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座位上的观点
有些作家抱怨没去过奥斯卡。我是从朋友那里听说的。“你为什么会去啊？”他们这样问。
我写了一本书，题为《鬼妈妈》，导演亨利·塞利克把它变成了一片定格动画的仙境。在把这东西从一本书改成电影的过程中，我尽我所能帮助亨利。我为这部电影背书，鼓励人们去看，在网上的预告片里抖机灵做鬼脸。我还为奥斯卡写了一段十五秒钟的镜头，里面考罗琳告诉采访者赢得奥斯卡会给她带来什么。我想这应该能让我去参加奥斯卡。结果并没有。但亨利作为导演，手中有票，还可以决定把票给谁，于是有一张到了我手里。
我的父亲2009年3月7日去世。奥斯卡颁奖典礼是2010年3月7日。我认为它只不过就是随便一天，我一点也不会烦恼，事实证明我不太了解自己，因为到了那一天我情绪低落、不想去奥斯卡了。我想在家待着，到树林遛遛狗。如果我能按个电钮就出现在那里，也不让任何人失望，我一定会按的。
我穿上衣服。有位设计师名叫坎布里尔，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做了一条裙子，能让我未婚妻和贾森·韦伯利扮演连体双胞胎。她提议为我的奥斯卡之行准备服装，我接受了她的建议。她给我做了一件夹克还有背心，我觉得自己穿上后看上去很不错。最好的一点在于，现在如果有人问“你去奥斯卡准备穿什么？”我就有答案了。而且这让坎布里尔欣喜若狂。
焦点影业，《鬼妈妈》的发行商，一直照顾我。前一天晚上他们在马尔蒙庄园酒店为自己的两部奥斯卡提名电影举行了一个小型招待会，关于《鬼妈妈》和《严肃的男人》。参加晚会的是明尼阿波利斯犹太人与动画制作人的奇怪混合物。更为古怪的是，我是明尼阿波利斯犹太人中的一员（或者几乎是。最终我和另外一位参加者就圣保罗报纸上跌宕起伏的曝光交换了意见，我住的地方实际离明尼阿波利斯只有一个小时）。
奥斯卡最好的一点在于，提名公布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鬼妈妈》不会胜出。那一年最佳动画片奖提名是《飞屋环游记》，很显然《鬼妈妈》赢不了，除了《飞屋环游记》之外谁都拿不到最佳动画片奖。
一辆豪华轿车下午三点来接我，开车带我去奥斯卡现场。这一路车行缓慢：街道都被封锁了。我们最后见到的市民站在街角，拿着标语牌，告诉我“上帝痛恨基佬”，最近的地震就是上帝痛恨基佬的特殊方式，还有“犹太人偷走了XXX”，但我没看见究竟是什么，因为被另一块标语挡住了。
距离柯达剧院还有一个街区的时候，汽车接受了检查，然后我们就到了，我蹑手蹑脚下车登上红地毯。有人在我手里塞了一张票，这可以让轿车当天晚上回来接我。
现场是一团有秩序的混乱。
我站在那里，满脑子空白，发现自己完全不知道现在该干什么，但女士们看上去都像花蝴蝶，每辆轿车停下的时候，露天看台上都有人大喊。我听到一个声音说：“尼尔？”
那是《焦点》杂志的迪特。“我领亨利过去刚刚回来。太巧了。你想让我带你进去吗？”
我太愿意了。她问我想不想走过那一排照相机，我说我想走，因为我的未婚妻在澳大利亚，女儿在看电视直播，坎布里尔在电视上看见自己的夹克也会很开心。
我们冲进人群，跟在一条漂亮裙子后面。它好像是一幅梦境的水彩画。我不知道这些人都是谁，除了史蒂夫·卡雷尔，因为他看起来就像电视里的史蒂夫·卡雷尔，只是皮肤没有那么黄。
我们走过金属探测器的时候紧紧挤在一起，美丽的水彩裙子被人踩了，穿着它的女士对此相当宽容。
我问迪特，穿着那条裙子的人是谁，她告诉我那是瑞秋·麦克亚当斯。我想打个招呼——在采访里瑞秋说了我不少好话——但她现在正在工作。我并没有工作。没人想要给我拍照片，迪特发现，也没有人想采访我。我无足轻重。
在红地毯拐弯的地方，我们停了一下。我低头看瑞秋·麦克亚当斯的水彩裙子，想知道我能不能看到脚印。闪光灯咔嚓咔嚓，但没有一个镜头朝我。
然后我们进了柯达剧场。另外一个人给我介绍了《综艺》杂志的编辑。我发现自己的人脸识别技能对穿礼服的人不起作用。（除了詹姆斯·卡梅隆，我现在只见过他穿礼服的样子，穿别的都认不出来。）我把这点告诉了《综艺》的编辑。他指着一个皮肤黝黑咧嘴大笑的人，告诉我那是洛杉矶市长。“他参加所有这些活动，”他说，“为什么他不坐到办公桌后面干活呢？”
“呃。因为这是好莱坞每年最重要的一天？”我小心地回答，“而且星期天？”
“好吧。对。但就算酒柜开门他也会出现。”
六周之前我去了金球奖颁奖典礼，发现颁奖仪式的商业广告时间是一种形式奇怪的好莱坞全体闪电约会，人们在屋子里穿梭，想要找到朋友或者达成交易，我以为今晚也会差不很多。
柯达剧场有一个底层，上面还有三层楼厅。我的票在第一层楼厅。我像绵羊一样走上楼梯。进入拥挤的人群，有个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声音急切地告诉我们，金像奖五分钟后就要开始了。我盯着我前面那个女人。她一头金发，脸长得像鱼，令人奇怪，一张又可怕又甜美的整容脸。她有一双苍老的手，丈夫个子不高，满脸皱纹，看上去比她老很多。不知道他们开始是不是年纪相仿。
我们进去了，没有多余的时间了。灯光熄灭了，尼尔·帕特里克·哈里斯唱了一首特别的奥斯卡歌曲。好像并没有什么调子。推特上很多人分不清哪个尼尔是哪个，跑来向我祝贺。
然后现在是我们的主持人：史蒂夫·马丁和亚历克·鲍德温。他们出场，他们开玩笑。从第一层楼厅看来，时机不对，笑话糟糕，表演呆板。但感觉他们并不是为我们表演。我很好奇这在电视上看来会怎样，把这个问题发到了推特上。有几百人告诉我，在电视上也是一样糟糕：有二十个人告诉我，他们很喜欢。我觉得这就是推特的用处：在你独自一人待在楼厅上的时候，它可以陪你。
最佳动画片是当晚第二个奖项。考罗琳对镜头讲话的那十五秒很快就过去了。好了，我想，这就是我的词句获得最多观众的机会了。
获奖的是《飞屋环游记》。
奥斯卡仍在继续。在观众席里，我们看不到在家里电视上能看到的东西。我楼下某个地方，乔治·克鲁尼正冲着摄像机做鬼脸，但是我不知道。
蒂娜·菲和小罗伯特·唐尼颁发最佳剧本奖，他们很搞笑。不知道他们的台词是不是自己写的。
在广告时间，灯光变暗，有人演奏音乐来调剂。罗克珊不必打开红灯。
我朝一层楼厅的酒吧走去。我饿了，也想打发时间。我喝了一杯威士忌。我点了一个巧克力布朗尼，结果有我的脑袋那么大，而且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甜的东西。我把它分给别人了。
人们在楼梯上下走来走去。
威士忌和糖在我体内横冲直撞，我违抗了门票上不许拍照的命令，把酒吧菜单的照片发到了推特上。我的未婚妻在推特上给我发消息，让我拍张女厕所里面的照片，这事她在金球奖的时候干过，但虽然我处于被糖冲昏头脑的状态，这个主意还是好像很可能会带来灾难。不过，我想，我可以下楼去，在下一次广告时间和亨利·塞利克打个招呼。我走到楼梯上。一位穿着西装举止文雅的年轻人要求看我的票。我把票拿给他看。他解释说，我是一层楼厅的客人，不许下楼，以免打扰到名流精英。
我很气愤。
实际上我不是气愤，但我有点无聊，而且有朋友在楼下。我决定要劝说楼厅上的众人团结起来冲下楼梯，就像《泰坦尼克号》里那样。他们也许会开枪打中我们之中的一些人，我想，但他们阻止不了我们所有人。我们会得到自由：我们可以在楼下的酒吧喝酒：我们可以和哈维·韦恩斯坦混在一起。
有人在推特上告诉我，电梯那边没有人查票。我怀疑那可能是个陷阱，于是回到我的坐位上。
我错过了恐怖片的颁奖。
瑞秋·麦克亚当斯颁了一个奖，穿着她那身美丽又可以随便踩的裙子。
最佳男女演员奖，与获提名的演员共事过的一票人告诉我们他们多么多么好。不知道这在电视上效果怎么样。在现场，我们面前，真是蠢得让人头疼。
我们楼下的人每次广告时间都在乱转乱聊扯闲篇，一次比一次热闹。看不见人影的广播员叫他们回座位时，声音里带着惊慌。
酒吧里有个人，让我想起西恩·潘，结果就是西恩·潘。杰夫·布里吉斯获得的起立鼓掌一直达到楼厅最顶层。桑德拉·布洛克获得的起立鼓掌只达到我们这一层的前排，然后就停下了。凯瑟琳·毕格罗获得的起立鼓掌遍布整个礼堂，但不知什么原因，一层楼厅的右上方除外，我就坐在这一块，我们只是坐着礼貌鼓掌。
气氛好像越来越热烈，然后汤姆·汉克斯走到台上，没有任何铺垫（如果你把《供您决定》好几个月的宣传除外）就告诉我们，哦，顺便说一句，最佳影片是《拆弹部队》，晚安。然后我们就出来了。
上两层电动扶梯到了官方晚宴。我和麦克·辛坐在一起聊天，他带着十一岁的女儿莉莉，我们谈起两天前那顿因为警察突袭打断而结束的寿司晚餐。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早上这成了《纽约时报》头版头条。他们违法供应鲸鱼肉。）
我看见了亨利·塞利克。他好像如释重负，颁奖季结束了，他可以继续自己的生活了。
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在人生最忧郁的日子里隐身梦游。那天晚上有各种刺激的派对，但我哪儿都没去，更愿意和好朋友一起坐在酒店大堂里。我们谈论奥斯卡。
第二天早上，《洛杉矶时报》奥斯卡增刊的封底是一张巨大的全景照片，照的是红地毯上的人。令我有些吃惊的是，我发现自己站在前面中间，低头看着瑞秋·麦克亚当斯美丽的水彩裙子，检查上面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