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阿纳瑞斯
他们一行六人，借着落日的余晖去阿比内北公园的运动场，天气很热，到处尘土飞扬。之前他们刚参加了一个现场烹调的街头庆祝宴席，一顿正餐几乎吃了整整一个下午，每个人都吃得心满意足。
今天是仲夏的一个节日——起义日，纪念发生在尼奥埃希拉的首次大起义，那次事件发生在乌拉斯纪元740年，距今已有两百多年。这一天里，厨师以及食堂工作人员都被公社其他成员奉为上宾，因为当年正是厨师服务员协会发起的罢工最终导致了起义。在阿纳瑞斯还有许多类似的习俗和节日，它们既是这个星球生命节律的自然产物，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共同劳作的人们一起欢庆的需要。其中一些节日是由移居者及其后裔创立，比如丰收节和冬至节、夏至节。
他们聊着天，大家都懒洋洋的，只有塔科维亚除外。她跳了好几个小时的舞，吃了一大堆的烤面包和泡菜，感觉精力极其充沛。她说：“为什么要把科维戈特派到凯伦海渔场去呢？他在那里得重起炉灶，自己原来的研究项目却被交给了图利伯。”她所在的研究协会被并入了一项由PDC直接管理的计划中，现在她开始强烈赞同比达普的某些观点：“就因为科维戈特是一位很出色的生物学家，而且不同意西玛斯那些老旧过时的理论，图利伯一无是处，只会在澡堂子里给西玛斯擦背。看着好了，西玛斯退休之后谁会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呢？就是她，图利伯，我敢打赌！”
“打赌是什么意思？”问话的人显然对她这种针砭时弊的言论不敢苟同。
比达普现在腰部长了不少赘肉，对锻炼身体变得很上心，现在正认真地绕着操场慢跑。其他人则坐在树荫下的一个土堆上锻炼着嘴皮子。
“那是伊奥语中的一个动词，”谢维克说，“乌拉斯人玩的一种游戏，猜概率的，猜对的人可以得到一些对方拥有的财物。”虽然萨布尔要他将学习伊奥语这件事保密，不能跟人提起，他却早已将这个禁令抛诸脑后了。
“普拉维克语中怎么会有伊奥语的词呢？”
“那些移居者，”另一个人说道，“他们学习普拉维克语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肯定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习惯用原有的语言进行思维。我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见鬼’这个词也不是普拉维克语——也是伊奥语。法里戈夫在创造这门语言的时候并没有造那些骂人的词，也没准儿他造了，但是他的电脑却不觉得那些词有什么必要。”
“那么‘地狱’这个词呢？”塔科维亚问道，“我一直以为我小时候那个镇上的储粪站就是地狱。‘下地狱吧！’就是让人去最糟糕的地方。”
数学家迪萨尔已经在学院里得到终身职位，却还是老跟着谢维克厮混，只是很少跟塔科维亚搭腔。这会儿，他用他惯有的那种电报式风格说道：“意为乌拉斯。”
“在乌拉斯，这个词的意思是人死的时候会去的地方。”
“就是夏天被派去西南区。”塔科维亚的老朋友，搞生态学研究的特拉斯说道。
“在伊奥语中，这个词是有宗教意味的。”
“我知道你必须看用伊奥语写的书，谢夫，可是难道你连宗教的东西也看吗？”
“乌拉斯一些古老的物理学概念都带有宗教意味的，那样的观点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地狱’的意思就是极度邪恶的地方。”
“就是环谷的肥料站。”塔科维亚说，“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
比达普筋疲力尽地回来了，身上一层白白的灰尘，被汗水弄得一道一道的。他重重地在谢维克身边坐下，大口喘着粗气。
“说几句伊奥语吧。”谢维克的学生里夏特问道，“伊奥语听起来是什么样的呢？”
“你也知道啊：地狱！该死！”
“那也别冲着我骂呀。”女孩儿哈哈笑了起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吧。”
谢维克用伊奥语说了一个句子，语气很和善。“我并不确定该如何发音，”他补充道，“我是猜的。”
“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时间的流淌是人类意识的一个特征，那么过去和将来便都是思想的产物。这话是早期的一位因果论者齐赖穆屈所说。”
“别人在说话，而你却全然无法理解，想想真是怪异！”
“在乌拉斯，不同地方的人相互就听不懂对方的话。他们有好几百种不同的语言，月球上都是些疯狂的政府主义者……”
“水，水。”比达普还是气喘不止。
“没有水。”特拉斯说道，“已经有十八旬没有下雨了，准确地说是一百八十三天。这是阿比内四十年以来为时最长的一次干旱。”
“这样的状况如果还在继续，我们就只能重复利用尿液了，二零年时人们就这样。来杯尿吗，谢夫？”
“别开玩笑了。”特拉斯说，“我们已经命悬一线了。会有充足的雨水吗？南台的叶类作物颗粒无收，那里已经整整三十旬没有下雨了。”
大家都抬起头，仰视着灰蒙蒙的金色天空。他们的上方是来自旧世界的高大树木，锯齿状的树叶在树枝上耷拉着，叶片因为缺乏水分卷了起来，上头布满灰尘。
“不会再有大旱的。”迪萨尔说，“现代脱盐植物，能预防。”
“它们也许能够减轻旱情。”特拉斯说道。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很早，很冷，北半球异常干燥。阿比内宽阔低洼的街道上，冷风挟带着冰冷的尘土呼啸而过。澡堂里用的水都要经过严格配给：口渴和饥饿比清洁问题更紧要。阿纳瑞斯两百万人口所需的食物和衣物都是来自霍勒姆这种植物：叶子、种子、纤维和根茎。仓库和补给站还有一些库存纺织品，但食物储备向来就不富裕。海水被引到陆地上来，以确保植物的存活。城市的上空没有一丝云彩，本应清澈明亮，但从南部和西部更干燥的地方被风挟裹而来的尘土却将天空染成了黄色。有时尼希拉斯的方向刮来的一阵北风会驱散这层黄雾，留下一片敞亮的天空，颜色从边缘的深蓝色逐步过渡到天顶的紫色。
塔科维亚怀孕了。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昏昏欲睡、非常温顺。“我是一条鱼，”她说，“水里的一条鱼。我在我身体里那个婴儿的身体里。”不过也有时候，她觉得工作让她不堪重荷，或者觉得肚子很饿，因为食堂现在供应的伙食比起以前减少了。孕妇和老人孩子一样，每天可以得到少量加餐，就是十一点钟可以吃一顿中饭，但是因为工作安排得很满，她常常会错过这餐饭。她自己可以错过一顿饭，但却不能让实验室鱼缸里的鱼儿错过一次喂食。朋友们经常会给她带点儿他们自己正餐时省下来的食物或者他们的公共食堂里吃剩下来的东西，一个馅饼或是一片水果之类。她满怀感激地吃下这些东西，却还是非常想吃糖果，而糖果现在很少有供应。累的时候，她就会变得急躁，很容易心烦，一言不合便会大发脾气。
进入暮秋之后，谢维克完成了《共时原理》初稿。他将稿子拿给萨布尔审阅，看是否可以出版。萨布尔留下了稿子，一旬、两旬、三旬时间过去了，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谢维克去问他。他回答说还没有看，他太忙了。谢维克耐着性子继续等着。时间已经是仲冬。日复一日，空中刮着干燥的风，地面已经结冻。所有事情似乎都停了下来，一种令人不安的停顿——等候着下雨，等候着新生命的诞生。
屋子里很暗。城市里的灯光次第亮起，在暗灰色的高空下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塔科维亚走进来，打开灯。她没有脱掉外套，径直走到暖气罩边蜷起身子。“哦，好冷啊！太难受了。走路的时候我觉得脚像是直接踩在冰河上，回家的路上脚疼得厉害，我都快哭出来了。没用的靴子！我们怎么就不能做出像样的一双靴子来呢？你黑灯瞎火地坐着干吗？”
“不知道。”
“你去食堂了吗？我在回家的路上吃了口剩饭。我必须加班，库库里鱼子正在孵化，我们得赶在大鱼把它们吃了之前把小鱼苗从鱼缸里捞出来。你吃了吗？”
“没有。”
“别这样阴沉着脸，今晚请别这样。如果再有什么事儿不对劲儿，我非哭出来不可。我一直都想哭。该死的、愚蠢的荷尔蒙！真希望我能像鱼儿一样生育后代，产下鱼子，然后游走，一切就完事了，除非我自己游回来把它们吃掉……别再像个雕像一样坐着了，我受不了了。”她蹲在冒着一丝热气的暖气片边，一边伸出僵硬的手指想要把靴子解开，眼里已经涌出了泪水。
谢维克一言不发。“怎么了？你不能就那样坐着啊！”
“萨布尔今天把我找去了。他不打算向出版社推荐《共时原理》那本书，也不建议将它寄给乌拉斯人。”
塔科维亚僵住了，不再费劲地摆弄鞋带，只是回头盯着谢维克。最后她终于说道：“他究竟是怎么说的？”
“他写的评语就在桌子上。”
她站起身来，只穿着一只靴子，拖着脚走到桌子旁边，然后倚在桌子上，双手插兜，看着那份评语。
“‘在奥多主义社会，因果物理学是通往物理智慧思想的康庄大道。自阿纳瑞斯大移居以来，这已成为一项公认的原则。自以为是地偏离这一原则，其结果要么是徒劳地围着不切实际的假想绕圈子，对社会组织一无用处；要么就是成为乌拉斯那些投机国家不负责任的御用科学家的应声虫，只会重复他们那些宗教迷信的猜测……’哦，这个投机分子！这个小心眼、嫉贤妒能、只会拿奥多来说事的小人！他要把这样的评语交给出版社吗？”
“他已经交了。”
她跪下身子，把靴子从脚上拽下来。她抬头瞟了几眼谢维克，不过没有靠到他身上，也没有打算抚摸他。有好一会儿，她一言不发。等她开口的时候，声音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激动了，而是回到了沙哑的自然状态。“那你打算怎么做，谢夫？”
“没什么可做的。”
“我们要把这本书印出来。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印刷协会，学着排版，然后把它印出来。”
“纸张的配给已经降到极限。只有非常重要的东西才能付印。在霍勒姆树种植园能保障生产之前，只有PDC的出版物可以付印。”
“那么你能不能把文章稍微改头换面一下呢？把你真正要说的东西伪装一下，把它包装成因果物理学的样子。那样他就可以接受了。”
“黑色是不可能伪装成白色的。”
她没有问是否可以通过别的方法绕过萨布尔。在阿纳瑞斯，没有人会有绕过别人的念头，没有可供迂回的小道。如果你不能跟自己所在协会的理事们协同合作，那就只能孤军作战。
“如果……”她又打住话头，站起身来，把靴子放到暖气上烘干，然后把外套脱下挂起，又拿过一条厚重的手纺披肩披在身上。她走到床边坐下，身子坐定之前嘴里咕哝了一下，然后抬头看着谢维克的侧影。谢维克仍旧愣愣地坐在她和窗子之间。
“如果你提议让他联合署名会怎样，就像你第一篇论文那样？”
“萨布尔不会在一篇‘宗教迷信的猜测’上署名的。”
“你确信吗？你确信他真的是那么想吗？他知道这篇东西的分量，知道你做出的是怎样的一个成果。你不总是说他很精明吗？他知道这篇东西能把他还有整个因果物理学派扔进废物箱。想想看，如果他可以跟你分享，分享这个荣誉！他这个人如此自我主义。只要他可以向人们宣称这是他的书……”
谢维克痛苦地说道：“对我来说，跟他分享那本书，就像要我跟他分享你一样。”
“别这么看问题，谢夫。至关重要的是书本身——是这些观点。听我说，我们的孩子，我们不会只想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我们想的是去爱他。可是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他留在我们身边就会死去，只有把他送去托儿所才能让他活下去，而且我们不能再看到他，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如果要让我们做选择，我们会选哪个呢？是留下一个死婴，还是让他活下去？”
“我不知道。”他说。他双手托住脑袋，痛苦地揉着额头，“是的，当然，是的。可是这个……可是我……”
“兄弟，亲爱的。”塔科维亚说道。她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膝上，却没有冲他伸出手去。“书上写谁的名字并不重要。人们会了解真相的，书的本身就能说明一切。”
“我和书是一体的。”他说，然后闭上双眼，一动不动地坐着。塔科维亚这才怯怯地靠到他身边，温柔地抚摩他，如同在抚摩一处伤口。
164年的年初，第一本不完全版的、经过大刀阔斧改动的《共时原理》在阿比内出版，作者是萨布尔及谢维克。PDC现在只印刷那些最重要的档案和指示，但萨布尔在出版社及PDC信息部门都很有影响力，他让他们相信这本书在对外宣传方面的价值。他说，阿纳瑞斯目前的干旱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饥荒，让乌拉斯人幸灾乐祸；最近一次飞船带来的伊奥国出版物上充斥着各种自以为是的预言，宣称奥多主义经济即将崩溃。我们要出版一部纯粹、伟大的思想著作，萨布尔说，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反击更为有力呢。“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他在修正过的评论中写道，“在我们的物质生活面临灾祸时，它却腾空而起，证明了奥多主义社会永不衰竭的活力，在人类思想的任何一个领域，它都能超越政府统治之下的社会。”
这本书因此得以出版，一共印刷了三百本，其中十五本通过伊奥飞船“警惕号”运到乌拉斯。谢维克从来没有翻开过这本书。不过，他在那包出口到乌拉斯的书当中放了一份完整的手写原稿，还在封皮上附了一张便条：请将其交予伊尤尤恩大学贵族科学院的阿特罗博士，顺致作者对博士的问候。萨布尔在对包裹进行最后审核时，肯定注意到了多出来的这样东西。他是把手稿取出来还是留下了，谢维克无从知晓。也许他怀恨在心，把它给没收了；也许他知道被他肆意篡改之后的删节本无法对乌拉斯的物理学家们产生预期的效果，于是放行了。事后他没有跟谢维克提起这份手稿，谢维克也没有问过。
那年春天，谢维克变得沉默寡言。他申请了一个志愿者岗位，去南阿比内参与修建一座新的水循环工厂。大部分时间里，他要么去工厂干活，要么去上课。他又重新开始了亚原子的研究，晚上经常在学院的加速器旁边或者实验室里，跟那些粒子学专家一起度过。跟塔科维亚以及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变得沉静温和，显得很冷淡。
塔科维亚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走路时像端了一大篮沉重的脏衣服。她坚持去鱼类实验室工作，一直到物色并培训好一位合适的接班人之后，她才回家准备生产，这时已经超出预产期一旬的时间了。这天下午，谢维克回到家。“你可以去叫接生员了，”塔科维亚跟他说道，“告诉她宫缩是四到五分钟一次，不过没怎么加快，所以也不用太着急。”
他急急忙忙去了，却发现接生员没在，一下子慌得手足无措。接生员和街区医师都出去了，而且都没有像平常那样在门上留张字条告诉别人自己的行踪。谢维克的心脏重重地撞击着胸腔，一切忽然变得清清楚楚、令人恐惧。他把这种无助的状态看成了一个不祥的征兆。这个冬天以来，自从那本书的命运确定之后，他就在塔科维亚面前把自己封闭起来。她则变得越来越安静、被动和忍耐。现在他明白这种被动是什么了：是死亡的预备状态。其实真正自闭的人是她，而他却没有努力跟上她。他只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痛楚，却从未留意过她的恐惧，也看不到她的勇气。他将她放逐，因为他想要自我放逐，于是她只好一路前行，远去，远去，一个人独行到永远。
他往街区诊所跑去，跑到的时候已是上气不接下气、站立不稳，诊所的人还以为他心脏病犯了。谢维克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派出一个人去找一个接生员，让他赶紧回家，因为他的伴侣现在应该很想有人陪在身边。他急忙往家赶，每迈出一大步，就越发地确定自己将要失去塔科维亚，内心的惊慌、恐惧也就强烈了一分。
可回到家里之后，他却不能跪在塔科维亚面前请求她的宽恕，虽然他非常渴望这样做。塔科维亚已经没时间听他真情表白了；她非常忙碌，已经把台床上的东西清扫一空，只留下一条干净床单，现在正在床上准备分娩。她没有哭号也没有尖叫，似乎她并没有痛苦。但是每次宫缩时，她都得费劲地控制自己的肌肉和呼吸，结束之后她就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就像一个人用尽全力举起了一样重物后又放下。谢维克此前还从未见过有什么劳作需要一个人这样使出全身的力量。
她如此辛苦，令他无法袖手旁观。当她需要借助外力的时候他可以充当把手和杠杆的支点。几次调校之后，他们很快找到了最佳的位置，接生员来了之后他们也一直保持着那样的姿势。分娩时，塔科维亚蹲着身子，脸对着谢维克的大腿，双手攥着他紧绷的双臂。“好了。”伴着塔科维亚机器轰鸣般的粗重呼吸，接生员平静地说道，把一个身上沾满黏液但明显具有人形的小生命拽了出来。一股血流随之奔涌而出，还有一团乱糟糟的东西，不是人，也不是活的生命。被谢维克暂时遗忘的那种恐怖感觉又回来了，而且比先前更为强烈。在他看来，这东西就代表着死亡。塔科维亚松开他的手，身子软软地蜷在他脚边。他呆滞地弯下身子抱住她，心里又是恐惧又是忧伤。
“好了。”接生员说道，“帮她往边上挪一挪，我好把这些东西清理掉。”
“我想洗一洗。”塔科维亚有气无力地说道。
“来，帮她洗洗。那边那些布都是消过毒的——那边。”
“哇，哇，哇。”又传来了另一个声音。
屋里似乎挤满了人。
“好，”接生员说道，“过来，把小孩抱回到她身边，放到她胸前，这样有助于止血。我要把这个胎盘拿到诊所的冷库去，要十分钟时间。”
“哪里？哪里？”
“在婴儿床上。”接生员一边往外走，一边跟他说。谢维克找到那张小小的床，这张床在屋角待命已经有四旬的时间。他看到了那个小东西。刚才如此忙乱，也不知道接生员用什么法子居然把婴儿洗干净了，还给穿上了一件小袍子，所以现在小宝宝跟他刚看见时已经不一样了，不再像条滑溜溜的鱼了。下午的时间似乎不是慢慢流逝的，而是以快得出奇的方式一下子消逝掉了。天已经黑了，屋里已经亮起灯。谢维克把婴儿抱起来，送到塔科维亚身边去。婴儿的脸小得不可思议，眼睑紧闭着，薄薄的似乎一捅就破。“抱到这边来。”塔科维亚催他，“哦，快一点儿吧，把他抱过来给我。”
他抱着婴儿走过去，极其小心地将他放到塔科维亚的肚子上。“啊！”她温柔地叫道，声音里充满喜悦。
“男的女的？”过了一会儿，她睡意蒙眬地问道。
谢维克这会儿正坐在她的床边上，于是小心翼翼地查看了一番。他觉得辨别婴儿的性别有些费劲，因为跟孩子的腿和手相比，那件小袍子显得特别长。“是个女孩。”
接生员回来了，在屋里四处收拾着东西。“你们的表现真棒。”她这句评价是针对他们两个人的，而他们也淡淡地表示了同意。“明天早上我再过来看看。”她说完就走了。宝宝和塔科维亚都睡着了。谢维克俯身凑近塔科维亚。他原本习惯了她身上那种麝香似的好闻气味。可现在她身上的气味已经变了，变成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香味，睡觉的时候变得益发浓烈。她侧躺着，把宝宝拢在胸前，他非常轻柔地把一只手臂搭在她的身上。在满屋的生命气息中，他也慢慢地进入梦乡。
对于奥多主义者来说，一夫一妻制是一种双向合作，就跟合作研究、芭蕾舞联合表演或是在肥皂厂跟他人协作生产没有什么区别。男女配对也是一个自愿组成的联盟。双方如果愿意维系这种关系，那么它就可以存在下去；如果不愿意维系，那么就可以随时中止这种关系。这不是一项制度，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其中没有任何强迫，一切全凭个人意志决定。
这一点跟奥多的社会理论完全一致。承诺即法律，甚至包括条件不确定的一切承诺，这一点是奥多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个部分；当然她也主张变革的自由，后者似乎同承诺或者誓约相悖。但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自由，承诺才有了意义。承诺是一个方向，是自我对于可能性的限制。正如奥多所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方向，也就没有去处，那么也就不会有变革。一个人也许从来都不会行使选择及变革的自由，那情形就像坐牢一样，只不过监狱是自己修建的。那监狱仿佛一个迷宫，其中的每一条路都不是好的出路。于是奥多想到了承诺、誓言以及忠诚的概念，在错综复杂的自由当中，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很多人认为忠诚的概念不应当适用于性生活。他们说，奥多的女性特质使得她对于真正的性自由持排斥态度；抛开别的不说，在这一点上她是没有从男性的立场来考虑的。持这种批判意见的女性数量跟男性是相同的，因此奥多没有理解的似乎不仅仅是男性，而是整整一类人，对这些人来说，体验就是性愉悦的本质。
尽管她可能并不理解这些人，甚至有可能认为他们是离经叛道的占有狂——毕竟，如果说人类不是一个倾向于结对生活的物种的话，那它也有着世代相传的习俗。尽管如此，相对那些想要维持长久关系的人，她的观点对于那些性乱者更为有利。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会得到宽容，没有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罚款、没有惩处，也没有任何的反对。唯一的例外是强奸幼童和妇女，如果强奸犯没有马上被送去收容所，那么邻居们会对他进行更为严厉的惩处。不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骚扰行为是极端罕见的。因为人们从青春期开始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社会对性行为只施加一种温和的限制。这种限制是集体生活的要求，目的是保障隐私。
另一方面，那些打算维持配对关系的人，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那些尽情享受性乐趣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不仅要面临嫉妒、占有欲等一系列情感痼疾，因为一夫一妻的结合方式为这些痼疾提供了成长的温床，同时还要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组织额外施加给他们的诸多压力。一夫一妻的伴侣双方都非常清楚，两个人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紧急的劳动分配而天各一方。
负责劳力分配的分配处会尽量把一对伴侣安排在一起，如果一对分开的伴侣提出要求，他们也会尽量安排他们团聚；但这不一定总能做到，尤其是在紧急征用的情况下，没有人指望分配处会为了这个原因重排名单、重调电脑程序。为了生存，为了人生美满，每一个阿纳瑞斯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前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做需要自己做的事情。他们从小就知道，劳力分配是人生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这个社会永远需要它，随时需要它，而夫妻生活仅仅是个人的小事，只有在满足了社会的大需求后才能满足这个小需求。
不过，当一个人自由地选择了一个方向并全心全意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时，那么似乎任何事情都是在推动着自己向着这个方向深入。因此，即将成为现实以及已然成为现实的分离往往都会进一步巩固伴侣之间的忠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对于不忠，没有任何法律以及道德的惩戒，伴侣之间随时有可能要分离，这种分离是自愿接受的，也许会持续好几年。因此，要保持发自内心的真正忠诚多少都是个挑战。不过，人就是喜欢挑战，喜欢在逆境中追寻自由。
164年，很多人开始体验到这种自由，这是他们以往从未经历过的，他们喜欢这种自由，喜欢这种考验和危机的感觉。163年夏季开始的那场干旱到了冬天仍然没有缓解的迹象。到164年夏天，生活开始变得愈加困苦，如果旱情继续发展，很有可能会爆发一场大灾难。
各类物品都实施了严格的配给，劳力分配的决定更是要绝对服从。生产足量的食物、对食物进行合理的分配变成了一个痛苦不堪、令人绝望的过程。
不过人们却并未绝望。奥多曾写道：“没有了罪恶的占有、没有经济竞争的负担，一个孩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长，他就会有意愿去做需要他去做的事情，并且能从中得到快乐。只有那些无用的工作才会让人心情不快。一位哺育后代的母亲、一位学者、一位成功的猎人、一位好厨子、一位能工巧匠，所有那些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人，他们的快乐——这种持续的快乐，也许就是人类友爱乃至所有社会性的源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那年夏天，在阿比内有一股快乐的潜流。不管活有多重，干活的人却是轻松自在，随时准备着一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便将所有的忧愁抛诸脑后。“团结”这个老口号重又恢复了生机。毕竟，发现这种联结本身比一切的考验都要强大，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初夏的时候，PDC张贴了告示，建议人们将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一个小时左右，因为在公共食堂就餐所获得的蛋白质已经无法满足正常能量消耗的需要。原先一派繁忙的城市街道，现在节奏也缓慢了下来。提前下班的人们在广场上闲逛、在公园干燥的地面上玩木球游戏、坐在车间门口跟过路人搭讪。整个城市的人口明显地减少了，有好几千人或自愿申请或被紧急派遣去了农场。不过，人们之间相互的信任使沮丧和焦虑的情绪有所缓解。“我们可以互助互济，共渡难关。”大家沉着地说道。沉静的表面之下跳跃着巨大的活力。当北部郊区的井水干涸时，马上有大批志愿者前来铺设临时水管，这些人当中有专业人士也有非专业人士，有老也有少，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干活的。三十个小时之后，水管就铺好了。
夏天快过去的时候，谢维克被紧急派往南台红泉公社农场。雨季时赤道地区有了一些降雨，于是大家抓紧时间赶在旱情再次发作之前耕种、收割一茬庄稼。
他一直在期待着紧急调配，自从完成了上一次建筑工地的工作之后，他就在普通劳力组进行了登记。整个夏天，他所做的就是上课、看书、前去响应街区和全城发起的每一次志愿者活动，然后就是回家陪着塔科维亚和小宝宝。塔科维亚休息五旬之后又回实验室上班了，只在上午的时候去。作为一名正处于哺乳期的母亲，她每顿饭都有额外补充的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她把两样都充分利用起来；他们的朋友们已经没法再送食物给她，现在谁也剩不下食物了。她很瘦，但是很健壮，他们的孩子个子很小，却很结实。
孩子给谢维克带来了莫大的乐趣。早上的时候孩子都是他一个人带（只有在他去上课或是做志愿者的时候才会把她送到托儿所），他感受到一种责任感，这是为人父的负担，同时也是奖励。这个活泼敏感的小宝宝，成了谢维克最好的听众，让他有机会痛快倾泻那些憋了许久的长篇大论——塔科维亚说那是他的“疯狂裸奔”。他会把宝宝抱坐在膝上，天马行空地向她讲解宇宙哲学理论，跟她解释时间其实是空间的另一面，克罗农因此就是量子翻转的内脏，而距离也不过是光的一种偶然属性。他给宝宝起了各式各样、夸张荒唐的昵称，还对她念诵怪异离奇的助记儿歌：时间是镣铐，时间很残暴，时间是超机械、超机体——砰！——随着这砰的一声，宝宝身子微微地抬起来，尖叫着，胖乎乎的手攥成拳头挥舞着。这样的演练让他们俩都心满意足。接到派遣通知时，他觉得非常痛苦。他希望派自己去的地方能离阿比内近一些，而不是南台那边。他必须离开塔科维亚和才六十天大的宝宝，这一点固然讨厌，好在他们同时保证肯定能让他尽快回到她俩身边。既然有这个保证，他也就不再有怨言了。
在他临行的前夜，比达普过来跟他们一起在学院食堂吃饭，然后一起回到他们的屋子。屋里很热，灯没有开，窗户则是开着的，他们就坐在屋里聊着天。比达普平时用餐的那个食堂很小，对那里的厨师来说要做点儿特殊的安排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比达普把自己一旬的特别饮料配给都攒了起来，拿一个一公升装的果汁瓶子装着拎了过来。现在他骄傲地拿出瓶子，发起了一次饯行聚会。他们把饮料分成小份，心满意足地品味着，一边咂着嘴。“你们还记得吗？”塔科维亚说，“你离开北景的前夜，那么多吃的。我吃了九个炸面圈。”
“那时候你的头发很短，”谢维克说，这个回忆令他很是震惊，此前他从未将那个形象同塔科维亚联系在一起，“那是你，没错吧？”
“那你以为是谁呀？”
“见鬼，你那时候可真是个孩子！”
“你也是啊，都过去十年了。那时候我把头发剪短，可以显得与众不同，惹人注意。那样有很多好处！”她又愉快地大笑了起来，又赶紧憋了回去，以免吵醒宝宝。宝宝在婴儿床上熟睡，床边拉着帘子。其实一旦她睡着了，是没有什么能够吵醒她的。“我以前非常急切地想要与众不同。是为什么呢？”
“人一生中会有那么一个时间段，大约是二十岁的时候。”比达普说，“那时候你得做出选择，后面的人生是跟别的人一样过呢，还是要充分发扬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
“至少是乖乖地接受自己的不同之处。”谢维克说道。
“谢夫已经乖得过分了。”塔科维亚说，“他已经老了。人到三十肯定很糟糕。”
“别担心，你就算到了九十岁也不会变乖的。”比达普拍了拍她的后背，“你们还没接受孩子的名字吗？”
中央登记电脑会给每一个人起一个独有的名字，每个名字都是五个或者六个字母。在电脑化的社会中，若非如此，就得用数字来作为每一个人的标签。阿纳瑞斯人不需要什么身份，只需要一个名字。因此，每个人都觉得名字是自身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名字跟长相和身高一样，都由不得自己来选择。塔科维亚不喜欢分配给宝宝的那个名字，萨迪克。“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给人感觉就像含了一嘴的沙子，”她说，“跟她不配。”
“我喜欢，”谢维克说，“听上去就像一个苗条修长、有着一头乌黑长发的姑娘。”
“可她明明是个矮矮胖胖的小丫头，都看不到有头发。”比达普发表着自己的意见。
“要给她时间嘛，兄弟！听着，我有话要讲。”
“讲吧！讲吧！”
“嘘——”
“嘘什么？就算发洪水，宝宝还是照睡不误。”
“请安静。我现在觉得激情澎湃。”谢维克举起自己那杯果汁，“我想说——我想说的就是，我很高兴萨迪克能在现在来到这个世界。在这个艰苦的年份，在这个困苦的时代，在我们都需要手足情谊的时候。我真高兴，她出生在现在，在这里。真高兴她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是一位奥多主义者，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姊妹。真高兴她是比达普的姊妹。她是萨布尔的姊妹，竟然是萨布尔的姊妹！我举杯祈愿：在她有生之年里，萨迪克都会热爱自己的兄弟姊妹，一如今晚的我，热烈而欢欣鼓舞地热爱着大家。祈愿雨水的降临……”
同长途出行和海运一样，无线电、电话、邮政这些长途通信系统也由PDC负责协调管理，PDC同时也是这些通信系统最主要的用户。在阿比内没有“商业”，因为这里没有营销、广告、投资、投机等商业行为，因此邮件的主要构成就是各个工业及专业协会的往来信件、各个协会以及PDC的指示和通信、极其少量的私人信件。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随时随地地进行迁徙，因此每一个阿纳瑞斯人都更乐意在当下所处的地方寻找朋友，而不是过去待过的那些地方。在一个公社内部很少会用到电话，一般的公社都没有多大。即便是在阿比内，在每个“街区”里，也是保持着这种封闭式的、地域性的交往模式，街区就是一个半自治的公社，在街区里你只需步行便可以找到任何人、办成任何事。因此电话基本上都是长途的。电话系统由PDC所控制：私人电话必须通过邮件预约，否则通话双方就不能说上话，只能在PDC通话控制中心留口信。信件都是不封口的，当然不是法律的规定，只是一个惯例。个人之间的长途通信又耗材料又耗劳力，而且因为财政是公私不分的，所以很多人都反对不必要的通信或通话，觉得这是一种肤浅的做法，带有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的意味。这也许就是信件之所以不封口的原因：你无权要求别人给你捎信，如果他们不能看到信中的内容。运气好的话，你的信会通过PDC邮政飞船投递，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是通过运送物资的火车了。最后这封信会被送到信封上所写那个镇子的邮件站里，然后就在那儿躺着，因为没有邮递员，直到有人告诉收信人他有一封信，他自己才会去把信取回来。
不过，一件事情的必需与否是由个人自行决定的。谢维克和塔科维亚就定期地通信。他写道：
旅途还算不坏，坐的是一辆载客卡车，三天时间就到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劳力征用——他们说有三千人。干旱在此地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但不是食物的短缺。食堂里的配给量跟阿比内是一样的，在这里每天两顿饭都有煮绿咖啡，因为在当地这种东西是有盈余的，于是开始时我们也就以为食物有盈余了。可这里的气候实在是令人苦不堪言。这里是土区。空气很干燥，风不停地刮。偶尔下一小会儿雨，可是雨下过之后不到一小时，地面又开始变得松软，开始扬灰了。这一季的降雨量还没到年均降雨量的一半。工程队所有的人都嘴唇开裂，鼻子出血，眼睛发炎，咳嗽不止。那些长住在红泉的人，很多都得了尘咳病。婴儿最可怜了，很多婴儿的皮肤和眼睛都发炎了。我好奇地想，换作是半年之前，我会不会注意到这个呢？当上父亲之后观察力就敏锐起来了。活儿就是那些活儿，每个人都很友好，可是干燥的风实在很折磨人。昨天晚上我想到了尼希拉斯，还有那个晚上，当时风的声音就像水流的声音。对于这次分离我并不觉得遗憾。从中我得以发现，我开始给予得越来越少，似乎我拥有了你、你拥有了我之后，就没有别的需要做的了。真正的事实是跟相互拥有无关的。我们所做的就是在证实时间的整体性。告诉我萨迪克都在做什么。休息日里我会给一些人上课，是他们要求的，有一个女孩儿是天生的数学家，我打算把她推荐到学院去。
你的兄弟
塔科维亚写道：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让我很是担心。第三学期的排课表在三天之前张贴出来了，我想去看一下你在学院里的工作时间表，可是上面没有你的班级和教室。我想他们肯定是疏忽了，把你漏掉了，于是我就去了职工协会。他们说是的，他们想要让你教几何课。于是我又去了学院协调办公室，去找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女人，她是一问三不知：不，不，我什么也不知道，去中央调配处问问吧！我说废话。然后又去找萨布尔。可是他不在物理科办公室，我后来又去了两趟，都没能见着他。萨迪克戴着一顶漂亮的白帽子，是特拉斯用没有弄散的纱线给她织的，她看上去真是太迷人了。我可不想这样带着萨迪克去他住的地方去找，天晓得他是住房间还是住蚯蚓洞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呢。也许他也自愿去干活了，哈！哈！也许你应该给学院挂个电话，看看他们到底哪里搞错了？事实上，我去分配处的中央调配处查过，但是上头没有给你的新安排。那里的人都挺好的，就是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女人很无能，一点儿忙也帮不上，却没有人过问。比达普说得没错，我们已经让官僚作风悄悄地蔓延开来了。请赶快回来吧（带上那个数学天才女孩，如果有必要的话），离别确实很有教育意义，但是我想要的是你在我身边教育我。因为我的奶水不足，萨老是哭闹，他们现在每天给我增加了半升加钙果汁的配给。医生们真是大好人！谨此，你永远的，T.
谢维克没有收到这封信。这封信抵达红泉的邮件站之前，他已经离开南台了。
从红泉到阿比内大约有两千五百英里的路程。一个人要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只需要搭便车就可以，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可以用来运人，能运多少是多少；不过这次有四百五十个人被重新分配回了他们在西北区的常任职位，因此就特为他们准备了一列火车。这列火车全部是客运车厢，或者说这些车厢最近是用来运送乘客的。大家最不喜欢的是那些刚刚运过熏鱼的车厢。
旱情持续了一年之后，虽然运输联合会的工人们为了满足需求已经全力以赴，可正常的运输线路已经不堪重负。在这个奥多主义社会中，运输联合会是所有联合会中规模最大的。当然，它也是自发组织的，由各个地方协会联合而成，每个协会的代表负责协调以及同地方及中央PDC的沟通事宜。整个运输网络由运输联合会负责维护，在正常以及一般的紧急情况下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可以灵活地适应不同情况下的需求，各个运输协会都有庞大的团队及引以为傲的专业素养。他们给自己的机车、飞船取名为“不屈号”“持久号”“饮风号”等等。他们有自己的口号：目标必达！—切尽在掌握！可是现在，整个星球随时都可能受到饥荒的威胁，必须在不同地区之间有效运送食物，此外还有大量的紧急调派人员需要运送，这样的情形下就不再是一切尽在掌握了。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现有的交通工具也没有足够的人员来驾驶。联合会管理的那些带翅膀或是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全部投入使用，实习工人、退休工人、志愿者、紧急调配人员一齐上阵，帮着让那些卡车、火车、飞船开动起来，让港口、铁路调车场维持正常运转。
谢维克坐的这列火车跑起来的时间短，等候的时间长，因为他们得让那些供货火车先行。后来火车一下子停了整整二十个小时——一位调度员不知道是操劳过度还是经验不足，犯了一个过错，导致了前方某列火车失事。
火车停靠在一个小镇上，镇上的食堂以及仓库都没有额外的食物。这里不是农业公社，而是一个厂区，生产混凝土和泡沫石，因为这里正好有大量的石灰岩，又有一条适于航运的河流。镇上虽然也有些蔬菜园，但是食物并不能自给，要靠外部运送。如果火车上的四百五十个人有吃的，那当地的一百六十个人就得饿肚子。理想的状况是，大家一起分享食物，所有的人都半饥半饱。如果火车上是五十名，甚至是一百名乘客，公社的人也许可以省下哪怕一炉的面包给他们。但是四百五十个人得给多少呢？如果给这些乘客食物，他们自己也许得好几天粒米不进。而几天之后，供货列车能来吗？如果来的话，又能运多少食物来呢？最终，他们没有给乘客食物。
乘客们从当天早饭开始就一直没吃东西，整整饿了六十个小时。线路通畅之后，他们的火车又跑了一百五十英里，到了一个有旅客餐厅的车站后，他们才终于吃上了饭。
这是谢维克有生以来第一次饿肚子。工作时他有时候也不去吃饭，因为他不想费那个力，但是一天两顿饱饭总是有保障的，跟日出日落一样稳定。他从未想过，没有了这两顿饭会怎样。在他这个社会里，没有人会吃不上饭。
当时，火车停在一条铁路岔线上，停在一座伤痕累累、灰尘遍布的采石场和一家关闭的工厂之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饥饿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开始意识到了饥饿的严酷现实，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也许无法渡过这次饥荒的难关，无法继续保有团结的力量之源。当供给充足，甚至是勉强足够的时候，与人分享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供给不足的时候呢？这时候，力量就要开始介入了；有力就是有理；占上风的会是力量及其工具——暴力，还有它最忠实的盟友——游移躲闪的目光。
乘客对镇上居民的怨恨逐步加深，居民的行为却更为不堪——他们和“他们的”所有物，躲在“他们的”围墙里，对火车视而不见，看都不看一眼。很多人都跟谢维克一样沮丧失望；大家在车厢旁边长时间地讨论着，基本上都是关于一个话题，不停地有人加入讨论又有人退出，忽而相互争论忽而又达成了共识，谢维克的思绪追随着他们的讨论。有人郑重其事地提议去偷袭那些蔬菜园，随后大家开始了激烈的争论，要不是火车终于鸣响了汽笛、继续上路，也许这个计划就要付诸实施了。
可是最后，当火车缓缓地进了站，大家都吃了饭——半条霍勒姆面包和一碗汤——之后，笼罩着他们的阴霾情绪便一扫而光，他们又变得兴高采烈了。当碗见底了的时候，你才发现汤其实少得可怜，不过那第一口汤，你喝下去的第一口，真是妙不可言，为了这个味道饿上一阵子也是很值得的。这一点大家都表示同意。他们欢笑着、相互打趣回到火车上。他们携手渡过了难关。
到阿比内的乘客在赤道山转搭一列敞篷货运火车，走过了最后的五百英里路程。在初秋一个多风的夜晚，他们回到了城市。已经快到午夜时分了，街道上空荡荡的。风在街道上穿梭而过，像一条狂暴的河流，只是这河流并无水分。阴暗的街灯上方，群星闪耀。带着满腔的热情，冒着干燥的狂风，谢维克独自一人在幽暗的城市里一路小跑，跑到离北广场三英里外的住处。他一步就跨上了门廊的三级台阶，跑过走廊，来到门口，伸手打开了门。屋里漆黑一片，星星在黑乎乎的窗户上投下耀眼的光芒。“塔科维亚！”他叫道，可是没有回应。灯亮之前，在这片黑暗沉寂之中，他突然明白了离别的意味。
屋里什么也没少，本来也没有什么东西，只是少了萨迪克和塔科维亚。从敞开的房门外刮进来一股风，“占领无人区”轻轻地转动着，发出微弱的光。
桌上有两封信。一封是塔科维亚写的，很短：她被紧急调配到了东北区的食用藻试验开发实验室，期限不定。她写道：
凭良心说，我真没办法拒绝。我去了分配处找他们谈了，也看了他们递交给PDC生态学部门的方案，他们确实需要我，因为我研究的正是藻类—纤毛虫—小虾—库库里鱼生态循环系统。我在分配处请求他们将你派去罗尔尼，当然，在你自己也提出这个请求之前，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且如果学院的工作让你走不开的话，那这也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如果这次时间很长的话，我就要求他们再派别的遗传学者过来接替我，我就赶紧回去！萨迪克很好，会把“光”说成“缸”了。我们这次分开不会很久的。你永远的姐妹，塔科维亚。哦，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也来吧。
另外那封信其实是一张便条，一张小纸片上潦草地写着：“谢维克：物理学办公室，回来之后来找我。萨布尔。”
谢维克在屋里踱着步。那股热情，那股推动着他跑过了那么多条街道的力量，现在还在，可是这股力量只能作用到墙上再反弹回来。虽然他还想继续前进，却没法走远了。他看了看壁橱，里面只有他冬天的外套和一件衬衣，衬衣上头有塔科维亚的刺绣，她很喜欢精细手工；她自己仅有的几件衣服都已经不见了。屏风也收起来了，露出了空荡荡的婴儿床。台床上的东西没有收走，不过褥子整齐地卷了起来，上头盖着那条橙色毯子。谢维克走回桌边，把塔科维亚的信又看了一遍。他的眼中噙着愤怒的泪水。他身子哆嗦着，心里涌起了一阵强烈的失望和愤怒，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最糟糕的是，你没法把这一切归咎到某个人身上。社会需要塔科维亚，需要她去同饥饿作战——她在挨饿，他在挨饿，萨迪克也在挨饿。社会跟他们不是对立的，社会为他们而存在，跟他们同在；他们就是这个社会。
可是他却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书、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孩子。你还能要求一个男人放弃多少东西呢？
“该死的！”他大声说道。普拉维克语不适合用来骂人。既然性并不肮脏，又没有什么亵渎的话语，骂人就变得很困难了。“哦，该死的！”他又说了一遍。他恨恨地把萨布尔那张脏兮兮的小便条揉成一团，然后攥紧拳头撞击着桌子边缘，一次，两次，三次，他热切地希望能有疼痛的感觉。可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什么也做不了，哪儿也去不了。他最后只好解开褥子，孤独地躺下睡觉。他睡得很不舒服，不停地做着噩梦。
早上第一件事儿，是布努波过来敲门。他开了门，但没有把身子让开请她进屋。她是飞行器机械厂的机械师，五十岁，住在走廊的另一头。塔科维亚总是能被她逗乐，谢维克却对她很是反感。原因只有一个，她觊觎他们的房子。她说，房子第一次腾空时，她就已经去要过了，可是街道住房登记员跟她有矛盾，所以她没能如愿。她现在的房间里没有角窗，谢维克屋里的窗户是她的梦想。不过是个双人间，可她却是一个人住，现在住房这么紧张，她这样就显得太自私了。不过要不是她编借口把谢维克逼得没办法了，他是不会费口舌去反驳她的。她唠唠叨叨地解释着。她有了一个伴侣，一个终身伴侣。“就像你们俩。”说这话时她还假笑了一声。只是那个伴侣在哪里呢？不知道为什么，她说话时一直用的是过去时态。而且，对于踏进布努波家门的那些个男人来说，那个双人间相当不错了，来布努波家的男人每天晚上都要换，就跟她还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十七岁小姑娘一样。塔科维亚羡慕地旁观着。布努波会来找她，跟她说那些男人的事情，一边没完没了地抱怨。房间没有角窗只是她无数委屈中的一个。这个人思想阴暗，嫉妒心又强，任何事情她都能看出其中的不好，并把这种不好牢牢放在心上。在她口中，她所在的工厂里都是些恶毒的人，很无能，只知道拉关系，还消极怠工。她所在的协会开会时乱糟糟的，有很多恶毒的风言风语，都是影射她的。整个社会都在迫害她布努波。听了她这些话，塔科维亚就笑了，有时候还笑得乐不可支，就当着布努波的面。“哦，布努波，你真好玩！”她气吁吁地说道。那个头发花白、嘴唇很薄、耷拉着眼皮的女人会微微地笑着，也不觉得受了冒犯，一点也没觉得，继续她那荒谬的叙述。谢维克觉得塔科维亚这样笑她也无可厚非，但是他就是笑不出来。
“真糟糕。”她从谢维克身边挤进屋，径直走到桌子面前，想看塔科维亚的信。她拿起信，谢维克冷静迅速地从她手里把信抢了过去，弄她个措手不及。“太糟糕了。甚至连提前一旬的通知都没有。就说‘来吧！马上！’。他们还说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应该是自由的人。多大一个玩笑啊！就这样把一对幸福的伴侣给拆散了。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才这么做。他们反对男女配对，你看到了，一直都是这样的，他们故意地把一对伴侣派到不同的地方。我和拉贝克斯的遭遇就是这样，完全一样。我们再也不可能重聚了，分配处就是反对我们在一起。婴儿床都空了，可怜的小东西！这四旬以来，她没日没夜哭个不停。吵得我也好几个小时睡不着觉。当然，是因为食物短缺，塔科维亚没有足够的奶水。想想吧，居然把一个正在喂奶的母亲派到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去！我觉得你不可能也被派到那里去的，他们派她去哪里了？”
“东北区。布努波，我想去吃早饭。我饿了。”
“这不就是他们的惯用伎俩吗，你走了之后，他们所做的这一切？”
“我走了之后他们做什么了？”
“把她派走了——把伴侣拆散了。”她小心地把萨布尔的便条摊平，看了看，“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搬进来！我猜你很快就得搬出这个房间了，不是吗？他们是不会让你一个人住双人间的。塔科维亚说她很快就回来，可我看得出来她只不过是想给自己打气。自由，我们应当是自由的，真是天大的玩笑！从这里推到那里……”
“哦，去你的，布努波，如果塔科维亚不想去，她可以拒绝的。你知道我们现在正面临着饥荒。”
“呃，我很奇怪她为什么不期待着什么变化。小孩出生之后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很久以前我就想，你们早就应该把孩子送托儿所去了。她那么能哭。孩子是一对伴侣共有的，把他们绑在了一起。正如你所说，她应该期待改变，有机会她马上就抓住了，这再正常不过了。”
“我可没那么说。我要吃早饭去了。”他大步走出房门，布努波在他身上扎下的那五六根针让他颤抖起来。这个女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她说出了他自己内心深处最卑劣的一些恐惧。她现在还在房间里，也许正在盘算着怎么往里头搬。
他起得太晚，等他到食堂时，食堂窗口马上就要关闭了。因为这趟旅途的缘故，他现在看到吃的还两眼放光，所以粥和面包他都取了双份。取菜台后头那个男孩皱着眉头看着他。这些日子里，已经不再有人取双份食物了。谢维克也皱眉回瞪着他，却什么也没说。过去那八十多个小时里，他就靠着两碗汤和一公斤的面包撑着，他有权利把之前漏掉的补回来，可是他如果开口解释就该令人生厌了。存在即合理，需要的就是正当的。他是一位奥多主义者，投机分子才会愧疚呢。让投机分子愧疚去吧。
他自己一个人坐着，可是迪萨尔马上就过来了，微笑着，那双斜眼不安地盯着他，也许是看着旁边。“好久没见。”迪萨尔说。
“农场征用。六旬。这边情况如何？”
“缺粮少食。”
“以后还会更缺的。”谢维克说是这么说，却并不是很确定，因为他现在正在吃着饭，而且粥的味道简直好极了。失望、焦虑、饥荒！理智的前脑说道；可是伏踞在阴暗头骨深处的后脑——冥顽不化、野性难改——则在说：“快吃！快吃！好吃，好吃！”
“去见萨布尔了？”
“没有，我昨天夜里很晚才到家。”他瞟了一眼迪萨尔，尽量装着无动于衷，“塔科维亚被紧急征用了，四天前走的。”
迪萨尔点了点头，他的无动于衷可是真心的。“听说了。学院改组听说了吗？”
“没。怎么回事？”
数学家把修长的双手摊在桌上，低头看着。这个人向来说话口齿不清，惜字如金；事实上，他有些口吃；可是这次他的磕绊是语言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呢，谢维克一直想搞清楚。他一直莫名地喜欢迪萨尔，不过有些时候他也同样莫名地讨厌迪萨尔。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候。迪萨尔的嘴唇、跟布努波一样耷拉着的眼睑，看上去都似乎透着狡猾。
“镇静。精简了，只留下必要人员。希佩格走了。”希佩格是一位声名狼藉的愚蠢的数学家，通过坚持不懈拍学生的马屁，每个学期都成功地让学生主动去申请开自己的课。“被调走了，某个地区学院。”
“最好让他去挖地霍勒姆，还能少点儿祸害。”谢维克说。肚子填饱之后，他开始觉得也许这次饥荒对于社会有机体还是有所贡献的。事情的轻重缓急重新变得明晰了。那些缺点、弱点、有病的地方将被剔除，那些状况不佳的器官将会恢复正常功能，身体机制里的多余脂肪也将被剥离。
“我帮你说话了，学院会上。”迪萨尔说道，抬起头来，却没有直视谢维克的眼睛，他也没法直视。虽然谢维克还没有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但是他感觉到了迪萨尔在撒谎，而且非常肯定——迪萨尔没有帮着他说话，而是说了反对的话。
他之所以偶尔会讨厌迪萨尔，现在他明白原因了：是他意识到了——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未经确认——迪萨尔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恶意。迪萨尔之所以也喜爱他，一直想要对他施加影响，原因也清楚了，这一点同样令谢维克感到厌恶。这是一种迂回的占有方式，这种错综复杂的爱恨交缠，在谢维克看来毫无意义。他傲慢地、毫不留情地从他们各自为对方设置的墙壁中间走了过去。他不再跟数学家讲话，自顾自地吃完早饭，然后离开食堂，穿过方庭，穿过初秋时节明亮的晨光，来到物理学办公室。
他走进后头那间被所有人称为“萨布尔办公室”的房间，在这里他们第一次相遇，在这里萨布尔给了他伊奥语语法书和词典。萨布尔坐在办公桌后，他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看，又低下头去，看面前那一摞纸，真是一位勤勉专注的科学家。随后他终于允许自己那已然超负荷的大脑猛然意识到了谢维克的在场，随后他就变得极度热情起来。他看起来很瘦很老，当他站起身的时候腰弯得也比以前更厉害了，这样的弯腰似乎在向对方表示和解。“真糟糕，”他说，“呃？糟透了！”
“还会更糟的。”谢维克轻声说道，“这边怎么样？”
“很糟糕，很糟糕。”萨布尔摇着满头花白的头发，“对于纯粹的科学来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真是一个糟糕的时候。”
“以前有过好时候吗？”
萨布尔很不自然地吃吃笑了两声。
“夏天的飞船上有乌拉斯那边过来的东西吗？”谢维克问道。他走到屋子另一头的长椅上坐下，跷起一条腿。经过南台地区的野外劳作，他原本浅色的皮肤晒黑了，脸上那层纤细的绒毛也变成了银白色。他看起来很瘦很健康，而且很年轻，跟萨布尔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他们两人都注意到了。
“没有你关心的东西。”
“没有对《共时原理》的评论？”
“没有。”萨布尔现在的口气很阴沉，这才是他的本色。
“没有信？”
“没有。”
“真是奇怪。”
“奇怪什么？你在期待什么，伊尤尤恩大学的讲师席位？西奥·奥恩奖？”
“我期待着评论和反馈。已经有一阵子了。”这句话是跟萨布尔那句话同时说的，“也许这时间还不够写评论。”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你必须认识到，谢维克，仅仅确信自己正确还不够。为这本书你付出了很多，我知道，我也付出了很多，对它进行编辑，确保它不仅仅是对因果理论的不负责任的攻击，确保它是积极实际的。可是，既然其他物理学家没有看出你的作品的价值，那么你就该重新审视你所以为的价值，去找出差异在什么地方。如果它对于别人来说什么都不是，那么它到底好在哪里呢，有什么用处呢？”
“我是一位物理学家，不是功能分析师。”谢维克的语调很亲切。
“每一位奥多主义者同时都应当是一位功能分析师。你三十岁了吧？到了这个年纪，人不应当只知道自己身为细胞的功能，还应到了解自己在组织中的功能——自己在这个社会有机体中最适合的角色是什么。你倒也不必非得去思考这个问题，也许，跟大多数人一样……”
“要思考的。从我十岁或者十二岁开始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一个男孩子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一定就是社会需要他去做的。”
“如您所说，我已经三十了。这个男孩子可真够老的。”
“你所成长的环境很特殊，你受到了特别的关照和保护。首先是北景地区学院……”
“以及造林工程队、农场工作队，还有实用技能培训、街区委员会，以及旱情发生之后的志愿者工作；我所完成的克莱吉克量就是一个普通人必须完成的量。事实上，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可是我同时还在研究物理学。你做什么了？”
萨布尔没有作答，只是重重地皱起他那油乎乎的额头，眼里闪着怒光。谢维克又说道：“你不妨直说吧，因为如果你有我这样的社会道德心，是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你以为你在这里做的工作是有用的吗？”
“是的。‘一个机体越有组织性，其集中性也就越强；此处的集中性适用于真正有效的领域。’这句话引自托玛尔的《定义》。既然时间物理学打算把人类所能理解的一起组织起来，那么根据定义，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功能性的物理学。”
“它不能给人们带来面包。”
“我刚刚花了六旬时间帮助人们得到面包。如果再有号召，我还会去。同时我也要坚持我的事业，如果有物理学方面的工作，我会要求去做，这是我的权利。”
“目前你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那就是，现在没有适合你的物理学方面的工作。没有你做的那类工作。我们必须向实用性转型。”萨布尔在椅子上换了一个坐姿。他看起来闷闷不乐，很不自在，“我们必须放弃五个人，让他们接受重新分配。很抱歉你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这样。”
“正如我所预料。”谢维克说，其实直到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萨布尔要把他踢出学院。不过，虽然刚听到这个消息，他却并不觉得突然；而且他也不能显出震惊，那样岂非正中萨布尔下怀。
“有很多事情都对你不利。你最近这几年从事的研究如此深奥，跟其他研究毫不相关。此外，学院许多学生以及教师心中都有一种感觉，当然这种感觉不一定对，那就是，你的教学以及你的行为，都明确表现出了你内心的不满，有一定的个人主义、反利他主义的倾向。这都是会上说的。当然了，我是帮着你说话的。可是我只是众多理事中的一位。”
“从什么时候开始，利他主义也成为奥多主义者必备的美德了？”谢维克说，“哦，不过没关系。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站起身来。他没法再继续坐下去了，不过他还是努力地克制住自己，说话的语气也非常自然，“我想你没有推荐我去担任其他的教职岗位吧。”
“那于事何补呢？”萨布尔为自己辩解时，音调堪称优美，“哪里都不接收教师。在整个星球上，教师都在同学生肩并肩为预防饥荒而奋战。当然了，这场危机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过个一年半载，等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将为自己所做的牺牲以及付出的劳动而自豪，我们并肩作战，公平分享一切。不过现在……”
谢维克直直地站着，很放松，透过那个伤痕累累的小窗户望着外面的苍茫天空。最后，他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要冲着萨布尔说，让他见鬼去。不过最后还是另外一种更深沉的力量占据了上风。“没错，”他说，“也许你是对的。”他一边说一边冲萨布尔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房间。
他搭公共汽车去了市区。他仍然受到某种力量的驱使，心里很急。他心里有个计划，很想尽快把它完成，然后休息一下。他去了中央劳力分配处的办公室，申请将自己分配去塔科维亚去的那个公社。
分配处拥有众多的电脑，承担着艰巨的协调任务，因此它的办公楼占据了整整一个广场；照阿纳瑞斯的眼光来看，这些楼堂皇壮丽，线条优美简洁。中央分配处内部有高高的屋顶，像一个谷仓，里头熙熙攘攘、一派忙碌景象。墙壁上贴满布告和方向指引，显示着办理不同事务应当去的那些部门。谢维克排到其中一个队伍中，听着前面的两个人说话，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和一个六十岁的老人。男孩自愿申请去做饥荒预防工作，他心中充盈着种种高尚的情感：兄弟情谊、冒险精神、希望。他很高兴终于可以告别孩童时期，独立出发了。当他兴奋地说着话时，自由，自由！这两个字眼不停地闪现，在他的每一句话中都会提到，中间夹杂着那个老人低沉的嘟囔声，其中有奚落和嘲笑，却没有威胁和警告。自由，就是有能力可以去往某个地方、做某件事情，自由就是年轻人身上让老人赞美、珍视的东西，虽然他也在嘲笑着年轻人的自负。谢维克兴味盎然地听着。因为他们，这个荒唐的早晨得到了弥补。
谢维克说明自己想去什么地方之后，那位职员露出犯愁的表情，到旁边取了一张地图，她把地图在柜台上打开。“你自己看。”她说。她个子很小，长相很丑，还有一对龅牙，放在彩色地图上的手却很灵巧很柔软。“那边就是罗尔尼，看到了吧，伸入北特米尼安海的那个半岛。那里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采沙场。除了尽头那个海洋实验室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了吗？海岸线上全是湿地和盐碱滩，然后你绕过这些到和谐市——一千公里。和谐市西边是瘠地海滩。离罗尔尼最近的地方就是山区的某个镇。可是他们那边没有要求调配紧急人手，他们不缺人手。当然了，不管怎样，你还是可以去那里的。”她稍稍调整了一下语气。
“离罗尔尼太远了。”他看着地图，注意到了东北区群山之间塔科维亚成长的那个孤立的小镇，环谷。“海洋实验室难道不需要一个看门人？或者统计员？或者是喂鱼的？”
“我查一下。”
分配处人机互动归档网络非常高效。不到五分钟时间，办事员就从不断输入输出的庞大的信息流中找到了需要的信息。这些信息流中包含了所有人们正在从事的工作、需要用人的岗位、需要的人员信息，以及所有这些信息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优先次序。“他们刚填了一份紧急征用单——征用了你的伴侣，是吧？他们需要的人都已经到岗了，四个技术员和一位有围网捕鱼经验的渔夫。满员。”
谢维克手肘撑着柜台，低下头，挠着柜台，这个姿势表明他心里很困惑，很有挫败感，但却不愿意表露出来。
“呃，”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听着，兄弟，你伴侣的任期是多长？”
“无限期。”
“可是这工作是为了预防饥荒，是吧？这样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不可能的！冬天就该下雨了。”
他抬头看着这位姐妹，她的脸上写着热心、同情和困惑。他微微笑了一下，他不能对她鼓舞自己的努力无动于衷。
“你们可以团聚的。那么，这段时间……”
“是啊，这段时间。”他说。
她静候他的决定。
决定是要由他做出的，选择无穷无尽。他可以留在阿比内，如果能找到主动报名的学生，就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上物理课。他也可以去罗尔尼半岛跟塔科维亚在一起，不过在实验室没有他的位置。他也可以随便住到哪个地方，什么也不干，只要每天起来两次、去最近的公共食堂去把肚子填饱就行。他高兴怎么做都可以。
在普拉维克语中，“工作/运转”和“玩乐”是同一个词，这一点在伦理上自然有着重要非凡的意义。奥多在她的类推体系中，已经预见到了这样一个危险性：人们对“工作”这个词的理解也许会太过绝对——细胞必须一起工作、生物有机体要最大限度地运转起来，每个元素完成的动作，等等。《类推》一书中最基本的概念——合作及功用，都跟工作有关。要证明一个实验是否成功很简单——实验对象是实验室里的二十支试管也好，是月球上的两千万个人也好——那就是看它是否能运转起来。奥多已经看出了其中的道德陷阱。“圣人从来都不会忙碌。”她说。这么说的时候，她脸上也许带着沉思的表情。
“呃，”谢维克说，“我刚刚从一个饥荒预防征用岗位上回来。还有那样的岗位吗？”
办事员用大姐看小弟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表情虽然有些难以置信，却又流露着体谅和宽容。“这间屋子里贴着大约七百个紧急应征的通告。”她说，“你选择哪一个呢？”
“有需要数学背景的吗？”
“主要都是农场劳力和熟练劳力。你接受过工程学培训吗？”
“不是很多。”
“呃，有一个地方需要工作协调员，当然是需要对数字很有感觉的。怎么样？”
“可以。”
“在西南区，在土区，你知道。”
“我以前在土区待过。而且，你刚才也说了，总有一天会下雨的……”
她微笑着点点头，往电脑里输入他的档案：自阿比内，西北区中央学院科学部，至西南区急弯市，工作协调员，1号磷肥工厂：紧急调派：5—1—3—165——无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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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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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仲夏的一个节日——起义日，纪念发生在尼奥埃希拉的首次大起义，那次事件发生在乌拉斯纪元740年，距今已有两百多年。这一天里，厨师以及食堂工作人员都被公社其他成员奉为上宾，因为当年正是厨师服务员协会发起的罢工最终导致了起义。在阿纳瑞斯还有许多类似的习俗和节日，它们既是这个星球生命节律的自然产物，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共同劳作的人们一起欢庆的需要。其中一些节日是由移居者及其后裔创立，比如丰收节和冬至节、夏至节。
他们聊着天，大家都懒洋洋的，只有塔科维亚除外。她跳了好几个小时的舞，吃了一大堆的烤面包和泡菜，感觉精力极其充沛。她说：“为什么要把科维戈特派到凯伦海渔场去呢？他在那里得重起炉灶，自己原来的研究项目却被交给了图利伯。”她所在的研究协会被并入了一项由PDC直接管理的计划中，现在她开始强烈赞同比达普的某些观点：“就因为科维戈特是一位很出色的生物学家，而且不同意西玛斯那些老旧过时的理论，图利伯一无是处，只会在澡堂子里给西玛斯擦背。看着好了，西玛斯退休之后谁会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呢？就是她，图利伯，我敢打赌！”
“打赌是什么意思？”问话的人显然对她这种针砭时弊的言论不敢苟同。
比达普现在腰部长了不少赘肉，对锻炼身体变得很上心，现在正认真地绕着操场慢跑。其他人则坐在树荫下的一个土堆上锻炼着嘴皮子。
“那是伊奥语中的一个动词，”谢维克说，“乌拉斯人玩的一种游戏，猜概率的，猜对的人可以得到一些对方拥有的财物。”虽然萨布尔要他将学习伊奥语这件事保密，不能跟人提起，他却早已将这个禁令抛诸脑后了。
“普拉维克语中怎么会有伊奥语的词呢？”
“那些移居者，”另一个人说道，“他们学习普拉维克语的时候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们肯定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习惯用原有的语言进行思维。我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见鬼’这个词也不是普拉维克语——也是伊奥语。法里戈夫在创造这门语言的时候并没有造那些骂人的词，也没准儿他造了，但是他的电脑却不觉得那些词有什么必要。”
“那么‘地狱’这个词呢？”塔科维亚问道，“我一直以为我小时候那个镇上的储粪站就是地狱。‘下地狱吧！’就是让人去最糟糕的地方。”
数学家迪萨尔已经在学院里得到终身职位，却还是老跟着谢维克厮混，只是很少跟塔科维亚搭腔。这会儿，他用他惯有的那种电报式风格说道：“意为乌拉斯。”
“在乌拉斯，这个词的意思是人死的时候会去的地方。”
“就是夏天被派去西南区。”塔科维亚的老朋友，搞生态学研究的特拉斯说道。
“在伊奥语中，这个词是有宗教意味的。”
“我知道你必须看用伊奥语写的书，谢夫，可是难道你连宗教的东西也看吗？”
“乌拉斯一些古老的物理学概念都带有宗教意味的，那样的观点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地狱’的意思就是极度邪恶的地方。”
“就是环谷的肥料站。”塔科维亚说，“我以前就是这么想的。”
比达普筋疲力尽地回来了，身上一层白白的灰尘，被汗水弄得一道一道的。他重重地在谢维克身边坐下，大口喘着粗气。
“说几句伊奥语吧。”谢维克的学生里夏特问道，“伊奥语听起来是什么样的呢？”
“你也知道啊：地狱！该死！”
“那也别冲着我骂呀。”女孩儿哈哈笑了起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吧。”
谢维克用伊奥语说了一个句子，语气很和善。“我并不确定该如何发音，”他补充道，“我是猜的。”
“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时间的流淌是人类意识的一个特征，那么过去和将来便都是思想的产物。这话是早期的一位因果论者齐赖穆屈所说。”
“别人在说话，而你却全然无法理解，想想真是怪异！”
“在乌拉斯，不同地方的人相互就听不懂对方的话。他们有好几百种不同的语言，月球上都是些疯狂的政府主义者……”
“水，水。”比达普还是气喘不止。
“没有水。”特拉斯说道，“已经有十八旬没有下雨了，准确地说是一百八十三天。这是阿比内四十年以来为时最长的一次干旱。”
“这样的状况如果还在继续，我们就只能重复利用尿液了，二零年时人们就这样。来杯尿吗，谢夫？”
“别开玩笑了。”特拉斯说，“我们已经命悬一线了。会有充足的雨水吗？南台的叶类作物颗粒无收，那里已经整整三十旬没有下雨了。”
大家都抬起头，仰视着灰蒙蒙的金色天空。他们的上方是来自旧世界的高大树木，锯齿状的树叶在树枝上耷拉着，叶片因为缺乏水分卷了起来，上头布满灰尘。
“不会再有大旱的。”迪萨尔说，“现代脱盐植物，能预防。”
“它们也许能够减轻旱情。”特拉斯说道。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很早，很冷，北半球异常干燥。阿比内宽阔低洼的街道上，冷风挟带着冰冷的尘土呼啸而过。澡堂里用的水都要经过严格配给：口渴和饥饿比清洁问题更紧要。阿纳瑞斯两百万人口所需的食物和衣物都是来自霍勒姆这种植物：叶子、种子、纤维和根茎。仓库和补给站还有一些库存纺织品，但食物储备向来就不富裕。海水被引到陆地上来，以确保植物的存活。城市的上空没有一丝云彩，本应清澈明亮，但从南部和西部更干燥的地方被风挟裹而来的尘土却将天空染成了黄色。有时尼希拉斯的方向刮来的一阵北风会驱散这层黄雾，留下一片敞亮的天空，颜色从边缘的深蓝色逐步过渡到天顶的紫色。
塔科维亚怀孕了。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昏昏欲睡、非常温顺。“我是一条鱼，”她说，“水里的一条鱼。我在我身体里那个婴儿的身体里。”不过也有时候，她觉得工作让她不堪重荷，或者觉得肚子很饿，因为食堂现在供应的伙食比起以前减少了。孕妇和老人孩子一样，每天可以得到少量加餐，就是十一点钟可以吃一顿中饭，但是因为工作安排得很满，她常常会错过这餐饭。她自己可以错过一顿饭，但却不能让实验室鱼缸里的鱼儿错过一次喂食。朋友们经常会给她带点儿他们自己正餐时省下来的食物或者他们的公共食堂里吃剩下来的东西，一个馅饼或是一片水果之类。她满怀感激地吃下这些东西，却还是非常想吃糖果，而糖果现在很少有供应。累的时候，她就会变得急躁，很容易心烦，一言不合便会大发脾气。
进入暮秋之后，谢维克完成了《共时原理》初稿。他将稿子拿给萨布尔审阅，看是否可以出版。萨布尔留下了稿子，一旬、两旬、三旬时间过去了，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谢维克去问他。他回答说还没有看，他太忙了。谢维克耐着性子继续等着。时间已经是仲冬。日复一日，空中刮着干燥的风，地面已经结冻。所有事情似乎都停了下来，一种令人不安的停顿——等候着下雨，等候着新生命的诞生。
屋子里很暗。城市里的灯光次第亮起，在暗灰色的高空下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塔科维亚走进来，打开灯。她没有脱掉外套，径直走到暖气罩边蜷起身子。“哦，好冷啊！太难受了。走路的时候我觉得脚像是直接踩在冰河上，回家的路上脚疼得厉害，我都快哭出来了。没用的靴子！我们怎么就不能做出像样的一双靴子来呢？你黑灯瞎火地坐着干吗？”
“不知道。”
“你去食堂了吗？我在回家的路上吃了口剩饭。我必须加班，库库里鱼子正在孵化，我们得赶在大鱼把它们吃了之前把小鱼苗从鱼缸里捞出来。你吃了吗？”
“没有。”
“别这样阴沉着脸，今晚请别这样。如果再有什么事儿不对劲儿，我非哭出来不可。我一直都想哭。该死的、愚蠢的荷尔蒙！真希望我能像鱼儿一样生育后代，产下鱼子，然后游走，一切就完事了，除非我自己游回来把它们吃掉……别再像个雕像一样坐着了，我受不了了。”她蹲在冒着一丝热气的暖气片边，一边伸出僵硬的手指想要把靴子解开，眼里已经涌出了泪水。
谢维克一言不发。“怎么了？你不能就那样坐着啊！”
“萨布尔今天把我找去了。他不打算向出版社推荐《共时原理》那本书，也不建议将它寄给乌拉斯人。”
塔科维亚僵住了，不再费劲地摆弄鞋带，只是回头盯着谢维克。最后她终于说道：“他究竟是怎么说的？”
“他写的评语就在桌子上。”
她站起身来，只穿着一只靴子，拖着脚走到桌子旁边，然后倚在桌子上，双手插兜，看着那份评语。
“‘在奥多主义社会，因果物理学是通往物理智慧思想的康庄大道。自阿纳瑞斯大移居以来，这已成为一项公认的原则。自以为是地偏离这一原则，其结果要么是徒劳地围着不切实际的假想绕圈子，对社会组织一无用处；要么就是成为乌拉斯那些投机国家不负责任的御用科学家的应声虫，只会重复他们那些宗教迷信的猜测……’哦，这个投机分子！这个小心眼、嫉贤妒能、只会拿奥多来说事的小人！他要把这样的评语交给出版社吗？”
“他已经交了。”
她跪下身子，把靴子从脚上拽下来。她抬头瞟了几眼谢维克，不过没有靠到他身上，也没有打算抚摸他。有好一会儿，她一言不发。等她开口的时候，声音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激动了，而是回到了沙哑的自然状态。“那你打算怎么做，谢夫？”
“没什么可做的。”
“我们要把这本书印出来。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印刷协会，学着排版，然后把它印出来。”
“纸张的配给已经降到极限。只有非常重要的东西才能付印。在霍勒姆树种植园能保障生产之前，只有PDC的出版物可以付印。”
“那么你能不能把文章稍微改头换面一下呢？把你真正要说的东西伪装一下，把它包装成因果物理学的样子。那样他就可以接受了。”
“黑色是不可能伪装成白色的。”
她没有问是否可以通过别的方法绕过萨布尔。在阿纳瑞斯，没有人会有绕过别人的念头，没有可供迂回的小道。如果你不能跟自己所在协会的理事们协同合作，那就只能孤军作战。
“如果……”她又打住话头，站起身来，把靴子放到暖气上烘干，然后把外套脱下挂起，又拿过一条厚重的手纺披肩披在身上。她走到床边坐下，身子坐定之前嘴里咕哝了一下，然后抬头看着谢维克的侧影。谢维克仍旧愣愣地坐在她和窗子之间。
“如果你提议让他联合署名会怎样，就像你第一篇论文那样？”
“萨布尔不会在一篇‘宗教迷信的猜测’上署名的。”
“你确信吗？你确信他真的是那么想吗？他知道这篇东西的分量，知道你做出的是怎样的一个成果。你不总是说他很精明吗？他知道这篇东西能把他还有整个因果物理学派扔进废物箱。想想看，如果他可以跟你分享，分享这个荣誉！他这个人如此自我主义。只要他可以向人们宣称这是他的书……”
谢维克痛苦地说道：“对我来说，跟他分享那本书，就像要我跟他分享你一样。”
“别这么看问题，谢夫。至关重要的是书本身——是这些观点。听我说，我们的孩子，我们不会只想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我们想的是去爱他。可是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他留在我们身边就会死去，只有把他送去托儿所才能让他活下去，而且我们不能再看到他，也不会知道他的名字——如果要让我们做选择，我们会选哪个呢？是留下一个死婴，还是让他活下去？”
“我不知道。”他说。他双手托住脑袋，痛苦地揉着额头，“是的，当然，是的。可是这个……可是我……”
“兄弟，亲爱的。”塔科维亚说道。她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膝上，却没有冲他伸出手去。“书上写谁的名字并不重要。人们会了解真相的，书的本身就能说明一切。”
“我和书是一体的。”他说，然后闭上双眼，一动不动地坐着。塔科维亚这才怯怯地靠到他身边，温柔地抚摩他，如同在抚摩一处伤口。
164年的年初，第一本不完全版的、经过大刀阔斧改动的《共时原理》在阿比内出版，作者是萨布尔及谢维克。PDC现在只印刷那些最重要的档案和指示，但萨布尔在出版社及PDC信息部门都很有影响力，他让他们相信这本书在对外宣传方面的价值。他说，阿纳瑞斯目前的干旱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饥荒，让乌拉斯人幸灾乐祸；最近一次飞船带来的伊奥国出版物上充斥着各种自以为是的预言，宣称奥多主义经济即将崩溃。我们要出版一部纯粹、伟大的思想著作，萨布尔说，还有什么能比这个反击更为有力呢。“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他在修正过的评论中写道，“在我们的物质生活面临灾祸时，它却腾空而起，证明了奥多主义社会永不衰竭的活力，在人类思想的任何一个领域，它都能超越政府统治之下的社会。”
这本书因此得以出版，一共印刷了三百本，其中十五本通过伊奥飞船“警惕号”运到乌拉斯。谢维克从来没有翻开过这本书。不过，他在那包出口到乌拉斯的书当中放了一份完整的手写原稿，还在封皮上附了一张便条：请将其交予伊尤尤恩大学贵族科学院的阿特罗博士，顺致作者对博士的问候。萨布尔在对包裹进行最后审核时，肯定注意到了多出来的这样东西。他是把手稿取出来还是留下了，谢维克无从知晓。也许他怀恨在心，把它给没收了；也许他知道被他肆意篡改之后的删节本无法对乌拉斯的物理学家们产生预期的效果，于是放行了。事后他没有跟谢维克提起这份手稿，谢维克也没有问过。
那年春天，谢维克变得沉默寡言。他申请了一个志愿者岗位，去南阿比内参与修建一座新的水循环工厂。大部分时间里，他要么去工厂干活，要么去上课。他又重新开始了亚原子的研究，晚上经常在学院的加速器旁边或者实验室里，跟那些粒子学专家一起度过。跟塔科维亚以及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变得沉静温和，显得很冷淡。
塔科维亚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走路时像端了一大篮沉重的脏衣服。她坚持去鱼类实验室工作，一直到物色并培训好一位合适的接班人之后，她才回家准备生产，这时已经超出预产期一旬的时间了。这天下午，谢维克回到家。“你可以去叫接生员了，”塔科维亚跟他说道，“告诉她宫缩是四到五分钟一次，不过没怎么加快，所以也不用太着急。”
他急急忙忙去了，却发现接生员没在，一下子慌得手足无措。接生员和街区医师都出去了，而且都没有像平常那样在门上留张字条告诉别人自己的行踪。谢维克的心脏重重地撞击着胸腔，一切忽然变得清清楚楚、令人恐惧。他把这种无助的状态看成了一个不祥的征兆。这个冬天以来，自从那本书的命运确定之后，他就在塔科维亚面前把自己封闭起来。她则变得越来越安静、被动和忍耐。现在他明白这种被动是什么了：是死亡的预备状态。其实真正自闭的人是她，而他却没有努力跟上她。他只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痛楚，却从未留意过她的恐惧，也看不到她的勇气。他将她放逐，因为他想要自我放逐，于是她只好一路前行，远去，远去，一个人独行到永远。
他往街区诊所跑去，跑到的时候已是上气不接下气、站立不稳，诊所的人还以为他心脏病犯了。谢维克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派出一个人去找一个接生员，让他赶紧回家，因为他的伴侣现在应该很想有人陪在身边。他急忙往家赶，每迈出一大步，就越发地确定自己将要失去塔科维亚，内心的惊慌、恐惧也就强烈了一分。
可回到家里之后，他却不能跪在塔科维亚面前请求她的宽恕，虽然他非常渴望这样做。塔科维亚已经没时间听他真情表白了；她非常忙碌，已经把台床上的东西清扫一空，只留下一条干净床单，现在正在床上准备分娩。她没有哭号也没有尖叫，似乎她并没有痛苦。但是每次宫缩时，她都得费劲地控制自己的肌肉和呼吸，结束之后她就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就像一个人用尽全力举起了一样重物后又放下。谢维克此前还从未见过有什么劳作需要一个人这样使出全身的力量。
她如此辛苦，令他无法袖手旁观。当她需要借助外力的时候他可以充当把手和杠杆的支点。几次调校之后，他们很快找到了最佳的位置，接生员来了之后他们也一直保持着那样的姿势。分娩时，塔科维亚蹲着身子，脸对着谢维克的大腿，双手攥着他紧绷的双臂。“好了。”伴着塔科维亚机器轰鸣般的粗重呼吸，接生员平静地说道，把一个身上沾满黏液但明显具有人形的小生命拽了出来。一股血流随之奔涌而出，还有一团乱糟糟的东西，不是人，也不是活的生命。被谢维克暂时遗忘的那种恐怖感觉又回来了，而且比先前更为强烈。在他看来，这东西就代表着死亡。塔科维亚松开他的手，身子软软地蜷在他脚边。他呆滞地弯下身子抱住她，心里又是恐惧又是忧伤。
“好了。”接生员说道，“帮她往边上挪一挪，我好把这些东西清理掉。”
“我想洗一洗。”塔科维亚有气无力地说道。
“来，帮她洗洗。那边那些布都是消过毒的——那边。”
“哇，哇，哇。”又传来了另一个声音。
屋里似乎挤满了人。
“好，”接生员说道，“过来，把小孩抱回到她身边，放到她胸前，这样有助于止血。我要把这个胎盘拿到诊所的冷库去，要十分钟时间。”
“哪里？哪里？”
“在婴儿床上。”接生员一边往外走，一边跟他说。谢维克找到那张小小的床，这张床在屋角待命已经有四旬的时间。他看到了那个小东西。刚才如此忙乱，也不知道接生员用什么法子居然把婴儿洗干净了，还给穿上了一件小袍子，所以现在小宝宝跟他刚看见时已经不一样了，不再像条滑溜溜的鱼了。下午的时间似乎不是慢慢流逝的，而是以快得出奇的方式一下子消逝掉了。天已经黑了，屋里已经亮起灯。谢维克把婴儿抱起来，送到塔科维亚身边去。婴儿的脸小得不可思议，眼睑紧闭着，薄薄的似乎一捅就破。“抱到这边来。”塔科维亚催他，“哦，快一点儿吧，把他抱过来给我。”
他抱着婴儿走过去，极其小心地将他放到塔科维亚的肚子上。“啊！”她温柔地叫道，声音里充满喜悦。
“男的女的？”过了一会儿，她睡意蒙眬地问道。
谢维克这会儿正坐在她的床边上，于是小心翼翼地查看了一番。他觉得辨别婴儿的性别有些费劲，因为跟孩子的腿和手相比，那件小袍子显得特别长。“是个女孩。”
接生员回来了，在屋里四处收拾着东西。“你们的表现真棒。”她这句评价是针对他们两个人的，而他们也淡淡地表示了同意。“明天早上我再过来看看。”她说完就走了。宝宝和塔科维亚都睡着了。谢维克俯身凑近塔科维亚。他原本习惯了她身上那种麝香似的好闻气味。可现在她身上的气味已经变了，变成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香味，睡觉的时候变得益发浓烈。她侧躺着，把宝宝拢在胸前，他非常轻柔地把一只手臂搭在她的身上。在满屋的生命气息中，他也慢慢地进入梦乡。
对于奥多主义者来说，一夫一妻制是一种双向合作，就跟合作研究、芭蕾舞联合表演或是在肥皂厂跟他人协作生产没有什么区别。男女配对也是一个自愿组成的联盟。双方如果愿意维系这种关系，那么它就可以存在下去；如果不愿意维系，那么就可以随时中止这种关系。这不是一项制度，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其中没有任何强迫，一切全凭个人意志决定。
这一点跟奥多的社会理论完全一致。承诺即法律，甚至包括条件不确定的一切承诺，这一点是奥多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一个部分；当然她也主张变革的自由，后者似乎同承诺或者誓约相悖。但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自由，承诺才有了意义。承诺是一个方向，是自我对于可能性的限制。正如奥多所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方向，也就没有去处，那么也就不会有变革。一个人也许从来都不会行使选择及变革的自由，那情形就像坐牢一样，只不过监狱是自己修建的。那监狱仿佛一个迷宫，其中的每一条路都不是好的出路。于是奥多想到了承诺、誓言以及忠诚的概念，在错综复杂的自由当中，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很多人认为忠诚的概念不应当适用于性生活。他们说，奥多的女性特质使得她对于真正的性自由持排斥态度；抛开别的不说，在这一点上她是没有从男性的立场来考虑的。持这种批判意见的女性数量跟男性是相同的，因此奥多没有理解的似乎不仅仅是男性，而是整整一类人，对这些人来说，体验就是性愉悦的本质。
尽管她可能并不理解这些人，甚至有可能认为他们是离经叛道的占有狂——毕竟，如果说人类不是一个倾向于结对生活的物种的话，那它也有着世代相传的习俗。尽管如此，相对那些想要维持长久关系的人，她的观点对于那些性乱者更为有利。任何形式的性行为都会得到宽容，没有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罚款、没有惩处，也没有任何的反对。唯一的例外是强奸幼童和妇女，如果强奸犯没有马上被送去收容所，那么邻居们会对他进行更为严厉的惩处。不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骚扰行为是极端罕见的。因为人们从青春期开始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社会对性行为只施加一种温和的限制。这种限制是集体生活的要求，目的是保障隐私。
另一方面，那些打算维持配对关系的人，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那些尽情享受性乐趣的人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们不仅要面临嫉妒、占有欲等一系列情感痼疾，因为一夫一妻的结合方式为这些痼疾提供了成长的温床，同时还要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组织额外施加给他们的诸多压力。一夫一妻的伴侣双方都非常清楚，两个人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紧急的劳动分配而天各一方。
负责劳力分配的分配处会尽量把一对伴侣安排在一起，如果一对分开的伴侣提出要求，他们也会尽量安排他们团聚；但这不一定总能做到，尤其是在紧急征用的情况下，没有人指望分配处会为了这个原因重排名单、重调电脑程序。为了生存，为了人生美满，每一个阿纳瑞斯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须前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做需要自己做的事情。他们从小就知道，劳力分配是人生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这个社会永远需要它，随时需要它，而夫妻生活仅仅是个人的小事，只有在满足了社会的大需求后才能满足这个小需求。
不过，当一个人自由地选择了一个方向并全心全意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时，那么似乎任何事情都是在推动着自己向着这个方向深入。因此，即将成为现实以及已然成为现实的分离往往都会进一步巩固伴侣之间的忠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对于不忠，没有任何法律以及道德的惩戒，伴侣之间随时有可能要分离，这种分离是自愿接受的，也许会持续好几年。因此，要保持发自内心的真正忠诚多少都是个挑战。不过，人就是喜欢挑战，喜欢在逆境中追寻自由。
164年，很多人开始体验到这种自由，这是他们以往从未经历过的，他们喜欢这种自由，喜欢这种考验和危机的感觉。163年夏季开始的那场干旱到了冬天仍然没有缓解的迹象。到164年夏天，生活开始变得愈加困苦，如果旱情继续发展，很有可能会爆发一场大灾难。
各类物品都实施了严格的配给，劳力分配的决定更是要绝对服从。生产足量的食物、对食物进行合理的分配变成了一个痛苦不堪、令人绝望的过程。
不过人们却并未绝望。奥多曾写道：“没有了罪恶的占有、没有经济竞争的负担，一个孩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长，他就会有意愿去做需要他去做的事情，并且能从中得到快乐。只有那些无用的工作才会让人心情不快。一位哺育后代的母亲、一位学者、一位成功的猎人、一位好厨子、一位能工巧匠，所有那些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人，他们的快乐——这种持续的快乐，也许就是人类友爱乃至所有社会性的源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那年夏天，在阿比内有一股快乐的潜流。不管活有多重，干活的人却是轻松自在，随时准备着一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便将所有的忧愁抛诸脑后。“团结”这个老口号重又恢复了生机。毕竟，发现这种联结本身比一切的考验都要强大，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初夏的时候，PDC张贴了告示，建议人们将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一个小时左右，因为在公共食堂就餐所获得的蛋白质已经无法满足正常能量消耗的需要。原先一派繁忙的城市街道，现在节奏也缓慢了下来。提前下班的人们在广场上闲逛、在公园干燥的地面上玩木球游戏、坐在车间门口跟过路人搭讪。整个城市的人口明显地减少了，有好几千人或自愿申请或被紧急派遣去了农场。不过，人们之间相互的信任使沮丧和焦虑的情绪有所缓解。“我们可以互助互济，共渡难关。”大家沉着地说道。沉静的表面之下跳跃着巨大的活力。当北部郊区的井水干涸时，马上有大批志愿者前来铺设临时水管，这些人当中有专业人士也有非专业人士，有老也有少，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干活的。三十个小时之后，水管就铺好了。
夏天快过去的时候，谢维克被紧急派往南台红泉公社农场。雨季时赤道地区有了一些降雨，于是大家抓紧时间赶在旱情再次发作之前耕种、收割一茬庄稼。
他一直在期待着紧急调配，自从完成了上一次建筑工地的工作之后，他就在普通劳力组进行了登记。整个夏天，他所做的就是上课、看书、前去响应街区和全城发起的每一次志愿者活动，然后就是回家陪着塔科维亚和小宝宝。塔科维亚休息五旬之后又回实验室上班了，只在上午的时候去。作为一名正处于哺乳期的母亲，她每顿饭都有额外补充的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她把两样都充分利用起来；他们的朋友们已经没法再送食物给她，现在谁也剩不下食物了。她很瘦，但是很健壮，他们的孩子个子很小，却很结实。
孩子给谢维克带来了莫大的乐趣。早上的时候孩子都是他一个人带（只有在他去上课或是做志愿者的时候才会把她送到托儿所），他感受到一种责任感，这是为人父的负担，同时也是奖励。这个活泼敏感的小宝宝，成了谢维克最好的听众，让他有机会痛快倾泻那些憋了许久的长篇大论——塔科维亚说那是他的“疯狂裸奔”。他会把宝宝抱坐在膝上，天马行空地向她讲解宇宙哲学理论，跟她解释时间其实是空间的另一面，克罗农因此就是量子翻转的内脏，而距离也不过是光的一种偶然属性。他给宝宝起了各式各样、夸张荒唐的昵称，还对她念诵怪异离奇的助记儿歌：时间是镣铐，时间很残暴，时间是超机械、超机体——砰！——随着这砰的一声，宝宝身子微微地抬起来，尖叫着，胖乎乎的手攥成拳头挥舞着。这样的演练让他们俩都心满意足。接到派遣通知时，他觉得非常痛苦。他希望派自己去的地方能离阿比内近一些，而不是南台那边。他必须离开塔科维亚和才六十天大的宝宝，这一点固然讨厌，好在他们同时保证肯定能让他尽快回到她俩身边。既然有这个保证，他也就不再有怨言了。
在他临行的前夜，比达普过来跟他们一起在学院食堂吃饭，然后一起回到他们的屋子。屋里很热，灯没有开，窗户则是开着的，他们就坐在屋里聊着天。比达普平时用餐的那个食堂很小，对那里的厨师来说要做点儿特殊的安排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比达普把自己一旬的特别饮料配给都攒了起来，拿一个一公升装的果汁瓶子装着拎了过来。现在他骄傲地拿出瓶子，发起了一次饯行聚会。他们把饮料分成小份，心满意足地品味着，一边咂着嘴。“你们还记得吗？”塔科维亚说，“你离开北景的前夜，那么多吃的。我吃了九个炸面圈。”
“那时候你的头发很短，”谢维克说，这个回忆令他很是震惊，此前他从未将那个形象同塔科维亚联系在一起，“那是你，没错吧？”
“那你以为是谁呀？”
“见鬼，你那时候可真是个孩子！”
“你也是啊，都过去十年了。那时候我把头发剪短，可以显得与众不同，惹人注意。那样有很多好处！”她又愉快地大笑了起来，又赶紧憋了回去，以免吵醒宝宝。宝宝在婴儿床上熟睡，床边拉着帘子。其实一旦她睡着了，是没有什么能够吵醒她的。“我以前非常急切地想要与众不同。是为什么呢？”
“人一生中会有那么一个时间段，大约是二十岁的时候。”比达普说，“那时候你得做出选择，后面的人生是跟别的人一样过呢，还是要充分发扬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
“至少是乖乖地接受自己的不同之处。”谢维克说道。
“谢夫已经乖得过分了。”塔科维亚说，“他已经老了。人到三十肯定很糟糕。”
“别担心，你就算到了九十岁也不会变乖的。”比达普拍了拍她的后背，“你们还没接受孩子的名字吗？”
中央登记电脑会给每一个人起一个独有的名字，每个名字都是五个或者六个字母。在电脑化的社会中，若非如此，就得用数字来作为每一个人的标签。阿纳瑞斯人不需要什么身份，只需要一个名字。因此，每个人都觉得名字是自身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名字跟长相和身高一样，都由不得自己来选择。塔科维亚不喜欢分配给宝宝的那个名字，萨迪克。“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给人感觉就像含了一嘴的沙子，”她说，“跟她不配。”
“我喜欢，”谢维克说，“听上去就像一个苗条修长、有着一头乌黑长发的姑娘。”
“可她明明是个矮矮胖胖的小丫头，都看不到有头发。”比达普发表着自己的意见。
“要给她时间嘛，兄弟！听着，我有话要讲。”
“讲吧！讲吧！”
“嘘——”
“嘘什么？就算发洪水，宝宝还是照睡不误。”
“请安静。我现在觉得激情澎湃。”谢维克举起自己那杯果汁，“我想说——我想说的就是，我很高兴萨迪克能在现在来到这个世界。在这个艰苦的年份，在这个困苦的时代，在我们都需要手足情谊的时候。我真高兴，她出生在现在，在这里。真高兴她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是一位奥多主义者，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姊妹。真高兴她是比达普的姊妹。她是萨布尔的姊妹，竟然是萨布尔的姊妹！我举杯祈愿：在她有生之年里，萨迪克都会热爱自己的兄弟姊妹，一如今晚的我，热烈而欢欣鼓舞地热爱着大家。祈愿雨水的降临……”
同长途出行和海运一样，无线电、电话、邮政这些长途通信系统也由PDC负责协调管理，PDC同时也是这些通信系统最主要的用户。在阿比内没有“商业”，因为这里没有营销、广告、投资、投机等商业行为，因此邮件的主要构成就是各个工业及专业协会的往来信件、各个协会以及PDC的指示和通信、极其少量的私人信件。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随时随地地进行迁徙，因此每一个阿纳瑞斯人都更乐意在当下所处的地方寻找朋友，而不是过去待过的那些地方。在一个公社内部很少会用到电话，一般的公社都没有多大。即便是在阿比内，在每个“街区”里，也是保持着这种封闭式的、地域性的交往模式，街区就是一个半自治的公社，在街区里你只需步行便可以找到任何人、办成任何事。因此电话基本上都是长途的。电话系统由PDC所控制：私人电话必须通过邮件预约，否则通话双方就不能说上话，只能在PDC通话控制中心留口信。信件都是不封口的，当然不是法律的规定，只是一个惯例。个人之间的长途通信又耗材料又耗劳力，而且因为财政是公私不分的，所以很多人都反对不必要的通信或通话，觉得这是一种肤浅的做法，带有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的意味。这也许就是信件之所以不封口的原因：你无权要求别人给你捎信，如果他们不能看到信中的内容。运气好的话，你的信会通过PDC邮政飞船投递，运气不好的话就只能是通过运送物资的火车了。最后这封信会被送到信封上所写那个镇子的邮件站里，然后就在那儿躺着，因为没有邮递员，直到有人告诉收信人他有一封信，他自己才会去把信取回来。
不过，一件事情的必需与否是由个人自行决定的。谢维克和塔科维亚就定期地通信。他写道：
旅途还算不坏，坐的是一辆载客卡车，三天时间就到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劳力征用——他们说有三千人。干旱在此地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但不是食物的短缺。食堂里的配给量跟阿比内是一样的，在这里每天两顿饭都有煮绿咖啡，因为在当地这种东西是有盈余的，于是开始时我们也就以为食物有盈余了。可这里的气候实在是令人苦不堪言。这里是土区。空气很干燥，风不停地刮。偶尔下一小会儿雨，可是雨下过之后不到一小时，地面又开始变得松软，开始扬灰了。这一季的降雨量还没到年均降雨量的一半。工程队所有的人都嘴唇开裂，鼻子出血，眼睛发炎，咳嗽不止。那些长住在红泉的人，很多都得了尘咳病。婴儿最可怜了，很多婴儿的皮肤和眼睛都发炎了。我好奇地想，换作是半年之前，我会不会注意到这个呢？当上父亲之后观察力就敏锐起来了。活儿就是那些活儿，每个人都很友好，可是干燥的风实在很折磨人。昨天晚上我想到了尼希拉斯，还有那个晚上，当时风的声音就像水流的声音。对于这次分离我并不觉得遗憾。从中我得以发现，我开始给予得越来越少，似乎我拥有了你、你拥有了我之后，就没有别的需要做的了。真正的事实是跟相互拥有无关的。我们所做的就是在证实时间的整体性。告诉我萨迪克都在做什么。休息日里我会给一些人上课，是他们要求的，有一个女孩儿是天生的数学家，我打算把她推荐到学院去。
你的兄弟
塔科维亚写道：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让我很是担心。第三学期的排课表在三天之前张贴出来了，我想去看一下你在学院里的工作时间表，可是上面没有你的班级和教室。我想他们肯定是疏忽了，把你漏掉了，于是我就去了职工协会。他们说是的，他们想要让你教几何课。于是我又去了学院协调办公室，去找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女人，她是一问三不知：不，不，我什么也不知道，去中央调配处问问吧！我说废话。然后又去找萨布尔。可是他不在物理科办公室，我后来又去了两趟，都没能见着他。萨迪克戴着一顶漂亮的白帽子，是特拉斯用没有弄散的纱线给她织的，她看上去真是太迷人了。我可不想这样带着萨迪克去他住的地方去找，天晓得他是住房间还是住蚯蚓洞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呢。也许他也自愿去干活了，哈！哈！也许你应该给学院挂个电话，看看他们到底哪里搞错了？事实上，我去分配处的中央调配处查过，但是上头没有给你的新安排。那里的人都挺好的，就是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女人很无能，一点儿忙也帮不上，却没有人过问。比达普说得没错，我们已经让官僚作风悄悄地蔓延开来了。请赶快回来吧（带上那个数学天才女孩，如果有必要的话），离别确实很有教育意义，但是我想要的是你在我身边教育我。因为我的奶水不足，萨老是哭闹，他们现在每天给我增加了半升加钙果汁的配给。医生们真是大好人！谨此，你永远的，T.
谢维克没有收到这封信。这封信抵达红泉的邮件站之前，他已经离开南台了。
从红泉到阿比内大约有两千五百英里的路程。一个人要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只需要搭便车就可以，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可以用来运人，能运多少是多少；不过这次有四百五十个人被重新分配回了他们在西北区的常任职位，因此就特为他们准备了一列火车。这列火车全部是客运车厢，或者说这些车厢最近是用来运送乘客的。大家最不喜欢的是那些刚刚运过熏鱼的车厢。
旱情持续了一年之后，虽然运输联合会的工人们为了满足需求已经全力以赴，可正常的运输线路已经不堪重负。在这个奥多主义社会中，运输联合会是所有联合会中规模最大的。当然，它也是自发组织的，由各个地方协会联合而成，每个协会的代表负责协调以及同地方及中央PDC的沟通事宜。整个运输网络由运输联合会负责维护，在正常以及一般的紧急情况下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可以灵活地适应不同情况下的需求，各个运输协会都有庞大的团队及引以为傲的专业素养。他们给自己的机车、飞船取名为“不屈号”“持久号”“饮风号”等等。他们有自己的口号：目标必达！—切尽在掌握！可是现在，整个星球随时都可能受到饥荒的威胁，必须在不同地区之间有效运送食物，此外还有大量的紧急调派人员需要运送，这样的情形下就不再是一切尽在掌握了。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现有的交通工具也没有足够的人员来驾驶。联合会管理的那些带翅膀或是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全部投入使用，实习工人、退休工人、志愿者、紧急调配人员一齐上阵，帮着让那些卡车、火车、飞船开动起来，让港口、铁路调车场维持正常运转。
谢维克坐的这列火车跑起来的时间短，等候的时间长，因为他们得让那些供货火车先行。后来火车一下子停了整整二十个小时——一位调度员不知道是操劳过度还是经验不足，犯了一个过错，导致了前方某列火车失事。
火车停靠在一个小镇上，镇上的食堂以及仓库都没有额外的食物。这里不是农业公社，而是一个厂区，生产混凝土和泡沫石，因为这里正好有大量的石灰岩，又有一条适于航运的河流。镇上虽然也有些蔬菜园，但是食物并不能自给，要靠外部运送。如果火车上的四百五十个人有吃的，那当地的一百六十个人就得饿肚子。理想的状况是，大家一起分享食物，所有的人都半饥半饱。如果火车上是五十名，甚至是一百名乘客，公社的人也许可以省下哪怕一炉的面包给他们。但是四百五十个人得给多少呢？如果给这些乘客食物，他们自己也许得好几天粒米不进。而几天之后，供货列车能来吗？如果来的话，又能运多少食物来呢？最终，他们没有给乘客食物。
乘客们从当天早饭开始就一直没吃东西，整整饿了六十个小时。线路通畅之后，他们的火车又跑了一百五十英里，到了一个有旅客餐厅的车站后，他们才终于吃上了饭。
这是谢维克有生以来第一次饿肚子。工作时他有时候也不去吃饭，因为他不想费那个力，但是一天两顿饱饭总是有保障的，跟日出日落一样稳定。他从未想过，没有了这两顿饭会怎样。在他这个社会里，没有人会吃不上饭。
当时，火车停在一条铁路岔线上，停在一座伤痕累累、灰尘遍布的采石场和一家关闭的工厂之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饥饿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开始意识到了饥饿的严酷现实，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也许无法渡过这次饥荒的难关，无法继续保有团结的力量之源。当供给充足，甚至是勉强足够的时候，与人分享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供给不足的时候呢？这时候，力量就要开始介入了；有力就是有理；占上风的会是力量及其工具——暴力，还有它最忠实的盟友——游移躲闪的目光。
乘客对镇上居民的怨恨逐步加深，居民的行为却更为不堪——他们和“他们的”所有物，躲在“他们的”围墙里，对火车视而不见，看都不看一眼。很多人都跟谢维克一样沮丧失望；大家在车厢旁边长时间地讨论着，基本上都是关于一个话题，不停地有人加入讨论又有人退出，忽而相互争论忽而又达成了共识，谢维克的思绪追随着他们的讨论。有人郑重其事地提议去偷袭那些蔬菜园，随后大家开始了激烈的争论，要不是火车终于鸣响了汽笛、继续上路，也许这个计划就要付诸实施了。
可是最后，当火车缓缓地进了站，大家都吃了饭——半条霍勒姆面包和一碗汤——之后，笼罩着他们的阴霾情绪便一扫而光，他们又变得兴高采烈了。当碗见底了的时候，你才发现汤其实少得可怜，不过那第一口汤，你喝下去的第一口，真是妙不可言，为了这个味道饿上一阵子也是很值得的。这一点大家都表示同意。他们欢笑着、相互打趣回到火车上。他们携手渡过了难关。
到阿比内的乘客在赤道山转搭一列敞篷货运火车，走过了最后的五百英里路程。在初秋一个多风的夜晚，他们回到了城市。已经快到午夜时分了，街道上空荡荡的。风在街道上穿梭而过，像一条狂暴的河流，只是这河流并无水分。阴暗的街灯上方，群星闪耀。带着满腔的热情，冒着干燥的狂风，谢维克独自一人在幽暗的城市里一路小跑，跑到离北广场三英里外的住处。他一步就跨上了门廊的三级台阶，跑过走廊，来到门口，伸手打开了门。屋里漆黑一片，星星在黑乎乎的窗户上投下耀眼的光芒。“塔科维亚！”他叫道，可是没有回应。灯亮之前，在这片黑暗沉寂之中，他突然明白了离别的意味。
屋里什么也没少，本来也没有什么东西，只是少了萨迪克和塔科维亚。从敞开的房门外刮进来一股风，“占领无人区”轻轻地转动着，发出微弱的光。
桌上有两封信。一封是塔科维亚写的，很短：她被紧急调配到了东北区的食用藻试验开发实验室，期限不定。她写道：
凭良心说，我真没办法拒绝。我去了分配处找他们谈了，也看了他们递交给PDC生态学部门的方案，他们确实需要我，因为我研究的正是藻类—纤毛虫—小虾—库库里鱼生态循环系统。我在分配处请求他们将你派去罗尔尼，当然，在你自己也提出这个请求之前，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且如果学院的工作让你走不开的话，那这也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如果这次时间很长的话，我就要求他们再派别的遗传学者过来接替我，我就赶紧回去！萨迪克很好，会把“光”说成“缸”了。我们这次分开不会很久的。你永远的姐妹，塔科维亚。哦，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也来吧。
另外那封信其实是一张便条，一张小纸片上潦草地写着：“谢维克：物理学办公室，回来之后来找我。萨布尔。”
谢维克在屋里踱着步。那股热情，那股推动着他跑过了那么多条街道的力量，现在还在，可是这股力量只能作用到墙上再反弹回来。虽然他还想继续前进，却没法走远了。他看了看壁橱，里面只有他冬天的外套和一件衬衣，衬衣上头有塔科维亚的刺绣，她很喜欢精细手工；她自己仅有的几件衣服都已经不见了。屏风也收起来了，露出了空荡荡的婴儿床。台床上的东西没有收走，不过褥子整齐地卷了起来，上头盖着那条橙色毯子。谢维克走回桌边，把塔科维亚的信又看了一遍。他的眼中噙着愤怒的泪水。他身子哆嗦着，心里涌起了一阵强烈的失望和愤怒，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最糟糕的是，你没法把这一切归咎到某个人身上。社会需要塔科维亚，需要她去同饥饿作战——她在挨饿，他在挨饿，萨迪克也在挨饿。社会跟他们不是对立的，社会为他们而存在，跟他们同在；他们就是这个社会。
可是他却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书、自己的爱人和自己的孩子。你还能要求一个男人放弃多少东西呢？
“该死的！”他大声说道。普拉维克语不适合用来骂人。既然性并不肮脏，又没有什么亵渎的话语，骂人就变得很困难了。“哦，该死的！”他又说了一遍。他恨恨地把萨布尔那张脏兮兮的小便条揉成一团，然后攥紧拳头撞击着桌子边缘，一次，两次，三次，他热切地希望能有疼痛的感觉。可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什么也做不了，哪儿也去不了。他最后只好解开褥子，孤独地躺下睡觉。他睡得很不舒服，不停地做着噩梦。
早上第一件事儿，是布努波过来敲门。他开了门，但没有把身子让开请她进屋。她是飞行器机械厂的机械师，五十岁，住在走廊的另一头。塔科维亚总是能被她逗乐，谢维克却对她很是反感。原因只有一个，她觊觎他们的房子。她说，房子第一次腾空时，她就已经去要过了，可是街道住房登记员跟她有矛盾，所以她没能如愿。她现在的房间里没有角窗，谢维克屋里的窗户是她的梦想。不过是个双人间，可她却是一个人住，现在住房这么紧张，她这样就显得太自私了。不过要不是她编借口把谢维克逼得没办法了，他是不会费口舌去反驳她的。她唠唠叨叨地解释着。她有了一个伴侣，一个终身伴侣。“就像你们俩。”说这话时她还假笑了一声。只是那个伴侣在哪里呢？不知道为什么，她说话时一直用的是过去时态。而且，对于踏进布努波家门的那些个男人来说，那个双人间相当不错了，来布努波家的男人每天晚上都要换，就跟她还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十七岁小姑娘一样。塔科维亚羡慕地旁观着。布努波会来找她，跟她说那些男人的事情，一边没完没了地抱怨。房间没有角窗只是她无数委屈中的一个。这个人思想阴暗，嫉妒心又强，任何事情她都能看出其中的不好，并把这种不好牢牢放在心上。在她口中，她所在的工厂里都是些恶毒的人，很无能，只知道拉关系，还消极怠工。她所在的协会开会时乱糟糟的，有很多恶毒的风言风语，都是影射她的。整个社会都在迫害她布努波。听了她这些话，塔科维亚就笑了，有时候还笑得乐不可支，就当着布努波的面。“哦，布努波，你真好玩！”她气吁吁地说道。那个头发花白、嘴唇很薄、耷拉着眼皮的女人会微微地笑着，也不觉得受了冒犯，一点也没觉得，继续她那荒谬的叙述。谢维克觉得塔科维亚这样笑她也无可厚非，但是他就是笑不出来。
“真糟糕。”她从谢维克身边挤进屋，径直走到桌子面前，想看塔科维亚的信。她拿起信，谢维克冷静迅速地从她手里把信抢了过去，弄她个措手不及。“太糟糕了。甚至连提前一旬的通知都没有。就说‘来吧！马上！’。他们还说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应该是自由的人。多大一个玩笑啊！就这样把一对幸福的伴侣给拆散了。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才这么做。他们反对男女配对，你看到了，一直都是这样的，他们故意地把一对伴侣派到不同的地方。我和拉贝克斯的遭遇就是这样，完全一样。我们再也不可能重聚了，分配处就是反对我们在一起。婴儿床都空了，可怜的小东西！这四旬以来，她没日没夜哭个不停。吵得我也好几个小时睡不着觉。当然，是因为食物短缺，塔科维亚没有足够的奶水。想想吧，居然把一个正在喂奶的母亲派到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去！我觉得你不可能也被派到那里去的，他们派她去哪里了？”
“东北区。布努波，我想去吃早饭。我饿了。”
“这不就是他们的惯用伎俩吗，你走了之后，他们所做的这一切？”
“我走了之后他们做什么了？”
“把她派走了——把伴侣拆散了。”她小心地把萨布尔的便条摊平，看了看，“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搬进来！我猜你很快就得搬出这个房间了，不是吗？他们是不会让你一个人住双人间的。塔科维亚说她很快就回来，可我看得出来她只不过是想给自己打气。自由，我们应当是自由的，真是天大的玩笑！从这里推到那里……”
“哦，去你的，布努波，如果塔科维亚不想去，她可以拒绝的。你知道我们现在正面临着饥荒。”
“呃，我很奇怪她为什么不期待着什么变化。小孩出生之后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很久以前我就想，你们早就应该把孩子送托儿所去了。她那么能哭。孩子是一对伴侣共有的，把他们绑在了一起。正如你所说，她应该期待改变，有机会她马上就抓住了，这再正常不过了。”
“我可没那么说。我要吃早饭去了。”他大步走出房门，布努波在他身上扎下的那五六根针让他颤抖起来。这个女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她说出了他自己内心深处最卑劣的一些恐惧。她现在还在房间里，也许正在盘算着怎么往里头搬。
他起得太晚，等他到食堂时，食堂窗口马上就要关闭了。因为这趟旅途的缘故，他现在看到吃的还两眼放光，所以粥和面包他都取了双份。取菜台后头那个男孩皱着眉头看着他。这些日子里，已经不再有人取双份食物了。谢维克也皱眉回瞪着他，却什么也没说。过去那八十多个小时里，他就靠着两碗汤和一公斤的面包撑着，他有权利把之前漏掉的补回来，可是他如果开口解释就该令人生厌了。存在即合理，需要的就是正当的。他是一位奥多主义者，投机分子才会愧疚呢。让投机分子愧疚去吧。
他自己一个人坐着，可是迪萨尔马上就过来了，微笑着，那双斜眼不安地盯着他，也许是看着旁边。“好久没见。”迪萨尔说。
“农场征用。六旬。这边情况如何？”
“缺粮少食。”
“以后还会更缺的。”谢维克说是这么说，却并不是很确定，因为他现在正在吃着饭，而且粥的味道简直好极了。失望、焦虑、饥荒！理智的前脑说道；可是伏踞在阴暗头骨深处的后脑——冥顽不化、野性难改——则在说：“快吃！快吃！好吃，好吃！”
“去见萨布尔了？”
“没有，我昨天夜里很晚才到家。”他瞟了一眼迪萨尔，尽量装着无动于衷，“塔科维亚被紧急征用了，四天前走的。”
迪萨尔点了点头，他的无动于衷可是真心的。“听说了。学院改组听说了吗？”
“没。怎么回事？”
数学家把修长的双手摊在桌上，低头看着。这个人向来说话口齿不清，惜字如金；事实上，他有些口吃；可是这次他的磕绊是语言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呢，谢维克一直想搞清楚。他一直莫名地喜欢迪萨尔，不过有些时候他也同样莫名地讨厌迪萨尔。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候。迪萨尔的嘴唇、跟布努波一样耷拉着的眼睑，看上去都似乎透着狡猾。
“镇静。精简了，只留下必要人员。希佩格走了。”希佩格是一位声名狼藉的愚蠢的数学家，通过坚持不懈拍学生的马屁，每个学期都成功地让学生主动去申请开自己的课。“被调走了，某个地区学院。”
“最好让他去挖地霍勒姆，还能少点儿祸害。”谢维克说。肚子填饱之后，他开始觉得也许这次饥荒对于社会有机体还是有所贡献的。事情的轻重缓急重新变得明晰了。那些缺点、弱点、有病的地方将被剔除，那些状况不佳的器官将会恢复正常功能，身体机制里的多余脂肪也将被剥离。
“我帮你说话了，学院会上。”迪萨尔说道，抬起头来，却没有直视谢维克的眼睛，他也没法直视。虽然谢维克还没有明白过来他说的什么，但是他感觉到了迪萨尔在撒谎，而且非常肯定——迪萨尔没有帮着他说话，而是说了反对的话。
他之所以偶尔会讨厌迪萨尔，现在他明白原因了：是他意识到了——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未经确认——迪萨尔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恶意。迪萨尔之所以也喜爱他，一直想要对他施加影响，原因也清楚了，这一点同样令谢维克感到厌恶。这是一种迂回的占有方式，这种错综复杂的爱恨交缠，在谢维克看来毫无意义。他傲慢地、毫不留情地从他们各自为对方设置的墙壁中间走了过去。他不再跟数学家讲话，自顾自地吃完早饭，然后离开食堂，穿过方庭，穿过初秋时节明亮的晨光，来到物理学办公室。
他走进后头那间被所有人称为“萨布尔办公室”的房间，在这里他们第一次相遇，在这里萨布尔给了他伊奥语语法书和词典。萨布尔坐在办公桌后，他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看，又低下头去，看面前那一摞纸，真是一位勤勉专注的科学家。随后他终于允许自己那已然超负荷的大脑猛然意识到了谢维克的在场，随后他就变得极度热情起来。他看起来很瘦很老，当他站起身的时候腰弯得也比以前更厉害了，这样的弯腰似乎在向对方表示和解。“真糟糕，”他说，“呃？糟透了！”
“还会更糟的。”谢维克轻声说道，“这边怎么样？”
“很糟糕，很糟糕。”萨布尔摇着满头花白的头发，“对于纯粹的科学来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真是一个糟糕的时候。”
“以前有过好时候吗？”
萨布尔很不自然地吃吃笑了两声。
“夏天的飞船上有乌拉斯那边过来的东西吗？”谢维克问道。他走到屋子另一头的长椅上坐下，跷起一条腿。经过南台地区的野外劳作，他原本浅色的皮肤晒黑了，脸上那层纤细的绒毛也变成了银白色。他看起来很瘦很健康，而且很年轻，跟萨布尔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他们两人都注意到了。
“没有你关心的东西。”
“没有对《共时原理》的评论？”
“没有。”萨布尔现在的口气很阴沉，这才是他的本色。
“没有信？”
“没有。”
“真是奇怪。”
“奇怪什么？你在期待什么，伊尤尤恩大学的讲师席位？西奥·奥恩奖？”
“我期待着评论和反馈。已经有一阵子了。”这句话是跟萨布尔那句话同时说的，“也许这时间还不够写评论。”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你必须认识到，谢维克，仅仅确信自己正确还不够。为这本书你付出了很多，我知道，我也付出了很多，对它进行编辑，确保它不仅仅是对因果理论的不负责任的攻击，确保它是积极实际的。可是，既然其他物理学家没有看出你的作品的价值，那么你就该重新审视你所以为的价值，去找出差异在什么地方。如果它对于别人来说什么都不是，那么它到底好在哪里呢，有什么用处呢？”
“我是一位物理学家，不是功能分析师。”谢维克的语调很亲切。
“每一位奥多主义者同时都应当是一位功能分析师。你三十岁了吧？到了这个年纪，人不应当只知道自己身为细胞的功能，还应到了解自己在组织中的功能——自己在这个社会有机体中最适合的角色是什么。你倒也不必非得去思考这个问题，也许，跟大多数人一样……”
“要思考的。从我十岁或者十二岁开始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一个男孩子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一定就是社会需要他去做的。”
“如您所说，我已经三十了。这个男孩子可真够老的。”
“你所成长的环境很特殊，你受到了特别的关照和保护。首先是北景地区学院……”
“以及造林工程队、农场工作队，还有实用技能培训、街区委员会，以及旱情发生之后的志愿者工作；我所完成的克莱吉克量就是一个普通人必须完成的量。事实上，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可是我同时还在研究物理学。你做什么了？”
萨布尔没有作答，只是重重地皱起他那油乎乎的额头，眼里闪着怒光。谢维克又说道：“你不妨直说吧，因为如果你有我这样的社会道德心，是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你以为你在这里做的工作是有用的吗？”
“是的。‘一个机体越有组织性，其集中性也就越强；此处的集中性适用于真正有效的领域。’这句话引自托玛尔的《定义》。既然时间物理学打算把人类所能理解的一起组织起来，那么根据定义，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功能性的物理学。”
“它不能给人们带来面包。”
“我刚刚花了六旬时间帮助人们得到面包。如果再有号召，我还会去。同时我也要坚持我的事业，如果有物理学方面的工作，我会要求去做，这是我的权利。”
“目前你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那就是，现在没有适合你的物理学方面的工作。没有你做的那类工作。我们必须向实用性转型。”萨布尔在椅子上换了一个坐姿。他看起来闷闷不乐，很不自在，“我们必须放弃五个人，让他们接受重新分配。很抱歉你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这样。”
“正如我所预料。”谢维克说，其实直到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萨布尔要把他踢出学院。不过，虽然刚听到这个消息，他却并不觉得突然；而且他也不能显出震惊，那样岂非正中萨布尔下怀。
“有很多事情都对你不利。你最近这几年从事的研究如此深奥，跟其他研究毫不相关。此外，学院许多学生以及教师心中都有一种感觉，当然这种感觉不一定对，那就是，你的教学以及你的行为，都明确表现出了你内心的不满，有一定的个人主义、反利他主义的倾向。这都是会上说的。当然了，我是帮着你说话的。可是我只是众多理事中的一位。”
“从什么时候开始，利他主义也成为奥多主义者必备的美德了？”谢维克说，“哦，不过没关系。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站起身来。他没法再继续坐下去了，不过他还是努力地克制住自己，说话的语气也非常自然，“我想你没有推荐我去担任其他的教职岗位吧。”
“那于事何补呢？”萨布尔为自己辩解时，音调堪称优美，“哪里都不接收教师。在整个星球上，教师都在同学生肩并肩为预防饥荒而奋战。当然了，这场危机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过个一年半载，等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将为自己所做的牺牲以及付出的劳动而自豪，我们并肩作战，公平分享一切。不过现在……”
谢维克直直地站着，很放松，透过那个伤痕累累的小窗户望着外面的苍茫天空。最后，他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要冲着萨布尔说，让他见鬼去。不过最后还是另外一种更深沉的力量占据了上风。“没错，”他说，“也许你是对的。”他一边说一边冲萨布尔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房间。
他搭公共汽车去了市区。他仍然受到某种力量的驱使，心里很急。他心里有个计划，很想尽快把它完成，然后休息一下。他去了中央劳力分配处的办公室，申请将自己分配去塔科维亚去的那个公社。
分配处拥有众多的电脑，承担着艰巨的协调任务，因此它的办公楼占据了整整一个广场；照阿纳瑞斯的眼光来看，这些楼堂皇壮丽，线条优美简洁。中央分配处内部有高高的屋顶，像一个谷仓，里头熙熙攘攘、一派忙碌景象。墙壁上贴满布告和方向指引，显示着办理不同事务应当去的那些部门。谢维克排到其中一个队伍中，听着前面的两个人说话，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和一个六十岁的老人。男孩自愿申请去做饥荒预防工作，他心中充盈着种种高尚的情感：兄弟情谊、冒险精神、希望。他很高兴终于可以告别孩童时期，独立出发了。当他兴奋地说着话时，自由，自由！这两个字眼不停地闪现，在他的每一句话中都会提到，中间夹杂着那个老人低沉的嘟囔声，其中有奚落和嘲笑，却没有威胁和警告。自由，就是有能力可以去往某个地方、做某件事情，自由就是年轻人身上让老人赞美、珍视的东西，虽然他也在嘲笑着年轻人的自负。谢维克兴味盎然地听着。因为他们，这个荒唐的早晨得到了弥补。
谢维克说明自己想去什么地方之后，那位职员露出犯愁的表情，到旁边取了一张地图，她把地图在柜台上打开。“你自己看。”她说。她个子很小，长相很丑，还有一对龅牙，放在彩色地图上的手却很灵巧很柔软。“那边就是罗尔尼，看到了吧，伸入北特米尼安海的那个半岛。那里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采沙场。除了尽头那个海洋实验室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了吗？海岸线上全是湿地和盐碱滩，然后你绕过这些到和谐市——一千公里。和谐市西边是瘠地海滩。离罗尔尼最近的地方就是山区的某个镇。可是他们那边没有要求调配紧急人手，他们不缺人手。当然了，不管怎样，你还是可以去那里的。”她稍稍调整了一下语气。
“离罗尔尼太远了。”他看着地图，注意到了东北区群山之间塔科维亚成长的那个孤立的小镇，环谷。“海洋实验室难道不需要一个看门人？或者统计员？或者是喂鱼的？”
“我查一下。”
分配处人机互动归档网络非常高效。不到五分钟时间，办事员就从不断输入输出的庞大的信息流中找到了需要的信息。这些信息流中包含了所有人们正在从事的工作、需要用人的岗位、需要的人员信息，以及所有这些信息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优先次序。“他们刚填了一份紧急征用单——征用了你的伴侣，是吧？他们需要的人都已经到岗了，四个技术员和一位有围网捕鱼经验的渔夫。满员。”
谢维克手肘撑着柜台，低下头，挠着柜台，这个姿势表明他心里很困惑，很有挫败感，但却不愿意表露出来。
“呃，”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听着，兄弟，你伴侣的任期是多长？”
“无限期。”
“可是这工作是为了预防饥荒，是吧？这样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不可能的！冬天就该下雨了。”
他抬头看着这位姐妹，她的脸上写着热心、同情和困惑。他微微笑了一下，他不能对她鼓舞自己的努力无动于衷。
“你们可以团聚的。那么，这段时间……”
“是啊，这段时间。”他说。
她静候他的决定。
决定是要由他做出的，选择无穷无尽。他可以留在阿比内，如果能找到主动报名的学生，就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上物理课。他也可以去罗尔尼半岛跟塔科维亚在一起，不过在实验室没有他的位置。他也可以随便住到哪个地方，什么也不干，只要每天起来两次、去最近的公共食堂去把肚子填饱就行。他高兴怎么做都可以。
在普拉维克语中，“工作/运转”和“玩乐”是同一个词，这一点在伦理上自然有着重要非凡的意义。奥多在她的类推体系中，已经预见到了这样一个危险性：人们对“工作”这个词的理解也许会太过绝对——细胞必须一起工作、生物有机体要最大限度地运转起来，每个元素完成的动作，等等。《类推》一书中最基本的概念——合作及功用，都跟工作有关。要证明一个实验是否成功很简单——实验对象是实验室里的二十支试管也好，是月球上的两千万个人也好——那就是看它是否能运转起来。奥多已经看出了其中的道德陷阱。“圣人从来都不会忙碌。”她说。这么说的时候，她脸上也许带着沉思的表情。
“呃，”谢维克说，“我刚刚从一个饥荒预防征用岗位上回来。还有那样的岗位吗？”
办事员用大姐看小弟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表情虽然有些难以置信，却又流露着体谅和宽容。“这间屋子里贴着大约七百个紧急应征的通告。”她说，“你选择哪一个呢？”
“有需要数学背景的吗？”
“主要都是农场劳力和熟练劳力。你接受过工程学培训吗？”
“不是很多。”
“呃，有一个地方需要工作协调员，当然是需要对数字很有感觉的。怎么样？”
“可以。”
“在西南区，在土区，你知道。”
“我以前在土区待过。而且，你刚才也说了，总有一天会下雨的……”
她微笑着点点头，往电脑里输入他的档案：自阿比内，西北区中央学院科学部，至西南区急弯市，工作协调员，1号磷肥工厂：紧急调派：5—1—3—165——无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