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橙色成了新流行色
第二天早上，我和另外8个刚到的囚犯开始接受为期一天的入狱培训，在电视室最小的一间房子里进行。这些人里面有一个是我的室友，她身体丰满，是多米尼加共和国人。她既阴沉沉的，又乐于助人，跟一般人不一样。她的胳膊上有一个小纹身，是靡菲斯特魔鬼和“JC”两个字母。我小心地问她这两个字母是否代表Jesus Christ（耶稣基督）——说不定是为了保护她不受那个魔鬼的侵害？
她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十足的疯子，然后她翻着眼皮说：“那是我男朋友名字的首字母。”
坐在我左边靠着墙的，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我一看到她就喜欢她，没有理由地喜欢。她的头发被简单梳成一排排辫子，坚定的下巴看起来很强势，但这都不能掩饰她年轻漂亮的事实。我跟她闲聊，问她的名字、她的家乡、她的刑期，这些问题都是我觉得可以问的。她叫珍妮特，来自布鲁克林区，她的刑期是6个月。她可能因为我跟她谈话而觉得我很奇怪。
房间另一边是一个小个子的白人女性，她很善谈，大约比我年长10岁，让人感觉既友好又有点女巫风范。她的红头发零乱四散，鹰钩鼻，皮肤因为饱经风霜而长了皱纹，看起来好像住在深山里或者大海边。她因为违犯假释罪而再次回到监狱。“我在西弗吉尼亚坐了两年。那里就像一个大的校园，吃的也像样。这里就是一个垃圾场。”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一点伤感。一个重回监狱的人可以这么若无其事和乐观向上，这让我很吃惊。这些人里面另一个白人女性也是因为违法假释罪又回到监狱的，她就显得很悲伤，这让我觉得才合乎情理。里面其他人都是黑人和拉丁美洲人，她们倚靠在墙上，盯着天花板或者地板看。我们穿得都一样，都穿着难看的帆布鞋。
我们都不得不接受来自丹伯里联邦监狱所有部门长达5个小时的繁琐介绍。这些部门包括：财政、电信、娱乐、物资供应、安全、教育和精神病治疗。这些专业头衔不知怎么就造就了监狱里低得惊人的生活水平。这些介绍人可以分为两大类：表示歉意的或者高傲屈尊的。表示歉意的一类包括监狱的精神病医师科克医生，他跟我年龄差不多，长得很帅气，他是那种可以成为我闺蜜丈夫的人。科克医生羞怯地告诉我们，他每周四会来监区待上几个小时，而且除非是“紧急情况”，他“并不能真的提供”任何精神健康方面的服务。他是丹伯里监狱里1400名服刑人员唯一的精神健康辅导师，他的首要职责是少量地发放精神病药物。如果你想服用镇静剂，就去找科克医生吧！
斯科特先生属于高傲屈尊的一类，他是一个自大的年轻狱警，从头到尾坚持与我们玩问答游戏，问的都是人际交流的最基本准则，并且不停地训诫我们不要“在狱中搞同性恋”。最差劲的是公共医疗卫生部的女负责人，她实在让人讨厌，我简直吃惊不已。她坚定地告诉我们，最好别浪费他们的时间，是他们来决定我们是否病了和什么情况才需要医学治疗，除非威胁到生命，我们不要指望现有的情况能有任何改变。我心里默默感激自己的身体还算健康。如果我们生病了，那可就惨了。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负责人走出房间之后，红头发的犯人说：“耶稣基督啊，谁在她的保健麦圈上撒尿了？”
接下来进来的是管理设备的一个高个子男人，他说话直率，眉毛特别浓密。“你们好，女士们！”他大声说。“我是理查兹先生。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所有人，对于你们来这里，我感到很抱歉。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们来到了这里，但是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我都不希望它们再发生。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对你们来说没有多少安慰，但我是认真的。我知道你们都有家庭有孩子，你们本应该和他们一起在家。我希望你们在这里的时间不长。”前面几个小时，我们都被当作不知道感恩、只会欺诈骗人的孩子，这个陌生人向我们展示了与众不同的体贴。我们都振作了一点。
“克尔曼！”拿着纸夹笔记板的一个囚犯把头伸进屋里叫道。“领囚服！”
我很幸运是在一个星期三到达的监狱。囚服都是在星期四发放，所以，如果你是在星期一主动服刑的，你可能要难闻上几天。到底有多难闻，要看你紧张的时候是否出汗。我跟着拿笔记板的囚犯沿走廊向前走进一个小房间，那里是发放囚服的地方。这些囚服都是之前这里关押男囚犯时剩下来的。她们给我发了4条有松紧带的卡其裤子和5件混纺系领衬衣，衬衣前面口袋上还印着之前穿的人的名字：玛丽亚林达·马尔多纳多、维奇·弗雷泽、玛丽·桑德斯、卡罗尔·赖安和安琪儿·车瓦斯科。发放的囚服还包括一套白色保暖内衣、一套让人发痒的水洗羊毛帽子、围巾和连指手套、5件白色衬衣、4双直筒袜、3件白色运动胸罩、10条保守型内裤（我后来很快就发现这些内裤洗几次之后就会失去弹性）和一件肥大得让我哈哈大笑的睡衣（大家都把这样的睡衣称为“姆姆”——夏威夷妇女装）。
最后，一直沉默着给我发囚服的监狱看守问：“鞋穿几码？”
“9号半。”
他把一个红黑相间的鞋盒子推给我，里面装着笨重的黑色钢头鞋。自从在一个样品处理会上用50美元买了一双鱼口拉尼克高跟鞋以来，这是第一双让我如此高兴的鞋。这双宝贝很结实，一看就很耐用。我对它们一见钟情。我把那双帆布鞋还回去的时候，脸上挂着非常灿烂的笑容。现在，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坚毅的犯人了，我觉得一下子好多了。
我穿着钢头鞋昂首阔步地走回培训室。狱友们还在那里，她们的眼睛因为不停歇的低沉单调声而昏昏欲睡地向上翻。管理设备的那个好人已经被托里切拉取代，他是与伯特斯基搭档的辅导师，前一天晚上让我给拉里打电话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就是在“喃喃而语”。他海象一样的面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从来没有听到他提高过嗓音，除了轻微的恼怒以外，很难看出其他情绪。他告诉我们，接下来要跟我们见面的是库马·得布典狱长。
我一下子有了兴趣：我对典狱长一无所知。她是这里的头儿，还是个女性，她的名字是这么与众不同。在我进监狱的24小时内，没有听到关于她的任何一句话。她会像温迪·威廉姆斯还是护士长拉契特？
都不像。得布典狱长走进房间以后，坐在了我们对面。她顶多比我年长10岁，看起来很健康，皮肤是橄榄色，面容姣好，很可能有中东地区的血统。她穿着过时的套装，戴着难看的人造珠宝。她跟我们说话很随意，假惺惺地好像对我们很关心。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些参加竞选的人。
“女士们，我是库马·得布典狱长。我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丹伯里，当然我知道这对你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你们在这里的时候，我负责你们的生活，负责你们的安全，负责你们顺利服刑完毕。所以，女士们，以上就是我的职责范围。”
她以这种口吻继续说了一会儿，偶尔会提到个人责任（我们的），然后还说到性。
“如果这里的任何人想要强迫你们发生性关系，如果任何人威胁你们或者伤害你们，我希望你们直接来找我。我每个周四的午饭时间都会在监区，所以你们可以过来告诉我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任何事。我们对丹伯里发生的任何不当性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
她指的是监狱看守，不是潜行捕食的女同性恋。很明显，在监狱的高墙之内，性和权力是形影不离的。我的好几个朋友都说到过他们的担心，因为在监狱里，看守比囚犯更危险。我环视介绍室看了看我的狱友们，一些看起来很害怕，大部分都显得无动于衷。
得布典狱长讲完她的演说后离开了。一个囚犯试探性地说：“她看起来人很好。”
那个之前在丹伯里被关过的假释罪犯人哼了一声：“斯利克小姐，不要指望会再见到她，除了每隔一周的周四能在队伍里看到她15分钟。她说得很好听，但她最好自己不在这里。这个地方不是她当家。那个‘零容忍’的废话？女士们，记住，他们各说各的理。”
每个新到联邦监狱的人，大概第一个月生活得都有点像炼狱一样，尤其是在“A＆O”（入狱培训阶段）时。接受入狱培训，囚犯什么也不能做——不能工作，不能去参加普通教育课程，不能去吃饭（直到其他人都吃完才能去），不能发表任何意见（比如在凌晨几点接到命令去铲雪的时候）。官方的方针是，不管你的各项医疗测试之前到达什么神秘的水平，它们必须回到正常水平后你的监狱生活才能真正开始。在监狱里，任何文书工作都进行得非常慢（关禁闭除外），囚犯也不可能有什么方式加速进程，任何事情都如此。
这里有数不清的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规定、日程表和礼节。快速地把它们都记下来，否则就要承担各种后果，比如：被认为是白痴、被叫做白痴、招惹到其他囚犯、招惹监狱看守、招惹辅导师、被迫清理厕所、在可吃的饭都没了的时候才能去吃饭、在档案里被放入“炮弹”（或者叫事故报告），或者被送到特别住宅单位（也被称为禁闭室、黑洞或者隔离室）。如果问了一个不是官方规则的问题，最常见的回复是“亲爱的，你不知道在监狱里不应该问问题吗？”其他所有的一切——非官方的规则——需要通过观察、推理或者小心地问你希望能够信任的人。
我们的入狱培训是在那年的2月（闰年，日子也没少多少），我们感到混乱又单调。我在监区大楼的周围走动，不仅受联邦执法人员的限制，还受天气的制约。既没有工作，也没有钱，还没有电话使用权，我完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多亏监狱里有书，还有其他犯人送给我的信纸和邮票。我已经等不及了，希望周末快点到来，这样就可以见到拉里和我的母亲了。
星期五，下雪了。满脸愁容的安妮特晃动我的脚把我叫醒。
“帕波，他们一直在叫入狱培训的人去扫雪！快起来！”
我坐起来，困惑不解。外面天还黑着呢。我在哪里呢？
“克尔曼！克尔曼！速到狱警办公室，克尔曼！”广播系统大声叫喊着。
安妮特惊得目瞪口呆。“你现在必须得去！快穿衣服！”
我仓皇地穿上我的新钢头鞋，然后去了狱警办公室，完全没有时间洗漱刷牙。值班的狱警是一个金发女同性恋者。她看着我，好像刚做完三项全能训练，能把我这样的新犯人当作早饭一样吃下去。
“克尔曼？”
我点点头。
“我半个小时前就叫入狱培训的人要扫雪。你当时在哪里？”
“我在睡觉。”
她看着我，好像我是春雨后在路上蠕动的一条蚯蚓。“哦，是吗？穿上外套，带上铁铲。”
早饭怎么办？我穿上保暖内衣和那件拉链坏掉的难看的冬季便服，出去找那些在刺骨冷风中清扫人行道的伙伴们。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微微的有点亮光。铁铲不够每人一把，我使用的那把是坏的。所有工作完成之前，任何人都不允许回到屋里，所以撒盐的人比扫雪的人还要多。
其中一个犯人已经70多岁，是个矮小的多米尼加人，她几乎不会说英语。我们把围巾给她，帮她围严实，让她在风吹不到的门口等着——她太害怕了，根本不敢走进去，尽管让她和我们一起在外面的冷风中干活简直荒唐。另一个其他种族的女人在风中告诉我，这个老人因为“电话线指控”而被判了4年刑，具体就是给她做毒品生意的男亲戚传达了电话信息。我想知道，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到底从这次判刑中能获得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我担心大雪让拉里没办法开车从纽约赶到这里，但是也没有途径可以知道外面的情况，所以在下午3点探视时间开始之前，我都在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我洗了个澡，穿上我觉得最不难看的囚服，站在破旧盥洗室的荧光灯下看着镜子里的那个妇女，相当陌生。我没有化妆，似乎不像女性——没有一点珠宝首饰，没有一点化妆品，没有一点装饰品。我的卡其衬衣胸袋上是别人的名字。拉里现在看到我会怎么想呢？
我到大的娱乐室外面等着，会客都在那里进行。会客室的墙上安装着红色的灯。犯人如果看到来探望她的人在往小山上走，或者广播系统里叫到了自己的名字，她就按一下会客室双层门旁边的灯开关，门另一侧的红灯同时也会亮，告诉会客室的狱警该犯人已经就位，等待会客。狱警看到红灯之后，站起来，走到门前，轻拍一下这个囚犯，允许她进入会客室。
我在会客室旁边的楼梯平台等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开始在主厅里来回走动，既感到无聊又有点紧张。当听到广播系统叫我名字的时候——“克尔曼，准备会客！”——我快速走上楼梯。一个烫着卷发、化着淡蓝色眼影的女狱警在楼梯口等着我。我伸展开胳膊和双腿，她的手指头在我的四肢上走动了一遍，还有我的衣领下、运动胸罩的下面和腰带周围。
“克尔曼？第一次，是不是？好了，他在里面等你呢。注意身体接触！”她拉开会客室的大门。
为了犯人会客方便，这个大房间里放了很多打牌用的轻便小桌和可折叠的椅子。我到那个房间的时候，已经有大约一半的桌子边坐满了人，拉里就坐在一张桌子的前面，看起来有点担忧又有点期望。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一下子站了起来。我以最快的速度走到他跟前，一把用双臂抱住他。他看起来很高兴。我感觉以前的自己又活过来了。
会客的开始和结尾时可以拥抱和亲吻（不许用舌头！）你的探视者。一些看守允许握着手，一些不允许。如果哪个看守有一天、一周或者一生不怎么顺利，我们都能够在那个铺着油布的阴冷会客室里感觉到。会客室里还一直都有两个犯人在那里帮助狱警，她们可以跟狱警闲聊几个小时。
拉里和我在牌桌两边坐下来，他只是笑着看我。我突然感到有点害羞，想知道他是否看出我的变化。然后我们开始说起话来，希望一下子能填补这几天的空缺。我告诉他自从他离开监狱大厅之后发生的一切，他告诉我他不得不离开的感觉。他说他已经跟我的父母说过我的情况了，说他们都还好，说母亲明天就来看我。他列举了所有打电话想知道我情况的人的名单，以及都有谁想要过来探视我。我跟他解释说我的探视者名单最多可以有25个人。我们的朋友提姆建立了一个网站www.thepipebomb.com，拉里在上面粘贴了所有相关信息（包括一个常见问题解答）。
我们聊了几个小时（周五的探视时间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拉里对到目前为止监狱里发生的一切都很好奇。跟他一起坐在牌桌前，我可以放松一直紧绷的警觉和谨慎（在过去的3天，我几乎每一步举动都没有放松过），都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即使在跟他分享新生活的每一个发现时都是如此。跟他坐在那里，我感到自己被深深地爱着，因而更加自信地认为将来的某一天，我可以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我无数次向拉里保证我很好。我让他向周围看一看——其他犯人是不是看起来那么不好相处？他觉得她们看起来还好。
7：45的时候，拉里和其他探视者应该离开了。我的整个心都揪了起来。我不得不离开我们牌桌周围的爱情泡沫。要再过一个星期才能再次见到他。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他问。
“没有，还没有，没有信。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监狱时间来进行的——慢动作。”
分别是痛苦的，不仅我们俩分别如此。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不想离开她的妈妈，爸爸奋力给她穿防雪装时，她嚎啕大哭。探视者和犯人们分别的时候，边走边停地往门口挪。我们都被允许与探视者拥抱一下，然后看着爱人的背影消失在黑夜里。一些有经验的犯人已经开始解开鞋带，准备好接受光身检查。
这个程序——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重复了成百上千次——从来没有改变过。脱掉鞋子、袜子、衬衣、裤子和T恤，拉起运动胸罩露出双胸，把脚底抬起来接受检查。然后背对着女狱警，拉下内裤蹲下，露出自己的私密处。最后，用力咳嗽一下，理论上说，这样可以将任何藏起来的违禁品挤出来掉在地上。一个是别无选择只得脱光接受检查的人，一个是命令别人如此做的看守，对于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交换，我总是觉得轻快活泼、公事公办。但是有些女犯人觉得脱光检查很丢脸，甚至宁愿放弃探视以避免接受这种侮辱。没有亲人的探视我根本撑不下去，所以也愿意咬紧牙关快速通过检查。这是监狱系统的交换物：你想要跟外界有联系？准备好展示你的屁股吧，每一次都要。
把衣服穿上之后，我走回到大厅里，脑子里满满都是拉里说过的话。有人说：“嘿，克尔曼，邮件点名叫你的名字了！”我径直走向狱警站，他递给我16封美好的信（包括拉里的！）和6本书。外面还是有人爱我的。
第二天，母亲应该来看我。我只能猜，过去的72小时对她来说有多难熬，我担心她看到这里的铁丝网会害怕——高高的铁丝网让人感到原始的恐惧。广播系统上叫我名字、看守拍我的时候，我都几乎站不稳了。我快速地跑过会客室的大门，急切地寻找母亲的脸庞。当看见她的时候，好像我们四周的一切都淡成遥远的背景。她看到我一下子哭了起来。我长那么大，从来没有见过她像当时那样如释重负。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向妈妈保证我很好，告诉她没有人烦我或者伤害我，我的室友们都在帮助我，看守们也没有为难我。会客室里还有其他家庭，很多还都带着小孩子，这让我想到我们不是唯一遭受此难的家庭。事实上，我们只是数百万应付监狱系统的美国家庭之一。当母亲看到另一张牌桌上一个小女孩在跟父母玩耍的时候，她不说话了。她脸上显出的紧张抹去了我可能有的任何抱怨或自我怜悯。她在努力表现得很勇敢，但我知道她回车上以后会哭一路。
在监狱会客室里度过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安慰的时光。在那里，时间过得飞快，这是在监区唯一一个时间飞逝的场合。我可以完全忘记会客室大门另一侧拥挤的人群，而且每次会客之后的很多小时，我都还可以保留那种感觉。
但是我能够看出来，对于我的家人来说，看到我穿着卡其囚服，稍微体验一下我被看守们、陌生人和强大的控制系统包围着的感觉，他们会感到多么可怕和惊慌。不得不让他们看到这里的世界，我感到十分难过。每个星期，我需要向母亲和拉里重申我的承诺，向他们保证我一定能顺利度过这里的时间，告诉他们我很好。看到他们为我担心，我比站在法官面前的时候感到更加内疚和羞耻——站在法庭的经历已经相当痛苦。
监区就像高中校园或者急诊病房一样，有鲜明的紧张忙碌和安宁平静的节奏。紧张忙碌的时候，很多讲各种语言的妇女们来来往往，聚集成一群群地匆忙走动、无事闲荡，更多的时候是等待，而且几乎总是很吵闹，各种飞绕的语言中夹杂着噪音、口音和情绪。
其他时候，这个地方静寂无声……一天中的某些时候让人昏昏欲睡，尤其当大部分囚犯都去做分配的工作，勤杂工也已经快速完成他们的清洗去小睡、编织或者玩牌。晚上10点钟以后，熄灯号已经吹过，大厅里安安静静，但时不时有女人穿着“姆姆”去盥洗室或邮件箱。靠着远处公共休息室传出来的微弱灯光，有人在那里坐着，可能是在违规看电视。
我对这些动作模式——吃饭、邮件点名、工作点名、排队吃药、物资供应日、电话时间——仍然很陌生。但我每天都了解到新东西，将自己学习到的信息归类，试图弄明白哪里是自己的位置。
信件和好书——大量的好书——开始从外界涌进来。邮件点名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那个同性恋色情明星都会大喊：“克尔曼！”然后用脚推给我一个塑料箱，里面装满了十多本书。他的表情半是厌恶，半是困惑。监区的所有人都会看着我领取邮件，偶尔会有人说句俏皮话——“你能一直收到那么多书吗？”
一方面，大家感叹外面有人关心我；另一方面，这么多文学作品的大量涌入也表明我与众不同，是个怪物：“她就是那个有书的人。”安妮特和其他几个女人很高兴有这么多新的读物流入，尽情地（也征得我的同意）从我的“藏书室”里借书。简·奥斯汀、弗吉尼亚·伍尔夫、《爱丽丝漫游仙境》填补了我的大量空闲时间，在精神世界陪伴我，但在现实世界里，我真的很孤单。我很谨慎地想要交朋友，但是就像在监狱里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这件事需要小心操作。对于像我这样新来的人，监狱里有太多的地方很容易让我们失足，比如在食堂。
这里的食堂就跟高中的餐厅一样，谁对高中的餐厅有美好回忆？一个铺着油布的巨大房间里摆满了桌子，每张桌子两侧固定着四张椅子。桌子沿窗户摆开，窗户直对着监区的主要后门，那里有停车场、残疾人坡道、一个被废弃的篮球架。早饭期间，食堂里比较安静，因为只有很小一部分犯人在那里吃早饭，主要是年龄稍微大一些的犯人可以在早上6：30这个程序中享受几乎可以冥想的宁静。吃早饭的时候从来不需要排队等候——你拿起托盘和塑料餐具，靠近由其他犯人分发食物的地方。这些负责分发食物的犯人有些面无表情，有些很善谈。早餐可能是冷谷类食物，或者是燕麦粥，运气好的话会有煮鸡蛋。通常，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水果，苹果或者香蕉，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非常硬的桃子。盛着稀咖啡的大桶在冷饮售货机旁边，里面有水，还有一些类似“酷爱”的东西。
我养成了去吃早饭的习惯，这样可以安静地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喝难喝的咖啡，而是观察其他犯人来来往往，透过朝东的窗户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来。
午饭和晚饭都与此不同：排队打饭的女人可以沿着窗户一直排到房间的尽头，有时候队伍还会排在屋外，嘈杂声惊天动地。我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很伤脑筋，总是小心地拿着餐盘向前移动，眼睛不停地望着在周围有空椅子的熟人，或者更理想的情况是，能看到一张空着的桌子。与你不认识的人坐在一张餐桌上是冒险的举动。你可能会遭遇白眼和完全的沉默，或者直接被指出“这里有人”。不过，你也可能会遇到非常爱说的人或者爱问问题的人。每次我坐错桌子，饭后安妮特就会逮住我说：“你最好离那个人远一点。很快她就会追着你买她的东西。”
安妮特有一种自然母性的本能，帮助我应付那些官方规则，比如记下查数的时间和PAC数字，以及我被允许拿着自己的衣服到洗衣房清洗的日子。但是她对大多数不是中产阶级和白人的犯人保持警惕。原来早期的时候，安妮特被一个年轻女孩玩弄了，这个女孩利用安妮特的同情心，让她买了很多东西。事实上，这个女孩因为硬逼新来的犯人买东西而臭名昭著，所以安妮特感到很受伤，变得异常小心谨慎。安妮特在与她们意大利人玩“拉米500”纸牌游戏时把我也算在内，那些人勉强地忍受着我拙劣的牌技。黑人女性在不远处玩着喧闹的“黑桃”纸牌。这些意大利人对此嗤之以鼻，说她们都作弊。
安妮特把我介绍给尼娜，她也是意大利人，与我同岁，住在与我们的房间相隔几间的屋里，她也把我纳为保护对象。尼娜刚从禁闭室出来（她因为拒绝铲雪而被关在那里一个月），正等着被分回到宿舍里。安妮特好像害怕大部分其他犯人，但是不害怕尼娜。尼娜具有布鲁克林区的街头聪明，和安妮特一样对别人防备心很足：“她们都很怪——让我恶心。”她生活得很艰辛，对监狱了解得很清楚，非常会搞笑，令人惊讶的是，她能够容忍我的天真。我像只小狗一样跟在她的后面。她告诉我如何避免被其他犯人欺骗，我非常认真地听从。我对到底谁不是怪人非常感兴趣。
我与几个一起参加入狱培训的人相处得很好（加上我可以记住她们的名字）：与我一个房间、有纹身的拉丁人，她的车里被发现有12公斤可卡因却只判了6个月刑期（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有意思的“红妈”，坚持说西弗吉尼亚的监狱比丹伯里的好很多，“尽管这里的北方人更多一些，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是……”
还有从布鲁克林区来的小巧的珍妮特，她慢慢对我亲切起来，尽管仍然觉得我的主动和友好有点奇怪。她只有20岁，是个大学生，因为假期里当“毒骡”偷运毒品被抓了起来。联邦调查局的人把她抓走之前，她被关在加勒比海的一个监狱，度过了特别悲惨的整整一年。现在她的刑期是60个月——她20多岁的大部分时光都要在监狱里度过了。
一天，我在吃午饭的时候，另一个珍妮特坐到我旁边，跟我一起吃饭。她50岁左右，个子很高，皮肤白皙，惹人注目。我过去都在关注她，想知道她的故事——她让我想起了我的姑姑。珍妮特与我一样，也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毒品犯罪分子，她因为贩卖大麻被判2年刑期。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很友好，从来不执意强求，对于别人的私人空间非常尊重。我了解到她是一个世界旅行者、一个典型的反战知识分子、一个健身迷和瑜伽专家、一个具有歪曲幽默感的虔诚佛教徒，在监狱里这样的狱友是非常受欢迎的。
要吃监狱里的食物，必须得有佛教的境界。食堂的午饭有时候很热，有时候不热，最受欢迎的饭是麦当劳式的汉堡肉饼以及最好吃的、也很罕见的油炸鸡肉三明治。只要是鸡肉，不管怎么做，大家都疯狂抢着吃。更多的时候，午饭是白面包加大红肠和橡胶一样的橙味奶酪，还有怎么也吃不完的廉价油腻淀粉——来自大米、土豆和可恶的冷冻比萨饼。餐后甜品变数大到不可猜测，有时候是真的好吃的自制饼干或蛋糕，有时候是吉露果子冻，有时候是用碗盛的布丁。其他人警告我不要吃布丁：“都是用标着‘沙漠风暴’的罐头做成的。如果上面已经发霉，他们只是刮掉霉掉的一层，剩下的就给我们吃。”对于为数不多的几个素食主义者，食堂提供组织化植物蛋白（TVP），那是厨房的人用令人厌恶的大豆粉做成的，几乎难以下咽，看起来就像虫子一样。有时候，如果她们增加了洋葱，还勉强可以咽下去。可怜的练瑜伽的珍妮特是个素食主义者，所以大部分时候不得不食用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量粮食。
午饭和晚饭的时候，食堂都有一个自助沙拉台，提供卷心莴苣、黄瓜切片和生花椰菜。只有某些女人，比如瑜伽珍妮特，会经常光顾沙拉台。我害羞地跟她们问好，她们是我不得不吃粗粮的姐妹们啊！偶尔会有其他蔬菜——花椰菜、罐装豆芽、芹菜、胡萝卜，或者特别罕见的时候有生菠菜。这些蔬菜会很快被抢劫一空，让人不可思议地带出食堂供犯人们自己做饭吃，在宿舍区附近有两个微波炉。我们能够得到的食物只能来自食堂和日用物资供应店。
食堂里总能见到一个人，那就是意大利尼娜的前室友波普。她50岁左右，仪表堂堂，是一个俄罗斯的大佬，用铁腕管控厨房。一天晚上，晚饭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正和尼娜坐在一起。波普过来坐在我们旁边，她穿着紫红色厨房工作服，前胸左侧附近有一块白纱，上面写着“波普”，仿照电视剧《拉维恩和雪莉》里的做法。我因为不知情，开始埋怨食物。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没有任何人会以在监狱里的工作为荣，但波普却是个例外。当我开玩笑说要绝食以抗议食物不好吃的时候，她受不了了。
波普恶狠狠地瞪着我，然后用手指着我说：“听着，亲爱的，我知道你是新来的，所以我明白你不知道事情的原委。这一次，我就来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个说法叫做‘煽动暴乱’，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堆废话，绝食抗议那种垃圾话，那就是煽动暴乱。你会有大麻烦的，他们会立刻把你关进禁闭室。对于我来说，我不在乎你说的话，但是你不了解这些人亲爱的。有些人听到你说的那些垃圾，可能会告诉狱警，你会惊奇地发现中尉把你关起来的速度有多快。所以，听我一句劝，留心自己说的话。”她说完这些，走了。尼娜看着我，无声地告诉我“你个蠢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避着波普，在食堂打饭的时候低着头避开她的眼睛。
2月是黑人历史月，食堂里贴着马丁·路德·金、乔治·华盛顿·卡弗和罗莎·帕克斯的海报。“哥伦布日的时候他们怎么不贴点东西。”一个名叫隆巴尔迪的女人埋怨道，她当时排在我的后面。她是真的反对金博士吗？我没有说什么。在丹伯里，最低安全级别监狱（禁闭室）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都关着大约200个人，有时候会噩梦似的高达250人。关在里面的大约有一半是拉丁美洲人（波多黎各人、多米尼加人、哥伦比亚人），24%是白人，24%是非裔美国人和牙买加人，再加上其他少数人群：一个印度人、两个中东人、两个美洲印第安人、一个60多岁的小个子中国人。我总是想知道，如果你没有所属的种族，在那里是什么感觉。这听起来是那么像电影《西区故事》的情节——坚持你的种族，玛丽亚！
在监狱里，种族歧视是正大光明的。管理犯人住宿的辅导师为3个主要宿舍明确过组织原则。宿舍甲被称为“郊区”，宿舍乙是“聚居区”，宿舍丙是“西班牙黑人住宅区”。房间区是所有新来犯人首先要住的地方，这里是个大杂烩。伯特斯基把住宿分配当作武器，如果你惹他生气，就会被塞进房间区。监区身体最病重的妇女或者孕妇——就像我刚到时见到的那个——住下铺，住在上铺的都是新来的犯人，或者有行为问题的人（在这里，这种人从不缺乏）。我住的第6房间，是一个病房而不是惩罚房，所以我很幸运。晚上，我会躺在黑暗中的床铺上，下面是打呼噜的波兰人。我会听着安妮特呼吸器的声音，越过所有的上铺望向窗外，窗户正好与我的铺位在同一水平线上。外面有月亮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杉树的树梢和远处山谷的白色小山。
只要条件允许，我就会站在外面的冷风中，越过庞大的康涅狄格山谷向东凝望。我们的监区就位于这片区域里最高的一座小山上，能够看到下面连绵数英里起伏的群山、农田和城镇群。在2月份，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日出。我冒着严寒登上摇摇晃晃的冰冷楼梯，那里直通体育健身房和监区冻结的跑道。我会穿着那件难看的棕色大衣，戴着令人发痒的军绿色帽子、围巾和连指手套，然后走向寒冷的健身房练举重。几乎总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这让我很高兴。我常常写信和读书。但是时间就像一只野兽，一只庞大、懒惰、不能动的野兽，无论我怎么催促它都无动于衷。
有些天，我几乎不怎么说话，只是睁着眼看，闭着嘴不言。我很害怕，身体上的暴力倒是其次（我从未见到过），主要是害怕在公众场合因为搞砸事情而挨骂：要么是违反了监狱的规则，要么是违反了某个犯人的规则。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坐在了“别人”的位置上、侵入了你不能进的地方、问了不合适的问题，你都会被叫出去挨训痛斥。训骂你的人不是可怕的监狱看守，就是可怕的囚犯（有时候是说西班牙语的）。除了问尼娜一些问题和与我一起参加入狱培训的人交换些便条，我都是独来独往。
事实上，我的那些狱友们都在为我着想。罗斯玛丽每天都会给我送来她订购的《华尔街日报》，看看我情况如何。瑜伽珍妮特会特意在吃饭的时候与我坐在一起，我们会谈论喜马拉雅山、纽约和政治。一次在邮件点名时她看到我订的一份《新共和国》杂志时感到很震惊。她厌恶地说：“你最好还是看《旗帜周刊》吧！”
一次物资购买日——购买物资的时间是一周两次，都是晚上，一半的人在星期一晚上，另一半人在星期二晚上买——尼娜出现在6号房间门口。我的监狱账户里仍然没有钱，洗衣服都得用借来的肥皂，非常羡慕其他犯人每周的购物之行。
“嘿，帕波，来一杯漂浮沙士怎么样？”尼娜说。
“什么？”我迷惑不解地看着她，同时感到很饿。晚饭吃的是烤牛肉，上面的配料带着一种奇怪的金属绿色。我只吃了米饭和黄瓜。
“我要去日用物资供应店买冰淇淋，我们可以吃漂浮沙士。”我的心顿时雀跃起来，然后又一跌万丈。
“我不能去购物，尼娜。我的账户还没弄好。”
“闭嘴吧，快点来。”
在日用物资供应店，你可以买到一品脱的便宜冰淇淋——香草味的、巧克力味的、草莓味的。买了就必须立马吃掉，因为那里没有冷藏工人，只有一个为犯人准备的大型自动雪糕机。如果一个犯人把一品脱放进冰淇淋机，正好被另一个犯人看到，那可就惨咯！肯定会被别人嚷着说不注意卫生。像很多事情一样，这种事没有发生过。
尼娜买了香草味的冰淇淋和两罐根汁汽水。她在塑料咖啡杯里制作漂浮沙士的时候，看着那甘美的棕色泡沫，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她递给我一杯，我抿了一小口，脸上长出了泡沫胡子。这是我自从进监狱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我感觉到眼泪刺痛了眼睛。我太高兴了。
“谢谢你，尼娜。实在感谢你。”
邮件点名的时候，我依然幸运地收到大量的信件，每一封信我都会认真阅读回味。有些信来自我的好朋友们，有些来自家人，有些来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他们都是我朋友的朋友，听说我的故事后，拿出时间用笔和纸为一个陌生人提供安慰。拉里告诉我，我们的一个朋友告诉了她家人我的事情，她的父亲决定阅读我亚马逊心愿书单上的每一本书。在短期内，我通过邮件积累了：前同事凯莉寄来的漂亮明信片和朋友阿兰用精美信纸给我写的信，这在这种单调丑陋的环境下简直是珍品；还有比尔·格雷厄姆给我寄来的7张打印纸，上面都是史蒂文·赖特的笑话；一本关于咖啡的小书，里面有朋友彼得的手绘插画；以及很多猫的照片。这些都是我的财富，是我在这里最有价值的东西。
我的叔叔温斯罗普·艾伦三世给我写道：
帕波，
你的网页很受欢迎。我把网址转发给我的几个朋友和熟人，所以如果你从不认识的人那里收到一些旧书，不要觉得惊讶。
信里附的是一本《日本街头俚语》，说不定某一天，你可能需要它来泄愤。《乔·奥顿》不需要介绍，不过书前面有一段他的简介。《帕金森》写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老笨蛋，他发明了帕金森法律，不过我记不太清楚了。不，我现在想起来了，里面讲了很多可以填满时间的任务。你进行完你的集体治疗会议、安全性交讲座和12步布道后，可能就可以测试下这个假说。
《君主论》，马基雅维利所有书里我最喜爱的一本。跟你和我一样，他永远都是有害的。
《万有引力之虹》，我所有喜爱文学的朋友都认为这是自《火山之下》以来最伟大的一本书，我却两本都没看完。
我还寄去了两张海报，这样玛莎给你寄去装饰品之前，你就可以先开始整理你的住处了。
致以诚挚的问候。
温斯罗普，最糟糕的叔叔
我收到一个名叫乔·洛亚的人写来的信，他是一个作家，是我旧金山一个朋友的朋友。乔说他了解我正在经历的事情，并且希望我能给他回信。他告诉我写作可以说救了他一命：他曾经在禁闭室被关了两年。我很吃惊，他的信写得很亲密，但同时也让我很受触动，知道外面有人明白我目前所处的超现实世界，这让我感到很安心。
整个监狱只有修女收到的信比我多。我来监区的第一天，就有人好心地告诉我，这里有一个修女——鉴于当时还处于迷惑状态，我模糊地以为她们是说有一个修女选择与犯人们住在一起。我这么理解是对的，至少部分是。阿笛思·普拉特修女是一个政治犯，是几个和平运动修女之一，她们被联邦政府判了很长刑期，原因是在科罗拉多州“民兵Ⅱ”导弹发射井进行过非暴力抗议。每个人都尊重修女（大家都认识她），她今年已经69岁高龄，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她的存在让我们感到温暖，她像小精灵一样闪亮可爱。巧的是，修女是瑜伽珍妮特的室友——每天晚上，她喜欢被珍妮特扶到床上盖好被子，给她一个拥抱，并在她那柔软且长满皱纹的前额上亲吻一下。意大利裔美国犯人对于她的困境感到最为恼火。“他妈的联邦政府的人除了关修女就没有什么可做了？”她们会吐唾沫，以表示厌恶。修女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和平主义者的大量信件。
一天，我收到好朋友克里斯汀的一封信。我们在史密斯学校的第一周就相识了。信封里是写在一张飞机图形上的便条和一份剪报。我展开剪报，发现是2月8号周日版《纽约时报》上刊登的比尔·坎宁安的“街头”时尚栏目。占了半个版面的是十几张女人的照片，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不同的种族、个头和体形，都穿着亮橙色的衣服。文章的标题是“未被控制的橙色”，克里斯汀用蓝色便笺纸写道：“纽约人和帕波一起穿橙色！亲亲抱抱！汀。”我小心翼翼地把剪报塞进存物柜的门里，这样每次打开存物柜，我都可以看到好朋友手写的话语和穿着橙色衣服的女人们的笑脸。她们穿着橙色的大衣，戴着橙色的帽子和围巾，甚至婴儿车都是橙色的。很明显，橙色成了新流行色。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她看着我，好像我是个十足的疯子，然后她翻着眼皮说：“那是我男朋友名字的首字母。”
坐在我左边靠着墙的，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我一看到她就喜欢她，没有理由地喜欢。她的头发被简单梳成一排排辫子，坚定的下巴看起来很强势，但这都不能掩饰她年轻漂亮的事实。我跟她闲聊，问她的名字、她的家乡、她的刑期，这些问题都是我觉得可以问的。她叫珍妮特，来自布鲁克林区，她的刑期是6个月。她可能因为我跟她谈话而觉得我很奇怪。
房间另一边是一个小个子的白人女性，她很善谈，大约比我年长10岁，让人感觉既友好又有点女巫风范。她的红头发零乱四散，鹰钩鼻，皮肤因为饱经风霜而长了皱纹，看起来好像住在深山里或者大海边。她因为违犯假释罪而再次回到监狱。“我在西弗吉尼亚坐了两年。那里就像一个大的校园，吃的也像样。这里就是一个垃圾场。”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一点伤感。一个重回监狱的人可以这么若无其事和乐观向上，这让我很吃惊。这些人里面另一个白人女性也是因为违法假释罪又回到监狱的，她就显得很悲伤，这让我觉得才合乎情理。里面其他人都是黑人和拉丁美洲人，她们倚靠在墙上，盯着天花板或者地板看。我们穿得都一样，都穿着难看的帆布鞋。
我们都不得不接受来自丹伯里联邦监狱所有部门长达5个小时的繁琐介绍。这些部门包括：财政、电信、娱乐、物资供应、安全、教育和精神病治疗。这些专业头衔不知怎么就造就了监狱里低得惊人的生活水平。这些介绍人可以分为两大类：表示歉意的或者高傲屈尊的。表示歉意的一类包括监狱的精神病医师科克医生，他跟我年龄差不多，长得很帅气，他是那种可以成为我闺蜜丈夫的人。科克医生羞怯地告诉我们，他每周四会来监区待上几个小时，而且除非是“紧急情况”，他“并不能真的提供”任何精神健康方面的服务。他是丹伯里监狱里1400名服刑人员唯一的精神健康辅导师，他的首要职责是少量地发放精神病药物。如果你想服用镇静剂，就去找科克医生吧！
斯科特先生属于高傲屈尊的一类，他是一个自大的年轻狱警，从头到尾坚持与我们玩问答游戏，问的都是人际交流的最基本准则，并且不停地训诫我们不要“在狱中搞同性恋”。最差劲的是公共医疗卫生部的女负责人，她实在让人讨厌，我简直吃惊不已。她坚定地告诉我们，最好别浪费他们的时间，是他们来决定我们是否病了和什么情况才需要医学治疗，除非威胁到生命，我们不要指望现有的情况能有任何改变。我心里默默感激自己的身体还算健康。如果我们生病了，那可就惨了。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负责人走出房间之后，红头发的犯人说：“耶稣基督啊，谁在她的保健麦圈上撒尿了？”
接下来进来的是管理设备的一个高个子男人，他说话直率，眉毛特别浓密。“你们好，女士们！”他大声说。“我是理查兹先生。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所有人，对于你们来这里，我感到很抱歉。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们来到了这里，但是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我都不希望它们再发生。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对你们来说没有多少安慰，但我是认真的。我知道你们都有家庭有孩子，你们本应该和他们一起在家。我希望你们在这里的时间不长。”前面几个小时，我们都被当作不知道感恩、只会欺诈骗人的孩子，这个陌生人向我们展示了与众不同的体贴。我们都振作了一点。
“克尔曼！”拿着纸夹笔记板的一个囚犯把头伸进屋里叫道。“领囚服！”
我很幸运是在一个星期三到达的监狱。囚服都是在星期四发放，所以，如果你是在星期一主动服刑的，你可能要难闻上几天。到底有多难闻，要看你紧张的时候是否出汗。我跟着拿笔记板的囚犯沿走廊向前走进一个小房间，那里是发放囚服的地方。这些囚服都是之前这里关押男囚犯时剩下来的。她们给我发了4条有松紧带的卡其裤子和5件混纺系领衬衣，衬衣前面口袋上还印着之前穿的人的名字：玛丽亚林达·马尔多纳多、维奇·弗雷泽、玛丽·桑德斯、卡罗尔·赖安和安琪儿·车瓦斯科。发放的囚服还包括一套白色保暖内衣、一套让人发痒的水洗羊毛帽子、围巾和连指手套、5件白色衬衣、4双直筒袜、3件白色运动胸罩、10条保守型内裤（我后来很快就发现这些内裤洗几次之后就会失去弹性）和一件肥大得让我哈哈大笑的睡衣（大家都把这样的睡衣称为“姆姆”——夏威夷妇女装）。
最后，一直沉默着给我发囚服的监狱看守问：“鞋穿几码？”
“9号半。”
他把一个红黑相间的鞋盒子推给我，里面装着笨重的黑色钢头鞋。自从在一个样品处理会上用50美元买了一双鱼口拉尼克高跟鞋以来，这是第一双让我如此高兴的鞋。这双宝贝很结实，一看就很耐用。我对它们一见钟情。我把那双帆布鞋还回去的时候，脸上挂着非常灿烂的笑容。现在，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坚毅的犯人了，我觉得一下子好多了。
我穿着钢头鞋昂首阔步地走回培训室。狱友们还在那里，她们的眼睛因为不停歇的低沉单调声而昏昏欲睡地向上翻。管理设备的那个好人已经被托里切拉取代，他是与伯特斯基搭档的辅导师，前一天晚上让我给拉里打电话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就是在“喃喃而语”。他海象一样的面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从来没有听到他提高过嗓音，除了轻微的恼怒以外，很难看出其他情绪。他告诉我们，接下来要跟我们见面的是库马·得布典狱长。
我一下子有了兴趣：我对典狱长一无所知。她是这里的头儿，还是个女性，她的名字是这么与众不同。在我进监狱的24小时内，没有听到关于她的任何一句话。她会像温迪·威廉姆斯还是护士长拉契特？
都不像。得布典狱长走进房间以后，坐在了我们对面。她顶多比我年长10岁，看起来很健康，皮肤是橄榄色，面容姣好，很可能有中东地区的血统。她穿着过时的套装，戴着难看的人造珠宝。她跟我们说话很随意，假惺惺地好像对我们很关心。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些参加竞选的人。
“女士们，我是库马·得布典狱长。我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丹伯里，当然我知道这对你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你们在这里的时候，我负责你们的生活，负责你们的安全，负责你们顺利服刑完毕。所以，女士们，以上就是我的职责范围。”
她以这种口吻继续说了一会儿，偶尔会提到个人责任（我们的），然后还说到性。
“如果这里的任何人想要强迫你们发生性关系，如果任何人威胁你们或者伤害你们，我希望你们直接来找我。我每个周四的午饭时间都会在监区，所以你们可以过来告诉我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任何事。我们对丹伯里发生的任何不当性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
她指的是监狱看守，不是潜行捕食的女同性恋。很明显，在监狱的高墙之内，性和权力是形影不离的。我的好几个朋友都说到过他们的担心，因为在监狱里，看守比囚犯更危险。我环视介绍室看了看我的狱友们，一些看起来很害怕，大部分都显得无动于衷。
得布典狱长讲完她的演说后离开了。一个囚犯试探性地说：“她看起来人很好。”
那个之前在丹伯里被关过的假释罪犯人哼了一声：“斯利克小姐，不要指望会再见到她，除了每隔一周的周四能在队伍里看到她15分钟。她说得很好听，但她最好自己不在这里。这个地方不是她当家。那个‘零容忍’的废话？女士们，记住，他们各说各的理。”
每个新到联邦监狱的人，大概第一个月生活得都有点像炼狱一样，尤其是在“A＆O”（入狱培训阶段）时。接受入狱培训，囚犯什么也不能做——不能工作，不能去参加普通教育课程，不能去吃饭（直到其他人都吃完才能去），不能发表任何意见（比如在凌晨几点接到命令去铲雪的时候）。官方的方针是，不管你的各项医疗测试之前到达什么神秘的水平，它们必须回到正常水平后你的监狱生活才能真正开始。在监狱里，任何文书工作都进行得非常慢（关禁闭除外），囚犯也不可能有什么方式加速进程，任何事情都如此。
这里有数不清的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规定、日程表和礼节。快速地把它们都记下来，否则就要承担各种后果，比如：被认为是白痴、被叫做白痴、招惹到其他囚犯、招惹监狱看守、招惹辅导师、被迫清理厕所、在可吃的饭都没了的时候才能去吃饭、在档案里被放入“炮弹”（或者叫事故报告），或者被送到特别住宅单位（也被称为禁闭室、黑洞或者隔离室）。如果问了一个不是官方规则的问题，最常见的回复是“亲爱的，你不知道在监狱里不应该问问题吗？”其他所有的一切——非官方的规则——需要通过观察、推理或者小心地问你希望能够信任的人。
我们的入狱培训是在那年的2月（闰年，日子也没少多少），我们感到混乱又单调。我在监区大楼的周围走动，不仅受联邦执法人员的限制，还受天气的制约。既没有工作，也没有钱，还没有电话使用权，我完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多亏监狱里有书，还有其他犯人送给我的信纸和邮票。我已经等不及了，希望周末快点到来，这样就可以见到拉里和我的母亲了。
星期五，下雪了。满脸愁容的安妮特晃动我的脚把我叫醒。
“帕波，他们一直在叫入狱培训的人去扫雪！快起来！”
我坐起来，困惑不解。外面天还黑着呢。我在哪里呢？
“克尔曼！克尔曼！速到狱警办公室，克尔曼！”广播系统大声叫喊着。
安妮特惊得目瞪口呆。“你现在必须得去！快穿衣服！”
我仓皇地穿上我的新钢头鞋，然后去了狱警办公室，完全没有时间洗漱刷牙。值班的狱警是一个金发女同性恋者。她看着我，好像刚做完三项全能训练，能把我这样的新犯人当作早饭一样吃下去。
“克尔曼？”
我点点头。
“我半个小时前就叫入狱培训的人要扫雪。你当时在哪里？”
“我在睡觉。”
她看着我，好像我是春雨后在路上蠕动的一条蚯蚓。“哦，是吗？穿上外套，带上铁铲。”
早饭怎么办？我穿上保暖内衣和那件拉链坏掉的难看的冬季便服，出去找那些在刺骨冷风中清扫人行道的伙伴们。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微微的有点亮光。铁铲不够每人一把，我使用的那把是坏的。所有工作完成之前，任何人都不允许回到屋里，所以撒盐的人比扫雪的人还要多。
其中一个犯人已经70多岁，是个矮小的多米尼加人，她几乎不会说英语。我们把围巾给她，帮她围严实，让她在风吹不到的门口等着——她太害怕了，根本不敢走进去，尽管让她和我们一起在外面的冷风中干活简直荒唐。另一个其他种族的女人在风中告诉我，这个老人因为“电话线指控”而被判了4年刑，具体就是给她做毒品生意的男亲戚传达了电话信息。我想知道，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到底从这次判刑中能获得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我担心大雪让拉里没办法开车从纽约赶到这里，但是也没有途径可以知道外面的情况，所以在下午3点探视时间开始之前，我都在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我洗了个澡，穿上我觉得最不难看的囚服，站在破旧盥洗室的荧光灯下看着镜子里的那个妇女，相当陌生。我没有化妆，似乎不像女性——没有一点珠宝首饰，没有一点化妆品，没有一点装饰品。我的卡其衬衣胸袋上是别人的名字。拉里现在看到我会怎么想呢？
我到大的娱乐室外面等着，会客都在那里进行。会客室的墙上安装着红色的灯。犯人如果看到来探望她的人在往小山上走，或者广播系统里叫到了自己的名字，她就按一下会客室双层门旁边的灯开关，门另一侧的红灯同时也会亮，告诉会客室的狱警该犯人已经就位，等待会客。狱警看到红灯之后，站起来，走到门前，轻拍一下这个囚犯，允许她进入会客室。
我在会客室旁边的楼梯平台等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开始在主厅里来回走动，既感到无聊又有点紧张。当听到广播系统叫我名字的时候——“克尔曼，准备会客！”——我快速走上楼梯。一个烫着卷发、化着淡蓝色眼影的女狱警在楼梯口等着我。我伸展开胳膊和双腿，她的手指头在我的四肢上走动了一遍，还有我的衣领下、运动胸罩的下面和腰带周围。
“克尔曼？第一次，是不是？好了，他在里面等你呢。注意身体接触！”她拉开会客室的大门。
为了犯人会客方便，这个大房间里放了很多打牌用的轻便小桌和可折叠的椅子。我到那个房间的时候，已经有大约一半的桌子边坐满了人，拉里就坐在一张桌子的前面，看起来有点担忧又有点期望。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一下子站了起来。我以最快的速度走到他跟前，一把用双臂抱住他。他看起来很高兴。我感觉以前的自己又活过来了。
会客的开始和结尾时可以拥抱和亲吻（不许用舌头！）你的探视者。一些看守允许握着手，一些不允许。如果哪个看守有一天、一周或者一生不怎么顺利，我们都能够在那个铺着油布的阴冷会客室里感觉到。会客室里还一直都有两个犯人在那里帮助狱警，她们可以跟狱警闲聊几个小时。
拉里和我在牌桌两边坐下来，他只是笑着看我。我突然感到有点害羞，想知道他是否看出我的变化。然后我们开始说起话来，希望一下子能填补这几天的空缺。我告诉他自从他离开监狱大厅之后发生的一切，他告诉我他不得不离开的感觉。他说他已经跟我的父母说过我的情况了，说他们都还好，说母亲明天就来看我。他列举了所有打电话想知道我情况的人的名单，以及都有谁想要过来探视我。我跟他解释说我的探视者名单最多可以有25个人。我们的朋友提姆建立了一个网站www.thepipebomb.com，拉里在上面粘贴了所有相关信息（包括一个常见问题解答）。
我们聊了几个小时（周五的探视时间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拉里对到目前为止监狱里发生的一切都很好奇。跟他一起坐在牌桌前，我可以放松一直紧绷的警觉和谨慎（在过去的3天，我几乎每一步举动都没有放松过），都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即使在跟他分享新生活的每一个发现时都是如此。跟他坐在那里，我感到自己被深深地爱着，因而更加自信地认为将来的某一天，我可以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我无数次向拉里保证我很好。我让他向周围看一看——其他犯人是不是看起来那么不好相处？他觉得她们看起来还好。
7：45的时候，拉里和其他探视者应该离开了。我的整个心都揪了起来。我不得不离开我们牌桌周围的爱情泡沫。要再过一个星期才能再次见到他。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他问。
“没有，还没有，没有信。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监狱时间来进行的——慢动作。”
分别是痛苦的，不仅我们俩分别如此。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不想离开她的妈妈，爸爸奋力给她穿防雪装时，她嚎啕大哭。探视者和犯人们分别的时候，边走边停地往门口挪。我们都被允许与探视者拥抱一下，然后看着爱人的背影消失在黑夜里。一些有经验的犯人已经开始解开鞋带，准备好接受光身检查。
这个程序——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重复了成百上千次——从来没有改变过。脱掉鞋子、袜子、衬衣、裤子和T恤，拉起运动胸罩露出双胸，把脚底抬起来接受检查。然后背对着女狱警，拉下内裤蹲下，露出自己的私密处。最后，用力咳嗽一下，理论上说，这样可以将任何藏起来的违禁品挤出来掉在地上。一个是别无选择只得脱光接受检查的人，一个是命令别人如此做的看守，对于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交换，我总是觉得轻快活泼、公事公办。但是有些女犯人觉得脱光检查很丢脸，甚至宁愿放弃探视以避免接受这种侮辱。没有亲人的探视我根本撑不下去，所以也愿意咬紧牙关快速通过检查。这是监狱系统的交换物：你想要跟外界有联系？准备好展示你的屁股吧，每一次都要。
把衣服穿上之后，我走回到大厅里，脑子里满满都是拉里说过的话。有人说：“嘿，克尔曼，邮件点名叫你的名字了！”我径直走向狱警站，他递给我16封美好的信（包括拉里的！）和6本书。外面还是有人爱我的。
第二天，母亲应该来看我。我只能猜，过去的72小时对她来说有多难熬，我担心她看到这里的铁丝网会害怕——高高的铁丝网让人感到原始的恐惧。广播系统上叫我名字、看守拍我的时候，我都几乎站不稳了。我快速地跑过会客室的大门，急切地寻找母亲的脸庞。当看见她的时候，好像我们四周的一切都淡成遥远的背景。她看到我一下子哭了起来。我长那么大，从来没有见过她像当时那样如释重负。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向妈妈保证我很好，告诉她没有人烦我或者伤害我，我的室友们都在帮助我，看守们也没有为难我。会客室里还有其他家庭，很多还都带着小孩子，这让我想到我们不是唯一遭受此难的家庭。事实上，我们只是数百万应付监狱系统的美国家庭之一。当母亲看到另一张牌桌上一个小女孩在跟父母玩耍的时候，她不说话了。她脸上显出的紧张抹去了我可能有的任何抱怨或自我怜悯。她在努力表现得很勇敢，但我知道她回车上以后会哭一路。
在监狱会客室里度过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安慰的时光。在那里，时间过得飞快，这是在监区唯一一个时间飞逝的场合。我可以完全忘记会客室大门另一侧拥挤的人群，而且每次会客之后的很多小时，我都还可以保留那种感觉。
但是我能够看出来，对于我的家人来说，看到我穿着卡其囚服，稍微体验一下我被看守们、陌生人和强大的控制系统包围着的感觉，他们会感到多么可怕和惊慌。不得不让他们看到这里的世界，我感到十分难过。每个星期，我需要向母亲和拉里重申我的承诺，向他们保证我一定能顺利度过这里的时间，告诉他们我很好。看到他们为我担心，我比站在法官面前的时候感到更加内疚和羞耻——站在法庭的经历已经相当痛苦。
监区就像高中校园或者急诊病房一样，有鲜明的紧张忙碌和安宁平静的节奏。紧张忙碌的时候，很多讲各种语言的妇女们来来往往，聚集成一群群地匆忙走动、无事闲荡，更多的时候是等待，而且几乎总是很吵闹，各种飞绕的语言中夹杂着噪音、口音和情绪。
其他时候，这个地方静寂无声……一天中的某些时候让人昏昏欲睡，尤其当大部分囚犯都去做分配的工作，勤杂工也已经快速完成他们的清洗去小睡、编织或者玩牌。晚上10点钟以后，熄灯号已经吹过，大厅里安安静静，但时不时有女人穿着“姆姆”去盥洗室或邮件箱。靠着远处公共休息室传出来的微弱灯光，有人在那里坐着，可能是在违规看电视。
我对这些动作模式——吃饭、邮件点名、工作点名、排队吃药、物资供应日、电话时间——仍然很陌生。但我每天都了解到新东西，将自己学习到的信息归类，试图弄明白哪里是自己的位置。
信件和好书——大量的好书——开始从外界涌进来。邮件点名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那个同性恋色情明星都会大喊：“克尔曼！”然后用脚推给我一个塑料箱，里面装满了十多本书。他的表情半是厌恶，半是困惑。监区的所有人都会看着我领取邮件，偶尔会有人说句俏皮话——“你能一直收到那么多书吗？”
一方面，大家感叹外面有人关心我；另一方面，这么多文学作品的大量涌入也表明我与众不同，是个怪物：“她就是那个有书的人。”安妮特和其他几个女人很高兴有这么多新的读物流入，尽情地（也征得我的同意）从我的“藏书室”里借书。简·奥斯汀、弗吉尼亚·伍尔夫、《爱丽丝漫游仙境》填补了我的大量空闲时间，在精神世界陪伴我，但在现实世界里，我真的很孤单。我很谨慎地想要交朋友，但是就像在监狱里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这件事需要小心操作。对于像我这样新来的人，监狱里有太多的地方很容易让我们失足，比如在食堂。
这里的食堂就跟高中的餐厅一样，谁对高中的餐厅有美好回忆？一个铺着油布的巨大房间里摆满了桌子，每张桌子两侧固定着四张椅子。桌子沿窗户摆开，窗户直对着监区的主要后门，那里有停车场、残疾人坡道、一个被废弃的篮球架。早饭期间，食堂里比较安静，因为只有很小一部分犯人在那里吃早饭，主要是年龄稍微大一些的犯人可以在早上6：30这个程序中享受几乎可以冥想的宁静。吃早饭的时候从来不需要排队等候——你拿起托盘和塑料餐具，靠近由其他犯人分发食物的地方。这些负责分发食物的犯人有些面无表情，有些很善谈。早餐可能是冷谷类食物，或者是燕麦粥，运气好的话会有煮鸡蛋。通常，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水果，苹果或者香蕉，有时候也可能是一个非常硬的桃子。盛着稀咖啡的大桶在冷饮售货机旁边，里面有水，还有一些类似“酷爱”的东西。
我养成了去吃早饭的习惯，这样可以安静地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喝难喝的咖啡，而是观察其他犯人来来往往，透过朝东的窗户看着太阳一点点升起来。
午饭和晚饭都与此不同：排队打饭的女人可以沿着窗户一直排到房间的尽头，有时候队伍还会排在屋外，嘈杂声惊天动地。我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很伤脑筋，总是小心地拿着餐盘向前移动，眼睛不停地望着在周围有空椅子的熟人，或者更理想的情况是，能看到一张空着的桌子。与你不认识的人坐在一张餐桌上是冒险的举动。你可能会遭遇白眼和完全的沉默，或者直接被指出“这里有人”。不过，你也可能会遇到非常爱说的人或者爱问问题的人。每次我坐错桌子，饭后安妮特就会逮住我说：“你最好离那个人远一点。很快她就会追着你买她的东西。”
安妮特有一种自然母性的本能，帮助我应付那些官方规则，比如记下查数的时间和PAC数字，以及我被允许拿着自己的衣服到洗衣房清洗的日子。但是她对大多数不是中产阶级和白人的犯人保持警惕。原来早期的时候，安妮特被一个年轻女孩玩弄了，这个女孩利用安妮特的同情心，让她买了很多东西。事实上，这个女孩因为硬逼新来的犯人买东西而臭名昭著，所以安妮特感到很受伤，变得异常小心谨慎。安妮特在与她们意大利人玩“拉米500”纸牌游戏时把我也算在内，那些人勉强地忍受着我拙劣的牌技。黑人女性在不远处玩着喧闹的“黑桃”纸牌。这些意大利人对此嗤之以鼻，说她们都作弊。
安妮特把我介绍给尼娜，她也是意大利人，与我同岁，住在与我们的房间相隔几间的屋里，她也把我纳为保护对象。尼娜刚从禁闭室出来（她因为拒绝铲雪而被关在那里一个月），正等着被分回到宿舍里。安妮特好像害怕大部分其他犯人，但是不害怕尼娜。尼娜具有布鲁克林区的街头聪明，和安妮特一样对别人防备心很足：“她们都很怪——让我恶心。”她生活得很艰辛，对监狱了解得很清楚，非常会搞笑，令人惊讶的是，她能够容忍我的天真。我像只小狗一样跟在她的后面。她告诉我如何避免被其他犯人欺骗，我非常认真地听从。我对到底谁不是怪人非常感兴趣。
我与几个一起参加入狱培训的人相处得很好（加上我可以记住她们的名字）：与我一个房间、有纹身的拉丁人，她的车里被发现有12公斤可卡因却只判了6个月刑期（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有意思的“红妈”，坚持说西弗吉尼亚的监狱比丹伯里的好很多，“尽管这里的北方人更多一些，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是……”
还有从布鲁克林区来的小巧的珍妮特，她慢慢对我亲切起来，尽管仍然觉得我的主动和友好有点奇怪。她只有20岁，是个大学生，因为假期里当“毒骡”偷运毒品被抓了起来。联邦调查局的人把她抓走之前，她被关在加勒比海的一个监狱，度过了特别悲惨的整整一年。现在她的刑期是60个月——她20多岁的大部分时光都要在监狱里度过了。
一天，我在吃午饭的时候，另一个珍妮特坐到我旁边，跟我一起吃饭。她50岁左右，个子很高，皮肤白皙，惹人注目。我过去都在关注她，想知道她的故事——她让我想起了我的姑姑。珍妮特与我一样，也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毒品犯罪分子，她因为贩卖大麻被判2年刑期。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很友好，从来不执意强求，对于别人的私人空间非常尊重。我了解到她是一个世界旅行者、一个典型的反战知识分子、一个健身迷和瑜伽专家、一个具有歪曲幽默感的虔诚佛教徒，在监狱里这样的狱友是非常受欢迎的。
要吃监狱里的食物，必须得有佛教的境界。食堂的午饭有时候很热，有时候不热，最受欢迎的饭是麦当劳式的汉堡肉饼以及最好吃的、也很罕见的油炸鸡肉三明治。只要是鸡肉，不管怎么做，大家都疯狂抢着吃。更多的时候，午饭是白面包加大红肠和橡胶一样的橙味奶酪，还有怎么也吃不完的廉价油腻淀粉——来自大米、土豆和可恶的冷冻比萨饼。餐后甜品变数大到不可猜测，有时候是真的好吃的自制饼干或蛋糕，有时候是吉露果子冻，有时候是用碗盛的布丁。其他人警告我不要吃布丁：“都是用标着‘沙漠风暴’的罐头做成的。如果上面已经发霉，他们只是刮掉霉掉的一层，剩下的就给我们吃。”对于为数不多的几个素食主义者，食堂提供组织化植物蛋白（TVP），那是厨房的人用令人厌恶的大豆粉做成的，几乎难以下咽，看起来就像虫子一样。有时候，如果她们增加了洋葱，还勉强可以咽下去。可怜的练瑜伽的珍妮特是个素食主义者，所以大部分时候不得不食用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量粮食。
午饭和晚饭的时候，食堂都有一个自助沙拉台，提供卷心莴苣、黄瓜切片和生花椰菜。只有某些女人，比如瑜伽珍妮特，会经常光顾沙拉台。我害羞地跟她们问好，她们是我不得不吃粗粮的姐妹们啊！偶尔会有其他蔬菜——花椰菜、罐装豆芽、芹菜、胡萝卜，或者特别罕见的时候有生菠菜。这些蔬菜会很快被抢劫一空，让人不可思议地带出食堂供犯人们自己做饭吃，在宿舍区附近有两个微波炉。我们能够得到的食物只能来自食堂和日用物资供应店。
食堂里总能见到一个人，那就是意大利尼娜的前室友波普。她50岁左右，仪表堂堂，是一个俄罗斯的大佬，用铁腕管控厨房。一天晚上，晚饭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正和尼娜坐在一起。波普过来坐在我们旁边，她穿着紫红色厨房工作服，前胸左侧附近有一块白纱，上面写着“波普”，仿照电视剧《拉维恩和雪莉》里的做法。我因为不知情，开始埋怨食物。我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没有任何人会以在监狱里的工作为荣，但波普却是个例外。当我开玩笑说要绝食以抗议食物不好吃的时候，她受不了了。
波普恶狠狠地瞪着我，然后用手指着我说：“听着，亲爱的，我知道你是新来的，所以我明白你不知道事情的原委。这一次，我就来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个说法叫做‘煽动暴乱’，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堆废话，绝食抗议那种垃圾话，那就是煽动暴乱。你会有大麻烦的，他们会立刻把你关进禁闭室。对于我来说，我不在乎你说的话，但是你不了解这些人亲爱的。有些人听到你说的那些垃圾，可能会告诉狱警，你会惊奇地发现中尉把你关起来的速度有多快。所以，听我一句劝，留心自己说的话。”她说完这些，走了。尼娜看着我，无声地告诉我“你个蠢蛋”。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避着波普，在食堂打饭的时候低着头避开她的眼睛。
2月是黑人历史月，食堂里贴着马丁·路德·金、乔治·华盛顿·卡弗和罗莎·帕克斯的海报。“哥伦布日的时候他们怎么不贴点东西。”一个名叫隆巴尔迪的女人埋怨道，她当时排在我的后面。她是真的反对金博士吗？我没有说什么。在丹伯里，最低安全级别监狱（禁闭室）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都关着大约200个人，有时候会噩梦似的高达250人。关在里面的大约有一半是拉丁美洲人（波多黎各人、多米尼加人、哥伦比亚人），24%是白人，24%是非裔美国人和牙买加人，再加上其他少数人群：一个印度人、两个中东人、两个美洲印第安人、一个60多岁的小个子中国人。我总是想知道，如果你没有所属的种族，在那里是什么感觉。这听起来是那么像电影《西区故事》的情节——坚持你的种族，玛丽亚！
在监狱里，种族歧视是正大光明的。管理犯人住宿的辅导师为3个主要宿舍明确过组织原则。宿舍甲被称为“郊区”，宿舍乙是“聚居区”，宿舍丙是“西班牙黑人住宅区”。房间区是所有新来犯人首先要住的地方，这里是个大杂烩。伯特斯基把住宿分配当作武器，如果你惹他生气，就会被塞进房间区。监区身体最病重的妇女或者孕妇——就像我刚到时见到的那个——住下铺，住在上铺的都是新来的犯人，或者有行为问题的人（在这里，这种人从不缺乏）。我住的第6房间，是一个病房而不是惩罚房，所以我很幸运。晚上，我会躺在黑暗中的床铺上，下面是打呼噜的波兰人。我会听着安妮特呼吸器的声音，越过所有的上铺望向窗外，窗户正好与我的铺位在同一水平线上。外面有月亮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杉树的树梢和远处山谷的白色小山。
只要条件允许，我就会站在外面的冷风中，越过庞大的康涅狄格山谷向东凝望。我们的监区就位于这片区域里最高的一座小山上，能够看到下面连绵数英里起伏的群山、农田和城镇群。在2月份，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日出。我冒着严寒登上摇摇晃晃的冰冷楼梯，那里直通体育健身房和监区冻结的跑道。我会穿着那件难看的棕色大衣，戴着令人发痒的军绿色帽子、围巾和连指手套，然后走向寒冷的健身房练举重。几乎总是我一个人在那里，这让我很高兴。我常常写信和读书。但是时间就像一只野兽，一只庞大、懒惰、不能动的野兽，无论我怎么催促它都无动于衷。
有些天，我几乎不怎么说话，只是睁着眼看，闭着嘴不言。我很害怕，身体上的暴力倒是其次（我从未见到过），主要是害怕在公众场合因为搞砸事情而挨骂：要么是违反了监狱的规则，要么是违反了某个犯人的规则。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坐在了“别人”的位置上、侵入了你不能进的地方、问了不合适的问题，你都会被叫出去挨训痛斥。训骂你的人不是可怕的监狱看守，就是可怕的囚犯（有时候是说西班牙语的）。除了问尼娜一些问题和与我一起参加入狱培训的人交换些便条，我都是独来独往。
事实上，我的那些狱友们都在为我着想。罗斯玛丽每天都会给我送来她订购的《华尔街日报》，看看我情况如何。瑜伽珍妮特会特意在吃饭的时候与我坐在一起，我们会谈论喜马拉雅山、纽约和政治。一次在邮件点名时她看到我订的一份《新共和国》杂志时感到很震惊。她厌恶地说：“你最好还是看《旗帜周刊》吧！”
一次物资购买日——购买物资的时间是一周两次，都是晚上，一半的人在星期一晚上，另一半人在星期二晚上买——尼娜出现在6号房间门口。我的监狱账户里仍然没有钱，洗衣服都得用借来的肥皂，非常羡慕其他犯人每周的购物之行。
“嘿，帕波，来一杯漂浮沙士怎么样？”尼娜说。
“什么？”我迷惑不解地看着她，同时感到很饿。晚饭吃的是烤牛肉，上面的配料带着一种奇怪的金属绿色。我只吃了米饭和黄瓜。
“我要去日用物资供应店买冰淇淋，我们可以吃漂浮沙士。”我的心顿时雀跃起来，然后又一跌万丈。
“我不能去购物，尼娜。我的账户还没弄好。”
“闭嘴吧，快点来。”
在日用物资供应店，你可以买到一品脱的便宜冰淇淋——香草味的、巧克力味的、草莓味的。买了就必须立马吃掉，因为那里没有冷藏工人，只有一个为犯人准备的大型自动雪糕机。如果一个犯人把一品脱放进冰淇淋机，正好被另一个犯人看到，那可就惨咯！肯定会被别人嚷着说不注意卫生。像很多事情一样，这种事没有发生过。
尼娜买了香草味的冰淇淋和两罐根汁汽水。她在塑料咖啡杯里制作漂浮沙士的时候，看着那甘美的棕色泡沫，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她递给我一杯，我抿了一小口，脸上长出了泡沫胡子。这是我自从进监狱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我感觉到眼泪刺痛了眼睛。我太高兴了。
“谢谢你，尼娜。实在感谢你。”
邮件点名的时候，我依然幸运地收到大量的信件，每一封信我都会认真阅读回味。有些信来自我的好朋友们，有些来自家人，有些来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他们都是我朋友的朋友，听说我的故事后，拿出时间用笔和纸为一个陌生人提供安慰。拉里告诉我，我们的一个朋友告诉了她家人我的事情，她的父亲决定阅读我亚马逊心愿书单上的每一本书。在短期内，我通过邮件积累了：前同事凯莉寄来的漂亮明信片和朋友阿兰用精美信纸给我写的信，这在这种单调丑陋的环境下简直是珍品；还有比尔·格雷厄姆给我寄来的7张打印纸，上面都是史蒂文·赖特的笑话；一本关于咖啡的小书，里面有朋友彼得的手绘插画；以及很多猫的照片。这些都是我的财富，是我在这里最有价值的东西。
我的叔叔温斯罗普·艾伦三世给我写道：
帕波，
你的网页很受欢迎。我把网址转发给我的几个朋友和熟人，所以如果你从不认识的人那里收到一些旧书，不要觉得惊讶。
信里附的是一本《日本街头俚语》，说不定某一天，你可能需要它来泄愤。《乔·奥顿》不需要介绍，不过书前面有一段他的简介。《帕金森》写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老笨蛋，他发明了帕金森法律，不过我记不太清楚了。不，我现在想起来了，里面讲了很多可以填满时间的任务。你进行完你的集体治疗会议、安全性交讲座和12步布道后，可能就可以测试下这个假说。
《君主论》，马基雅维利所有书里我最喜爱的一本。跟你和我一样，他永远都是有害的。
《万有引力之虹》，我所有喜爱文学的朋友都认为这是自《火山之下》以来最伟大的一本书，我却两本都没看完。
我还寄去了两张海报，这样玛莎给你寄去装饰品之前，你就可以先开始整理你的住处了。
致以诚挚的问候。
温斯罗普，最糟糕的叔叔
我收到一个名叫乔·洛亚的人写来的信，他是一个作家，是我旧金山一个朋友的朋友。乔说他了解我正在经历的事情，并且希望我能给他回信。他告诉我写作可以说救了他一命：他曾经在禁闭室被关了两年。我很吃惊，他的信写得很亲密，但同时也让我很受触动，知道外面有人明白我目前所处的超现实世界，这让我感到很安心。
整个监狱只有修女收到的信比我多。我来监区的第一天，就有人好心地告诉我，这里有一个修女——鉴于当时还处于迷惑状态，我模糊地以为她们是说有一个修女选择与犯人们住在一起。我这么理解是对的，至少部分是。阿笛思·普拉特修女是一个政治犯，是几个和平运动修女之一，她们被联邦政府判了很长刑期，原因是在科罗拉多州“民兵Ⅱ”导弹发射井进行过非暴力抗议。每个人都尊重修女（大家都认识她），她今年已经69岁高龄，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她的存在让我们感到温暖，她像小精灵一样闪亮可爱。巧的是，修女是瑜伽珍妮特的室友——每天晚上，她喜欢被珍妮特扶到床上盖好被子，给她一个拥抱，并在她那柔软且长满皱纹的前额上亲吻一下。意大利裔美国犯人对于她的困境感到最为恼火。“他妈的联邦政府的人除了关修女就没有什么可做了？”她们会吐唾沫，以表示厌恶。修女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和平主义者的大量信件。
一天，我收到好朋友克里斯汀的一封信。我们在史密斯学校的第一周就相识了。信封里是写在一张飞机图形上的便条和一份剪报。我展开剪报，发现是2月8号周日版《纽约时报》上刊登的比尔·坎宁安的“街头”时尚栏目。占了半个版面的是十几张女人的照片，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不同的种族、个头和体形，都穿着亮橙色的衣服。文章的标题是“未被控制的橙色”，克里斯汀用蓝色便笺纸写道：“纽约人和帕波一起穿橙色！亲亲抱抱！汀。”我小心翼翼地把剪报塞进存物柜的门里，这样每次打开存物柜，我都可以看到好朋友手写的话语和穿着橙色衣服的女人们的笑脸。她们穿着橙色的大衣，戴着橙色的帽子和围巾，甚至婴儿车都是橙色的。很明显，橙色成了新流行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