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减刑
自由世界离我越来越近了。尽管在11月份有一个事故报告，我仍然只需要在监狱里待13个月就可以了，减刑2个月，3月份就可以被释放。犯人如果在服刑期间一直行为良好，联邦判决的标准规定可以减刑。到1月份我就可以去布鲁克林深处的默特尔大道（在监区，大家都称之为“杀手大道”）过渡教习所。在监狱里大家一般都说，一旦你通过几个毒品测试并找到了一份工作，过渡教习所就会让你回家——只要他们可以获得你的薪水。
纳塔利会在“杀手大道”等我。我跟她是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分开的。她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简直欣喜若狂，不停地问她各种问题，从上铺弯下腰去看她躺在我的下铺，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了。纳塔利似乎有意让自己表现得很镇定。第二天早上，她跟来送行的大家告别，我紧张地在前门口走来走去，就像一个小孩子。我想成为最后一个跟她告别的人。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比瑜伽珍妮特走的时候更加努力。
“纳塔利，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你会怎么样。我爱你。”这句话，可能是我跟一起亲密同住9个月的骄傲室友说过的最直接的话。我这次又控制不住地流眼泪了。在过去的一个月，我成了反常的眼泪女王。
纳塔利温柔地抱了抱我：“室友，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我会在布鲁克林等着你。”
“好的，纳塔利。在那里等着我吧！”
她笑了笑，挺直腰杆最后一次走出了那扇门。
波普也应该在1月份去过渡教习所。我和她变得如此亲密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以同时回家。对于波普还有纳塔利，回家的含义是非常不同的。波普在监狱里已经待了12年，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进来了。她印象中的外面的世界，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不需要向缓刑监督官报告。她非常紧张。我们经常花很长时间讨论她出去以后会是什么样子：首先去过渡教习所待6个月，然后回到她可以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房子。她的丈夫在南方的某个监狱里，要3年以后才能被释放。她计划去一家餐馆工作，还向我透露说，她想要在将来的某一天买一辆制作热狗的流动贩卖车。她紧张计算机、紧张过渡教习所、紧张她的孩子们，也紧张就要离开这个待了十几年、不论好坏的家。
我也很紧张，不过不是紧张回家。1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我收到了在芝加哥的律师帕特·科特寄来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我的一个共同被告，一个名叫乔纳森·毕比的男子将要受审，我可能会被法庭作为证人传去。他提醒我，根据认罪协议，如果政府要求我作证，我必须提供所有的诚实的证词。帕特对我说，联邦执法人员可能选择将我运到芝加哥出庭，而且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他写道：
并不是我不想要再次见到你，只是我根据以前客户的评论得知，联邦监狱局安排的地点转移可能对犯人来说是一种非常不舒服和让人疲惫的经历。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让你免于遭受这一切。
我感到非常恐怖。乔纳森·毕比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我不想去芝加哥，我当然更不想成为政府的证人——一个告发同伴的卑鄙小人。我就想待在这里，待在监区，做头手倒立，和波普一起在电影之夜看电影。我给律师打电话，解释说我甚至从来都没有见过乔纳森·毕比，我根本无法从一组人中将他选出来。如果我被派去芝加哥作证，可能会与1月份去过渡教习所的日子相冲突。我请求他为我打几通电话，让美国监察局的人知道我与这个被告没有任何交集，所以不可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证人。
“当然可以。”他说。
我感觉好像不能再待在丹伯里了。
我没有告诉别人这件事，只是跟波普说了律师的信。
“哦，宝贝。”她说，“那种空运啊。”她是在说联邦的运输系统，空中监狱。“那种空运可真不好受。”
纳塔利离开之后，我在隔间独自一人住了几夜。看着她床铺上什么也没有的床垫子，我感到非常孤独。我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很长时间，所以很清楚被动地等着监狱的上帝们给我分一个好样的新室友是不可能的。费思就住在我隔壁，她是一个好人，所以我们调换了隔间，我被允许搬到隔壁。我现在睡的床铺，以前睡过凡妮莎，在她之前是科琳。费思与纳塔利非常不同，但都不怎么爱说话，这点让我很放心。她很高兴我能过去做她的室友，总是一边忙着编织，一边跟我说她在新罕布什尔州那个十几岁的漂亮女儿。她拥有特殊的编织许可。
费思也是因为毒品入狱，刑期很长。我隐约感觉她是帮别人认罪服刑的。她一直很担心女儿，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过她了。她在为女儿织一件毛衣作圣诞节礼物。物资供应所的腈纶纱颜色好像从来都没有超过三四种——灰色、白色、紫红色和绿色——而且紫红色和绿色总是缺货，这让编织爱好者们十分苦恼。杰在为她的孩子们钩编圣诞节玩具——她提前好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在监狱里，最困难的事莫过于有孩子在外面，过节的时候尤其明显。我收到了球球的一封信，她以前在汽车间工作，当时刚回到特伦顿的家里。
亲爱的帕波，
这次去信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问候一下你。非常高兴收到你的信和照片。我的姐姐说我在那里的时候比现在要胖一些，我告诉她是因为衣服的原因。不管怎样，我都不敢相信他们竟然给你一次事故报告！艾米给我写信说她的室友被关了禁闭，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你被记了事故报告。那个地方真是要疯了。
球球，她的母亲之前也在丹伯里服刑过，她一直都很担心被释放之后会怎么样。她的亲戚们不是特别愿意跟她一起住，她也考虑过出去后直接去一家流浪者收容所。
现在她已经被释放了，在外面受到了非常冷漠的对待。她以前住的公寓在一个每天都会听见枪声的小区——比丹伯里的射击场恐怖多了。碗碟橱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她用仅有的一点点钱购置了食物、洗发水和卫生纸。她只能睡在地板上。
天啊，我真想你！我说想念那个地方真是让人悲哀，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疯狂……尽管我拥有了自由，但我仍然感觉还被关着。说真的，你们大家就是我的家人。我在外面，生日到了，可是我得到什么了？什么都没有，我必须乞讨才能吃上感恩节正餐。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害怕回家了。
如果她在监区过生日，我们肯定会大张旗鼓为她庆祝的。好在球球仍然保留了她的好心态，她需要以这种心情好好地活下去。她给我列了一些人，要我跟她们表达她的美好祝愿——她的室友、杰以及汽车间的其他女孩子们——她还给我写了一番鼓舞士气的话，说会等到我刑满释放。信的最后她写道：“永远爱你的，球球。”
这真是最奇怪的感觉：我希望球球能够回来和我们一起待在监狱里。我很害怕她在外面会出事。至少在联邦监狱局的聚集区，巡逻的看守是唯一带枪的人，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从卡车里出来过。
“帕波？”艾米在隔间的门口叫我。一般情况下，我不让人来我的隔间，宁愿出去在公共区域跟人聊天。
“什么事，妖怪？”我们一起在电工分部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叫艾米“小妖怪”。给她起这个绰号非常恰当，因为她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嘴里不干净，脾气很坏，而且十分无礼。但是，我却情不自禁地喜欢艾米，她经常让我大笑。她想要成为一种强硬的人，以那种街头混混的方式；但是我却把她想成随地吐痰、发出嘶嘶声的小猫，只要抓住它的颈背，就可以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如此，小猫也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
艾米跑到我的床铺边，爬在脚凳上。我能看出来，她不高兴。她应该在我之前就可以回到纽约的家。我知道她也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家里等着，尽管情况不像球球的那么可怕。过去的几个星期，她都在电话上安排自己的住宿和工作。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筋疲力尽。虽然越来越绝望，但她还是努力联系上了父亲，但是电话好像又有问题。她解释自己的挫败时，说话速度越来越快，直到打嗝说不出话来。
“到这里来，艾米。”我在床上给她挪了挪空，她爬了上来。“真是遗憾现在事情还不能确定下来。但不会有事的，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她哭的时候，我用一只胳膊搂着她。
她把头埋在我的腿里。“我想要我的爸爸！”
我让她安静下来，用手拍着她非常引以为豪的金色卷发。把孩子们关押起来，然后把他们放回到比监狱更加让人绝望、更加危险的地方：在内心深处，我为这种荒谬的做法感到愤怒和悲哀。
我看到公告栏上写着我被安排下午去参加一个强制性的释放前课程，是关于住房的。我的血压开始上升。所有联邦监狱的犯人都会被要求参加一系列的释放前课程，然后才能重新进入社会。这很有必要。丹伯里的很多女人已经在监狱里与世隔绝很多年，尽管被关押的生活很艰苦，但她们也被当作幼儿一样对待。她们必须积极着手准备，才能够处理“外面”生活的日常需求，这种情况显得荒谬可笑。
我一直很好奇，这种再进入社会的课程会向我们传递什么信息。我被要求参加的第一个课程是关于健康的。我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探视室，那里已经为20名女囚准备好了椅子，一个在下面联邦惩教所食品服务部门工作的狱警会给我们上课。我探过身去问坐在旁边的希娜，为什么是他给我们上课。
“他过去是职业网球手。”她半解释地回答我。
我想了一分钟她说的话，好像她的话真的有道理一样。“但是，为什么是丹伯里的人给我们上这课呢——为什么不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人来？”希娜对我翻了翻眼睛。“所有的课都是由监狱的工作人员上吗？他们又不在外面跟那些出狱的人一起工作。他们整天就在这里工作。他们对再进入社会又懂什么？”
“小帕，你要在这个地方寻求逻辑，那真是白费工夫呐。”
从食品服务部门来的那个家伙非常和善和搞笑，我们都非常喜欢他。他告诉我们，要好好吃饭、经常锻炼，把你的身体当作教堂一样对待，它们都很重要。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钱该如何获得医疗服务；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快速获得节育和其他生殖健康服务；没有建议任何解决行为或心理问题的途径，而有些女人显然是需要这些服务的；没有指导那些滥用毒品长达几十年的人在外面再次面对以前的恶棍时可以有哪些选择。
另一门课的题目是“积极的态度”，是由前典狱长的秘书上的。我们都不喜欢她，因为她对我们的态度相当傲慢。她的课上主要在讲述自己是如何努力节食，只为了能够穿上一件漂亮的裙子参加节日聚会。可悲的是，她减肥没有成功，但是仍然在聚会上玩得很开心，因为她做到了让自己保持积极的态度。我怀疑地看了看屋子里的其他人。这里有些女人失去了抚养孩子的权利，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与孩子团聚；有些女人不知道出去后住在哪里，所以可能得去流浪者收容所；还有些女人从来没有在主流经济环境中工作过，所以出去后要么必须找到真正的工作，要么有可能最后还是被关进监狱。我没有这些忧虑，因为我比丹伯里绝大多数女人都幸运得多。但是，这些课程完全没有价值，这让我感到没有受到尊重。下一节课是由那个阴沉的德国修女给讲的，她在丹伯里的小教堂工作。她讲的内容含糊不清，我根本想不起来说了什么内容，好像跟“个人成长”有点关系。
接下来，我们上的课是关于住房的。住房、就业、健康、家庭——这些因素决定着一个人从监狱回到家里以后，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是否能够成功。我认识讲这课的人，他在建设与维修部门工作，是一个正派的人。他给我们讲了自己领域的知识——绝缘材料、铝墙板以及房子用哪种房顶最好、房间的内部装饰。我非常厌恶联邦监狱局这些可笑无聊的释放前课程，所以只是闭上眼睛等着课程结束。
一个女人举起手问：“嗯，格林先生，你讲得很好，但是我想要租公寓。你能讲一下如何能租到一间公寓吗？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让我们租得起比较便宜的房子和东西？有人告诉我应该去流浪者收容所……”
他听到这个问题没有生气，但是很不确定该怎样回答。“是，对，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太多。找到公寓最好的方法应该是通过报纸，或者也可以上网查看一些网址。”
我真想知道，联邦监狱局对再进入课程的预算有多大。
我非常专注地看着牌桌对面的拉里。他看起来非常疲倦，黑眼圈非常明显。我记起瑜伽珍妮特谈到我们的男朋友时曾说过：“他们跟我们一起服刑。”
现在，每一次有人来看我，都会谈论唯一的话题：我要回家了。不管是拉里、母亲、弟弟还是朋友。这些人都有一种共同的解脱感，一种我们终于马上就要脱离险境的感觉。我不想扫他们的兴，所以尽力控制住自己对可能要去芝加哥的恐惧，没有说出来。
好像探视室里一半的犯人都很快要回家了——波普、美味姐、桃瑞丝和希娜。大波克雷蒙斯感恩节之后就回家了，她的女朋友特瑞娜已经在她的床上睡了一个星期了。
卡米拉也要走了，不过还不是回家。监区准备再送一批人下山参加戒毒计划，她就是其中之一。尼娜应该在1月份就参加完这个计划回来，然后就可以被释放了。我希望能够在离开之前给她送行。
我坐在卡米拉的隔间，看着她整理自己的东西。她给了我一双黑色大工作靴。戒毒计划非常严格，所以她必须在走之前把自己的违禁品处理掉，把多余的衣服发送出去。卡米拉心情很好：参加戒毒计划可以让刑期减少1年，从7年减为6年。我担心她的那张嘴：跟监区大部分女人不同，如果被监狱看守惹毛了，她会跟他们顶嘴，脾气不小。那个计划很严厉，总是有人被踢出局。
“我会想你的。我以后跟谁一起做瑜伽啊？”
她笑了笑说：“你也快回家了，很快的！”
“卡米拉，你必须答应我，在下面要咬住自己的舌头。我不是开玩笑。”
她对着我做了一个困惑的鬼脸：“咬住我的舌头？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咬住舌头，这是一种说法。我的意思是，你在下面要说话谨慎，不要骂那些警官，即使他们跟韦尔奇或者那个混蛋理查兹一样。”
理查兹真是“说到做到”，他想尽办法让监区里每个人的生活都痛苦不堪。如果说德西蒙让我想到可以分离的阴茎，那理查兹就像一个狂怒的鸡巴。他总是很滑稽地在生气。他那光亮的浅粉红色脑袋随时都可能要爆炸。他非常小心眼，如果犯人没有在邮件点名的时候出现，他就不会把她的信给她。他非常严格地控制看电视的时间，这让很多失眠的人非常不满意。我不怎么关心他的大多数行为，但波普很讨厌他，因为只能在他不值班的时候我才敢给她按摩脚。
他有一个习惯非常邪恶，我甚至诅咒他患上神经衰弱：他总是在麦克风上大喊大叫，一刻不停。整个楼里面都可以听到广播，所有的宿舍里都有很多大喇叭，有的可能距离一些女人的床只有几英尺。他会打开广播系统，在上面对我们大声谩骂，整个晚上骂个不停，音量让人听着非常难受。可怜的杰，她的床正好在一个喇叭下面。“小帕，你可以在这喇叭上施展一下你的电工技巧吗？”我对做这个还没有信心，或者即使能够侥幸成功，也可能触电致死或者被关禁闭。所以，我们只能听他在那里骂。折磨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有了新的含义。
圣诞节快到的时候，拉里向我传达了律师告诉他的坏消息：我要去芝加哥出庭作证。我感觉很糟糕。如果错过了去过渡教习所的日期怎么办？事实上，几乎毫无疑问，我肯定会错过的。直到最后，我的过去还是会妨碍我的自由。还有，如果我见到了诺拉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只传唤我而不叫她的。
我很紧张，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整个监区都处于节日的狂热准备中。早在感恩节之前，大家就已经开始积蓄力量了，这个时候这种狂热到了最强烈的时候：专门有一组犯人天天忙着装饰，准备参加每年一次的圣诞节装饰大赛。联邦惩教所的每一个单位都参赛——在山下的监狱里有12个单位，监区也被当作一个单位。前几年圣诞节剩下的装饰品已经挂满了监区，暗红色和白色的卫生纸做成了庞大的招牌，上面写着“圣诞节与和平”。但是，2004年的圣诞节装饰小组有一些新想法，暂时向大家保密。她们秘密地辛苦准备，在一个禁止入内的电视室里一连工作好几个小时：那个空间已经正式被她们霸占了。我们偷偷瞥见的，只是她们用装饰纸制作的奇怪小人。“看看我做的男同小人！”一个志愿者给我看一个奇怪的小人偶一样的东西，高兴地炫耀着。
圣诞节的前一天，监区装饰小组向我们展示了手工成果。坦白说，效果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她们把一个浅褐色墙壁、铺着灰色油毯的暗黑电视室，改造成了冬日晚上绚丽耀眼的圣诞节乡村。颗粒板做成的天花板被一片布满星星的墨蓝色夜空遮盖住，村庄似乎坐落在一个山谷里，其间有工作坊、酒吧，甚至还有喧闹的酒会和很多性偏好有争议的小人。这些人在闪闪发光的白雪中嬉闹玩耍，雪花从油毯上飘然而下，所有的东西都在闪烁。我们对她们的作品肃然起敬，非常欢乐地欣赏她们的手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紧张地等待着裁判员过来。最后裁决结果公布：监区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胜利！看守们告诉我们，这次比赛的胜利得来非常不易——在山下，服务狗项目的人属于第9单位，这个单位还包括心理小组，她们为所有的拉布拉多猎狗制作了鹿角，而且还创作了一群驯鹿。一群驯鹿！
获胜的奖品是：特别播放喜剧电影《精灵》，加上免费的爆米花。室友费思在隔间里问我：“帕波，你愿意跟我一起看吗？”
这让我很吃惊：我以为还会像以前一样，我跟波普一起看电影，或者跟意大利“双胞胎”一起。但是，很明显，这对费思很重要。
“当然了，室友。这太好了。”
电影是在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房间里播放的，那里有几个放映区。费思和我拿到爆米花，抢了两个好位置，坐下来一起看电影。我们不会一起做圣诞节饼干，或者选择圣诞树进行装饰，或者在槲寄生下亲吻我们爱的人。但是，费思在我的人生中占有特别的位置，我在她的人生中也一样，尤其是在圣诞节期间，这种感觉非常好。
12月27日，我们在星期一的邮件中拿到了星期日版的《纽约时报》。我悄悄地走到伦巴第跟前说：“嘿，我能看看时尚版吗？”
我拿着报纸，快速地回到床铺上：拉里在这个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而且不是普通的文章，是在每星期一次的“现代爱情”专栏，发表个人关于爱情和恋爱关系的文章。拉里花费了很长时间写这篇文章，我知道是关于我们结婚的事。除了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他在里面还写了什么内容。
他以非常幽默的口吻描述了我们不同于传统的求爱过程，以及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真的想到结婚很重要，尽管我们一起参加过27场婚礼。但是，情况有所改变。
从来没有一个转折点，一个“尤利卡”神奇时刻，让我意识到，最传统的那件事是一件应该去做的事。有些人说，他们一眼就知道她是他等的那个人。我不是这样的人。不管是一件毛线衫还是一个软件，我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决定是不是自己想要的，这也是我总要保留收据的一个原因。我们在旧金山一家小餐馆因为一份咸牛肉马铃薯泥而相识。我说不出来什么时候，当我看着她淡蓝色眼睛时会想到：“就是这样了。”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8年，我知道了。
我什么时候知道的？是我爷爷去世时她对我的安慰吗？是她在“911事件”那天终于接通手机时我松的那口气吗？是在雷斯岬的那次很棒的远足？抑或是因为红袜队最终胜利时她的喜极而泣？还是她进入房间时我的侄子们像跟摇滚巨星打招呼一样欢迎她？
或许，从一开始我就应该知道的。比如我们横跨美国旅行期间的某一个早上，她反复要求在堪萨斯城阿瑟拜仑特家的餐馆吃半块肋骨（刚吃了10分钟，她对我说：“嘿，宝贝，你要不来点啤酒？”）。
或者，我此前一直都未真正知道，直到7年后，我们被迫要离开对方长达1年多的时间？谁能说得清楚呢？是那些重大的时刻？或许吧，但小小的瞬间也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
我当然可以非常详细地回忆起他提到的每一个场合，包括那些不好咀嚼的肋骨的强烈味道，以及啤酒多么好喝。
尽管很慢，但很确定，我渐渐地领悟到：她想要结婚。如果是真的，那么我也想要结婚，和她。这可能是我很长时间以来最没有创意的想法了，但我必须自己想通，按照自己的理解。在一起这么多年，我实际上一直主张的，就是出其不意的惊喜。
所以，管它呢，我们行动吧。我到现在仍然不相信婚姻是通往幸福或者圆满的唯一途径，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所以我问了她那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说的话与爱情和责任有关：我说到自己哪里也不去，给了她戒指。如果你真的想要正式的求婚，很好；如果你不想要，也没关系。如果你想要一场婚礼，我可以着手准备；如果你不想要，那我们就不办。这些话是在一个小岛上说的，我坐在她的旁边，场景就与《新娘》杂志描述的一样。她听完我说的这些，仍然不知道我到底想问什么。但是她笑完之后，说她愿意。然后，她扔掉衣服，跳进了水里。
我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我已经参加了27场婚礼，现在终于该参加一场葬礼了——我单身生活的葬礼。当然，这个葬礼跟任何一场葬礼一样悲哀，但是这次的死亡不是悲惨的事故。我觉得更像是我对自己实施的安乐死，一次没有痛苦的死亡。
我已经准备好了，宝贝。结束我们的单身吧。
此时此刻，即使没有他在身边，我也想不到比这更甜蜜的圣诞节礼物了。
在外面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新年前夜很无聊，不过在监狱里面，就显得更有意思一些。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自己在丹伯里唯一的一个新年夜，这让我很感激。将日历向前翻，会让一个犯人感觉更加乐观，这是有道理的。那些数字滴答向前，犯人看到的是希望。
这一年的新年，比以往任何一年，甚至2000年在内，都让我更加感觉到一种结束的意味。我们在午夜倒计时的时候，波普哭了——这是她在监狱里度过的第13个新年，也是最后一个了。关于幸存、后悔、恢复和失去的时光考虑了那么多，看着她的时候，我试图想象各种情感在一起的冲撞交织。
好像半个监区的人都在关心让波普安然回家这件事。她本来应该结束在餐厅的工作——犯人也能从联邦监狱局挣得并积累假期——但是才休息了不满一天就又回到工作台上去了。我在厨房后面抓住她，怪她不知道休息，但她只是告诉我靠边站。她其实是不知道，如果不工作，又该做些什么。这个风趣、泼辣、口音很重的母亲，这个曾帮助我度过那么多艰难时刻的人，原来也是一个神经极其紧张的人——距离她去过渡教习所已经不到两个星期了。
所以当我在1月3日收到通知时，感到非常糟糕。通知内容很简单——“克尔曼！打包待走！”
“打包待走”意思是将你的破烂打包好等着，你要被转去某个地方。监狱给每个犯人发放防水的帆布行李袋，用来暂时存放个人物品。我选择把自己积累的大部分宝贝送给别人：亮红色违禁指甲油、很珍视的波普给我的白色男式睡衣、军绿色短上衣，甚至包括有耳机的宝贵收音机。我把所有的书都捐给了监狱图书馆。因为我之前一直保密，狱友们对我的离开感到很吃惊。一些人以为我获得了提前释放，但是听说我要去空中监狱时，有的很好奇，有的很担心，还有的给我一些建议。
“用上卫生巾。他们不一定会让你上厕所。所以什么都不要喝！”
“我知道你对食物有点挑剔，帕波，但还是尽量多吃，因为这可能是你一段时间内最后一次吃这样可口的饭了。”
“他们给你戴手铐的时候，弯一下手腕，这样你的手就有更多空间。盯着给你上链子的军官的眼睛，说不定他不会给你锁得太紧，不会影响你的血液循环。还有，穿两双袜子，这样你的脚踝才不会被勒出血。”
“但愿他们不会在佐治亚州中转。否则你会被扔进一个县监狱暂时待着，那是我一生中去过的最糟糕的地方。”
“飞机上会有很多可爱的家伙。他们会爱你的！”
我去找“万宝路牛仔”。“金先生，他们给我下了书面命令，要把我运到芝加哥。”实际上，我还真让他感到惊讶了。
然后他笑着说：“柴油机疗法。”
“什么？”
“在这里，我们把空运犯人称为‘柴油机疗法’。”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自己小心点。”
“金先生，如果我在被释放日期前回来，还能做以前的工作吗？”
“当然可以。”
结果却是，我两天后才离开这里。我最后一次给拉里打电话——其他犯人警告我不要在电话上说任何与押运犯人有关的细节：“他们在监听。如果你说得太详细，有时候他们以为你在计划逃跑。”拉里反常地兴高采烈，我感觉他并没有真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尽管我告诉他可能要很长时间都没办法给他打电话。
我跟波普告别。
“我的帕波！我的帕波！你不应该比我早走的！”
我拥抱她，祝她在过渡教习所一切顺利，还告诉她我爱她。
然后，我走下小山，开始了下一段不幸的遭遇。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纳塔利会在“杀手大道”等我。我跟她是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分开的。她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简直欣喜若狂，不停地问她各种问题，从上铺弯下腰去看她躺在我的下铺，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了。纳塔利似乎有意让自己表现得很镇定。第二天早上，她跟来送行的大家告别，我紧张地在前门口走来走去，就像一个小孩子。我想成为最后一个跟她告别的人。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比瑜伽珍妮特走的时候更加努力。
“纳塔利，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你会怎么样。我爱你。”这句话，可能是我跟一起亲密同住9个月的骄傲室友说过的最直接的话。我这次又控制不住地流眼泪了。在过去的一个月，我成了反常的眼泪女王。
纳塔利温柔地抱了抱我：“室友，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我会在布鲁克林等着你。”
“好的，纳塔利。在那里等着我吧！”
她笑了笑，挺直腰杆最后一次走出了那扇门。
波普也应该在1月份去过渡教习所。我和她变得如此亲密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以同时回家。对于波普还有纳塔利，回家的含义是非常不同的。波普在监狱里已经待了12年，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进来了。她印象中的外面的世界，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不需要向缓刑监督官报告。她非常紧张。我们经常花很长时间讨论她出去以后会是什么样子：首先去过渡教习所待6个月，然后回到她可以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房子。她的丈夫在南方的某个监狱里，要3年以后才能被释放。她计划去一家餐馆工作，还向我透露说，她想要在将来的某一天买一辆制作热狗的流动贩卖车。她紧张计算机、紧张过渡教习所、紧张她的孩子们，也紧张就要离开这个待了十几年、不论好坏的家。
我也很紧张，不过不是紧张回家。1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我收到了在芝加哥的律师帕特·科特寄来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我的一个共同被告，一个名叫乔纳森·毕比的男子将要受审，我可能会被法庭作为证人传去。他提醒我，根据认罪协议，如果政府要求我作证，我必须提供所有的诚实的证词。帕特对我说，联邦执法人员可能选择将我运到芝加哥出庭，而且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他写道：
并不是我不想要再次见到你，只是我根据以前客户的评论得知，联邦监狱局安排的地点转移可能对犯人来说是一种非常不舒服和让人疲惫的经历。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让你免于遭受这一切。
我感到非常恐怖。乔纳森·毕比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我不想去芝加哥，我当然更不想成为政府的证人——一个告发同伴的卑鄙小人。我就想待在这里，待在监区，做头手倒立，和波普一起在电影之夜看电影。我给律师打电话，解释说我甚至从来都没有见过乔纳森·毕比，我根本无法从一组人中将他选出来。如果我被派去芝加哥作证，可能会与1月份去过渡教习所的日子相冲突。我请求他为我打几通电话，让美国监察局的人知道我与这个被告没有任何交集，所以不可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证人。
“当然可以。”他说。
我感觉好像不能再待在丹伯里了。
我没有告诉别人这件事，只是跟波普说了律师的信。
“哦，宝贝。”她说，“那种空运啊。”她是在说联邦的运输系统，空中监狱。“那种空运可真不好受。”
纳塔利离开之后，我在隔间独自一人住了几夜。看着她床铺上什么也没有的床垫子，我感到非常孤独。我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很长时间，所以很清楚被动地等着监狱的上帝们给我分一个好样的新室友是不可能的。费思就住在我隔壁，她是一个好人，所以我们调换了隔间，我被允许搬到隔壁。我现在睡的床铺，以前睡过凡妮莎，在她之前是科琳。费思与纳塔利非常不同，但都不怎么爱说话，这点让我很放心。她很高兴我能过去做她的室友，总是一边忙着编织，一边跟我说她在新罕布什尔州那个十几岁的漂亮女儿。她拥有特殊的编织许可。
费思也是因为毒品入狱，刑期很长。我隐约感觉她是帮别人认罪服刑的。她一直很担心女儿，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过她了。她在为女儿织一件毛衣作圣诞节礼物。物资供应所的腈纶纱颜色好像从来都没有超过三四种——灰色、白色、紫红色和绿色——而且紫红色和绿色总是缺货，这让编织爱好者们十分苦恼。杰在为她的孩子们钩编圣诞节玩具——她提前好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在监狱里，最困难的事莫过于有孩子在外面，过节的时候尤其明显。我收到了球球的一封信，她以前在汽车间工作，当时刚回到特伦顿的家里。
亲爱的帕波，
这次去信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问候一下你。非常高兴收到你的信和照片。我的姐姐说我在那里的时候比现在要胖一些，我告诉她是因为衣服的原因。不管怎样，我都不敢相信他们竟然给你一次事故报告！艾米给我写信说她的室友被关了禁闭，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你被记了事故报告。那个地方真是要疯了。
球球，她的母亲之前也在丹伯里服刑过，她一直都很担心被释放之后会怎么样。她的亲戚们不是特别愿意跟她一起住，她也考虑过出去后直接去一家流浪者收容所。
现在她已经被释放了，在外面受到了非常冷漠的对待。她以前住的公寓在一个每天都会听见枪声的小区——比丹伯里的射击场恐怖多了。碗碟橱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她用仅有的一点点钱购置了食物、洗发水和卫生纸。她只能睡在地板上。
天啊，我真想你！我说想念那个地方真是让人悲哀，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疯狂……尽管我拥有了自由，但我仍然感觉还被关着。说真的，你们大家就是我的家人。我在外面，生日到了，可是我得到什么了？什么都没有，我必须乞讨才能吃上感恩节正餐。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害怕回家了。
如果她在监区过生日，我们肯定会大张旗鼓为她庆祝的。好在球球仍然保留了她的好心态，她需要以这种心情好好地活下去。她给我列了一些人，要我跟她们表达她的美好祝愿——她的室友、杰以及汽车间的其他女孩子们——她还给我写了一番鼓舞士气的话，说会等到我刑满释放。信的最后她写道：“永远爱你的，球球。”
这真是最奇怪的感觉：我希望球球能够回来和我们一起待在监狱里。我很害怕她在外面会出事。至少在联邦监狱局的聚集区，巡逻的看守是唯一带枪的人，而且他们从来都没有从卡车里出来过。
“帕波？”艾米在隔间的门口叫我。一般情况下，我不让人来我的隔间，宁愿出去在公共区域跟人聊天。
“什么事，妖怪？”我们一起在电工分部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叫艾米“小妖怪”。给她起这个绰号非常恰当，因为她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嘴里不干净，脾气很坏，而且十分无礼。但是，我却情不自禁地喜欢艾米，她经常让我大笑。她想要成为一种强硬的人，以那种街头混混的方式；但是我却把她想成随地吐痰、发出嘶嘶声的小猫，只要抓住它的颈背，就可以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如此，小猫也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
艾米跑到我的床铺边，爬在脚凳上。我能看出来，她不高兴。她应该在我之前就可以回到纽约的家。我知道她也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家里等着，尽管情况不像球球的那么可怕。过去的几个星期，她都在电话上安排自己的住宿和工作。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筋疲力尽。虽然越来越绝望，但她还是努力联系上了父亲，但是电话好像又有问题。她解释自己的挫败时，说话速度越来越快，直到打嗝说不出话来。
“到这里来，艾米。”我在床上给她挪了挪空，她爬了上来。“真是遗憾现在事情还不能确定下来。但不会有事的，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她哭的时候，我用一只胳膊搂着她。
她把头埋在我的腿里。“我想要我的爸爸！”
我让她安静下来，用手拍着她非常引以为豪的金色卷发。把孩子们关押起来，然后把他们放回到比监狱更加让人绝望、更加危险的地方：在内心深处，我为这种荒谬的做法感到愤怒和悲哀。
我看到公告栏上写着我被安排下午去参加一个强制性的释放前课程，是关于住房的。我的血压开始上升。所有联邦监狱的犯人都会被要求参加一系列的释放前课程，然后才能重新进入社会。这很有必要。丹伯里的很多女人已经在监狱里与世隔绝很多年，尽管被关押的生活很艰苦，但她们也被当作幼儿一样对待。她们必须积极着手准备，才能够处理“外面”生活的日常需求，这种情况显得荒谬可笑。
我一直很好奇，这种再进入社会的课程会向我们传递什么信息。我被要求参加的第一个课程是关于健康的。我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探视室，那里已经为20名女囚准备好了椅子，一个在下面联邦惩教所食品服务部门工作的狱警会给我们上课。我探过身去问坐在旁边的希娜，为什么是他给我们上课。
“他过去是职业网球手。”她半解释地回答我。
我想了一分钟她说的话，好像她的话真的有道理一样。“但是，为什么是丹伯里的人给我们上这课呢——为什么不是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人来？”希娜对我翻了翻眼睛。“所有的课都是由监狱的工作人员上吗？他们又不在外面跟那些出狱的人一起工作。他们整天就在这里工作。他们对再进入社会又懂什么？”
“小帕，你要在这个地方寻求逻辑，那真是白费工夫呐。”
从食品服务部门来的那个家伙非常和善和搞笑，我们都非常喜欢他。他告诉我们，要好好吃饭、经常锻炼，把你的身体当作教堂一样对待，它们都很重要。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钱该如何获得医疗服务；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快速获得节育和其他生殖健康服务；没有建议任何解决行为或心理问题的途径，而有些女人显然是需要这些服务的；没有指导那些滥用毒品长达几十年的人在外面再次面对以前的恶棍时可以有哪些选择。
另一门课的题目是“积极的态度”，是由前典狱长的秘书上的。我们都不喜欢她，因为她对我们的态度相当傲慢。她的课上主要在讲述自己是如何努力节食，只为了能够穿上一件漂亮的裙子参加节日聚会。可悲的是，她减肥没有成功，但是仍然在聚会上玩得很开心，因为她做到了让自己保持积极的态度。我怀疑地看了看屋子里的其他人。这里有些女人失去了抚养孩子的权利，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与孩子团聚；有些女人不知道出去后住在哪里，所以可能得去流浪者收容所；还有些女人从来没有在主流经济环境中工作过，所以出去后要么必须找到真正的工作，要么有可能最后还是被关进监狱。我没有这些忧虑，因为我比丹伯里绝大多数女人都幸运得多。但是，这些课程完全没有价值，这让我感到没有受到尊重。下一节课是由那个阴沉的德国修女给讲的，她在丹伯里的小教堂工作。她讲的内容含糊不清，我根本想不起来说了什么内容，好像跟“个人成长”有点关系。
接下来，我们上的课是关于住房的。住房、就业、健康、家庭——这些因素决定着一个人从监狱回到家里以后，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是否能够成功。我认识讲这课的人，他在建设与维修部门工作，是一个正派的人。他给我们讲了自己领域的知识——绝缘材料、铝墙板以及房子用哪种房顶最好、房间的内部装饰。我非常厌恶联邦监狱局这些可笑无聊的释放前课程，所以只是闭上眼睛等着课程结束。
一个女人举起手问：“嗯，格林先生，你讲得很好，但是我想要租公寓。你能讲一下如何能租到一间公寓吗？有没有什么计划可以让我们租得起比较便宜的房子和东西？有人告诉我应该去流浪者收容所……”
他听到这个问题没有生气，但是很不确定该怎样回答。“是，对，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太多。找到公寓最好的方法应该是通过报纸，或者也可以上网查看一些网址。”
我真想知道，联邦监狱局对再进入课程的预算有多大。
我非常专注地看着牌桌对面的拉里。他看起来非常疲倦，黑眼圈非常明显。我记起瑜伽珍妮特谈到我们的男朋友时曾说过：“他们跟我们一起服刑。”
现在，每一次有人来看我，都会谈论唯一的话题：我要回家了。不管是拉里、母亲、弟弟还是朋友。这些人都有一种共同的解脱感，一种我们终于马上就要脱离险境的感觉。我不想扫他们的兴，所以尽力控制住自己对可能要去芝加哥的恐惧，没有说出来。
好像探视室里一半的犯人都很快要回家了——波普、美味姐、桃瑞丝和希娜。大波克雷蒙斯感恩节之后就回家了，她的女朋友特瑞娜已经在她的床上睡了一个星期了。
卡米拉也要走了，不过还不是回家。监区准备再送一批人下山参加戒毒计划，她就是其中之一。尼娜应该在1月份就参加完这个计划回来，然后就可以被释放了。我希望能够在离开之前给她送行。
我坐在卡米拉的隔间，看着她整理自己的东西。她给了我一双黑色大工作靴。戒毒计划非常严格，所以她必须在走之前把自己的违禁品处理掉，把多余的衣服发送出去。卡米拉心情很好：参加戒毒计划可以让刑期减少1年，从7年减为6年。我担心她的那张嘴：跟监区大部分女人不同，如果被监狱看守惹毛了，她会跟他们顶嘴，脾气不小。那个计划很严厉，总是有人被踢出局。
“我会想你的。我以后跟谁一起做瑜伽啊？”
她笑了笑说：“你也快回家了，很快的！”
“卡米拉，你必须答应我，在下面要咬住自己的舌头。我不是开玩笑。”
她对着我做了一个困惑的鬼脸：“咬住我的舌头？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咬住舌头，这是一种说法。我的意思是，你在下面要说话谨慎，不要骂那些警官，即使他们跟韦尔奇或者那个混蛋理查兹一样。”
理查兹真是“说到做到”，他想尽办法让监区里每个人的生活都痛苦不堪。如果说德西蒙让我想到可以分离的阴茎，那理查兹就像一个狂怒的鸡巴。他总是很滑稽地在生气。他那光亮的浅粉红色脑袋随时都可能要爆炸。他非常小心眼，如果犯人没有在邮件点名的时候出现，他就不会把她的信给她。他非常严格地控制看电视的时间，这让很多失眠的人非常不满意。我不怎么关心他的大多数行为，但波普很讨厌他，因为只能在他不值班的时候我才敢给她按摩脚。
他有一个习惯非常邪恶，我甚至诅咒他患上神经衰弱：他总是在麦克风上大喊大叫，一刻不停。整个楼里面都可以听到广播，所有的宿舍里都有很多大喇叭，有的可能距离一些女人的床只有几英尺。他会打开广播系统，在上面对我们大声谩骂，整个晚上骂个不停，音量让人听着非常难受。可怜的杰，她的床正好在一个喇叭下面。“小帕，你可以在这喇叭上施展一下你的电工技巧吗？”我对做这个还没有信心，或者即使能够侥幸成功，也可能触电致死或者被关禁闭。所以，我们只能听他在那里骂。折磨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有了新的含义。
圣诞节快到的时候，拉里向我传达了律师告诉他的坏消息：我要去芝加哥出庭作证。我感觉很糟糕。如果错过了去过渡教习所的日期怎么办？事实上，几乎毫无疑问，我肯定会错过的。直到最后，我的过去还是会妨碍我的自由。还有，如果我见到了诺拉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只传唤我而不叫她的。
我很紧张，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整个监区都处于节日的狂热准备中。早在感恩节之前，大家就已经开始积蓄力量了，这个时候这种狂热到了最强烈的时候：专门有一组犯人天天忙着装饰，准备参加每年一次的圣诞节装饰大赛。联邦惩教所的每一个单位都参赛——在山下的监狱里有12个单位，监区也被当作一个单位。前几年圣诞节剩下的装饰品已经挂满了监区，暗红色和白色的卫生纸做成了庞大的招牌，上面写着“圣诞节与和平”。但是，2004年的圣诞节装饰小组有一些新想法，暂时向大家保密。她们秘密地辛苦准备，在一个禁止入内的电视室里一连工作好几个小时：那个空间已经正式被她们霸占了。我们偷偷瞥见的，只是她们用装饰纸制作的奇怪小人。“看看我做的男同小人！”一个志愿者给我看一个奇怪的小人偶一样的东西，高兴地炫耀着。
圣诞节的前一天，监区装饰小组向我们展示了手工成果。坦白说，效果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她们把一个浅褐色墙壁、铺着灰色油毯的暗黑电视室，改造成了冬日晚上绚丽耀眼的圣诞节乡村。颗粒板做成的天花板被一片布满星星的墨蓝色夜空遮盖住，村庄似乎坐落在一个山谷里，其间有工作坊、酒吧，甚至还有喧闹的酒会和很多性偏好有争议的小人。这些人在闪闪发光的白雪中嬉闹玩耍，雪花从油毯上飘然而下，所有的东西都在闪烁。我们对她们的作品肃然起敬，非常欢乐地欣赏她们的手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做到的。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紧张地等待着裁判员过来。最后裁决结果公布：监区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胜利！看守们告诉我们，这次比赛的胜利得来非常不易——在山下，服务狗项目的人属于第9单位，这个单位还包括心理小组，她们为所有的拉布拉多猎狗制作了鹿角，而且还创作了一群驯鹿。一群驯鹿！
获胜的奖品是：特别播放喜剧电影《精灵》，加上免费的爆米花。室友费思在隔间里问我：“帕波，你愿意跟我一起看吗？”
这让我很吃惊：我以为还会像以前一样，我跟波普一起看电影，或者跟意大利“双胞胎”一起。但是，很明显，这对费思很重要。
“当然了，室友。这太好了。”
电影是在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房间里播放的，那里有几个放映区。费思和我拿到爆米花，抢了两个好位置，坐下来一起看电影。我们不会一起做圣诞节饼干，或者选择圣诞树进行装饰，或者在槲寄生下亲吻我们爱的人。但是，费思在我的人生中占有特别的位置，我在她的人生中也一样，尤其是在圣诞节期间，这种感觉非常好。
12月27日，我们在星期一的邮件中拿到了星期日版的《纽约时报》。我悄悄地走到伦巴第跟前说：“嘿，我能看看时尚版吗？”
我拿着报纸，快速地回到床铺上：拉里在这个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而且不是普通的文章，是在每星期一次的“现代爱情”专栏，发表个人关于爱情和恋爱关系的文章。拉里花费了很长时间写这篇文章，我知道是关于我们结婚的事。除了这些，我完全不知道他在里面还写了什么内容。
他以非常幽默的口吻描述了我们不同于传统的求爱过程，以及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真的想到结婚很重要，尽管我们一起参加过27场婚礼。但是，情况有所改变。
从来没有一个转折点，一个“尤利卡”神奇时刻，让我意识到，最传统的那件事是一件应该去做的事。有些人说，他们一眼就知道她是他等的那个人。我不是这样的人。不管是一件毛线衫还是一个软件，我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决定是不是自己想要的，这也是我总要保留收据的一个原因。我们在旧金山一家小餐馆因为一份咸牛肉马铃薯泥而相识。我说不出来什么时候，当我看着她淡蓝色眼睛时会想到：“就是这样了。”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8年，我知道了。
我什么时候知道的？是我爷爷去世时她对我的安慰吗？是她在“911事件”那天终于接通手机时我松的那口气吗？是在雷斯岬的那次很棒的远足？抑或是因为红袜队最终胜利时她的喜极而泣？还是她进入房间时我的侄子们像跟摇滚巨星打招呼一样欢迎她？
或许，从一开始我就应该知道的。比如我们横跨美国旅行期间的某一个早上，她反复要求在堪萨斯城阿瑟拜仑特家的餐馆吃半块肋骨（刚吃了10分钟，她对我说：“嘿，宝贝，你要不来点啤酒？”）。
或者，我此前一直都未真正知道，直到7年后，我们被迫要离开对方长达1年多的时间？谁能说得清楚呢？是那些重大的时刻？或许吧，但小小的瞬间也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
我当然可以非常详细地回忆起他提到的每一个场合，包括那些不好咀嚼的肋骨的强烈味道，以及啤酒多么好喝。
尽管很慢，但很确定，我渐渐地领悟到：她想要结婚。如果是真的，那么我也想要结婚，和她。这可能是我很长时间以来最没有创意的想法了，但我必须自己想通，按照自己的理解。在一起这么多年，我实际上一直主张的，就是出其不意的惊喜。
所以，管它呢，我们行动吧。我到现在仍然不相信婚姻是通往幸福或者圆满的唯一途径，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所以我问了她那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说的话与爱情和责任有关：我说到自己哪里也不去，给了她戒指。如果你真的想要正式的求婚，很好；如果你不想要，也没关系。如果你想要一场婚礼，我可以着手准备；如果你不想要，那我们就不办。这些话是在一个小岛上说的，我坐在她的旁边，场景就与《新娘》杂志描述的一样。她听完我说的这些，仍然不知道我到底想问什么。但是她笑完之后，说她愿意。然后，她扔掉衣服，跳进了水里。
我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我已经参加了27场婚礼，现在终于该参加一场葬礼了——我单身生活的葬礼。当然，这个葬礼跟任何一场葬礼一样悲哀，但是这次的死亡不是悲惨的事故。我觉得更像是我对自己实施的安乐死，一次没有痛苦的死亡。
我已经准备好了，宝贝。结束我们的单身吧。
此时此刻，即使没有他在身边，我也想不到比这更甜蜜的圣诞节礼物了。
在外面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新年前夜很无聊，不过在监狱里面，就显得更有意思一些。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自己在丹伯里唯一的一个新年夜，这让我很感激。将日历向前翻，会让一个犯人感觉更加乐观，这是有道理的。那些数字滴答向前，犯人看到的是希望。
这一年的新年，比以往任何一年，甚至2000年在内，都让我更加感觉到一种结束的意味。我们在午夜倒计时的时候，波普哭了——这是她在监狱里度过的第13个新年，也是最后一个了。关于幸存、后悔、恢复和失去的时光考虑了那么多，看着她的时候，我试图想象各种情感在一起的冲撞交织。
好像半个监区的人都在关心让波普安然回家这件事。她本来应该结束在餐厅的工作——犯人也能从联邦监狱局挣得并积累假期——但是才休息了不满一天就又回到工作台上去了。我在厨房后面抓住她，怪她不知道休息，但她只是告诉我靠边站。她其实是不知道，如果不工作，又该做些什么。这个风趣、泼辣、口音很重的母亲，这个曾帮助我度过那么多艰难时刻的人，原来也是一个神经极其紧张的人——距离她去过渡教习所已经不到两个星期了。
所以当我在1月3日收到通知时，感到非常糟糕。通知内容很简单——“克尔曼！打包待走！”
“打包待走”意思是将你的破烂打包好等着，你要被转去某个地方。监狱给每个犯人发放防水的帆布行李袋，用来暂时存放个人物品。我选择把自己积累的大部分宝贝送给别人：亮红色违禁指甲油、很珍视的波普给我的白色男式睡衣、军绿色短上衣，甚至包括有耳机的宝贵收音机。我把所有的书都捐给了监狱图书馆。因为我之前一直保密，狱友们对我的离开感到很吃惊。一些人以为我获得了提前释放，但是听说我要去空中监狱时，有的很好奇，有的很担心，还有的给我一些建议。
“用上卫生巾。他们不一定会让你上厕所。所以什么都不要喝！”
“我知道你对食物有点挑剔，帕波，但还是尽量多吃，因为这可能是你一段时间内最后一次吃这样可口的饭了。”
“他们给你戴手铐的时候，弯一下手腕，这样你的手就有更多空间。盯着给你上链子的军官的眼睛，说不定他不会给你锁得太紧，不会影响你的血液循环。还有，穿两双袜子，这样你的脚踝才不会被勒出血。”
“但愿他们不会在佐治亚州中转。否则你会被扔进一个县监狱暂时待着，那是我一生中去过的最糟糕的地方。”
“飞机上会有很多可爱的家伙。他们会爱你的！”
我去找“万宝路牛仔”。“金先生，他们给我下了书面命令，要把我运到芝加哥。”实际上，我还真让他感到惊讶了。
然后他笑着说：“柴油机疗法。”
“什么？”
“在这里，我们把空运犯人称为‘柴油机疗法’。”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自己小心点。”
“金先生，如果我在被释放日期前回来，还能做以前的工作吗？”
“当然可以。”
结果却是，我两天后才离开这里。我最后一次给拉里打电话——其他犯人警告我不要在电话上说任何与押运犯人有关的细节：“他们在监听。如果你说得太详细，有时候他们以为你在计划逃跑。”拉里反常地兴高采烈，我感觉他并没有真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尽管我告诉他可能要很长时间都没办法给他打电话。
我跟波普告别。
“我的帕波！我的帕波！你不应该比我早走的！”
我拥抱她，祝她在过渡教习所一切顺利，还告诉她我爱她。
然后，我走下小山，开始了下一段不幸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