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柴油机疗法
与现在很多人乘飞机旅行一样，空中监狱的飞行也是自作自受。从整整11个月前踏入犯人物品保管室之后，我又被带到了这里，在这里等候。一个接一个的看守带来了其他女囚，她们和我一起等着。一个很瘦、眼睛空幻的白人女孩，一对牙买加姐妹，还有一个让人讨厌的反应迟钝的人，她和我一起在监区的建设与维修部工作，现在要被送到西宾夕法尼亚州参加庭审。一个看起来像女同性恋者的黑种女人，有一条邪恶的伤疤从她耳朵后的某处开始，围绕脖子，在她T恤衫衣领下面消失。我们几乎没人说话。
终于，我在监区认识的一个监狱看守出现了。韦尔奇女士是食品保障部门的警官，与波普很熟。我们离开的时候有她的出现，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比我刚进丹伯里时遇到的那个看守好多了。她给我们每个人分发了新的制服，跟我刚到丹伯里时穿的卡其布手术服一样的衣服和没用的帆布鞋。不能穿钢头鞋让我有点悲哀，尽管鞋底已经有几处裂缝。然后，她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给我们加枷锁——腰间缠上链子，手腕戴上手铐，脚腕上是一英尺长的脚链。除了在自己房间里戏耍的时候，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被人铐住过。在这件事上，我完全没有任何选择：不管我配合、不满还是腰背部被人用膝盖顶着，或者胸上被靴子踩着，无论如何都要被枷锁束缚住。
韦尔奇女士靠近的时候，我看着她。“你怎么样，克尔曼？”她问道。她听起来是真的关心，我立刻心领神会，我们现在是“她们的”，要被发送到外面的未知世界。她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对于其他，她可能跟我一样一无所知。
“还好。”我以一种异乎平常的小声音回答道。我很恐惧，但是并不害怕她。
她开始给我上链子，以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聊着天，简直像一个牙科医生知道自己做的事会给别人带来不适一样。“这怎么样——太紧了？”
“这个手腕有点紧，是的。”我讨厌自己声音里的感谢语气，但这是真实的。
我们都已经打包好——所有的个人物品都被监狱看守仔细检查过（还是那个目中无人的小个子，我来这里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他），然后被放起来了。犯人可以带上飞机的唯一东西是一张纸，上面列着犯人的所有物。在这张纸的背面，我把自己所有的重要信息都写上了——律师的电话号码、家人和朋友们的地址。这张纸上还有我在监区很多朋友手写的各种联系方式——很快就能回家的，给我写了街区地址；还要在那里待很长时间的，就写下了自己的囚犯注册号码。看着这个名单让我心里很难受，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再次见到这些女人。我把这张纸放在衣服的胸袋里，和我的身份证放在一起。
监狱警官让我们排好队，然后开始拖着脚往前走，发出叮当响声。我们走出那个楼，朝一个没有标记的大巴走去，这是专门用来运输犯人的。因为我们的腿被链子锁住，所以不得不以短小的步子踮着脚走。当我们在监狱和大巴之间的房间里等候的时候（这是几个有金属防护网的房间之一），去城里的货车加速开上来了。杰跳出来，身上背着行李袋。
那个大个头的黑人女同性恋者一下子活跃起来：“表姐？”
杰简直不敢相信地眨着眼睛：“斯莱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我们都被赶回联邦惩教所。看守们让杰也把东西打包，然后将她也锁起来——她也要加入我们这个混杂的小团体。能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走，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最后，我们在枪口的威胁下都上了那辆大巴，朝着外面的世界驶去。看着康涅狄格州的郊区景色向后飞驶，我们感觉迷失了方向，最后上了大路。我不知道在朝哪里走，很有可能是俄克拉何马市，那是联邦监狱运输系统的枢纽。在汽车上，杰与斯莱斯，她真正的表妹，坐在一起聊天。她们两个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参加这次旅行，但是她们很可能是共同被告，因为看守之前曾说过她们应该有更多的限制。
“不，不，我们是表姐妹，我们爱对方！”她们抗议道。
那个看守说她们要去佛罗里达州，这让她们非常不安。“帕波，我对佛罗里达狗屁都不知道，我来自布朗克斯，我去过密尔沃基，其他什么地方都没去过。”杰说。“让我去佛罗里达，什么狗屎原因都没有，除非他们要带我们去迪士尼。”
终于，我们到达了一个看似废弃的工业空地。汽车停下来了，我们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如果你认为戴着枷锁不可能睡着，那我现在告诉你，你错了。他们给我们鸡肉三明治吃，我还不得不帮助宾夕法尼亚那个反应迟钝的人吃饭——看守对她可不像对我那么温柔，给她上的枷锁特别紧，而且还给她额外的“黑盒子”限制，把她的两个拇指都固定住——这是为了保护她的共同被告，她现在正和那个女人热切地说着闲话。最后，汽车又发出隆隆声动了起来，在一个停机坪上停了下来。我们的汽车不是唯一的一辆，那里停了至少6辆其他交通工具：一辆公共汽车、没有标记的有篷货车和轿车在寒冷冬季的黄昏中无所事事。然后，突然一架庞大的747飞机着陆了，简短地滑行之后，在车辆中间停下了。一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在拍一部最老套的惊悚动作电影，因为穿着过膝长筒靴的军官端着冲锋枪和高火力步枪拥向了停机坪——而我扮演的是其中一个坏人。
他们首先从飞机上卸下了大约12个犯人，都是男犯，外形、体格、肤色和服装各异。有一些看起来好像穿着薄的连衣裤，这在刺骨的一月寒风中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们头发凌乱、衣冠不整、瑟瑟发抖，看起来对挤在丹伯里汽车旁边的我们这个小团体很感兴趣。然后，拿着武器的人开始朝我们大喊，让我们排队站好，两人之间间距要大。我们在那个停机坪上跳起了快步舞，尽管身上有枷锁束缚，还是努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粗略的搜身检查以后，一个女军官查看了我的头发和嘴巴，看里面有没有藏着武器，然后我们就沿着楼梯爬进了飞机。
飞机里的军官更多，有块头庞大、结实健壮的男军官和几个饱经风霜、身着深蓝色制服的女军官。我们叮叮当当地朝着旅客席位区走去的时候，受到了一阵睾丸激素的致意。飞机里塞满了犯人，好像都是男犯人。大部分犯人看到我们时都非常非常开心，有些还制造出很多声音，向我们宣布他们愿意为我们做的事；或者是在我们跟着军官们沿过道走动的时候，对我们做出批判性的讨论。“不要看他们！”军官们朝我们吼道。很明显，他们早就算计好了，控制12个女犯人肯定比控制200个男犯人要容易得多。
“你害怕什么呢，金发美女？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男犯人喊道。“这里，金发美女！”不过，我的这种猜测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因为一个体形很大的男犯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着要去厕所的时候，军官们很快用泰瑟枪（发射带电镖箭让人暂时不能动弹的一种武器）攻击他，他像鱼一样笨重地摔到座位上。
空中监狱就像联邦监狱系统的夹心蛋糕。这里，每一种犯人都可以看到：看起来悲伤的上层中年白种男人，他们的夹丝眼镜有时候歪斜或者坏掉了；骄傲的看起来像玛雅人的拉美混血儿（西班牙人与美洲土著的混血后裔），身上到处都是帮派的记号；头发褪色、牙齿不整的白种女人；理着平头、脸上有纳粹十字记号的男人；头发像灌木丛一样的年轻黑种男人，因为他们不得不把梳成一排排的玉米辫子解开；一对皮包骨头、长得很像的父子；一个非常高大的黑种男人，他身上的枷锁尤其笨重，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高大魁梧的人；当然，还有我。当我被护送着去厕所的时候（因为手腕被链子锁到了腰上，所以很难完成某些动作），除了一些淫荡的邀请和威胁的嘘声，我听到了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金发美女？”
我越来越觉得每个人身上戴着枷锁不是那么糟糕的一件事。我非常高兴杰就坐在旁边，她也伸长了脖子，想把周围的一切看个究竟。尽管如此，她和表妹不知道将要面临的是什么法律程序，这还是让人有点紧张不安。我们都认为，如果——但愿不会如此！——她们“惹上了另一个案子”（因为另一种罪行被控告），别人应该会告诉她们。但是，或许她们不像我一样有那么高端的律师。
空中监狱从来不会直接飞达目的地。这种庞大的客机更像小型直升飞机，这里停一下，那里停一下，搭载因为各种原因被运往全国各处的犯人——出庭需要、机构转移、判后分配。有些犯人是刚进监狱，仍然穿着自己的衣服。军官们带进来一个西班牙小伙子，他的头发又黑又长，如果不是面容冷酷，看起来非常像耶稣。他长得非常英俊，这让人感觉有些不自然。一次飞机停落的时候，又有一些女犯人登机了。其中一个女人在走道里停下了，等着军官告诉她坐在哪里。她是一个骨瘦如柴的白种小女人，牙齿不全，头发说不上来是灰色还是用过氧化氢漂白过的颜色。她看起来就像一只愁眉苦脸的后院小鸡，好像生活非常艰辛。她站在走道里的时候，一些自以为是的人喊道：“毒品误事儿！”然后，飞机上一半的人——里面一定有一些毒品交易者——都大笑起来。她不那么好看的脸垂了下去。这好像是从前在校园里见到的那种最让人不舒服的事。
大约晚上8点钟，我们在俄克拉何马市着陆了。我认为联邦转运中心应该在那里的机场附近，但也不是那么肯定，因为我没有机会看见外面的世界——机场的出租车直接把飞机上五花八门的“货物”接送到了监狱。由于疏忽，也出于需要，我们被关进了一个重刑犯监狱，里面关押着很多处在转运期间的犯人。在抵达芝加哥之前，这里将是我的新住处。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自己的新单位，约20个筋疲力尽的女犯人分别领了各自的床单、睡衣和小袋包装的卫生必需品，然后被带进了一个三角形的洞窑，里面有两层牢房。这里光线黑暗，显得荒废而没有人气，因为里面的居住者已经被一级防范禁闭了。狱警是一个看起来很凶恶的6英尺高美洲原住黑种女人，她大声喊出我们牢房的分配结果。我以前从来没有在一个真正的牢房待过，更不用说与一个室友被关在一起。我爬到分配的地方，那里有一张6×12英寸的双层床、一个厕所、一个水池和一张钉到墙上的桌子。在昏暗的荧光灯下，我能看到有人在上铺睡觉。她翻了个身，用白眼看了我一下，然后又翻回去接着睡觉了。我慢慢走进去，开始打瞌睡，很感激那里有水和自由活动的地方。
突然，我听到“砰”的落地声，还有喊叫声，然后我的室友跳下床铺，叫醒我。“吃早饭了！”她扭过头来对我说，然后就走了。我起床，小心地走到牢房外面，穿着昨晚发给我的被洗得褪色的“手术服”绿色睡衣。我看到女人们从带编号的牢房里快步走出来，然后站到单位另一端排着的队伍里。没有一个人是穿着睡衣的。我快速换上昨天穿的肮脏的衣服，也去排队。领到一个塑料盒子之后，我找到了杰和斯莱斯，她们在我的牢房附近占了一张桌子。我们的盒子里装着干的麦片、一包速溶咖啡、一包白糖和一包塑料袋装牛奶，最后一样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东西之一。但是，把咖啡粉、牛奶和白糖放在一个绿色塑料杯子里混合，然后摆进微波炉里转转（那是一个古老的装置，看起来好像电影《迷失太空》里会用的那种型号），这东西喝起来还不错。我假装那就是卡布奇诺咖啡。“我们会被饿死的。”斯莱斯说。杰和我都担心她说得没错。我们讨论了一下当前的困境，斯莱斯因为太饿，离开我们去四处察看了。杰和我退回到各自的牢房。
终于，我有机会跟新室友正式认识了。“你叫什么？”她懒洋洋地问。我介绍了自己。她叫拉琦莎，来自亚特兰大，要去……丹伯里！她一听到我就是从丹伯里来的，就开始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她爬回到自己床上，开始睡觉。我很快注意到拉琦莎一天大约睡22个小时，起床3次分别去吃饭和洗澡。最后这一点让我感到庆幸。尽管如此，她总是看起来凌乱不整洁，从我们牢房出去的时候，头发总是四处飞扬着。“帕波，你的室友咋回事？她看起来像电影《紫色》里的西丽！”斯莱斯嘶哑地说。
在俄克拉何马市的第一天，我感到非常兴奋——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我需要熟悉概况，了解所有新的规则和程序。不幸的是，在这里实在无事可做。这里有3个电视室，但里面没有椅子。还有一个小型的可转动书架，上面的书分类很奇怪——基督教方面的书、约翰·D·麦克唐纳作品的古老版本、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和两本桃乐丝·谢尔丝的小说。在这个单位的中间，有一个奇怪的设施，看起来像一个咨询台，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短而粗硬的小铅笔和各种各样的便笺纸。在3个投币式公用电话旁边，有一个通往室外的房间，吸烟者在那里瑟瑟发抖。从那里可以看到一部分墙上的一小片天空，墙面当然铺有铁丝网。这个单位看起来像一辆火车，或者一座汽车站，但是这里并没有报摊或咖啡店。我想用公用电话给拉里和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但是只能拨通对方付费电话，而他们的电话都没有开通这项服务。这更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我被扔进了一架飞机，而对世界上其他人来说，这架飞机根本不存在。
女人们在这里来来往往都静悄悄的。这个地方有一种被征服的样子，一尘不染。单位看起来最多住了一半，排队吃早饭的大约有60个女犯人。上午11点，狱警会推进来可旋转的大型手推车，意思是午饭就快开始了。我注意到一个女人从上层的一个牢房里走出来，从单位另一头的楼梯上走下。那弯曲的头发、那消防栓的形状……还有眼镜。一个异动的东西在我脑海闪现，我一下子坐得笔直。诺拉·詹森跟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很肯定我与我的共同被告有“分居令”，但是很明显，我错了。我看着她加入吃饭的队伍。“快点，帕波！”斯莱斯用肘轻推我。尽管很明显不喜欢与瘦小的白种女孩做朋友，但是她愿意接受我是杰的朋友，而且我也吃得不多。我跟在两位同伴的后面，在脑海里用枪瞄准我认为是诺拉的那个人。
在过去的11个月，我会时不时地想起诺拉——都是不好的想法。在采取行动之前，我想弄清楚事实。我曾经幻想着与这个引我入歧途的女人对质，这个可能向警察告发过我的女人。我经常在头脑里把这个时刻固定在旧金山的一个女同性恋酒吧，想象着用台球杆打碎啤酒瓶，把她扁平的鼻子打破，还会有很多血流出来。现在，真正面对她的时刻到来了。我该做什么呢？
那个矮个子、卷发、明显已经中年的女人领了自己的午餐盒，转过身走向一张桌子。就是这个女人，我跟着她去了印度尼西亚，去了苏黎世，去了国会酒店。如果从来没有遇到她，我现在不会坐在这里，手里拿着微温的袋装牛奶，穿着政府发放的衣服。她那张法国斗牛犬一样的脸，10年后就是这个模样——很明显，这是长长的、艰难的10年。她看起来糟糕透了。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她瞥了我一眼，我看到她那扁平的脸部露出认得我的震惊。我忍住呼吸，脉搏剧烈地跳动着。
与两个同伴在桌子前坐着的时候，我低声说：“杰！我想我看到了我的一个共同被告！”
杰非常认真地看着我。几乎所有毒品犯人都有共同被告，这可以有很多层含义，但是杰从我的语气立马就判断出，我这么说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怎么了？”斯莱斯问，她注意到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帕波觉得她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共同被告，她很吃惊。”
“哪个是？”
我给她们指出来，但没有用手指。
她们放松了一点。“那个老太婆？”“我说，帕波，你到底是哪一种歹徒啊？”
我怒气冲冲地看着她们。“杰，我觉得是那个婊子把我供出来的。”
气氛一下子凝重了。斯莱斯仔细观看诺拉。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有意说道：
“帕波，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你要清楚——如果你那么做了的话，在这里剩余的时间，你都会被关在禁闭室。现在情况都已经这么糟，你可以想象禁闭室会是什么样子。而且鬼知道你还会不会遇到其他事。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回到一个很爱你的男人怀里，他每个星期都费尽力气去看你。那个婊子值得你再去犯事吗？我很支持你，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打算做什么的话，我是不想去禁闭室的，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你可以做你觉得需要做的事。”
斯莱斯也插话说：“我也不想去禁闭室，不会为了我甚至都不认识的某个白种女人而被关禁闭。不是有意冒犯，帕波。但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我什么也没有做。杰一直很担心地看着我。斯莱斯从另一个犯人那里得到了一整副扑克牌，开始洗牌。尽管如此，我还是受不了。我休息了一下，躺在床铺上盯着用渣煤空心砖垒成的墙面。害我被关在这里的女人终于被我发现了，可是我却没有勇气做什么。我真的什么也不会做吗？
我离开牢房，在单位走了一圈，用了大约3分钟。我没有找到诺拉。杰做手势让我过去。“快来，帕波，跟我们一起玩牌。”
我们玩牌的时候，杰和她的表妹轮流即兴说故事。斯莱斯讲了在丹伯里联邦惩教所一个野心勃勃的女相公，说了很多有关她的有趣故事，包括被一个我们都认识的看守在半夜行动时抓起来。“我吓呆了，他用手电筒照着我们，而且那种情况是没办法抵赖的，知道我什么意思吧？而他只是说‘让我看看’。所……以……”她暗示继续刚才的行为。就是这个人，因为我给波普正常的脚部按摩而对我严密监视。烂人一个。
直到4点钟点名后晚餐车出现，我们都在那里笑声不断。我们把塑料托盘上的盖子拿掉，里面的恶臭味让我们立马又把盖子盖上。杰敲打了一下桌子大声说：“我们得杀死一个做饭的婊子，吃了她，不然我们就得饿死。”
从单位里横穿过去还托盘的时候，我看到诺拉朝我这边走来。我挺直地站着，换上最冰冷的凝视。她有点不确定地看着我。
“嗨！”她几乎是压着声音说的。
我从她身边昂首阔步地走过去。
“发生什么事了？”杰一脸担心地问我。
“她想跟我打招呼。”我摇了摇头，我们又开始玩牌。“我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她在这里，而她的妹妹却没来。”
“她妹妹？”
“嗯，她妹妹也是我的共同被告。她在肯塔基州服刑。”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我看到了海丝特。这就是俄克拉何马市的做事方式——新来的人都在深夜里到来。她们在早饭的时候冒出来，让我们一天都感到新奇。我在自己的地盘上看到两姐妹的重逢——她们欣喜若狂地拥抱，一起走向一个角落去说话。
我的同伴们也注意到了。“你也想要把妹妹杀死？”斯莱斯问。
“不，我跟海丝特从来没有什么过节——她还好。”
时间对海丝特不像对她姐姐那么残酷。她看起来跟10年前差不太多，或许是因为她一直以来用鸡骨头做的带羽毛小装饰品的魔力：长长的略带红色的卷发，一种恍惚但滑稽的神情，有着迷人而神秘的气质。
在俄克拉何马市的那几个星期，我常常忽视她们的存在。一级防范禁闭因为无比单调和毫无刺激而非常折磨人：时间就这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天接一天地向前蠕动。几乎每一天都有航班到达和飞离，但是我们却无法得知自己会不会被放到某一架上面。这是监狱的完美衔接——从一个区域离开，等待到达另一个区域。俄克拉何马市让我非常想念丹伯里监区，那是一种超现实的令人不安的感觉。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有几个小时的紧张活动：在电工部工作、跑步和健身。在这里，唯一的活动选择就是在我的牢房里做俯卧撑和瑜伽，或者穿着帆布鞋在楼梯上绕好几百圈，直到脚上的水泡被磨破出血。在丹伯里的时候，普拉特修女会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把大厅当作替代的散步场所。我有时候会在旁边跟她保持步调一致的锻炼。作为69岁的老人，她的步速很快，而且精神头一直很好，这让我感到吃惊。“你还能坚持下去吗，亲爱的？”这位小个子修女会常常这么问我。
我很幸运，因为可以与杰分担自己的压力、恐慌和用掉多余的精力。她的表妹非常有趣，有她在总是让我安心（或许还带有点威胁）。有一天，我向杰询问她表妹的伤疤是怎么回事。
“那个男的扑到她身上，想要强奸她，用美工刀划的，缝了上百针呢。”她停顿了一下，“他现在也在监狱里。”他的绰号是什么？“那是她最喜爱的饮料！”
很容易忘记日期——这里没有报纸、没有杂志、没有邮件，而且我又不去电视室，所以无法区分今天和明天，只能玩扑克牌游戏度日。我尝试算清楚哪一天是1月12号，那是波普从丹伯里被释放的日子。我没办法给拉里打电话，这里也没有透光好的窗户，所以我甚至都没有办法追踪太阳的踪迹。我只得与监狱里的小姑娘们在一起玩耍，这是有限的娱乐之一。我学会了多米诺，学会了理解不重复奖励的真正惩罚。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度过那么长时间而不发狂？
没有人愿意与陌生人交往，但仍有一些诡计围绕香烟问题进行着。在丹伯里，大家挤在一起的机会很多；但是在俄克拉何马，大家能在一起讨论的只有性、别人的心理疾病药物和最重要的尼古丁。那些自愿做勤杂工的犯人可以去“商店”，但是到那里只是为了买香烟。每周一次少量发放香烟之后，在犯人们表面之下就会有狂怒，随时都可能会爆发。勤杂工要么擅于做朋友，会把她们的烟分成小份的“卷烟”，出于人情与别人分享；或者要别人拿心理药物交换，这些药物可以帮助人们像拉琦莎那样把时间都睡过去。我发现整个交易让人很有压力，所以很高兴自己不抽烟。我的头发因为没有护发素，就像老鼠窝一样——我们只有小袋包装的香波。最后，我用蛋黄酱洗头，这让发丝很油腻，但是至少我可以用监狱配发的黑色塑料小梳子搞定。
突然之间，杰和斯莱斯就被转走了。凌晨4点钟，杰和我通过牢房门上厚厚的长方形玻璃告别。“别和斯莱斯分开！”我说。“我回家以后去找你们！”
杰瞪着她那双大大的清澈的棕色眼睛看着我，美好、伤感而恐惧。“小心点，帕波！”她说，“别忘了我给你说过的凡士林特技！”
“我会的！”透过几英寸的玻璃，我与杰挥手告别。两个小时以后，我们被放出来吃早饭时，我感到真实的孤独，只能靠自己一个人在茫茫大海里遨游。我想念她们。我朝诺拉所在的单位那边望去。我知道，不管紧接着要履行什么样的法律程序，都少不了她。
几天后，我的室友拉琦莎也动身去了丹伯里。我很嫉妒她。她胡乱穿衣服的时候，我告诉她：“你到了监区以后告诉托妮，她是去城里接你的司机，告诉她你在俄克拉何马见到了帕波，说我一切都好，向她问好。”
“好，好……等一下，谁是帕波？”
我为什么没有感到吃惊呢？我叹了口气。“就告诉她们你遇到了一个来自丹伯里的做瑜伽的白人女孩，她很好！”
“这个我能记住！”
有几天，我完全是一个人在牢房里：循环做着各种瑜伽姿势；盯着不透明的窗户看，少许阳光可以从窗户透过来，房间就只有那么高，大约6英寸宽。我会在早饭的时候把袋装牛奶留下来，放在窗户底下，那里气温比较低，几个小时后牛奶还是凉的。每一天，只有牛奶是保证可以吃的。我还学会了抵着墙睡觉，用胳膊挡住24小时都亮着的荧光灯朝眼睛照过来的光。我第一次可以睡下铺了，真是一件奇怪的新鲜事。
然后，一个新室友出现了。她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女孩，来自得克萨斯州，要去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监狱。她以前从没有进过监狱，所以对什么都感到吃惊，有很多的疑问。我扮演了一个经验丰富的犯人角色，告诉她我觉得她可能想知道的东西。她让我想起了6号房间跟我一起在电工部门工作的玛丽亚·卡尔翁，这让我有点伤感。
最后，一个星期以后，凌晨4点钟，我的牢房门上响起了“砰砰”的敲门声。“克尔曼，打包待走！”除了从丹伯里带来的、现在已经皱皱巴巴的纸——上面潦草地写满了那里的朋友们的寄语——别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包。我轻快地穿上卡其布囚服。那个时候，只要能离开那里，让我做什么都行，管它有没有诺拉呢。根据杰的指导，我把藏在袜子里的珍贵违禁品凡士林摸出来，塞了几块在我的耳朵洞里。在空中监狱的漫长旅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水喝，我可以蘸点凡士林抹到嘴唇上，防止裂化。
当我重新戴着枷锁拖着脚镣走上飞机的时候，一个联邦执法人员（他在我上次飞行的时候也在飞机上）问：“发生什么事了，金发美女？”
我面无表情。
“你最好改变一下你的态度，金发美女。”他厉声建议我。
军官们让我坐在诺拉旁边的座位上。这种时候，我甚至对自己的糟糕运气都不感到吃惊了，尽管感到非常愤怒。戴着枷锁，耳朵里藏着凡士林，坐在给我带来这一切麻烦的母牛旁边——我拒绝看她。飞机在底特律的特雷霍特和其他被大雪覆盖的中西部荒地停机时，我们之间仍然保持让人不舒服的沉默之墙，还好我的座位靠窗。
抵达芝加哥时阳光充沛，一派冬季景象，尽管我感到极其不安和剧烈不适，但还是很激动。我保留着幽默的一丝残片，看着整件充满讽刺的事情。这座城市正是整个麻烦的中心。不知何故，看起来似乎我应该来这里，让她陪在我身边。
芝加哥的停机坪很热闹，也非常寒冷。穿着单薄的卡其布囚服，我冻得瑟瑟发抖。在军官的指挥下，囚犯们戴着枷锁朝各个方向走的都有。诺拉和海丝特看到一个头发松散的白人男孩时变得很兴奋：“是乔治！”她们大声叫道。
他扭过头来看我们，在被挤上一辆公共汽车之前高兴地用下巴打招呼。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如果那个就是海丝特的老朋友乔治·弗洛伊德，那么在过去的10年他瘦了不少。好像整个团伙都被重新召集到芝加哥，参加乔纳森·毕比的庭审这件大事。我们被装进了一辆客运面包车，在市区交通高峰期，这排没有标记、严密看守的白色车辆队伍快速行驶着。
海丝特坐在我的旁边，专心看了一会儿我的眼睛，然后非常真诚地问我：“你还好吗？”仍旧操着她那无力的中西部音调。我咕哝着说我很好，然后就朝窗外看去，因为她的亲切而感到一丝紧张。
朝大环行驶的时候，我试着设想自己在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的情境。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也被称为联邦监狱，一般犯人在案件结案之前，都会被关在这种地方——除非，像莉儿金一样，一直都在这里服刑。杰去丹伯里之前，曾在布鲁克林大都会惩教中心被关押了两年，她描述那里的情况比我们在俄克拉何马体验的好多了。“在布鲁克林有两个单位，大约关着200个女犯人，你可以拥有一份工作和其他权利。在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你可以跟某个正常人一起玩，只是要低调。你甚至可能被分配到与你的共同被告们不同的单位或者宿舍。”
我们被赶进了一座很高的三角形堡垒的地下室。堡垒位于拥挤的芝加哥大环城市街区。从车上下来之后，我们拖着脚镣走进电梯，被带入一个肮脏、破旧、杂乱的犯人物品保管室。这个建筑物让人顿时失去方向感。地板感觉很小，因为混乱，显得更加窄。建筑物的两排都是拘留牢房，里面住着穿橘色囚服的男犯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褐色皮肤。很快，我们就被关进了空着的牢房，里面肮脏不堪。
在接下来的5个小时，我在牢房里来回踱步，试图无视她们姐妹的存在。她们很有礼貌，说话不多，看起来还算尊重我那挥之不去、受到抑制的愤怒。几个小时以后，我俯卧在一张又硬又窄的长椅子上，其实什么都没干。这个时候，诺拉清了清嗓子。
“帕波？”
“怎么了？”
“你认识乔纳森·毕比吗？”
“不。”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说：“那你一定很愤怒。”
“是。”
一个女看守给我们发了不合身的男士橘色连衣裤，前面是摁扣，袖子很短，裤腿裁切不正，就像犯人的半长裤。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都没有陷入完全的俗套，但是现在，我无法避免了。最后，我们被护送到晚上休息的地方。我当时快累死了，想着任何地方都比那个肮脏且令人不舒服的牢房要好，尤其是如果能不跟诺拉在一起更好。
我们三个在电梯里都没有说话，一直到12层。从叮当一响的安全大门走出去，直到最后一道门滑开，我们到达了女犯人单位。
精神病病房。那是我无法抵抗的第一印象。在这个小房间的两端各有一台电视机在大声号叫。在那个封闭、拥挤的空间里，各种杂乱、刺耳的声音来回震荡。很多女人衣冠不整，弓背站立或行走，像鼹鼠一样惊愕地看着我们。尽管那里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是有一种幼儿园一样的氛围。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切好像都静止不动了，每一只眼睛都转向我们。一个穿着不合身制服的看守流露出不屑的神情向我们走来。他看起来对于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吃惊。我转过去，看了看诺拉和海丝特，然后开始大笑起来，那是一种怀疑的、绝望的笑。顷刻之间，我和两个共同被告之间的冰山融化了。“哦，天啊，不要！”她们也大笑起来，笑声里有解脱和认可，我看到了她们眼睛里同样的怀疑和厌恶以及疲惫。她们跟我在同一条船上。就在此时此刻，突然之间，我领悟到她们就是我的所有。
感觉方面的大多数变化都是逐渐的：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恨上或者爱上一个观点、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这么多年来，我心里逐渐培养了对诺拉·詹森的仇恨，因为我把自己处境的主要原因都怪罪于她。现在不是那种时候。有时候，当然很少见，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好像受魔力的影响。我的情感变化得如此之快，我对与这两个女人所共有的一切东西拥有如此强烈的感情，以至于没有办法不立刻注意到并且估量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混乱的过去，突然与这次令人疲乏不堪的共同旅行经历相匹配。
有一会儿，我们3个挤作一团，周围一片混乱。我突然想到，她们很可能一点都不知道我生命中过去10年的情况，包括我被关押这个事实。她们进监狱都比我早。
这就是我们的破冰之举。“肯塔基也是这样吗？”我问海丝特。
“不是。”
“都柏林？”
“才不是。你在哪里？”
“丹伯里。那里与这种变态一点都不像。”
那个警官又出现了，拿着我们的住宿分配方案。我们被带进了各自的牢房，锁在里面。我的新室友维吉尼亚重350磅，她的呼噜声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就像我的下铺上睡着一只野生的狂暴动物。当我在塑料床垫上翻来覆去，试图用枕头包住头遮挡她的呼噜声时，我意识到这就是波普说的“真正的监狱”，原话是：“你们这些姑娘根本不知道真正的监狱是什么样子的。”记得一个大学教师曾告诉我，睡眠不足或者只能睡较短时间的话，最终会让人产生幻觉。
维吉尼亚是一个业余的占星师，几乎从不洗澡。她告诉我，她计划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当我拒绝告诉她我的出生日期，不让她给我“做图表”时，她感到被深深地侮辱了。我想到了帕特小姐和费莉小姐，她们两个是丹伯里精神不怎么稳定的女人。我知道与疯狂的人接触时一定要非常小心。第二天，我对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因为我意识到这里很大一部分犯人都处在法庭命令的精神病观察期。这真是一种黑色幽默，因为芝加哥的犯人与监狱的工作人员或者任何军阶的辅导师几乎，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联系——看起来真的是犯人自己在管理这个精神病院。
我还注意到，芝加哥这里几乎所有女犯人都处于出庭受审前的状态——她们的案件还没有侦结，但是她们没有或者不能被保释。所以，她们被关在这里，任由正义的车轮碾磨。有几个已经在这里住了几个月，却没有被控告任何罪名。这让她们的生活在各个层面都很不确定，那些还没有疯的人行动起来也很像怪人，常常因为愤怒和不稳定而发狂。我被扔进了一个疯人院。维吉尼亚警告我：“看到那边的康妮了吗？”她指着一个精神很紧张的人说。“她会问你要剃刀。答应我一定不要给她！她只会用来伤害自己，不要担心。”我许诺不给她。
我之前学会的各种关于监狱行为的准则在这里不再能够适用。这里没有欢迎“礼车”给你送洗浴鞋和牙刷；这里没有不合适或者不能问的问题；这里没有团结感以及个人生活制度价值的认可、次序或者自尊。他妈的，甚至都不能指望有部落系统——白种女人在这里狗屁都不是。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靠吃药才避免自杀（或者杀害她们的邻居）。
我在这里实际上的部落是诺拉和海丝特（这些天大家都叫她的教名“安妮”）。至少她们懂得正式和非正式的监狱规则。我小心地跟她们坐在一起，慢慢地开始摸清她们的底细，包括我们每个人关于即将到来的审讯所了解的内容，以及到底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如此悲惨吓人。她们也被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的恶劣情况惊吓到了。我们都认为这里很难让人相信是一个联邦监狱。只是监狱这个话题，我们就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讨论，但这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我想让诺拉承认是她出卖了我，并且告诉我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最后，我们见到了还算欢迎我们的人——克丽丝特尔。克丽丝特尔是一个高个子、很瘦的黑人妇女，50多岁，是女犯人单位里实际上的“市长”。她看起来完全神志健全，负责给新来的人发放制服和必需品。她把我们领到一个乱七八糟的储藏室，然后开始从一堆盒子里翻腾，想找出橘色制服和一些毛巾。那里的内衣裤缺货了，她递给我两套。我看着它们，说：“克丽丝特尔，这些……不干净。”
“很抱歉，亲爱的。我们只有这样的。你明天拿到洗衣房洗一洗，也许还能洗干净。”
已经没有睡衣可以发给我们了，没有香波，甚至都没有吃饭的餐具。听说可以每周一次去物资供应所买东西，我感到有点宽心。当然了，我能不能去买东西，取决于这个大楼里的某个人，他会不会履行职责，完成我的文书工作，这听起来就像是白日梦。
当发现那里有两个独立的淋浴室时，我非常激动，尽管开始看到那两个地方的时候感到很恶心。进去洗浴之前，我想起别人曾警告过我，绝对不要不穿洗浴鞋就去洗澡。双脚接近一年没有直接接触过地砖了，但是我没有洗浴鞋，又特别渴望洗澡。我打开洗浴的水管，小心地从帆布鞋里拿出双脚，然后踏进了让人厌恶的洗浴池，手里拿着一小块汽车旅馆的那种肥皂。皮肤上的毛发直立起来，我努力洗干净身体的时候，冰冷的水刺痛了背。
诺拉与我在一起的时候很谨慎，后来又感到很感激，因为我没有那么充满敌意。我当然有理由对她态度不好；当我那样对待她的时候，她全盘接受。海丝特/安妮对我们的这种状态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并没有强加干涉。我猜她是觉得姐姐可以保护自己，或者是由于姐姐做错事才这样的。我了解到诺拉在都柏林的一个职业项目教书；海丝特/安妮参加了列克星敦的服务犬项目。在被关押之前，海丝特/安妮已经戒毒，结了婚，并且悄悄地把耶稣当作个人的救世主。诺拉还是我记着的那个样子——风趣、算计、好奇，有时候任性得犹如眼中钉，真想揍她一顿。
最后，我开门见山地说：“把我们1993年分手后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吧！”
据诺拉所说，我从她的生活中离开之后的数月，她做了一些自我反省，想要脱离阿拉基的生意。但是他却告诉她绝对不可能，并且警告她如果一意孤行断绝与他联系，她将面临非常可怕的后果。“我一直都知道你的妹妹在哪里。”他如此威胁她。一段时间以后，当两个运送毒品的人被逮捕时——分别在旧金山和芝加哥——情况开始变得愈来愈混乱和不堪，当然整个毒品运监都崩溃了。
用从毒品生意挣得的钱，诺拉在佛蒙特建造了她梦想的家，直到一个全副武装的特种武器和战术联邦小组把她抓进监狱。联邦执法人员把她抓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掌握了整个企业的详细信息。有人——我想很可能是她那个讨厌的生意伙伴杰克——把所有的事都捅出来了。
“他们那个时候有我的名字吗？”我问。
“有，他们很清楚你是谁。但是一开始，我告诉他们你只是我的女朋友，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很难知道该相信什么。我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仇恨诺拉，并且精心策划复仇的幻想。她的故事看似真实，但也完全有可能是一个谎言。我相信她对于自己的错误感到非常后悔。当她看着桌子对面的妹妹，或者谈到她们年迈的父母时（他们不只有一个孩子在监狱里，而是两个），我情不自禁地替她感到难过。我的大脑和内脏都扭绕成一团，就像一个我将不得不撕碎分开的缠结的猫咪摇篮。
我开始明白“万宝路牛仔”说的“柴油机疗法”的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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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我在监区认识的一个监狱看守出现了。韦尔奇女士是食品保障部门的警官，与波普很熟。我们离开的时候有她的出现，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比我刚进丹伯里时遇到的那个看守好多了。她给我们每个人分发了新的制服，跟我刚到丹伯里时穿的卡其布手术服一样的衣服和没用的帆布鞋。不能穿钢头鞋让我有点悲哀，尽管鞋底已经有几处裂缝。然后，她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给我们加枷锁——腰间缠上链子，手腕戴上手铐，脚腕上是一英尺长的脚链。除了在自己房间里戏耍的时候，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被人铐住过。在这件事上，我完全没有任何选择：不管我配合、不满还是腰背部被人用膝盖顶着，或者胸上被靴子踩着，无论如何都要被枷锁束缚住。
韦尔奇女士靠近的时候，我看着她。“你怎么样，克尔曼？”她问道。她听起来是真的关心，我立刻心领神会，我们现在是“她们的”，要被发送到外面的未知世界。她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对于其他，她可能跟我一样一无所知。
“还好。”我以一种异乎平常的小声音回答道。我很恐惧，但是并不害怕她。
她开始给我上链子，以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聊着天，简直像一个牙科医生知道自己做的事会给别人带来不适一样。“这怎么样——太紧了？”
“这个手腕有点紧，是的。”我讨厌自己声音里的感谢语气，但这是真实的。
我们都已经打包好——所有的个人物品都被监狱看守仔细检查过（还是那个目中无人的小个子，我来这里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他），然后被放起来了。犯人可以带上飞机的唯一东西是一张纸，上面列着犯人的所有物。在这张纸的背面，我把自己所有的重要信息都写上了——律师的电话号码、家人和朋友们的地址。这张纸上还有我在监区很多朋友手写的各种联系方式——很快就能回家的，给我写了街区地址；还要在那里待很长时间的，就写下了自己的囚犯注册号码。看着这个名单让我心里很难受，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再次见到这些女人。我把这张纸放在衣服的胸袋里，和我的身份证放在一起。
监狱警官让我们排好队，然后开始拖着脚往前走，发出叮当响声。我们走出那个楼，朝一个没有标记的大巴走去，这是专门用来运输犯人的。因为我们的腿被链子锁住，所以不得不以短小的步子踮着脚走。当我们在监狱和大巴之间的房间里等候的时候（这是几个有金属防护网的房间之一），去城里的货车加速开上来了。杰跳出来，身上背着行李袋。
那个大个头的黑人女同性恋者一下子活跃起来：“表姐？”
杰简直不敢相信地眨着眼睛：“斯莱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我们都被赶回联邦惩教所。看守们让杰也把东西打包，然后将她也锁起来——她也要加入我们这个混杂的小团体。能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走，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最后，我们在枪口的威胁下都上了那辆大巴，朝着外面的世界驶去。看着康涅狄格州的郊区景色向后飞驶，我们感觉迷失了方向，最后上了大路。我不知道在朝哪里走，很有可能是俄克拉何马市，那是联邦监狱运输系统的枢纽。在汽车上，杰与斯莱斯，她真正的表妹，坐在一起聊天。她们两个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参加这次旅行，但是她们很可能是共同被告，因为看守之前曾说过她们应该有更多的限制。
“不，不，我们是表姐妹，我们爱对方！”她们抗议道。
那个看守说她们要去佛罗里达州，这让她们非常不安。“帕波，我对佛罗里达狗屁都不知道，我来自布朗克斯，我去过密尔沃基，其他什么地方都没去过。”杰说。“让我去佛罗里达，什么狗屎原因都没有，除非他们要带我们去迪士尼。”
终于，我们到达了一个看似废弃的工业空地。汽车停下来了，我们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如果你认为戴着枷锁不可能睡着，那我现在告诉你，你错了。他们给我们鸡肉三明治吃，我还不得不帮助宾夕法尼亚那个反应迟钝的人吃饭——看守对她可不像对我那么温柔，给她上的枷锁特别紧，而且还给她额外的“黑盒子”限制，把她的两个拇指都固定住——这是为了保护她的共同被告，她现在正和那个女人热切地说着闲话。最后，汽车又发出隆隆声动了起来，在一个停机坪上停了下来。我们的汽车不是唯一的一辆，那里停了至少6辆其他交通工具：一辆公共汽车、没有标记的有篷货车和轿车在寒冷冬季的黄昏中无所事事。然后，突然一架庞大的747飞机着陆了，简短地滑行之后，在车辆中间停下了。一时之间，我意识到自己在拍一部最老套的惊悚动作电影，因为穿着过膝长筒靴的军官端着冲锋枪和高火力步枪拥向了停机坪——而我扮演的是其中一个坏人。
他们首先从飞机上卸下了大约12个犯人，都是男犯，外形、体格、肤色和服装各异。有一些看起来好像穿着薄的连衣裤，这在刺骨的一月寒风中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们头发凌乱、衣冠不整、瑟瑟发抖，看起来对挤在丹伯里汽车旁边的我们这个小团体很感兴趣。然后，拿着武器的人开始朝我们大喊，让我们排队站好，两人之间间距要大。我们在那个停机坪上跳起了快步舞，尽管身上有枷锁束缚，还是努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粗略的搜身检查以后，一个女军官查看了我的头发和嘴巴，看里面有没有藏着武器，然后我们就沿着楼梯爬进了飞机。
飞机里的军官更多，有块头庞大、结实健壮的男军官和几个饱经风霜、身着深蓝色制服的女军官。我们叮叮当当地朝着旅客席位区走去的时候，受到了一阵睾丸激素的致意。飞机里塞满了犯人，好像都是男犯人。大部分犯人看到我们时都非常非常开心，有些还制造出很多声音，向我们宣布他们愿意为我们做的事；或者是在我们跟着军官们沿过道走动的时候，对我们做出批判性的讨论。“不要看他们！”军官们朝我们吼道。很明显，他们早就算计好了，控制12个女犯人肯定比控制200个男犯人要容易得多。
“你害怕什么呢，金发美女？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男犯人喊道。“这里，金发美女！”不过，我的这种猜测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因为一个体形很大的男犯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着要去厕所的时候，军官们很快用泰瑟枪（发射带电镖箭让人暂时不能动弹的一种武器）攻击他，他像鱼一样笨重地摔到座位上。
空中监狱就像联邦监狱系统的夹心蛋糕。这里，每一种犯人都可以看到：看起来悲伤的上层中年白种男人，他们的夹丝眼镜有时候歪斜或者坏掉了；骄傲的看起来像玛雅人的拉美混血儿（西班牙人与美洲土著的混血后裔），身上到处都是帮派的记号；头发褪色、牙齿不整的白种女人；理着平头、脸上有纳粹十字记号的男人；头发像灌木丛一样的年轻黑种男人，因为他们不得不把梳成一排排的玉米辫子解开；一对皮包骨头、长得很像的父子；一个非常高大的黑种男人，他身上的枷锁尤其笨重，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高大魁梧的人；当然，还有我。当我被护送着去厕所的时候（因为手腕被链子锁到了腰上，所以很难完成某些动作），除了一些淫荡的邀请和威胁的嘘声，我听到了不止一个人对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金发美女？”
我越来越觉得每个人身上戴着枷锁不是那么糟糕的一件事。我非常高兴杰就坐在旁边，她也伸长了脖子，想把周围的一切看个究竟。尽管如此，她和表妹不知道将要面临的是什么法律程序，这还是让人有点紧张不安。我们都认为，如果——但愿不会如此！——她们“惹上了另一个案子”（因为另一种罪行被控告），别人应该会告诉她们。但是，或许她们不像我一样有那么高端的律师。
空中监狱从来不会直接飞达目的地。这种庞大的客机更像小型直升飞机，这里停一下，那里停一下，搭载因为各种原因被运往全国各处的犯人——出庭需要、机构转移、判后分配。有些犯人是刚进监狱，仍然穿着自己的衣服。军官们带进来一个西班牙小伙子，他的头发又黑又长，如果不是面容冷酷，看起来非常像耶稣。他长得非常英俊，这让人感觉有些不自然。一次飞机停落的时候，又有一些女犯人登机了。其中一个女人在走道里停下了，等着军官告诉她坐在哪里。她是一个骨瘦如柴的白种小女人，牙齿不全，头发说不上来是灰色还是用过氧化氢漂白过的颜色。她看起来就像一只愁眉苦脸的后院小鸡，好像生活非常艰辛。她站在走道里的时候，一些自以为是的人喊道：“毒品误事儿！”然后，飞机上一半的人——里面一定有一些毒品交易者——都大笑起来。她不那么好看的脸垂了下去。这好像是从前在校园里见到的那种最让人不舒服的事。
大约晚上8点钟，我们在俄克拉何马市着陆了。我认为联邦转运中心应该在那里的机场附近，但也不是那么肯定，因为我没有机会看见外面的世界——机场的出租车直接把飞机上五花八门的“货物”接送到了监狱。由于疏忽，也出于需要，我们被关进了一个重刑犯监狱，里面关押着很多处在转运期间的犯人。在抵达芝加哥之前，这里将是我的新住处。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自己的新单位，约20个筋疲力尽的女犯人分别领了各自的床单、睡衣和小袋包装的卫生必需品，然后被带进了一个三角形的洞窑，里面有两层牢房。这里光线黑暗，显得荒废而没有人气，因为里面的居住者已经被一级防范禁闭了。狱警是一个看起来很凶恶的6英尺高美洲原住黑种女人，她大声喊出我们牢房的分配结果。我以前从来没有在一个真正的牢房待过，更不用说与一个室友被关在一起。我爬到分配的地方，那里有一张6×12英寸的双层床、一个厕所、一个水池和一张钉到墙上的桌子。在昏暗的荧光灯下，我能看到有人在上铺睡觉。她翻了个身，用白眼看了我一下，然后又翻回去接着睡觉了。我慢慢走进去，开始打瞌睡，很感激那里有水和自由活动的地方。
突然，我听到“砰”的落地声，还有喊叫声，然后我的室友跳下床铺，叫醒我。“吃早饭了！”她扭过头来对我说，然后就走了。我起床，小心地走到牢房外面，穿着昨晚发给我的被洗得褪色的“手术服”绿色睡衣。我看到女人们从带编号的牢房里快步走出来，然后站到单位另一端排着的队伍里。没有一个人是穿着睡衣的。我快速换上昨天穿的肮脏的衣服，也去排队。领到一个塑料盒子之后，我找到了杰和斯莱斯，她们在我的牢房附近占了一张桌子。我们的盒子里装着干的麦片、一包速溶咖啡、一包白糖和一包塑料袋装牛奶，最后一样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东西之一。但是，把咖啡粉、牛奶和白糖放在一个绿色塑料杯子里混合，然后摆进微波炉里转转（那是一个古老的装置，看起来好像电影《迷失太空》里会用的那种型号），这东西喝起来还不错。我假装那就是卡布奇诺咖啡。“我们会被饿死的。”斯莱斯说。杰和我都担心她说得没错。我们讨论了一下当前的困境，斯莱斯因为太饿，离开我们去四处察看了。杰和我退回到各自的牢房。
终于，我有机会跟新室友正式认识了。“你叫什么？”她懒洋洋地问。我介绍了自己。她叫拉琦莎，来自亚特兰大，要去……丹伯里！她一听到我就是从丹伯里来的，就开始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她爬回到自己床上，开始睡觉。我很快注意到拉琦莎一天大约睡22个小时，起床3次分别去吃饭和洗澡。最后这一点让我感到庆幸。尽管如此，她总是看起来凌乱不整洁，从我们牢房出去的时候，头发总是四处飞扬着。“帕波，你的室友咋回事？她看起来像电影《紫色》里的西丽！”斯莱斯嘶哑地说。
在俄克拉何马市的第一天，我感到非常兴奋——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我需要熟悉概况，了解所有新的规则和程序。不幸的是，在这里实在无事可做。这里有3个电视室，但里面没有椅子。还有一个小型的可转动书架，上面的书分类很奇怪——基督教方面的书、约翰·D·麦克唐纳作品的古老版本、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和两本桃乐丝·谢尔丝的小说。在这个单位的中间，有一个奇怪的设施，看起来像一个咨询台，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短而粗硬的小铅笔和各种各样的便笺纸。在3个投币式公用电话旁边，有一个通往室外的房间，吸烟者在那里瑟瑟发抖。从那里可以看到一部分墙上的一小片天空，墙面当然铺有铁丝网。这个单位看起来像一辆火车，或者一座汽车站，但是这里并没有报摊或咖啡店。我想用公用电话给拉里和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但是只能拨通对方付费电话，而他们的电话都没有开通这项服务。这更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我被扔进了一架飞机，而对世界上其他人来说，这架飞机根本不存在。
女人们在这里来来往往都静悄悄的。这个地方有一种被征服的样子，一尘不染。单位看起来最多住了一半，排队吃早饭的大约有60个女犯人。上午11点，狱警会推进来可旋转的大型手推车，意思是午饭就快开始了。我注意到一个女人从上层的一个牢房里走出来，从单位另一头的楼梯上走下。那弯曲的头发、那消防栓的形状……还有眼镜。一个异动的东西在我脑海闪现，我一下子坐得笔直。诺拉·詹森跟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很肯定我与我的共同被告有“分居令”，但是很明显，我错了。我看着她加入吃饭的队伍。“快点，帕波！”斯莱斯用肘轻推我。尽管很明显不喜欢与瘦小的白种女孩做朋友，但是她愿意接受我是杰的朋友，而且我也吃得不多。我跟在两位同伴的后面，在脑海里用枪瞄准我认为是诺拉的那个人。
在过去的11个月，我会时不时地想起诺拉——都是不好的想法。在采取行动之前，我想弄清楚事实。我曾经幻想着与这个引我入歧途的女人对质，这个可能向警察告发过我的女人。我经常在头脑里把这个时刻固定在旧金山的一个女同性恋酒吧，想象着用台球杆打碎啤酒瓶，把她扁平的鼻子打破，还会有很多血流出来。现在，真正面对她的时刻到来了。我该做什么呢？
那个矮个子、卷发、明显已经中年的女人领了自己的午餐盒，转过身走向一张桌子。就是这个女人，我跟着她去了印度尼西亚，去了苏黎世，去了国会酒店。如果从来没有遇到她，我现在不会坐在这里，手里拿着微温的袋装牛奶，穿着政府发放的衣服。她那张法国斗牛犬一样的脸，10年后就是这个模样——很明显，这是长长的、艰难的10年。她看起来糟糕透了。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她瞥了我一眼，我看到她那扁平的脸部露出认得我的震惊。我忍住呼吸，脉搏剧烈地跳动着。
与两个同伴在桌子前坐着的时候，我低声说：“杰！我想我看到了我的一个共同被告！”
杰非常认真地看着我。几乎所有毒品犯人都有共同被告，这可以有很多层含义，但是杰从我的语气立马就判断出，我这么说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怎么了？”斯莱斯问，她注意到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帕波觉得她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共同被告，她很吃惊。”
“哪个是？”
我给她们指出来，但没有用手指。
她们放松了一点。“那个老太婆？”“我说，帕波，你到底是哪一种歹徒啊？”
我怒气冲冲地看着她们。“杰，我觉得是那个婊子把我供出来的。”
气氛一下子凝重了。斯莱斯仔细观看诺拉。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有意说道：
“帕波，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你要清楚——如果你那么做了的话，在这里剩余的时间，你都会被关在禁闭室。现在情况都已经这么糟，你可以想象禁闭室会是什么样子。而且鬼知道你还会不会遇到其他事。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回到一个很爱你的男人怀里，他每个星期都费尽力气去看你。那个婊子值得你再去犯事吗？我很支持你，但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打算做什么的话，我是不想去禁闭室的，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你可以做你觉得需要做的事。”
斯莱斯也插话说：“我也不想去禁闭室，不会为了我甚至都不认识的某个白种女人而被关禁闭。不是有意冒犯，帕波。但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
我什么也没有做。杰一直很担心地看着我。斯莱斯从另一个犯人那里得到了一整副扑克牌，开始洗牌。尽管如此，我还是受不了。我休息了一下，躺在床铺上盯着用渣煤空心砖垒成的墙面。害我被关在这里的女人终于被我发现了，可是我却没有勇气做什么。我真的什么也不会做吗？
我离开牢房，在单位走了一圈，用了大约3分钟。我没有找到诺拉。杰做手势让我过去。“快来，帕波，跟我们一起玩牌。”
我们玩牌的时候，杰和她的表妹轮流即兴说故事。斯莱斯讲了在丹伯里联邦惩教所一个野心勃勃的女相公，说了很多有关她的有趣故事，包括被一个我们都认识的看守在半夜行动时抓起来。“我吓呆了，他用手电筒照着我们，而且那种情况是没办法抵赖的，知道我什么意思吧？而他只是说‘让我看看’。所……以……”她暗示继续刚才的行为。就是这个人，因为我给波普正常的脚部按摩而对我严密监视。烂人一个。
直到4点钟点名后晚餐车出现，我们都在那里笑声不断。我们把塑料托盘上的盖子拿掉，里面的恶臭味让我们立马又把盖子盖上。杰敲打了一下桌子大声说：“我们得杀死一个做饭的婊子，吃了她，不然我们就得饿死。”
从单位里横穿过去还托盘的时候，我看到诺拉朝我这边走来。我挺直地站着，换上最冰冷的凝视。她有点不确定地看着我。
“嗨！”她几乎是压着声音说的。
我从她身边昂首阔步地走过去。
“发生什么事了？”杰一脸担心地问我。
“她想跟我打招呼。”我摇了摇头，我们又开始玩牌。“我搞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她在这里，而她的妹妹却没来。”
“她妹妹？”
“嗯，她妹妹也是我的共同被告。她在肯塔基州服刑。”
第二天早饭的时候，我看到了海丝特。这就是俄克拉何马市的做事方式——新来的人都在深夜里到来。她们在早饭的时候冒出来，让我们一天都感到新奇。我在自己的地盘上看到两姐妹的重逢——她们欣喜若狂地拥抱，一起走向一个角落去说话。
我的同伴们也注意到了。“你也想要把妹妹杀死？”斯莱斯问。
“不，我跟海丝特从来没有什么过节——她还好。”
时间对海丝特不像对她姐姐那么残酷。她看起来跟10年前差不太多，或许是因为她一直以来用鸡骨头做的带羽毛小装饰品的魔力：长长的略带红色的卷发，一种恍惚但滑稽的神情，有着迷人而神秘的气质。
在俄克拉何马市的那几个星期，我常常忽视她们的存在。一级防范禁闭因为无比单调和毫无刺激而非常折磨人：时间就这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天接一天地向前蠕动。几乎每一天都有航班到达和飞离，但是我们却无法得知自己会不会被放到某一架上面。这是监狱的完美衔接——从一个区域离开，等待到达另一个区域。俄克拉何马市让我非常想念丹伯里监区，那是一种超现实的令人不安的感觉。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有几个小时的紧张活动：在电工部工作、跑步和健身。在这里，唯一的活动选择就是在我的牢房里做俯卧撑和瑜伽，或者穿着帆布鞋在楼梯上绕好几百圈，直到脚上的水泡被磨破出血。在丹伯里的时候，普拉特修女会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把大厅当作替代的散步场所。我有时候会在旁边跟她保持步调一致的锻炼。作为69岁的老人，她的步速很快，而且精神头一直很好，这让我感到吃惊。“你还能坚持下去吗，亲爱的？”这位小个子修女会常常这么问我。
我很幸运，因为可以与杰分担自己的压力、恐慌和用掉多余的精力。她的表妹非常有趣，有她在总是让我安心（或许还带有点威胁）。有一天，我向杰询问她表妹的伤疤是怎么回事。
“那个男的扑到她身上，想要强奸她，用美工刀划的，缝了上百针呢。”她停顿了一下，“他现在也在监狱里。”他的绰号是什么？“那是她最喜爱的饮料！”
很容易忘记日期——这里没有报纸、没有杂志、没有邮件，而且我又不去电视室，所以无法区分今天和明天，只能玩扑克牌游戏度日。我尝试算清楚哪一天是1月12号，那是波普从丹伯里被释放的日子。我没办法给拉里打电话，这里也没有透光好的窗户，所以我甚至都没有办法追踪太阳的踪迹。我只得与监狱里的小姑娘们在一起玩耍，这是有限的娱乐之一。我学会了多米诺，学会了理解不重复奖励的真正惩罚。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度过那么长时间而不发狂？
没有人愿意与陌生人交往，但仍有一些诡计围绕香烟问题进行着。在丹伯里，大家挤在一起的机会很多；但是在俄克拉何马，大家能在一起讨论的只有性、别人的心理疾病药物和最重要的尼古丁。那些自愿做勤杂工的犯人可以去“商店”，但是到那里只是为了买香烟。每周一次少量发放香烟之后，在犯人们表面之下就会有狂怒，随时都可能会爆发。勤杂工要么擅于做朋友，会把她们的烟分成小份的“卷烟”，出于人情与别人分享；或者要别人拿心理药物交换，这些药物可以帮助人们像拉琦莎那样把时间都睡过去。我发现整个交易让人很有压力，所以很高兴自己不抽烟。我的头发因为没有护发素，就像老鼠窝一样——我们只有小袋包装的香波。最后，我用蛋黄酱洗头，这让发丝很油腻，但是至少我可以用监狱配发的黑色塑料小梳子搞定。
突然之间，杰和斯莱斯就被转走了。凌晨4点钟，杰和我通过牢房门上厚厚的长方形玻璃告别。“别和斯莱斯分开！”我说。“我回家以后去找你们！”
杰瞪着她那双大大的清澈的棕色眼睛看着我，美好、伤感而恐惧。“小心点，帕波！”她说，“别忘了我给你说过的凡士林特技！”
“我会的！”透过几英寸的玻璃，我与杰挥手告别。两个小时以后，我们被放出来吃早饭时，我感到真实的孤独，只能靠自己一个人在茫茫大海里遨游。我想念她们。我朝诺拉所在的单位那边望去。我知道，不管紧接着要履行什么样的法律程序，都少不了她。
几天后，我的室友拉琦莎也动身去了丹伯里。我很嫉妒她。她胡乱穿衣服的时候，我告诉她：“你到了监区以后告诉托妮，她是去城里接你的司机，告诉她你在俄克拉何马见到了帕波，说我一切都好，向她问好。”
“好，好……等一下，谁是帕波？”
我为什么没有感到吃惊呢？我叹了口气。“就告诉她们你遇到了一个来自丹伯里的做瑜伽的白人女孩，她很好！”
“这个我能记住！”
有几天，我完全是一个人在牢房里：循环做着各种瑜伽姿势；盯着不透明的窗户看，少许阳光可以从窗户透过来，房间就只有那么高，大约6英寸宽。我会在早饭的时候把袋装牛奶留下来，放在窗户底下，那里气温比较低，几个小时后牛奶还是凉的。每一天，只有牛奶是保证可以吃的。我还学会了抵着墙睡觉，用胳膊挡住24小时都亮着的荧光灯朝眼睛照过来的光。我第一次可以睡下铺了，真是一件奇怪的新鲜事。
然后，一个新室友出现了。她是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女孩，来自得克萨斯州，要去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监狱。她以前从没有进过监狱，所以对什么都感到吃惊，有很多的疑问。我扮演了一个经验丰富的犯人角色，告诉她我觉得她可能想知道的东西。她让我想起了6号房间跟我一起在电工部门工作的玛丽亚·卡尔翁，这让我有点伤感。
最后，一个星期以后，凌晨4点钟，我的牢房门上响起了“砰砰”的敲门声。“克尔曼，打包待走！”除了从丹伯里带来的、现在已经皱皱巴巴的纸——上面潦草地写满了那里的朋友们的寄语——别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包。我轻快地穿上卡其布囚服。那个时候，只要能离开那里，让我做什么都行，管它有没有诺拉呢。根据杰的指导，我把藏在袜子里的珍贵违禁品凡士林摸出来，塞了几块在我的耳朵洞里。在空中监狱的漫长旅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水喝，我可以蘸点凡士林抹到嘴唇上，防止裂化。
当我重新戴着枷锁拖着脚镣走上飞机的时候，一个联邦执法人员（他在我上次飞行的时候也在飞机上）问：“发生什么事了，金发美女？”
我面无表情。
“你最好改变一下你的态度，金发美女。”他厉声建议我。
军官们让我坐在诺拉旁边的座位上。这种时候，我甚至对自己的糟糕运气都不感到吃惊了，尽管感到非常愤怒。戴着枷锁，耳朵里藏着凡士林，坐在给我带来这一切麻烦的母牛旁边——我拒绝看她。飞机在底特律的特雷霍特和其他被大雪覆盖的中西部荒地停机时，我们之间仍然保持让人不舒服的沉默之墙，还好我的座位靠窗。
抵达芝加哥时阳光充沛，一派冬季景象，尽管我感到极其不安和剧烈不适，但还是很激动。我保留着幽默的一丝残片，看着整件充满讽刺的事情。这座城市正是整个麻烦的中心。不知何故，看起来似乎我应该来这里，让她陪在我身边。
芝加哥的停机坪很热闹，也非常寒冷。穿着单薄的卡其布囚服，我冻得瑟瑟发抖。在军官的指挥下，囚犯们戴着枷锁朝各个方向走的都有。诺拉和海丝特看到一个头发松散的白人男孩时变得很兴奋：“是乔治！”她们大声叫道。
他扭过头来看我们，在被挤上一辆公共汽车之前高兴地用下巴打招呼。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如果那个就是海丝特的老朋友乔治·弗洛伊德，那么在过去的10年他瘦了不少。好像整个团伙都被重新召集到芝加哥，参加乔纳森·毕比的庭审这件大事。我们被装进了一辆客运面包车，在市区交通高峰期，这排没有标记、严密看守的白色车辆队伍快速行驶着。
海丝特坐在我的旁边，专心看了一会儿我的眼睛，然后非常真诚地问我：“你还好吗？”仍旧操着她那无力的中西部音调。我咕哝着说我很好，然后就朝窗外看去，因为她的亲切而感到一丝紧张。
朝大环行驶的时候，我试着设想自己在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的情境。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也被称为联邦监狱，一般犯人在案件结案之前，都会被关在这种地方——除非，像莉儿金一样，一直都在这里服刑。杰去丹伯里之前，曾在布鲁克林大都会惩教中心被关押了两年，她描述那里的情况比我们在俄克拉何马体验的好多了。“在布鲁克林有两个单位，大约关着200个女犯人，你可以拥有一份工作和其他权利。在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你可以跟某个正常人一起玩，只是要低调。你甚至可能被分配到与你的共同被告们不同的单位或者宿舍。”
我们被赶进了一座很高的三角形堡垒的地下室。堡垒位于拥挤的芝加哥大环城市街区。从车上下来之后，我们拖着脚镣走进电梯，被带入一个肮脏、破旧、杂乱的犯人物品保管室。这个建筑物让人顿时失去方向感。地板感觉很小，因为混乱，显得更加窄。建筑物的两排都是拘留牢房，里面住着穿橘色囚服的男犯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褐色皮肤。很快，我们就被关进了空着的牢房，里面肮脏不堪。
在接下来的5个小时，我在牢房里来回踱步，试图无视她们姐妹的存在。她们很有礼貌，说话不多，看起来还算尊重我那挥之不去、受到抑制的愤怒。几个小时以后，我俯卧在一张又硬又窄的长椅子上，其实什么都没干。这个时候，诺拉清了清嗓子。
“帕波？”
“怎么了？”
“你认识乔纳森·毕比吗？”
“不。”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她说：“那你一定很愤怒。”
“是。”
一个女看守给我们发了不合身的男士橘色连衣裤，前面是摁扣，袖子很短，裤腿裁切不正，就像犯人的半长裤。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都没有陷入完全的俗套，但是现在，我无法避免了。最后，我们被护送到晚上休息的地方。我当时快累死了，想着任何地方都比那个肮脏且令人不舒服的牢房要好，尤其是如果能不跟诺拉在一起更好。
我们三个在电梯里都没有说话，一直到12层。从叮当一响的安全大门走出去，直到最后一道门滑开，我们到达了女犯人单位。
精神病病房。那是我无法抵抗的第一印象。在这个小房间的两端各有一台电视机在大声号叫。在那个封闭、拥挤的空间里，各种杂乱、刺耳的声音来回震荡。很多女人衣冠不整，弓背站立或行走，像鼹鼠一样惊愕地看着我们。尽管那里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是有一种幼儿园一样的氛围。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切好像都静止不动了，每一只眼睛都转向我们。一个穿着不合身制服的看守流露出不屑的神情向我们走来。他看起来对于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吃惊。我转过去，看了看诺拉和海丝特，然后开始大笑起来，那是一种怀疑的、绝望的笑。顷刻之间，我和两个共同被告之间的冰山融化了。“哦，天啊，不要！”她们也大笑起来，笑声里有解脱和认可，我看到了她们眼睛里同样的怀疑和厌恶以及疲惫。她们跟我在同一条船上。就在此时此刻，突然之间，我领悟到她们就是我的所有。
感觉方面的大多数变化都是逐渐的：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恨上或者爱上一个观点、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这么多年来，我心里逐渐培养了对诺拉·詹森的仇恨，因为我把自己处境的主要原因都怪罪于她。现在不是那种时候。有时候，当然很少见，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好像受魔力的影响。我的情感变化得如此之快，我对与这两个女人所共有的一切东西拥有如此强烈的感情，以至于没有办法不立刻注意到并且估量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混乱的过去，突然与这次令人疲乏不堪的共同旅行经历相匹配。
有一会儿，我们3个挤作一团，周围一片混乱。我突然想到，她们很可能一点都不知道我生命中过去10年的情况，包括我被关押这个事实。她们进监狱都比我早。
这就是我们的破冰之举。“肯塔基也是这样吗？”我问海丝特。
“不是。”
“都柏林？”
“才不是。你在哪里？”
“丹伯里。那里与这种变态一点都不像。”
那个警官又出现了，拿着我们的住宿分配方案。我们被带进了各自的牢房，锁在里面。我的新室友维吉尼亚重350磅，她的呼噜声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就像我的下铺上睡着一只野生的狂暴动物。当我在塑料床垫上翻来覆去，试图用枕头包住头遮挡她的呼噜声时，我意识到这就是波普说的“真正的监狱”，原话是：“你们这些姑娘根本不知道真正的监狱是什么样子的。”记得一个大学教师曾告诉我，睡眠不足或者只能睡较短时间的话，最终会让人产生幻觉。
维吉尼亚是一个业余的占星师，几乎从不洗澡。她告诉我，她计划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当我拒绝告诉她我的出生日期，不让她给我“做图表”时，她感到被深深地侮辱了。我想到了帕特小姐和费莉小姐，她们两个是丹伯里精神不怎么稳定的女人。我知道与疯狂的人接触时一定要非常小心。第二天，我对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因为我意识到这里很大一部分犯人都处在法庭命令的精神病观察期。这真是一种黑色幽默，因为芝加哥的犯人与监狱的工作人员或者任何军阶的辅导师几乎，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联系——看起来真的是犯人自己在管理这个精神病院。
我还注意到，芝加哥这里几乎所有女犯人都处于出庭受审前的状态——她们的案件还没有侦结，但是她们没有或者不能被保释。所以，她们被关在这里，任由正义的车轮碾磨。有几个已经在这里住了几个月，却没有被控告任何罪名。这让她们的生活在各个层面都很不确定，那些还没有疯的人行动起来也很像怪人，常常因为愤怒和不稳定而发狂。我被扔进了一个疯人院。维吉尼亚警告我：“看到那边的康妮了吗？”她指着一个精神很紧张的人说。“她会问你要剃刀。答应我一定不要给她！她只会用来伤害自己，不要担心。”我许诺不给她。
我之前学会的各种关于监狱行为的准则在这里不再能够适用。这里没有欢迎“礼车”给你送洗浴鞋和牙刷；这里没有不合适或者不能问的问题；这里没有团结感以及个人生活制度价值的认可、次序或者自尊。他妈的，甚至都不能指望有部落系统——白种女人在这里狗屁都不是。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靠吃药才避免自杀（或者杀害她们的邻居）。
我在这里实际上的部落是诺拉和海丝特（这些天大家都叫她的教名“安妮”）。至少她们懂得正式和非正式的监狱规则。我小心地跟她们坐在一起，慢慢地开始摸清她们的底细，包括我们每个人关于即将到来的审讯所了解的内容，以及到底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如此悲惨吓人。她们也被芝加哥大都会惩教中心的恶劣情况惊吓到了。我们都认为这里很难让人相信是一个联邦监狱。只是监狱这个话题，我们就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讨论，但这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我想让诺拉承认是她出卖了我，并且告诉我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最后，我们见到了还算欢迎我们的人——克丽丝特尔。克丽丝特尔是一个高个子、很瘦的黑人妇女，50多岁，是女犯人单位里实际上的“市长”。她看起来完全神志健全，负责给新来的人发放制服和必需品。她把我们领到一个乱七八糟的储藏室，然后开始从一堆盒子里翻腾，想找出橘色制服和一些毛巾。那里的内衣裤缺货了，她递给我两套。我看着它们，说：“克丽丝特尔，这些……不干净。”
“很抱歉，亲爱的。我们只有这样的。你明天拿到洗衣房洗一洗，也许还能洗干净。”
已经没有睡衣可以发给我们了，没有香波，甚至都没有吃饭的餐具。听说可以每周一次去物资供应所买东西，我感到有点宽心。当然了，我能不能去买东西，取决于这个大楼里的某个人，他会不会履行职责，完成我的文书工作，这听起来就像是白日梦。
当发现那里有两个独立的淋浴室时，我非常激动，尽管开始看到那两个地方的时候感到很恶心。进去洗浴之前，我想起别人曾警告过我，绝对不要不穿洗浴鞋就去洗澡。双脚接近一年没有直接接触过地砖了，但是我没有洗浴鞋，又特别渴望洗澡。我打开洗浴的水管，小心地从帆布鞋里拿出双脚，然后踏进了让人厌恶的洗浴池，手里拿着一小块汽车旅馆的那种肥皂。皮肤上的毛发直立起来，我努力洗干净身体的时候，冰冷的水刺痛了背。
诺拉与我在一起的时候很谨慎，后来又感到很感激，因为我没有那么充满敌意。我当然有理由对她态度不好；当我那样对待她的时候，她全盘接受。海丝特/安妮对我们的这种状态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并没有强加干涉。我猜她是觉得姐姐可以保护自己，或者是由于姐姐做错事才这样的。我了解到诺拉在都柏林的一个职业项目教书；海丝特/安妮参加了列克星敦的服务犬项目。在被关押之前，海丝特/安妮已经戒毒，结了婚，并且悄悄地把耶稣当作个人的救世主。诺拉还是我记着的那个样子——风趣、算计、好奇，有时候任性得犹如眼中钉，真想揍她一顿。
最后，我开门见山地说：“把我们1993年分手后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吧！”
据诺拉所说，我从她的生活中离开之后的数月，她做了一些自我反省，想要脱离阿拉基的生意。但是他却告诉她绝对不可能，并且警告她如果一意孤行断绝与他联系，她将面临非常可怕的后果。“我一直都知道你的妹妹在哪里。”他如此威胁她。一段时间以后，当两个运送毒品的人被逮捕时——分别在旧金山和芝加哥——情况开始变得愈来愈混乱和不堪，当然整个毒品运监都崩溃了。
用从毒品生意挣得的钱，诺拉在佛蒙特建造了她梦想的家，直到一个全副武装的特种武器和战术联邦小组把她抓进监狱。联邦执法人员把她抓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掌握了整个企业的详细信息。有人——我想很可能是她那个讨厌的生意伙伴杰克——把所有的事都捅出来了。
“他们那个时候有我的名字吗？”我问。
“有，他们很清楚你是谁。但是一开始，我告诉他们你只是我的女朋友，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很难知道该相信什么。我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仇恨诺拉，并且精心策划复仇的幻想。她的故事看似真实，但也完全有可能是一个谎言。我相信她对于自己的错误感到非常后悔。当她看着桌子对面的妹妹，或者谈到她们年迈的父母时（他们不只有一个孩子在监狱里，而是两个），我情不自禁地替她感到难过。我的大脑和内脏都扭绕成一团，就像一个我将不得不撕碎分开的缠结的猫咪摇篮。
我开始明白“万宝路牛仔”说的“柴油机疗法”的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