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达德的《仙界伐木工的杰作》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泰特美术馆大部分拉斐尔前派的收藏品都在华盛顿特区，他们剩下的拉斐尔前派绘画都收进了一间维多利亚时代的展厅。他们告诉我，借展的画作还回来之后，美术馆会按照时期、而不是按艺术流派组织展品。我觉得，这挺有道理。
我来泰特美术馆是要拍照片，一大清早，我就站在我想要讨论的这一张画旁边。周围没人。我给摄影师讲了这幅画的来历以及画家的情况，同时对于玻璃右上角一团泥点子越来越难以忍受，最终我掏出了擦电脑屏幕用的布，猛擦玻璃，直到把它擦得干干净净。没有人过来把我逮捕，我觉得，这是件好事。
我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可以盯着这幅画一直看个够，但一直到摄影师让我离开，到画廊的其他地方去，我还是没看够。
这幅画旁边有一小块铭牌，上面写道：西格弗里德·沙逊赠，以纪念他的朋友及战友、画家的侄孙朱利安·达德，以及他的两个兄弟，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幅画1963年起就一直收藏在泰特美术馆。
理性告诉我，我第一次与这幅画相遇应该是在我十四岁左右，在皇后乐队一张专辑的封面折页上。标题神秘难解的《仙界伐木工的杰作》的复制品，与原画差不多大小，但它完全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这是有关这画的怪事之一你必须亲眼去看这幅画——画在画布上的实物。如果没借出去巡展．它大多数时候会挂在泰特美术馆拉斐尔前派展厅，在有着豪华金色画框的拉斐尔前派美图之中格格不入，所有其他的画都比画有站在雏菊之中的精灵庭院的这幅画要大太多，也更注重技巧，只有亲眼看见，这幅画才会变得真实。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很多事情会变得显而易见：有些立刻就变，有些则最后才水落石出。
我第一次参观泰特美术馆的拉斐尔前派展厅的时候才二十出头：十几岁的时候我酷爱漫画家巴里·温莎一史密斯的作品。他从不隐瞒自己受到拉斐尔前派的影响，我想近距离看看那些画作——密莱司、沃特豪斯，还有其他人。我去了那个展厅.喜欢那些画，崇拜它们。我决定我不那么喜欢丹蒂·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的作品、我甚至有点怀疑丹蒂·加布里埃尔·罗塞蒂他自己有没有那么喜欢，尽管伯恩一琼斯画的女士下楼那幅画让我屏住呼吸。
他们也有好几幅达德的画，几乎是默认放在那儿的，好像没有别的地方能放一样。我看到了《仙界伐木工的杰作》，马上就入了迷。
去年我收到一本书要写书评，书中都是精神病院住院患者的照片，大部分是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医生拍摄的，他名叫戴蒙德。无可救药的精神病人浑身脏兮兮，扭着手斜眼看着镜头，由于照片曝光需要的时间太长而姿势古怪：他们的脸冷若冰霜，而手往往一片模糊，好像鸽子翅膀。书中疯狂与痛苦的肖像之间，只有一张照片例外，其中的人物虽然和其他人同样是个疯子，但真正在做些什么。
这张照片是1856年亨利·赫林拍摄的，其中的精神病患者蓄着胡须。他的面前有一个画架，上面是他正在绘制的一幅极为错综复杂的椭圆形的画。他狡猾地盯着照相机，脸上有一小抹狂野的笑。他的眼睛里闪着光。他看上去矮胖而骄傲。一年之后，当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他的名作《仙界伐木工的杰作》我的第一反应是，屹立于画面中央，向外直盯着观众的悲伤的白胡子矮人，正是老年的理查德·达德。
参观泰特美术馆拉斐尔前派展厅的人各有各的理由，他们回应的是某种遥远而旋律优美的东西。沃特豪斯、密莱司和伯恩一琼斯的画作展现它们自己的魔力：观众走过这些画作旁边，他们的生活因此变得丰富特别。另一方面，这张达德则像一张网，心中为它留出位置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被它深深吸引。我们可以站在这幅画前面，毫不夸张地说，几个小时，迷失其中，为画中这些仙人、精灵、男男女女而烦恼，试图理解它们的大小、形状与古怪行为。你每次看它，都会发现之前没有见过的人物或东西。
达德知道画中的人物是谁。他知道他们的生活。他知道他们是什么。你看到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写了一首关于他们的诗，1865年在布罗德莫精神病院的时候，题为《删除一幅画及其主题——题为〈伐木工的杰作〉》。我们正是这样知道了画作的标题。他是个好画家，写诗就从来没那么好了。
如果你曾经看过这幅画的复制品，如果你专程来看它，那么下一件令你吃惊的事情就是画的大小。它比你想象的小很多——小到难以置信。毕竟，有这么多东西要画进去。我第一次参观之后买的泰特美术馆《仙界伐木工的杰作》官方复制品，几乎有这幅画本身两倍大，但仍然不甚满意，就好像一张大餐的照片没法满足饥肠辘辘的人一样。
这幅画并不是复制品。框在画框之中，它本身有一种魔力——藏在色彩与细节中——照片、海报、明信片，没有任何东西能捕捉一分一毫。
你只有去看画，看每一根线条与笔触。画中每朵雏菊的细微差别。
你可以盯着它看好几个小时，然后才会意识到这幅画还有其他地方值得注意，如此巨大、奇怪、明显，你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一开始没看出来，或者为什么没有其他人评论这一点。
它没画完。
画面底部的很多地方，颜色的选择好像褪了色一样古怪，只是在覆盖画布的浅棕底色上勾勒出了轮廓。把你的眼神推到伐木工身上的那些浅黄褐色的草之所以是浅黄褐色，因为达德——他花了几年时间来画这幅画——没有时间了。完成之前他就把它给人了。
还有最后一件事，如果你亲眼看到那幅画你就会知道，确定无疑，是这样的：他知道他画的是什么。他看见过，用那双狡猾的眼睛。他曾经踏上那伟大的旅程，最为宏大的大游历，这就是他带回的东西。
我们写奇幻为生的人都知道，讲真话的时候才做得最好。有些东西人们会有所回应——我有次遇到的一位德克萨斯作家把它称为真正的羽毛笔。我的小说《车道尽头的海洋》里面有一位住在苏塞克斯农场的女士，年纪比宇宙还要大，还有一个奇怪又焦虑的生物，从时空之外的地方来到我们年轻主人公的生活里，变成邪恶的保姆。这些都不是真的，但感觉很对。感觉很可信。
在发疯之前，在杀死自己的父亲之前，在倒霉的法国之行（他在火车上被捕，当时他在去巴黎杀死国王的路上，袭击了同车一位乘客）之前，达德的画相当漂亮，而且完全正常：像莎士比亚笔下仙人场景的混合，华丽而俗气，容易被人遗忘。它们没有什么特别或是有魔力的地方。没有东西能让它们流传下来。没有什么感觉是真的。
然后他疯了。不只是有一点点疯狂，而是突然疯得吓人：恶魔与埃及神灵那种凶残弑父的疯狂。他的余生都在监禁中度过——开始在精神病院，后来成了布罗德莫精神病院最初一批犯人——不久，他开始画画，用画交换特殊照顾。《快来这黄沙滩上》里俗气的仙人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他画的众多仙人.《圣经》场景、（真实或是想象的）同院狱友充满艺术激情﹐让我们拥有的画作与素描成了如此珍宝。创作它们的那种激情与专心简直令人恐惧。
他的余生都在囚禁中度过，与精神病罪犯关在一起，和他们一样是犯罪的精神病人，但他为我们带来的启示，可以说是来自彼岸。除此之外，他的一生都废了。
然而，他为我们留下了绘画、谜语，还有一张未完成的画作，至今仍然令人着迷。安吉拉·卡特写了一部惊人的广播剧《快来这黄沙滩上》，讲述这幅画、达德的一生，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艺术。我曾经写过一个电影脚本，其中这幅画是关键，还差点编一部作品选集，里面的每个故事都讲一个见过仙界伐木工把栗子砸成粉碎的人。
这其中的秘密，就像这幅画、像我们对画家的理解一样，会一直保持未完成，或者被抛弃，最终一直保持原因不明。正如达德自己在《删除……》那首诗结尾写的那样：
但究竟是与不是
你都可以放手
徒劳，它什么也解释不了
无中生无，什么也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