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在秦朝建立統一王朝之後的歷朝歷代，皆爲國之“要政”。漕運有其特殊的社會歷史含義，主要指中國古代各王朝通過水道將各地的糧食等物資運至京城，以滿足官俸、軍餉和宮廷的消費。不過，隨着歷史的發展和自身功能的拓展，漕運的含義也有了更爲廣泛的社會性。
漕運是集權政治和小農經濟結合的產物。中
國古代，統一王朝的建立，導致統治格局的重大變化，即全國性統治中心的確立、從中央到地方官僚體系的形成、龐大軍事體系以及全國性社會秩序的建立。這一變化促使王朝必須建立一個有序的、有保障的、以糧食爲主體的物資供應體系。然而，以農立國的經濟特性，使得統一的集權王朝在建立物資供應體系時，不得不面對廣泛而分散的小農經濟。集權政治有效地使小農成爲賦稅與搖役的雙重負擔者，成爲國家的生存基礎。這是漕運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動因。
作爲一項大型的糧食徵運活動，隨着漕運制度的不斷完善，規模不斷擴大，用途日益廣泛，漕運的社會意義與社會功能也越來越突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漕運重心的演變，反映了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變化格局；二是漕運與中國社會形成越來越緊密而廣泛的關係，日益滲透到社會的諸多領域。
秦漢時期，定鼎西北長安，全國的經濟重心也在北方，關中和山東最發達，漕糧多半取之於這兩個地區，漕運則經由橫貫中原的黃河和渭水，方向是由東至西。由於政治、經濟制度尚處於初步階段，漕運體現出無常制、無常時、無常額的特徵，漕糧多爲軍用。唐宋時期是漕運的大發展時期。隋唐兩代，仍定都北方，但由於南方經濟的興起和北方長期動盪的社會環境，漕運中心逐漸南移，尤其是到了唐代，漕糧徵派日益依賴南方，漕運方向由東西向轉爲東南、西北向。而此時大運河的開疏工程，也使得它在漕運和南北交通中的重要功能逐漸顯現。北宋設都汴梁，以汴河、黃河、惠民、廣濟四河進行漕運，其中以汴河所運漕糧最多，漕運方向大體也是東南、西北向。由於運河的開通以及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成爲漕運的重心。這一時期是漕運制度發展的重要時期，逐漸形成了相應的成法、固定的職官和額定的年漕量，漕運成爲一個較完整的經濟體系。元代定都大都，由於種種原因，主要採用海運的形式運輸漕糧，但大運河仍爲河運南方漕糧的唯一水道
。明清兩代建都北京，漕糧絕大部分徵收於南方，運河成爲唯一的南漕北運的河道。這一時期，由於歷代的積累和統治者的重視，漕運制度不斷完善，漕運的組織、機構、政策十分嚴密和健全。
在漕運方向由東西向到南北向的轉變過程中，伴隨着中國政治、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尤其是經濟重心由北至南的遷移過程。秦漢時期北方農業經濟在全國遙遙領先，隋唐時期南方經濟迅速發展，宋代“蘇湖熟，天下足”諺語流行，明清時期“湖廣熟，天下足”新諺流傳——中國古代農業經濟的這種發展軌跡與特點，在漕運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
漕運的社會功能主要體現在大運河時代，在大運河成爲漕運的主體水道之後，漕運藉助大運河溝通南北的便捷條件，將漕糧轉運到全國大部分地區，成爲王朝調劑物資、制衡社會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明清兩代，漕運的社會歷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在政治領域，漕運始終是維繫歷代中央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後，出現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於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着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供應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並極大地支撐着整個中央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漕糧成爲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佈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禦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爲強大物質後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其他朝代何嘗不是如此！
在經濟領域，漕糧徵派的重點地區，多爲農業生產的發達之區；而應漕運之需所進行的水利開發，在一些地區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水利的發展。漕運對於商業經濟的促動作用尤其突出。漕運極大地促進了商品流通，唐宋以降，漕運中出現附載私貨的現象，到了明清時期，朝廷開始認同這一現象，並制定相關政策予以規範。尤其是清代，對於漕運人員附載“土宜”的數量限制不斷放寬，如康熙年間，准許每隻漕船附帶“土宜”60石，雍正年間，在此基礎上加增40石，一年之後，又進一步加增，至每隻漕船准許附帶“土宜”126石。回空船隻捎帶北方
貨物的現象也十分普遍。大運河上年復一年的大規模漕運活動，有力地促進了南北的商品流通。
在經濟領域，漕運對城鎮盛衰的影響最爲明顯，尤其是運河沿線的城鎮。一方面，隨着運河的開通和運輸條件的不斷改善，一大批城鎮隨之興起;另一方面，運河漕運的日趨頻繁，以及它所帶來的大量商品和貿易機會，極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販及其他各類“趁食”者的彙集，運河沿線城鎮的繁榮也成爲自然的事情。明清時期，運河沿線的臨清、濟寧、淮安、揚州等，雖然不能說完全是因爲漕運而興盛，但漕運的北上南下，以及它所促成的貿易機會，一定是這些城鎮繁盛的主要原因。漕運帶來的交通便利與商品流動，城鎮的日趨興盛，促成了運河沿岸市場網絡的形成。運河一線城鎮的興衰，多與運河的流暢與否、漕運的正常與否緊密關聯。漕運盛，則運河旺，運河城鎮也隨之興旺發達。近代以後，運河漕運逐漸衰敗，運河運輸功能日弱，運河沿岸城鎮隨之衰落。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漕運、運河、城鎮之間的依存關係。
在社會領域，隨着制度的完善和規模的擴大，漕運逐漸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爲主體的窠臼，發揮着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功能，成爲維護王朝穩定和制衡社會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會中後期，統治者熟練而頻繁地利用漕運進行社會制衡與調控，消弭諸如重賦、災禍以及物價波動等造成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糴與糶，一是賑濟災荒。唐宋時期，和糴已發展成爲一種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調節各地區由於豐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糧食市場價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糴完全是通過漕糧來實施的。明清兩代王朝，着力於漕糧在平糶方面的運用，成效突出。與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時期的平糶，主要是爲了緩解糧食生產、災害等因素對市場造成的衝擊，完全是從調節市場、平抑物價出發。運用漕糧賑濟災荒，自秦漢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爲朝廷的一項慣常舉措。
此外，漕運在促進南北文化交流和區域社會開發等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當然，漕運畢竟是專制集權政治的產物，具有這種體制中的諸多劣根性；更爲重要的是，漕運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財富的手段之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當中國步入近代社會後，漕運便在社會的鉅變中走向消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