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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必要这么做。”尼卡说。他的牙齿在打战，大概是冷到了?事实上，天气相当暖和。“要不回去吧?”
平时的尼卡像狮子一样勇敢，我才是那个懦夫。“不。”我说。
他站在踏板上。“理论上，这是个好主意，”他说，“但正如你一贯所说，我们不是士兵。这件事太依赖于时机和那些来不及好好调试的机器。”
“往前走。”我说。
踏板在他体重的压力下微微弯曲。
其实他不是非去不可，明智的做法是把他留在这里，以防我有什么不测。这么一想，其实我更加没必要上去。事实上，我们俩拖后腿的可能性更大。但不管那么多了。我拖着脚步走上踏板，便有人扶着我登上驳船，仿佛我是个老太婆。天还是漆黑的，甲板在我脚下嘎吱作响，周围只能看到驳船模糊的轮廓。
斯提里科来给我们送行，如果我俩完蛋了，他将接替我的位置。
“记住，”我对他说，“红旗代表开始，绿旗代表——”
“好运。”他打断了我。接着我听到绳索落进水里，驳船向前开动。
“啊，”尼卡说。我坐下来，驳船上坐着很不舒服，“你带了旗子?”
我举起旗子，但是天太黑了，他并看不见。“当然，”我说，“闭嘴，坐下。”
时间都计算妥当，以便能卡在退潮时顺着水流撤退;这段时间不用划桨，也不需要升帆，因为不能让海湾两侧的望哨看见我们——我知道敌人肯定在那儿设了哨兵。按照计划，等到必须升帆划船的时候，我们已经逃出了他们的视线和听力范围。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安静，在接下来几个小时内不发出任何声音。非常难熬。
我完全没必要去冒险。连阿塔瓦杜斯也恳求我不要去，而他甚至根本不喜欢我。他说了许多肉麻的话，说我是守城战的精神支柱，如果我出事，一切就全完了，他们还不如打开城门欢迎那些混蛋。我知道他是对的。确实，尼卡一个人去就够了。但有时候，你就是没办法强迫自己去做正确的事。所以最后折中了一下，把正面袭击的领头位置留给了别人——因为我肯定会拖后腿，不但害死自己，也害死其他人。还是去比肯山顶上的旧瞭望塔当个号令员吧。尼卡是我的半个保镖，防备瞭望塔里站着敌人的岗哨。另外半个是绿帮的利西马库，他是今年夏季联赛中排名第一的角斗士，人们眼中世界上最危险的人。有利西马库在身边，尼卡其实多余了，但我还是让他跟着。大概我害怕利西马库打我吧。他凶神恶煞不是他的错，只是职业使然，但若非必要，我真的不想和他独处。
这是驳船船长第一次在夜里驶出海湾。事实上，整个都城就没人干过这事——至少没人正大光明承认过。他们怕一旦坦白，就会被任命为海军上将，加入这场该死的闹剧。驳船上没有照明，看不到另外六艘在哪里。目的地是贝尔-瑟普蓝，现在那地方大约已经荒废了。我们七艘船只有一个模糊的方向感。理论上，我们可以顺流漂过去，然后微微向右，直到黎明来临。到时候自然会知道我们在哪儿。猜猜这么白痴的主意是谁出的?
之前我轻松地对别人说，我可以在驳船上睡上一觉，这完全是自欺欺人。每艘驳船上有二十个人和十匹马，我们全醒着，吓得一动不动，在漆黑的海面上呆呆地上下颠簸。福提努斯提了个明智的建议：半夜动身，或者甚至可以掐在黎明前三小时动身。时间是足够的，还能减少在黑暗中随波逐流的时间。我没听他的，反而跟质问他如何赶上退潮。老实说，能赶上退潮确实有微弱的优势，但不至于影响全盘;毕竟我们有桨，而且路程本身就不远。但是不行，如果要在城里等待大半个夜晚，我会勇气尽失，取消整个行动。这理由不太光彩，但很实在。
“阿塔瓦杜斯是对的，”尼卡说。此时船队离海岸很远，没理由叫他闭嘴。但我不想聊天。“他一般都是对的。”我说。
“他说你是守城战的精神支柱。”“那个啊，那是他胡说八道。”
“不是，你确实做到了很多了不起的事。刚回都城那会儿，感觉野蛮人再过一小时就要冲击城门了。是你——”
“胡说，”我重复道，声音有点大，“没攻城是因为他们还没准备好，没别的原因。”
“这话你说过很多遍了，但我还是不太信。”
“随你便。”
可怜的家伙，他不过是想安慰我。他是那种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人，大概这就是小时候接受了昂贵教育的结果吧。我不一样，我只谈论手上的工作、眼下的困难，解决方法、技术难关，原料材质以及各种东西的质量和缺陷。毕竟我是工程师。但同时，我确实有能力制定计划，给要做的事情排序。
第一缕晨光出现在地平线之下，眼睛刚好能看到海天之间模糊的深蓝色分界线。我们调整航线，朝岸边驶去。我们离船长估算的着陆浅滩不远。船员们放下一艘破旧的小船，我、尼卡和利西马库跳了上去。我负责抱着旗子，他们划船。靠岸时，比肯山已清晰可见。这该死的小山对我来说太陡了，爬到一半，角斗士利西马库十分鄙夷地看了一眼我们这些职业士兵，提议让我们歇着，他独自上山。他还指出，我们的喘气声能传到四分之一英里外，如果上面有哨兵，肯定能听到。
他离开后很久都没动静，我开始担心了。时机很重要。如果他被哨兵杀了，那计划必须立刻取消，但是我们无法通知主力部队;如果再这么拖下去，我们只能努力挣扎爬上山顶，但时间肯定来不及了，所有事情都会被打乱。就在这时，他回来了，右肩上多了一道伤口，手上有血，应该不是他的。“弄好了。”他说。这个男人让我害怕。
我们上去时没见到尸体，一定是他用什么方法处理掉了。太阳终于升了起来，我们很准时，但靠的是运气而不是头脑。我手脚并用，爬上破旧的石阶来到塔顶，把胳膊放在栏杆上。总算能喘匀气了。
这里的视野很棒。我可以看到北城门的哨塔，斯提里科正在那儿等着我下令。敌军的攻城塔周围搭着脚手架，看起来快完工了。敌营后方也尽收眼底。有三排后卫帐篷;制定这个疯狂的计划时我们只能靠猜的，看来是高估了，因为我们猜的是四排。但区别其实不大，重点是他们根本想不到有人会从这个方向攻击，敌人都在前方。另一边是一片小小的白蜡树林，标志着西特莫尔林地的边界。那儿也是皇帝的游猎场，从海边一直延伸到离北城门半英里的地方。不知道坐在那些高大的白蜡树最顶端的人是否能看见我。如果看不到，我们还是得完蛋。这一步又是我蒙的，事先没法验证。我这个蠢货。
但目前总算顺利。是时候举起旗子了。
“别举绿色的啊。”尼卡压着声音说，“红旗。”
所以带着他是对的。我举起红旗左右摇了摇。接着便是等待，不知道这疯狂的计划能不能成。
这一切开始于很多年前，那会儿我还只是一名中士。那天，我们干完活准备休息，大家纷纷脱下靴子、打开水壶。有人叫了我，来玩扔蛋蛋吧。我问，什么是扔蛋蛋?
回答：这是一种投掷游戏，取了一个极具帝国军风格的、优雅而有品位的名字。先扔一块石头，然后看谁能把木球滚到离它最近的地方。几乎人人都玩，世界各地都有与之相似的游戏。结果我玩的不错，变得很受欢迎。虽然没好到次次都赢、洋洋得意的程度，但这件事让我开始了思考，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一开始是扔石头，任何石头都行。它被高高抛到空中，落下来，砰的一声落在地上，静止不动。然后你拿起圆不溜秋的木球，轻轻抛出一个低缓的抛物线，看着它落地，弹跳一两次然后滚向目标。当然，这只是为了好玩。这游戏非常棒，酒后再玩更是妙不可言。
现在想想大砲。一台68型能把一块两百磅重、形状不规则的粗糙岩石以45度角抛向空中。从科学和经验角度来看，这角度能抛出最理想的距离。石块上升，飞到顶点，速度放缓，下降，撞上目标，半边陷了进去。二百码，这是一台通过完美调试、用着崭新的马鬃绳、所有接口紧密连接、几乎没有振动的老式68型能扔出的极限距离。而敌人的前三排兵线距离城墙二百七十五码。
把投石车放一放，再想想扔蛋蛋游戏。圆形的木球能轻易弹跳到很远的地方，经常越过目标。现在想象一下我走在希尔街上，驻足欣赏某个富人府邸门柱上有人头两倍大的装饰性石球。
这就是我想问题的方式，很跳跃，对吧?我去了一个我认识的石匠家里，告诉他我想买一对石球，就像我在街上见过的那种。没问题，他说。我有点好奇，我接着说，你是怎么把它们做得这么圆的?是某个可怜的家伙用凿子一点点凿出来的吗?听到我天真的问题，他笑了。我们有专门的机器。他向我展示了一个石制车床，是个笨重的大家伙，由六头驴来拉磨。他又说，市区有些石匠的院子更大，车床是用水力驱动的，每个小时都能造出一个七十磅重的完美石球，每个都一模一样，价钱便宜得——
我告诉他我得想想，这是实话。我确实想了很久，但经过十五年考虑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打打杀杀。我就是个修桥的。只是有时候，帝国军队会穿过我修的那些桥梁去杀人或者被杀，或者在敌人和帝国之间传递消息——就像从乱麻中捻出亚麻绳一样，捻到后面绳子越来越细，这东西怎么可能造成伤害呢?我所做的只不过是让过河的人方便一点，这总归是好事。于是我想了想后，决定再多想想，然后开始做别的事，直到现在。
直到我挥动红旗的这一刻。
我默数了三下，什么都没发生。斯提里科那个笨蛋，我想到，他搞砸了整个计划。这时候，有个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距离很远，只能看到空中一条平缓的曲线——而不是一个点。又等了几秒钟，我终于听到远处弹射臂撞击支架的声音。不知为什么，听觉总是比视觉慢一些。
距城墙二百七十五码、在平缓的斜坡上排成三排的敌军士兵也看到了它。石球第一次弹跳时，他们大笑起来，第二次笑得更大声了。第三次，笑声停止。一百一十五个七十磅重的石球弹跳起来，正好与人头的高度持平。它飞向第一排、第二排和第三排士兵，撞断脖子，撞出脑浆。石球继续弹跳，滚向队伍和后卫帐篷之间的开阔地带，势头不减。由于这该死的斜坡，它们还越滚越快。七十磅的石球以任何人都追赶不及的速度滚动起来，动能很大，要停下来也很难。人的骨头显然不够;帐篷、马车、拴着的马、血和肉也不行。它们一往无前，直到地面变平并开始上升，而这个时候——
斯提里科的手下已经发射出了第二轮砲弹。
尼卡在我旁边酣畅淋漓地骂着脏话。利西马库眼睛瞪得很大，仿佛看到了骄阳荣升。这是他内心深处那个残忍嗜血的野蛮人能想象出的、最美妙的画面。而我——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是个工程师，我一生都在研究运动和静止状态下的各种沉重物体。当我还是上尉的时候，我的职位是安检员，工作是确保那些沉重的物体不会松动，砸碎骨头和肉。大多数时候无事发生，但偶尔——我承认，是我的错，怪我太他妈愚蠢了——我见过人像水果一样被压扁，内脏碎裂一地;我见过尖锐的骨茬戳穿柔软的皮肤和肌肉;我见过人被飞来的绳子斩首，腿和胳膊被失控的轮辊和圆木碾断;我见过脊柱被扭曲得好像枯叶的叶脉，但人依然没断气。责任都是我的，我是安检员，你不能怪木头、石头或绳子。他们都劝我，你无能为力。但即使我相信他们的话也无济于事。你不能让事故发生，更不能故意制造事故——
“旗子，”尼卡朝我大吼，“你在搞什么?举绿旗。”
我把这事全忘了。他从我手里抢过绿旗，举过头顶来回挥舞。愚蠢的绿旗。我脑子里装满了我的所作所为。更多的石球出现在空中。眼前的整片平原都在震动，许多人像疯子一样奔跑，更多的人没有动弹。我忘了停火是什么旗子(当然了，因为根本没安排这个号令，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这可怕的事故无法停止;另外，它远远不是事故这么简单。尼卡在挥舞旗帜，我终于想起来了：第二阶段。战车从那片小小的白蜡树林里疾驰而出。每辆车上两个人，一人负责驾驶，另一个带着十五根路钉和一罐灯油，罐口没有塞子，只堵上了一块布，另外还提着一盏防风灯。
路钉——就是一种小铁棒，长约四英尺，直径半英寸，一端是尖的，另一端是个弯头。你肯定见过这东西，只是叫不出名字。它们的正式用途是测量土地，但其实很多时候都能派上用场，比如工程师的传统游戏：扔路标。最接近目标的人能赢得一杯啤酒。你投不出超过十五码的距离，因为它们太重了，但精准度却很高，而且它们可以穿透16号钢板或相同材质的盔甲。
我知道不会完全顺利，比赛型战车太过轻巧灵活了。三辆战车远远地翻了车，剩下的都冲到了营帐跟前。帐篷里立刻钻出许多人，但转瞬就吃了路钉——他们甚至没来得及开打，仅仅是挡了道。冲过营帐，又有两辆战车失控撞毁。位置刚刚好，巨大的攻城塔就在面前，身形壮观，被盖在兽皮之下。几处黄色的光闪过，防风灯在底座支架上被砸碎，灯芯仍在燃烧。幸存的人掉转战车，原路返回。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攻城塔上的小火苗已经熄灭，再也点不着了。然后，我看见一团橙色的火花，接着是黑色的烟。这就完了吗?我们赢了?
“走吧，”尼卡说，“不能再待这儿了。”
我任由他拉着我下了山，又开始觉得自己很蠢，就像有一次一根横梁被绳子扯松，荡了个圈，正好打在我两眼之间。攻城塔坏了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胜利是什么样子的。
走到一半，尼卡对我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对吧?”
最不想听到这话了。“你说说看。”
“你革新了我们这代人的步兵作战策略，”那白痴说，“从此以后，砲兵将成为野战中的王者。方阵和其他紧密阵型的重装步兵经过这一战，全淘汰了。只能用天才来形容。这是野战战术上最大的一次飞跃，很可能——”
“尼卡，”我说，“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