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兽不如
主入口外，几个家庭主妇在人行道上又聚集到了一起。动物园已经闭园，到处都是小孩，这些小家伙都有自己的诉求，很不好对付。卡斯伯特这时候应该离开了。
一个红脸的小婴儿摇晃着拳头，想要一只假苹果。一个敏捷的小男孩——穿着天蓝色的晨间礼服，身旁围绕着陪同他从纪念品商店里走出来的一小群全息斑马——极力声称他手里那个用儿童果汁做成的大猩猩棒棒糖不如上一次的好吃。一个顶着纤细金色卷发的小姑娘哭得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尖叫着索要一只昂贵的“真皮”大象。这种真皮能够模拟大象37.5°的体温，在寒冷的天气中会收缩。另外一个孩子挥舞着长长的长颈鹿纹云朵涂鸦铅笔。这种东西最近很时髦，可以让孩子在当地的天空上乱写乱画。一个气到绝望的孩子将一只传统的企鹅填充玩具——和动物园里的南非鸟类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用力朝街上丢了出去。
卡斯伯特如同一座相对冷静的岛屿，仔细观察着身旁的一个胖男孩。他野蛮地撕开一只装有猫头鹰风筝的塑料袋，在空中挥舞着里面的零件，直到画着一对黄色眼睛的贴纸掉到了地上。男孩的母亲斥责了他。卡斯伯特走过去，帮男孩捡起贴纸。不料男孩却贪婪地朝它们猛扑了过去，还顽皮地朝他露齿一笑。几个白色的传统风筝配套零件和松木棍掉在了地上，弹了几下。卡斯伯特退了回去。
“跟这位先生说谢谢，尼尔森。”那位母亲说道。她披着崭新的华夫格质地绿色半截式披肩，皮肤洁白无瑕，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自信的轻松——这一切代表了新贵阶级的习俗。她用疏远却真诚的同情目光看着卡斯伯特，让他感觉自己已经暴露了，但他又不太清楚该做什么。于是，他朝着那个女人挥了挥手。她向他露出了微笑。然后，他和那位母亲一同注视着男孩收起了自己用风筝摆出的烂摊子。
卡斯伯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是一九九四年去世的。还有他一直活到了二零一四年的父亲（自从母亲的葬礼结束以后，卡斯伯特就没有和他说过话），他去世后，身体模块的时代便很快到来。卡斯伯特怒火中烧，又感到有些嫌恶。他和父亲都是农村人的后代，各自经历过被英格兰遗忘了大约一个世纪的贫穷。如今，它正穷凶极恶地卷土重来。
他的母亲出生在比尤德里，一个漂亮的中世纪集市城镇。不过，她十七岁就搬去了规模更大的基德明斯特，距离伯明翰更近的一个地方。这本应是她人生中一个大举动，终于能够摆脱备受摧残的乡下，但却事与愿违：她住在喧闹的女子公寓里；在一家小规模的家禽工厂里拔鸡毛；她的怀尔方言、悦耳的口音、对麦芽酒的热爱以及对烈酒的恐惧都遭到了室友的取笑。黑乡和伯明翰才是真正的乐趣所在——舞蹈、汽车、丝绸连衣裙、包裹着粉色和金色玻璃纸的花街牌巧克力。当希特勒派来致命的汉高111轰炸机时，她逆着难民人潮，搬去了被炸弹瞄准的西布罗姆维奇。在她看来，被芥气或弹片击中也比每天从上百只死鸡身上拔下一束束冰凉的羽毛要好。搬去西布罗姆维奇之后，她找到了一份制作子弹的工作。
卡斯伯特的父亲亨利比玛丽要小几岁，战后不久便来到了西布罗姆维奇。和许多黑乡的新居民一样，他出生在靠近西边的乡下，那里充满了红色沙石和煤炭的香甜气息。他是在法尔森林里的一座小农舍里长大的，距离比尤德里西部只有几英里，处于怀尔森林的边缘。那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力和煤气——只有带着巨大壁炉搁架的煤炉。
一九四九年，他在汉兹沃斯的一家舞厅里认识了玛丽。两个人结婚后逐渐变成了（或者说被迫变成了）性情冷漠、贪婪、循规蹈矩的布罗姆人。亨利喜欢把自己想成不屈不挠的“贫民窟托利党人”。他曾是皇家陆军补给与运输勤务队的卡车司机，最终却开始幻想自己是没有剑桥大学学位的以诺·鲍威尔[30]。苏伊士核危机期间，他在埃及见识过真正的恐怖。他将阿拉伯突击队队员叫作“禽兽”，但声称他的孩子比“禽兽”更胜一筹，仿佛他们永远都在滑向难以约束的状态，需要坚定着手处理。他有时会说，自己杀过两个埃及人，“而且乐在其中”。“这并没有影响到我，不像某些家伙那样。”
就在德莱斯坦去世的前一年冬天，某个寒冷的日子里，卡斯伯特和哥哥把屋檐下的冰柱掰了下来，用嘴舔着。卡斯伯特至今都记得舌头舔在冰块上那种坑坑洼洼的刺痒感觉，冰块尝起来就像腐烂的杨木。
德莱斯坦说过，他觉得伯明翰的孩子在父母的眼中肯定连动物都不如，至少就他们来说是这样的。
“他们才不在乎呢。”他说，“他们触碰我们时是为了打我们，而且永远不会给我们任何的好东西，他们不会亲热地拥抱我们或是朝我们露出微笑，也不会亲吻我们或是拍拍我们的头发，当然也不会爱我们。我肯定，要是可以的话，他们会把我们放进盒子里。”
卡斯伯特注视着那个胖男孩手脚并用地趴在地上，收集起风筝零件，然后像印度圣人一般坐在地上，把风筝平摊在自己的膝盖上。就在动物园门口的人行道上，他把所有的风筝零件和挂饰摊在了自己的周围。另外几个旁观者也注意到了这番情景，其中一个戴着某种新潮墨镜的男人则一脸怀疑地紧盯着卡斯伯特。他的眼镜周围盘旋着红色的烟雾。
“你。”他对假装忽视他的卡斯伯特说道。
男孩撕掉眼睛贴纸背后的粘胶，像外科医生一样小心翼翼地举着贴纸的边缘，仿佛捧着的是真实的人体器官。卡斯伯特想要帮助男孩，但他知道对方是不会想要接受的。于是他留在原地，冒着引起警卫队注意的风险呆呆地看着。
此时此刻，男孩正把眼睛贴纸平滑地贴在风筝格外纤薄的塑料翅膀上，还用指关节重重地推了推。他的母亲站在一旁，脸上堆满了笑容。她是个小巧的女子，留着红色的直发，深橄榄色的优雅蜂窝纹布小披肩与她的发色很不协调。卡斯伯特走近点看了看她，想起了过去常在新街看到的那些登上火车的时髦中产阶级女子。那时候的职场女性比现在多一些，但她冷酷的姿势让她显得十分突出。
她对卡斯伯特说：“你看，这些传统的玩具，像风筝，还是比聚二甲基硅氧烷的玩具好，你不觉得吗？”这是在反问，卡斯伯特不敢回答。
他试探性地点了点头，害羞地问了一句：“他要在这里全都试玩一遍吗？”
那个戴着红色烟雾太阳镜的男人朝着女子走了过来。
“这个男人……是不是在纠缠你？”
“天哪，没有。”女子答道。
“太抱歉了……万分抱歉。”那个男人说，对卡斯伯特则嗤之以鼻。他离开前环顾四周，仿佛是在寻找警卫队队员。
“他打算现在放飞风筝吗？”卡斯伯特又问道。
男孩轻蔑地望着母亲。她在旁边紧张地笑了笑。注视着男孩的那些旁观者纷纷把头转了过去。
“不。”她告诉卡斯伯特，然后又对男孩说，“把它们卷起来，放到袋子里去，尼尔森。马上。”袋子已经破了，于是男孩把风筝叠成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小梯形，塞进了裤子的前口袋里。那个女子从步道上抓过塑料接头、棍子和说明书的卷纸筒，准备带着男孩离开。
她说：“其实，他会把它放飞的。在西班牙，下个星期。我们要去那里度假了——第二次。”
“为什么不干脆去汉普斯特荒野呢？”
女子答道：“哦，这是个好主意。”她环视周围片刻，从半截式披肩下掏出了两个五英镑的硬币，紧张地强塞到了卡斯伯特欣然伸出来的一只肮脏的手里。
“保重。”她说，“警卫队就在周围。你这是在自找麻烦，先生。”
母子俩很快便走开了。男孩仍在玩弄着口袋里的风筝。
那天动物园人很多，在一扇半开着房门的建筑面前，退换日租塑料折叠婴儿车的曲折队伍移动得十分缓慢。在婴儿车方面，动物园专制得令人咋舌。工作人员会仔细检查每一辆婴儿车，摊开手掌在车下扫来扫去，就像海关官员一样，制造出了一条通常只会见到贫民站在其中的队伍。
“嫌犯制造了神经炸弹威胁。”队伍中，一个红脸的男人嘲笑道，“浑蛋敢死队员。”在伦敦市中心，共和主义恐怖分子经常打电话通报虚假的炸弹威胁。但有些时候，这样的威胁并非虚构的。没错，它们曾经夺走过平民的性命，但推测它们存在的神经装置也同样起到了制造混乱的效果。
卡斯伯特注视着那些家庭。他们中很多都是新贵，看上去却很习惯等待，这令人很是讶异。这样的景象并不常见。他决定亲自站到队伍中去，就为了更加靠近他们，即便他并没有婴儿车可退。他想象中那些人喜欢的忸怩的资产阶级生活乐趣吸引了他。
一个身材瘦高的父亲站在卡斯伯特身后，他的两条腿上分别托着一个姜黄色头发的女孩，似乎是同卵双胞胎。一脸宠溺的父亲像抚摩小猫一样揉搓着她们的脑袋。
形状似大象、看上去油腻的球形灰色折叠婴儿车似乎特别受欢迎。动物园大门本身是一个长条形的棕色砖砌成的建筑，上面贴着西班牙瓷砖，让卡斯伯特隐约想起了老潘顿维尔监狱的入口，不过是带有栽满橙色和葡萄紫色耳状报春花吊篮的那种，和坐落在高门山上的惠灵顿医院大门一样（那可是昔日里卡斯伯特前去的弗洛特戒断中心）。动物园的入口处也栽种着天竺葵和西洋樱草，但令他着迷的还是耳状报春花：小而精致，光彩夺目，如同彩色小灯泡。
“你好。”卡斯伯特对小双胞胎说道。他向下伸出手，拾起掉落在人行道上的一朵耳状报春花的花头。他闻了闻，想要把它举到女孩们面前，却觉察到这样的举动可能会让别人感到害怕。“你们玩得开心吗？”他问她们。
然而，那位父亲却把自己的大手放在了双胞胎的头上，把她们的脸从卡斯伯特面前转开了。他回头勉强朝卡斯伯特笑了笑，仿佛在试图掩饰自己的恐惧。
“女孩儿们，”这位父亲说道，“眼睛看前面。”
卡斯伯特知道，他这是在玩火自焚。要是警卫队的人看到贫民骚扰市民，会逮捕和殴打他的，甚至更糟。
闭上你那张臭嘴，他默默对自己发起了脾气。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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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红脸的小婴儿摇晃着拳头，想要一只假苹果。一个敏捷的小男孩——穿着天蓝色的晨间礼服，身旁围绕着陪同他从纪念品商店里走出来的一小群全息斑马——极力声称他手里那个用儿童果汁做成的大猩猩棒棒糖不如上一次的好吃。一个顶着纤细金色卷发的小姑娘哭得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尖叫着索要一只昂贵的“真皮”大象。这种真皮能够模拟大象37.5°的体温，在寒冷的天气中会收缩。另外一个孩子挥舞着长长的长颈鹿纹云朵涂鸦铅笔。这种东西最近很时髦，可以让孩子在当地的天空上乱写乱画。一个气到绝望的孩子将一只传统的企鹅填充玩具——和动物园里的南非鸟类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用力朝街上丢了出去。
卡斯伯特如同一座相对冷静的岛屿，仔细观察着身旁的一个胖男孩。他野蛮地撕开一只装有猫头鹰风筝的塑料袋，在空中挥舞着里面的零件，直到画着一对黄色眼睛的贴纸掉到了地上。男孩的母亲斥责了他。卡斯伯特走过去，帮男孩捡起贴纸。不料男孩却贪婪地朝它们猛扑了过去，还顽皮地朝他露齿一笑。几个白色的传统风筝配套零件和松木棍掉在了地上，弹了几下。卡斯伯特退了回去。
“跟这位先生说谢谢，尼尔森。”那位母亲说道。她披着崭新的华夫格质地绿色半截式披肩，皮肤洁白无瑕，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自信的轻松——这一切代表了新贵阶级的习俗。她用疏远却真诚的同情目光看着卡斯伯特，让他感觉自己已经暴露了，但他又不太清楚该做什么。于是，他朝着那个女人挥了挥手。她向他露出了微笑。然后，他和那位母亲一同注视着男孩收起了自己用风筝摆出的烂摊子。
卡斯伯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是一九九四年去世的。还有他一直活到了二零一四年的父亲（自从母亲的葬礼结束以后，卡斯伯特就没有和他说过话），他去世后，身体模块的时代便很快到来。卡斯伯特怒火中烧，又感到有些嫌恶。他和父亲都是农村人的后代，各自经历过被英格兰遗忘了大约一个世纪的贫穷。如今，它正穷凶极恶地卷土重来。
他的母亲出生在比尤德里，一个漂亮的中世纪集市城镇。不过，她十七岁就搬去了规模更大的基德明斯特，距离伯明翰更近的一个地方。这本应是她人生中一个大举动，终于能够摆脱备受摧残的乡下，但却事与愿违：她住在喧闹的女子公寓里；在一家小规模的家禽工厂里拔鸡毛；她的怀尔方言、悦耳的口音、对麦芽酒的热爱以及对烈酒的恐惧都遭到了室友的取笑。黑乡和伯明翰才是真正的乐趣所在——舞蹈、汽车、丝绸连衣裙、包裹着粉色和金色玻璃纸的花街牌巧克力。当希特勒派来致命的汉高111轰炸机时，她逆着难民人潮，搬去了被炸弹瞄准的西布罗姆维奇。在她看来，被芥气或弹片击中也比每天从上百只死鸡身上拔下一束束冰凉的羽毛要好。搬去西布罗姆维奇之后，她找到了一份制作子弹的工作。
卡斯伯特的父亲亨利比玛丽要小几岁，战后不久便来到了西布罗姆维奇。和许多黑乡的新居民一样，他出生在靠近西边的乡下，那里充满了红色沙石和煤炭的香甜气息。他是在法尔森林里的一座小农舍里长大的，距离比尤德里西部只有几英里，处于怀尔森林的边缘。那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力和煤气——只有带着巨大壁炉搁架的煤炉。
一九四九年，他在汉兹沃斯的一家舞厅里认识了玛丽。两个人结婚后逐渐变成了（或者说被迫变成了）性情冷漠、贪婪、循规蹈矩的布罗姆人。亨利喜欢把自己想成不屈不挠的“贫民窟托利党人”。他曾是皇家陆军补给与运输勤务队的卡车司机，最终却开始幻想自己是没有剑桥大学学位的以诺·鲍威尔[30]。苏伊士核危机期间，他在埃及见识过真正的恐怖。他将阿拉伯突击队队员叫作“禽兽”，但声称他的孩子比“禽兽”更胜一筹，仿佛他们永远都在滑向难以约束的状态，需要坚定着手处理。他有时会说，自己杀过两个埃及人，“而且乐在其中”。“这并没有影响到我，不像某些家伙那样。”
就在德莱斯坦去世的前一年冬天，某个寒冷的日子里，卡斯伯特和哥哥把屋檐下的冰柱掰了下来，用嘴舔着。卡斯伯特至今都记得舌头舔在冰块上那种坑坑洼洼的刺痒感觉，冰块尝起来就像腐烂的杨木。
德莱斯坦说过，他觉得伯明翰的孩子在父母的眼中肯定连动物都不如，至少就他们来说是这样的。
“他们才不在乎呢。”他说，“他们触碰我们时是为了打我们，而且永远不会给我们任何的好东西，他们不会亲热地拥抱我们或是朝我们露出微笑，也不会亲吻我们或是拍拍我们的头发，当然也不会爱我们。我肯定，要是可以的话，他们会把我们放进盒子里。”
卡斯伯特注视着那个胖男孩手脚并用地趴在地上，收集起风筝零件，然后像印度圣人一般坐在地上，把风筝平摊在自己的膝盖上。就在动物园门口的人行道上，他把所有的风筝零件和挂饰摊在了自己的周围。另外几个旁观者也注意到了这番情景，其中一个戴着某种新潮墨镜的男人则一脸怀疑地紧盯着卡斯伯特。他的眼镜周围盘旋着红色的烟雾。
“你。”他对假装忽视他的卡斯伯特说道。
男孩撕掉眼睛贴纸背后的粘胶，像外科医生一样小心翼翼地举着贴纸的边缘，仿佛捧着的是真实的人体器官。卡斯伯特想要帮助男孩，但他知道对方是不会想要接受的。于是他留在原地，冒着引起警卫队注意的风险呆呆地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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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卡斯伯特说：“你看，这些传统的玩具，像风筝，还是比聚二甲基硅氧烷的玩具好，你不觉得吗？”这是在反问，卡斯伯特不敢回答。
他试探性地点了点头，害羞地问了一句：“他要在这里全都试玩一遍吗？”
那个戴着红色烟雾太阳镜的男人朝着女子走了过来。
“这个男人……是不是在纠缠你？”
“天哪，没有。”女子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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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算现在放飞风筝吗？”卡斯伯特又问道。
男孩轻蔑地望着母亲。她在旁边紧张地笑了笑。注视着男孩的那些旁观者纷纷把头转了过去。
“不。”她告诉卡斯伯特，然后又对男孩说，“把它们卷起来，放到袋子里去，尼尔森。马上。”袋子已经破了，于是男孩把风筝叠成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小梯形，塞进了裤子的前口袋里。那个女子从步道上抓过塑料接头、棍子和说明书的卷纸筒，准备带着男孩离开。
她说：“其实，他会把它放飞的。在西班牙，下个星期。我们要去那里度假了——第二次。”
“为什么不干脆去汉普斯特荒野呢？”
女子答道：“哦，这是个好主意。”她环视周围片刻，从半截式披肩下掏出了两个五英镑的硬币，紧张地强塞到了卡斯伯特欣然伸出来的一只肮脏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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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俩很快便走开了。男孩仍在玩弄着口袋里的风筝。
那天动物园人很多，在一扇半开着房门的建筑面前，退换日租塑料折叠婴儿车的曲折队伍移动得十分缓慢。在婴儿车方面，动物园专制得令人咋舌。工作人员会仔细检查每一辆婴儿车，摊开手掌在车下扫来扫去，就像海关官员一样，制造出了一条通常只会见到贫民站在其中的队伍。
“嫌犯制造了神经炸弹威胁。”队伍中，一个红脸的男人嘲笑道，“浑蛋敢死队员。”在伦敦市中心，共和主义恐怖分子经常打电话通报虚假的炸弹威胁。但有些时候，这样的威胁并非虚构的。没错，它们曾经夺走过平民的性命，但推测它们存在的神经装置也同样起到了制造混乱的效果。
卡斯伯特注视着那些家庭。他们中很多都是新贵，看上去却很习惯等待，这令人很是讶异。这样的景象并不常见。他决定亲自站到队伍中去，就为了更加靠近他们，即便他并没有婴儿车可退。他想象中那些人喜欢的忸怩的资产阶级生活乐趣吸引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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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似大象、看上去油腻的球形灰色折叠婴儿车似乎特别受欢迎。动物园大门本身是一个长条形的棕色砖砌成的建筑，上面贴着西班牙瓷砖，让卡斯伯特隐约想起了老潘顿维尔监狱的入口，不过是带有栽满橙色和葡萄紫色耳状报春花吊篮的那种，和坐落在高门山上的惠灵顿医院大门一样（那可是昔日里卡斯伯特前去的弗洛特戒断中心）。动物园的入口处也栽种着天竺葵和西洋樱草，但令他着迷的还是耳状报春花：小而精致，光彩夺目，如同彩色小灯泡。
“你好。”卡斯伯特对小双胞胎说道。他向下伸出手，拾起掉落在人行道上的一朵耳状报春花的花头。他闻了闻，想要把它举到女孩们面前，却觉察到这样的举动可能会让别人感到害怕。“你们玩得开心吗？”他问她们。
然而，那位父亲却把自己的大手放在了双胞胎的头上，把她们的脸从卡斯伯特面前转开了。他回头勉强朝卡斯伯特笑了笑，仿佛在试图掩饰自己的恐惧。
“女孩儿们，”这位父亲说道，“眼睛看前面。”
卡斯伯特知道，他这是在玩火自焚。要是警卫队的人看到贫民骚扰市民，会逮捕和殴打他的，甚至更糟。
闭上你那张臭嘴，他默默对自己发起了脾气。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