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劳伦·丹德森那天过得很惨——后来她发现这是她几周来过得最惨的一天。都是那些该死的窗帘惹的祸，几家北欧小报又大肆渲染她和皇室的关系。这帮该死的家伙不把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就胡说开来。这种事真够烦人的，但她还是保持了理智。她不想为了几个上蹿下跳的小丑就把窗帘换了。但今天早上报纸上登的那些内容让她坐不住了，一些抽风的记者开始造谣攻击她了。他们以前说她偷皇室厕所里的肥皂，这回又说她倒卖白金汉宫花园晚宴的门票。太他妈可笑了吧!说真的，她不屑去那种地方，她的朋友也没几个愿意去的。她的那些朋友秉性脾气都像她，要她们扒拉着数门票还嫌弄脏手呢。劳伦从小没学会尊重人，她小时候唯一的朋友就是那台破电视机，十几岁的时候就在街上晃荡，旁边经常有三四个小伙子陪着，什么样的事都做过。不过从她踏进唐宁街大门的那一刻起，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坏事一桩接一桩来。今天晚上她要去白金汉宫参加一个晚宴，她不想去，便说自己头痛，犯了潮热病5，但阿尔弗雷德不信她说的，执意要她去。“你要敢于盯着敌人的眼睛。”他给她鼓劲儿。头痛还能装得出来，但潮热这种事……她不去不行。“每次出彩虹都要下点儿雨的。”他又说。就这样，她换上晚礼服，钻进了车子，可就是在车上她也不得安宁。车子缓缓驶出唐宁街大铁门的时候，她看到一个黑人女性怒气冲冲地朝她大喊大叫。隔着一寸多厚的防弹玻璃，她听不清那女的说的是什么，但从口型上判断，和阿尔弗雷德发动的这场伊拉克战争有关。那女的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脸上有个扇形的刺青，很显眼。劳伦看着她的时候，一个警察赶紧过来把她带走了——她很可能会被逮捕，但要紧的并不是这一点。她可能是恐怖分子，身上可能还藏着武器。新的反恐安保法刚刚颁布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这帮该死的警察真是废物!政府赋予了他们新的权力，这帮家伙却都是些烂泥扶不上墙的货。他妈的，唐宁街是劳伦的家，她并不介意抗议示威者在她家门前的草坪上静坐示威，可今天这种事……
他俩中间的座位上放着一份《标准晚报》，劳伦一看内容心里头就很不是滋味儿，气得浑身都红了。报纸上登的是金妮·艾治的一次访谈——还能有什么事呢?金妮动情地描述了她对女王的崇敬之情，说早就想来拜访女王陛下了。劳伦越看心里越来气，手都开始抖了。“这篇垃圾文章你看过了吗，阿尔弗雷德?”
“什么事?”他漫不经心地问。
“艾治的妻子。又说她如何如何尊敬女王了，说女王陛下不但是国家的象征，还是所有女性学习的榜样，还说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一样能做。”劳伦生气地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到了一旁。“这个婊子养的，个子不高，嘴倒挺大。”
“别说脏话。”
“她一直给咱们身上倒脏水，知道吗?”
“是吗?你在巴尔莫勒尔吃饭的时候的确抽过烟，对吗?”
“是抽过，可这件事是她说出去的。”
“你有证据吗?”
“人们都这么说。”
“人们还说我当不了英国首相呢。”他冷漠地回了一句，就在这时，车子上的电话响了，是找他的。
车子继续朝前开，劳伦再没有说话，闷闷不乐地坐着，路两边的旗杆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旗子，都是为这次外国元首访问英国准备的。她想让自己高兴点儿，便幻想着自己手里正端着一把锋利的斧头，把这些烂旗杆砍得一根不剩，然后奔着那个该死的金妮·艾治去了。劳伦·丹德森本来是在街头长大的，对什么事都不在乎，这次本可以对报纸上登的那些把她和那个该死的女人做对比的内容不理不睬，但这些内容对她刺激太大了，不管她多努力，心中还是感到一阵阵刺痛。金妮说一旦有一天入主唐宁街，要在里面建个保育室。很简单的一句话，却像尖锐的玻璃一样深深刺着劳伦的心。她没有孩子，生活中就少了很多色彩，现如今那个该死的女人又在刺激她、咒她。她恨这个女人。
没想到金妮已经来了。劳伦进了画廊，里面人很多，两边的墙壁上挂着不少镀金的镜框，镜框里都是卡纳莱托6、鲁本斯7和伦勃朗8的名作。她远远地看见金妮在那儿站着，身旁围着一帮打扮得流里流气的老头子。她和这些人打招呼、握手的时候，金妮瞧见了她。金妮微笑着挤过人群，朝她过来了，瞧上去是那么年轻、那么鲜活，又能生儿育女，真该死!
“你好，我们终于见面了。”金妮说着把一只手伸了出来。
“是的，终于见面了。”劳伦不情愿地握住了对方的手，感觉自己心里头有什么东西像大坝一样决堤了。
“报纸上说的那些个关于咱俩的事都是瞎扯，你别介意啊，劳伦——我能叫你劳伦吗?”金妮紧紧握着对方的手不放开，“我想你的心情和我一样，恨透了那帮该死的记者。”
“是的，艾治太太，你肯定挺恨那帮家伙。”
“叫我金妮就行了。咱们不能就这么认了，应该让那帮家伙瞧瞧他们错得有多离谱，找一天咱们出去，好好聊聊，再逛逛街，挑几件衣服，看他们到时候还能说啥。”
“我的衣服够多，用不着再买了。”
金妮凑近劳伦耳畔，像是有什么秘密要对她说一样，低声道：“不过你肩膀上的那两个老衬垫瞧上去就像两片卫生巾一样，取掉要好看些。哦，对了，那些窗帘你就别再操心了，我会给它们找到一个更好的买家的。”
窗帘、孩子，跟一个自己恨得要死的女人离得这么近。劳伦终于受不了了，愤怒的波涛从心里奔涌出来，破口大骂道：“你这个该死的臭婊子!”骂街这种事她并不擅长，不过这次骂的声音够大，好多人都听到了，上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条也是没问题了。“你们艾治家的个个都是害人精!”她又骂了一句，这才离开了这个折磨她的女人。
在这场激烈的足球对抗赛中，劳伦·丹德森先来了一个大乌龙球。
历史学家在评论某个历史人物时总喜欢借助诸如日期、数据、社会潮流、发表过的宣言、演讲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用合理的理由解释的东西。他们喜欢理性讨论，蔑视情感，作品中不允许掺杂一丝一毫的感情成分，但政治没这么简单。他们在写历史性的著作时，很少将诸如忌妒、傲慢、暴怒或者转瞬即逝的疯狂这样的情感状态对他要写的那个人物所造成的影响考虑进去。对一位首相来说，他每时每刻都要把上述情感的缰绳紧紧抓在手中，以便有效掌控自己前行的方向。但有时候，这些缰绳会反过来将他牢牢捆住，让他挣脱不得。
阿尔弗雷德·丹德森就任英国首相的当天就立下誓言，要把英军从伊拉克撤出来，以赢得民众支持，但他后来并没有这么做。他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因为他还有很多别的事需要处理。他一拖再拖，犹豫不定，却总说在他任职期间一定做成此事。当然了，他并没有说，照这样三天两头派兵，总有一天会把英国兵派完，到那个时候这件事也就没法办了。他能坐上首相这个位子纯属偶然，当时两党候选人都在相互扯皮，相互攻击，恰巧丹德森这个人双方还都能接受，还不是那么让他们讨厌，所以就把他推上去了。他的位子坐得并不稳当，得提拔一批人支持他，这个时候推翻实行了很多年的对外政策，说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灾难是不太合适的。于是，他就跟着混下去了，因为这是最容易做的。他和那个该死的反对党领袖多姆尼克·艾治不一样，不像他那么自由，执政期间无权改变英国的对外政策。
当然了，伊拉克并不是他必须要做的唯一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还有很多别的事：医疗保险改革、法律、养老政策和公共交通服务。在唐宁街这扇最著名的大门后面生活就得付出这样的代价。文件上的一个小记号或者留白处的一个字样就意味着有些人能保住性命，而某些人会遭遇灭顶之灾。以前他每次出现在照相机前，还能保持笑脸，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笑得越来越不自然了。他睡眠不好，晚上总睡不踏实，早晨5点准醒，起来以后会想想昨天怎么过得那么难，今天还会碰到什么样的烦心事。过去让他激动不已的那些时刻，比如在议会大厦进行首相问答的时候，开媒体发布会的时候，甚至是看到那些隐藏在首相公文箱最上部的极其重要的文件的时候，现在却让他冷汗直流。不过他心里想得最多的事，也是能让他一洗这些天来的耻辱的事，就是即将举行的首相大选。
阿尔弗雷德·丹德森是由党内一小撮狂热分子组成的一个选举委员会选出来的，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选他。他根本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而现在大选的日子就要到了。踏入唐宁街大门的那一刻，他就想搞个全国性的民意测验，却又害怕出来的结果太丢人，索性作罢。他担心自己只做了几个星期的首相，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轰下台，在历史上沦为一个脚注。如今，随着大选的临近，他心里越来越没底，其实，每个现任首相面临下一届选举时都是这种心理。
他有很多优势。他形象好，在最近一次的民意测验中也是遥遥领先的，只不过领先的幅度没有上次那么大了——多姆的工作做得越发出色，但在这次大选中胜出的机会并不大。伊拉克战争虽说让人头痛无比，却没有对前几次的选举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毫无疑问的是，伊拉克战争会慢慢将英国拖死，终有一天，英议会把它甩掉，自己逃命去了。作为首相，在议会上屈尊俯身，请求议会颁布一项新的指令，任由多姆在他身上扔臭白菜，这么做的确不太妥当。最好的办法就是拖，等到大选结束以后再说。到那时，怨声载道的普通议员就不会再非议他了，他自己的位子也坐稳了。
他心里一直在想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劳伦。人们对她的批评越来越多，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提早绝经了，他们的生活宛如到了一个鱼缸里头。她在白金汉宫做了蠢事，只好一封接一封地写道歉信，她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蠢事，以后还会做。如果她有什么能让她分心的事，比方说有个孩子，也就没时间做这个了。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当年在赞比亚做义工时，像很多的莽撞小伙儿一样，他也染上了一种病。当初他并没有注意到，回来发现他们始终没有孩子，就让医生检查了一下，这才知道了。尽管如此，她并没有怪他，一直在事业上支持他，换作别的女人，说不定早跟他离婚了。她的忠贞让他感动，他便竭尽全力保护她、为她分忧。
他必须找到某种办法，帮她卸下身上的压力。提早举行大选或许是一个选择。选完了，他的心里就踏实了，或许就能再次对着她微笑了。他爱她，她是他的全部。劳伦的困境不是让他做决定的主要因素，却是很重要的一个，那些历史学家是不会深入思考这一点的。
阿乔克没想对首相的座驾大喊大叫，也根本不想和警察发生冲突，但她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让她意料不到的事。
她去了议会大厦，想和克瑞希见一面。这些天她一直在找工作，却没有找到，想看看他能不能帮帮她，哪怕再找个打扫卫生的活儿也行。克瑞希说，现在这种活儿越来越不好找了。从波兰和立陶宛涌进来了很多廉价劳动力，竞争越来越激烈，她的履历也有很多问题。他很想帮她一把，便提议她去工会总部大楼，但那地方晚上没有公共汽车，所以……他觉得很抱歉。
克瑞希办公的地方离唐宁街并不算远，阿乔克刚从里面出来，就碰到了首相的座驾，灰心失望之下，就大喊了几句。她没骂街，就说了几句愤怒的话，但警察还是过来扭住她的胳膊，把她押到了墙根儿底下。那些警察说她犯了重罪，从态度上看，她知道他们没开玩笑。他们说她刚才的行为是恐怖袭击，她听完以后直摇头。她知道什么是恐怖袭击，和她刚才做的一点儿也不一样。她就冲着首相的车子喊了几句，这些勇敢的英国警察就这么粗暴地对待她，他们凭什么?在她老家，丈夫喝醉了都不会这么做的。他们详细询问了她的名字和住址，期间一直让她贴墙根儿站着，还不时发出警告，别说谎。路人很多，都盯着她看，她身处异国，觉得一切是那么陌生，最后他们让她走了。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她正忙着做饭，等孩子们放学回家，就听见有人敲门。她开门一看，面前站着两个男人，没穿制服，自称是警察。她没记住他们的名字。她把他们迎进屋里，给每人倒了一杯茶，他们却没喝，外套也没脱。他们解释说，今天到这儿来不是和她谈心聊天的。俩人溜达着把各间屋子仔细查看了一遍，那个样子就好像他们是这里的主人似的。
“阿乔克太太，”先进屋的警察说，“你好像惹了点儿小麻烦，对吗?”
“没有，我什么也没做。”
“前几天你袭击首相了。”
“我只是冲着他的车子喊了几句，没想到这么做是违法的，议会里有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
“那是他们的工作，阿乔克太太，和你无关。”
“我没有工作。”她痛苦地说。
“是的，我们知道，所以你就惹出了这么多的麻烦。”他抚弄着他的短发说。
“你还骗国家的钱。”另外一个瘦高个的警察检查完了小厨房以后走过来插了一句。
“这不是真的。”她反驳道。她不认识这两个人，也不喜欢他们，但他们好像对她的事了解得一清二楚，她开始害怕了。她顺手拿起一个垫子放在胸前，想给自己一些安慰。
“那些犯了罪的人进班房的时候都是这么说的，阿乔克太太。我们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我们没有起诉你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改变主意。”
“知道吗，阿乔克太太，”那个短发警察接过话茬儿说，“我们很不喜欢你这种人，到我们的国家来骗我们。我们把能给的东西都给了你，反过来你还恩将仇报。”他瞧了一眼墙上挂着的照片，走过去眯缝着眼仔细查看了一番，皱着眉说，“我——”
“我们给了你需要的一切东西：工作、房子，还有你这两个孩子上学的机会。”他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拿着那张照片，用另外一只手的一根手指抹了一下两个孩子的脸说：“他们在学校里过得很不错。不过，如果他们就此辍学的话就太可惜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如果你再惹麻烦，那我们就说不准什么时候让他们离开学校了。英国政府不想看到一个人在它的地盘上整天琢磨着干违法的事，很讨厌惹麻烦的人，会把他们清除掉。”他嘬嘬牙花，两颗门牙中间露出了一个大牙缝。“到时候你的两个孩子怎么办?”
“我没惹麻烦。”她温和地说。
“什么?在公众场合对着首相大嚷大叫，把现任政府告上法庭，这还不算惹麻烦?”
“我只想要回自己的工作。”阿乔克说。
“可你要回工作的方式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他又挠了一下头说。
“知道吗，阿乔克太太，”瘦警察插嘴道，“你不是英国公民，是难民，当初你说到这儿来是为了躲避麻烦，可从你踏上英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制造麻烦。”
“你这么干很不明智。”他的搭档晃着脑袋说。
“如果你继续这么干下去的话，我们就会重新考虑你的难民身份了。瞧瞧，你做了多少违法的事。我们可能会把你赶出英国。”
“你们不能这么做!”
短发警察放肆地笑了。
“回去的话，我什么也没有。”她低声说。
“没错。听说在苏丹生活很难，每天都在变得越发艰难，对孩子来说尤其如此。”
她觉得自己都要哭了，紧紧抱着那个垫子，指甲嵌进了胳膊上的肉里。瘦警察进了卧室，她现在都没力气反抗了。过了一会儿，瘦警察从马里斯的卧室里晃出来了，表情有些吃惊，冲搭档点了点头。
“听着，阿乔克太太，我们到这儿来是想客客气气地跟你说话的。你别伤心。不过我有个建议想跟你提一下。你知道那儿的水有多深吗?我劝你还是打住吧。为你的孩子考虑考虑，我看你还是想继续在这儿住的。只要你答应我们不再闹了，你就继续在这儿住，我们也不想把你一家老小赶走。救济金以后还会发给你，不过你和你那位房客是怎么回事?”
“你们走吧。”
“阿乔克太太，你的态度一直这么不友好啊。你这么做只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个受某种政治思想鼓动的讨厌货。原谅我出言不逊。”
“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你们弄的。”
“很不友好，你觉得呢，伙计?”
“没错。”瘦警察说。
“你想让我们走是吧?实话告诉你吧，这儿有很多人巴不得让你赶紧滚蛋。你可要给我记住了，阿乔克太太。”短发警察说完，把手中的照片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踩了几下。“哦，亲爱的，原谅我把你的照片搞脏了，麻烦你自己收拾一下吧。”
“赶紧走。”
两个警察走了，她的身体开始发抖，当初那些巴拉加阿拉伯人离开的时候，躲在河岸上的她身体也是这么抖的。镜框碎了，玻璃散落了一地，但她的手抖得太厉害，连拿笤帚的劲儿也没有。在她的村子里，女人是被当成商品买卖的，有时候，一个女人能换几头牛。一个男人倘若有好几个女儿，那就发大财了。但在丁卡，女人是有真正价值的。而刚才这两个男人对待她的态度，就好像她是一堆垃圾一样。
那天晚上，等两个孩子睡熟以后，趁马里斯正在卧室里看电视，她偷偷拿过乔尔的练习本撕下一张纸，用学过的半生不熟的英语写了封信。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写信。她的字写得很幼稚，语法也不合规则，但她还是坚持写了下去。她在信中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个惹是生非的人，从未想过要去冒犯别人。她只想回去工作，养活孩子。信写完了，她从头到尾读了两遍，然后寄给了唐宁街的阿尔弗雷德·丹德森先生。
信寄到了，负责收信的工作人员把信打开，一看那稿纸和幼稚的笔体，内容读都没读，就扔进了垃圾篓。
就这样，阿乔克始终没有收到回信。
阿尔弗雷德·丹德森透过卧室的窗户朝外望去，天还没有亮，只在白金汉郡的地平线上弥漫着一层朦胧的灰白。5点了，他睡不着了，每天这个点儿准醒。床不舒服，下回就不睡它了，可他知道，没睡好觉并不是因为床不舒服。
契克斯是英国首相的乡下别墅，卧室多的是。他和劳伦喜欢在这个卧室睡两天，在那个卧室睡两天。有的卧室装修奢华，四根床柱都是精雕细琢的，他们在里面睡了几个晚上，然后搬进了一间淡雅朴素的卧室。二战期间，丘吉尔首相在这里住过。他们甚至还左转右转爬上了数段螺旋形的楼梯，到楼顶上的一间牢房中睡觉。都铎王朝时期，女王贝斯曾把格雷郡主的姐姐玛丽囚禁在这里。他们在那儿睡得很不好。房顶太低，空气污浊，不能自由呼吸，整间牢房的面积充其量不过12平方米。他们只在里面睡了两个晚上就受不了了，玛丽却在里头待了两年多。最后，他们给了她一条生路，没像对付她妹妹那样，用斧子砍下她的脑袋。这个周末，丹德森夫妇睡的是斯大林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睡过的床，莫洛托夫在这张床上睡觉的时候枕头底下总藏着一把左轮手枪，他说男管家都想投毒害死他。在这张床上睡过的人性情都是多疑的。
丹德森打了个滚，想让自己舒服些，心里却在琢磨今天可能会发生什么让他想不到的事。伊拉克战争是一个绕不过的棘手问题，每天都在发生和伊拉克战争有关的事，但他有一回仿佛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看到一束光从笼罩在这个问题之上的层层阴云和浓重的黑烟中间穿了过去。理查德·尼克松也在这张床上睡过，越战问题曾搞得他焦头烂额。或许他能从这位美国总统的经历中发现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尼克松一直都很强硬，把敌人打得满地找牙，然而就在大选前，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谈到了结束战争这个问题。在那次演讲中，他提出了“光荣的和平”这种说法，结果在逆境中获得了胜利。当然了，他赢得的不是战争的胜利。在此之后，越战又打了好几年才以美国的失败收场，不过这个结果早就没关系了，他如愿以偿地当了一届总统。跟他学说不定就能成功，精心挑选几个合适的句子，发出一个妥协性的暗示，成功当选以后光荣撤军，请几支乐队庆祝一下，彩旗飘摇，然后……不管做什么都行了。尼克松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不对，好像是他的国务卿基辛格吧。没错，是基辛格。事情总是这样，那些狗娘养的总是潜伏在你的周围，逮着机会就把你的辛苦所得偷走。
这时候，睡在他身边的劳伦动了一下，醒了，揉揉眼睛，说：“怎么醒这么早?”她的头枕在枕头上，在微光的映衬下，就像一块被灰尘覆盖的面团。
“在想辩论的事，睡不着了。”
“你是说你很担心这次的辩论，对吗?”
“我敢肯定我的担心还赶不上多姆尼克·艾治的一半。”
“这次的辩论很重要吗?”
“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正式对决，我得把他打败。”
“你没问题的，亲爱的。”她挣扎着想靠着枕头坐起来。天还没有亮的迹象。
“那些普通议员也是个问题。”
“这种事你以前不是处理过吗?”
“是的，要么给他们好处，要么把他们的丑事曝光，就是那些让他们难堪的小事，比方说他们忘了向妻子提及的旧情人，最后一次填纳税申报单时忘掉的银行账户，儿子用假名在某个收费昂贵的私人诊所接受诊疗，等等。人嘛，都有弱点的。这种事不能拖，越拖越麻烦。”
“咱们有麻烦了吗?”她焦虑地问。
他摇摇头，说，“没有，至少跟那个叫艾治的毛头小伙子的麻烦相比，咱们的麻烦不算什么。”
金妮伸了个懒腰，睁眼一看，发现多姆正在盯着她。他早就醒了。
“我想起了第一次骑摩托车踩下油门的事，”他说，“都快把我的屎给吓出来了，就好像腾云驾雾一样，完全不由自己控制了，不知道会去哪儿，也不知道怎么让那个该死的东西停下。”
“那你是怎么停下的?”
“被摔下来的。”
“那时候你还不认识我吧?”
“不认识，也不知道什么叫医保。”
“嗯。你今天怎么醒这么早?”
“我在想黑泽尔和杰克·桑德斯。”
“那条毒蛇和那只羊羔。”
“他们的势力还在，甚至有些普通议员也支持他们。听说他们打算反对新的政策，说这项政策背离了党的宗旨。”
“没有背叛就没有进步。”
“话虽这么说，可这是我提出的第一项重要政策。党内高级成员说，如果我真的这么做，就离我而去。这样一来，咱们可就惨了。简直是灾难临头，金妮。会让人家觉得反对党是个幼儿园，不是什么严肃的政党，我只是个书呆子。”
“这件事他们做不成的。”
他从床上坐起来。旁边的桌子上放着昨天晚上喝剩的半杯威士忌，他在里面倒了些，拿起来，喝了一口。“他们始终就没有承认我的领袖身份，还有很多人在打我的主意，黑泽尔和杰克仍不肯善罢甘休。他们想让我变成圣塞巴斯蒂安9，把我挂在树上，用乱箭射死。”
她把头从羽绒被下钻出来，说：“那他们可就得小心了。知道吗，我总跟孩子们说不要玩尖锐的东西，这样很容易把手弄伤……”
楼下大厅里的钟敲响了5点半的钟声，丹德森听到员工们开始忙活了，他们今天可不怎么好过。中午20个人吃饭，下午喝茶的时候有150个人。没处躲，没处藏，即便是现在，在卧室里，他也躲不开，因为劳伦正紧紧依偎着他。床头柜上放着个文件盒，他伸手把里面的文件拿出来，长出一口气，说：“当然了，这次的辩论会咱们自己这边也有些问题。最大的麻烦就是那个叫迪克·波尔的该死的蠢货。听组织秘书说，这个狗娘养的想出出风头，不打算支持咱们了。这家伙总是昏头昏脑的。”
“还不是因为你嫌他胆子太小，把他开除了。”
“也不是胆子太小，只是在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这个问题上和我的观点不一致，我不能让这样的人当秘书，只好让他滚蛋。”
“软弱。我总觉得这个人一无是处。”
听她这么说，丹德森笑了。她不是总这么看迪克·波尔的。有段时间他们还常和波尔夫妇一块儿出去度假呢，人们都说他们是密友——政治上的密友。“迪克的事不用担心，”他拿着文件说，“咱们手里有他的把柄。这家伙上学的时候就不老实，现在正和别的女人胡搞。”
“那女的叫什么?”
“安琪，他的女秘书。”
“男人怎么都是这个德行。”
“这件事显然很严重。”
“我还以为他俩的关系没发展到这一步呢，这么说他打算和他妻子离婚了?”
“我不知道，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他的坏运气就要来了。如果他执迷不悟，非要在这次的辩论会上出风头的话，那就太可惜了。”
“你不会想要……”
“爱和战争，爱和战争，亲爱的。不幸的是，在战争中，死伤总是免不了的。”
多姆起身去楼下了，几分钟之后端着两杯茶又上来了，脸上的阴云仍没有散尽。
“至少我还能烧得一手好茶。”
“饼干拿上来了吗?”
“没有。”
“还是考虑考虑怎么把首相的位子弄到手吧。”
“这次辩论会完了以后再说。”
“别总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好吗?知道吗，有个老手曾告诉我，去议院的时候，兜里要揣个手榴弹，随时准备着把保险销拔掉，以防万一。”
“你是说出些奇招，对吗?”
“嗯。”
“可我属于反对党，这种事没那么容易做。”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说着她又把被子撩开了，一丝不挂的诱人肉体在灯光的映衬下闪着亮光，睡袍早就被她扔到一旁了，她的眼睛里透着狡黠，“你兜里有手榴弹吗?”
他差点儿把喝进嘴里的茶喷了出来。
“你现在是病人，需要一点点的刺激。来吧，小乖乖，”说着她拉过他的手放到了自己的乳房上，“快来吧，趁孩子们还没醒……”
“得想个办法，让他们的心思集中到一件事上，”阿尔弗雷德·丹德森说，他仍在想辩论会的事，心思根本没放在手里的文件上，“给他们点儿压力。我说了，要把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开除掉。知道吗，劳伦，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对一个稀里糊涂的人来说，再没有比马上吊死他更能让他集中精神的事了。”
“你打算吊死谁?”
“那些该死的普通议员。我打算跟他们讲清楚，我再也受不了他们这样胡混下去了。我打算提前举行大选，省得让他们明年还这样不死不活地混下去，把我们降低到和反对党那帮家伙一个水平。我这么做的话，结果会大不一样。”
“可这么做风险就增加了。”
“那当然了。”
“不过这么做也会让你显得强硬无比。”她摸索着他的胳膊说。
“到时候肯定有几只迷路的绵羊回不到羊圈里了。”
“对绵羊来说，那个世界太危险了。”
“非常危险。”
“你简直太棒了，亲爱的。”她动情地说着贴紧了他的身体。
“也太忙了。”他这时才发现手里拿着文件，便一边翻看，一边说，“责任重大啊，真该死。谁让这是英国呢。”
这个问题太老了。有一回，一个人问哈罗德·麦克米伦，他最怕的是什么。麦克米伦友好却又不失魅力地回答：“是突发事件，亲爱的伙计，是突发事件。”这个老政治家还是有点儿先见之明的。果不其然，这话说了没多久，他就遇到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而对普通人来说，生活中也有很多突如其来的变故。不管一个首相有多聪明、多有经验、多有能力，那些不可预知的事件总会偷偷地从唐宁街10号的后窗户进来，对着他的睾丸就是一脚。该轮到阿尔弗雷德·丹德森被踢了，至于什么时候挨踢只是时间问题了。
迪克·波尔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说他准备和妻子离婚，丹德森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不由得勃然大怒。离婚这种事叫人伤心，是个悲剧，却很常见。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认错这件事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他这个举动激起了唐宁街的愤怒。丹德森本想在辩论会前一天把他的丑事透露给媒体，目的是搞臭他，现在他这么一弄，整个计划就被打乱了。他本想让人拍些他的不雅照片，比方说从情人的公寓里出来，头上裹着围巾，身穿黑衣，手里还拎着几个垃圾袋，生怕被人认出，或者站在某栋房子的窗户前隔着窗帘的缝隙鬼鬼祟祟地朝外张望。接下来媒体会对他发问，他要么闭口不答，要么遮遮拦拦编些蹩脚的借口出来。现在看来，丹德森的如意算盘打空了。一个计划被破坏了，一个罪人却获得了拯救。不过，这件事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到时候迪克·波尔整天都要和律师打交道了，就没工夫准备辩论会的事了。
辩论会的准备工作做得很细，首相下了紧急指令，要求本党成员届时都要参加。丹德森的御用笔杆子们纷纷出动，在各大报纸上发表文章，朝多姆身上泼脏水，说他搞党派政治，用国家安全当筹码;丹德森还鼓动一些人散布反对党内部不和、闹内讧的谣言。与此同时，来自巴士拉的消息越来越少，因为那儿的记者都被管控起来了，不允许迈出军事基地一步，因此他们就无法确认消息的真实性，只能听上面说的。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首相在军队高层陪护下四处巡查，就在辩论会的前一天，有人还看到他头上戴着钢盔，眼睛上戴着挡风镜，开着一辆坦克在萨里斯伯雷平原上驰骋。当然了，这一切都是在演戏。他想让每个人知道：他才是英国军人的朋友。这是一场硬仗，经验不足的多姆无法应对。
还有一场硬仗，多姆的实力也不行。政党都是联盟，由人组成，但有些政党叫唤得要响亮些。首相有赞助者、有权，能拉拢人，比方说承诺给对方一份工作——实实在在的工作，在首相府任职，有专车司机伺候，每个月还能收到一张大额支票。假如有时候他没有兑现承诺，组织秘书和他手下的那些死硬支持者就会暗示他一下，如果他点了头，那就说明这事准成。他会说，等过两天，派几位部长到他们所在的选区去，视察一下情况，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说是视察，其实只是做个样子，过不了多少时日，他们就会得到一些好处，有的甚至还能高就，而丹德森要他们做的只是表表忠心。当然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收买，但话说回来，刚刚上任的多姆就没办法做这种事。他也说给人家工作，却连个公车都不给人家配，奖励没有，薪水没有，等于让人家给他白干活儿，而他所能承诺的，不外乎是再过几年，等日子好了，就怎样怎样。反对党成员对领袖的忠诚有时候只是一种盲目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商品，不可买卖，而且具有高度的易燃性。
尽管伊拉克真正给丹德森所在的政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辩论会到来的那天，他的心里还是蛮高兴的。一切好像都已准备停当。演讲稿写好了，已修改过无数次，确保不出任何差错。一些死硬的支持者得到指示，适时进行干预。等多姆一走进会场，就会有一批人站起来朝他狂吼。唐宁街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其实这么搞也没什么必要，但阿尔弗雷德·丹德森执意这样。
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门口的台阶上，他和劳伦手拉着手站着，他抬起头，朝外务办公室外面窗台上落着的几只鸽子挥了挥手，摆好姿势，让一帮御用记者尽情拍照。他的时间不多了，赶紧上了车子，准备离开唐宁街去议会大厦。他事先已经买通了反对党那边的一些议员，等他一出场，这些被他买通的人和他的那些支持者就会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声，他则会风度翩翩地出现在议长的位子后面，这样一来，就打响了头一炮。然而，就在车子驶出沉重大铁门的那一刻，他的世界就乱了套。
一个女人从人群中蹿出来，突破警方的封锁线站到了首相的座驾前面。司机骂了一句，来了个急刹车，丹德森和劳伦事先没有防备，从座位上被甩了下去，膝头上的文件也散落了一地。但要想让一辆重达3吨、防弹能力可以和坦克相媲美的汽车立即停下来并不容易，尽管司机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但车子还是撞到了这个女人。后面跟着的那辆车里坐满了官员，可就没这么幸运了，直直地撞上了首相座驾的后部，玻璃碎了一地，引擎罩被撞得竖了起来，散热器里也开始朝外冒白烟。
劳伦最先恢复了神志，她从地上爬起来回到座位上，定睛朝外一看，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了前挡风玻璃外面。“又是这个该死的女人!”她一边指着阿乔克，一边厉声骂道。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很快便消散了，只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了一些碎片。特种部队和荷枪实弹的警察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朝聚集在首相府邸门口的人群大喊大叫，手里端着枪让他们退后。很多人一见这个势头赶紧逃了，也有些胆子大的没有动，用手机和照相机拍下了眼前的一幕：安全人员把丹德森夫妇从车子里拖了出来，转念又一想，在外面不安全，就又把他俩给塞了进去;一群警察把阿乔克逮住，让她趴在引擎盖上，搜她的身，看有没有带武器，然后把她押到人行道边上，对着她大喊，说他们是什么16处的，她被逮捕了。检验车子受损情况时引发了更大的混乱，丹德森对负责安全事务的部长大嚷大叫，说他要步行赶去参加一个辩论会。
这个时候，阿乔克已经被扔进了一辆警车的车厢里，警车拉响警笛，车里的无线电啪啪响着，一路向前驶去。她受了伤，并不是身体上哪儿破了，尽管被撞了一下，首相的保卫人员对她又推又搡，但整个人还是完好无损的。她是丁卡人，就是再被撞几下，也不会有事的。她感到困惑，没想到会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糕。她一再解释，说只是来递交一封信的。她以前给首相写过一封，但首相没有回，这次她又写了一封，打算在首相经过这里的时候亲自教给他。这次事故都是因为司机开车太快造成的，不是她的错。她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可他们就是不听，冲她大嚷大叫，还把她的头使劲儿朝两腿中间按，搞得她很不舒服，最后把她带到了一个她不认识的地方。
议院里面，原本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期待，这时却变得焦躁不安起来。首相去哪儿了?怎么还不见影子?两党成员都到齐了，有的在椅子上坐着，有的在过道里蹲着。很多记者嘴里叼着笔尖，心里在琢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被丹德森收买的那些反对党成员也都各就各位了，数码挂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辩论会开始的时间已经过了。首相到底去哪儿了?议长弯着腰和旁边的人小声说着话，因为不安，脸颊都红了。这时候，执政党那边的一个普通议员在一位组织秘书的鼓动下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到这儿来可不是为了浪费时间的。”议长让他闭了嘴，可接着又有一个站了起来，然后又是一个，首相的第一组织秘书最后站起来说：“议长先生，我请求两党议员开一个私会。”
他的话刚说完，反对党那边就开始起哄，搞得他身体僵硬地站在座位旁边，羞得脸上红一块紫一块。开私会只有两党议员才能参加，属于议院内部会议，公众代表是不允许参加的，至于能否开成，必须经过议院上下投票才能决定，而这个过程最起码需要10~15分钟，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内首相就来了。这是第一组织秘书想出来的拖延之策，不过他这么做会招来非议，降低自己的公信力。
丹德森终于现身了。他出现在会场上时，从支持者那边的席位中间传来了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他把垂到眼前的头发朝脑袋后面拢了拢，又擦了两把湿漉漉的额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兴奋得过了头儿，感觉肚子一阵发紧。这和他设想好的开场阵势完全不同，但他必须到场。第一组织秘书收回了刚才的请求，说了声“对不起”，议长要求全场肃静，慢慢地，议院内部的喧闹停息了，辩论会即将开始。
丹德森简单地解释了一下他迟到的原因并表示了歉意，而后说：“但我觉得今天下午我当着上、下两院全部议员的面道这个歉就够了。”丹德森毕竟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大风大浪经了不少，很快便镇定下来，心中的恐惧也消失殆尽。当初他踏上政治这条路时，一个老手曾把他叫到一旁，亲口对他说：“凡事都不能视为想当然，凡事都要全力去争取，不要让机会落到别人手里。”当时他觉得这话很粗俗。当首相，尽管任期有限，可就是在这些有限的时间内，很多人都会想方设法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好处，把灵魂和道德扔进垃圾桶。离退时，他们好像都缺少一种“该放手时就放手”的优雅，不过话说回来，当一位首相处于层层压力之下时，想要优雅可真是不容易。
轮到丹德森上场了。他首先提醒在座的各位议员，要时刻牢记肩上的责任、对他人的承诺和对国际社会的义务。他表示，当前的问题很多，不只有伊拉克战争一个，这些问题涉及我们要为下一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存世界。然后，他摆出一个戏剧性的姿势，用手指了一下刻在橡木墙板上的彩色纹章，说每一枚纹章代表的都是一位在两次大战期间为英国人民献出生命的议员。“那些人，那些议员，知道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没有开小差，他们也没有白白死去。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存在，说这场战争和英国没有关系，不用去管它，敌人爱打谁就打谁，英国应该保持中立，但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当世界上多数的国家陷入黑暗的深渊时，我们就是在这里，在我们所喜爱的威斯敏斯特，让自由之光始终燃烧得如火般光亮。当时我们没有辜负他们，以后我们也不会辜负他们。”
他的胳膊肘搭在公文箱上，目光扫视着四周，把那些不可靠的人，也就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一个挨一个都瞧了一遍。
“我觉得英军进驻伊拉克体现了英国人的信仰。反对党里面有几个稚嫩的成员，想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搞党派政治，借此上台，”他一边说，一边用鄙夷的目光盯着多姆和他的支持者。他觉得自己的嘴唇都快干裂了，就用舌头舔了舔，与此同时，声音也突然变得尖厉起来，不过并不要紧，他只想强调下面这几句话，“议院必须做出明确决定，是否愿意继续履行其曾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做出的郑重承诺。”话说到这儿，他停了一下，确定在座的人都在认真听他说，便接着说了下去。“这件事如果议院做不了，那我们就只能交由英国人民去做了。这才叫民主，这才算自由。用人民的意愿做出裁决。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
这是他发出的一个警告。他在提醒他身旁的那些“羊”，如果他们不支持他、响应他的号召，就会被开掉，扔进遍布危险的深渊。这件事他没和他们正式提过，也没有什么文字性的东西，更没有公开讨论过，但它始终在他的脑子里转悠，一刻也不肯离去。他在怂恿他们，他觉得衬衣都粘在了身上，或许是因为刚才发生的那起交通事故让他太紧张了，或许是因为命运正在他的耳边私语，反正他想一劳永逸地把这件事解决掉。
他说的话可能有些生硬，甚至还有些晦涩，但他们都明白他的意思。他在挑战他们，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线，如果他们胆敢越过去，就成了他的敌人。坐下来的时候，他听到旁边有很多人在窃窃私语，言语中透露着欣赏。他说的算不上有多好，却也很不错，最起码引起了一些轰动。旁边的人拍着丹德森的肩膀，对他表示祝贺，他抬起头，朝媒体区的方向瞥了一眼，看到了正在低着头狂写的记者们和永远忠于他的劳伦那张容光焕发的脸。他朝她笑了笑，这也是她的演讲。
该多姆上场了。
“慢慢来，”金妮事先对他说，“别急。先陪他们调侃一会儿，把他们的情绪调动起来。”
“议长先生，听说首相的车子出了点儿小事故，所以来迟了，这个消息让我深感吃惊。我本以为他今天会开坦克来呢。他喜欢的交通工具不是坦克吗?”
就听议院里面有人在呵呵笑，执政党前排席位上有些人也在笑。
“他坐在坦克上简直是魅力十足，拍了不少迷人的照片。事情总是这样的，表象往往替代严肃的政策，形象往往胜过严肃的分析。但众所周知，首相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可以轻描淡写的人。”
哦，他还没跟他们调侃多长时间就开始想方设法控制他们了。
“感谢阁下今天到场重申他的做事准则，虽说来晚了一会儿，但并无大碍。上次他到这儿来讨论伊拉克的局势差不多已是一年前的事了。我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他并不喜欢众议院，我觉得这些人是在胡说八道。”他这番话刚一说完，反对党那边的席位上就有人发出一阵阵反对的吼叫声，他挥挥手，让他们闭嘴。“我觉得原因并非如此。他之所以这么长时间都没到这儿来，是因为他没什么新东西可说。正如他刚才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他的做事原则。这样的话我们以前就听过。他紧紧抓住它们不放，就像醉鬼紧紧抱住电线杆一样。经验告诉我们，他是那种为了寻求支持不惜动用一切可能手段的领导人。”
他的开场白引起的嘻嘻的笑声此时变成了哄堂大笑，执政党的气势被压下去了。有人给他鼓掌、喝彩，并非受了他的指使，完全是个人性的行为。今天注定会上演一场好戏。“我记得，他当上首相的时候曾向我们做出承诺——我想众议院很愿意记住这一点——要永远改变伊拉克的战局。他遵守了承诺，哦——他果真遵守了承诺。伊拉克并没有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却变成了一片血海。如今，伊拉克各派势力正在互相残杀，绝望的情绪在全国蔓延，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希望。”他的嘴就像一挺机关枪，词句如同子弹一般纷纷射向在座的人。“巴格达的人们现在病的病，残的残，巴士拉肯定也听说了首相阁下的原则，但他们早想让他放弃原则，给他们一点儿有用的东西了。他却死死抓住他的原则不放，而他们每天都在生死之间徘徊，周围遍布敢死队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他们心爱的人是否能活着看到黑夜降临。”
在第一组织秘书的鼓动下，执政党的席位上响起了一阵阵龙卷风式的狂吼。
“哦，瞧瞧他这个人，”他指着组织秘书说，“又在故技重演了，想把别人的气势给压下去。他干得可真不错啊，这么一闹腾，公众代表就什么也听不到了。他应该感到羞耻，把头低下才对。”
反对党那边的席位上也响起了一阵阵愤怒的吼声。
“那就让首相阁下谈谈他的原则吧，”多姆继续说，“不过在他重新考虑他的原则时，先让我们考虑一个问题：英国在伊拉克维持驻军的唯一理由为何是那里的石油?有些国家在那里占据的是河流山川，我们占据的却是富含石油资源的地带。这根本不是什么原则性的策略，而是输油管道策略。”
这番话注定会登上各大报纸的头条，在电台、电视台中一再播出。太晚了，执政党的支持者狂吼乱叫，和竭力维持秩序的议长大肆理论，想把多姆的声音淹没。但多姆分明看到，在执政党的席位上有好几个人并没有加入起哄的行列，有的好像还在不舒服地扭动着身体。应该趁热打铁。
“组织秘书妄图通过起哄的方式搞垮这次辩论会。这是执政党政策的一部分，不但涉及伊拉克战争，也涉及我们这个国家。一场旨在让我们远离恐怖主义威胁的战争，却让我们的士兵每天蜷缩在水泥掩体和炸弹探测器的后面，每一个举动都会被政府的摄影机记下，每一个电话、每一封电子邮件都要经过政府情报人员的审查。曾几何时，英国是一个多么自由的国家，一个人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怎么想就怎么说，但令我们倍感伤心的是，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留下了一些回忆的碎片。议长先生，今天这场辩论会不单单和伊拉克战争有关，更与我们生存的环境有关。如今，在这位首相的领导下，国内形势一再恶化。他装模作样，开着个坦克，说自己是英国军人的朋友，而在伊拉克战场上，每天都有英国军人死去，是他让我们对这种事慢慢变得麻木了，对于英国军人或者科技人员的死亡事件，他甚至下达了不准报道的指令。我们知道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但有多少人还会看那些死去的人的名字。一张一寸的戎装照，照片上的人是那么年轻，我们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张脸，可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这样的事情我们都经历过100次了吧?这是首相的战争，是他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前段时间发生了34名医生、护士坠机身亡的事件，他这才到议院来。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没死这么多人，今天这个辩论会也就不会有了，他只不过会心烦一段日子罢了。”
丹德森猛地站了起来，被气得满脸通红，两只手紧紧按着桌子上的公文箱，想插嘴。但多姆摇了摇头，没让他这么做。“不行，我觉得这样不妥。关于首相阁下做事原则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听得够多了。他说话的样子像是妄图用刺刀逼着历史前行。这样的话我们以前就听过了，不必再听了。”多姆站在公文箱旁边，身体靠着它，伸出一只拳头把它砸得啪啪响，然后摊开两掌，掌心向上，放在上面，那个虔诚的样子就好像放在神坛上一样。他一直在不停地攻击阿尔弗雷德·丹德森，最后停下来喘气的时候，用两只眼睛死死盯着对面座位上离他不过几英尺的对手，看到对方的眼里冒着怒火，嘴唇噘着，一脸的不屑。多姆知道面前这个人已经是他的敌人了，他们之间的敌意永远也不会消散了。
“当初，首相以民主之名帮着发动了这场战争，后来又处处以伊拉克人民的名义进行干预。他说这个候选人不可接受，那个大臣不能重用，要么就是当地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应该被开掉。分化和统治，这完全是过去帝国主义者搞的那一套。但这次稍稍有些不同，当地人的武器并不是弓和箭。”多姆低下头，整理了一下思路，想好了最后怎么说。当他把头抬起来接着说的时候，语速变缓了，声音中流露出的更多的是悲伤而不是愤怒。“够了。把这个问题交给伊拉克人民去解决吧，因为我们是没有希望帮他们做了。首相曾说失败不是选项——这句话我们听他说过多少次了?不过，他说的倒也没错，如今，失败不再是选项，而是一种冷酷的现实。我们在那儿停留的时间太长了，闲事管得太多了，看过太多的希望在沙漠的狂风中变得枯萎，又埋葬了太多英勇的英国儿女。该撤出伊拉克了。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做成这件事，那就让他下台好了，他将是这场声名狼藉的战争中的最后一个伤者。”
这种话粗野而伤人。辩论这种事在众议院上演过无数回，却从未见过哪个反对党领袖用如此无情的言辞攻击执政党的领袖。但丹德森仍然信心满满，深知结果并不会变。反对派是乌合之众，内部存在巨大分歧，内讧严重，激烈程度远超高层内部权斗。这是件好事，但波尔接下来的举动让丹德森有些恼火。此时，他已站了起来，非要厚颜无耻地表现一番不可。丹德森那边的人有些运气不佳，当初要是这个家伙没有发表那个简短的离婚声明，而是让他们把他的丑事透露给各大通俗报纸，一举搞臭他，该有多好。但运气这种事就像夏天的风，说不好哪会儿朝哪边吹。波尔又在重复他当内政大臣时私底下说过的那些陈词滥调。那个时候，他就像一团怎么赶也赶不走的臭气，在每次的内阁会议开完以后总跟在人家后面，跟人家说他的疑虑，不时搓着手，那个难看的模样就好像被人家掐住了他那该死的红脖子一样。只不过在当时的场合下，他不敢乱说话，但今天他什么顾忌也没有了。他说的不像多姆那么犀利，那么不留情面，却有着同样强大的杀伤力。
“入侵伊拉克让我们成了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波尔说，“现任政府为了证明其所做的一切，为了夸大我们所面对的威胁，认定我们周围的各个角落里都潜藏着敌人，也把自己国家的人视作了敌人，看到可疑之人，马上就逮捕，不经过审讯就投入监狱。我们用恐怖分子的手段对付自己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心灵，而今采用的却是酷刑，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永远丧失了对同胞的信任。”
这时候，后面的一个普通议员站了起来，想要打断波尔这哀歌式的讲述。“政府实施这些手段的时候你不是正在当内政大臣吗?”
“没错，”波尔答道，“这就是我辞职的原因。我曾经认为，追随首相的脚步是一种功德，但辞职以后我发现，追随自己的良心能让我比以前睡得更香甜。”
说得很不错，但他太孤立了，掀不起多大的风浪。丹德森手下的那些组织部长早已把事情安排妥当，但他并不知道别人也准备好了。
鲍比上周日晚上回家的时候，发现多姆、金妮和阿尔奇正围坐在圆桌旁圈选可能会影响辩论会的人的名字，三个人就像古罗马政坛的三巨头一样。他早习惯了在外面过周末，每次回来总是一脸疲态。多姆没兴趣问他去了哪里，金妮则不敢问，他们不会去探究鲍比的私生活。但今天晚上他带了不少的好故事回家，国王街上有一家叫作罗宾汉的酒吧，每周日早晨会有很多伦敦当地的同性恋者和花花公子去那里聚会，他们的脖子上裹着标志性的围巾，腰上系着厚皮带，表明他们准备大干一场。他们分享性伙伴，但仅限于此，在这种场合下，什么种族、宗教信仰、收入、职业统统不重要，大伙儿就是来找乐儿，痛快了就算了事。有时候，你并不想问太多的事，但也有些时候，比如碰上了哪个让你心旷神怡的人，就能聊个尽兴。鲍比碰到了一个司机——不是普通的那种，是首相府里的，这人不但体格健壮，性能力超强，还善于倾听各种内幕消息。司机是首相府内部看不见的一类人，他在前面开车，大人物坐在后座上打电话，下达密令，会忽略掉他的存在。这个司机碰巧听到了要把波尔的私生活曝光的事。他是个老同性恋，脾气有些坏，是那种完全不在乎自己的身份会被曝光的类型，也不管和自己聊天的是什么样的人。几杯啤酒下肚之后，他就把丹德森准备对付波尔的事对鲍比说了。
那天深夜，鲍比在圆桌旁坐下以后，并不想把他今天下午在罗宾汉酒吧听到的事都告诉多姆他们，只把唐宁街准备对付波尔的详细计划说了——鲍比为什么要这么做，其中的原因不难猜出。趁鲍比和阿尔奇坐着聊天、金妮冲咖啡的时候，多姆赶紧给波尔打了个电话，提醒他做好准备，对付他的计划还没有最终确定。当然了，他的妻子这下可怜了，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伤者又多了一个，但他不过是这场战争中众多伤者中的一个。
阿尔弗雷德·丹德森对此事毫不知情。他坐在绿皮面的椅子上，外套下面紧贴着身体的是一件被汗浸湿的又冷又黏的衬衣。他把所有的侮辱都咽进了肚子里，因为他知道暴风是朝四面八方吹的。而他心怀特殊的激情等待着的那场暴风雨的名字就叫作黑泽尔·巴沙姆……
他们都认识黑泽尔——她也觉得他们都认识她。她爱出风头、有热情、易怒，不肯进入多姆的影子内阁。她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上次的经济欺骗行为让她感到羞愧难当，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比多姆能干得多。她是一个斗士，不是一个甘愿听从他人指使的傀儡——她当然不愿听多姆的了。至少在前一天金妮走进她在议会大厦的办公室之前她是没有这个想法的。
“你好，弗吉尼亚，”黑泽尔头也不抬地说，“真对不起，我现在很忙，正在准备辩论会的演讲稿。你找我有事吗?你刚才在电话中说有急事。不是来求我支持你丈夫的吧?这种事让我俩面子上都不好看。”
“根本不是这种事，黑泽尔。有点儿东西我想和你分享一下。只能咱俩看。”
她再没有说什么，而是径直穿过屋子到了一个角落里，那儿放着个柜子，柜子上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影碟机，她把一盘录像带塞入了影碟机。内容是前段时间反对党成员开会的时候，酒店过道里的一个摄像头拍下的，日期和时间都有。录像里的黑泽尔和她那个广告部的朋友正站在她的卧室门外，俩人动手动脚的，还在咯咯笑。黑泽尔先是鬼鬼祟祟地朝四周看了一下，而后给了对方一个热吻。俩人就像年轻人一样有活力。她在包里乱摸了一通，把钥匙拿了出来，却没攥紧，钥匙掉在了地上，那个男的弯腰把钥匙捡起来递到了她的手中，她用手在他身上摸了一通，换作别的环境，旁人还以为她在给他检查身体。然后，录像带上的时间就到了几个小时以后，那个男的又出现在了过道里，就见他心满意足地摸了摸裆部，走掉了。
“我不是说了吗，黑泽尔，录像带只能咱俩看。我还以为你知道是什么内容呢。”
“什么?你想敲诈我?”
“天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我们有这个心，当初选领导人的时候早就这么干了。”
“那你想干什么?”
“什么都不想干。党代会开完以后，自从我们拿到这盘录像带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把它锁在保险柜里，现在没用了，我想你还是把它收了吧。”
黑泽尔怀疑地皱了皱眉头。
“给你了。”金妮说。
“谢谢。”黑泽尔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多姆很看重你的能力，黑泽尔。你是个斗士。养老院那事你干得很漂亮。他也没兴趣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别人的睡觉习惯指指点点。他想让你重回前线。”
“他真是太大方了。”黑泽尔用沙哑的声音说，她的样子让人觉得她的脖子好像被人掐住了，维持生命的最后一点氧气也用尽了。
现在，首相正在议院的另一边看着她，她好像又恢复了全部的精力。她个子不高，却将身旁的人牢牢控制住了。甚至连她站立的样子都让人感觉到了一种威胁。她的话像子弹一样射向了议院内部的各个角落，每一个词都有针对性，把阿尔弗雷德·丹德森以退为进的策略完全毁掉了。
“我觉得首相并不是一个惯于撒谎的人，”她说，“不过，在伊拉克战争这件事上，他说的总是有点儿前后矛盾。”
丹德森一皱眉，这和他预料的情景一点儿也不一样。
“他不论去哪儿都会随身带着他的那些原则，就像穿着一件从未脱掉的雨衣一样，试图掩盖他的失败，”黑泽尔继续说，“他的政策是借口和灾难之间的一场比赛。他已经输掉了这场比赛。我知道，对一个傲气十足的人来说，主动承认自己犯了大错是很难做到的。不过，倘若他能够想象出沙漠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肯定就会认识到变道的时间到了。他这个时候应该做的便是不退缩，不畏惧难题，让英军撤出伊拉克。”
婊子养的。这个女人临阵叛逃了，反对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没有分歧了。反对党内部另外一个行事高调的反叛分子桑德斯都不会有这样的胆子说这种话。反对党团结一致的情景会让丹德森这边摇摆不定的人重返球场。众议院是一个未开化的地方，部落和部落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丹德森知道自己会安然无事。
黑泽尔的话还没有说完。她让首相拿出一点勇气和毅力来，他不是经常要求那些在伊拉克为他卖命的人这么做吗?这个该死的臭婊子!她说让议院等了这么久才换来一个讨论伊拉克战争这个严肃问题的机会是一种耻辱。他在掩盖什么?他为何回避这个问题?为何不承担起责任来?
丹德森疲惫不堪地站起来插话道，“这位女士好像已经失控了。她应该知道，不论何时何地，我都愿意讨论这些严肃的问题。我认为她应该向我道歉。”
“哦，快得了吧，我觉得首相抗议得太多了，”黑泽尔讥笑道，“不论何时何地，哼，只要不在议院和靠近反对党的地方。”她在嘲笑他，他摇了摇头，怒气大增。“我们都知道，他对这个地方只有鄙视，他今天到这儿来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是被灾难硬拖到这里的。”
“这位女士出言不逊，可笑极了，”丹德森厉声说道，“我说什么她都不满意。这番对话没有意义。”他用嘲笑的目光瞥了她一眼，不说话了。
但黑泽尔就像一条抓住耗子的㹴犬，拼命摇晃它，继续折磨丹德森。丹德森不插嘴了，坐在那儿保持着威严的神态，气得太阳穴通红，湿乎乎、黏糊糊的衬衣像绑缚犯人的约束衣紧紧贴在身上，但他那边有很多人也在跃跃欲试。他们不会让一个该死的女人占他们的便宜，把他们比下去。“不论何时何地，”他们冲着黑泽尔齐声喊道，喊声响彻议院内部，发出一阵阵回响，就跟球场上一波又一波起哄的声音差不多。议长要求全场肃静，想重新赋予会场一些严肃感。
突然，多姆站了起来，问黑泽尔是否愿意暂时休息一下。
“议长先生，首相的话我们已经听过了，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严肃的场合应该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议长满意地点了点头，执政党那边的噪声慢慢消退了。
“我感谢首相做出的愿意与我们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保证，”多姆说，“并且我也愿意接受他所提出的关于下次大选的一些建议。我期待届时与他进行公开辩论。但此时此刻，议长先生，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今天的议题，也就是伊拉克战争这个最严肃的问题。”
尽管从表面上看，丹德森满意地点了点头，但他的内心就像被剁掉脑袋的虫子一样，尖叫、呻吟、扭曲、翻滚。他真是一个该死的蠢货，被别人打了个伏击战，给了多姆在下次的大选中与他面对面进行辩论的绝好机会，而身为首相，多姆诚恳的态度又让他不得不接招。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辩论，每次举行全国性的大选这都是重头戏。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德国、意大利以及多数国家的大选中都存在，但那又如何?英国就没有这种事，因为坐在议院最前面的那个人没兴趣卷入这场让他有可能品尝失败滋味的角力赛中。在别的国家，这样的辩论会总会伴随着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多姆可不想让自己遭遇什么意外。而现在，丹德森任由一个愚蠢可笑的女人刺激他，他的自负消失了，理智和冷静也不见了。他许下诺言，无论何时何地都愿意讨论这些问题，那也就是在下次的大选中，当着约两千万选民的面讨论这些问题。多姆和金妮打算利用英国历史上首次两派领导人之间的辩论赛这件事创造历史。挑战者多姆届时会成为唯一的赢家，而现在，身为首相的丹德森却无力改变这个结果。
对丹德森的折磨并没有完，接下来他还要承受痛苦。肯·波士顿最近才在反对党内部捞了一个新职位，这时候提高了声调，站在公文箱旁，左摇右晃。每次辩论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诸位议员吃完晚饭重返议院的那段时间，不论是执政党那边的人，还是反对党这边的人，都会大声起哄，肯·波士顿在一波波的起哄中算是出尽了风头。丹德森差不多一直在座位上坐着，期间只洗过一个澡，换了件衬衣，晚饭期间，他的胃口很差，肚子疼得厉害，可能是神经性腹痛。他想在议院里待着，为的就是让别人看看他有多看重这个场合。组织秘书三番五次跟他说，他们会平安无恙，执政党这边弃权的人没几个，只有波尔和另外几个议员;剩下的那些捣蛋分子今天晚上不在状态，有大将在这儿督阵，他们也不敢起什么风浪。
各位议员都怀揣着心事朝外走，但这一刻，谁的心事也没有菲尔斯·坦南特的多。菲尔斯是苏格兰人，50岁刚出头，爱喝酒、抽烟，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对执政党的伊拉克政策持怀疑态度。但他是环保部的部长，算不上什么大官，即便有疑虑也不能说出来，只能闷在心里。他为了往上爬，有几次也放弃了原则。但政治是一个团体性的游戏，所有的球不可能都是你一个人打进。不过，在这场游戏中刚来了一个新选手，这个新选手一上场就来了一个漂亮的横传，他就是阿尔奇·布莱克斯通。
阿尔奇一路跟到了他在议会大厦的办公室。他俩是老相识了，30多年前，俩人都是格拉斯哥大学学生会的干部，有段时间还常在一起喝酒。这会儿，阿尔奇手里拿着一瓶威士忌进来了。
“你他妈的找我有什么事?”坦南特有些吃惊地问，俩人尽管属于不同党派，但他倒不怎么恨阿尔奇。
“闭嘴，乖乖听着。”阿尔奇说着把那瓶酒放在了俩人之间的桌子上。坦南特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个柜子，柜子上放着一个有些磨损的警用头盔。当初政府要征收人头税，人们举行游行示威，他俩也参加了，骚乱中，坦南特从一个警察的脑袋上把这个头盔给扒了下来，算是留个纪念。“怎么，还在回忆往日的美好时光啊?那时候咱俩还是反叛青年呢。”
“你到这儿来是跟我一起回忆过去的吗?”
“不，没这么好的事，坦南特。我到这儿来是想和你说说你妻子的事。”
波莉·坦南特有个毛病——好赌，赌瘾很大，不过这事她没跟别人说过。她在网上赌，刚赌的时候，本来是想找点乐子，放松放松的，可后来越陷越深，输的钱也越来越多。钱不够了，就骗，骗朋友，骗丈夫同事的妻子，骗在健身房里认识的女人。骗来的钱也快没了，她就想了个主意：说服认识的女性朋友购买地皮，她说这些地皮政府马上开发，这么干能让她们狠捞一笔。不用太贪，不用买那么多，几公顷就够了，等政府宣布建屋计划时，地皮的价值就会一路猛涨，到那时候她们就等着数钱了。这种钱玩着就赚了，而且也没什么风险，因为她丈夫就主管城市开发这一块，给她开开绿灯不在话下。她的这几个朋友听了以后觉得这事靠谱，就把各自的零花钱掏了一部分出来，每个人也就几千英镑。
没承想波莉又把这些钱拿去赌了，后来人家问她要，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编借口。她的这几个朋友拿她也没什么办法，她们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不能跟警察说，甚至也不能跟各自的丈夫说。因此，她们就只能在健身房里聚在一起相互抱怨了。那天金妮正在换衣室里吹头发，碰巧听到她们几个说这事，因为里面很闹，只听了个大概。后来，她们几个去餐厅吃饭，金妮也跟去了，故意挑了一张邻桌。被骗的总共8个人，有的一次被骗了2000英镑，有的被骗了3000英镑，还有的前后几次，每次都被骗了4000英镑。被骗金额加在一起也算一个不小的数目。阿尔奇把这些事跟波莉的丈夫说了。
“老伙计，你的位子要保不住喽。”
坦南特的脸顿时变得僵硬了，他说：“我敢发誓，我对这件事毫不知情，她们的钱肯定会如数退还给她们。”
“太迟了。”
“他妈的，可这并不是我的错，”他骂道，“能做的我都做了，让银行冻结她的信用卡。她跟我说已经不再赌了。”他用一只拳头猛地砸了一下桌子，又说，“她病了，需要医治一下。”
“即便这样你也成了案板上的肉了，你完了，我的老板是不会放过你的，《太阳报》也不会放过你的，等我们把这件事跟他们说了……”
“你这个狗娘养的!”
“算了吧，坦南特，你知道游戏是怎么玩的，你也得这么玩。”
坦南特绝望地翻着眼睛说，“求你了……”
“部长你是干不成了，你每做一个决定，你妻子都要从中捞点儿好处。”阿尔奇冷漠地说，那语调让人听了很不舒服。这种事够龌龊的，他们为什么派阿尔奇来?因为他最擅长干这种龌龊事。坦南特双手抱头，阿尔奇把桌上那瓶酒给他推了过去。他一把抓起酒瓶，手在不住地颤抖，咕咚咕咚猛灌了几口，很多年了，他都没喝过这么多威士忌。这酒让他有些受不了。
“不过你还有一个选择，坦南特。”
他把头抬了起来，满眼含泪。
“这件事我们还没跟那些通俗小报说——也不打算说，只要你提前辞职。”
“我不明白。”
阿尔奇给他倒了杯酒，也给自己倒了一杯。“今天晚上不要投执政党的票，就说现有的政治格局需要改变一下。”
“可我要是这么做的话，我就非辞职不可了。”
“你在听我说话吗?你做个选择：是昂首挺胸地走出议院、坚持原则好，还是被人家当作一个该死的傻瓜踢出来好?真他妈不开窍，再过一年半载的，等新的领导人上来，你不就又能官复原职了吗?在某种程度上说，你此刻正在与死神同行。”
坦南特把杯中酒喝光了。“你想让我背叛阿尔弗雷德·丹德森，对吗?”
“别跟我讲大道理，坦南特。丹德森一旦听说了这件事，肯定会向你发起突然袭击，就好像你正对着他的花坛撒尿一样。”
沉默、痛苦、困惑、良心上的折磨。他的确恨这场伊拉克战争。首相坐在那儿，闭着眼睛，蜷缩着身体，钉着橡木护墙板的墙壁好像正在把他包围。一幅惠灵顿公爵的肖像画正盯着他，目光中露着谴责。
阿尔奇把他能做的都做了，他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他在流汗，闻了闻空气中飘着的威士忌的香味儿，感觉他的大脑正在和他玩鬼把戏。该走了，让这个人再煎熬一会儿吧。“最好的结果就是这样了，你看着办吧。”他提醒了老朋友一句，转身出门走了。
坦南特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从下午一直坐到晚上，那瓶酒也喝光了。他醉了，却没有醉到不能走路的地步，坦南特拖着困惑和良心走进了议院。他静静地坐着，闭幕词说过了，议长要求肃静，分组表决的铃声响了。周围的人起身挨个儿走进投票厅，但他仍然原地不动坐着。
“起来吧，坦南特。”一个同事拍着他的肩膀说。
但他仍然没有动，而是固执、缓慢地摇了摇头。
几个人聚在他周围，其中一个对他说：“上帝，快点吧，投票快结束啦。”
“你是不是觉得哪儿不舒服?”一个组织秘书问。
“这个狗娘养的喝醉了。”又一个说。很快一小群人便把他围在中间了，有的骂他，有的让他赶紧起来，有的用手指戳他，还有的抓住他的胳膊，想把他硬拽起来，但他仍不肯起身。
坦南特此刻成了全场注意的中心，一双双眼睛都在盯着他，这时一个组织秘书抓住了他的领带。
与此同时，肯·波士顿挤过人群，到了议长席旁边，为了让大家听清他的话，他大声喊着：“议长先生，我请求暂停一会儿。”
“我们正在投票啊。”
“问题就在这里。听着，执政党的组织秘书们正在使用恐吓手段逼迫议员投票。这种事让人无法忍受。我知道这届政府惯于撕毁原则，只要是对他们有利的事，什么样的手段都能使得出来，但我们必须让议院成为个人良心的圣地。议长先生，你是自由的守护神。我能请求你下令让他们暂时停止投票吗?瞧瞧他们那个德行，简直是一群恶棍!”
一阵欢呼声响起，投票只好暂时停止。菲尔斯·坦南特没有把票投给现任政府。这么干的还有不少人，不光是波尔，还有那些心存疑虑的人。如果首相可以坐在一旁不参加投票，他们也能这么做。
因此，那天阿尔弗雷德·丹德森想做成的事一件也没有做成。在他的支持者当中，变节的就有40多个人，波尔和另外的几个人把票投给了反对党。议院上下轰动了。
在这种场合下，当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得票率相等时，议长有权投决定票，这是惯例。拿今天这种情况来说，意味着他要投票支持执政党。丹德森挺了过来，却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欣慰。自从那个该死的女人出现在他车前的那一刻起，他的灾难就开始了。他感觉自己正在穿过一间桑拿浴室。新换的衬衣又贴在了背上，再过一会儿，汗水和焦虑又出现在他的脸上。他必须做出决定，而且是非常快地做出决定。他可以把今天发生的事抛在脑后，不理不问，期待明天会顺利些，但他知道狗一旦从窝里逃了出去，想要把它们再捉回来可就难了。刚才他像个过于自负的傻瓜一样发出威胁，如果他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就把这件事交由人民裁决，现在人家在这一点上向他发起了挑战。如果他说话不算话，人家就会无情地嘲笑他，他见过很多前任首相就是在一点点的嘲笑中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影响力还在，在民意测验中，他的支持率也是遥遥领先的。另外，还有一个绝好的办法，能够将糟糕的这一天抛在身后，那就是举行大选，把死刑执行人叫过来，反正都这样了，拼一把又何妨。他必须选准时机做这件事，最好趁他的威慑力还在的时候，千万不要等到那些狗都跑疯了再行动。
他坐在椅子上，这些事情在他的大脑里不断翻滚。他抬起头，朝反对党那边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翻腾的脸的海洋，那些人在狂吠，在嘲笑，每个人的嘴唇上都露着不屑。对一个男人来说，忍受别人的嘲笑没有任何回应是很难做到的，对他这样一个傲气十足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难做到。他坐在那儿，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把嘲笑从他们的脸上抹去。他想告诉他们，他仍是这场游戏的掌控者。然后，他看到了多姆尼克·艾治。多姆没有像别人那样，而是面露微笑地在看着他。“不论何时何地。”他轻轻说着。说这种幼稚的话干吗?自己真是个不中用的东西!
突然，丹德森站了起来，他想把他们都推下悬崖，好让他们明白他比他们强，他决定证明这一点给他们看。
“议长先生，议院无法做出一个清晰的决定，照这种情况看，我认为目前的这种混乱状态还会持续下去。这绝不是一个好的预期。因此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让别人替我们做出决定。”哈哈，那帮家伙不说话了，都在侧耳听着。多姆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专注。“议长先生，我请求女王陛下准许我解散议会，届时举行大选。我想把我们的事情交给人民去裁决!”
他们把她带到了距唐宁街约1英里的查令十字警察局。警察局里很乱，让阿乔克想起了洪水过后的那些日子，村里人把牛驱拢到一块儿，赶着它们去新的草场吃草，每个人都在漫无目的地游荡，混乱的场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给她录指纹、拍照，还用什么东西在她的嘴上擦了一下，留作DNA样本。在唐宁街上，他们把她按倒在地，拖起来，押到人行道边上时，告诉她之所以逮捕她，是因为她犯下了扰乱公共秩序罪，但现在他们对她进行了更严厉的指控。她犯了破坏罪，如果车内有人受伤，她还犯下了侵犯人身罪。这不是一起偶发事件，她以前就去那儿闹过事。因此她是一个闹事者，甚至还有可能是恐怖分子。然后，他们开始侮辱她，问她是不是有病，是不是想自残，是不是文盲。在此之后，一个女警察把她带到了一个房间，侮辱她、骂她，和她在喀土穆受到的待遇很像。
直到他们把她带进一间牢房，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以后，她才有时间整理思绪。她害怕了。他们审问她的时候提到的那些词和班纳吉先生用过的那些很像。他对她进行了错误的指控，削减了她的救济金数额，让她陷入了痛苦之中。如今，他们会怎么对待她?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她带到了一间审讯室，和班纳吉先生的那间很像，只是大了些，桌子上也放着一台录音机。他们问她是否需要一位律师，又问她对唐宁街上发生的事是怎么看的。
“我只想要回我的工作。”
“有案底的人是要不回工作的，对不对?”一个警察说。
“我不是罪犯，先生。”
审讯室里的人进进出出，有的打电话核实她的身份和住址，有的给移民局打电话让他们看一下她是否有临时签证。电脑中的资料显示，她涉嫌骗取救济金，还提到了被国防部解雇这件事。她向前每走一步，就离那张怀疑的网近了一步。
她问什么时候能让她走。
“什么?让你再回唐宁街?”一个审问她的警察嘟囔了一句。
“不，我要回家。我还有两个孩子。”
“你有孩子?”
“是的，先生。”
他们的态度变了。有孩子就意味着和社会福利事业有关联，就意味着更多的书面工作，尽管他们以前怀疑她，但她身上一点儿恐怖分子的特征也没有。她既没有喝酒，也没有嗑药，更没有被魔鬼附身。他们只是觉得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固执，但仅凭这一点是无法给她安加罪名的。然而，她的种种恶劣事迹还是源源不断地被录入了他们的电脑里。难民、对现任政府充满憎恨、骗取国家救济金、抗议者、闹事者。审讯室内外，几个警察在小声说话，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们去请示狱长。狱长不是电脑，虽经验丰富，但今天这事他也不敢一个人拍板决定，便去请示局长。
“她可能真的碰到了难处。”狱长说。
“是你的感觉吗?”
狱长摇了摇头。“有时候，这些电脑比夜壶也好不到哪儿去。夜壶用完了，还可以把里头的尿倒掉，隔着窗户扔出去也行，可是屎尿一旦进到了电脑里头，清理的活儿就只能交给魔鬼去干了。”
“对了，”局长说，“唐宁街给这边打了不止一个电话。丹德森太太说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错。据她所知，这个女的是个惯犯，我们本该在局势失控前把她控制住，让我们从严惩罚她。她在电话中大发脾气，想让我们以故意伤害罪、不法示威罪和怒视首相夫人罪等等此类罪名起诉她。”
“是吗?”狱长挠着下巴说，“那这事就不好做了。你的意思呢，局长?”
局长将身体后仰，好像要跟留在他办公桌上的那些正式文件故意保持某种距离似的。“哈里，你干警察这行多久了?”
“你不是知道吗?咱俩一块儿上来的，只是你的小提琴总比我拉得好。”
局长听了这话咯咯笑了：“对了，哈里，当初咱们为啥要干这行?”
“忘了。”
“好好想。”
“好像是当警察的都是好小伙儿、好姑娘吧。”
“那我觉得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办了。”
狱长转身刚要走，却又把身体转了回来，问道：“首相夫人真的大吵大闹了，对吗?”
“很讨厌的一个女人。”
狱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走了。他回到了审讯室，几个年轻的警察正在等他。干警察这些年，他矮了几英寸，因此下命令的时候就踮起了脚尖，一直撑到高得不能再高了才肯罢休，“把她放了。保释出狱。两周后回来。”
“可是，狱长……”
“我的话你没听到吗?找辆车把她送回家。我们让她在这儿待得够久了。”
“车?狱长，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如果有人问起，咱们就可以肯定地说她直接回家了。如果不开车送她，让她步行回家，她要是再返回唐宁街，那咱们的饭碗就都保不住了。”
俩人躺在床上，精疲力竭，却无法入睡，整个晚上一直在听房子嘎吱嘎吱响。
“搞定他们几个没花一分钱吧?”多姆问。
“哪有那么容易。”
“好啦，等哪天下午我闲了，好好在床上伺候伺候你，算是对你的补偿。”
“说定啦?”
“那么，你想什么呢?”
“在想一个人。”
“谁?”
“菲尔斯·坦南特。”
“想他干吗?”
“我们把他毁了。”
“嗯?”
“他不该遭此厄运，多姆。”
“游戏规则嘛。”
“或许是你的游戏规则，可是……他不该遭此厄运。”
“可他妻子……”
“没错，是他妻子的错，和他无关。”
“连坐。”
“这我知道。”她小声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中浸满了悔恨。这是她第一次冲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下死手。
“在政界，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每次重新洗牌或者关上公文箱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事。”
“就像本因为是你的儿子，所以才在球场上被选中一样。”
“嗯，我们走得太远了，回不了头了。”
“我知道。回不了头了。就算我们想……”
1 哈罗德·麦克米伦(1894—1986年)，英国保守党议员，曾任英国首相(1957—1963年)，改善苏伊士危机引起的英美紧张关系，争取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
2 指会议桌上盛放有《圣经》的箱子，一般有两个，执政党这边一个，反对党那边一个。
3 伯尼·埃克莱斯顿(1930—)，英国著名富商，一级方程式赛事掌门人。
4 即约翰·梅杰(1943—)，英国保守党议员、首相(1990—1997年)。
5 女性更年期时一种突发性的发热感觉，常波及全身。
6 即安东尼奥·卡纳莱托(1697—1768年)，意大利风景画家，以画威尼斯、英国风景著称，名作有《威尼斯小景》《在泰晤士河上看格林威治医院》等。
7 即保罗·鲁本斯(1577—1640年)，佛兰德斯画家，巴洛克艺术代表人物，在欧洲艺术上有重大影响，主要作品有《基督下的十字架》《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农夫的舞蹈》等。
8 伦勃朗(1606—1669年)，荷兰画家，擅长运用明暗对比，讲究构图的完美，尤其善于表现人物的神情和性格特征，主要作品有油画《夜巡》、素描《老人坐像》等。
9 圣塞巴斯蒂安(?—288年)，罗马军官，早期基督徒，引导许多士兵信仰基督教，事发后皇帝下令以乱箭射之，侥幸不死，后被乱棍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