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我将“液体探针”装在杯口，倒入烧酒，液面碰触到探针的瞬间，仪器发出了“哔哔”声响。接着我摸到三角盒子，打开盒盖，取出两颗镇静剂，就在我打算配着烧酒将药吞下的时候，手机响起。
“喂？”我接了起来，对方却没有发出声音。知道这个手机号码的人，只有女儿及其他寥寥几人。“喂？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正感到狐疑之际，手机另一头传来了带着中国腔的日语。
“请问——你是村上和久吗？”
“对，你是谁？”
对方迟疑不答，对话再度中断，我只听见了拿不定主意的细微呼吸声。
“我要挂电话了。”我说。
“等等——我是村上龙彦，是你的哥哥。”
我顿时瞠目结舌，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原本想要说的话都哽在喉咙，张大了的嘴只冒出嘶嘶气声。心脏宛如遭狂牛踢了一脚，在肋骨内侧剧烈弹跳，握着手机的手掌一瞬间已汗水涔涔。
哥哥？这个人说他是哥哥？
“你——”我勉强挤出了沙哑的声音，“你是——我哥哥？”
这句话连我也不禁觉得可笑，竟然问了这么愚蠢的问题，却没有提及关键。
“我的哥哥住在岩手县的老家，如果你只是想恶作剧的话——”我接着说道。
“住在岩手县的那个人是假货，我才是真正的村上龙彦。”
我为了证明住在岩手县的哥哥是假货而四处奔走，这两天才印证了自己的怀疑，没想到此时接到自称是真正的哥哥的男人打来的电话，我反而开始为岩手县的哥哥说话。这样的矛盾，只能用滑稽来形容。或许最大的原因在于我无法相信这个突然打电话来的男人吧。
“那家伙抢走了我的人生——因为他的关系，我没办法以遗华日侨的身份回归祖国。我迫不得已，只好在一个月前躲进了货柜船的货柜里，以偷渡的方式来到日本。那个假货已利用我的身份取得永久居留权，我除了偷渡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货柜，偷渡——这两个字眼刺激了我的记忆。前阵子我确实通过收音机广播听到了这个新闻。一大群偷渡客因货柜通气孔遭封住而死亡，只有两个人存活，其中一个人逃了，另一个人遭到逮捕，目前还在住院观察。
“我看过这个新闻。你就是那个逃亡的偷渡客？”
“对，我躲在尸体堆里，趁警察及入管局人员不注意时逃走了。据说在日本战败后，有些遗孤为了避免被苏联兵杀害，故意躲藏在同胞的尸体堆中。这次我用了相同的法子。”
我听着对方的声音，内心竟涌起一阵怀念。从前我一定听过这个声音——这是能够带给我安心感的声音——
“你忘了吗？当年在东北的时候，你才四岁，一天到晚跟在我后头。那时我很照顾你，现在轮到你帮助我了。”
我的本能——或者该说是我体内所流的血，在告诉我“这个人是真正的哥哥”。但我不能囫囵吞枣地相信他的话，还是得找到明确的证据才行。
“若你是我真正的哥哥，现在立刻来找我，证明给我看。”
“现在不行，我正被一群可怕的家伙追杀，一旦泄露行踪，马上就会没命。”
“是谁要杀你？”
“这我不能说。总之，你不能相信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
“我可还没有相信你。”
“别以一副陌生人的口气跟我说话！我要说什么，你才会相信？逃难途中被日本兵砍一刀那件事？渡过松花江时被冲走那件事？还是右手腕上的烫伤？”
大久保重道告诉我，我的哥哥曾被火炉的火焰烫伤，是他为哥哥包扎伤口的。这件事应该只有大久保知道——难道这个人真的是我哥哥？
“还是要我告诉你，我被一对中国夫妇救起，他们把我扶养长大，还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徐浩然’？”
“徐浩然——这就是你的名字？”
岩手县的“哥哥”是被一对姓刘的夫妇救起并收为养子的。倘若电话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哥哥，那就代表那对姓刘的夫妇也是假货。这三人（他们说养父已经去世了，但这可能也是假话）联手欺骗了我跟母亲。
“我刚刚说的，你都没听进去吗？徐浩然只是我的中国名字，我的本名是村上龙彦。”
“——对我来说，你现在还只是徐浩然。”
在掌握明确证据之前，我不能随便称这个人为“哥哥”。或许他只是当年在东北曾跟我一起玩过的中国孩童。若是如此的话，我对他的声音依稀有些印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开拓团里有不少中国工人，这些人的孩子们经常与我跟哥哥玩在一起。
“老大，别死，再来比相扑，约好了。”
我蓦然想起，在抛弃开拓团家园的那一天，有个中国男童与被誉为“横纲”的哥哥相拥而别，嘴里说出了这句话。
“好吧——”徐浩然的声音夹带着叹息，“你现在就当我是徐浩然吧。总有一天，真相会水落石出的。总而言之，千万别相信假货说的话，否则你也会有生命危险。”
这两个“哥哥”，到底哪个是假货？抑或，两个都是？
“你是怎么查到我的手机号码的？”
“——这太简单了，方法多的是。”
这句话显然只是在搪塞。为什么他不肯实话实说？知道我手机号码的人，只有由香里及从前帮助过我的视觉障碍训练中心职员，还有最近才联络的遗孤援助团体职员比留间及那位老妇人。若不是其中一人告知，他绝对不可能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徐浩然到底是从何处得知了我的手机号码？要查出训练中心职员或比留间等人跟我之间的关联性，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一个刚偷渡至日本且遭警察及入管局通缉的人而言，更是难上加难。这么说来，应该是由香里？难道她将徐浩然藏匿在她的住处？仔细想想，女儿倘若遇上了我的亲哥哥，绝对会紧抓着不放吧。因为我哥哥与夏帆属于六等亲之内，符合捐赠器官的规定。难道由香里是以捐赠肾脏为条件，才答应让徐浩然躲在她的公寓里——？
“我可是警告过你了，”徐浩然说道，“千万别听假货说话。那些假话听久了，总有一天耳朵会烂掉的。”
对方挂断了电话。紧贴着手机的耳朵里，依然缭绕着徐浩然最后那句警告之语，久久无法散去。
我一回过神来，就依着早已记下的步骤操作手机，打开来电记录，回拨了那个号码；但我只听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嘟——嘟——嘟——”的电子信号声。
“您拨的号码没有响应。”电话另一头的语音如此回复。
我咂了咂嘴，切断手机通话。看来徐浩然已不打算与我对话，这个人擅自打电话给我，却又擅自挂断电话。
于是我改为拨打女儿的号码。
“干什么？夏帆要开始洗肾了。”由香里的口气相当不耐烦。
“没什么，只是那个——”
“什么事？有话快说。”
“啊，嗯——刚刚我接到一通电话，该怎么说呢——”
“不能下次再谈吗？”
“等等，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让徐浩然躲在你家里？”“什么？那是谁啊？”
对于我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由香里丝毫没有表现出不自然的反应。
“啊，没烟了——”
“烟？你抽烟吗？”
我回想起当初在公民馆会议室内，与比留间交谈时闻到的那一丝烟味，当时在场的第三人到底是谁？
“不行吗？”由香里说，“只要我死了，就可以把另一颗肾脏给夏帆了——我开玩笑的，这种话可不能在夏帆面前说，不然她又要哭着跟我道歉了。我想听她说的是‘谢谢’，而不是‘对不起’。”
女儿那种强忍悲伤的口气，令我听得心如刀割。
“洗肾要开始了，先这样吧。”由香里挂断了电话。
我疲惫不堪地吁了一口长气，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到底哪些事情是真的，哪些事情是假的？到底是谁，为了什么目的，说了什么谎言，又欺骗了谁？我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
刚开始只是为了调查哥哥是否为假遗孤，没想到越查越是疑点重重。向遗孤援助团体的比留间寻求协助，却遭到言辞暗示与恫吓。回程的路上，又差点被人推入车道，若不是我及时回头，恐怕已经被车撞个正着了。甚至连岩手县的“哥哥”也打电话来，说有人看见我拿走了装砒霜的小瓶子。
而现在——我竟然接到了自称真正的哥哥的人打来的电话。
我到底该相信谁？
高中毕业后，我选择成为一名摄影师，而非上班族。摄影界是个相当封闭的圈子，要成功只能仰赖严格的师徒制度、私交及人脉。但我并没有因此放弃，我持之以恒地靠着手中的相机保存了日本各地景色、历史及传统。
一九六六年，我与为了出版我的摄影集而尽心尽力的女编辑结了婚，三年之后生下了由香里。我拍的照片渐渐受到青睐，靠着夫妻俩的收入，我们买下了一栋房子。若刨除待在难民收容所那噩梦般的一年，我的人生到这时为止都还算是幸福的。
但当年在东北的那些遭遇，并没有随着时间流转而成为过眼云烟。那段过去宛如滴着鲜血的恶鬼之爪，神不知鬼不觉地暗中伤害着我的身体。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感到视野变得模糊，小字看不清楚而已，但那时我已接近四十岁，我满心以为那只是来得有点太早的老花眼。当时我正沉浸在拿着照相机跑遍全日本的快乐之中，根本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直到眼睛的问题开始影响摄影工作，我才前往眼科就诊。一检查，发现自己得了白内障，我这才回想起当年刚离开难民收容所时，曾因营养失调而一度双眼失明。如此想来，病灶很可能早在那时候就潜藏在眼球中了，由于眼睛内的水晶体没有血管及神经，就算出现了病变也不会感到疼痛。
白内障的恶化没办法以服药的方式阻止，水晶体中的混浊物绝对不会消失，而且水晶体无法随意更换，不能与照相机的镜头相提并论。我的视力越来越差，只剩下动手术一途。做法是将硬化的水晶核整个摘除，并植入人工水晶体。据说只进行局部麻醉，手术过程中身体会有感觉，听得见周围的声音，也可以开口说话。
医生的说明让我越听越害怕，最后我选择了逃避。过了好一段日子，当我再度至眼科就诊时，已错过了能动手术的时机，我从医生的口中得知，再过不久我就会完全失明。我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及价值观都在那一瞬间完全瓦解，一股人生已走到尽头的绝望感，令我整日食不下咽。我原本抱着医生有可能是误诊的期待，前往其他医院接受检查，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绝望。
“在下初雪的日子洗眼睛，眼睛就会变得很健康。”
我想起母亲说过的这句故乡俗谚，曾经也试着照做，迷信成了我唯一的希望，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我失去了四十一年来肉眼所看见的世界，也失去了长年使用的文字，从那时候起，我便活在黑暗当中。
日常生活的一切琐事都变得困难至极，就连在自己家里，我也没办法独自走动。那时由香里还是初中生，正在准备考试，我却没办法帮上任何忙。吃饭的时候，用筷子夹菜也变得相当困难，我曾经在失败了数次后，气得直接用手抓起菜肴塞进嘴里。
早知如此，就应该在确定即将失明时，先接受生活训练才对。点字、步行、饮食、外出——听说在失明前先学会这些基本能力，失明后的生活就会完全不同。当初医生劝了我很多次，但我无动于衷，总认为一旦接受训练，就等于接纳了失去光明的未来，最后的一丝希望也会消失。长期不肯面对现实的结果，就是我变成了什么也做不到的废人。
“吃饭的时候掉饭粒，眼睛会看不见。”
小时候每当我吃相不雅，母亲就会用这句话告诫我。难道我失明真的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好好吃饭的关系？去他的，当然不是。
“要不要买根导盲杖？学会使用方法后，我陪你出去走走。”妻子菜菜美好几次向我提议这件事。
根据《道路交通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视障人士外出必须使用导盲杖，或是带导盲犬。但我就是不愿意这么做，一旦依赖了那种东西，长年建立的尊严就会土崩瓦解。
失去了视力之后，我依然选择逃避现实，整整有七年的时间，家成了我的全世界。就算走到户外，眼前依然是一片漆黑，那跟待在家里有何不同？熙攘的人群？喧嚣的都市？大自然的气息？失去了景象之后，对我来说这些都不过是幻觉。
据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讯息来自视觉，换句话说，我仅能获得百分之十五的讯息。但就连这些借由其他感官获得的讯息，我也弃之不理。我选择了依赖，在视力正常者的帮助下，生活不再困难。
菜菜美及由香里不再当着我的面看电视。失明前，家人之间争夺遥控器也是生活乐趣之一，不论谁赢了，三人都会看得很开心。
如今家里不再有笑声，每天都像在办丧事一样。我则像是变成了灵魂，自空中俯瞰着自己的葬礼——
失明之后，每当沉默之时，我的眼中便会“看”到焦虑、不耐烦与不满的面孔。因此，只要妻子及女儿不说话，我心中就会有股难以克制的怒火。
“怎么不说话？一定又在想逃离我身边的方法吧！”
即使是一点小事，也会让我大发脾气。每当菜菜美建议我报名参加住宿制的视觉障碍训练中心课程，我就会产生被害妄想，破口大骂：“你想甩开我这个包袱，对吧？”由于看不到表情，妻子的啜泣声更让我感到焦躁、不耐烦。
由香里参加成人式后一个月，菜菜美有一天将笔递到我手里。
“大学要交的数据，需要父亲的签名。”
在黑暗中写字并不容易，但只要使用有着长方形开口的签名尺，就不用担心字写歪或超出范围。
我依着菜菜美的指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这一天起，菜菜美再也没有回过家。我察觉不妙，伸手到柜子及书架上一摸，发现许多东西都不翼而飞了。
我每天过着完全依赖菜菜美的生活，竟没有察觉她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少。又过了几天之后，我才得知我们已经离婚了。菜菜美知道我绝对不会答应离婚，因此骗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
当我得知这件事时，我歇斯底里地推倒了空荡荡的书架。但随着呼吸越来越急促，心情却逐渐恢复冷静。原来妻子如此想从我身边逃走，我成了她的沉重负担。当我醒悟时，一切已经太迟了，就算后悔也无济于事。
或许我可以控告妻子伪造文书，但我没这么做，既然她这么想离开，放手才是对双方都好的决定。
由香里打从一开始就知道母亲想跟我离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母亲的东西一天天减少，除了我之外任谁都会发现。由香里说她曾试着说服母亲，但最后还是无法让母亲回心转意。我能明白菜菜美的心情。在我失去视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希望的光芒。每当我迷失在黑暗中而无法自拔，就只能仰赖身旁的人伸出援手，帮助我重新恢复理智，但我马上会再度迷失，每天的日子便在重蹈覆辙中度过。菜菜美忍受我的任性想法与火暴脾气整整七年之久，想必已达到了忍耐的极限；女儿由香里基于对我的同情，没有跟着母亲一起离开。从那天之后，打扫、洗衣、购物、做菜都落在由香里一个人的肩上，每天她大学一下课，就必须立刻回家，只要稍微晚了一点，我就会不断拨打她的寻呼机。只是洗个衣服，我也没办法自己处理，随着科技的进步，洗衣机的功能越来越多，操作也越来越复杂，我根本搞不懂。
就连吃饭，我也需要女儿的协助。
有一次，她对我说“饭在右边”，我将手掌朝右边伸去，手指却浸入了液体之中。我顿时感到又麻又烫，大喊一声“烫死我了”，反射性地将手挥开，打翻了汤碗，转眼间满桌都是味噌的气味。原来女儿所说的“右边”，指的是对她自己而言的右边。
女儿忙着擦拭，我凶巴巴地对她说：“你只说左边右边，我哪搞得清楚？直接把碗拿给我！”
我对着前方的黑暗空间伸出左手手掌，女儿将饭碗放在我手上，我紧紧捧住了，将碗移到脸前，用筷子扒饭。
那个时期，我唯一的兴趣是“欣赏”那些充满回忆的相片。
我的工作室书架上陈列着数百本相簿，柜子里也堆满了底片。
“你看，由香里。”我翻开了珍藏的相簿，“右上角这张，是爸爸出生时的照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照片里的婴儿，右脚踝绑着一条缎带，上头有乌龟的图案。”
“多半是充当‘守背神’吧。当时的习俗，会把象征吉祥的龟、鹤等图案缝在和服的背上，帮孩子驱赶妖魔鬼怪。”
我一边解释，一边翻向下一页。这是我最珍惜的一本相簿，里头放的都是我精挑细选的照片。除了我的照片之外，还有母亲及女儿的照片。由香里出生、七五三[1]纪念、入学典礼、毕业典礼——由于这本相簿我已翻看了无数次，哪一页有什么相片，我记得清清楚楚。
“你看，你在阳光下笑得多么灿烂。”
“嗯——”由香里的口气也充满了怀念，“我在公园里，比着‘耶’的手势。”
我经常像这样翻开相簿，与女儿分享从前的回忆。对无法见证女儿的成长与都市发展的我来说，记忆与照片所营造出的过去才是唯一的现实。
菜菜美在离婚后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一无所知。但两年后，我接到了讣闻，菜菜美因车祸去世了。刚开始，我心中的痛楚只像是指尖被针扎了一下那么轻微，但在她的葬礼上，我竟忍不住号啕大哭。
某个寒风呼啸的冬夜里，我在工作室内一边抽着烟，一边沉浸在怀旧之情中。蓦然间，香烟从我的指尖滑落，我惊呼一声，整个人赶紧趴在地毯上摸索。在哪里？那根烟到底掉到哪里去了？
抽了一半的香烟实在太小，摸来摸去总是摸不到。桌脚的周围、椅子的滚轮边、堆积如山的杂志附近——所有可疑的地方，我找遍了。
我张着鼻子四下嗅了半天，并没有闻到任何焦味。我趴在地上摸了老半天，指尖终于碰触到柔软的物体，这种宛如蚯蚓尸体的触感——绝对不会错，是香烟的烟蒂。
我放下了心中的大石，摸到桌上的烟灰缸，将烟蒂扔了进去。
我坐回椅子上过了不久，却听见了毕剥声响，一股烟味蹿入了我的鼻子。我错愕地转头一看，眼前的空间由漆黑变成了深蓝色，这意味着前方出现了相当强烈的光芒。
我心中大喊不妙。眼前的火焰燃烧声正迅速扩散，我忍不住伸手往前一探，手指顿时感觉到了热气。果然没错，房间正在燃烧。我刚刚捡起来的香烟，多半是从前掉落在地板上而没有察觉到的烟蒂吧。真是太大意了。
我在黑暗中四下翻找，想要找出那本珍藏的相簿，却说什么也找不到，背后不断响起火舌吞噬木材及书籍的声音。
该死——！
我放弃了那本相簿，摸黑找到书桌，确认房门口就在我的正后方。就在我转身想要一口气奔出房间的时候，一股热气扑上了我的脸，令我心惊胆战。若是再近一点，那温度足以在一瞬间烧焦皮肤，我变得不敢贸然行动。火焰到底是从哪里烧起来的？若是房门周围已遭火焰吞没，草率冲过去可能会被烧死。该不该从右侧窗户跳下去呢？但这里是二楼，跳下去肯定会骨折。
犹豫了一会儿后，我还是决定朝着房门口猛冲。热流霎时包覆了全身，我撞在木门上，慌张地寻找门把，浓烟钻入了眼鼻之中。一摸到门把，我立刻将门打开，奔出了门。
“爸爸！这边！”
由香里拉住了我的手腕，我跟着她奔下楼梯，冲出了大门。看热闹的人群不断喊着“失火了”，远方传来了消防车的警示音。
房屋没有全毁，也没有延烧至邻居家，可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屋子虽然重新整修了，但数百本相簿及大量底片付之一炬，我感觉人生也被烧得一干二净。对已经没有光明未来的我而言，失明前所拍下的家人容貌及美丽景致是我的一切。然而一场大火，夺走了这一切。
就在我万念俱灰之时，由香里将一本极厚的书递到我的手上。
“爸爸，你最珍惜的相簿没事。它放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没被烧掉。”
我战战兢兢地翻开那本相簿，抚摸第一页上头的照片。
“那是婴儿时期的爸爸，右脚踝上绑着乌龟图案的缎带。”
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每次抚摸照片，女儿就会对我说明照片中的景色与状况。我将相簿抱在怀里，忍不住泪如雨下。我找回了我的过去。这本相簿是我一生的证据，是我曾存在于这世界上的证据。
从这一天起，我戒掉了烟。在女儿的坚持下，参加了视觉障碍训练中心的课程。那里是个充塞着欢乐笑声的地方。学员们虽然残疾程度不同，但毕竟都属于视障人士，因此待在那个地方令我感到自在且安心。
我挑选了一根比身高短四十五厘米的导盲杖。视障人士手持导盲杖有三项功用：第一，避免撞上障碍物；第二，确认自己的位置；第三，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是个视障人士。
我在中心学会了导盲杖的拿法、挥动法及保持节奏的方式，借由导盲杖前端敲在地上的声音，判断周围的环境变化。走在住宅区里、横穿马路、过十字路口、搭乘交通工具——各种不同的情境都必须练习。
“就算没办法笔直前进，也不要气馁。”老师振振有词地说，“视力正常的人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借由视觉矫正方向，才能够走得笔直。只要一点一点修正，就可以了。”
有一次，老师带着我进行室外训练，走到了半路上，老师突然不再开口说话。在那之前，老师会提醒我很多事情，例如，“前面有个沟，非常危险，要走慢一点”。如今老师默不作声，令我有种在黑暗中遭到抛弃的不安。
我喊了一声“老师”，依然没有听到响应，就在我手足无措之际，老师突然开口：“我若提醒你太多事情，会让你产生依赖的心态，以为随时随地都有人在旁边帮着你。从现在起，除非真的有危险，否则我不会再告诉你任何讯息，请你自己加油。只要你能自行渡过难关，就能产生自信。”
老师这番话说得相当有道理，但我还是抱着希望得到帮助的心态，与其自行努力，我更希望有人随时在我身旁帮着我。刚开始的时候，中心里有许多处境相同的人，因此待在那里令我感到轻松自在；但自从老师开始训练我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感觉肩膀上的负担一天比一天沉重。
到头来，我只学会了导盲杖的使用方式，便离开了视觉障碍训练中心。
相较之下，由香里学得比我更加勤快。她戴上眼罩，实际体验视障人士的感受，并通过这次经历，学习协助行走及照顾日常起居的技巧。她的学习成果，在父女相依为命的生活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例如，在餐厅里，她除了会念出菜单上的名称及价格之外，还会用“时钟方位”告诉我各餐盘的摆放位置，而非过去的前后左右。她所使用的“时钟方位”是以一小时为单位，即使是在同一个餐盘内也适用，例如，六点钟方向有炸虾，十点钟方向有高丽菜，两点钟方向有西红柿，等等。
我逐渐开始享受跟女儿外出的乐趣。
“今天的天空是什么模样？”
“云有点多。”
“云长什么模样？”
“长得像响板。”女儿发出了温柔的笑声。
过去她一直避免跟我谈及跟视觉有关的话题，但其实正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才更希望她告诉我各种事物的模样，我才能在心中加以想象。有了她的说明之后，我的世界开始出现色彩丰富的画面。
“闻到鲜奶油的香味了吧？右边有家可丽饼店。”
就像这样，由香里会利用一些能让我活用听觉和嗅觉的话题，引起我对外出的兴趣。不仅如此，她还会将地面高低差、道路状况、人群拥挤程度、车辆往来等沿路讯息巨细靡遗地告诉我。
“爸爸，这边有块突出的招牌，你一个人外出时要小心。”
“你会跟在我旁边，我一点也不担心。”
由香里突然不再说话。我一边用右手挥舞导盲杖，一边用左手抓着女儿的右手肘。由于女儿身高较矮，我必须微微躬着身。
“我们身高差太多，爸爸不太舒服吧？要不要请个负责带路的护理师？”
“不，我要你带。若是换成了陌生人，我会不自在。”
由香里再度陷入沉默。
女儿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旅行社工作，但我跟她之间依然维持着“视障者与看护者”的关系。每次女儿介绍男朋友给我认识，我都会向那个人提出“带我出去走走”“你得搀扶着我”或是“你得扛下我女儿肩上的一半责任”之类的无理要求。有些年轻人为了讨女朋友的父亲的欢心，会爽快地答应，但过了两三个月，就会以“跟我毫无关系”等种种理由与由香里分手。
十年之间，我大概吓跑了由香里五任男朋友。这时我已六十岁，女儿也三十二岁了。一天，我赶走了由香里带回家里的新未婚夫。我端坐在椅子上说：“真是没用的家伙。我问的问题，没有一个答得出来，连看护技术也不肯学，还敢来见我。”
“我受够了！”由香里的怒骂声钻入了我的耳朵，“上次我就说过了，他每天都要加班，哪有时间照顾爸爸！”
“只要有心，一定腾得出时间。”
“——我不想一辈子只为了照顾爸爸而活。”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没有了你，我要怎么过日子？”
“别再说这种任性的话了！”
“你以为是谁把你养大的？”
“我想过我自己的人生！既然你是我的父亲，不是应该为我着想吗？要是你没办法一个人过日子，怎么不请个居家护理师？”
“你想跟你妈一样弃我而去吗？”
“一下安抚，一下责骂——我受够了！”
我气得咬牙切齿，愤然站了起来，手腕在桌上一撞，接着便听见玻璃材质的块状物落在地板上的声响。我趴在地上摸索，却摸不到那只跌落的玻璃杯。我越找心情越是烦躁，好不容易才摸到那只圆筒状的玻璃杯，紧紧握在手中。
“爸爸，我要睡了，明天早上你自己一个人吃早餐吧。”
我一时火冒三丈，气得失去了理智，强烈的无力感与怒火的冲动，让我不由自主地扔出了手中的玻璃杯。我本来以为女儿已经离开，这一掷只是想掷在墙壁上，以表示对女儿的抗议。没想到下一瞬间，我听见了尖叫声及玻璃碎裂声。
我整个人呆住了，只能愣愣地站着不动。
“我的脸——流血了——”
女儿痛苦的呢喃声钻入了我的鼓膜。
“你不要紧吧？我不是故意——”我朝声音的方向踏出了一步。
“别过来！”由香里的声音竟然是从大约膝盖的高度传过来的，“地上都是玻璃碎片——好痛。”
这一掷，不仅粉碎了玻璃杯，也粉碎了我跟女儿的关系。由香里说她的右脸颊留下了明显的疤痕，两天后她便打包行李搬了出去。我并没有阻止她，对于自己的冲动行为，实在是悔不当初，心中残留着苦涩的罪恶感，久久难以忘怀。
于是我回到了视觉障碍训练中心，开始接受独立生活的训练。我所遭遇的困境，就好比是一个人被扔进了连月光也没有的大海正中央。习惯了接受他人的协助，便会把协助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
既然必须在不依赖视觉的前提下过生活，那我只好学习利用其他感官的技巧。刚开始时，练习的是“拿东西”之类的简单动作，用手背靠近小指的部位轻轻抚过桌面，若碰到东西，就把它拿起来。重复失败会令自己失去信心，甚至对人生不抱希望，但只要能成功，即使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增添自信。
从前的我是个生活相当邋遢的人，东西总是随手乱丢；但自从失明之后，我开始极度重视东西的摆放位置，要是随便乱丢，下次要用时就得摸索好一阵子才能找回来。
点字的学习相当困难，据说就算是视障人士，点字的识字率也只有一成左右。但为了提升往后余生的生活质量，我决定挑战看看。
“只要能摸出第一段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就可算是学会了八成。”老师充满热情地说道，“接下来只是使用相同技巧继续往下摸，确认第二段及第三段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
但过了六十岁后，指尖触感灵敏程度已不若年轻时，光是要做到这点就不容易，其困难程度有点像是年纪大了才想学外语。不仅如此，要让手指每次只横向平移一个字（点字都是横书），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因此要读出排列在一起的文字可说是难上加难。字与字之间的间隔并不算宽，摸起来像是所有的点都黏在一起。
刚开始每天练习时，使用的是排列了数十个六点都是凸点的“め”（me）的教材。这可以让手指习惯每次只平移一个字的宽度。由于每一排的长度不一，读完了一排后就要回到排头，接着跳到下一排。
努力练习了半年以上，我已能读完一整页的点字，只不过要花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老师说希望我再努力练个一年，以五分钟读完一页为目标。如今已过八年，我依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已将时间缩短至十分钟左右。
我终于习惯了全盲的世界，开始能够一个人生活。但心中的孤独与落寞从来没有消失过，妻离子散的人生，就像一艘老朽的小船漂浮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我好想挽回女儿的心，与外孙女创造共同的回忆。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无论如何，必须让夏帆获得器官捐赠才行。
我收到了第九封点字俳句。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喂？”我接了起来，对方却没有发出声音。知道这个手机号码的人，只有女儿及其他寥寥几人。“喂？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正感到狐疑之际，手机另一头传来了带着中国腔的日语。
“请问——你是村上和久吗？”
“对，你是谁？”
对方迟疑不答，对话再度中断，我只听见了拿不定主意的细微呼吸声。
“我要挂电话了。”我说。
“等等——我是村上龙彦，是你的哥哥。”
我顿时瞠目结舌，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原本想要说的话都哽在喉咙，张大了的嘴只冒出嘶嘶气声。心脏宛如遭狂牛踢了一脚，在肋骨内侧剧烈弹跳，握着手机的手掌一瞬间已汗水涔涔。
哥哥？这个人说他是哥哥？
“你——”我勉强挤出了沙哑的声音，“你是——我哥哥？”
这句话连我也不禁觉得可笑，竟然问了这么愚蠢的问题，却没有提及关键。
“我的哥哥住在岩手县的老家，如果你只是想恶作剧的话——”我接着说道。
“住在岩手县的那个人是假货，我才是真正的村上龙彦。”
我为了证明住在岩手县的哥哥是假货而四处奔走，这两天才印证了自己的怀疑，没想到此时接到自称是真正的哥哥的男人打来的电话，我反而开始为岩手县的哥哥说话。这样的矛盾，只能用滑稽来形容。或许最大的原因在于我无法相信这个突然打电话来的男人吧。
“那家伙抢走了我的人生——因为他的关系，我没办法以遗华日侨的身份回归祖国。我迫不得已，只好在一个月前躲进了货柜船的货柜里，以偷渡的方式来到日本。那个假货已利用我的身份取得永久居留权，我除了偷渡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货柜，偷渡——这两个字眼刺激了我的记忆。前阵子我确实通过收音机广播听到了这个新闻。一大群偷渡客因货柜通气孔遭封住而死亡，只有两个人存活，其中一个人逃了，另一个人遭到逮捕，目前还在住院观察。
“我看过这个新闻。你就是那个逃亡的偷渡客？”
“对，我躲在尸体堆里，趁警察及入管局人员不注意时逃走了。据说在日本战败后，有些遗孤为了避免被苏联兵杀害，故意躲藏在同胞的尸体堆中。这次我用了相同的法子。”
我听着对方的声音，内心竟涌起一阵怀念。从前我一定听过这个声音——这是能够带给我安心感的声音——
“你忘了吗？当年在东北的时候，你才四岁，一天到晚跟在我后头。那时我很照顾你，现在轮到你帮助我了。”
我的本能——或者该说是我体内所流的血，在告诉我“这个人是真正的哥哥”。但我不能囫囵吞枣地相信他的话，还是得找到明确的证据才行。
“若你是我真正的哥哥，现在立刻来找我，证明给我看。”
“现在不行，我正被一群可怕的家伙追杀，一旦泄露行踪，马上就会没命。”
“是谁要杀你？”
“这我不能说。总之，你不能相信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
“我可还没有相信你。”
“别以一副陌生人的口气跟我说话！我要说什么，你才会相信？逃难途中被日本兵砍一刀那件事？渡过松花江时被冲走那件事？还是右手腕上的烫伤？”
大久保重道告诉我，我的哥哥曾被火炉的火焰烫伤，是他为哥哥包扎伤口的。这件事应该只有大久保知道——难道这个人真的是我哥哥？
“还是要我告诉你，我被一对中国夫妇救起，他们把我扶养长大，还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徐浩然’？”
“徐浩然——这就是你的名字？”
岩手县的“哥哥”是被一对姓刘的夫妇救起并收为养子的。倘若电话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哥哥，那就代表那对姓刘的夫妇也是假货。这三人（他们说养父已经去世了，但这可能也是假话）联手欺骗了我跟母亲。
“我刚刚说的，你都没听进去吗？徐浩然只是我的中国名字，我的本名是村上龙彦。”
“——对我来说，你现在还只是徐浩然。”
在掌握明确证据之前，我不能随便称这个人为“哥哥”。或许他只是当年在东北曾跟我一起玩过的中国孩童。若是如此的话，我对他的声音依稀有些印象，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开拓团里有不少中国工人，这些人的孩子们经常与我跟哥哥玩在一起。
“老大，别死，再来比相扑，约好了。”
我蓦然想起，在抛弃开拓团家园的那一天，有个中国男童与被誉为“横纲”的哥哥相拥而别，嘴里说出了这句话。
“好吧——”徐浩然的声音夹带着叹息，“你现在就当我是徐浩然吧。总有一天，真相会水落石出的。总而言之，千万别相信假货说的话，否则你也会有生命危险。”
这两个“哥哥”，到底哪个是假货？抑或，两个都是？
“你是怎么查到我的手机号码的？”
“——这太简单了，方法多的是。”
这句话显然只是在搪塞。为什么他不肯实话实说？知道我手机号码的人，只有由香里及从前帮助过我的视觉障碍训练中心职员，还有最近才联络的遗孤援助团体职员比留间及那位老妇人。若不是其中一人告知，他绝对不可能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徐浩然到底是从何处得知了我的手机号码？要查出训练中心职员或比留间等人跟我之间的关联性，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一个刚偷渡至日本且遭警察及入管局通缉的人而言，更是难上加难。这么说来，应该是由香里？难道她将徐浩然藏匿在她的住处？仔细想想，女儿倘若遇上了我的亲哥哥，绝对会紧抓着不放吧。因为我哥哥与夏帆属于六等亲之内，符合捐赠器官的规定。难道由香里是以捐赠肾脏为条件，才答应让徐浩然躲在她的公寓里——？
“我可是警告过你了，”徐浩然说道，“千万别听假货说话。那些假话听久了，总有一天耳朵会烂掉的。”
对方挂断了电话。紧贴着手机的耳朵里，依然缭绕着徐浩然最后那句警告之语，久久无法散去。
我一回过神来，就依着早已记下的步骤操作手机，打开来电记录，回拨了那个号码；但我只听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嘟——嘟——嘟——”的电子信号声。
“您拨的号码没有响应。”电话另一头的语音如此回复。
我咂了咂嘴，切断手机通话。看来徐浩然已不打算与我对话，这个人擅自打电话给我，却又擅自挂断电话。
于是我改为拨打女儿的号码。
“干什么？夏帆要开始洗肾了。”由香里的口气相当不耐烦。
“没什么，只是那个——”
“什么事？有话快说。”
“啊，嗯——刚刚我接到一通电话，该怎么说呢——”
“不能下次再谈吗？”
“等等，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让徐浩然躲在你家里？”“什么？那是谁啊？”
对于我这突如其来的问题，由香里丝毫没有表现出不自然的反应。
“啊，没烟了——”
“烟？你抽烟吗？”
我回想起当初在公民馆会议室内，与比留间交谈时闻到的那一丝烟味，当时在场的第三人到底是谁？
“不行吗？”由香里说，“只要我死了，就可以把另一颗肾脏给夏帆了——我开玩笑的，这种话可不能在夏帆面前说，不然她又要哭着跟我道歉了。我想听她说的是‘谢谢’，而不是‘对不起’。”
女儿那种强忍悲伤的口气，令我听得心如刀割。
“洗肾要开始了，先这样吧。”由香里挂断了电话。
我疲惫不堪地吁了一口长气，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到底哪些事情是真的，哪些事情是假的？到底是谁，为了什么目的，说了什么谎言，又欺骗了谁？我已经被搞得晕头转向。
刚开始只是为了调查哥哥是否为假遗孤，没想到越查越是疑点重重。向遗孤援助团体的比留间寻求协助，却遭到言辞暗示与恫吓。回程的路上，又差点被人推入车道，若不是我及时回头，恐怕已经被车撞个正着了。甚至连岩手县的“哥哥”也打电话来，说有人看见我拿走了装砒霜的小瓶子。
而现在——我竟然接到了自称真正的哥哥的人打来的电话。
我到底该相信谁？
高中毕业后，我选择成为一名摄影师，而非上班族。摄影界是个相当封闭的圈子，要成功只能仰赖严格的师徒制度、私交及人脉。但我并没有因此放弃，我持之以恒地靠着手中的相机保存了日本各地景色、历史及传统。
一九六六年，我与为了出版我的摄影集而尽心尽力的女编辑结了婚，三年之后生下了由香里。我拍的照片渐渐受到青睐，靠着夫妻俩的收入，我们买下了一栋房子。若刨除待在难民收容所那噩梦般的一年，我的人生到这时为止都还算是幸福的。
但当年在东北的那些遭遇，并没有随着时间流转而成为过眼云烟。那段过去宛如滴着鲜血的恶鬼之爪，神不知鬼不觉地暗中伤害着我的身体。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感到视野变得模糊，小字看不清楚而已，但那时我已接近四十岁，我满心以为那只是来得有点太早的老花眼。当时我正沉浸在拿着照相机跑遍全日本的快乐之中，根本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直到眼睛的问题开始影响摄影工作，我才前往眼科就诊。一检查，发现自己得了白内障，我这才回想起当年刚离开难民收容所时，曾因营养失调而一度双眼失明。如此想来，病灶很可能早在那时候就潜藏在眼球中了，由于眼睛内的水晶体没有血管及神经，就算出现了病变也不会感到疼痛。
白内障的恶化没办法以服药的方式阻止，水晶体中的混浊物绝对不会消失，而且水晶体无法随意更换，不能与照相机的镜头相提并论。我的视力越来越差，只剩下动手术一途。做法是将硬化的水晶核整个摘除，并植入人工水晶体。据说只进行局部麻醉，手术过程中身体会有感觉，听得见周围的声音，也可以开口说话。
医生的说明让我越听越害怕，最后我选择了逃避。过了好一段日子，当我再度至眼科就诊时，已错过了能动手术的时机，我从医生的口中得知，再过不久我就会完全失明。我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及价值观都在那一瞬间完全瓦解，一股人生已走到尽头的绝望感，令我整日食不下咽。我原本抱着医生有可能是误诊的期待，前往其他医院接受检查，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绝望。
“在下初雪的日子洗眼睛，眼睛就会变得很健康。”
我想起母亲说过的这句故乡俗谚，曾经也试着照做，迷信成了我唯一的希望，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我失去了四十一年来肉眼所看见的世界，也失去了长年使用的文字，从那时候起，我便活在黑暗当中。
日常生活的一切琐事都变得困难至极，就连在自己家里，我也没办法独自走动。那时由香里还是初中生，正在准备考试，我却没办法帮上任何忙。吃饭的时候，用筷子夹菜也变得相当困难，我曾经在失败了数次后，气得直接用手抓起菜肴塞进嘴里。
早知如此，就应该在确定即将失明时，先接受生活训练才对。点字、步行、饮食、外出——听说在失明前先学会这些基本能力，失明后的生活就会完全不同。当初医生劝了我很多次，但我无动于衷，总认为一旦接受训练，就等于接纳了失去光明的未来，最后的一丝希望也会消失。长期不肯面对现实的结果，就是我变成了什么也做不到的废人。
“吃饭的时候掉饭粒，眼睛会看不见。”
小时候每当我吃相不雅，母亲就会用这句话告诫我。难道我失明真的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好好吃饭的关系？去他的，当然不是。
“要不要买根导盲杖？学会使用方法后，我陪你出去走走。”妻子菜菜美好几次向我提议这件事。
根据《道路交通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视障人士外出必须使用导盲杖，或是带导盲犬。但我就是不愿意这么做，一旦依赖了那种东西，长年建立的尊严就会土崩瓦解。
失去了视力之后，我依然选择逃避现实，整整有七年的时间，家成了我的全世界。就算走到户外，眼前依然是一片漆黑，那跟待在家里有何不同？熙攘的人群？喧嚣的都市？大自然的气息？失去了景象之后，对我来说这些都不过是幻觉。
据说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讯息来自视觉，换句话说，我仅能获得百分之十五的讯息。但就连这些借由其他感官获得的讯息，我也弃之不理。我选择了依赖，在视力正常者的帮助下，生活不再困难。
菜菜美及由香里不再当着我的面看电视。失明前，家人之间争夺遥控器也是生活乐趣之一，不论谁赢了，三人都会看得很开心。
如今家里不再有笑声，每天都像在办丧事一样。我则像是变成了灵魂，自空中俯瞰着自己的葬礼——
失明之后，每当沉默之时，我的眼中便会“看”到焦虑、不耐烦与不满的面孔。因此，只要妻子及女儿不说话，我心中就会有股难以克制的怒火。
“怎么不说话？一定又在想逃离我身边的方法吧！”
即使是一点小事，也会让我大发脾气。每当菜菜美建议我报名参加住宿制的视觉障碍训练中心课程，我就会产生被害妄想，破口大骂：“你想甩开我这个包袱，对吧？”由于看不到表情，妻子的啜泣声更让我感到焦躁、不耐烦。
由香里参加成人式后一个月，菜菜美有一天将笔递到我手里。
“大学要交的数据，需要父亲的签名。”
在黑暗中写字并不容易，但只要使用有着长方形开口的签名尺，就不用担心字写歪或超出范围。
我依着菜菜美的指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从这一天起，菜菜美再也没有回过家。我察觉不妙，伸手到柜子及书架上一摸，发现许多东西都不翼而飞了。
我每天过着完全依赖菜菜美的生活，竟没有察觉她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少。又过了几天之后，我才得知我们已经离婚了。菜菜美知道我绝对不会答应离婚，因此骗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
当我得知这件事时，我歇斯底里地推倒了空荡荡的书架。但随着呼吸越来越急促，心情却逐渐恢复冷静。原来妻子如此想从我身边逃走，我成了她的沉重负担。当我醒悟时，一切已经太迟了，就算后悔也无济于事。
或许我可以控告妻子伪造文书，但我没这么做，既然她这么想离开，放手才是对双方都好的决定。
由香里打从一开始就知道母亲想跟我离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母亲的东西一天天减少，除了我之外任谁都会发现。由香里说她曾试着说服母亲，但最后还是无法让母亲回心转意。我能明白菜菜美的心情。在我失去视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希望的光芒。每当我迷失在黑暗中而无法自拔，就只能仰赖身旁的人伸出援手，帮助我重新恢复理智，但我马上会再度迷失，每天的日子便在重蹈覆辙中度过。菜菜美忍受我的任性想法与火暴脾气整整七年之久，想必已达到了忍耐的极限；女儿由香里基于对我的同情，没有跟着母亲一起离开。从那天之后，打扫、洗衣、购物、做菜都落在由香里一个人的肩上，每天她大学一下课，就必须立刻回家，只要稍微晚了一点，我就会不断拨打她的寻呼机。只是洗个衣服，我也没办法自己处理，随着科技的进步，洗衣机的功能越来越多，操作也越来越复杂，我根本搞不懂。
就连吃饭，我也需要女儿的协助。
有一次，她对我说“饭在右边”，我将手掌朝右边伸去，手指却浸入了液体之中。我顿时感到又麻又烫，大喊一声“烫死我了”，反射性地将手挥开，打翻了汤碗，转眼间满桌都是味噌的气味。原来女儿所说的“右边”，指的是对她自己而言的右边。
女儿忙着擦拭，我凶巴巴地对她说：“你只说左边右边，我哪搞得清楚？直接把碗拿给我！”
我对着前方的黑暗空间伸出左手手掌，女儿将饭碗放在我手上，我紧紧捧住了，将碗移到脸前，用筷子扒饭。
那个时期，我唯一的兴趣是“欣赏”那些充满回忆的相片。
我的工作室书架上陈列着数百本相簿，柜子里也堆满了底片。
“你看，由香里。”我翻开了珍藏的相簿，“右上角这张，是爸爸出生时的照片，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照片里的婴儿，右脚踝绑着一条缎带，上头有乌龟的图案。”
“多半是充当‘守背神’吧。当时的习俗，会把象征吉祥的龟、鹤等图案缝在和服的背上，帮孩子驱赶妖魔鬼怪。”
我一边解释，一边翻向下一页。这是我最珍惜的一本相簿，里头放的都是我精挑细选的照片。除了我的照片之外，还有母亲及女儿的照片。由香里出生、七五三[1]纪念、入学典礼、毕业典礼——由于这本相簿我已翻看了无数次，哪一页有什么相片，我记得清清楚楚。
“你看，你在阳光下笑得多么灿烂。”
“嗯——”由香里的口气也充满了怀念，“我在公园里，比着‘耶’的手势。”
我经常像这样翻开相簿，与女儿分享从前的回忆。对无法见证女儿的成长与都市发展的我来说，记忆与照片所营造出的过去才是唯一的现实。
菜菜美在离婚后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一无所知。但两年后，我接到了讣闻，菜菜美因车祸去世了。刚开始，我心中的痛楚只像是指尖被针扎了一下那么轻微，但在她的葬礼上，我竟忍不住号啕大哭。
某个寒风呼啸的冬夜里，我在工作室内一边抽着烟，一边沉浸在怀旧之情中。蓦然间，香烟从我的指尖滑落，我惊呼一声，整个人赶紧趴在地毯上摸索。在哪里？那根烟到底掉到哪里去了？
抽了一半的香烟实在太小，摸来摸去总是摸不到。桌脚的周围、椅子的滚轮边、堆积如山的杂志附近——所有可疑的地方，我找遍了。
我张着鼻子四下嗅了半天，并没有闻到任何焦味。我趴在地上摸了老半天，指尖终于碰触到柔软的物体，这种宛如蚯蚓尸体的触感——绝对不会错，是香烟的烟蒂。
我放下了心中的大石，摸到桌上的烟灰缸，将烟蒂扔了进去。
我坐回椅子上过了不久，却听见了毕剥声响，一股烟味蹿入了我的鼻子。我错愕地转头一看，眼前的空间由漆黑变成了深蓝色，这意味着前方出现了相当强烈的光芒。
我心中大喊不妙。眼前的火焰燃烧声正迅速扩散，我忍不住伸手往前一探，手指顿时感觉到了热气。果然没错，房间正在燃烧。我刚刚捡起来的香烟，多半是从前掉落在地板上而没有察觉到的烟蒂吧。真是太大意了。
我在黑暗中四下翻找，想要找出那本珍藏的相簿，却说什么也找不到，背后不断响起火舌吞噬木材及书籍的声音。
该死——！
我放弃了那本相簿，摸黑找到书桌，确认房门口就在我的正后方。就在我转身想要一口气奔出房间的时候，一股热气扑上了我的脸，令我心惊胆战。若是再近一点，那温度足以在一瞬间烧焦皮肤，我变得不敢贸然行动。火焰到底是从哪里烧起来的？若是房门周围已遭火焰吞没，草率冲过去可能会被烧死。该不该从右侧窗户跳下去呢？但这里是二楼，跳下去肯定会骨折。
犹豫了一会儿后，我还是决定朝着房门口猛冲。热流霎时包覆了全身，我撞在木门上，慌张地寻找门把，浓烟钻入了眼鼻之中。一摸到门把，我立刻将门打开，奔出了门。
“爸爸！这边！”
由香里拉住了我的手腕，我跟着她奔下楼梯，冲出了大门。看热闹的人群不断喊着“失火了”，远方传来了消防车的警示音。
房屋没有全毁，也没有延烧至邻居家，可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屋子虽然重新整修了，但数百本相簿及大量底片付之一炬，我感觉人生也被烧得一干二净。对已经没有光明未来的我而言，失明前所拍下的家人容貌及美丽景致是我的一切。然而一场大火，夺走了这一切。
就在我万念俱灰之时，由香里将一本极厚的书递到我的手上。
“爸爸，你最珍惜的相簿没事。它放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没被烧掉。”
我战战兢兢地翻开那本相簿，抚摸第一页上头的照片。
“那是婴儿时期的爸爸，右脚踝上绑着乌龟图案的缎带。”
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每次抚摸照片，女儿就会对我说明照片中的景色与状况。我将相簿抱在怀里，忍不住泪如雨下。我找回了我的过去。这本相簿是我一生的证据，是我曾存在于这世界上的证据。
从这一天起，我戒掉了烟。在女儿的坚持下，参加了视觉障碍训练中心的课程。那里是个充塞着欢乐笑声的地方。学员们虽然残疾程度不同，但毕竟都属于视障人士，因此待在那个地方令我感到自在且安心。
我挑选了一根比身高短四十五厘米的导盲杖。视障人士手持导盲杖有三项功用：第一，避免撞上障碍物；第二，确认自己的位置；第三，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是个视障人士。
我在中心学会了导盲杖的拿法、挥动法及保持节奏的方式，借由导盲杖前端敲在地上的声音，判断周围的环境变化。走在住宅区里、横穿马路、过十字路口、搭乘交通工具——各种不同的情境都必须练习。
“就算没办法笔直前进，也不要气馁。”老师振振有词地说，“视力正常的人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借由视觉矫正方向，才能够走得笔直。只要一点一点修正，就可以了。”
有一次，老师带着我进行室外训练，走到了半路上，老师突然不再开口说话。在那之前，老师会提醒我很多事情，例如，“前面有个沟，非常危险，要走慢一点”。如今老师默不作声，令我有种在黑暗中遭到抛弃的不安。
我喊了一声“老师”，依然没有听到响应，就在我手足无措之际，老师突然开口：“我若提醒你太多事情，会让你产生依赖的心态，以为随时随地都有人在旁边帮着你。从现在起，除非真的有危险，否则我不会再告诉你任何讯息，请你自己加油。只要你能自行渡过难关，就能产生自信。”
老师这番话说得相当有道理，但我还是抱着希望得到帮助的心态，与其自行努力，我更希望有人随时在我身旁帮着我。刚开始的时候，中心里有许多处境相同的人，因此待在那里令我感到轻松自在；但自从老师开始训练我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感觉肩膀上的负担一天比一天沉重。
到头来，我只学会了导盲杖的使用方式，便离开了视觉障碍训练中心。
相较之下，由香里学得比我更加勤快。她戴上眼罩，实际体验视障人士的感受，并通过这次经历，学习协助行走及照顾日常起居的技巧。她的学习成果，在父女相依为命的生活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例如，在餐厅里，她除了会念出菜单上的名称及价格之外，还会用“时钟方位”告诉我各餐盘的摆放位置，而非过去的前后左右。她所使用的“时钟方位”是以一小时为单位，即使是在同一个餐盘内也适用，例如，六点钟方向有炸虾，十点钟方向有高丽菜，两点钟方向有西红柿，等等。
我逐渐开始享受跟女儿外出的乐趣。
“今天的天空是什么模样？”
“云有点多。”
“云长什么模样？”
“长得像响板。”女儿发出了温柔的笑声。
过去她一直避免跟我谈及跟视觉有关的话题，但其实正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才更希望她告诉我各种事物的模样，我才能在心中加以想象。有了她的说明之后，我的世界开始出现色彩丰富的画面。
“闻到鲜奶油的香味了吧？右边有家可丽饼店。”
就像这样，由香里会利用一些能让我活用听觉和嗅觉的话题，引起我对外出的兴趣。不仅如此，她还会将地面高低差、道路状况、人群拥挤程度、车辆往来等沿路讯息巨细靡遗地告诉我。
“爸爸，这边有块突出的招牌，你一个人外出时要小心。”
“你会跟在我旁边，我一点也不担心。”
由香里突然不再说话。我一边用右手挥舞导盲杖，一边用左手抓着女儿的右手肘。由于女儿身高较矮，我必须微微躬着身。
“我们身高差太多，爸爸不太舒服吧？要不要请个负责带路的护理师？”
“不，我要你带。若是换成了陌生人，我会不自在。”
由香里再度陷入沉默。
女儿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旅行社工作，但我跟她之间依然维持着“视障者与看护者”的关系。每次女儿介绍男朋友给我认识，我都会向那个人提出“带我出去走走”“你得搀扶着我”或是“你得扛下我女儿肩上的一半责任”之类的无理要求。有些年轻人为了讨女朋友的父亲的欢心，会爽快地答应，但过了两三个月，就会以“跟我毫无关系”等种种理由与由香里分手。
十年之间，我大概吓跑了由香里五任男朋友。这时我已六十岁，女儿也三十二岁了。一天，我赶走了由香里带回家里的新未婚夫。我端坐在椅子上说：“真是没用的家伙。我问的问题，没有一个答得出来，连看护技术也不肯学，还敢来见我。”
“我受够了！”由香里的怒骂声钻入了我的耳朵，“上次我就说过了，他每天都要加班，哪有时间照顾爸爸！”
“只要有心，一定腾得出时间。”
“——我不想一辈子只为了照顾爸爸而活。”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没有了你，我要怎么过日子？”
“别再说这种任性的话了！”
“你以为是谁把你养大的？”
“我想过我自己的人生！既然你是我的父亲，不是应该为我着想吗？要是你没办法一个人过日子，怎么不请个居家护理师？”
“你想跟你妈一样弃我而去吗？”
“一下安抚，一下责骂——我受够了！”
我气得咬牙切齿，愤然站了起来，手腕在桌上一撞，接着便听见玻璃材质的块状物落在地板上的声响。我趴在地上摸索，却摸不到那只跌落的玻璃杯。我越找心情越是烦躁，好不容易才摸到那只圆筒状的玻璃杯，紧紧握在手中。
“爸爸，我要睡了，明天早上你自己一个人吃早餐吧。”
我一时火冒三丈，气得失去了理智，强烈的无力感与怒火的冲动，让我不由自主地扔出了手中的玻璃杯。我本来以为女儿已经离开，这一掷只是想掷在墙壁上，以表示对女儿的抗议。没想到下一瞬间，我听见了尖叫声及玻璃碎裂声。
我整个人呆住了，只能愣愣地站着不动。
“我的脸——流血了——”
女儿痛苦的呢喃声钻入了我的鼓膜。
“你不要紧吧？我不是故意——”我朝声音的方向踏出了一步。
“别过来！”由香里的声音竟然是从大约膝盖的高度传过来的，“地上都是玻璃碎片——好痛。”
这一掷，不仅粉碎了玻璃杯，也粉碎了我跟女儿的关系。由香里说她的右脸颊留下了明显的疤痕，两天后她便打包行李搬了出去。我并没有阻止她，对于自己的冲动行为，实在是悔不当初，心中残留着苦涩的罪恶感，久久难以忘怀。
于是我回到了视觉障碍训练中心，开始接受独立生活的训练。我所遭遇的困境，就好比是一个人被扔进了连月光也没有的大海正中央。习惯了接受他人的协助，便会把协助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
既然必须在不依赖视觉的前提下过生活，那我只好学习利用其他感官的技巧。刚开始时，练习的是“拿东西”之类的简单动作，用手背靠近小指的部位轻轻抚过桌面，若碰到东西，就把它拿起来。重复失败会令自己失去信心，甚至对人生不抱希望，但只要能成功，即使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增添自信。
从前的我是个生活相当邋遢的人，东西总是随手乱丢；但自从失明之后，我开始极度重视东西的摆放位置，要是随便乱丢，下次要用时就得摸索好一阵子才能找回来。
点字的学习相当困难，据说就算是视障人士，点字的识字率也只有一成左右。但为了提升往后余生的生活质量，我决定挑战看看。
“只要能摸出第一段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就可算是学会了八成。”老师充满热情地说道，“接下来只是使用相同技巧继续往下摸，确认第二段及第三段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
但过了六十岁后，指尖触感灵敏程度已不若年轻时，光是要做到这点就不容易，其困难程度有点像是年纪大了才想学外语。不仅如此，要让手指每次只横向平移一个字（点字都是横书），也不是件简单的事，因此要读出排列在一起的文字可说是难上加难。字与字之间的间隔并不算宽，摸起来像是所有的点都黏在一起。
刚开始每天练习时，使用的是排列了数十个六点都是凸点的“め”（me）的教材。这可以让手指习惯每次只平移一个字的宽度。由于每一排的长度不一，读完了一排后就要回到排头，接着跳到下一排。
努力练习了半年以上，我已能读完一整页的点字，只不过要花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老师说希望我再努力练个一年，以五分钟读完一页为目标。如今已过八年，我依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已将时间缩短至十分钟左右。
我终于习惯了全盲的世界，开始能够一个人生活。但心中的孤独与落寞从来没有消失过，妻离子散的人生，就像一艘老朽的小船漂浮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我好想挽回女儿的心，与外孙女创造共同的回忆。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无论如何，必须让夏帆获得器官捐赠才行。
我收到了第九封点字俳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