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导盲杖的前端敲到了类似塑料袋的物体，我试着上下左右地敲打那个物体，声音各不相同。有敲在纸板上的声音，有敲在塑料板上的声音，还有似包装盒一般略硬却带有弹性的声音，显然是袋垃圾。
对了，今天是收垃圾的日子。但最近实在太忙，完全忘记要清掉家里的垃圾，看来只能下次再丢了。
我一边敲打导盲杖一边继续前进。
“村上先生，请等一下！”右边传来女人的说话声，“你是不是将垃圾袋扔在我家门口了？”
“咦？我今天没丢垃圾。”
“——噢，那到底是谁？真没公德心。”
我听见那女人不耐烦地在垃圾袋里翻来翻去，多半是想要找出足以证明垃圾主人身份的东西。虽然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在看我，但我还是向她行了一礼才转身离开。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起了那几首俳句，里头的用字遣词一句比一句耸动。
这些信到底是谁寄的？为什么要做这种事？这些俳句有个特征，那就是没有“季语”。若是日本人，应该会知道俳句中表现季节气氛的“季语”的重要性。当然，若是中国人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据说中国式俳句的“汉俳”，并不特别重视季语。
寄这些信的人，会不会就是自称村上龙彦的徐浩然？他在中国住了这么久，照理应该熟悉汉俳胜于俳句。但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到底想要向我传达什么讯息？不对，他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大可不必使用这种神秘兮兮的联络方式。倘若这些俳句中隐藏着暗号，那就表示寄信者处于只能以这种方式与我联系的状态。
我静静地等着信号灯变绿。前方不断传来疾驶而过的车声，感觉等了大约两分钟，左侧与我前进方向平行的车道开始传来车辆前进的引擎声。旁边的平行车道既然是绿灯，眼前的垂直车道应该是红灯。我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确认前方没有车声后，才一边用导盲杖敲打路面，一边跨入了车道。两步、三步、四步——我蓦然听见“啪”的一声清响，手上的重量顿时减半，再也感受不到导盲杖前端传来的触感。
我心里惊疑不定，拿起导盲杖一摸，竟然已从中折断。视障人士所使用的导盲杖与老人的拐杖不同，不需要承受身体的重量，何况刚刚也没有发生不小心插入脚踏车车轮缝隙之类的状况，导盲杖怎么会自己折断？
我独自站在完全无法掌握周围环境的马路中央，一时慌了手脚。借由导盲杖的前端，我可以获取地点、距离、方向、地形、有无障碍物等讯息，但如今我失去了这重要的工具。
难道是有人为了不让我继续追查下去，故意在我的导盲杖上动了手脚？
蓦然间，我想起腰包里还有一根备用的折叠式导盲杖，赶紧将它拿了出来。若不是随身携带着它，如今我就只能站在斑马线上发呆了。
无法折叠的直杆式导盲杖比较有韧性，而且能够使我清晰感受到前端传来的触感，但缺点是体积较占空间。相反地，折叠式导盲杖具有携带方便的优点，但容易折断，且杆身连接部位会吸收震动，减弱了触感传达力。
我用这根用不惯的折叠式导盲杖敲打路面，好不容易走到了马路的对面。
突然间，我的左手手腕感觉到了束缚，似乎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腕。由于毫无前兆，我吓得心脏扑通乱跳。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或许对方只是一片好心，想要帮助视障人士，我尽可能不让语气过于严厉。
“你是村上和久吧？”
对方的声音相当嘶哑，仿佛抽了太多烟，损伤了喉咙一般。
“对，请问你是——？”
“我们是东京入管局的人。”
对方用了“我们”这个字眼，显然至少有两个人。入管局应该是东京入境管理局的简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专门处理外国人问题的单位。他们来找我，若不是与岩手县老家的“哥哥”有关，就是与偷渡进入日本的徐浩然有关。
对方依然抓着我不放，我甩开了对方的手。
“真是失礼的家伙。”
“请问——是不是遇上麻烦了？需要叫警察吗？”突然有个年轻女人说道。
“小姐，请别误会，我们是入管局的人，这是我的手册。”另一个男人对她说道。
“——上头写着法务省，照片也是你本人没错——抱歉，看来是我误会了。”
接着我听见高跟鞋的清脆声响快步离去。
“我很想让你也看一看，可惜你的眼睛不方便——”
“没关系，我并不是怀疑你们，只是手腕突然被抓住，吓了一跳。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我说。
“你知道徐浩然这个人吧？他是否曾跟你联络过？”嘶哑的声音说道。
这个人说话口气相当蛮横霸道，令我想起了战争期间的关东军士兵。对于他的问题，我不敢贸然说出真话。那个偷渡进入日本的徐浩然，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村上龙彦，倘若此话属实，这意味着他是个在平成年号已过二十多个年头的现代，依然无法回归祖国的遗华日侨，更是——我的亲哥哥。我的一句话，可能会害他被强制遣送回中国。
“那是谁？他姓徐？是个韩国人吗？”我问道。
“别装疯卖傻了。他是个中国人，应该曾跟你接触过。”
“你们会不会认错人了？”
“徐浩然是个在中国遭到通缉的罪犯，他很擅长欺诈，他企图诓骗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好取得居留资格。他还有一些同伴，这些人也参与其中。”
“不会吧——”这话一出口，我赶紧闭上了嘴，但已经太迟了。
“看来你认识他。”嘶哑的讪笑声传来，“你已经被他骗得团团转了，快告诉我他在哪里。”
我心中迟疑，不晓得该不该说出曾接到他电话一事。难道徐浩然只是为了伪装成遗孤，才调查了村上龙彦的经历，然后打电话来诓骗我？抑或，这些都是想要将他逮捕归案的入管局人员所胡诌的说辞？我到底该相信哪一边？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说道。
嘶哑的声音咂了咂嘴，朝我踏出一步，我可以清楚感受到他的敌意与暴躁的情绪。
“好吧，算了。”另一个男人开口，“如果徐浩然再跟你接触，请你一定要联络我们。这个人满嘴谎言，说起谎来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难怪每个人都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
特别看护赡养院的泡茶间里，看护人员与老人的闲聊声此起彼落。有的人说话快得像连珠炮，仿佛要利用人生最后的时间能说多少就说多少，也有人说得相当缓慢，简直像是机器生了锈一般。但所有的声音都有个共通点，那就是语气开朗愉快，不带丝毫感伤。
右边还不时传来将棋或围棋的棋子在棋盘上碰撞的声音。
我坐在椅子上，一边喝着绿茶一边等待。没过多久，我听见了宛如尖叫的吱嘎声响逐渐靠近，最后停在我的桌子对面。
“我是曾根崎源三，真是非常抱歉，我只能坐着轮椅跟你说话。”
这个人的声音让我联想到涩柿子。第二代遗孤张永贵告诉我，这个人也曾到过中国，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村上龙彦，也就是我的哥哥。
“你好，我是——”我站了起来，隔着桌子伸出右手。
“抱歉，我是左撇子。”对方说。
于是我改为伸出左手。对方的手掌宛如受尽寒风摧残的枯枝。
“我是村上和久。”
“噢——！”曾根崎的沙哑嗓音中带着几分感叹与兴奋，“你是村上家的次男，对吧？”
“是的。曾根崎先生，你也去过中国？”
“对，我是长野县出身。”
“长野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去中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县？”“没错，这是县的方针。早在大正年间，长野县的信浓教育会就以海外发展主义为主流，把到海外去当成五大教育宗旨之一。老师一天到晚跟学生强调海外有多么美好，鼓励学生到海外发展。每个市镇都设置了信浓海外协会分部，学校也设立了‘拓殖科’。我的父亲就在教育界工作，经常对我提起这些。”
我突然想起那位担任义工的老妇人曾经提过，“当初是以同乡组团为原则”，我家是岩手县，为何这个人却是长野县出身？
“曾根崎先生，你不是岩手县人？”
对方突然陷入了沉默。周围老人们的欢谈声似乎变得更响亮了。
“——同乡组团不是绝对原则。我们真的在同一团里，听到战败的消息后，我们还一起逃难，你不记得了吗？”
曾根崎不仅吞吞吐吐，而且似乎急着辩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隐瞒了什么？
“抱歉，我当时才四岁——”
“嗯，这么说也对，你那时年纪还小。我却是记得清清楚楚，简直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曾根崎先生，听说你战后一直在寻找我哥哥？”
“——是啊，我一直在找他。如今我晚上做梦，还是常常梦到你哥哥被松花江的滚滚河水吞没的那一幕。我当时实在应该背着他渡河才对，但是我那时候实在是自顾不暇——”
这句应该是曾根崎的真心话吧。他的声音让我联想到一棵伤痕累累的老树，一字一句都是充满了血泪的肺腑之言。
“曾根崎先生，这不是你的错。”我也受了他的影响，心中百感交集，“——那个时候，母亲选择背负年幼的我，而不是哥哥，所以哥哥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渡河——结果他就被冲走了。”
回想起来，不管是在中国东北，还是战后的贫穷日本，母亲一直是全心全意地照顾着我。但在我四十一岁失明之际，母亲也成了我宣泄怒气的对象。我满心认为自己罹患眼疾，全是当年在难民收容所内营养失调所致，最大的证据就在于当时我两眼失明了一阵子。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恨母亲愚蠢，当初竟然相信关东军会保护开拓团，因而延误了逃难的最佳时机。
“——当年的村上龙彦，我也记得一清二楚。在逃难的时候，他背着沉重的背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背包？我一听到这字眼，心里蓦然有个说不上来的疙瘩。仔细寻找四岁时的记忆，我想起来了——没错，哥哥确实背着一个塞满了食物及衣服的背包，除了睡觉之外，他随时都背在身上。对了，我又想起来了——那是因为苏联战斗机的机关枪射死了马，令我们无法再用马车载运行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景象。
但令我不解的是——
如果哥哥一直背着背包，怎么会被士兵的军刀砍中背部？但他的背确实被砍了一刀，那一幕是我亲眼所见，何况我还见过那伤痕。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的记忆似乎不太对劲——再试着回想，却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头痛，仿佛被人用木槌在脑门上敲了一记。
我按着额头摇了摇脑袋，朝曾根崎问道：“你一直在寻找我哥哥，是因为你认为该对我哥哥的不幸遭遇负责？”
“我——”
曾根崎沉吟了好一会儿。右边依然不断传来将棋或围棋碰撞棋盘的声音。
“当年的一切，都让我后悔不已。”曾根崎顿了一下接着说，“在难民收容所里，我跟我的儿子分开了，当时他病得快死了，有个中国人看不下去，叫我把孩子让给他当养子，我只好答应。半年后，我活着回到了日本，但这期间一直不知道儿子的生死吉凶。二十多年前，我参加访日调查团举办的认亲活动，竟然真的与儿子重逢了，他的脸上有烧伤的疤痕，那是在逃难的时候被炸伤的痕迹，让我可以肯定他就是我的儿子。我很想紧紧抱住他，但我强忍着泪水，对周围的人说：‘这个人不是我儿子——’”
“为何你要这么说——？”
“当时我已退休，生活过得很拮据。我没有能力扛起身份担保人的那些沉重义务，只好选择逃避，我也是迫不得已。后来虽然有了非亲人也能担任身份担保人的制度，但那时我儿子已经在中国病死了。”
曾根崎说得痛心疾首，仿佛随时会被自己说出来的话语压垮。我仿佛看见了一棵因无人照顾而逐渐枯萎的孤独老树。
“我寻找村上龙彦的理由——”曾根崎用鼻子吁了一口气，痛苦地说，“抱歉，我现在还没有说出口的勇气。我希望有一天能跟他见一面，说上几句话，在我断气之前——”
哥哥与曾根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无从想象。在我的记忆之中，当初逃难时，我们一家人与其他家族并不常交谈，但毕竟是四岁时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
这个人一定隐瞒了什么。我心中抱持着强烈的怀疑。曾根崎话锋一转，用他那沙哑的声音说道：“对了，听说你到处探访当年的开拓团成员？”
“是的，我拜访了一些人。”
“在我寻找村上龙彦的下落时，曾遇到一位女士，据说她跟你们一家人是在同一时期到的东北。”
“真的吗？我想跟她见一面。”
我将身体往前凑。若是与母亲在同一时期前往的东北，应该跟哥哥相处过不短的时间。
“——她住在北海道。若你需要她的地址，我查一查再联络你。”
右边传来了在棋盘上放置棋子的声音，接着一名老人大喊：“将军！”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对了，今天是收垃圾的日子。但最近实在太忙，完全忘记要清掉家里的垃圾，看来只能下次再丢了。
我一边敲打导盲杖一边继续前进。
“村上先生，请等一下！”右边传来女人的说话声，“你是不是将垃圾袋扔在我家门口了？”
“咦？我今天没丢垃圾。”
“——噢，那到底是谁？真没公德心。”
我听见那女人不耐烦地在垃圾袋里翻来翻去，多半是想要找出足以证明垃圾主人身份的东西。虽然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在看我，但我还是向她行了一礼才转身离开。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起了那几首俳句，里头的用字遣词一句比一句耸动。
这些信到底是谁寄的？为什么要做这种事？这些俳句有个特征，那就是没有“季语”。若是日本人，应该会知道俳句中表现季节气氛的“季语”的重要性。当然，若是中国人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据说中国式俳句的“汉俳”，并不特别重视季语。
寄这些信的人，会不会就是自称村上龙彦的徐浩然？他在中国住了这么久，照理应该熟悉汉俳胜于俳句。但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到底想要向我传达什么讯息？不对，他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大可不必使用这种神秘兮兮的联络方式。倘若这些俳句中隐藏着暗号，那就表示寄信者处于只能以这种方式与我联系的状态。
我静静地等着信号灯变绿。前方不断传来疾驶而过的车声，感觉等了大约两分钟，左侧与我前进方向平行的车道开始传来车辆前进的引擎声。旁边的平行车道既然是绿灯，眼前的垂直车道应该是红灯。我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确认前方没有车声后，才一边用导盲杖敲打路面，一边跨入了车道。两步、三步、四步——我蓦然听见“啪”的一声清响，手上的重量顿时减半，再也感受不到导盲杖前端传来的触感。
我心里惊疑不定，拿起导盲杖一摸，竟然已从中折断。视障人士所使用的导盲杖与老人的拐杖不同，不需要承受身体的重量，何况刚刚也没有发生不小心插入脚踏车车轮缝隙之类的状况，导盲杖怎么会自己折断？
我独自站在完全无法掌握周围环境的马路中央，一时慌了手脚。借由导盲杖的前端，我可以获取地点、距离、方向、地形、有无障碍物等讯息，但如今我失去了这重要的工具。
难道是有人为了不让我继续追查下去，故意在我的导盲杖上动了手脚？
蓦然间，我想起腰包里还有一根备用的折叠式导盲杖，赶紧将它拿了出来。若不是随身携带着它，如今我就只能站在斑马线上发呆了。
无法折叠的直杆式导盲杖比较有韧性，而且能够使我清晰感受到前端传来的触感，但缺点是体积较占空间。相反地，折叠式导盲杖具有携带方便的优点，但容易折断，且杆身连接部位会吸收震动，减弱了触感传达力。
我用这根用不惯的折叠式导盲杖敲打路面，好不容易走到了马路的对面。
突然间，我的左手手腕感觉到了束缚，似乎有人抓住了我的手腕。由于毫无前兆，我吓得心脏扑通乱跳。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或许对方只是一片好心，想要帮助视障人士，我尽可能不让语气过于严厉。
“你是村上和久吧？”
对方的声音相当嘶哑，仿佛抽了太多烟，损伤了喉咙一般。
“对，请问你是——？”
“我们是东京入管局的人。”
对方用了“我们”这个字眼，显然至少有两个人。入管局应该是东京入境管理局的简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专门处理外国人问题的单位。他们来找我，若不是与岩手县老家的“哥哥”有关，就是与偷渡进入日本的徐浩然有关。
对方依然抓着我不放，我甩开了对方的手。
“真是失礼的家伙。”
“请问——是不是遇上麻烦了？需要叫警察吗？”突然有个年轻女人说道。
“小姐，请别误会，我们是入管局的人，这是我的手册。”另一个男人对她说道。
“——上头写着法务省，照片也是你本人没错——抱歉，看来是我误会了。”
接着我听见高跟鞋的清脆声响快步离去。
“我很想让你也看一看，可惜你的眼睛不方便——”
“没关系，我并不是怀疑你们，只是手腕突然被抓住，吓了一跳。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我说。
“你知道徐浩然这个人吧？他是否曾跟你联络过？”嘶哑的声音说道。
这个人说话口气相当蛮横霸道，令我想起了战争期间的关东军士兵。对于他的问题，我不敢贸然说出真话。那个偷渡进入日本的徐浩然，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村上龙彦，倘若此话属实，这意味着他是个在平成年号已过二十多个年头的现代，依然无法回归祖国的遗华日侨，更是——我的亲哥哥。我的一句话，可能会害他被强制遣送回中国。
“那是谁？他姓徐？是个韩国人吗？”我问道。
“别装疯卖傻了。他是个中国人，应该曾跟你接触过。”
“你们会不会认错人了？”
“徐浩然是个在中国遭到通缉的罪犯，他很擅长欺诈，他企图诓骗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好取得居留资格。他还有一些同伴，这些人也参与其中。”
“不会吧——”这话一出口，我赶紧闭上了嘴，但已经太迟了。
“看来你认识他。”嘶哑的讪笑声传来，“你已经被他骗得团团转了，快告诉我他在哪里。”
我心中迟疑，不晓得该不该说出曾接到他电话一事。难道徐浩然只是为了伪装成遗孤，才调查了村上龙彦的经历，然后打电话来诓骗我？抑或，这些都是想要将他逮捕归案的入管局人员所胡诌的说辞？我到底该相信哪一边？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说道。
嘶哑的声音咂了咂嘴，朝我踏出一步，我可以清楚感受到他的敌意与暴躁的情绪。
“好吧，算了。”另一个男人开口，“如果徐浩然再跟你接触，请你一定要联络我们。这个人满嘴谎言，说起谎来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难怪每个人都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
特别看护赡养院的泡茶间里，看护人员与老人的闲聊声此起彼落。有的人说话快得像连珠炮，仿佛要利用人生最后的时间能说多少就说多少，也有人说得相当缓慢，简直像是机器生了锈一般。但所有的声音都有个共通点，那就是语气开朗愉快，不带丝毫感伤。
右边还不时传来将棋或围棋的棋子在棋盘上碰撞的声音。
我坐在椅子上，一边喝着绿茶一边等待。没过多久，我听见了宛如尖叫的吱嘎声响逐渐靠近，最后停在我的桌子对面。
“我是曾根崎源三，真是非常抱歉，我只能坐着轮椅跟你说话。”
这个人的声音让我联想到涩柿子。第二代遗孤张永贵告诉我，这个人也曾到过中国，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村上龙彦，也就是我的哥哥。
“你好，我是——”我站了起来，隔着桌子伸出右手。
“抱歉，我是左撇子。”对方说。
于是我改为伸出左手。对方的手掌宛如受尽寒风摧残的枯枝。
“我是村上和久。”
“噢——！”曾根崎的沙哑嗓音中带着几分感叹与兴奋，“你是村上家的次男，对吧？”
“是的。曾根崎先生，你也去过中国？”
“对，我是长野县出身。”
“长野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去中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县？”“没错，这是县的方针。早在大正年间，长野县的信浓教育会就以海外发展主义为主流，把到海外去当成五大教育宗旨之一。老师一天到晚跟学生强调海外有多么美好，鼓励学生到海外发展。每个市镇都设置了信浓海外协会分部，学校也设立了‘拓殖科’。我的父亲就在教育界工作，经常对我提起这些。”
我突然想起那位担任义工的老妇人曾经提过，“当初是以同乡组团为原则”，我家是岩手县，为何这个人却是长野县出身？
“曾根崎先生，你不是岩手县人？”
对方突然陷入了沉默。周围老人们的欢谈声似乎变得更响亮了。
“——同乡组团不是绝对原则。我们真的在同一团里，听到战败的消息后，我们还一起逃难，你不记得了吗？”
曾根崎不仅吞吞吐吐，而且似乎急着辩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隐瞒了什么？
“抱歉，我当时才四岁——”
“嗯，这么说也对，你那时年纪还小。我却是记得清清楚楚，简直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曾根崎先生，听说你战后一直在寻找我哥哥？”
“——是啊，我一直在找他。如今我晚上做梦，还是常常梦到你哥哥被松花江的滚滚河水吞没的那一幕。我当时实在应该背着他渡河才对，但是我那时候实在是自顾不暇——”
这句应该是曾根崎的真心话吧。他的声音让我联想到一棵伤痕累累的老树，一字一句都是充满了血泪的肺腑之言。
“曾根崎先生，这不是你的错。”我也受了他的影响，心中百感交集，“——那个时候，母亲选择背负年幼的我，而不是哥哥，所以哥哥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渡河——结果他就被冲走了。”
回想起来，不管是在中国东北，还是战后的贫穷日本，母亲一直是全心全意地照顾着我。但在我四十一岁失明之际，母亲也成了我宣泄怒气的对象。我满心认为自己罹患眼疾，全是当年在难民收容所内营养失调所致，最大的证据就在于当时我两眼失明了一阵子。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恨母亲愚蠢，当初竟然相信关东军会保护开拓团，因而延误了逃难的最佳时机。
“——当年的村上龙彦，我也记得一清二楚。在逃难的时候，他背着沉重的背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背包？我一听到这字眼，心里蓦然有个说不上来的疙瘩。仔细寻找四岁时的记忆，我想起来了——没错，哥哥确实背着一个塞满了食物及衣服的背包，除了睡觉之外，他随时都背在身上。对了，我又想起来了——那是因为苏联战斗机的机关枪射死了马，令我们无法再用马车载运行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景象。
但令我不解的是——
如果哥哥一直背着背包，怎么会被士兵的军刀砍中背部？但他的背确实被砍了一刀，那一幕是我亲眼所见，何况我还见过那伤痕。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的记忆似乎不太对劲——再试着回想，却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头痛，仿佛被人用木槌在脑门上敲了一记。
我按着额头摇了摇脑袋，朝曾根崎问道：“你一直在寻找我哥哥，是因为你认为该对我哥哥的不幸遭遇负责？”
“我——”
曾根崎沉吟了好一会儿。右边依然不断传来将棋或围棋碰撞棋盘的声音。
“当年的一切，都让我后悔不已。”曾根崎顿了一下接着说，“在难民收容所里，我跟我的儿子分开了，当时他病得快死了，有个中国人看不下去，叫我把孩子让给他当养子，我只好答应。半年后，我活着回到了日本，但这期间一直不知道儿子的生死吉凶。二十多年前，我参加访日调查团举办的认亲活动，竟然真的与儿子重逢了，他的脸上有烧伤的疤痕，那是在逃难的时候被炸伤的痕迹，让我可以肯定他就是我的儿子。我很想紧紧抱住他，但我强忍着泪水，对周围的人说：‘这个人不是我儿子——’”
“为何你要这么说——？”
“当时我已退休，生活过得很拮据。我没有能力扛起身份担保人的那些沉重义务，只好选择逃避，我也是迫不得已。后来虽然有了非亲人也能担任身份担保人的制度，但那时我儿子已经在中国病死了。”
曾根崎说得痛心疾首，仿佛随时会被自己说出来的话语压垮。我仿佛看见了一棵因无人照顾而逐渐枯萎的孤独老树。
“我寻找村上龙彦的理由——”曾根崎用鼻子吁了一口气，痛苦地说，“抱歉，我现在还没有说出口的勇气。我希望有一天能跟他见一面，说上几句话，在我断气之前——”
哥哥与曾根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无从想象。在我的记忆之中，当初逃难时，我们一家人与其他家族并不常交谈，但毕竟是四岁时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
这个人一定隐瞒了什么。我心中抱持着强烈的怀疑。曾根崎话锋一转，用他那沙哑的声音说道：“对了，听说你到处探访当年的开拓团成员？”
“是的，我拜访了一些人。”
“在我寻找村上龙彦的下落时，曾遇到一位女士，据说她跟你们一家人是在同一时期到的东北。”
“真的吗？我想跟她见一面。”
我将身体往前凑。若是与母亲在同一时期前往的东北，应该跟哥哥相处过不短的时间。
“——她住在北海道。若你需要她的地址，我查一查再联络你。”
右边传来了在棋盘上放置棋子的声音，接着一名老人大喊：“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