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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呼吸

  ——一个布莱克伍德式的故事

  哦,别呼吸……

  ——摩尔《爱尔兰歌曲集》

  最出名的厄运最终也必然屈服于百折不挠的哲学精神,犹如最坚固的城池最终也必然失陷于锲而不舍的敌兵。正如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一样,亚述王撒缦以色围攻撒玛利亚虽耗时三年,但最终攻下了那座城池。143又如狄奥多罗斯所记载,亚述末代王萨达那帕鲁斯坚守孤城尼尼微七年之久,但最终还是城破人亡。144特洛伊毁于第二个五年的最后一年。145而亚索忒恰如阿里斯泰俄斯以绅士的名誉做担保所说的那样,在把它的城门关闭五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最终还是向普萨美提克敞开了所有大门。146

  “你这个坏蛋!你这只狐狸!你这个泼妇!”在我们婚礼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对我的妻子嚷道,“你这个巫婆!你这个妖孽!你这个狂妄的家伙!你这个罪恶的深渊!你——你——”当时我踮着脚,掐着她的脖子,把嘴凑近她的耳朵,正在搜肠刮肚地想找到一些更恶毒的骂人的字眼,这些字眼一旦出口,就不会不让她明白并信服她自己的微不足道。这时,我极度惊恐地发现,我已经丢失了我的呼吸。

  “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这些说法平时我们常常挂在嘴边,但是我从未想到这种可怕的事情居然实实在在、毋庸置疑地发生在我头上!想象一下吧(如果你有想象力的话),我是说,想象一下我的骇然诧异,我的惊慌失措,我的极度绝望!

  但有一种好的禀性从未把我彻底抛弃。在我情绪最难抑制的时候,我仍然保持着一种适当的意识,正如《朱丽》147一书中的爱德华勋爵说的他所经历的一样,情感之路把我引向真正的哲学精神。

  尽管一开始我并不能确定这一突发事件对我的影响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但我决定无论如何都得把这事瞒着我妻子,直到进一步的体验向我显示这场我从未经历过的灾难的程度。于是,我脸上的表情来了个瞬息变幻,从刚才的横眉怒目、龇牙咧嘴变成了嬉皮笑脸、和蔼可亲。我给妻子左脸一个抚摸、右脸一个亲吻,然后一个字也没说(复仇女神!我说不出一个字),丢下被我的滑稽举动惊呆的她,迈着一种和风舞步急转出了房间。

  现在来看看我安全地躺在我自己房间的情况吧。那是恶果交织着愤怒的可怕时刻,活着却有一种死去的感觉,死了却又有一种活着的意味。这颗星球上的一个畸形儿,非常安静,但没有呼吸。

  是的!没有呼吸。我郑重宣布,我的呼吸已完全丧失。即便我的生命是否结束还未见分晓,但我已不能用气息吹动一片羽毛,甚至不能在明镜上留下一团雾气。残酷的命运!当第一阵悲伤席卷之后,我终于得到了一丝安慰。经过实验,经过我是否还有能力与我妻子进行对话的实验,我发现,我原来断定已彻底毁掉的发音功能事实上只是局部有障碍。我发现,如果我在那种有趣的紧要关头把声音降成一种奇特的低度喉音,那我仍然可以继续与她传达我的感情信息。我现在发现,这种音调(这种喉音)并不依赖呼吸的气流,而是靠咽喉肌肉的某种痉挛。

  我坐到一把椅子上,凝神沉思了好一会儿。我的所思所想当然不属于令人安慰的那一类。许多朦朦胧胧且催人泪下的设想一时间占据了我的心灵,甚至自杀的念头也从我脑海里一闪而过。但以远排近、以虚排实是人性堕落的一个特征。所以,想到自杀这个暴行中最明显的暴行,我浑身发抖。此时,我家那只斑猫在地毯上不遗余力地喵咪喵咪,那条喜欢玩水的狗也在桌子下面孜孜不倦地呼哧呼哧。它俩显然是在炫耀它们强健的肺部,而这种炫耀是在嘲笑我肺功能不全。

  正被一种希望渺茫、惊恐不安的纷乱思绪压抑着,我终于听到了妻子下楼的脚步声。一旦确定她出门之后,我又忐忑不安地回到了这场灾难之中。

  我小心翼翼地从里边把门锁上,然后开始了一场彻底的搜寻。我认为我丢失的呼吸有可能躲藏在某个阴暗角落,或潜伏在某个壁橱或抽屉,我有可能把它找到。它也许是一种雾状的东西,甚至可能有一种实在的形体。在许多哲学问题上,大多数哲学家非常缺乏哲学头脑。不过,威廉·戈德温148在他的《曼德维尔》中说,“看不见的东西是唯一的现实”,而大家都会同意,这真是一语中的。我倒想提醒有见识的读者不要匆匆指责这一论断过于荒谬。大家应该记得,阿那克萨哥拉149曾说雪是黑的,而我已经发现这是事实。

  我认真而长久地继续搜寻,但我这种锲而不舍和不屈不挠所换来的报偿不过是一副假牙、一对臀部、一只眼睛和一札温德纳夫150先生写给我妻子的情书。我倒不如在这儿说个明白,我妻子倾心于温德纳夫先生的证据并没有让我感到多少不安。拉克布瑞斯太太竟然赞慕任何与我本身截然不同之物是一种既自然又必要的不幸。众所周知,我体格健壮,大腹便便,同时身材多少有几分矮小。难怪我那位熟人的骨瘦如柴和他那已经成为笑柄的身高,会在拉克布瑞斯太太眼里得到全部应该得到的评价。按照逻辑分析,真正的哲学精神在这件事上同样能对厄运嗤之以鼻。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正传。

  正如我前文所说,我的一番努力毫无结果。一个壁橱接一个壁橱、一个抽屉接一个抽屉、一个角落接一个角落都搜寻遍了,却是白辛苦一场。不过,有一次我认为我确实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那是在搜查一个化妆用品盒的时候,我偶然打翻了一瓶格兰德琼制造的天使油——我在此不揣冒昧地向诸位推荐,那是一种令人惬意的香水。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我的房间,想找到一种能避开我妻子的洞察力的方法,直到我能做好准备离开这个国家,因为我已经拿定主意离家出走。在异国他乡无人认识我的情况下,我有可能成功地隐瞒我的不幸,这种不幸甚至比行乞更有可能疏远人们的感情,引来那些善良快活的人对这个可怜虫的天经地义的愤慨。我不再犹豫。由于天生聪明,我记得整幕《变形记》悲剧。我非常有幸地记起了在读该剧台词时,或至少在读该剧主人公的台词时,我现在所没有的那种声调是完全不必要的,该剧要求其主人公全场自始至终都用一种一成不变的低度喉音说话。

  我在人们常去的一片沼泽地边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发声练习,不过我的做法与德摩斯梯尼的同类做法完全无关151,而是根据我自己的一种独特而谨慎的设计。经过这样充分的准备,我决定使我妻子相信我突然狂热地迷上了舞台艺术。在这一点上,我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奇迹。我发现,对她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或每一条建议,我都能用那幕悲剧中的某段台词和我极像青蛙叫的阴沉声调应答自如——正如我很快就欣喜地注意到的一样,那幕剧中的任何段落都适用于任何有针对性的话题。始料不及的是,当我朗诵那些段落的时候,我的缺陷也暴露无遗——侧目斜视,龇牙咧嘴,双膝抽搐,两脚乱跳,或做出各种各样今天被公正地认为是舞台明星之特色的难以言传的优雅动作。诚然,他们也说到了要用一件拘束衣152对我加以限制,可是,天哪!他们绝没有怀疑我已经失去了呼吸。

  在把一切安排就绪之后,我于一天清晨坐上了去某城的邮政马车。我对我的熟人们放风说,那座城市里有一桩鸡毛蒜皮的事需要我马上去亲自处理。

  车厢里挤得满满的,但在晨昏朦胧之中,我那些旅伴的面容均无法辨认。我还来不及进行有效的抵抗,便被痛苦地夹在了两位体积庞大的绅士中间。第三位尺码更大的先生对他即将采取的无礼行为说了声道歉,便挺直身体,一头横到我身上,并在眨眼间就进入了睡眠状态,鼾声盖过了我为减轻痛苦而脱口而出的喉音,与之相比,法拉里斯铜牛153的吼叫也会自愧不如的。幸运的是,我呼吸功能的现状完全避免了一场窒息事件的发生。

  不管怎样,随着天光破晓,我们的马车已接近那座城市的郊区。我的折磨者终于起身整理了一下他的衬衫领子,然后非常友好地对我的客气表示感谢。见我毫无动静(我四肢的关节已全部脱位,头也被扭到了一边),他的忧虑油然而生。把其他乘客唤醒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宣布,一名死人乘天不亮装扮成一名活着的可信赖的旅伴,对他们进行了欺骗。说着,他用拇指戳了戳我的右眼,以此来证明他讲的都是事实。

  于是,所有乘客,一个接一个(车上共有九名乘客),都认为有义务亲手揪一下我的耳朵。一位年轻的开业医生还把一面小镜子凑到我嘴巴跟前,发现我没有呼吸,我那位告发者的断言被宣布为应予受理的正式议案。全体一致表示,今以后绝不低三下四地容忍这样的欺骗,而眼下则绝不与任何一具这样的尸体继续一道旅行。

  因此我被扔出了马车,摔在乌鸦酒店的招牌下(当时马车正好经过那家酒店),除了我的双臂被马车的左后轮轧折外,着地时再没发生别的事故。而且,我必须为马车夫说句公道话,他没有忘记把我最大的那个行李箱也扔下马车。不幸的是,箱子正好砸在我头上,并且立即以一种有趣而非凡的方式砸破了我的脑袋。

  乌鸦酒店的老板非常好客,发现我的箱中之物足以补偿他为了我的利益而可能招致的任何一点儿小小的麻烦,便马上派人请来了他认识的一位外科大夫,还开了二十五美元的账单带着收据,把我交给那位大夫照料。

  那位购买人把我弄回他的公寓并马上开始解剖。但在割下我的两只耳朵之后,他发现了活着的迹象。于是,他摇铃叫人去请那附近的一位药剂师,准备与他共同切磋这一紧急情况。唯恐他认为我还活着的怀疑被最终证明为正确,他同时剖开了我的胸腔,取出几个内脏作为他私人的解剖标本。

  那名药剂师的意见是我的确已经死亡。我试图反驳这一见解,于是使出我全身的力气又蹬又踢又踹又扭,因为那名外科大夫对我的切割已经多少恢复了我的活动能力。然而,我全部的努力被归因为一种新型的伽凡尼电池组的作用,那个见多识广的药剂师正用那种电池组对我进行几项稀奇古怪的实验。我能在他们的实验中担负起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使我不禁感到非常有趣。令我痛苦的是,尽管我试了好几次想参加交谈,但我的说话能力完全处于暂停状态,我甚至不能张开嘴,更不用说驳斥他们那些颇有创见却异想天开的理论。若是在别的情况下,我这两位具有希波克拉底症状的新相识早已被我驳得体无完肤了。

  未能得出结论,那两位开业医生把我拘押起来以待进一步的实验。我被送上了一个阁楼,外科大夫的妻子给我穿上了衬裤和长袜,外科大夫捆紧了我的双手,并用一条手巾堵住了我的嘴,然后他从外边把门锁上,就匆匆下楼吃饭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沉寂中冥想。

  这时,我极度欣喜地发现,要不是那条手巾堵住了我的嘴,我已能开口说话了。这一发现使我感到安慰,于是,我像在入睡之前所习惯做的那样,开始默诵《上帝无所不在》的某些段落。就在这时,两只猫出于贪婪和该挨骂的目的,从一个墙洞钻进来,以加泰隆人的炫耀跃上我的身体,面对面地蹲在我眼前,为我无足轻重的鼻子展开了一场不合礼仪的争论。

  但是,正如波斯的那位拜火教徒或占星术士失去他的耳朵却得到了居鲁士的王位,正如索皮鲁士割去他的鼻子却获取了巴比伦,所以我面部几盎司的损失结果却拯救了我的身体。我疼痛难忍,怒火中烧,猛然挣断了绳索和绷带。高视阔步走过房间时,我轻蔑地看了一眼刚才交战的双方,在它们的极度惊恐与失望中,我打开窗户,非常敏捷地从窗口摔了下去。

  与我的身材相貌酷肖的邮路大盗W此时正在从市立监狱去郊外为他搭起的那座绞架的路上。他的极度虚弱和长期患病使他获得了不戴手铐的特权。他身穿死囚服(与我的衣着极其相似),伸直身体躺在刑车的底板上(刑车刚好在我往下坠落时,从那位外科大夫家的窗下经过),刑车上除了一个正呼呼沉睡的车夫和两名喝得烂醉的第六步兵团的新兵之外,再没有其他看守。

  真是祸不单行,我正好双脚朝下落在那辆刑车上。眼快心灵的W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呼地一跃而起,跳出车外,一溜烟地蹿进一条小巷,眨眼工夫就无影无踪了。被这阵响动惊醒的两名卫兵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见一位与那名囚犯酷肖的男人站在他们眼前,他俩以为是那个恶棍(指W)企图逃跑(他们是这样表达的),于是相互沟通了看法,各自喝了一大口酒,然后用滑膛枪的枪托把我击倒。

  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刑场。我当然无法为自己辩护,上绞架是我不可避免的归宿。我怀着一种半是麻木半是讥讽的心情听天由命。有了这么一点儿犬儒主义的精神,我体验到了一只狗的全部情感。这时,刽子手调整了一下我脖子上的套索,接着脚下的活动踏板垂落。

  我不打算描述被吊在绞架上的感觉,尽管我的描述毫无疑问会绝对真实,而这一题目还从来没有人把它写好。事实上,要写这样一个题目,被吊上绞架是非常必要的。每个作家都应该把自己局限于亲身经历的事。因此马克·安东尼写出了一篇关于酗酒的论文。

  不过,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并没有死。我的身体是被吊了起来,可我本来就没气,但对我左耳下的那个绳结(它给我一种挨枪托揍的感觉),我敢说我本来只应该感到稍稍有点儿不舒服。至于活动踏板落下时绞索对我脖子的那一猛拽,只不过把我在马车上被那位肥胖绅士扭歪的脖子拧正了过来。

  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竭尽全力不让那些人感到白辛苦了一趟。据说我当时的抽搐相当精彩,很难再有什么痉挛能与之媲美。围观的人纷纷要求再来一遍。有几位先生当场晕倒,而许多女士则是在歇斯底里中被护送回家。某画家154利用了这一良机,根据他在刑场的一张速写,修润了他那幅令人赞慕的油画《被活剥皮的马尔斯亚斯》。

  当我让人们消遣够了,他们认为应该把我的尸体从绞架上放下来。在这具被当作真正罪犯的尸体被放下并被认可时,我自己却极其不幸地无人知晓。

  当然,人们对我倾注了极大的同情,由于我的尸体没人认领,最后决定应该被葬入一座公墓。

  经过一番张罗,我安然入葬。教堂伙计离去,留下我孤孤单单。这时我才发现,马斯顿的名剧《愤世者》中的一行诗“死神是良友,他总敞开大门”,纯粹是个弥天大谎。

  不过,我撞开棺材盖走出了坟墓。墓地里一派阴森凄凉的景象,我为自己的百无聊赖而苦恼。作为消遣,我在无数排列整齐的棺材间摸索着前行,把棺材一具具搬下棺架,打开棺盖,揣度躺在里面的死者。

  当我跌上一具又肥又胖又胀又圆的尸体时,我自言自语:“这肯定是个名副其实的不幸而倒霉的人。他的不幸就在于他一生不能行走,而只能滚爬。他不是像人一样度过自己的一生,而是像一头大象;不像一个人,倒像一头犀牛。

  “他欲获成功的尝试屡屡受挫,他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进程是一个明显的失败。他的不幸就在于他每往前走一步,就要往右走两步,往左走三步。他的研究仅限于格拉伯的诗。他从未体验过单足脚尖旋转时的奇妙感受。而蝴蝶舞步对他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从不曾登上过一座山的峰顶。他从不曾从任何尖塔俯瞰过一个都市的壮美。炎热一直是他的死敌。酷暑总会热得他六神无主、七窍生烟,使他总要梦见火焰和窒息,梦见山上重叠着山,梦见珀利翁山摞在俄萨山上。他透不过气,一言以蔽之,他是透不过气。他认为吹奏管乐器是一种放肆。他是自动扇、招风帆和通风装置的发明者。他赞助过风箱制造人杜邦。他在试图吸一口雪茄时悲惨地死去。他的情况引发了我浓厚的兴趣,他的命运使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

  “但这儿,”我说,“这儿,”说着,我心怀恶意地把一个又瘦又高、形体古怪的家伙从他的棺材中拽了出来,他那怪异的外表给我一种极不舒服的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可怜的家伙不值得任何同情。”这样说着话,为了把那家伙的容貌看得更清,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了他的鼻子,使他一下从地上坐了起来。我一边捏着他的鼻子,一边继续自言自语。

  “不值得,”我重复道,“任何同情。到底谁会想到去同情一个影子呢?再说,难道他还没有充分享受死亡的幸福?他是细高的纪念碑、制弹塔、避雷针和伦巴底白杨的起因。他那篇题为《影与影子》的论文使他不朽。他以杰出的才干编辑了《白骨堆上的南方》的最后一版。他早年进入大学,研究气体力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终日无休止地闲聊,吹法国小号。他还出资保护风笛。巴克利大人155能迎着风走去,却不能迎着他走来。温德汉姆和阿尔布瑞斯是他最中意的作家。他最喜欢的艺术家是菲茨。他在吸气的时候光荣牺牲。就像圣哲罗姆所说的那样:谦虚的美名毁于微风156。他毋庸置疑是一个……”

  “你怎能?——你——怎么——能?”我的批评对象突然打断了我的话,为了透口气,他已拼命地扯掉了蒙住他嘴巴的绷带,“兰克布瑞斯先生,你怎么能如此凶残地捏住我的鼻子呢?难道你没有看见他们是如何堵住了我的嘴?你肯定知道,如果你知道什么,我有多少气非出不可!但你若是不知道,那你坐下来听听就会明白。就我的处境而言,真正的安慰莫过于能够张开嘴巴,能够尽情倾诉,能够与一个像你这样认为不应该随时打断一名绅士讲话的人交谈。打断别人的讲话是令人讨厌的,理所当然应该被废除,你难道不这样认为?别回答,我求你,一次有一个人讲话就够了。我一会儿就说完,那时你再说。先生,你究竟是如何到这地方来的?我求你别吭声,我到这儿已有些时候了,可怕的事故!我想你听到过——可怕的灾难!打你家窗下经过,就在不久以前,大约在你迷上舞台艺术那段时间,可怕的事故!听说过‘透气’这个词吗,嗯?别吭声,我告诉你,我当时把别人的气透过来了!这下我总是透不过气。在街角碰到勃拉柏那个喋喋不休的家伙,他不给我机会说出一句话,不容我插进一个字,结果我犯了癫痫病,勃拉柏逃走了,那些该死的白痴!他们以为我没气了,便把我埋在这里,他们干得可真够漂亮!我听说过你对我的那些议论——每个字都是谎言,真可怕!真奇怪!真残暴!真讨厌!真不可思议!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人们不可能想象我听到那番如此出乎意料的谈话时惊讶或喜悦的心情,我渐渐明白,被那位绅士(我很快就认出,他是我的邻居温德纳夫先生)那么不幸地透过去的那口气,实际上就是我在与妻子对话时所丢失的呼吸。时间、地点和当时的情形都证明这一定确凿无疑。但我并没有马上松开温德纳夫先生的鼻子——至少在这位伦巴底白杨的起因继续向我解释时没有松开。

  在这一点上,我被一种习惯性的谨小慎微所驱使,这种谨慎历来是我的主要特点。我想到在我保鲜防腐的路上,也许还存在许许多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只有靠我自己坚忍不拔的努力才能克服。我认为有许多人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敝帚自珍,无论这些东西是多么的毫无价值、令人讨厌,甚至使人痛苦,可一旦为别人所得或被他们自己抛弃,他们总想得到与别人的受益程度成正比的好处。难道温德纳夫先生就不可能是这种人?若我表示急于想得到他现在正心甘情愿要抛弃的这口气,那我说不定正好把自己暴露给他贪婪的要求。我感慨万端地记得这世上有那么些无赖,他们甚至会无所顾忌地抓住每一个不公正的机会占邻居的便宜,而且(恰如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所说)正是在人们最迫不及待地想摆脱自己所承受的灾难时,他们最不想去替别人消灾化难。

  脑子里盘旋着诸如此类的考虑,两指仍紧紧捏着温德纳夫的鼻子,于是我认为有必要将自己的回话修饰一番。

  “怪物!”我以一种愤怒的声调开始,“怪物!两口气的白痴!难道不是因为你的不仁不义,上天才高兴用双重呼吸来使你倒霉?我说,你居然敢用老熟人的腔调来跟我套近乎?‘我撒谎’,当然!‘别吭声’,遵命!真是一场对一位只有单呼吸的绅士的美妙谈话!还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有能力消除你活该遭受的灾难时,在我有能力削减你不幸多余的那口气时。”

  像布鲁图157一样,我故意按住话头等候反应。果然,温德纳夫先生的反应马上如一阵旋风把我制伏。声明连着声明,道歉接着道歉。无论多苛刻的条件,他都愿意接受,而没有一个条件对我没有好处。

  准备工作终于就绪,我那位熟人把他多余的呼吸交付于我。(经过认真仔细的检查之后)我给他开了一张收据。

  我意识到许多人将责怪我以如此马虎草率的方式来讲述这一如此精细微妙的事件。人们将会认为我本来应该对这一事件的细枝末节进行更为严密详尽的描写,这样很有可能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来阐释物理学的一个十分有趣的分支。

  很遗憾,我不能对上述意见一一作答。我所能给予的答复仅仅是一个暗示。的确有些细节可谈,但我思量再三之后,认为对一件如此微妙的事谈得越少越安全。如此微妙,我重复一遍,与此同时,这事还牵涉一个第三者的利益,而我眼下丝毫不想招惹他的愤怒和怨恨。

  在做好必要的准备之后,我们很快就开始了逃离坟墓地牢的行动。我们复苏的声音所汇成的声浪很快就清晰可闻。辉格党编辑西索尔斯重新发表了一篇题为《地下声音的本质与起源》的论文。紧接着就是一家民主党报纸专栏中的一番答复、辩解、驳斥和澄清。直到为了解决这场争端而揭开墓顶,我和温德纳夫先生的出现,才证明两党都明显地大错而特错。

  在结束述说这经历足够丰富的一生的某些奇闻怪遇之时,我不能不再次让读者注意到那不偏不倚的哲学的价值。它是一面可靠而适用的盾牌,可以抵挡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且又完全不可理喻的灾难的箭矢。正是以这种智慧之精神,古代的希伯来人坚信天国之门将不可避免地为罪人或圣人敞开,他们将用健全的肺脏和绝对的虔诚高呼“阿门”。正是以这种智慧之精神,当一场猖獗的瘟疫在雅典肆虐而任何方法都不能将其祛除之时,埃庇门笛斯,如第欧根尼·拉尔修在他的第二本书里谈到那位哲学家时所说,提议为“真正的神”建起神龛和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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