说话：“你是新来的？亲爱的，你怎么样？你还好吗？”问我话的大部分是白人。这是一个种族礼节，后来我还会看到这种礼节许许多多次。每当一个新人到达这里，她们的部族——白人、黑人、拉丁美洲人或者少之又少的“其他”种族——会立即关注她的处境，把她安顿好，帮着她一起度过开始的阶段。如果你属于“其他”种族——印第安人、亚洲人、中东人——你会受到来自欢迎委员会的最友爱最热情的接待，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个占主导位置的种族。
另一个白种女人给我拿来一块肥皂、一套真正的牙刷和牙膏、洗发香波、一些邮票和写信用的文具、几包速溶咖啡、克雷莫拉牌咖啡乳脂替代品、一个塑料杯子、洗澡用的鞋子——最后一样东西可能是最重要的，可以避免被传染到可怕的足部真菌。后来我才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去监狱日用物资供应店买的。你没有钱买牙膏或肥皂？那就忍着吧。最好希望别的狱友会给你一块。每次有人给我拿来一件个人必需品并安慰我说“都会好起来的，克尔曼”时，我都想放声大哭。
到如今，互相矛盾的东西在我的大脑和内脏里乱成一团。我以前曾经像现在在丹伯里这样完全茫然、无所适从过吗？在这里，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做错事会有什么真正的后果。明年在我看来就像末日火山那样遥不可及，尽管我很快了解到跟这里大部分女人的刑期来比，15个月相当短暂，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所以，尽管知道不应该抱怨，但我感到非常孤苦凄凉。没有拉里、朋友和家人可以听我说话、陪伴我、让我笑、让我依靠。一个少了几颗牙的女人给我除臭肥皂的时候，我会从兴高采烈急转至失望透顶，因为我想到了人生的缺失。我曾经如此无助需要接受陌生人的关爱吗？不过，至少她们都很友爱。
给我崭新洗浴拖鞋的年轻女人叫罗斯玛丽。她脸色苍白，呈乳白色，棕色头发短而弯曲，调皮的棕色眼睛外戴着厚厚的镜片。我一听就感到她的口音很熟悉——受过教育，但明显能听出是马萨诸塞州工薪阶层的口音。她认识安妮特。安妮特说她是意大利人，已经有意跟我打过几次招呼了，现在她到6号房间来给我送阅读的材料。“我是主动服刑的，我当时也很害怕。你会没事的。”她安慰我说。
“你是从马萨诸塞州来的吗？”我害羞地问她。
“我的波斯顿（波士顿）口音一定非常重。我是从闹伍德（诺伍德）市来的。”她笑着说。
她的口音让我感觉好了一些。我们开始谈论波士顿红袜棒球队，以及她在克里最后一次参议院竞选中当志愿者的时光。
“你要在这里待多久？”我天真地问道。
罗斯玛丽脸上露出一种奇异的表情。“54个月。因为网络拍卖欺诈。不过，我要转到年轻罪犯训练监了，所以如果考虑到这的话……”她开始计算在狱中因表现好而免受惩罚的时间（即减刑时间）以及中间过渡的时间。我又一次被震惊到了，一是因为她提到自己罪行时的随意，一是她的刑期。因为网购欺骗而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54个月？
罗斯玛丽的出现让我备感亲切熟悉——她的口音、她对棒球员曼尼·拉米瑞兹的热爱、她订购的《华尔街日报》，都让我想到了监狱以外的其他地方。
“你需要什么东西的话跟我说就行。”她说。“如果你需要一个肩膀哭泣，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刚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就不停地哭。”
我在监狱的第一个晚上，坚持没有哭出来。事实是，我并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哭，我只是太震惊和疲倦了。早些时候，我背贴着墙，悄悄地走进一个电视室。当时电视正在播放玛莎·斯图尔特的审判，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看着塞满詹姆士·帕特森的书、V·C·安德鲁斯的书和爱情小说的书架，终于找到了一本陈旧的《傲慢与偏见》平装书，然后回到我的床铺——当然是躺在被子上面。我走进了英格兰汉诺威的世界，一个我更加熟悉的世界，这让我感激不已。
新室友不怎么理我。晚上10点钟，灯突然都灭了，我把简·奥斯汀的书放到存物柜上面，然后盯着天花板，听着安妮特呼吸器的声音——她到丹伯里不久就犯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晚上需要呼吸器才能呼吸。鲁兹小姐在另一张下铺，几乎让人察觉不出来她刚接受了乳腺癌的治疗，小小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我开始怀疑，在监狱里最危险的事，是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