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哪片水岸没有我们的血在漂?
——贺拉斯，《颂诗集》
一年前，罗宾无意中听到科林和夏普兄弟在公共休息室里大声讨论，之后，他花了一个周末独自前往伦敦，去看大名鼎鼎的梅阿芳。梅阿芳被广告包装成“中国淑女”，当年她被一对经商的美国兄弟带出中国。起初，兄弟俩打算让这位东方女士来展示他们在海外购得的商品，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展览她本人就可以在美国东海岸挣一大笔钱。这一回是她首次来到英国。
罗宾曾在别的地方读到过，梅阿芳也来自广州。他不确定自己在期待什么，除了匆匆看一眼与他来自同一片故土的人，他想自己或许还能和她有片刻的交集。他凭票走进广告宣传上的“中国沙龙”，那是一间花哨艳俗的演出厅，装饰着随意摆放的瓷器和劣质中国画仿品，大量金色和红色锦缎在廉价纸灯的映照下鲜艳得让人喘不过气。那位“中国淑女”被安置在房间前方的一张椅子上。她穿一件蓝丝绸对襟上衣，看上去非常娇小，裹在亚麻布里的双脚搭在她身前的小软垫上，十分醒目。罗宾在售票处领到的宣传手册上说她大概二十多岁，但她完全有可能只有十二岁左右。
房间里人声鼎沸，拥挤的观众中大部分是男人。当她缓缓弯下身解开裹脚布时，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宣传手册里也介绍了她这双脚的故事。同许多年轻的中国女子一样，梅阿芳在幼年时被折断脚骨裹成小脚。双脚不再继续长大，弯折成不自然的弓形，让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步态蹒跚。当她在舞台上来回走动时，罗宾身边的男人纷纷往前挤，想凑近看得清楚一些。但罗宾无法理解这种吸引力。她的小脚看上去既不色情也不迷人，反而是对隐私的极大侵犯。罗宾站在那里看着，那感觉就好像梅阿芳在眼前褪下衣裤一样，令他尴尬万分。
梅阿芳走回到椅子边上。突然，她的目光定格在罗宾身上。她似乎扫视了整个房间，然后在他脸上感受到了一丝亲切。他满脸通红地挪开了目光。接着，梅阿芳开始歌唱，旋律轻快，余音绕梁。罗宾对这首歌并不熟悉，也听不懂歌词。他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离开了房间。
在那之后，除了格里芬以外，他再也没见过任何一个中国人。
当他们乘船进入内陆时，罗宾注意到莱蒂不断端详他的脸，随即又去打量那些码头工人的面孔，仿佛在对比他们的相貌。或许她在仔细判断罗宾究竟有多像中国人，又或许是在观察他的情绪是否正在掀起滔天巨浪。但他心中没有掀起一丝波澜。还有几分钟就要踏上恍如隔世的故土，此刻罗宾站在甲板上，他能感受到的只有空洞。
他们在黄埔下船，换乘更小的船在广州城内沿河而上。此时，这座城市成了噪声的海洋，锣鼓声、鞭炮声和往来船只上船夫的吆喝声交织成隆隆的轰鸣，吵闹得让人难以忍受。罗宾不记得他童年时有这样的喧嚣。要么是广州变得繁忙了许多;要么是他的耳朵不再习惯这座城市的声音。
他们在牡驴尖上岸，前来迎接的是渣甸洋行的对接人贝利斯先生。贝利斯先生身材矮小，衣着讲究，黑眼睛透着聪明劲，说起话来生动得出奇。他依次大力握了握洛弗尔教授、罗宾和拉米的手，对女孩们则视若无睹：“你们来的时机再好不过。这里陷入了灾难，中国人一天比一天更胆大妄为。他们破坏了分销链，前几天还把一艘停在港口的快船炸成了碎片。谢天谢地，船上没人。要是再这样下去，镇压活动会让我们根本没法再做生意。”
“欧洲的走私船现在怎么样?”洛弗尔教授在路上问道。
“那倒是个变通的办法，但是收效甚微。后来总督开始派人挨家挨户搜查。全城人都吓坏了。只要提起鸦片这个词就能把人吓跑。这全是皇帝新派来的那个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错。你们很快就会见到他。他就是我们要对付的人。”贝利斯先生边走边说，语速极快却一点也不气喘，令罗宾十分惊奇，“他到任以后责令我们立刻将运来中国的鸦片全部交出去。这是今年三月的事。我们当然没有答应，于是他断绝通商，告知我们不得离开商行，直到肯遵守他们的规则。你能想象吗?他把我们封锁了。”
“封锁?”洛弗尔教授重复道，神情有一些担忧。
“噢，这个嘛，其实也没那么糟。中国员工都回家了，这倒是个考验，我不得不自己洗衣服，真是场灾难。但除此之外，我们整体上保持着高昂的情绪。唯一真正算得上伤害的是我们吃得太多，又缺乏锻炼。”贝利斯先生短促而阴险地笑了一声，“好在都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随意在外面转悠，不会受到伤害。但是他们必须受到惩罚，理查德。他们必须明白，这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啊，我们到了，女士们先生们，这里就是你们在广州的家。”
他们来到西南郊区，眼前是十三座排成一列的建筑，呈明显的西式风格，处处是走廊内凹的骑楼、新古典主义装饰和欧洲的旗帜。与广州的其他部分相比，这些建筑极其不和谐，仿佛某个巨人从法国或英国掘起一整条街，将它整个丢在这座城市的边缘。贝利斯先生介绍道，这些就是商行，它们并不是制造商品的地方，而是贸易代理商的住所。在贸易旺季，商人、传教士、政府官员和士兵都住在这里。
贝利斯先生说：“它们很漂亮，不是吗?就像一把落在垃圾堆上的钻石。”
他们将住在新英国商行。在贝利斯先生的带领下，他们迅速穿过一楼的仓库、会客厅和餐厅，来到楼上的客房。他说这里还有一间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几座楼顶露台，甚至还有一座临河的花园。
贝利斯先生警告他们：“现在他们严格要求外国人留在外国的飞地之内，所以不要自己出去探险。待在商行里。奥地利商行——三号楼就是——有一个角是马克威克和莱恩商店，那里有卖各种你们可能需要的欧洲商品，不过除了航海图以外没有多少书。那些花船绝对不许去，听清楚了吗?如果你们需要陪伴的话，我们那些做生意的朋友可以安排一些性格更柔婉的女子在夜里来访——不需要?”
拉米的耳朵红得发亮：“我们不需要，先生。”
贝利斯先生咯咯一笑：“随你们的便。你们就住这条走廊。”
罗宾和拉米的房间光线昏暗。墙壁起初想必是深绿色，如今已接近黑色。女孩们的房间也一样暗，甚至还小了许多，单人床和墙壁之间的空间勉强可供人通过。这个房间也没有窗户。罗宾无法想象，她们怎么可能在这里住两周。
“严格说来，这里是间储藏室。但我们没法让你们住得离绅士们太近，”至少贝利斯先生努力表现出抱歉的口气，“你们明白的。”
“当然，”莱蒂将行李箱拖进房间，“感谢您提供住宿。”
放下行李之后，他们在餐厅集合。餐厅里有一张足够让至少二十五人入座的巨大餐桌。餐桌正中上方悬挂着一台用帆布绷在木框架上做成的巨型风扇，一个做苦力的仆人不断拉动风扇，让它在整个就餐期间一刻不停地扇风。罗宾觉得这很让他分心，每次看到那位仆人的眼睛，他都感觉到一阵突兀而古怪的负罪感，但是商行的其他居民却好像根本视而不见。
那天的晚餐是罗宾忍受过的最可怕、最难熬的活动之一。一同就餐的包括渣甸洋行的雇员、其他航运公司(马尼亚克洋行和J .斯科特洋行)的代表，还有一些罗宾很快就忘记名字的人。他们看起来都是与贝利斯先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白人男性：表面上迷人又健谈，衣着整洁光鲜，但是却散发出一种难以捉摸的肮脏气息。除了商人之外，席间还有一位出生在德国的传教士郭施拉牧师，很显然，他主要在为航运公司做口译，而不是劝中国人归信基督。郭施拉牧师自豪地告诉他们，他还是实用知识传播协会在中国的成员，眼下正在为一本汉语杂志撰写系列文章，向中国人普及“自由贸易”这一艰涩的西方概念。
在上头盘菜(淡而无味的姜汤)时，贝利斯先生对罗宾说：“你们能来共事，我们很是欣慰。能用英语说出一句囫囵话的优秀汉语翻译者太难找了。接受西式训练的翻译者就好多了。周四我要会见钦差，到时候你来做口译。”
“我?”罗宾吃了一惊，“为什么是我?”他觉得这个问题很有道理。他从来没有做过专业的口译，而且，选择他参与和广州最有权威的人物会面显得很古怪。“为什么不是郭施拉牧师?或者洛弗尔教授?”
洛弗尔教授冷漠地说：“因为我们是白人，也就是蛮夷。”
贝利斯先生说：“而他们当然不肯对蛮夷说话。”
洛弗尔教授说：“不过，郭施拉看起来挺像中国人的。他们不是还以为你至少有一部分东方血统吗?”
郭施拉牧师说：“除非我自我介绍是爱汉者。不过我认为钦差林大人不会太喜欢这个称呼。”
在座的人全都咯咯笑了起来，但罗宾看不出哪里好笑。这番对话透露出一股自鸣得意，某种兄弟之间惺惺相惜的友爱，某种长久分享一个他人无法理解的笑话的默契。这让罗宾想起洛弗尔教授在汉普斯特德的聚会，那时他也从来无法理解那些人心照不宣的笑话，无法理解那些人究竟对什么如此志得意满。
那道汤谁也没有多喝。仆人们撤下汤碗，将主菜和甜点一起端了上来。主菜是土豆和某种浇了酱汁的灰色肉块，罗宾分辨不出是牛肉还是猪肉。甜点更是神秘莫测，那是一块看起来有点像海绵的、鲜艳的橙色物体。
拉米戳了戳他那份甜点：“这是什么东西?”
维克图瓦用餐叉切下一小块仔细检查：“我觉得是太妃糖布丁。”
罗宾说：“是橘子。”
莱蒂吮了吮大拇指：“烤煳了。而且我觉得，这是胡萝卜做的?”
其他客人又开始咯咯直笑。
贝利斯先生解释道：“厨房里的员工全是中国佬，他们从来没去过英国。我们反复描述我们想要的食物，可他们当然对这些食物的味道和做法一无所知，但看他们一次次尝试还是挺滑稽的。下午茶要好一些。他们做甜食挺有一套，我们这里还自己养英国奶牛提供牛奶。”
罗宾说：“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们做广州当地的菜呢?”
郭施拉牧师说：“因为英国菜让人想起家乡。在遥远的旅途中，人们会很感激这样的物质享受。”
拉米说：“可这东西吃起来像垃圾。”
“所以没有什么比这更像英国菜了。”郭施拉牧师一边说，一边用力切着盘中的灰色肉块。
贝利斯先生说：“总之，钦差大人会非常难对付。传闻说他非常严厉，而且极度保守。他认为广州是藏污纳垢的腐败之地，所有西方经商者都是居心叵测的恶人，一心只想蒙骗他的政府。”
“这家伙挺精明。”郭施拉牧师的话引起了更多扬扬得意的笑声。
贝利斯先生表示同意：“确实，我宁愿他们低估我们。听着，罗宾·斯威夫特，眼前的争议在于对鸦片的禁令，清廷强迫所有外国船只服从中国的法律，若是走私的鸦片必须承担责任。这项禁令从前只是一纸空文。我们把船停靠在——我们管那些地方叫什么来着?外锚地，内伶仃岛和金星门港就是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把货物派发给当地的合作伙伴，由他们负责零售转卖。但钦差林大人改变了一切。我说过，他的到任引发了不小的动荡。义律上校是个好人，但遇到事情时就是个孬种。为了平息局面，他任由清廷没收了我们所有的鸦片。”说到这里，贝利斯先生揪住心口，仿佛心脏真的在痛。“两万多箱鸦片。你知道那值多少钱吗?将近两百五十万英镑。我跟你说，这样查封英国财产是不公正的，足够成为开战的理由了。义律上校认为他将我们从饥饿和暴力中拯救了出来，但他只是让中国人看到他们可以骑在我们头上为所欲为。”贝利斯先生拿着餐叉指向罗宾，“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你。理查德已经和你说过我们在这一轮谈判中的诉求了，是吗?”
罗宾说：“我读了谈判的草案。但是我有一点搞不清事情的优先级……”
“噢，是吗?”
罗宾说：“嗯，在鸦片问题上下最后通牒显得有一点极端。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把重点放在一些更零散的交易上。我是说，就算没有鸦片，你们显然还可以对其他所有出口产品进行协商——”
贝利斯先生说：“没有其他出口产品。其他产品都没那么重要。”
罗宾无助地说：“我只是觉得，中国人的做法挺有道理。毕竟鸦片是那么有害的毒品。”
“别犯傻了，”贝利斯先生熟练地露出灿烂的微笑，“抽鸦片是我知道的最安全、最有绅士风度的买卖了。”
这个谎言实在太明显了，罗宾目瞪口呆，对他眨了眨眼。“中国人的报告将它称为祸害国家的滔天罪恶。”
郭施拉牧师说：“噢，鸦片没那么大危害。鸦片酊在英国一直是处方药呢。小老太太们经常把它当安眠药用。它并不比烟草或者白兰地更恶劣。我经常把它推荐给我的教众。”
拉米插了进来说：“但是，鸦片烟的效果不是比鸦片酊强烈许多吗?在这里引起问题的东西可不像是区区的安眠药。”
贝利斯先生有些不耐烦地说：“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我们都是自由主义者，不是吗?拥有商品的人和想要购买商品的人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限制。这才是公正。”
拉米说：“很有意思的辩护，用道德为罪恶开脱。”
贝利斯先生冷笑一声：“呵，清皇帝才不在意罪恶。他只是舍不得他的白银，就是这样。但贸易必须有来有回才行，而目前我们正在亏损。显而易见，除了鸦片，我们没有任何中国佬想要的东西。他们对这玩意儿永远欲求不满，愿意为它付出一切。要按我的意思，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应该吞云吐雾，抽到无法思考才好。”
说到最后，他一拳捶在桌面上。这一拳的动静可能比他预想的大了一些，就像一声枪响。维克图瓦和莱蒂打了个哆嗦。拉米看上去惊骇得无言以对。
罗宾说：“可是这很残忍。这——这实在残忍得可怕。”
“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不是吗?”贝利斯先生说，“你不能把责任算在商业活动头上。中国佬就是恶心又懒惰，还很容易成瘾。你当然不能因为一个劣等种族的弊病去责怪英国——在有钱可赚的时候不行。”
“贝利斯先生，”一股突如其来的陌生能量让罗宾手指刺痛，他不知道自己是该落荒而逃还是该给那男人一拳，“贝利斯先生，我就是中国佬。”
贝利斯先生终于沉默下来。他来回打量罗宾的脸，仿佛试图凭借他的外貌来判断这句话的真假。而让罗宾无比意外的是，他哈哈大笑起来。
“不，你才不是呢。”他笑得前仰后合，双手交握在胸口，“上帝啊。这太好笑了。不，你才不是呢。”
洛弗尔教授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翻译工作立刻开始。在广州，出色的语言学者总是供不应求，来自四面八方的需求总是让他们分身乏术。西方经商者不喜欢用获得中国政府许可的本土翻译者，因为他们的英语水平往往不尽如人意。
贝利斯先生对洛弗尔教授抱怨道：“别提英语了，他们那些人里有一半连官话都说不利索。再说，你不能信赖他们会代表你的利益。他们没说实话的时候，你总是能看出来的，有一回我碰到一个人当着我的面谎报海关税率，而阿拉伯数字明明就摆在眼前。”
贸易公司偶尔会雇用汉语流利的西方人，但这样的人十分难得。根据清廷规定，教外国人学汉语是死罪。如今，随着中国的边境略有松动，这条法律不可能再落到实处，但它确实意味着技艺娴熟的翻译者大多是几乎没有闲暇时间的传教士，比如郭施拉牧师。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像罗宾和洛弗尔教授这样的人价值千金。可怜的拉米、莱蒂和维克图瓦整日穿梭在商行之间维护保养镌字银器，而罗宾和洛弗尔教授的行程却排得满满当当，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奔赴会议。
刚吃完早饭，罗宾就陪同贝利斯先生前往港口，同中国的海关官员核对航运舱单。海关办事处提供了他们自己的翻译者，一个瘦得像枯草、戴眼镜的男人，他姓孟，说起英语来慢条斯理，每个单词都念得小心翼翼，仿佛生怕发错一个音节。
孟对罗宾说：“现在我们来核对清单。”他那毕恭毕敬、尾音上扬的语调听起来像在提问。罗宾听不出孟到底是不是在征求他的同意。
“呃——好的，”罗宾清了清嗓子，随即用最标准的官话口齿清晰地说，“开始吧。”
孟开始用英语朗读货品清单，每念出一项物品就抬头看看，好让贝利斯先生确认对应的商品存放在哪些箱子里：“一百二十五磅铜。七十八磅红肉洋参。二十四箱青……青籽——”
“青仔。”贝利斯先生纠正他。
“青仔?”
“青仔啊，你知道的，”贝利斯先生说，“你乐意的话，也可以叫槟榔。用来嚼的，”他指着自己的下颚模仿咀嚼的动作，“不懂吗?”
孟还是一脸困惑，他向罗宾投去求助的目光。罗宾立刻将“槟榔”翻译成汉语告诉他。孟点了点头说：“青籽果子。”
“噢，我受够了，”贝利斯先生厉声说，“让罗宾来念——你可以把整张单子都翻译成英语不是吗，罗宾?这样我们能省下一大把时间。他们真是无药可救，我告诉你，他们所有人都是。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没有一个人能把英语说利索。”
孟看上去完全明白这番话的含义。他用尖锐的目光看了罗宾一眼。罗宾低头去看航运舱单，不愿直视孟的眼睛。
* * *
整个上午都是如此。贝利斯先生会见了一连串中国代理人，他的态度都粗鲁得难以置信，总是望着罗宾，好像希望罗宾不仅要翻译他所说的话，还要翻译出他对对方彻头彻尾的鄙夷。
等到他们暂时休息去吃午餐时，罗宾已经头疼得厉害。他在贝利斯先生身边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就连回到英国商行吃晚餐时，罗宾也没有片刻安宁。贝利斯先生在整个晚餐期间都在复述海关官员白天提出的愚蠢要求，从他口中说出的故事让人觉得，罗宾的唇枪舌剑就是他打在中国人脸上的一记又一记耳光。拉米、维克图瓦和莱蒂都一脸迷惑。罗宾几乎没有说话。他狼吞虎咽(这次是一盘虽然没什么滋味、但更容易忍受的牛肉盖饭)，然后宣布他要出去走走。
贝利斯先生问：“你要去哪里?”
“我想去城里逛一逛，”罗宾的怒气让他变得大胆，“我们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不是吗?”
贝利斯先生说：“外国人不允许进城。”
“我不是外国人，我就出生在这里。”
贝利斯先生没有反驳。罗宾把沉默权当成是默许。他一把抓起大衣，大步向门口走去。
拉米匆匆跟了上来：“我和你一起去怎么样?”
求之不得。罗宾险些脱口而出，但他犹豫了：“我不确定你能不能去。”
罗宾看见维克图瓦和莱蒂望着他们。莱蒂似乎想站起身来，但维克图瓦按住了她的肩膀。
“我不会有事的，”说着，拉米披上大衣，“我和你一起去。”
他们走出大门，沿着十三行往前走。当他们从外国飞地走进广州郊区时，没有人阻止他们，没有人抓住他们的手臂，勒令他们掉头回到他们应该待的地方。就连拉米的面孔也没有引起特别的议论;印度水手在广州十分常见，他们没有白人那么引人注意。这里的情况与他们在英国的处境完全相反，真是奇妙。
在罗宾的带领下，两人漫无目的地穿过广州闹市区的大街小巷。罗宾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童年常去的地方?熟悉的地标建筑?他头脑中没有目的地，没有一处想起来就让心潮澎湃的地方。他只能感觉到一种深切的紧迫感，一种在日落之前尽可能多去一些地方的欲求。
“感觉像家吗?”拉米问道，他的声音轻柔而平和，仿佛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在蛋壳上行走。
“一点也不像，”罗宾说，他内心深处无比困惑，“这是——我也不确定这是什么感觉。”
广州和他离开时已有天壤之别。从罗宾记事起，码头上就一直在盖房子，现在那些工地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一片片崭新的建筑群：仓库，办公楼，旅馆，饭馆，还有茶楼。不过，他还能期待什么呢?广州一直是一座变化万千、活力无限的城市，它对大海运来的一切兼容并蓄，将自己打造成独具特色的融合体。他怎么可能指望这座城市始终停在过去驻足不前?
话虽如此，这天翻地覆的改变依然像是一种背叛。仿佛这座城市截断了所有可能带他回家的路。
“你以前住在哪里?”拉米问，他的语气依然谨慎且温柔，好像罗宾是一个装满各种情绪的篮子，随时可能倾倒。
罗宾四处看了看：“在一个棚户区。我觉得，离这里不远。”
“你想去吗?”
罗宾想起那座干燥而憋闷的宅子，想起排泄物和腐尸的恶臭。那是这世界上他最不想再次造访的地方。然而如果连看都不去看一眼，那似乎更糟。“我不确定还能不能找到，但我们可以试试。”
终于，罗宾找到了通向旧居的路。为他引路的不是如今已面目全非的街道，而是他一路走啊走，直到码头、河流与落日之间的距离变得熟悉起来。是的，这里就是家应该在的地方。他记得河岸的曲线，也记得对岸的人力车集散地。
“就是这里吗?”拉米问，“这里都是商店啊。”
这条街与他记忆中没有半点相似之处。他们一家居住的宅子已经从这个星球表面彻底消失，甚至看不出它的地基在哪里，可能就在他们面前的这座茶楼下方，可能在左边的办公楼下方，也可能在靠近街道尽头的那家富丽堂皇的店铺下方。那家店铺的招牌上用艳丽的红字写着：花烟馆。一家鸦片烟馆。
罗宾大步向那里走去。
“你要去哪里?”拉米匆忙跟在他身后，“那是什么店?”
“那就是所有鸦片的去处。他们就是来这里抽鸦片的。”罗宾突然生出一股难以抑制的好奇心。他来回打量着店面，想要记住每一处细节：硕大的纸灯笼，涂漆的外墙，浓妆艳抹、身穿长裙、站在店门口招揽客人的女孩们。走近时，女孩们对他微笑，像舞者一样向他伸出手臂。
“你好呀，这位爷，”她们用粤语柔声说，“不想进来找点乐子吗?”
“我的天哪，”拉米说，“快回来，别过去。”
“稍等一下。”罗宾感到某种强烈的力量、某种扭曲的求知欲在驱使他，与驱使人们捅破溃疡，只为看看到底有多疼的那种恶毒的冲动如出一辙，“我只想去看一看。”
走进烟馆，迎面而来的气味像一堵墙撞在他身上。那是一种黏腻的香甜气息，既让人反胃又充满诱惑。
“这位先生，欢迎光临。”老板娘搀起罗宾的手臂，一看见他的表情，她便露出灿烂的微笑，“这是你第一次来吧?”
“我不——”突然间，罗宾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能听懂粤语，但他已经不会说了。
“你想尝尝吗?”老板娘举起一杆烟枪递给他，烟枪已经点燃，烟斗里缓慢燃烧的鸦片闪动着火光，烟嘴里飘出一缕青烟，“这位爷，第一次我们请客。”
“她在说什么?”拉米问道，“小燕子，别碰那东西。”
“你看他们多享受啊，”老板娘向大堂里做了个手势，“你不想尝一口吗?”
烟馆里到处都是人。罗宾刚才没有注意到他们，屋里太暗了。但现在他看到，屋里至少有十几个抽鸦片的人瘫在低矮的长椅上，各个衣衫不整。有人爱抚着坐在膝头的姑娘，有人无精打采地玩着赌博游戏，还有些人神情恍惚地躺在那里，半张着嘴，半闭着眼，空洞的眼神注视着虚空。
你舅舅根本离不开那些烟馆。眼前的景象一下让他想起过去十年都没回忆过的话语，他母亲的话语，在他的整个童年无数次叹息的话语。我们曾经很富有，乖孩子啊。再看看我们如今的光景。
他想起母亲苦涩回忆过去的场景，她回忆曾经打理的花园、曾经拥有的衣裳，直到他舅舅在一间这样的鸦片馆里耗尽家财。他想象着母亲年轻而绝望的样子，她甘愿为一个许诺付钱的外国男人做任何事，那个男人利用她、虐待她，然后留给她一个英国女仆和一整套让人费解的指示，要求她抚养他们的孩子，她的孩子，教会这孩子一种她自己根本不懂的语言。罗宾的出生源自因贫穷而做出的选择，而贫穷源自眼前的一切。
“这位爷，抽一口吧?”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烟枪已经在他嘴里了。他抽了一口。老板娘的笑容愈加灿烂，她说了几句他听不懂的话，一切都是那么甜美，却又让人眩晕，既可爱又可恶。他咳嗽起来，接着又用力吸了一口。他必须看看这东西多么容易上瘾，他必须知道它是否真的能让人牺牲其他的一切。
“行了，”拉米抓紧他的手臂，“够了，我们走。”
他们穿过城市匆匆往回走，这一次带路的是拉米。罗宾一言不发。他不知道那几口鸦片对他的影响有多大，不知道此刻的症候是不是纯粹的想象。曾经有一次，他出于好奇翻阅了德·昆西的《瘾君子自白》，书中称鸦片的效果能让所有感官都获得“宁静与和谐”，能让人实现“高度的沉静自持”，还能“拓宽心灵的疆界”。但是罗宾没有感受到上述效果中的任何一种。唯一能描述他此刻状态的词语是“不太对劲”。他隐约觉得有些恶心，头昏脑涨，心跳太快，身体的反应又太慢。
“你还好吗?”过了一会儿，拉米问道。
“我要淹死了。”罗宾嘟囔道。
“不，你不会的，”拉米说，“你只是太激动了。我们这就回商行去，你好好喝一大杯水——”
罗宾说：“它叫洋货。这就是她对鸦片的称呼。‘洋’是‘外来的’，‘货’就是商品。‘洋货’就是‘外国商品’。他们对外国来的一切都这么称呼。洋人。洋行。洋货热，就是对外国商品和对鸦片的迷恋。我也算洋货，我是洋人。”
他们在一座桥上停下脚步。渔夫和舢板在桥下来回穿梭。人声鼎沸，话语嘈杂。罗宾远离这种语言太久了，现在必须集中精力才能听个分明。这些喧嚣让他只想捂住耳朵，将周围的声音隔绝在外，这些声音本该带来家的感觉，可是并不如愿。
他说：“我很抱歉没有告诉你赫耳墨斯社的事。”
拉米叹了口气：“小燕子，现在不是时候。”
“我应该告诉你，”罗宾坚持说下去，“我应该告诉你，可我没有，因为不知为什么，我的思想还是分裂的，我从来没有把两件事合在一起思考，因为我就是看不出问题……我就是——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看不出问题所在。”
拉米默不作声地端详了他很久，然后凑近几步。就这样，他们并肩站在桥上，凝望着水面。
拉米平静地说：“你知道吗，我的监护人霍勒斯·威尔逊爵士曾经带我去参观他投资的一片罂粟田。在西孟加拉邦。我想我从来没和你说过这件事。那里是大片种植罂粟的地方，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巴特那邦都是。霍勒斯爵士在其中一座种植园有股份。他对此无比自豪，认为这是殖民贸易的未来。他让我和现场的劳工握手。他告诉这些劳工，也许我将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他们的监工。他说，这东西改变了一切。这东西能扭转贸易逆差。”
拉米将手肘撑在桥栏杆上，叹了口气说：“我想我永远忘不了看见的景象。漫山遍野的罂粟花。一整片花朵的汪洋，红得那么鲜艳，田野看起来很不正常，就好像是土地本身在淌血。罂粟全都种植在乡下。包装好之后再运往加尔各答，从那里移交给私营商贩，他们会直接将鸦片运到这里。这里最流行的两个鸦片品牌是巴特那和摩腊婆，都是印度的地名。从我的家乡直达你的家乡，小燕子。这难道不可笑吗?”拉米侧目瞥了他一眼。“英国正在把我的祖国变成一个制造毒品和军队的国家，只为将毒品注入你的祖国。大英帝国就这样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这时，罗宾在头脑中看见一张巨型蛛网：棉花从印度运往英国，鸦片从印度运往中国，白银在中国换取茶叶和瓷器，一切财富随即又流回英国。这听起来太过抽象，仅仅涉及使用、交换和价值的范畴，但它终将变得不再抽象。你终将意识到，你就生活在这张网中，你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剥削。你终将俯视这一切，看到殖民劳工和殖民地痛苦的全貌。
“病态，”他低声说，“这是病态的，太病态了……”
拉米说：“可这只是贸易而已。所有人都在受益，所有人都在获利，不过只有一个国家获利远远更多。持续的收益，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不是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试图打破局面呢?我要说的是，小燕子，我想我理解你为什么一直看不出问题了。几乎没人能看出问题所在。”
自由贸易。这始终是英国人的论点：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人人平等参与的竞争环境。只不过，事实永远不会走向这种局面，不是吗?“自由贸易”真正的意思是让大英帝国占据支配地位。当贸易要依靠集结大规模海军力量来保障海运畅通时，哪里有自由可言?当区区贸易公司就能发动战争、征收税费、干预民事和刑事司法的时候，哪里还有自由可言?
格里芬有愤怒的权利，罗宾心想，但他错在以为自己能做出改变。这些贸易网络已经根深蒂固，没有什么能再撼动这种局面。其中牵扯到太多私利、太多金钱。他们可以看出事情将走向何方。可有力量做出改变的人都处于既得利益者的位置，而最深受其害的人却没有任何力量。
罗宾说：“这很容易忽略。这一切所建立的基础，我是说，当你在牛津和在巴别塔的时候，它们只是词语，只是概念。但世界比我想的要大多了——”
拉米说：“世界和我们想的一样大。只是我们忘了，世界的其他部分也很重要。我们太擅长对摆在眼前的事情视而不见了。”
罗宾说：“可是现在我看到了，至少，比以前更明白一点了。这让我心碎，拉米，而我甚至不理解为什么。就好像——好像——”
好像什么?好像他见过真正残酷的事?好像他见过西印度群岛最残忍的奴隶种植园，见过印度那些在完全可以避免的饥荒中饿死的尸体，见过新世界惨遭屠戮的原住民?他所见到的仅仅是一家鸦片馆，但这足以让他联想到其他可怕的、无法否认的一切。
他俯身倚在桥上，好奇一头栽进河里会是什么感觉。
“你是打算跳河吗，小燕子?”拉米问。
罗宾深吸了一口气：“只是感觉不太……感觉我们没有权利再活下去。”
拉米的声音十分镇定：“你真的这么想?”
“不，我没有，我只是……”罗宾紧紧闭上眼睛。他的思绪乱成一团，不知如何表达，只能紧紧抓住回忆，抓住一闪而过的只言片语。“你读过《格列佛游记》吗?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总在读这本书，读得都快背下来了。书里有一章写道，格列佛随风漂流到一片由马统治的土地上，它们自称是慧骃，而那里的人类是野蛮愚蠢的奴隶，被它们称为野胡。人和马的地位完全颠倒。格列佛渐渐习惯了和他的慧骃主人生活在一起，他也深信慧骃是优等种族，以至于在回到家乡之后，他被人类吓坏了。他觉得人类都是低能的蠢货，无法忍受和他们相处。就是这样……那就是……”罗宾在桥上前后摇晃身体，无论怎样用力呼吸，他都觉得透不过气，“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拉米温柔地说，“但是在这件事上大惊小怪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下来吧，小燕子，我们回去把那杯水喝了。”
第二天一早，罗宾陪同贝利斯先生前往位于市中心的官府，与钦差大臣林则徐会谈。
走在路上，贝利斯先生说：“这个姓林的比别人聪明。他完全清廉，在东南地区，人们都喊他林青天，和苍天一样清明公正。他对贿赂无动于衷。”
罗宾一言不发。他决心强忍着熬过在广州余下的任务，只完成对他的最低要求，其中并不包括怂恿贝利斯先生关于种族主义的长篇大论。
贝利斯先生没有注意到罗宾的反应，接着说：“听好了，一定要保持警惕。中国人特别擅长耍花招，搞两面派是他们的天性，还有别的毛病。他们总是嘴上说一套，心里又想一套。小心点，别让他们占了上风。”
“我会留心的。”罗宾简短地说。
听贝利斯先生的描述，人们一定会把钦差林大人想象成一个身高九英尺、眼中喷火、头上顶着恶魔之角的人物。见面才知道，钦差大臣本人其实是个态度温和、相貌儒雅、身高和体格都中等的男人。他全身上下都没什么特别之处，唯独眼睛与众不同。那双眼睛异常明亮，极具洞察力。他带来了自己的口译员，一位自我介绍名叫威廉·博特略的年轻中国男子。让罗宾意外的是，他是在美国学会英语的。
“欢迎，贝利斯先生，”林大人一开口，威廉便迅速将他的话翻译成英语，“听说你有些想法要同我磋商。”
贝利斯先生说：“你也知道，关键问题是鸦片贸易。渣甸先生和马地臣先生的观点是，如果渣甸洋行的代理人能在广州口岸合法销售鸦片而不受到阻挠，你我两国人民都将从中受益。如果官府能就今年早些时候对洋行的贸易代理人所受的不友好待遇正式道歉，两位先生将十分感激。另外，数月前没收的那两万箱鸦片也应当归还给我们，或者至少提供相当于其市场价值的货币补偿，这应该是唯一公正合理的做法。”
罗宾轻而易举地翻译出贝利斯先生罗列的要求。列出最初几项时，林大人只是静静听着，偶尔眨眨眼睛。罗宾尽量不去转达贝利斯先生响亮而自视高人一等的语气，相反，他尽最大努力用平淡、没有情绪的方式说出这些要求。尽管如此，他还是尴尬得耳朵通红。这不像是对话，倒像是大人在训诫不懂事的孩童。
林大人没有回应，但贝利斯先生毫不觉得为难。当后者的话遇上对方的沉默时，他只会继续说下去：“渣甸先生和马地臣先生还有一句话要说：大清皇帝理当认识到，清政府的排外贸易政策对中国人没有好处。实际上，你们自己的人民都痛恨你们的贸易壁垒，他们不认为贸易壁垒代表他们的利益，反而更乐意与外国人自由往来，因为这也能给他们带来追求财富的机遇。毕竟，自由贸易才是国家繁荣的秘诀。相信我，你们中国人不妨读一读亚当·斯密。”
林大人终于说话了，威廉·博特略飞快地翻译起来。这是一场在四人之间展开的古怪交谈，每个人都只对其中一人说话，却又只听另外一人的发言。“我们已知晓此事。这些与渣甸先生和马地臣先生在诸多信函中提出的条款完全相同，不是吗?你此番前来有何新事要说?”
罗宾期待地望向贝利斯先生。贝利斯先生支支吾吾地说：“嗯，没有，但这些有必要当面重申——”
林大人双手交握背在身后问道：“贝利斯先生，贵国对鸦片查禁极严，惩处极重，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停下来，让威廉翻译。
“嗯，是的，”贝利斯先生说，“但问题在于贸易，而不是英国国内的法规——”
“还有，”林大人继续说道，“贵国禁止本国国民使用鸦片，此举难道不恰恰证明，你们深知此物对人的危害吗?我们倒想问问，中国何曾向外散播过有毒有害的货品?我国向你们出售的商品，可曾有一件不是大有裨益且贵国大有需求的?而今你却言之凿凿，说鸦片贸易实乃有益我国之举?”
贝利斯先生坚持道：“我们讨论的是经济。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海军将官，他扣押了我的船，上船搜查鸦片。我向他解释说，我遵守大清皇帝颁布的法律，船上没有鸦片，结果他公然表示十分失望。你看，他本来希望买下所有的鸦片，然后自己去倒卖。这证明中国人也能从这项贸易中获得不少利益——”
“你依然在回避究竟谁抽鸦片的问题。”林大人说。
贝利斯先生恼火地叹了口气说：“罗宾，你告诉他——”
林大人说：“我将向你重申我国在致贵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所述的内容。欲与我天朝上国通商者，必当遵守大清皇帝颁布的律法。而皇上即将施行的新法规定，任何携带鸦片进入中国并且意图出售鸦片的外夷都将处斩，其船上所有财产将尽数充公。”
贝利斯先生吼道：“但你不能那么做。那些可是英国公民，还有英国的财产。”
“在他们选择作奸犯科时就不是了。”翻译这句话时，威廉·博特略无比精确地还原了林大人冷静而不屑的态度，连轻挑眉毛的细微之举都模仿得惟妙惟肖。罗宾很是钦佩。
贝利斯先生说：“听着，钦差大人，英国人不受你们的司法管辖。你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
林大人说：“我明白，你们相信你们的利益永远凌驾于我国的法度之上。然而此地乃是中国的疆土。因此我得提醒你，以及你的大人们：我们将按自己的判断施行我国的法律。”
“那你也清楚，我们将不得不按自己的判断保卫我国公民。”
罗宾很意外贝利斯先生居然能大声说出这样的话，一时竟忘了翻译。场面陷入尴尬的冷场。最后，威廉·博特略凑到林大人耳边，小声将贝利斯先生的意思翻译成了汉语。
林大人完全不为所动：“贝利斯先生，这话是威胁吗?”
贝利斯先生张开嘴，转念一想又闭上了嘴。虽然火冒三丈，但他显然明白，不管他口头上多么喜欢对中国人大放厥词，他都不能在没有政府背书的情况下对中国人宣战。
四方人员在沉默中彼此对视。
后来，林大人毫无征兆地对罗宾微微颔首说：“我想同你的助手私下谈谈。”
“他?他没有公司任何的权限，”罗宾机械地翻译着贝利斯先生的话，“他就是个做口译的。”
林大人说：“我只想同他闲聊几句。”
“我——可是他没资格代表我说话。”
林大人说：“我不需要他那么做。说实话，我倒是觉得，你我之间该说的都已说尽了。你不觉得吗?”
罗宾愉悦地看着贝利斯先生脸上的神情从震惊转为愤慨。他原想翻译贝利斯先生语无伦次的抗议，但当他发现这些抗议毫无条理可言时，他决定保持沉默。最后，贝利斯先生别无选择，只好跟随仆从走出了房间。
“你也退下。”林大人对威廉·博特略说。后者没有异议地照做了。
这样一来便只有他们两人了。林大人一言不发地端详了罗宾很长时间。罗宾眨了眨眼，他无法与林大人保持对视。他有种被搜身的强烈感觉，只觉得很不自信，而且极不舒服。
“你叫什么名字?”林大人平静地问。
“罗宾·斯威夫特。”罗宾答道，然后困惑地眨了眨眼。在这场用汉语进行的交谈中，这个英国名字显得很不合时宜。他的另一个名字，他的第一个名字已经太久没有使用过，以至于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要提起这个名字。
“我是说——”但他十分窘迫，无法再说下去。
林大人的凝视耐人寻味，纹丝不动，他问道：“你出生在何地?”
“事实上，就在此地，”罗宾说，庆幸终于有个能轻松回答的问题，“不过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
“有意思。你因何故离开?”
“我母亲死于霍乱，一个牛津大学的教授成了我的监护人。”
“所以你属于他们的学校?那座翻译学院?”
“是的。这就是我前往英国的原因。我一辈子都在学习如何成为翻译者。”
“非常可敬的职业，”林大人说，“我的很多同胞都不屑于研习蛮夷的语言。但自从我到任此地以来，我已主持了数个翻译项目。若要控制蛮夷，必当先了解蛮夷，不是吗?”
这个男人身上的某种气质迫使罗宾只能实话实说：“这和他们对你们的态度差不多。”
林大人笑了起来。这让罗宾松了口气，也让他愈加大胆：“我能请教您一些事吗?”
“但说无妨。”
“您为什么称他们为夷?您肯定知道他们痛恨这个称呼。”
林大人说：“‘夷’不过是‘外邦人’之意。是他们自己在反复强调这个字的内涵，是他们自取其辱。”
“直接称其为洋人不是更简单吗?”
“你愿意让外人来告诉你，你本族语言中的词语都是什么意思吗?要想侮辱他们，我们自然有词可用。他们应该庆幸‘鬼’没有成为更普遍的称呼。”
罗宾轻笑道：“有道理。”
林大人说：“现在我希望你对我坦诚相待。这个话题还有谈判的必要吗?倘若我们忍气吞声、卑躬屈膝，如此就能缓和事态吗?”
罗宾很想说“能”。他真希望他能说：是的，当然还有谈判的余地，英国和中国都是由理性开明之人领导的国度，两国当然可以找到一片无须诉诸武力的中间地带。但是他知道那不是真的。他知道贝利斯、渣甸和马地臣没有向中国人让步的打算。让步的前提是认可另一方拥有与自身平等的道德地位。但是就他所知，对于英国人而言，中国人就像是动物。
“不能，”他说，“自己只想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少一点他们都不会接受。他们不尊重你们，也不尊重你们的政府。你们是需要解决的障碍，不管用哪种方法解决。”
“真叫人失望。这些满嘴权利和尊严的人。”
“我认为他们那些原则只适用于他们认为是人的对象。”
林大人点了点头，似乎在某件事上做出了决断。他的五官显露出坚毅的神色：“如此，便无须再费口舌了，不是吗?”
林大人背过身去。罗宾这才意识到，他可以离开了。
他不确定该怎么做，只得别扭而敷衍地鞠了一躬，然后走出房间。贝利斯先生等在走廊里，看起来很不高兴。
“说什么了吗?”当仆人陪同他们走出官府时，他问罗宾。
“什么也没说。”罗宾答道。他感到轻微的眩晕。这场会面结束得太过突兀，他不知该作何感想。他的精力都集中在发挥翻译技巧、精准地逐字传达贝利斯先生的意思上，因此没有捕捉到谈话中的微妙变化。他隐约感到刚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但他不知道究竟重要在哪里，也不知晓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不断在脑海中复盘这场谈判，思考自己是否犯了灾难性的错误。但整场会谈都十分文明。他们只是重申了一遍明确写在纸上的立场，不是吗?“他好像认为事情已经解决了。”
他们一回到英国商行，贝利斯先生就立刻冲上楼，将罗宾丢在大厅里。罗宾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根据安排，他整个下午都该在外面做口译，但贝利斯先生没有留下任何指示就溜之大吉了。他在大厅里等了几分钟，后来他觉得最好待在公共区域，以防贝利斯先生仍需要自己。于是他来到客厅，拉米、莱蒂和维克图瓦正坐在桌旁玩纸牌。
罗宾在拉米身旁的空位上坐了下来说：“你们不用去给白银抛光吗?”
“早就做完了，”拉米塞给他一把纸牌，“说实话，如果你不懂当地的语言，待在这里真有点无聊。我们觉得，等得到允许，没准可以坐船去花地看看水上花园。和钦差大臣的会面怎么样?”
“很奇怪，”罗宾说，“我们没取得什么成果。不过他好像对我很感兴趣。”
“因为他想不通一个中国口译者为什么替敌人效力?”
“大概是吧。”罗宾说。他无法摆脱不祥的预感，就像看着一场风暴正在形成，等待天空被撕成碎片。客厅里的气氛显得过于轻松、过于平静。“你们几个怎么样?会交代些更有意思的事给你们做吗?”
“不太可能，”维克图瓦打了个哈欠，“我们是被抛弃的孩子，爸爸妈妈忙着搞垮经济，没工夫搭理我们。”
“老天爷啊，”莱蒂突然站了起来，惊恐地瞪大眼睛，死死盯着窗户，同时伸手指向窗外，“快看——看在上帝的分上——”
河对岸腾起冲天的火光。但是当他们冲到窗边时，他们看出那是处于人为控制之下的火光，只是翻腾的火舌和烟气看起来好像一场火灾。罗宾眯着眼睛细看，发现火焰的源头来自装在深底小船里的一堆堆箱子，那些小船被推到了浅水区。短短几秒钟后，他闻到了燃烧物的气味：风从对岸带来一股甜腻的香气，透过窗户飘进英国商行里。
鸦片。钦差林大人在焚烧鸦片。
“罗宾。”洛弗尔教授像狂风一般冲进房间，身后紧跟着贝利斯先生。两人都暴跳如雷，尤其是洛弗尔教授，气得脸都扭曲了，罗宾从未见过他这副表情。“你做了什么?”
“我——什么?”罗宾看了看洛弗尔教授，又看向窗户，他困惑极了，“我不明白——”
“你说了什么?”洛弗尔教授揪住罗宾的衣领用力摇晃，“你告诉他什么了?”
自从在书房的那一天之后，这是洛弗尔教授第一次对他动手。罗宾不知道洛弗尔教授可能知道些什么。他的眼神像一头野兽，与往常判若两人。罗宾疯狂地想：拜托了，拜托，打我啊，打我吧，因为那样我们就会知道答案，那样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但是这阵势来得快也去得快。洛弗尔教授松开罗宾，眨了眨眼，似乎恢复了理智。他后退一步，掸了掸外衣的前襟。
拉米和维克图瓦紧张地站在他们身边，微微屈膝，似乎准备扑到他们中间。
“请原谅，我只是——”洛弗尔教授清了清嗓子，“收拾好你们的东西，到外面等我。你们所有人。‘希腊号’已经等在海湾了。”
莱蒂问道：“可我们不是还要去澳门吗?我们的通知上说——”
“局势变了，”洛弗尔教授简单地说，“我们已经订了提前回英国的船票。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