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时光
在丹伯里，宗教仪式很多：天主教徒周五祷告，有时候星期天也有（一般都由“帅牧师”主持，他很年轻，会弹吉他，会讲意大利语，因此广受所有意大利籍美国人的崇拜）；周末两天都有西班牙基督教仪式；星期三有佛教徒的冥想以及犹太教徒的祈祷；每周还有一次奇怪的不限于某一宗教的活动：有志愿者弹奏的原声吉他和香味蜡烛。然而，最盛大的仪式还是星期天晚上在会客室举行的“基督教”（也被称为正统派基督教）仪式，那个时间正好在会客时间结束以后。
在3月份，我问拉弗蒂修女在复活节那天是否会为圣公会教徒准备仪式。拉弗蒂修女是德国人，是监狱里的牧师总管。她看着我，好像我有3个头一样奇怪，然后回答说，如果你非得要有自己的牧师的话，就把牧师的名字放在探视名单（已经满了）上，这样就可以使用小礼拜堂。算我自讨没趣，修女！
我有些邻居是崇尚武力的再生教徒，我发现她们的跪拜单调乏味。一些虔诚的人很明显特别自负，她们会大声宣称自己愿意讨论任何宗教话题，以及介绍上帝怎么通过禁闭与她们交流、上帝爱有罪的人，等等。在我看来，一个人感谢上帝没必要这么高调，或许也不需要这么多的自鸣得意。一个人可以一方面大声崇敬上帝，一方面仍然行为龌龊，而且这样的人在宿舍区随处可见。
监狱里没有春季专用的新帽子衣服，但是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有人在监区后面立了一个大得吓人的木十字架，就在食堂外面。我吃早饭的时候看到了，只能问琼斯夫人：“这是搞什么？”琼斯夫人是服务犬项目的老女王，脾气有点暴躁，她是每天都来吃早饭的老女人之一。当我知道她只有55岁的时候，感到很吃惊，监狱生活真是催人老啊。
“她们总是会立这十字架，”她说。“一定是建设与维修部门的某个小丑干的。”
几天以后，尼娜和我一边喝速溶咖啡一边讨论即将到来的节日，那个德国修女给利维和这里的另一个犹太女人送了几箱犹太逾越节薄饼。那个犹太女人绝对是可爱版的盖尔·格林曼。这件事引起了其他犯人的兴趣。“她们为什么能得到大箱的饼干？”宿舍乙区的一个邻居问我，想弄清楚这个信仰的神秘。“那些饼干配着果子冻一定好吃。”
正在弄卷刘海的尼娜歪着头，回想着过去的逾越节。“有一年，我正好在雷克斯监狱。逾越节饼干是他们发给我们唯一能吃的东西。”她陷入沉思，手指把香烟转来转去。“和黄油一起吃真是美味。”今年，我不用在拉里的逾越节家宴和我自己家的复活节传统中间来回折腾了。太糟糕了——我爱十灾。
波普和她的团队为了准备复活节晚宴使出了浑身解数。这顿晚餐相当奢侈，简直可以称为春天的奇迹。菜单包括：烤鸡和卷心菜；让人惊讶的饺子，面团硬到可以用来当武器用；芥末味很重的鸡蛋；沙拉台上还有难得的新鲜蔬菜。至于甜品，我们享受的是纳塔利非常拿手的精美鸟巢制品——底下是一层油炸玉米粉圆饼包裹着很多布丁，上面是胶质软糖“鸡蛋”和绿色椰子“草”在一起炖制的青葱表面，一颗颜色亮丽的果浆软糖镶在最上面。我盯着它看，觉得它美得简直让人窒息，而我身边的人居然都在狂吃。我不想吃掉这个难以置信的立体美景，我想给它涂上虫漆，永远保存下来。
复活节刚过完，尼娜就要去山下那个重刑犯监狱参加戒毒计划，我会想她的。过去的几个星期，她都在不停地织一条围巾，我对围巾颜色和样式给出了建议。“你觉得现在是什么颜色？”她拉出自己从废物中挑拣的小团纱线收藏品问我。“紫色！”我指着说。“绿色！”
整个监区都在为即将加入为期9个月戒毒计划的8名女性做准备。这个过程包括清除掉她们可能拥有的任何违禁品，在日用物资供应店购买新用品，给她们购买零食，以及为山下服刑的女人捎信。这有点像送她们去一个恐怖的夏令监。
虽然尼娜要去的地方只在那个高墙后面的几百码之外，但是这个距离就好像几千英里。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她了。
和其他7名女性一样，她的行李袋被装进了城市司机的货车里，我跟她拥抱告别。“尼娜，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围巾是给你织的，帕波！我把它织完给你！”波普在哭。
随着尼娜朝山下的联邦惩教所驶去，我感到一种真正的失落感。她是我在这里交的第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后面可能再也无法跟她联系。监狱就是这样，会有很多人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也会让你见识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人。有些从你生活中消失的人，可能仅仅住在监狱场地的另一边——我知道有6个女人，她们的姐妹或者表姐妹就在山下的重刑犯监狱里。一天午饭后，我正走回工作的地方，突然通过联邦惩教所的后门瞥到了尼娜，于是疯狂地跳上跳下，跟她挥手。她也看到了我，也挥手招呼。监狱巡逻的卡车在我们俩之间急刹车停下了。“快他妈的别挥了！”车里面的狱警恶狠狠地说。
波普在“下面的围地”被关了很多年，然后才上山来到监区的。她征募了好多“信使”向仍在那边铁丝网里的朋友们送去了她的礼物。在宿舍甲区，也就是“郊区”，波普的隔间里有一个庞大的存物柜，是我和纳塔利存物柜的两倍，柜子里塞满了很多她喜爱的东西——吃的东西比如斯帕姆午餐肉，这在日用物资供应店已经买不到了；还有穿的衣服，都是很早以前的，其他人都没有；最重要的是，香水。她喜欢自己调配香水——一点白色钻石、一点鸦片香水混合而成，名曰“波普之水”。“我很快就可以出去了。”波普在选几件珍贵的违禁蕾丝胸罩准备送给在山下服刑的一个朋友。“我还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1月份就可以回家了。我出去后要买漂亮的新胸罩，这样才能配我的珠宝首饰！”
波普身上总是充满了奇迹、神秘和新发现。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但是尼娜已经把我交给了这个女人，她会在各个方面给我帮助，会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抚慰我，当情况无法改变的时候，告诉我坚强起来。最开始的时候，她曾对我表示怀疑。但是，当我从建设与维修部拿了一块木板放在她垫子底下当后撑的时候，她对我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观；我能够帮她写休假条也起到了作用。但是，真正打动她的是我对她的食物和故事都非常感兴趣。
波普在外面的时候生活得非常疯狂。她3岁就从俄罗斯来到了美国，18岁时嫁给了一个俄罗斯歹徒。他们在一起的生活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的疯狂迪斯科辉煌，也有几年是在联邦警察的追捕中四处逃亡。“联邦调查局的人想尽各种方法想要抓住我们……我的丈夫每次都大笑置之。好吧，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抓，早晚会找到你。他们从不会放弃。”她的丈夫在南方某处的一个监狱，孩子们那时也都已经长大成人。她失去了一切，但是仍然在监狱里顺利度过了12年，并将监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波普很精明，精力非常旺盛。她很善良，但也可以很残忍。她知道如何利用这个制度，并不被别人打倒——总有人试图这么做。
波普已经成人的孩子们每个星期都来看她，一起来的还有几个其他家庭成员，他们用俄语轻声说话。我只在会客室里见她穿过发放的卡其布囚服——其他时候，她都穿着格子花纹的厨房裤子，暗红色的工作服上衣，胸前用白纱绣着“波普”两字，还戴着发网。但是要会客的时候，她总是整理好自己的头发、化好妆，这样看起来像一个贵妇或者年轻的女子。
定期有人探视的犯人一般都会特别留出至少一套囚服会客时穿——一套最合身的、没有揉皱的、没有污点的、有时还是特别裁制的衣服。按照监狱的规定，任何人不允许私自修改囚服，但总是有人想办法让那些土褐色的男人囚服看起来更好看一些、更有女性气息一些。有的女人会在宽大的衬衣后面熨出一个褶皱。大家都知道谁的缝纫技术特别好，你可以拿物资作为交换，让你的囚服更加合身——西班牙的小姐们尤其喜欢穿很紧很紧的裤子。有人给了我一条前面没有褶皱的迪凯思卡其裤，我感到特别开心、激动不已。那条裤子收过腰，在脚踝处也收紧了，大腿内侧已经磨光露出织纹，但是当我穿着这条裤子去会客的时候，狱友们都啧啧肯定很好看。“帕——帕波！”邻居美味姐欣赏地大叫。“秀色可餐啊！”拉里刚看到我穿着紧身裤的时候，眼睛都要凸出来了。
头发与囚服一样重要。这对像我这样的金直发女孩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于黑人女性和西班牙的女性来说，摆弄头发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只需要看一个人的发型，就基本可以确定谁在等待会客。关于沙龙房的使用时间经常会出现争吵，主要是烫发液和烧焦头发的气味实在强烈。这个房间的电力供应也不够，所以总是跳闸，但是应该被谴责的德西蒙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应该关掉下边那个所谓的‘美容院’。”当电工分部的女孩们暗示修理一下那里的电线时，他咆哮道。“真没办法说服这些犯人！”
一旦整理完头发，就可以开始化妆了。将近1/3的犯人几乎每天都化妆——出于习惯，努力让自己感觉正常，或者在工作人员或另一个犯人面前显得更迷人。这些化妆品是在日用物资供应店购买的，或者，像那个痴迷贝佳斯品牌的前股票经纪人那样通过访客偷运进来。尼娜去参加戒毒计划之前给了我一个心形的小粉盒，是在“一元店”可以买到的那种，于是我尝试了几种耀眼的眼影颜色。在西班牙女人中，有很大比例都有纹眼线、唇线和眉线，我没有勇气去弄这些——这会让我联想到肉类加工区的变性妓女。那个时候，自己的眉毛只能拔掉或者刮掉，纹眉与真的眉毛没办法相比，因为时间久了，纹眉会由黑色褪为蓝色。
几乎每一个等待会客的人都会出现在投币式公用电话旁的楼梯平台上，衣服整整齐齐、头发纹丝不乱、脸上搽脂涂粉。站在平台上，可以看到你爱的人从停车场爬着小山靠近你。那些没有等待会客的人则会立在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算是一种消遣——她们一般可以识别出常来的人。“看，那是金杰的孩子们！那是安吉拉的父母——她爸爸总是在停车前就把她妈妈放下车。她妈妈的屁股不好看。”
探视者必须要填写一个表格，声明他们身上没有携带武器或者镇静剂。然后，狱警会检查犯人的名单，确定来者在名单上。你最好期盼那里的名单是最新的，这完全决定于犯人辅导师的办事效率。他有没有做文书工作？他有没有费心把新名单交过来？如果没有的话就太糟糕了：不管你的探视者是谁，不管他们从多远的地方赶过来，都没用——他们进不来。拉里告诉我，每一个探视者——不论年长还是年幼、街头庞克还是花哨雅皮士——为了让狱警行些方便，都不得不拍他们的马屁。狱警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享受的权力游戏也延伸到了会客室。
拉里每个星期都来看我，正是因为这些相见我才能活下来——这是我在丹伯里生活的支柱，让我满心肯定自己有多爱他。母亲本来每个星期也都来回开车6个小时来看我，后来在我的请求下，每隔一个星期来一次。在丹伯里的11个月里，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比此前整个成年阶段与她见面的总时间都多。
瑜伽珍妮特和普拉特修女总是有很多探视者，前者是上了年纪的反传统文化的人，后者则是穿着自制危地马拉棉衣、脸颊红润的左翼分子。普拉特修女因为联邦监狱局对她探视名单的严格审查而苦恼不已——国际上的和平主义大人物曾想要来探视她，但都被拒绝了。
有些犯人从来没有人来探视，她们已经跟外面的世界彻底告别了，没有孩子、没有父母、没有朋友，什么人都没有。有些人的家远在世界的另一端，有些人根本没有家；一些人则坦率地说她们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好友看到自己身处这种地方。一般而言，一个人在监狱里待的时间越长，有人来探视的概率就越小，次数也越少。我有点担心我的室友纳塔利，她的8年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晚上，她都与儿子打电话，也收到很多信件，但是我们住在一起的一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探视过她。我注意到在我们7×10英尺的隔间里，有一道从未说出口的隐私之墙，我也从未打探过。
尽管对每一天我都经常感觉漫漫无止境，但是周末常常在不经意间就已经到来了，主要是探视加快了时间的速度。如果星期四或者星期五有人来看我，然后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也有人来，那就非常幸运了。这是拉里和母亲不辞劳苦的结果，也要感谢纽约很多想要来看我的朋友。拉里像一名巡航总监一样自如地在我复杂的探视日程表上游走。
辅导师伯特斯基突然离开丹伯里的时候，我很害怕将面临另一场官僚噩梦。据传闻，他宁愿早退休也不想顺从得布典狱长。因为典狱长是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非“北方”女性，所以他被另一个“无期徒刑犯”费恩先生替代，费恩先生在监狱服务的时间也马上接近20年了。费恩任职以后，在监区犯人和狱警中间很快树立了敌人，因为他要求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并且就勤杂工擦地板的质量指手画脚。他搬进自己异样的私人办公室后，在门上放了一个黄铜铭牌。当然，那个可恶的东西很快就不见了。这引发了大量狱警对监区进行彻底搜查。还好费恩警官的铭牌最终被找到，否则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你们是才出虎穴又入狼窝啊，室友。”纳塔利说。她前几年在山下的时候就认识费恩。“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善茬。至少伯特斯基先生的文书工作比较及时。费恩讨厌文书工作。”
考虑到我当时探视名单不太规范，这个消息让我压力很大。但是我的金发蓝眼似乎很管用，就像伯特斯基那时一样，费恩先生也不自觉地就喜欢我了。当我拿着一张新的探视者表格进他办公室，请求他像伯特斯基先生那样批准一个特殊探视或者调整探视时间时，他用鼻子发出的呼哧声说：
“给我。我才他妈的不管你名单上有多少人，我都给你加上去。”
“您会吗？”
“当然。”费恩上下打量着我。“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们不常看到你这样的人。”
“10年前的毒品犯罪，费恩先生。”
“真浪费。你们这监区一半的人在这里都是浪费。毒品犯罪的大部分人都不应该在这里。又不像山下那些人渣……有一个人杀死了她自己的两个孩子。我觉得让她活命都是多余。”
我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那么您会把那个探视者加到我的名单上，费恩先生？”
“当然了。”
他也的确这么做了。很快，我探视名单上的人数超过了规定的25人，这又一次以让人不明白的方式证明，没有哪个监狱的规则是真的一成不变的。
拉里和母亲是我和外界联系的重要生命线，同时我也很幸运地有其他朋友来看我。他们的探视尤其让人提神，因为跟他们见面，我不用有像与拉里和家人会面时的那种内疚心理。我可以很放松，听他们正常生活中的见闻、问题和观察，我会笑得没心没肺。
大卫以前是拉里的室友，也是我在旧金山读书俱乐部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会定期来看我。他当时住在布鲁克林，每个月会坐火车慢慢晃悠到康涅狄格州。跟他见面令人愉快的地方在于，他会表现得一切都很正常，既好奇又容忍地察看那里的风景。他很喜欢那里的自动贩卖机——“让我们一起溜过去，买点吃的！”朋友们能够以平常心从容地看待我的遭遇，这真让我感动得想哭。
大卫在监区吸引了很多注意。或许是因为他的红头发、玩世不恭的魔力和艺术家气派的眼镜，大家对他提出了尖锐的评论。又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们还不习惯纽约的犹太男同性恋者。“你那个朋友真是与众不同啊。”一次探视后，有个男狱警说道。费恩先生斜着眼睛说：“你就假装我对女人的态度和那个来看你的朋友一样。”但是，其他犯人喜爱大卫，大卫也总是跟她们闲聊。“你今天跟你那个同性恋朋友聊得开心吗？”有一次大卫来看我后波普问道。当然聊得很开心。“男同性恋可以做女人的好朋友。”她肯定地说。“他们都很忠诚。”
好朋友迈克尔每个星期二都用他漂亮的路易·威登信纸给我写信，他的信看起来好像是来自异域的史前古器物。他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非常不幸，正好赶上空运运输车到达，所以看到了穿着连体衣的凌乱不堪的女人戴着手铐脚镣，在拿着大口径来复枪狱警的看守下走进联邦惩教所。当我走到牌桌前跟他见面时，穿着整洁的卡其布囚服，看起来很高兴，他显得很吃惊但也放心了。
来看我的朋友也有来自匹兹堡市、怀俄明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我的好朋友克里斯汀每个月都会放下她在华盛顿的生意特意来看我，每次都担心地仔细看我的脸，以确定我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我们相识于大学的第一周，从那时起便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不过我们这一对朋友有点奇怪：她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南方人，一个规矩正直的人，为了让家人高兴可以不顾一切；而我却不是那么诚实坦率的人。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却非常相像——相似的家庭，相似的价值观，志趣相投。她当时的日子也不好过；她的公司成立时，婚姻却失败了；她还不得不大老远跑到康涅狄格州的一所监狱才能与好朋友倾心交流。我注意到，每一次克里斯汀来看我，斯科特警官都会出现在探视室，并且像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一样盯着她看。
有一次，一个男性朋友来看我。他是一个高个卷发的律师，刚在我们监狱附近的一所男子监狱给一位客户做完免费咨询，所以回家的时候顺便来看看我。以前都是他和妻子一起来。那个安静的星期四下午，他和我聊得很开心，几个小时不停地聊啊笑啊。
在那之后，波普把我叫到一个角落。“我看见你在探视室。看起来你们聊得很热。那个男的是谁？拉里知道他来看你吗？”
我向波普保证，那个探视者是拉里大学时代的朋友，而且我的未婚夫知道这次探视。同时，我努力忍住没让自己笑出来。我想知道拉里是否了解他在监狱里有多少粉丝。
探视时间结束，等最后一个犯人和她亲爱的人拥抱亲吻告别之后，就剩下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有时候各自陷入沉思，希望值班的狱警偷个懒，不要对我们进行光身检查。如果有人在哭泣，我们会同情地微笑，或者摸一摸她的肩膀以示安慰。如果有人在咧嘴笑，我们会一边解鞋带一边问：“你的探视怎么样？”一旦光着身子下蹲咳嗽检查完毕之后，就可以奔出那两道门，跑到楼梯平台上，那里总是有很多女人驻留、等电话、看着探视者们走下山朝停车场走去。如果速度够快，我们可以奔到窗户边，在自己亲人离开前最后看他们一眼。拉里是在后来等我安全回家以后才告诉我：每次他离开的时候，扭头看到窗户里面的我，跟我挥手告别然后走下小山，想到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他的心里难受至极。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在3月份，我问拉弗蒂修女在复活节那天是否会为圣公会教徒准备仪式。拉弗蒂修女是德国人，是监狱里的牧师总管。她看着我，好像我有3个头一样奇怪，然后回答说，如果你非得要有自己的牧师的话，就把牧师的名字放在探视名单（已经满了）上，这样就可以使用小礼拜堂。算我自讨没趣，修女！
我有些邻居是崇尚武力的再生教徒，我发现她们的跪拜单调乏味。一些虔诚的人很明显特别自负，她们会大声宣称自己愿意讨论任何宗教话题，以及介绍上帝怎么通过禁闭与她们交流、上帝爱有罪的人，等等。在我看来，一个人感谢上帝没必要这么高调，或许也不需要这么多的自鸣得意。一个人可以一方面大声崇敬上帝，一方面仍然行为龌龊，而且这样的人在宿舍区随处可见。
监狱里没有春季专用的新帽子衣服，但是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有人在监区后面立了一个大得吓人的木十字架，就在食堂外面。我吃早饭的时候看到了，只能问琼斯夫人：“这是搞什么？”琼斯夫人是服务犬项目的老女王，脾气有点暴躁，她是每天都来吃早饭的老女人之一。当我知道她只有55岁的时候，感到很吃惊，监狱生活真是催人老啊。
“她们总是会立这十字架，”她说。“一定是建设与维修部门的某个小丑干的。”
几天以后，尼娜和我一边喝速溶咖啡一边讨论即将到来的节日，那个德国修女给利维和这里的另一个犹太女人送了几箱犹太逾越节薄饼。那个犹太女人绝对是可爱版的盖尔·格林曼。这件事引起了其他犯人的兴趣。“她们为什么能得到大箱的饼干？”宿舍乙区的一个邻居问我，想弄清楚这个信仰的神秘。“那些饼干配着果子冻一定好吃。”
正在弄卷刘海的尼娜歪着头，回想着过去的逾越节。“有一年，我正好在雷克斯监狱。逾越节饼干是他们发给我们唯一能吃的东西。”她陷入沉思，手指把香烟转来转去。“和黄油一起吃真是美味。”今年，我不用在拉里的逾越节家宴和我自己家的复活节传统中间来回折腾了。太糟糕了——我爱十灾。
波普和她的团队为了准备复活节晚宴使出了浑身解数。这顿晚餐相当奢侈，简直可以称为春天的奇迹。菜单包括：烤鸡和卷心菜；让人惊讶的饺子，面团硬到可以用来当武器用；芥末味很重的鸡蛋；沙拉台上还有难得的新鲜蔬菜。至于甜品，我们享受的是纳塔利非常拿手的精美鸟巢制品——底下是一层油炸玉米粉圆饼包裹着很多布丁，上面是胶质软糖“鸡蛋”和绿色椰子“草”在一起炖制的青葱表面，一颗颜色亮丽的果浆软糖镶在最上面。我盯着它看，觉得它美得简直让人窒息，而我身边的人居然都在狂吃。我不想吃掉这个难以置信的立体美景，我想给它涂上虫漆，永远保存下来。
复活节刚过完，尼娜就要去山下那个重刑犯监狱参加戒毒计划，我会想她的。过去的几个星期，她都在不停地织一条围巾，我对围巾颜色和样式给出了建议。“你觉得现在是什么颜色？”她拉出自己从废物中挑拣的小团纱线收藏品问我。“紫色！”我指着说。“绿色！”
整个监区都在为即将加入为期9个月戒毒计划的8名女性做准备。这个过程包括清除掉她们可能拥有的任何违禁品，在日用物资供应店购买新用品，给她们购买零食，以及为山下服刑的女人捎信。这有点像送她们去一个恐怖的夏令监。
虽然尼娜要去的地方只在那个高墙后面的几百码之外，但是这个距离就好像几千英里。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她了。
和其他7名女性一样，她的行李袋被装进了城市司机的货车里，我跟她拥抱告别。“尼娜，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围巾是给你织的，帕波！我把它织完给你！”波普在哭。
随着尼娜朝山下的联邦惩教所驶去，我感到一种真正的失落感。她是我在这里交的第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后面可能再也无法跟她联系。监狱就是这样，会有很多人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也会让你见识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人。有些从你生活中消失的人，可能仅仅住在监狱场地的另一边——我知道有6个女人，她们的姐妹或者表姐妹就在山下的重刑犯监狱里。一天午饭后，我正走回工作的地方，突然通过联邦惩教所的后门瞥到了尼娜，于是疯狂地跳上跳下，跟她挥手。她也看到了我，也挥手招呼。监狱巡逻的卡车在我们俩之间急刹车停下了。“快他妈的别挥了！”车里面的狱警恶狠狠地说。
波普在“下面的围地”被关了很多年，然后才上山来到监区的。她征募了好多“信使”向仍在那边铁丝网里的朋友们送去了她的礼物。在宿舍甲区，也就是“郊区”，波普的隔间里有一个庞大的存物柜，是我和纳塔利存物柜的两倍，柜子里塞满了很多她喜爱的东西——吃的东西比如斯帕姆午餐肉，这在日用物资供应店已经买不到了；还有穿的衣服，都是很早以前的，其他人都没有；最重要的是，香水。她喜欢自己调配香水——一点白色钻石、一点鸦片香水混合而成，名曰“波普之水”。“我很快就可以出去了。”波普在选几件珍贵的违禁蕾丝胸罩准备送给在山下服刑的一个朋友。“我还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1月份就可以回家了。我出去后要买漂亮的新胸罩，这样才能配我的珠宝首饰！”
波普身上总是充满了奇迹、神秘和新发现。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但是尼娜已经把我交给了这个女人，她会在各个方面给我帮助，会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抚慰我，当情况无法改变的时候，告诉我坚强起来。最开始的时候，她曾对我表示怀疑。但是，当我从建设与维修部拿了一块木板放在她垫子底下当后撑的时候，她对我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观；我能够帮她写休假条也起到了作用。但是，真正打动她的是我对她的食物和故事都非常感兴趣。
波普在外面的时候生活得非常疯狂。她3岁就从俄罗斯来到了美国，18岁时嫁给了一个俄罗斯歹徒。他们在一起的生活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的疯狂迪斯科辉煌，也有几年是在联邦警察的追捕中四处逃亡。“联邦调查局的人想尽各种方法想要抓住我们……我的丈夫每次都大笑置之。好吧，如果他们真的想要抓，早晚会找到你。他们从不会放弃。”她的丈夫在南方某处的一个监狱，孩子们那时也都已经长大成人。她失去了一切，但是仍然在监狱里顺利度过了12年，并将监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波普很精明，精力非常旺盛。她很善良，但也可以很残忍。她知道如何利用这个制度，并不被别人打倒——总有人试图这么做。
波普已经成人的孩子们每个星期都来看她，一起来的还有几个其他家庭成员，他们用俄语轻声说话。我只在会客室里见她穿过发放的卡其布囚服——其他时候，她都穿着格子花纹的厨房裤子，暗红色的工作服上衣，胸前用白纱绣着“波普”两字，还戴着发网。但是要会客的时候，她总是整理好自己的头发、化好妆，这样看起来像一个贵妇或者年轻的女子。
定期有人探视的犯人一般都会特别留出至少一套囚服会客时穿——一套最合身的、没有揉皱的、没有污点的、有时还是特别裁制的衣服。按照监狱的规定，任何人不允许私自修改囚服，但总是有人想办法让那些土褐色的男人囚服看起来更好看一些、更有女性气息一些。有的女人会在宽大的衬衣后面熨出一个褶皱。大家都知道谁的缝纫技术特别好，你可以拿物资作为交换，让你的囚服更加合身——西班牙的小姐们尤其喜欢穿很紧很紧的裤子。有人给了我一条前面没有褶皱的迪凯思卡其裤，我感到特别开心、激动不已。那条裤子收过腰，在脚踝处也收紧了，大腿内侧已经磨光露出织纹，但是当我穿着这条裤子去会客的时候，狱友们都啧啧肯定很好看。“帕——帕波！”邻居美味姐欣赏地大叫。“秀色可餐啊！”拉里刚看到我穿着紧身裤的时候，眼睛都要凸出来了。
头发与囚服一样重要。这对像我这样的金直发女孩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于黑人女性和西班牙的女性来说，摆弄头发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只需要看一个人的发型，就基本可以确定谁在等待会客。关于沙龙房的使用时间经常会出现争吵，主要是烫发液和烧焦头发的气味实在强烈。这个房间的电力供应也不够，所以总是跳闸，但是应该被谴责的德西蒙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应该关掉下边那个所谓的‘美容院’。”当电工分部的女孩们暗示修理一下那里的电线时，他咆哮道。“真没办法说服这些犯人！”
一旦整理完头发，就可以开始化妆了。将近1/3的犯人几乎每天都化妆——出于习惯，努力让自己感觉正常，或者在工作人员或另一个犯人面前显得更迷人。这些化妆品是在日用物资供应店购买的，或者，像那个痴迷贝佳斯品牌的前股票经纪人那样通过访客偷运进来。尼娜去参加戒毒计划之前给了我一个心形的小粉盒，是在“一元店”可以买到的那种，于是我尝试了几种耀眼的眼影颜色。在西班牙女人中，有很大比例都有纹眼线、唇线和眉线，我没有勇气去弄这些——这会让我联想到肉类加工区的变性妓女。那个时候，自己的眉毛只能拔掉或者刮掉，纹眉与真的眉毛没办法相比，因为时间久了，纹眉会由黑色褪为蓝色。
几乎每一个等待会客的人都会出现在投币式公用电话旁的楼梯平台上，衣服整整齐齐、头发纹丝不乱、脸上搽脂涂粉。站在平台上，可以看到你爱的人从停车场爬着小山靠近你。那些没有等待会客的人则会立在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算是一种消遣——她们一般可以识别出常来的人。“看，那是金杰的孩子们！那是安吉拉的父母——她爸爸总是在停车前就把她妈妈放下车。她妈妈的屁股不好看。”
探视者必须要填写一个表格，声明他们身上没有携带武器或者镇静剂。然后，狱警会检查犯人的名单，确定来者在名单上。你最好期盼那里的名单是最新的，这完全决定于犯人辅导师的办事效率。他有没有做文书工作？他有没有费心把新名单交过来？如果没有的话就太糟糕了：不管你的探视者是谁，不管他们从多远的地方赶过来，都没用——他们进不来。拉里告诉我，每一个探视者——不论年长还是年幼、街头庞克还是花哨雅皮士——为了让狱警行些方便，都不得不拍他们的马屁。狱警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享受的权力游戏也延伸到了会客室。
拉里每个星期都来看我，正是因为这些相见我才能活下来——这是我在丹伯里生活的支柱，让我满心肯定自己有多爱他。母亲本来每个星期也都来回开车6个小时来看我，后来在我的请求下，每隔一个星期来一次。在丹伯里的11个月里，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比此前整个成年阶段与她见面的总时间都多。
瑜伽珍妮特和普拉特修女总是有很多探视者，前者是上了年纪的反传统文化的人，后者则是穿着自制危地马拉棉衣、脸颊红润的左翼分子。普拉特修女因为联邦监狱局对她探视名单的严格审查而苦恼不已——国际上的和平主义大人物曾想要来探视她，但都被拒绝了。
有些犯人从来没有人来探视，她们已经跟外面的世界彻底告别了，没有孩子、没有父母、没有朋友，什么人都没有。有些人的家远在世界的另一端，有些人根本没有家；一些人则坦率地说她们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好友看到自己身处这种地方。一般而言，一个人在监狱里待的时间越长，有人来探视的概率就越小，次数也越少。我有点担心我的室友纳塔利，她的8年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每天晚上，她都与儿子打电话，也收到很多信件，但是我们住在一起的一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探视过她。我注意到在我们7×10英尺的隔间里，有一道从未说出口的隐私之墙，我也从未打探过。
尽管对每一天我都经常感觉漫漫无止境，但是周末常常在不经意间就已经到来了，主要是探视加快了时间的速度。如果星期四或者星期五有人来看我，然后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也有人来，那就非常幸运了。这是拉里和母亲不辞劳苦的结果，也要感谢纽约很多想要来看我的朋友。拉里像一名巡航总监一样自如地在我复杂的探视日程表上游走。
辅导师伯特斯基突然离开丹伯里的时候，我很害怕将面临另一场官僚噩梦。据传闻，他宁愿早退休也不想顺从得布典狱长。因为典狱长是一个比他年轻许多的非“北方”女性，所以他被另一个“无期徒刑犯”费恩先生替代，费恩先生在监狱服务的时间也马上接近20年了。费恩任职以后，在监区犯人和狱警中间很快树立了敌人，因为他要求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并且就勤杂工擦地板的质量指手画脚。他搬进自己异样的私人办公室后，在门上放了一个黄铜铭牌。当然，那个可恶的东西很快就不见了。这引发了大量狱警对监区进行彻底搜查。还好费恩警官的铭牌最终被找到，否则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你们是才出虎穴又入狼窝啊，室友。”纳塔利说。她前几年在山下的时候就认识费恩。“那个人可不是什么善茬。至少伯特斯基先生的文书工作比较及时。费恩讨厌文书工作。”
考虑到我当时探视名单不太规范，这个消息让我压力很大。但是我的金发蓝眼似乎很管用，就像伯特斯基那时一样，费恩先生也不自觉地就喜欢我了。当我拿着一张新的探视者表格进他办公室，请求他像伯特斯基先生那样批准一个特殊探视或者调整探视时间时，他用鼻子发出的呼哧声说：
“给我。我才他妈的不管你名单上有多少人，我都给你加上去。”
“您会吗？”
“当然。”费恩上下打量着我。“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们不常看到你这样的人。”
“10年前的毒品犯罪，费恩先生。”
“真浪费。你们这监区一半的人在这里都是浪费。毒品犯罪的大部分人都不应该在这里。又不像山下那些人渣……有一个人杀死了她自己的两个孩子。我觉得让她活命都是多余。”
我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那么您会把那个探视者加到我的名单上，费恩先生？”
“当然了。”
他也的确这么做了。很快，我探视名单上的人数超过了规定的25人，这又一次以让人不明白的方式证明，没有哪个监狱的规则是真的一成不变的。
拉里和母亲是我和外界联系的重要生命线，同时我也很幸运地有其他朋友来看我。他们的探视尤其让人提神，因为跟他们见面，我不用有像与拉里和家人会面时的那种内疚心理。我可以很放松，听他们正常生活中的见闻、问题和观察，我会笑得没心没肺。
大卫以前是拉里的室友，也是我在旧金山读书俱乐部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会定期来看我。他当时住在布鲁克林，每个月会坐火车慢慢晃悠到康涅狄格州。跟他见面令人愉快的地方在于，他会表现得一切都很正常，既好奇又容忍地察看那里的风景。他很喜欢那里的自动贩卖机——“让我们一起溜过去，买点吃的！”朋友们能够以平常心从容地看待我的遭遇，这真让我感动得想哭。
大卫在监区吸引了很多注意。或许是因为他的红头发、玩世不恭的魔力和艺术家气派的眼镜，大家对他提出了尖锐的评论。又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们还不习惯纽约的犹太男同性恋者。“你那个朋友真是与众不同啊。”一次探视后，有个男狱警说道。费恩先生斜着眼睛说：“你就假装我对女人的态度和那个来看你的朋友一样。”但是，其他犯人喜爱大卫，大卫也总是跟她们闲聊。“你今天跟你那个同性恋朋友聊得开心吗？”有一次大卫来看我后波普问道。当然聊得很开心。“男同性恋可以做女人的好朋友。”她肯定地说。“他们都很忠诚。”
好朋友迈克尔每个星期二都用他漂亮的路易·威登信纸给我写信，他的信看起来好像是来自异域的史前古器物。他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非常不幸，正好赶上空运运输车到达，所以看到了穿着连体衣的凌乱不堪的女人戴着手铐脚镣，在拿着大口径来复枪狱警的看守下走进联邦惩教所。当我走到牌桌前跟他见面时，穿着整洁的卡其布囚服，看起来很高兴，他显得很吃惊但也放心了。
来看我的朋友也有来自匹兹堡市、怀俄明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我的好朋友克里斯汀每个月都会放下她在华盛顿的生意特意来看我，每次都担心地仔细看我的脸，以确定我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我们相识于大学的第一周，从那时起便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不过我们这一对朋友有点奇怪：她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南方人，一个规矩正直的人，为了让家人高兴可以不顾一切；而我却不是那么诚实坦率的人。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却非常相像——相似的家庭，相似的价值观，志趣相投。她当时的日子也不好过；她的公司成立时，婚姻却失败了；她还不得不大老远跑到康涅狄格州的一所监狱才能与好朋友倾心交流。我注意到，每一次克里斯汀来看我，斯科特警官都会出现在探视室，并且像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一样盯着她看。
有一次，一个男性朋友来看我。他是一个高个卷发的律师，刚在我们监狱附近的一所男子监狱给一位客户做完免费咨询，所以回家的时候顺便来看看我。以前都是他和妻子一起来。那个安静的星期四下午，他和我聊得很开心，几个小时不停地聊啊笑啊。
在那之后，波普把我叫到一个角落。“我看见你在探视室。看起来你们聊得很热。那个男的是谁？拉里知道他来看你吗？”
我向波普保证，那个探视者是拉里大学时代的朋友，而且我的未婚夫知道这次探视。同时，我努力忍住没让自己笑出来。我想知道拉里是否了解他在监狱里有多少粉丝。
探视时间结束，等最后一个犯人和她亲爱的人拥抱亲吻告别之后，就剩下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有时候各自陷入沉思，希望值班的狱警偷个懒，不要对我们进行光身检查。如果有人在哭泣，我们会同情地微笑，或者摸一摸她的肩膀以示安慰。如果有人在咧嘴笑，我们会一边解鞋带一边问：“你的探视怎么样？”一旦光着身子下蹲咳嗽检查完毕之后，就可以奔出那两道门，跑到楼梯平台上，那里总是有很多女人驻留、等电话、看着探视者们走下山朝停车场走去。如果速度够快，我们可以奔到窗户边，在自己亲人离开前最后看他们一眼。拉里是在后来等我安全回家以后才告诉我：每次他离开的时候，扭头看到窗户里面的我，跟我挥手告别然后走下小山，想到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他的心里难受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