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的镜海
我是谁？
这是个正儿八经的好问题，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这问题一直让我担忧。我会盯着浴室的镜子，尽我所能回答，缠着自己的影子要信息，希望找到线索。我的脸框在镜子里：脸下面是个玻璃置物架，上面放着牙刷，身后是贴了瓷砖的墙，还有磨砂玻璃窗。我的深色头发太短，一只耳朵从脑袋旁边突出来，另一只则没有，褐色眼睛，红色嘴唇，鼻子两边有一些雀斑。
我会看了又看，苦心思索我是谁，思考我认为自己是谁和我实际是谁之间的关系，那张脸也盯着我看。我知道我并不是自己的脸。如果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比如烟花爆竹事故，如果我的脸毁了，余生都得缠上绷带，就像恐怖电影里的木乃伊，我还依然是我，是吗？我从未找到答案，没有答案能让我满意。但我一直在问。我想我现在仍然如此。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更难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们是谁？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会打开家庭相册。那些照片，前面是黑白的，后来几册是彩色的、都被精心插入家庭相册、角上贴着照相装帧纸，每张照片下面都有手写的记录，标明上面的人物、照片拍摄的时间和地点。每一页都有半透明的玻璃纸覆盖。相册是一种极为正式的东西。我们从未得到允许，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把它们拿来玩，或者移动照片。等到了正确的时候，大人把它们从高高的书架或是阴暗的橱柜里拿出来，我们一看完就再放回去。它们不是能玩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相册这样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讲给自己的故事。
黑白相片之中有已经去世的人，摆着严肃的姿势，穿着不舒服的衣服。也有仍然健在的人，他们那么年轻，好像和现在是不同的人：现在的老人那时仍然年轻，衣服并不合身，地点我们难以想象。拘谨又僵硬地聚集在这里的，有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叔舅姑姨，结婚订婚，银色与深褐色，灰色和黑色，然后随着时间向前发展，人物和姿势变成彩色，也不再那么正式，有了快照和假日照片。看！你可以认出这个墙纸，你会意识到这对自豪的祖父母手中举着的婴儿就是曾经的你自己。现在你又出现在这张照片里，思考自己的婴儿人生，围在你身边的人，还有你曾经存在的那个世界。然后你放下相册，安心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因为你有了一个相框，一个地方。我们的祖先和亲人的形象是我们的背景，它们告诉我们自己是谁。
很多年以来，我相信我参观过国家肖像美术馆，因为我去过国家美术馆。毕竟，墙上都有肖像画，不是吗？直到我长大成人，最终在国家肖像美术馆的回廊与展厅中漫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已从未来过这里。犯错误的尴尬很快被高兴取代。我很高兴小的时候没来参观过这个美术馆：我不会知道这些人都是谁，除了几个国王，也许还有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现在，感觉好像有人递给我一本家庭相册，其中的人我再熟悉不过了。
起初，我在美术馆漫步，寻找我熟悉的人——我知道他们的故事，对他们好奇，我会期望遇到的那些人。然后我走得更远，把美术馆当作认识人的途径。我走走看看，思考我路过的这些面孔：他们怎样融入国家的历史，每个人为什么在这儿，他们的位置上为什么不是其他人。这些面孔变成对话，画作变为讨论。
我意识到，国家肖像美术馆是整个国家的家庭相册。它为我们提供背景。用这种方法，我们向自己描述自己和过去，我们询问、解释与探索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审视自己的源头，并不仅仅是看看我们来自何处。毕竟，这里有风景，这里也有人像，它们解释了纸张的方向，让我们了解自己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多年以来，我一直钟爱康斯太布尔的风景画：画中的云好像比我见过的云更像云，迫使我盯着云彩，好奇它们是不是画，还有树木，以及持续给出独特地点感觉的方式：萨福克的风景描绘的好像就是我亲眼所见萨塞克斯的小径与天空。现在，我第一次见到了约翰·康斯太布尔：我并未期待他如此英俊，或者如此忧郁。他的眼睛有些奇怪：两只眼睛好像聚焦在不同的地方。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一只眼弱视，就像我女儿小时候一样，或者也许这只是拉姆齐·赖内格尔把他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我想象生活在这样的头脑里会是什么样子，透过约翰·康斯太布尔奇怪的眼睛观赏这个世界，云彩、天空与树木。
有些肖像的价值在于画中的人物。有些重要性来自于画家。还有一些意义重大，是因为画作体现的历史时刻，因为它们是时代的记录，它们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大多数图像的力量来源于时空的交会：画家与人物，时间、历史与背景，日新月异的背景。漫步在国家肖像美术馆的回廊之间，以上所有都汇集在一起。
看着一幅肖像，我们开始评判，因为人类是一种喜欢评判的生物。我们评判画中的人物（坏国王？好女人？），同样也评判画家，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同时评判两者，特别是当画中人物就是画家的时候：劳拉·奈特女爵士自画像，一曲酒红与猩红色的交响乐，展示出画家完美的轮廓，两侧分别是一位模特和这位模特画像的裸体侧影。作为女性，人体写生课程禁止她参加，在这幅画中，她告诉我们她是女性，同时也是一位写生大师。画作技巧非同寻常，观点表达深刻有力。
分析一下德翁骑士。我曾在自己写的故事里提到过他，隐约想把他放在一个故事里：男扮女装的间谍，卷人阴谋、皇室声明与诉讼案件。法庭判决他是女性，明显与他本人的意愿相悖。我知道所有这一切，但我不知道他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我知道如果我再写他，托马斯·斯图尔特临摹的这幅肖像，原作让一洛朗·莫尼耶认识德瓮，会改变我讲故事的方式。
作为作家，我发现自己被作家吸引：美术馆中勃朗特三姐妹烦恼的肖像好像推理小说里的人物。画面的左边是安妮和艾米莉，面容僵硬、目中无人，右边是大姐夏洛特，她的表情温和，嘴角挂着一丝微笑。这三位美名远扬的哥特式浪漫主义的女士，描写阁楼上的前妻与沼泽中的逃亡者：三位女士笔下闹鬼的人物出现在同样闹鬼的地方，为她们画像的是神秘而风流的兄弟。我们看画的时候会意识到，他自己曾经也是画中的人物，是三位女士围绕的中心人物，但现在他被抹去了，代之以一根柱子。然而，一个幽灵般的形象仍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像是残像，或是倒影。画家技法生疏，却莫名其妙增添了画的力量：这并不是专业人士画的肖像。而是一个故事，呆板而神秘，而且我毫不怀疑，布兰韦尔把自己从画中抹去，涉及眼泪与狠话。（或者有别人把他抹掉了？那根柱子是一部最为哥特式的推理小说的某种线索吗？）
我知道照片会告诉我们有关摄影师的事情，但我并不像对画家那样对摄影师好奇，即使他们将照片创作的像古典肖像画一样优雅。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伦为丁尼生拍摄的照片，表情严肃，头发被风吹动，拍摄于怀特岛，照片令人难忘。背景一片模糊，手中拿着一本书，让我们想起正式的宗教肖像，而表情若有所思，至少在我看来，好像有些悲伤。这正是能写出《过沙洲》的那个人。
暮色降，晓钟起，钟声之后便是幽幽夜！我想到，当我登船去，别离时分莫哽咽。179
学这首诗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死亡只是个抽象概念，我相信自己长大以后当然可以成功地避开死亡，因为我是个聪明的孩子，那时死亡看上去完全可以避免。
随着我们距离现在越来越近，当我们经历了现代（这是个多么美丽而老派的词语），绘画如井喷一样分成了各种当代流行趋势，各种观察与描述的方法。精确的肖像画让位于摄影，然后又被拿回来，现在我们到了我生活的年代，以及我生活中的材料。布赖恩·达菲为大卫·鲍伊所作的肖像与《阿拉丁·萨恩》专辑封面照片风格一样，我十二岁的时候盯着它，心下确定，如果我弄明白了它和这个闪电的意象，那么我就能明白成人世界所有等待我发现的秘密。鲍伊的眼睛在《阿拉丁·萨恩》的封面照片上是闭着的，但在这幅肖像里，这双瞳孔大小不一的眼睛瞪着，闪着诧异的光。鲍伊看上去更加脆弱。看着这个曾经代表我眼中成人世界所有秘密的形象，我意识到他如此年轻，这真令人心碎。
肖像画的乐趣与力量在于它将我们定格在某一刻。在这幅肖像之前，我们更年轻。在它创作出来之后，我们会年纪渐长，或者失去活力。甚至马克·奎因用液态硅胶与血液冷冻创作的噩梦般的自画像一次也只能保存一个特定的瞬间：它们不会年老死去，而奎因正在变老，死亡无法避免。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谁？这些肖像给我们某种答案。“我们来自这里，”老画像这样说，“这是我们的国王与王后，我们的智者与愚人。”我们走进英国石油公司展厅，它们告诉我们今天的我们是谁：各种艺术风格与手法汇于一处，画上是可能在街上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我们看起来就像这样，和衣或裸体，”它们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在这张画上，因为一位画家有话要讲。因为我们都很有趣。因为我们向镜中凝视，不可能不被改变。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有时一束光引起了某个人注意，那就是给我们最微小的一点接近答案的提示。”
也许这不是一所肖像美术馆。正如T.S.艾略特（挂在墙上的是一张现代主义凌乱而夸张的侧面像）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片汪洋的镜海。180
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是谁，那么握住我的手，一起走进去，凝视每一幅画、每一件作品，直到最终看见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