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首先，最荒唐莫过于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如赫西俄德描述的乌拉诺斯的行为，以及克罗诺斯对他的报复行为，还有描述克罗诺斯的所作所为和他的儿子对他的行为，这些故事都属此类。即使这些事是真的，我认为也不应该随便讲给天真单纯的年轻人听。
——柏拉图《理想国》
“把他藏在船舱里，”维克图瓦以惊人的沉着说道，尽管从她口中说出的话语相当疯狂，“我们只要……把他裹在这些床单里不让人看见，直到我们回到英国——”
莱蒂尖声说：“我们不能把一具尸体藏上六周。”
“为什么?”
“会腐烂的!”
“有道理，”拉米说，“水手身上很臭，但还没那么臭。”
他们的本能反应竟是讨论如何掩藏尸体，这让罗宾瞠目结舌。这并不能改变他刚刚杀了父亲的事实，也无法改变他可能将所有人都牵扯进这桩谋杀的事实，墙上、地上、他的脖子和手上都沾上了鲜红的血迹也已是事实。但是看他们讨论的样子，仿佛这只是一件有待处理的事项，一个棘手的翻译任务，只要找到恰当的措辞就能迎刃而解。
维克图瓦将手掌按在太阳穴上，深吸了一口气说：“好吧，听着，我们就这么干。我们要想办法把尸体处理掉。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会想出办法的。然后，等船进港靠岸——”
莱蒂质问：“我们要怎么和船员说，才能让他们整整六周不去管他?”
维克图瓦说：“九周。”
“什么?”
维克图瓦说：“这不是最快的飞剪式帆船。这艘船要开九周。”
莱蒂捂住眼睛：“看在上帝的分上啊。”
“这样如何?”维克图瓦问道，“我们就说，他得了某种传染病。我不知道，反正是某种——某种吓人的病，罗宾，你负责想一种能把他们吓退的病，一听就是外来的，而且很恶心的那种。就说他在贫民区感染了这种病，他们就会吓得不敢进他的船舱。”
短暂的沉默。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逻辑还算说得过去，至少不会立刻让人看出是无稽之谈。
“好，”拉米开始在没有染上鲜血的那一小块木地板上来回踱步，他揉了揉眼睛，“噢，老天啊，愿真主饶恕我们。好，可以，这可能行得通。假设我们守住这个秘密，直到回到伦敦。到那时怎么办?”
“简单，”维克图瓦说，“我们就说他在航程中去世了。或许可以说他在睡梦中去世了。只不过感染的风险太大，所以我们不能让随船医生去做尸检。我们可以弄一口棺材，在里面塞上一堆——我也不知道，裹在布里的书本之类的——然后运走棺材，把它处理掉。”
“简直是疯了，”莱蒂说，“绝对是疯了。”
“你有更好的主意吗?”维克图瓦问道。
莱蒂沉默片刻。罗宾深信她会要求去自首。但她只是摊开双手说：“我们可以直接在大白天把他推下海，说他意外落水淹死了。这样一来，他们都能看见尸首，我们就没有嫌疑了——”
拉米反问道：“噢，那就不可疑了吗?我们就这样拖着血淋淋的尸体走上甲板，假装它是自己走到栏杆边，然后把它扔进海浪里，让所有人都能看见原本该是心脏的位置爆开了一个大洞?就这样证明我们的清白?拜托有点创意吧，莱蒂，我们必须走好每一步棋——”
罗宾终于恢复了语言能力。“不。不，这太疯狂了，我不能让——你们几个不能——”他语无伦次，只好深吸一口气，稳住舌头，“这是我做的。我去告诉船长。我去自首，就这样。”
拉米哼了一声：“噢，那绝对不可能。”
罗宾说：“别犯傻了。你会受到牵连的，要是——”
“我们不管怎样都会受到牵连的，”维克图瓦说，“我们是从外国坐船回来的外国人，而船上死了一个白种男人，”这话不包括莱蒂，但没有人去纠正她，“不管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都不可能让你去坐牢，而我们几个逍遥法外。你明白这一点，对吗?我们要么保护你，要么把自己也葬送。”
“没错，”拉米坚定地说，“我们谁也不会眼看着你进监狱，小燕子。我们都会保守秘密，对吗?”
只有莱蒂没有说话。维克图瓦用胳膊肘轻轻推了推她说：“莱蒂?”
莱蒂的脸色变得惨白，几乎同地板上那具失血过多的尸体不相上下：“我……是的，没错。”
罗宾说：“莱蒂，你可以离开。你不是一定要听——”
莱蒂说：“不，我想在这里。我想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不能让你们都……不行。”她紧紧闭上眼睛摇了摇头，然后睁开眼，好像刚刚下定决心似的一字一顿地说：“我加入。和你们一起。和你们所有人一起。”
“很好。”拉米短促地说，他在裤子上擦了擦手，继续来回踱步，“话说，我是这样想的。我们本来不该坐这趟船。按原计划，我们应该在下个月四号才起程返航，记得吗?没有人期待我们在那之前回去，也就是说，当我们下船时，没有人会去找他。”
“没错。”维克图瓦点点头，顺着拉米的思路继续思索。他们俩的样子看起来着实让人胆战心惊。他们越说越有信心，仿佛只是在合作完成一次集体翻译，较量彼此的聪明才智。“很明显，最容易让我们被捕的方式就是让人撞见尸体。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将它处理，等外面天一黑就去处理。然后，在接下来的航程里，我们就告诉所有人说他病了。没有人比水手更害怕外国疾病了，对吗?只要我们把话放出去，说他得了某种可能传染的重病，我敢保证几周内谁也不会靠近他的舱门。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操心怎么把他扔进水里就可以了。”
拉米说：“嗯，还要清理所有这些血迹。”
太疯狂了，罗宾心想。这真是疯狂，他不明白为什么没人放声大笑，为什么所有人看起来都在认真考虑将他们的教授的尸体拖上两层楼梯，然后扔进大海的主意。他们都过了怀疑现实的阶段。震惊已经消散，超现实的事物变成了客观存在。他们不再探讨伦理道德，只探讨逻辑。而这让罗宾觉得，他们踏进了一个上下颠倒的世界，一切都不再符合常理，而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都不觉得有任何异样。
“罗宾?”拉米喊道。
罗宾眨了眨眼。他们正十分关切地望向他。他猜他们已经喊了好几遍了。“我很抱歉——什么?”
“你怎么想?”维克图瓦轻柔地问，“我们打算把他从甲板扔下去，可以吗?”
“我，嗯，我猜那行得通，我只是……”他摇了摇头，耳鸣得厉害，这让他很难集中思想，“抱歉，我只是……你们都不问问我为什么吗?”
他们交换着茫然的眼神。
“你们就——你们都愿意帮我隐瞒一场谋杀?”罗宾的陈述不可抑制地变成了疑问。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像是一个无法回答的巨大疑问。“而你们甚至不打算问问我事情的经过或者原因?”
拉米和维克图瓦对视了一眼。但最先开口的是莱蒂：“我想我们都理解原因。”她喉头一紧。罗宾无法解读她的表情，那是此前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表情，怜悯和决心混合在一起的陌生表情。“而且说实话，罗宾，我认为这事还是少说为妙。”
清理船舱比罗宾原先担心的要迅速。莱蒂借口自己晕船呕吐，顺利从船员那里要来了拖把和水桶。其他人各自贡献出几件衣服，用来吸走血水。
接下来就是处理尸体的问题。他们一致决定：要想将洛弗尔教授运到甲板上而不被人觉察，将尸体塞进行李箱是最好的机会。上楼是一场令人屏息、一寸寸前进的游戏。维克图瓦每隔几秒钟就冲到前面查看情况，以确保视线内没有人，然后疯狂招手示意罗宾和拉米拖着行李箱再走几步。莱蒂守在顶层甲板上，假装是在散步，呼吸夜间的新鲜空气。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将行李箱拖到栏杆边上，没有引起怀疑。
“好了。”罗宾推开行李箱的盖子。起初他们的打算是将行李箱整个扔下去，但维克图瓦敏锐地指出，木箱子会浮在水面上。罗宾不敢往下看。如果可能的话，他不想在做这件事时看见他父亲的脸。“快点，别让人看见——”
“等一下，”拉米说，“我们必须加一些负重，不然它会漂起来的。”
罗宾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洛弗尔教授的尸体漂浮在船尾、引来大群水手和海鸥的画面。他与恶心的感觉激烈斗争起来：“你怎么不早点说?”
“我有点惊慌，不行吗?”
“可你看起来那么镇定——”
“我擅长处理紧急状况，小燕子，可我又不是神。”
罗宾的目光在甲板上扫来扫去，搜寻任何可能充当锚的东西。船桨、木桶、备用木板——可恶，为什么船上所有的东西都被设计成漂浮物?
最后，他找到一堆麻绳，绳子上拴着看起来像是砝码的东西。他默默祈祷那不是什么重要物品，随即将它拖到行李箱旁。将绳子系在洛弗尔教授身上是一场噩梦。他沉重僵直的四肢很难轻易移动。实际上，尸体似乎在奋力反抗他们。更恐怖的是，暴露在外的锯齿状的肋骨钩住了绳索。罗宾害怕极了，双手被汗湿透，不停地打滑。折磨人的几分钟过去了，他们终于将绳子紧紧套在教授的双臂和双腿上。罗宾只想赶紧打个结了事，但拉米坚持要慢慢来，他不想让绳结在尸体入水的瞬间散开。
“好了，”终于，拉米用力扯了扯绳子小声说，“这样应该可以了。”
他们分别抬起尸体的两头，罗宾抬肩膀，拉米抬脚，将尸体从行李箱里拉出来。
拉米小声数道：“一，二……”
在第三下摆动时，他们将洛弗尔教授的尸体高举过栏杆，然后松开手。在近乎永恒的间隔之后，他们终于听到了水花的声音。
拉米俯身趴在栏杆上，仔细查看深色的波涛。
“没了，”他终于说道，“他不会上来了。”
罗宾说不出话。他跌跌撞撞地后退几步，在甲板上呕吐起来。
拉米吩咐道，现在他们只需要回到铺位上，在接下来的航程中表现如常就可以了。在理论上，这很简单。但是，在所有谋杀现场中，航行的船只一定属于最糟糕的那一类。在街头行凶的杀手至少还能丢下凶器逃离城市。可他们还要在犯罪现场被困两个多月，而在这两个多月里，他们不得不维持这样的假象：他们未曾炸开一个男人的胸膛，又把他的尸身抛进汪洋大海。
他们尽量维持常态，每天在甲板上散步，应付斯迈思小姐和她烦人的打听。他们一天三次准时去食堂吃饭，尽可能让自己显得有一些胃口。
有一天，船上的厨子问起，他怎么好几天都没见到洛弗尔教授，拉米回答说：“他只是身体有些不适，说自己没什么胃口，有点胃疼，不过我们等一下会给他送些吃的。”
“他有没有说具体是哪里不舒服呢?”厨子是个爱笑又健谈的男人。罗宾看不出他究竟是在打探消息，还是仅仅出于好意。
拉米面不改色地说着谎话：“噢，就是一大堆小症状。他说他头疼得难受，有些充血，不过最主要的是恶心。他站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就觉得眩晕，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他一直在睡觉，可能是晕船吧，不过在来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有意思。你们在这里等一下。”厨子摸了摸他的大胡子，转身出去了。
他大步走出食堂。罗宾他们备受煎熬地盯着门口。他是不是起了疑心?他是去通知船长了吗?他是去洛弗尔教授的船舱验证他们的话了吗?
拉米嘟囔道：“所以，我们现在是跑，还是……?”
“往哪里跑?”维克图瓦低声吼道，“我们在大海上呢!”
“我们可以赶在他前面去洛弗尔的船舱，也许——”
“可是那里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嘘。”莱蒂向身后点了点头。厨子大步回到食堂，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小纸袋。
他把纸袋递给罗宾说：“糖姜。胃不舒服吃这个管用。你们这些学者总是忘带。”
“谢谢你。”罗宾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他接过纸袋，尽可能让声音保持平稳，“我敢肯定，他一定非常感激。”
幸运的是，其他船员从来没有询问过洛弗尔教授的下落。薪酬微薄的水手们对船上这些学者的日常活动没什么兴趣，他们乐得假装这些学者根本就不存在。斯迈思小姐的情况就不同了。可能纯粹是因为无聊，她坚持不懈地想让自己发挥一些作用。她不断询问洛弗尔教授的发烧情况如何，咳嗽是什么声音，他的排泄物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她说：“热带疾病我见得多了，不管他得的是什么病，我肯定在当地人身上见过同样的病。只要让我看他一眼，一下就能把他治好。”
他们设法说服她，洛弗尔教授的病传染性很强，而且教授是个极度腼腆的人。(莱蒂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意和未婚女性独处。如果我们让你进去，他一定气得发疯。”)尽管如此，斯迈思小姐还是坚持要他们每天和她一起为教授的健康祈祷。在祈祷时，罗宾要拼尽全力才能不让自己因负罪感而干呕。
日子长得要命。时间缓缓蠕动，每一秒都可能发生可怕的意外，每一秒都要面对那个问题：我们能脱身吗?罗宾一直不舒服。这种恶心与晕船导致的不适完全不同，那是一种凶狠的负罪感，啃噬他的脏腑，抓挠他的喉咙，是一种让他难以呼吸的、有毒的重担。想办法放松或分散注意力毫无用处，在他走神或放松警惕时，这种恶心反而变本加厉。这种时候，他耳中的嗡嗡声越来越响，视野边缘渗进黑影，将世界限缩成一个模糊的小孔。
像常人一样行事需要超乎想象的专注。有时，记得用力而均匀地呼吸就是罗宾能做到的极限。他不得不在脑海中大声念出一串咒语：没事的，没事的，你会没事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你只是个学生，他们以为他只是病了。但即便是这段咒语也有失控的危险。哪怕他的注意力分散一秒，这段咒语就会蜕变成真相：你杀了他，你在他胸口炸开一个大洞，所有书本和你的手上都沾满了血，黏滑、潮湿、温热的——
他畏惧自己的潜意识，害怕它肆意飘荡。他无法集中精力去想任何事。头脑中冒出的每个想法都盘旋着化为充满愧疚和恐惧的胡言乱语，最后凝固成同一句冷酷单调的副歌：
我杀了我父亲。
我杀了我父亲。
我杀了我父亲。
他想象着如果被捕会发生什么，用这种方式折磨自己。他勾勒的场景太过生动，简直像记忆一般：给他们定罪的短暂审判，陪审员们厌恶的神情，铐住手腕的镣铐，绞刑架，或者前往澳大利亚流放地的拥挤而痛苦的漫长旅程。
他怎么也想不通，真正杀死一个人竟然发生在如此转瞬即逝的片刻之间，只需要一刹那冲动的仇恨、一句简单的话语和一个抛掷的动作。孔夫子在《论语》中有“驷不及舌”的说法，意思是四匹马拉的战车也追不回已经说出口的话，话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无法改变。但这听起来就像时间的一场大型恶作剧。如此微不足道的行为却能引发如此影响深远的后果，真让人觉得不公平。不仅摧毁他的世界，也摧毁了拉米、莱蒂和维克图瓦的世界的事件似乎至少应该持续几分钟才对，应该要付出反复的尝试才对。假如他踩在父亲的身体上，挥舞钝斧一次次砍向他的头颅和胸口，直到两人脸上都溅满鲜血，这样他才更能体会到谋杀的真实。某种残暴的、持久的举动，真正展现出丑恶的意图。
但当时发生的事完全不是这样。他的行动没有恶意，也毫不费力。一切结束得太快，甚至没时间细想。他根本不记得自己采取了行动。如果你都不记得自己有杀人的想法，那还算是蓄意谋杀吗?
不过，这又算哪门子的问题?当他父亲损毁的尸身正在毫无争议、无可挽回地沉向海底时，想清楚他是否有意要让父亲死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夜晚比白天难熬得多。白天至少还有室外活动、起伏的大洋和弥漫的雾气可以暂时分散注意力。在夜里，被困在吊床上的罗宾只能面对无情的黑暗。夜晚意味着被汗水浸透的床单，意味着寒意和颤抖，连呻吟和尖叫出声的隐私也没有。罗宾将膝盖蜷在胸口，双手捂住口鼻，掩盖他狂乱的喘息。当他勉强睡上片刻时，他的梦境总是支离破碎，生动得令人胆寒，最后那场对话的每一刻反复重现，直到那毁灭性的终局。但细节一直在变化。洛弗尔教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以怎样的眼神看着罗宾?他真的向罗宾走来了吗?是谁第一个采取了行动?他是为了自卫还是先发制人?这有区别吗?他摧残着自己的记忆。无论醒着还是睡着，他从上千个不同的角度审视同一个时刻，直到他再也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
他想停止所有思考，想消失不见。在夜晚，无垠的黑色海浪好似空想中的完美净土，他只想从船边纵身跃下，任凭大洋将他和负罪感吞入湮灭一切的深渊。但那样做只会连累其他人。一个学生淹死，他们的教授被杀，这会让人怎么想?无论多么有创意、多么真切的借口都不可能使他们脱身。
不过，如果不能选择死亡，或许还可以选择惩罚。在一个失眠的夜晚，他低声对拉米说：“我必须自首。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必须结束这——”
“别犯傻了。”拉米说。
他疯狂挣扎着爬下吊床：“我是认真的。我要去找船长——”
拉米一跃而起，在过道里拉住了他：“小燕子，回去。”
罗宾想推开拉米走向台阶。拉米眼疾手快地给了他一个耳光。不知怎的，或许只是因为震惊，他恢复了冷静。让人眼冒金星的疼痛将他的思绪清扫一空，虽然只有几秒钟，但已足够让他狂跳的心平静下来。
拉米压低声音吼道：“我们现在都被牵连了。我们清理了那个房间，替你藏匿了尸体。为了保护你。现在大家都撒了十几个谎，在这桩罪行里我们都是从犯，如果你去找刽子手，那你就把我们都葬送了。明白吗?”
罗宾懊悔地低下头，然后点了点头。
“很好，”拉米说，“现在回床上去。”
这场诡谲事件中的唯一一线光亮是他和拉米终于重归于好。谋杀行为消弭了他们之间的隔阂，让拉米关于他同流合污和懦弱的指控不攻自破。就算那是个意外也没关系，就算罗宾但凡有别的选择一定不会再那么做也没关系。在主观上，拉米再也没有怨恨他的理由，因为他们两人中只有一个杀死过殖民者。现在他们是同谋了，这让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近。拉米承担起安慰者和咨询者的角色，他倾听罗宾的忏悔。罗宾不知道拉米为什么认为将想法说出来能让事情有所改观，将任何想法说出口都只会让他更加困惑，但是他还是非常感激至少有拉米在一旁倾听。
“你觉得我邪恶吗?”他问。
“别犯傻了。”
“你最近经常这么说。”
“你最近经常犯傻，但是你不邪恶。”
“可我是个杀人犯。”他说着，然后又说了一遍，因为这句话实在太荒谬，就连发出这几个元音的动作都显得古怪，“我夺走了一条性命。而且完全是考虑过的，完全是有意的。我知道那根银条会对他做什么，而我还是用了，我看着银条撕开他的身体，而且在我后悔之前，我对自己所做的事很满意。那不是意外。不管我现在有多希望自己没那么做，那都不重要，我想要他死，我杀了他。”他颤抖着吸了口气，“我是不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事?恶人。心狠手辣的恶棍。不然怎么发生那样的事，拉米?没有介于中间的可能。不管按哪里的规则，这都是不可原谅的，不是吗?”
拉米叹了口气：“任何夺走一条性命的人，都和屠杀全人类没有区别。《古兰经》是这么说的。”
“谢谢，”罗宾嘟囔道，“真让人宽心。”
“但《古兰经》也说真主有无尽的慈悲，”拉米沉吟片刻，“我想……唉，洛弗尔教授是个很坏的人，不是吗?你的行为是为了自卫，不是吗?而他对你、对你哥哥还有对你们的母亲做的那些事……也许他确实该死。也许你先杀死他的事实让其他人躲过了无法预料的伤害。但是，那真的不是你做出的决定。那是神的决定。”
“那我该做什么?”罗宾痛苦地问，“我该做什么?”
“你什么都做不了，”拉米说，“他死了，你杀了他，你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只能向神明祈求宽恕。”他停顿了一下，手指敲着膝盖，“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保护维克图瓦和莱蒂。而你投案自首并不能保护她们，小燕子。用是否配做人这个问题折磨你自己也不能。洛弗尔死了，而你活着，也许这就是神的意愿。这就是我能给你的最大的安慰。”
他们四个轮流失去理智。这是他们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每次只允许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崩溃，但不允许所有人同时崩溃，因为尚存理智的人得担负起劝说精神失常的人的职责。
拉米陷入恐慌时喜欢一一讲述他所有的焦虑，讲出所有夸张且具体得不可思议的细节。他断言：“一定有人会去他的船舱。他们有问题要问他，某个愚蠢的问题，关于抵达的日期或者航行的费用。只不过，他不在那里，之后他们就会来问我们，总会有人起疑心，搜查整艘船，那我们只能假装我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而他们不会相信我们的话，然后就会发现血迹——”
“拜托，”维克图瓦说，“拜托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说了。”
“然后我们会被送去新门监狱，”拉米继续说着，像吟诵史诗一样抑扬顿挫，“圣墓教堂将敲响十二响钟声，大批人群将在监狱大门外聚集，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会被吊死，一个接一个……”
要让拉米住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讲完全部的病态幻想。他每一次都会讲完，对他们被处以死刑的描述一次比一次荒谬。实际上，这些描述反而给了罗宾一些安慰，从某种程度上说，想象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让他放松，因为这能消除来自未知的恐惧。但这只会刺激维克图瓦。每次出现这样的对话，她都无法入睡。接下来就轮到她失去理智了。她会在凌晨四点把他们推醒，小声说她不忍心让莱蒂陪着自己不睡觉，于是他们便陪着坐在甲板上，低声谈论任何跃入脑海的无聊话题——鸟鸣、贝多芬、学院里的谣言，直到温柔的黎明带来短暂的安慰。
莱蒂的崩溃最难对付。因为在他们当中，只有莱蒂不理解拉米和维克图瓦为什么如此不假思索地站在罗宾这一边。她以为他们保护罗宾是出于友情。关于罗宾的动机，她唯一的了解就是在广州看见洛弗尔教授揪住罗宾的衣领，而苛待孩子的父亲就是她和罗宾的共同之处。
但是，由于她将洛弗尔教授的死看作一场孤立的意外而不是冰山顶端的一角，所以她不断努力想扭转局面。她一直在说：“肯定有坦白的办法。我们可以说洛弗尔教授在伤害罗宾，罗宾是在自卫?可以说教授因为压力失去了理智，是他先动的手，而罗宾只是想逃脱?我们都可以作证，说这都是真的，他们就只能将他无罪释放——罗宾，你觉得怎么样?”
罗宾说：“但事情不是那样的。”
“但你可以说就是那样呀——”
拉米坚持道：“那样行不通。太危险了，再说我们绝对没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险。”
他们怎么可能告诉她，她是在痴心妄想?告诉她，幻想英国的法律系统真的态度中立，幻想他们将得到公正的审判，幻想外表像罗宾、拉米和维克图瓦这样的人可以杀死一位白人牛津教授，将他的尸体抛下甲板，隐瞒数周，最后毫发无伤地脱身，这么想无异于精神错乱。告诉她，她以为的这些事实本身恰恰证明，她与他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吗?
然而，既然他们无法告诉她真相，莱蒂就始终没有放弃。在他们驳回她关于自卫的提议之后，她又说：“我又想到一个主意。话说，你们想必都知道，我父亲是个有些地位的人——”
“不行。”拉米说。
“先让我说完嘛。我父亲在他那个时代有不小的影响力——”
“你父亲是退役海军上将，现在赋闲在家——”
“但是他还认识很多人，”莱蒂坚持道，“他可以找人照顾一下——”
“哪种照顾?”拉米质问道，“‘您好，胡言法官，事情是这样的：我女儿和她肮脏的外国朋友把他们的教授给杀了，那是位在经济和外交方面都对帝国至关重要的人物，所以呢，等他们受审的时候，我想拜托你直接宣告他们无罪——’”
“不一定非要这样啊，”莱蒂打断了他，“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告诉他事情的经过，解释说那是一场意外——”
“一场意外?”拉米重复道，“你以前掩盖过意外吗?如果富有的白人女孩杀了人，他们会视而不见吗?是那样的吗，莱蒂?再说，你不是和海军上将关系不好吗?”
莱蒂的鼻孔张开了：“我只是想帮忙。”
“我们知道，”罗宾赶忙说，迫不及待地想化解紧张气氛，“我很感激，真的。但拉米说得对，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声张。”
莱蒂直勾勾地瞪着墙壁，什么也没说。
他们不知自己是如何抵达英国的。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早晨，他们起床后发现伦敦出现在海平线上，笼罩在熟悉的灰暗阴霾中。
事实证明，谎称洛弗尔教授在整个航程中都卧病不起甚至比维克图瓦预想的还要简单。显然，让全船人相信一位牛津教授的身体弱不禁风十分容易。在做出种种努力之后，杰迈玛·斯迈思终于厌倦了这几位惜字如金的旅伴，在同他们道别时没有多耽误功夫。当他们下船时，水手们连道别的话也没有说。四个风尘仆仆的学生穿过法定码头，没有人对他们多看一眼。在有货物要卸下、有薪水要领的时候，没人注意他们。
在甲板上，当他们经过船长身边时，莱蒂对船长说：“我们让教授先下船去看医生了。他说——啊，对这趟平稳的旅程表示感谢。”
这些话让船长有些不解，但他耸了耸肩，挥挥手送他们离开了。
“平稳的旅程?”拉米嘟囔道，“平稳的旅程?”
“我想不到别的话可说了!”
“安静，继续往前走。”维克图瓦低声喝道。
罗宾确信，当他们拖着行李箱走下跳板时，他们的每一个举止都在高声呐喊：杀人犯!他昏昏沉沉地想，从现在开始，他们随时都会暴露;再多走一步，他们就要面对怀疑的眼神，纷乱的脚步声，听到“嘿!你们几个停下!”的喊声。人们断然不会让他们如此轻松地离开“希腊号”。
在十二英尺之外的岸上，就是英国，是避难所，是自由。一旦他们上岸，一旦他们消失在人群之中，他们就自由了。但那是断然不可能发生的，他们与那间洒满鲜血的舱室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就这样轻易断开。那可能吗?
木板铺成的栈道变成了坚实的地面。罗宾回头瞥了一眼，没有人跟在他们后面，甚至没有人看向他们这边。
他们乘坐公共马车前往伦敦北部，再从那里雇了一辆出租马车前往汉普斯特德。他们没有太多争论就达成一致：抵达伦敦后先在洛弗尔教授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宅邸过夜。他们到达的时间太晚，来不及搭乘去牛津的火车。而罗宾知道派珀太太还在杰里科，也知道宅邸的备用钥匙藏在花园里的明代花盆下面。第二天一早，他们将去帕丁顿乘火车，然后按计划返回校园。
在船上，他们都想到还有一个明摆着的选择：逃走，丢下一切，逃离这片土地;爬上一艘驶往美国或澳大利亚的航船，或者返回他们当初的故国。
“我们可以逃去新世界，”拉米提议，“去加拿大。”
“你连法语都不懂。”莱蒂说。
“那是法语啊，莱蒂，”拉米翻了个白眼，“拉丁语最乖巧的女儿。它能有多难学?”
“我们得去找工作才行，”维克图瓦指出，“我们再也没有生活津贴了，我们该怎么生活呢?”
这是个很有道理的想法，也是他们不知怎么一直没有想到的问题。多年来领取稳定津贴的生活让他们忘记自己身上的钱只够维持几个月。离开牛津大学，来到再也没有食宿保障的地方，他们一无所有。
拉米曾经问：“话说，别人都是怎么找工作的?我猜只需要走进一家商店，直接应聘就行了?”
莱蒂说：“你必须先成为见习学徒，我想还要接受一段时间的训练，不过那也要花钱——”
“那怎么才能找到接收学徒的生意人?”
“我不知道，”莱蒂沮丧地说，“我怎么会知道呢?我完全没概念。”
不，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离开大学的可能。尽管回到牛津意味着被捕、被审讯、被关进监狱或者被吊死的切实风险，但不论如何，他们无法设想脱离大学的生活。因为他们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他们没有技能，没有从事体力劳动所需的体力或性格，也没有找工作所需要的社会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自理能力。他们对租房、购买一周的食物、在牛津之外的城镇里安家立足需要多少钱都一无所知。目前为止，这一切都有人为他们安排妥当。在汉普斯特德有派珀太太，在牛津有舍监和宿舍管理员。说实话，要是问罗宾该如何洗衣服，他也很难说清楚。
归根结底，他们根本无法以学生之外的角色自处，他们无法想象自己不再属于巴别塔的世界。巴别塔就是他们了解的一切，巴别塔就是家园。尽管发生了这么多事，但罗宾内心深处依然相信：一旦这场麻烦了结，一旦完成所有必要的安排，一旦事情掩饰过去，他没准还可能回到他在喜鹊巷的房间，没准还能在透过窄窗涌入的柔和鸟鸣和温暖阳光中醒来，再次专心研究死去的语言，对其余一切置若罔闻。尽管罗宾知道这种想法十分愚蠢，但他疑心自己并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