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5
贾尔斯很希望到会议室去，但伯尔尼带他去的却是一间空办公室，里面随便摆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伯尔尼没坐下，于是贾尔斯也就没坐。在接待室里的一番欢笑和握手之后，此刻显得有点儿冷清。不过贾尔斯提醒自己，如果说自己在这儿还有朋友的话，那肯定就是伯尔尼·克莱了，可不是刚才大厅里那些咕噜咕噜喝着他调的混合饮料的有钱老头儿。没错，二十年前，把贾尔斯踢出公司时，伯尔尼也有份，但他不是故意的。贾尔斯想起了徒劳的殉道——伯尔尼的家人也得吃饭啊，不是吗？
回忆起那次事件就令贾尔斯沮丧，主要是因为平庸无奇、皆可预测，而所有艺术家都讨厌陈词滥调。芒特弗农的某个酒吧里，警察们举着警徽冲进来了。当天他是在牢里过的夜，想的事情只有一件：警察的流水账可一直都是他父亲最喜欢的报纸内容。贾尔斯希望老人家的视力也像自己的一样，糟到看不清小字号的警察流水账。可后来，贾尔斯就再也没有父亲的音讯了，于是他就知道，父亲看到了。被解雇一个星期之后，贾尔斯养了第一只猫。
假装和伯尔尼开会已经成了他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他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公司里的其他人——包括克莱因先生和桑德斯先生，全都不赞成贾尔斯从事自由职业。贾尔斯露出了大大的、热情的笑容，就像新画好的广告上那个爸爸的笑容。多来点儿广告吧，他想，这次是为了自己。
“那个黑兹尔到底是怎么了？我真不知道她竟然能旷工一天。”
伯尔尼松了松领带：“你不会相信的，老贾，有个阔老头儿竟然对看饮料的青眼有加，把她弄到洛杉矶去了。当然了，账得记在他们头上。”
“噢，她这样可真不错啊，是吧。”
“但我们这儿就糟了，一切都乱了套。所以对不住，没有房间了，都安排不开了。你认识好女孩儿吗？认识的话要告诉我，好吗？”
贾尔斯的确认识好女孩儿，事实上，就是那个在极权主义研究机构上了好多年班也无处可去的姑娘。要是埃莉莎擅长接电话该多好。贾尔斯静默沉思的几秒钟让伯尔尼很是不安，也让他所剩无几的精神头儿沉了下去。伯尔尼已经知道了结果，而贾尔斯却急切地想要就旧式广告大谈特谈。他不想成为这个男人苦恼的源头。
“唔，这样，我先给你看看作品……”
“我真的只有几个……”
两个人都很感谢转移注意力和消解尴尬的卡扣叮当声和皮革噼啪声。贾尔斯把画布放在桌上，一副自豪的样子，但他真实的感觉却是：恐慌。头顶上的灯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他画的这家人，骨骼结构怎么这么明显？皮肤像是损耗掉了，跟光溜溜的“安杰伊”似的。他真的只画了四个脑袋，没画身体吗？他竟然没觉得他们像鬼一样吓人？就连颜色也……除了果冻还行……其他的颜色也都不好看。果冻的红色是他花了一整夜才调出来的，堪称典范的火山岩红。
“这个红色。”伯尔尼叹了口气。
“太红了，”贾尔斯说，“我画得太投入了。”
“不是那个。虽说这个爸爸的嘴唇有点儿太……血淋淋了。是颜色整体有问题。红色不流行了，我们都不做红色的装饰品了。我没告诉你吗？也许没有吧。我刚才说了，一切都乱糟糟的。红色都被砍掉了。新流行色是——你准备好了吗？新的时尚是绿色。”
“绿色？”
“自行车、电吉他、早餐麦片、眼影……绿色突然就成了未来色了，甚至新口味也全是绿色的。苹果、甜瓜、青葡萄、香蒜酱、开心果、薄荷……”
贾尔斯极力回避着极具嘲讽意味的四个头骨，转而仔细审视他们所渴望的那块果冻。他觉得自己太蠢了，太盲目了。关键并不在于伯尔尼之前有没有提过颜色。如果贾尔斯还有点儿判断力，那他肯定自己能想明白。这样一块红色的果冻，只能引起食人魔的食欲吧？它看起来就像刚从一颗跳动的心脏上切下来似的。
“这不怪我，老贾，”伯尔尼说，“都怪照片。今天，每一个从那扇门走进来的客户都说想要照片——漂亮姑娘拿着汉堡包，或者百科全书，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他们还想参与试镜，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这家公司现在只有我还在跟那些老板推销真画了。伟大的艺术品就是伟大的艺术品，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而你，贾尔斯，就是伟大的画家。嘿，这些天你有空忙自己的事儿吗？”
这幅画就像迪克西·道格馅饼店里没了耀眼灯光陪衬的酸橙派——平平无奇。贾尔斯把它塞回了自己的文件箱。在回家的路上，箱子的重量不再像来时那样给他带来安慰了。自己的事儿？没有，伯尔尼。很多年都没有了。他在忙着一遍又一遍地画果冻呢。可无论未来色是什么颜色，都没人想要他的画。 斯特里克兰其实羞愧难当。小便在倾斜的地板上淌着，太多了。他只是想吓唬吓唬清洁工，他打算把今晚看到那件货物的所有人都吓唬一番。这是他在东京执行任务时从霍伊特将军那儿学来的小把戏。第一次和下级见面时，要让他们明白自己有多微不足道。当他看到那个黑人清洁工，那个白人清洁工弯着的背，那个小便池，就方寸大乱了。可是太恶心了。尿在地上，他只有在亚马孙才会那么干。他现在最渴望的就是清洁，可他却在这儿撒尿——字面意义，并非修辞。
他转过头，仔细地看了看那个小个子。她素面朝天，莱妮脸上的那些黏糊糊的玩意儿她都没有，而这让他感觉更糟了。他催促着自己赶紧把膀胱排干净，四下乱看，想找些话来说。电牛棒！毫无疑问，那两个女人都盯着它看呢，那是他离开巴西前，从一个农民那儿讨价还价买的。有些农民几乎不会讲英语，却管这电牛棒叫“亚拉巴马-侬好”。当那“东西”需要些激励来进出水池的时候，这东西确实挺管用。两个铜尖角，有一个上面沾着浓稠的、殷红色的血迹。血迹在白色的瓷砖上慢慢流淌。又要脏乱一团糟了。
他提高嗓门，好不再去想自己有多恶心。“这家伙是1954年生产的农场主-重30型，不是那种新奇但不中用的玻璃纤维什么的，钢轴，橡木把手，可调电压500—10000伏。你们可以看看，女士们，但是别摸。”
他的脸一阵发烫，好像正在聊的是自己的小丁丁。恶心！恶心！要是蒂米听到他这样说话会怎样？塔米呢？他爱他的孩子们，尽管他不敢碰他们，怕伤害到他们。他们只能凭借他说出口的话来评判他。他不由对这两个女人怒不可遏，因为她们目睹了自己的丑态。当然，她们在这儿也不是她们的错，但她们就不该干这份工作，不是吗？怎么能将自己置于这种位置？最后一滴尿落下去了，他想起了沾在“亚拉巴马-侬好”上面的圆鼓鼓的血珠。
斯特里克兰晃了晃胯，合上裤子，拉起拉链，发出哇哦一声。两个女人看向了别处。裤子上有没有溅上小便？他现在已经不是在丛林里了，他必须时时刻刻考虑这种事。他想逃出这明亮的房间，想逃离自己弄出的乱摊子。赶紧把这事儿了结，他对自己说。
“你们都听见实验室里那个人说的话了，应该不用我再重复了吧？”
“我们明白。”那个黑人说。
“我知道你们明白。我要检查一下。”
“好的，先生。”
“我的工作就是检查。”
“对不起，先生。”
这女人怎么把这事儿变得这么难呢？另外那个，那个漂亮得多的，看起来也温和得多的，怎么不说几句？房间里的空气很潮湿，肯定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肯定是。他的心怦怦直跳，伸手摸了摸腰际，但那儿已经没有砍刀了，而是“亚拉巴马-侬好”。它是个很不错的替代品，他渴望用手指握住它。他绷紧下巴，挤出一个笑容。
“哎，我可不是拥护乔治·华莱士的家伙。我认为黑人应该有自己的地位，真的。工作、上学，都应该拥有和白人一样的权利，但是你们真得多学学单词。你听到自己说的话了吗？你一直都在重复同样的词。在朝鲜时，我曾经和一个黑人并肩作战，结果他因为一件莫须有的事儿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因为法官想听听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他却只会说‘是的先生’‘不是的先生’。所以，监狱里的黑人才会很多啊。我可不是瞎说的。我听说他们下个月要关闭联邦监狱了，那里面就几乎没有黑人。那可都是这个国家最恶劣的罪犯啊。这是你们种族的荣耀啊，你该自豪才是。”
他在说什么玩意儿？联邦监狱？这些清洁工肯定会认为他是个傻子，他一出这个门，厕所里就会爆出她们的大笑。他的脸上淌着汗，屋子仿佛越缩越小，一定有三百度了。他点点头，看见了那袋糖，便一把抓过来，掏了掏里面。他没洗手。偏偏是清洁工，她们肯定注意到了。恶心！恶心！他把绿色的小球扔进嘴里，最后看了一眼那两个目瞪口呆的女人。
“女士们，想不想吃糖？”
那绿色的糖球就像马似的咬了他一口，他自己都听不懂自己刚才问了些什么。噢，她们会笑话他的，随便吧。该死的清洁工。该死的所有人。他得对那些科学家严厉些，不能像这次这样搞砸了。奥卡姆和“约瑟菲娜”号并无不同，他要确保每个人都清楚，管事儿的是他斯特里克兰，不是那个五角大楼的奴才大卫·弗莱明，也不是那个好脾气的生物学家鲍勃·奥夫斯泰特。他转过身，地上很滑。他希望那是肥皂水，而不是小便。他咬碎了硬糖，这样就听不见自己湿哒哒的脚步声了。他从水池边抓起“亚拉巴马-侬好”，那些血珠可能滴下去了，清洁工会擦掉的，但她们也会记得这一幕，记得他。恶心！恶心！ 斯特里克兰的糖果给这令人作呕的场面增添了几分病态的甜蜜。在大多数孩子都玩儿命渴求糖果的时候，埃莉莎就失去了对它的兴趣，即便是贾尔斯在迪克西·道格馅饼店硬给她点的甜饼，也会让她喉咙发腻。她以畏缩的心态来回忆自己不喜欢糖果这件事的根源，那时的她呆望着蛇发女妖般的成年人，那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就和斯特里克兰没两样。在她那些早期的看护者眼里，埃莉莎并不是残疾人，而是个蠢笨、顽固的家伙。那家孤儿院有个可爱的名字，叫“巴尔的摩小流浪者之家”，但住在那儿的孩子只将它简称为“之家”。而且讽刺的是，故事书似乎总与“家”息息相关：稳定，安全，舒适，欢乐，秋千，沙坑，拥抱。
年纪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带你到外屋去，给你看那些用来打钢印的设备，设备打出的字样是“之家”以前的名字：芬茨勒智障学校。埃莉莎被送到那儿的时候，档案将孩子们称为“先天愚型”“疯子”“身心残障”，入校的原因是“智力迟钝”“发育缓慢”“遗弃”。与附近的犹太教、天主教孤儿院不同，“之家”的任务只是让你好歹活下去罢了，所以当你到了十八岁这个门槛，就得去找一份卑微的工作，为上等人服务。
“之家”的孩子们应该联合起来，正如奥卡姆的杂役们也应该联合起来。然而，食物和亲情的缺乏，像咳嗽似的残忍传播着，每个孩子都知道对手的痛点。你被判归“之家”是因为你的家人住在贫民窟？那你就是饿鬼贝蒂。你的父母死了？那你就是坟地吉尔伯特。你是移民？那你就是红种罗莎、野人哈罗德。以至于很多孩子成年了、被赶出门去了，埃莉莎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到底是什么。
埃莉莎的绰号是“哑巴”，不过舍监更愿意叫她“22”。在这个满是不受欢迎的小孩的不整洁的世界里，数字能让一切显得整洁，所以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编号，所有分配给你的东西上面都标着你的编号，这样当你的东西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就能轻易地知道是谁犯了错。像“哑巴”这样受排斥的小孩更倒霉，对手们只要用他们的外套包住毯子，扔到外面的泥地里，标着“22”的标签就能被认出来——“哑巴”犯错了。
惩罚可以委托给随便哪个舍监，但女总管常常愿意自己出手。“之家”并不是她的，但她所有的也仅此而已。早在三岁时，埃莉莎就凭直觉发现，女总管把这群没规矩的孩子看作自己精神不稳定的体现，让孩子们遵守秩序，就等于让她自己保持理智。但这一点儿用都没有。她狂声大笑，把年纪最小的孩子都吓哭了，然后大笑变成了愤怒的抽泣，让孩子们更加惊惧。她随身带着抽打腿和背的树条鞭，手指间夹着戒尺，还有一瓶蓖麻油，用来强迫孩子们生吞。
诡异的是，女总管也带着糖果，因为她太依赖诸如恳求、哭鼻子一类的反馈，所以最喜欢发不出声音的“哑巴”。“不可救药的小怪物”，她这样叫她。一种秘密的心照不宣。更糟的是女总管一反常态的日子，她把灰白色的头发扎成难看的马尾辫，逼问埃莉莎到底想不想玩洋娃娃。当女总管问有没有哪个坏女孩儿又尿床了，埃莉莎就只能害怕地装装样子。这时候，她就拿出了糖果。“把秘密告诉我，没关系的，”女总管这么说，“只要指出来到底是谁，我就能修理她们了。”埃莉莎觉得，这像个陷阱。就是个陷阱。和揉弄玻璃纸的斯特里克兰先生一样。这样或那样的糖果，其实都是毒药。
埃莉莎渐渐长大，十二岁，十三岁，十四岁。她独自坐在饮水器旁边，躲着其他女孩儿，偷听她们聊喝酒的事儿，她杯子里的水喝起来有一股肥皂味。她听她们聊舞蹈课。她用冰激凌碗把手冻僵，这样就不会想跳舞了。她听她们聊接吻，一个女孩儿说：“他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埃莉莎想这句话想了好几个月，“觉得自己很重要”到底是个什么感觉？突然间，自己不仅存在于自己的世界里了，还存在于另一个人的世界，是吗？
她跟在其他女孩儿后面到处走，其中一个地方名叫“华盖影院”，她从来没去过里面。她买了一张票，等着有人来轰自己走。她花了五分钟挑选座位，仿佛在选人生道路。也许的确是人生道路：那部电影是《鹿苑长春》。尽管多年后，她和贾尔斯会拿电视播映画面里的伤感风开玩笑，但那确实是她从未有过的宗教体验，和坐在教堂长凳上的那种感觉全然不同。这是一个幻象胜过现实的地方。这里漆黑一片，看不到伤疤，沉默不但是被接受的东西，而且还是引座员手持探照灯要求所有人执行的。在这两小时零八分钟里，她是完整的。
她看的第二部电影是《邮差总按两遍铃》。那是一种肉欲的、性与暴力的狂热泡沫，虚无主义，是在“之家”的图书室里绝不会出现的东西，是大人们从没有告诉过她的东西，女孩儿们的八卦闲聊也没能让她准备好接受它的冲击。“二战”刚刚结束，巴尔的摩的街道上挤满了衣冠楚楚的士兵，回家的路上，她换了一种眼光看他们，而他们，她想，也用不同的眼光看着她。然而，她与他们的互动失败了，那些年轻人对手指传递出的情意没什么耐心。
据她自己统计，在“之家”生活的最后三年里，她曾偷偷溜进华盖影院一百五十多次。那时候，影院的生意还不错，灰泥还没有从天花板上往下掉，阿佐尼安先生还没有绝望地开始7×24小时不间断地放映影片。这是她受教的过程——真正的教育。《美人计》里，加里·格兰特和英格丽·褒曼贪婪地吮吸着对方的气息；《蛇穴》里，奥利维娅·德哈维兰挣扎着逃离那些疯女人；《红河》里，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在层层尘幕中徘徊。终于，埃莉莎在偷偷溜进去看《对不起，打错了》时被引座员抓住了，不过那不重要了。还有两个星期就到“之家”为她选定的生日了，她马上就要到十八岁了，她会被赶出去，被迫找个地方，自己想办法生活。想来可怕，却又令人向往：她可以自己花钱买票，寻找可以与之吸吮气息、或惊惶逃离、或仅是行走其间的人。
那位女总管和埃莉莎进行了离校面谈，她抽着烟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对埃莉莎竟然能活到十八岁感到愤慨。当地的一个妇女组织为“之家”的毕业生提供了一个月的房租和一只装满二手衣服的手提箱。埃莉莎穿了她最喜欢的那件带口袋衬裙的深绿色羊毛连衣裙，而她最最需要的是一条可以遮住伤疤的围巾。她在心里那已然满满当当的需求清单上又加了一条：买围巾。
“到圣诞节的时候你就变成妓女了。”女总管信誓旦旦地说。
埃莉莎瑟瑟发抖，但这威胁吓不到她。为什么呢？她看了太多好莱坞电影，知道所有妓女都有金子般的心灵，迟早有一天，克拉克·盖博、克里夫·布洛克，或是莱斯利·霍华德会注意到这光芒的。当天晚些时候，她没去妇女之家，而是去了这个世界上她最喜欢的地方：华盖影院。或许正是那种沉思把她带到那儿去的。她没钱看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圣女贞德》，却一心想沉迷在海报上说的“演员上千，阵容宏大”之中——就像她现在身处的庞大的巴尔的摩，只不过前者被安全地限制在银幕里。
她觉得从钱包里摸出四毛钱实在是太任性了，于是低下了头，刚好看到了那个不起眼的牌子，上面写着：吉屋出租，入内洽询。没什么可犹豫的。几个星期之后，她收到了房租账单，眼看就保不住这个地方了，又刚好看到了一则广告：奥卡姆航空航天研究中心招聘清洁工。她写了应聘信，约了面试时间，花了一整个早晨熨烫那件深绿色的连衣裙，还研究了公交车时刻表。但就在她要出发前的一个小时，悲剧发生了：大雨滂沱而至，而她没有雨伞。她惊慌失措，努力地忍着没哭，这时她听到华盖影院的另一间公寓里传出轰隆隆的声音。她从来没见过那个男人，尽管他总是在附近出没，似乎有点儿宅。现在她没资格拥有“谨慎”这种奢侈品了，于是她敲响了那扇门。
她原本以为开门的会是个矮胖、多毛、没刮胡子，还会不怀好意地瞥来瞥去的家伙，但没想到，那人身上竟然有一种贵族气质，夹克、毛衣、背心、衬衫，一层层像信封一般塞得平平整整，他五十多岁，但眼镜后面闪着光。他眨眨眼睛，心不在焉地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好像忘了戴帽子似的，然后他注意到了她难过的表情，便温和地笑了笑。
“唔，你好啊，嗯。很荣幸见到你，但，怎么称呼？”
埃莉莎抱歉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然后凭直觉做了个“雨伞”的手势。那个男人发现她不能讲话，只惊讶了几秒钟。
“雨伞！当然！快进来，小家伙，让我把它找出来，就像从石堆里拔出神剑那样。”
他进了屋。埃莉莎有些迟疑。她从来没有进过“之家”以外的人家。她向右歪了歪身子，看见了暗暗的、巴洛克式的家具轮廓，上面影影绰绰有猫的身姿。
“这么说新来的房客就是你了。我没按规矩早点儿带着一盘小饼干去拜访，真是太不友好了。我唯一的借口恐怕就是，截稿日期太紧，把我给钉在桌子边了。”
他说的桌子一点儿也不像个“桌子”，而是一张可以用铰链调节角度的桌面。这个人应该是艺术家吧。埃莉莎感到了一种风吹的刺痛。桌子中间放着一幅画了一半的女人肖像，搭在她肩膀上的鬈发尤为引人注目，在肖像的底下有一行文字：秀发不再单调。
“虽说我马马虎虎的，但要是你需要什么，就尽管告诉我。不过还是建议你自己准备一把伞啊。我注意到你那儿有公交车时刻表，哎，走到车站可比想象中要远。你肯定已经发现了，华盖影院的公寓有很多不太理想的地方，但是要自得其乐嘛，还有那些美好的东西。我敢肯定你是很好相处的。”
他本来在画布堆里翻来翻去的，这会儿停下来看着埃莉莎，等她回答。她原本以为，人们一旦开始说话，往往就会忘记他们交谈的对象是个残疾人。然而，这个男人却笑了，细长的棕色胡子仿佛张开的双臂。
“你看，我一直都想学手语来着，你真是给了我一个超级棒的机会啊。”
几个星期以来，埃莉莎一直忧心忡忡地忍着眼泪，此刻它就要变成感激的热泪涌出来了。不过她忍住了：现在可没时间重新化妆。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事情变得更加难办了，这个男人——他夸张地介绍说自己叫贾尔斯·冈德森——找到了雨伞，决定亲自开车送她，并且拒绝了她比画的“婉拒”。一路上，贾尔斯闲扯着“清洁工”这个词是从“雅努斯”——守门的罗马两面神——演变来的，转移了她的注意力。他一直唠叨到奥卡姆的大门口，直到门卫指出他的名字不在名单上，这才停住。门卫示意埃莉莎下车，冒着雨走进去。
“‘无论去哪儿，皆好运/一双旧鞋，抛身后’，”他冲着她喊道，“是阿尔弗雷德·洛德·丁尼生的诗！”
鞋，她重复着这个词，眼睛盯着自己那双难看的、施舍来的高跟鞋在雨中的人行道上溅起水花。如果能得到这份工作，我要给自己买一双漂亮的鞋子。
《沙丘》六部曲合集
《波西杰克逊》系列合集
《猎魔人》合集
回忆起那次事件就令贾尔斯沮丧，主要是因为平庸无奇、皆可预测，而所有艺术家都讨厌陈词滥调。芒特弗农的某个酒吧里，警察们举着警徽冲进来了。当天他是在牢里过的夜，想的事情只有一件：警察的流水账可一直都是他父亲最喜欢的报纸内容。贾尔斯希望老人家的视力也像自己的一样，糟到看不清小字号的警察流水账。可后来，贾尔斯就再也没有父亲的音讯了，于是他就知道，父亲看到了。被解雇一个星期之后，贾尔斯养了第一只猫。
假装和伯尔尼开会已经成了他工作的很大一部分。他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公司里的其他人——包括克莱因先生和桑德斯先生，全都不赞成贾尔斯从事自由职业。贾尔斯露出了大大的、热情的笑容，就像新画好的广告上那个爸爸的笑容。多来点儿广告吧，他想，这次是为了自己。
“那个黑兹尔到底是怎么了？我真不知道她竟然能旷工一天。”
伯尔尼松了松领带：“你不会相信的，老贾，有个阔老头儿竟然对看饮料的青眼有加，把她弄到洛杉矶去了。当然了，账得记在他们头上。”
“噢，她这样可真不错啊，是吧。”
“但我们这儿就糟了，一切都乱了套。所以对不住，没有房间了，都安排不开了。你认识好女孩儿吗？认识的话要告诉我，好吗？”
贾尔斯的确认识好女孩儿，事实上，就是那个在极权主义研究机构上了好多年班也无处可去的姑娘。要是埃莉莎擅长接电话该多好。贾尔斯静默沉思的几秒钟让伯尔尼很是不安，也让他所剩无几的精神头儿沉了下去。伯尔尼已经知道了结果，而贾尔斯却急切地想要就旧式广告大谈特谈。他不想成为这个男人苦恼的源头。
“唔，这样，我先给你看看作品……”
“我真的只有几个……”
两个人都很感谢转移注意力和消解尴尬的卡扣叮当声和皮革噼啪声。贾尔斯把画布放在桌上，一副自豪的样子，但他真实的感觉却是：恐慌。头顶上的灯是不是有什么毛病？他画的这家人，骨骼结构怎么这么明显？皮肤像是损耗掉了，跟光溜溜的“安杰伊”似的。他真的只画了四个脑袋，没画身体吗？他竟然没觉得他们像鬼一样吓人？就连颜色也……除了果冻还行……其他的颜色也都不好看。果冻的红色是他花了一整夜才调出来的，堪称典范的火山岩红。
“这个红色。”伯尔尼叹了口气。
“太红了，”贾尔斯说，“我画得太投入了。”
“不是那个。虽说这个爸爸的嘴唇有点儿太……血淋淋了。是颜色整体有问题。红色不流行了，我们都不做红色的装饰品了。我没告诉你吗？也许没有吧。我刚才说了，一切都乱糟糟的。红色都被砍掉了。新流行色是——你准备好了吗？新的时尚是绿色。”
“绿色？”
“自行车、电吉他、早餐麦片、眼影……绿色突然就成了未来色了，甚至新口味也全是绿色的。苹果、甜瓜、青葡萄、香蒜酱、开心果、薄荷……”
贾尔斯极力回避着极具嘲讽意味的四个头骨，转而仔细审视他们所渴望的那块果冻。他觉得自己太蠢了，太盲目了。关键并不在于伯尔尼之前有没有提过颜色。如果贾尔斯还有点儿判断力，那他肯定自己能想明白。这样一块红色的果冻，只能引起食人魔的食欲吧？它看起来就像刚从一颗跳动的心脏上切下来似的。
“这不怪我，老贾，”伯尔尼说，“都怪照片。今天，每一个从那扇门走进来的客户都说想要照片——漂亮姑娘拿着汉堡包，或者百科全书，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他们还想参与试镜，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这家公司现在只有我还在跟那些老板推销真画了。伟大的艺术品就是伟大的艺术品，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而你，贾尔斯，就是伟大的画家。嘿，这些天你有空忙自己的事儿吗？”
这幅画就像迪克西·道格馅饼店里没了耀眼灯光陪衬的酸橙派——平平无奇。贾尔斯把它塞回了自己的文件箱。在回家的路上，箱子的重量不再像来时那样给他带来安慰了。自己的事儿？没有，伯尔尼。很多年都没有了。他在忙着一遍又一遍地画果冻呢。可无论未来色是什么颜色，都没人想要他的画。 斯特里克兰其实羞愧难当。小便在倾斜的地板上淌着，太多了。他只是想吓唬吓唬清洁工，他打算把今晚看到那件货物的所有人都吓唬一番。这是他在东京执行任务时从霍伊特将军那儿学来的小把戏。第一次和下级见面时，要让他们明白自己有多微不足道。当他看到那个黑人清洁工，那个白人清洁工弯着的背，那个小便池，就方寸大乱了。可是太恶心了。尿在地上，他只有在亚马孙才会那么干。他现在最渴望的就是清洁，可他却在这儿撒尿——字面意义，并非修辞。
他转过头，仔细地看了看那个小个子。她素面朝天，莱妮脸上的那些黏糊糊的玩意儿她都没有，而这让他感觉更糟了。他催促着自己赶紧把膀胱排干净，四下乱看，想找些话来说。电牛棒！毫无疑问，那两个女人都盯着它看呢，那是他离开巴西前，从一个农民那儿讨价还价买的。有些农民几乎不会讲英语，却管这电牛棒叫“亚拉巴马-侬好”。当那“东西”需要些激励来进出水池的时候，这东西确实挺管用。两个铜尖角，有一个上面沾着浓稠的、殷红色的血迹。血迹在白色的瓷砖上慢慢流淌。又要脏乱一团糟了。
他提高嗓门，好不再去想自己有多恶心。“这家伙是1954年生产的农场主-重30型，不是那种新奇但不中用的玻璃纤维什么的，钢轴，橡木把手，可调电压500—10000伏。你们可以看看，女士们，但是别摸。”
他的脸一阵发烫，好像正在聊的是自己的小丁丁。恶心！恶心！要是蒂米听到他这样说话会怎样？塔米呢？他爱他的孩子们，尽管他不敢碰他们，怕伤害到他们。他们只能凭借他说出口的话来评判他。他不由对这两个女人怒不可遏，因为她们目睹了自己的丑态。当然，她们在这儿也不是她们的错，但她们就不该干这份工作，不是吗？怎么能将自己置于这种位置？最后一滴尿落下去了，他想起了沾在“亚拉巴马-侬好”上面的圆鼓鼓的血珠。
斯特里克兰晃了晃胯，合上裤子，拉起拉链，发出哇哦一声。两个女人看向了别处。裤子上有没有溅上小便？他现在已经不是在丛林里了，他必须时时刻刻考虑这种事。他想逃出这明亮的房间，想逃离自己弄出的乱摊子。赶紧把这事儿了结，他对自己说。
“你们都听见实验室里那个人说的话了，应该不用我再重复了吧？”
“我们明白。”那个黑人说。
“我知道你们明白。我要检查一下。”
“好的，先生。”
“我的工作就是检查。”
“对不起，先生。”
这女人怎么把这事儿变得这么难呢？另外那个，那个漂亮得多的，看起来也温和得多的，怎么不说几句？房间里的空气很潮湿，肯定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肯定是。他的心怦怦直跳，伸手摸了摸腰际，但那儿已经没有砍刀了，而是“亚拉巴马-侬好”。它是个很不错的替代品，他渴望用手指握住它。他绷紧下巴，挤出一个笑容。
“哎，我可不是拥护乔治·华莱士的家伙。我认为黑人应该有自己的地位，真的。工作、上学，都应该拥有和白人一样的权利，但是你们真得多学学单词。你听到自己说的话了吗？你一直都在重复同样的词。在朝鲜时，我曾经和一个黑人并肩作战，结果他因为一件莫须有的事儿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因为法官想听听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他却只会说‘是的先生’‘不是的先生’。所以，监狱里的黑人才会很多啊。我可不是瞎说的。我听说他们下个月要关闭联邦监狱了，那里面就几乎没有黑人。那可都是这个国家最恶劣的罪犯啊。这是你们种族的荣耀啊，你该自豪才是。”
他在说什么玩意儿？联邦监狱？这些清洁工肯定会认为他是个傻子，他一出这个门，厕所里就会爆出她们的大笑。他的脸上淌着汗，屋子仿佛越缩越小，一定有三百度了。他点点头，看见了那袋糖，便一把抓过来，掏了掏里面。他没洗手。偏偏是清洁工，她们肯定注意到了。恶心！恶心！他把绿色的小球扔进嘴里，最后看了一眼那两个目瞪口呆的女人。
“女士们，想不想吃糖？”
那绿色的糖球就像马似的咬了他一口，他自己都听不懂自己刚才问了些什么。噢，她们会笑话他的，随便吧。该死的清洁工。该死的所有人。他得对那些科学家严厉些，不能像这次这样搞砸了。奥卡姆和“约瑟菲娜”号并无不同，他要确保每个人都清楚，管事儿的是他斯特里克兰，不是那个五角大楼的奴才大卫·弗莱明，也不是那个好脾气的生物学家鲍勃·奥夫斯泰特。他转过身，地上很滑。他希望那是肥皂水，而不是小便。他咬碎了硬糖，这样就听不见自己湿哒哒的脚步声了。他从水池边抓起“亚拉巴马-侬好”，那些血珠可能滴下去了，清洁工会擦掉的，但她们也会记得这一幕，记得他。恶心！恶心！ 斯特里克兰的糖果给这令人作呕的场面增添了几分病态的甜蜜。在大多数孩子都玩儿命渴求糖果的时候，埃莉莎就失去了对它的兴趣，即便是贾尔斯在迪克西·道格馅饼店硬给她点的甜饼，也会让她喉咙发腻。她以畏缩的心态来回忆自己不喜欢糖果这件事的根源，那时的她呆望着蛇发女妖般的成年人，那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就和斯特里克兰没两样。在她那些早期的看护者眼里，埃莉莎并不是残疾人，而是个蠢笨、顽固的家伙。那家孤儿院有个可爱的名字，叫“巴尔的摩小流浪者之家”，但住在那儿的孩子只将它简称为“之家”。而且讽刺的是，故事书似乎总与“家”息息相关：稳定，安全，舒适，欢乐，秋千，沙坑，拥抱。
年纪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带你到外屋去，给你看那些用来打钢印的设备，设备打出的字样是“之家”以前的名字：芬茨勒智障学校。埃莉莎被送到那儿的时候，档案将孩子们称为“先天愚型”“疯子”“身心残障”，入校的原因是“智力迟钝”“发育缓慢”“遗弃”。与附近的犹太教、天主教孤儿院不同，“之家”的任务只是让你好歹活下去罢了，所以当你到了十八岁这个门槛，就得去找一份卑微的工作，为上等人服务。
“之家”的孩子们应该联合起来，正如奥卡姆的杂役们也应该联合起来。然而，食物和亲情的缺乏，像咳嗽似的残忍传播着，每个孩子都知道对手的痛点。你被判归“之家”是因为你的家人住在贫民窟？那你就是饿鬼贝蒂。你的父母死了？那你就是坟地吉尔伯特。你是移民？那你就是红种罗莎、野人哈罗德。以至于很多孩子成年了、被赶出门去了，埃莉莎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到底是什么。
埃莉莎的绰号是“哑巴”，不过舍监更愿意叫她“22”。在这个满是不受欢迎的小孩的不整洁的世界里，数字能让一切显得整洁，所以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编号，所有分配给你的东西上面都标着你的编号，这样当你的东西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就能轻易地知道是谁犯了错。像“哑巴”这样受排斥的小孩更倒霉，对手们只要用他们的外套包住毯子，扔到外面的泥地里，标着“22”的标签就能被认出来——“哑巴”犯错了。
惩罚可以委托给随便哪个舍监，但女总管常常愿意自己出手。“之家”并不是她的，但她所有的也仅此而已。早在三岁时，埃莉莎就凭直觉发现，女总管把这群没规矩的孩子看作自己精神不稳定的体现，让孩子们遵守秩序，就等于让她自己保持理智。但这一点儿用都没有。她狂声大笑，把年纪最小的孩子都吓哭了，然后大笑变成了愤怒的抽泣，让孩子们更加惊惧。她随身带着抽打腿和背的树条鞭，手指间夹着戒尺，还有一瓶蓖麻油，用来强迫孩子们生吞。
诡异的是，女总管也带着糖果，因为她太依赖诸如恳求、哭鼻子一类的反馈，所以最喜欢发不出声音的“哑巴”。“不可救药的小怪物”，她这样叫她。一种秘密的心照不宣。更糟的是女总管一反常态的日子，她把灰白色的头发扎成难看的马尾辫，逼问埃莉莎到底想不想玩洋娃娃。当女总管问有没有哪个坏女孩儿又尿床了，埃莉莎就只能害怕地装装样子。这时候，她就拿出了糖果。“把秘密告诉我，没关系的，”女总管这么说，“只要指出来到底是谁，我就能修理她们了。”埃莉莎觉得，这像个陷阱。就是个陷阱。和揉弄玻璃纸的斯特里克兰先生一样。这样或那样的糖果，其实都是毒药。
埃莉莎渐渐长大，十二岁，十三岁，十四岁。她独自坐在饮水器旁边，躲着其他女孩儿，偷听她们聊喝酒的事儿，她杯子里的水喝起来有一股肥皂味。她听她们聊舞蹈课。她用冰激凌碗把手冻僵，这样就不会想跳舞了。她听她们聊接吻，一个女孩儿说：“他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埃莉莎想这句话想了好几个月，“觉得自己很重要”到底是个什么感觉？突然间，自己不仅存在于自己的世界里了，还存在于另一个人的世界，是吗？
她跟在其他女孩儿后面到处走，其中一个地方名叫“华盖影院”，她从来没去过里面。她买了一张票，等着有人来轰自己走。她花了五分钟挑选座位，仿佛在选人生道路。也许的确是人生道路：那部电影是《鹿苑长春》。尽管多年后，她和贾尔斯会拿电视播映画面里的伤感风开玩笑，但那确实是她从未有过的宗教体验，和坐在教堂长凳上的那种感觉全然不同。这是一个幻象胜过现实的地方。这里漆黑一片，看不到伤疤，沉默不但是被接受的东西，而且还是引座员手持探照灯要求所有人执行的。在这两小时零八分钟里，她是完整的。
她看的第二部电影是《邮差总按两遍铃》。那是一种肉欲的、性与暴力的狂热泡沫，虚无主义，是在“之家”的图书室里绝不会出现的东西，是大人们从没有告诉过她的东西，女孩儿们的八卦闲聊也没能让她准备好接受它的冲击。“二战”刚刚结束，巴尔的摩的街道上挤满了衣冠楚楚的士兵，回家的路上，她换了一种眼光看他们，而他们，她想，也用不同的眼光看着她。然而，她与他们的互动失败了，那些年轻人对手指传递出的情意没什么耐心。
据她自己统计，在“之家”生活的最后三年里，她曾偷偷溜进华盖影院一百五十多次。那时候，影院的生意还不错，灰泥还没有从天花板上往下掉，阿佐尼安先生还没有绝望地开始7×24小时不间断地放映影片。这是她受教的过程——真正的教育。《美人计》里，加里·格兰特和英格丽·褒曼贪婪地吮吸着对方的气息；《蛇穴》里，奥利维娅·德哈维兰挣扎着逃离那些疯女人；《红河》里，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在层层尘幕中徘徊。终于，埃莉莎在偷偷溜进去看《对不起，打错了》时被引座员抓住了，不过那不重要了。还有两个星期就到“之家”为她选定的生日了，她马上就要到十八岁了，她会被赶出去，被迫找个地方，自己想办法生活。想来可怕，却又令人向往：她可以自己花钱买票，寻找可以与之吸吮气息、或惊惶逃离、或仅是行走其间的人。
那位女总管和埃莉莎进行了离校面谈，她抽着烟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对埃莉莎竟然能活到十八岁感到愤慨。当地的一个妇女组织为“之家”的毕业生提供了一个月的房租和一只装满二手衣服的手提箱。埃莉莎穿了她最喜欢的那件带口袋衬裙的深绿色羊毛连衣裙，而她最最需要的是一条可以遮住伤疤的围巾。她在心里那已然满满当当的需求清单上又加了一条：买围巾。
“到圣诞节的时候你就变成妓女了。”女总管信誓旦旦地说。
埃莉莎瑟瑟发抖，但这威胁吓不到她。为什么呢？她看了太多好莱坞电影，知道所有妓女都有金子般的心灵，迟早有一天，克拉克·盖博、克里夫·布洛克，或是莱斯利·霍华德会注意到这光芒的。当天晚些时候，她没去妇女之家，而是去了这个世界上她最喜欢的地方：华盖影院。或许正是那种沉思把她带到那儿去的。她没钱看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圣女贞德》，却一心想沉迷在海报上说的“演员上千，阵容宏大”之中——就像她现在身处的庞大的巴尔的摩，只不过前者被安全地限制在银幕里。
她觉得从钱包里摸出四毛钱实在是太任性了，于是低下了头，刚好看到了那个不起眼的牌子，上面写着：吉屋出租，入内洽询。没什么可犹豫的。几个星期之后，她收到了房租账单，眼看就保不住这个地方了，又刚好看到了一则广告：奥卡姆航空航天研究中心招聘清洁工。她写了应聘信，约了面试时间，花了一整个早晨熨烫那件深绿色的连衣裙，还研究了公交车时刻表。但就在她要出发前的一个小时，悲剧发生了：大雨滂沱而至，而她没有雨伞。她惊慌失措，努力地忍着没哭，这时她听到华盖影院的另一间公寓里传出轰隆隆的声音。她从来没见过那个男人，尽管他总是在附近出没，似乎有点儿宅。现在她没资格拥有“谨慎”这种奢侈品了，于是她敲响了那扇门。
她原本以为开门的会是个矮胖、多毛、没刮胡子，还会不怀好意地瞥来瞥去的家伙，但没想到，那人身上竟然有一种贵族气质，夹克、毛衣、背心、衬衫，一层层像信封一般塞得平平整整，他五十多岁，但眼镜后面闪着光。他眨眨眼睛，心不在焉地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好像忘了戴帽子似的，然后他注意到了她难过的表情，便温和地笑了笑。
“唔，你好啊，嗯。很荣幸见到你，但，怎么称呼？”
埃莉莎抱歉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然后凭直觉做了个“雨伞”的手势。那个男人发现她不能讲话，只惊讶了几秒钟。
“雨伞！当然！快进来，小家伙，让我把它找出来，就像从石堆里拔出神剑那样。”
他进了屋。埃莉莎有些迟疑。她从来没有进过“之家”以外的人家。她向右歪了歪身子，看见了暗暗的、巴洛克式的家具轮廓，上面影影绰绰有猫的身姿。
“这么说新来的房客就是你了。我没按规矩早点儿带着一盘小饼干去拜访，真是太不友好了。我唯一的借口恐怕就是，截稿日期太紧，把我给钉在桌子边了。”
他说的桌子一点儿也不像个“桌子”，而是一张可以用铰链调节角度的桌面。这个人应该是艺术家吧。埃莉莎感到了一种风吹的刺痛。桌子中间放着一幅画了一半的女人肖像，搭在她肩膀上的鬈发尤为引人注目，在肖像的底下有一行文字：秀发不再单调。
“虽说我马马虎虎的，但要是你需要什么，就尽管告诉我。不过还是建议你自己准备一把伞啊。我注意到你那儿有公交车时刻表，哎，走到车站可比想象中要远。你肯定已经发现了，华盖影院的公寓有很多不太理想的地方，但是要自得其乐嘛，还有那些美好的东西。我敢肯定你是很好相处的。”
他本来在画布堆里翻来翻去的，这会儿停下来看着埃莉莎，等她回答。她原本以为，人们一旦开始说话，往往就会忘记他们交谈的对象是个残疾人。然而，这个男人却笑了，细长的棕色胡子仿佛张开的双臂。
“你看，我一直都想学手语来着，你真是给了我一个超级棒的机会啊。”
几个星期以来，埃莉莎一直忧心忡忡地忍着眼泪，此刻它就要变成感激的热泪涌出来了。不过她忍住了：现在可没时间重新化妆。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事情变得更加难办了，这个男人——他夸张地介绍说自己叫贾尔斯·冈德森——找到了雨伞，决定亲自开车送她，并且拒绝了她比画的“婉拒”。一路上，贾尔斯闲扯着“清洁工”这个词是从“雅努斯”——守门的罗马两面神——演变来的，转移了她的注意力。他一直唠叨到奥卡姆的大门口，直到门卫指出他的名字不在名单上，这才停住。门卫示意埃莉莎下车，冒着雨走进去。
“‘无论去哪儿，皆好运/一双旧鞋，抛身后’，”他冲着她喊道，“是阿尔弗雷德·洛德·丁尼生的诗！”
鞋，她重复着这个词，眼睛盯着自己那双难看的、施舍来的高跟鞋在雨中的人行道上溅起水花。如果能得到这份工作，我要给自己买一双漂亮的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