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香港爲什麼變成這樣子。
四個月前，我完全沒想過，我們這個城市今天會是如此模樣。
佇立於瘋狂與理性界線上的模樣。
而這界線逐漸模糊，我們漸漸分不清到底什麼是理智，什麼是瘋狂，什麼是正義，什麼是罪惡，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也許，我們只能祈求自身的平安，生存變成活着的唯一理由，唯一的目的。
真可笑哩。
或許我想太多了，畢竟我只是個二十歲不到的小夥子，這些深奧的道理，我管不著，也沒有能力去管。
每次我跟大哥提起社會議題，他都會笑着說：“你連工作都沒有着落，那些大道理你管得着嗎?”
他說得對。
大哥比我大三歲，但跟我沒有血緣關係，我們只是相識多年，現在住在同一間板間房ⓧ的“難兄難弟”，對，就像幾年前胡楓和謝賢主演的那部電影《難兄難弟》，兩個窮光蛋在社會上努力掙兩餐而已，那電影裡，兩位主角分別叫“吳聚財”和“週日清”，諧譫他們窮得要命ⓧ，每天也要想方法騙飯吃，我們兩兄弟雖然不至於那麼潦倒，但除了勉強有個住處、每天有清茶淡飯充飢，也沒能貯上半分鏝。
我父母死得早，結果中學沒念完便得找工作，這幾年間打遇不少短工，可是自從五月那場“風暴”爆發後，工作便更難找。所有工會都呼籲罷工，抗爭，即使我想在工廠找份普通的工作，也遇上重重困難。這陣子，我只能在房東的士多ⓧ替他顧顧店，或者噹噹跑腿賺點零用。
房東姓何名禧，大約五十多六十歲，跟老婆在灣仔春園街經營一間叫“何禮記”的小士多，何太太叫什麼名字我忘了，事實上，如果不是每天看到招牌上那三個斗大的字，我也很可能忘掉何先生的全名，畢竟我只稱呼他們做何先生和何太太，或是“包租公”和“包租婆”’ⓧ。士多在一棟四層高房子的一樓，二樓是何先生的住所，因爲他們的子女已遷出多年：兩夫婦便把偌大的寓所弄成幾間板間房：出租給我們這種單身的年輕人。雖然房間“冬寒夏暑”，蚊蟲又多，廁所和廚房共用，早上大夥兒都爭先恐後，不過看在便宜的租金分上，我毫無怨言，甚至自問比他人幸運百倍。房東何先生和何太太人很好，從不催繳欠租，逢時按節更會請我們吃飯，即使外表看不出來，我猜想何先生其實有點稹蓄，不愁衣食，他每天開店閉店只是習慣，並不在意店子賺蝕。
何先生常常說，年輕人要有大志，別打算一輩子當工人，或者在小店打零工，我很清楚這事實，大哥也有叮囑我，有空要多進修、多翻字典學好英文，將來便能出入頭地。有時美國水兵來土多買汽水啤酒，我也會試着跟他們用英語交談，雖然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明白我在說什麼。
ⓧ板間房：香港的高樓空間大，五十年代起不少戶主利用木板將空間分隔出一個個小房間出租，這些房間稱爲板簡房。
ⓧ難兄難弟：一九六○年香港喜劇電影，霹演爲秦劍，其後多次重拍及改編成電視劇。
ⓧ吳聚財、週日清：“吳聚財”粵語諧音音“唔衆財”即是“無法累計財富”，“週日清”戲謔“每天都清袋(花光口袋裡的錢)”。
ⓧ士多：主要販賣零食、飲料、雜貨的小商店，譯音自英文“Store”。
ⓧ包租公、包租婆：粵語中對男房東和女房東的別稱。
其實每天讀報，在招聘廣告中找合適的工作時，我總會想到一條出路。我可以去考員警。雖然俗語說“好仔不當差”田，但既可以打抱不平，教流氓忌憚憚三分，又有穩定收入，婚後更提供宿舍，員警這職業不是相當理想嗎?有人說當警員要被英國人上司頤指氣使，然而，即便我在中環當個文員，搞不好大老闆也是洋人，什麼民族誌氣，在這個社會上根本是空談。可是，大哥一直不贊成我去考員警，他說員警命賤，政府出錢買的是死士、是肉盾，警員不過是英國人高官的保鑣，萬一港英政府遇上什麼風波，員警只是可以放棄的棋子。
我沒想到，大哥竟然說中了。
現在回想，事情的開端不過是j件小事。四月時，九龍新蒲崗有一間工廠發生勞資糾紛，僱主訂定一些苛刻的規定，像是不允許工人請假等等，於是工人提出反對，雙方談不攏，僱主更找藉口解僱代表勞方談判的工人，結果變成工潮。部分工人集會聲討無良僱主，阻礙工廠運作，警方奉召清場，工潮變成暴動，工人以石頭和破璃瓶子襲擊員警防暴隊，警隊便以木彈ⓧ還擊。政府宣佈東九龍實行宵禁，而香港各大工會組織加入戰幽，趁著中園大陸的革命狂熱，跟港英政府對立，原本一樁簡單的勞資糾紛，急遽演變成政治鬥爭。
之後情況便失控了。
工人和老闆之間的不和，在一個月之內，上升至中國和英國之間的國家級紛擾。獲北京支持的香港左派工人成立簡稱“鬥委會”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發動羣衆包圍港督府，指責政府是法西斯，殘害香港的民衆，以獨裁手段逼迫左派分子;香港政府卻擺出絲毫不讓的態度，派警員鎮壓示威騷亂，出動能淚彈驅散羣衆，動用武力拘捕“刁民”，爲了抗議，工人們發起罷工罷市，左派學校罷課，不少市民警應，而政府以宵禁還擊，香港島自二十年前的二次大戰後再次實施宵禁。
七月初，一羣中國民衆越境進入香港邊境禁區沙頭角中英街“支援”香港工人，集會抗議，駐守的香港員警開槍驅趕，不料這引來中國民兵還擊，雙方爆發激烈槍戰。死守的警員彈盡被困，在英軍派兵增援時，已有五名醫察殉職。
“大陸要提早收回香港嗎?”我記得，那天我在士多聽收音機新聞時，何先生這樣說過。
雖然我曾聽說，香港的“租約”在三十年後的一九九七年纔到期，但天曉得毛主席會不會叫解放軍進攻香港，趕跑英國人。一九九七和一九六七，不過相差一個數字而已。
槍戰發生數天後，不少人說英國人準備撤退了，撒手不管香港了。香港有大量英國人居住，如果真的爆發中英戰爭，他們要跑，員警便是確保他們順利逃走的棄卒。那時候雖然大哥沒提起我想申請當員警的事，但我知道他心裡一直在說：“看，我早說過嘛。”
縱使今天距離事件接近兩個月，中英雙方的軍人再沒有爆發衝突，但“共產黨打算解放香港”的想法仍不時在我們心中冒出。港英政府在七月二十二日發佈緊急法令，不單收藏武器火藥違法，就連身處蔽有違禁品的場所的人、跟身懷武器者同行的人也會一同被起訴。持有具煽動性文章的單張，宣傳反政府的海報一律犯法，而只要三個人聚集在一起，便會被視爲非法集會。除了獲北京直接支持、英國人不得不顧忌的大報外，好幾開小規模的左派報館被查對，報紙被勒令停刊，什麼“法治精神”、“新聞自由”，這時候統統是屁話。
只是，二個巴掌拍不響“，左派工人也用上極端手段”反英抗暴”。
ⓧ好仔不當差：“當差“是“任職員警”的俗語。香港以前普遍認爲，員警不是良好職業。
ⓧ木彈：防暴武器的一種。六○年代香港防暴隊配備一種由催淚彈發射器改裝成的“警棒槍”，能發射直徑三點五公分、長一一十二公分、重約二百克的木製“小警棒”(木彈)。木強攫到地面後會以不規則的方向反彈，但高度不到一公尺，所以只會擊中暴徒的雙腿，並不致命。
左派分子先用魚炮和鏹水做爲武器，襲擊警員，而當香港員警聯同英軍出動直升機突襲左派工人和鬥委會的據點，拘捕工人領袖後，左派發動了炸彈襲擊。近一個多月，滿街都是真假炸彈，他們爲了令員警疲於奔命，在街道上佈置“真假鳳梨陣”ⓧ。這些炸彈外表看起來差不多，就是一個鐵盒或紙箱，但有些是混合金屬碎片和泥土的假貨，有些卻是具殺人威力的真炸彈。這些炸彈不單放在政府機構門外，連電車站、巴士上，非左派的學校都被波及。ⓧ
只要你走在街上，便有可能被炸死炸傷，我本來挺同情工人的，可是，如今我實在無法認同他們，左派說，這是“以暴易暴”，是“必要之惡”，要對付英團人，一點犧牲是值得的。
我實在無法理解，傷害自己應該保護的人，有什麼“值得”。
我們是人，不是螞蟻。
在這個人心惶惶的氛圍下，我們只能消極地祈求自身安全。
大哥因爲工作關係，尤其令我擔心。他是一位經紀，替相熟的公司搭線，賺取佣金。他沒有固定收入，不走運時只能靠我替房東打工的微薄薪金蝴口，不過媽然談得成生意，便跟我上茶樓，還要上三樓，真奢侈固。爲了找客戶，他每天跑遍香港九龍，所以他遇上示威衡突和炸彈的機會比我大得多。我跟他說要小心一點，他總會回答：“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怕死的話便賺不了錢，賺不到錢，咱們便會餓死。橫豎都要死，還怕什麼?人要冒險，才能得到世間財嘛!”
雖然我不像大哥那梭子，要來往港九各區，但有時也要替何先生送貨收貨，離開店子。爲了察覺危險，我已習慣眼觀四處，打醒十二分精神，每天走在街上時，都會留意附近有沒有可疑的人物或物件，左派分子通常會在炸彈放置位置貼上反政府的標語或口號，就像新春在大門貼春聯似的，左聯“紅燒白皮豬”，右翳“生炒黃皮狗”，橫批“同胞勿近”，不過用的是白紙，我可能該說“像靈堂的挽對”才貼切吧，“白皮豬”指英國人，而“黃皮狗”便是“爲虎作倀”的華人員警。我想，對左派支持者來說，甘願替英國人賣命的中國人跟日本侵華時期的漢奸無異，都是背棄了民族大義的賣國賊。
而華人警員似乎比洋警官更憤怒，更痛恨這些左派。
我見過不只一次，員警鐵腕對付市民。
在這個非常時期，一般大衆都知道凡事小心，不要惹禍。如果被員警盤問，千萬別出言頂撞，因爲一個不留神，被對方盯上，下場便是被抓進監牢。“五月風暴”發生前，員警已有不少特權，像何先生的貨物稍稍佔用了大街的路面，便會被員警發告票，不過如果事前有打點一下，付一些“茶錢”給巡邏警員，這些小問題便能私下解決。然而，暴動發生後，員警有權拘捕“可疑分子”，“妨礙警務人員辦公”、“拒捕”、“參與騷亂”、“非法集會”等等，都是單憑警員一面之詞便能定罪的指控。
想不到，以“莫須有”入罪，會在今天的香港社會出現。
在灣仔春園街，我經常遇到兩位巡警，一位的編號是六六六三，另一位的編號是四四四七。他們的號碼有夠碰巧的，我暗中稱他們做“阿三”和“阿七”，看樣子阿三年紀比阿七大，大概是阿七的前輩。上個月我看到有人派發反政府傳單，好巧不巧被阿三和阿七連到。阿三不由分說，左手抓住那人的手臂，右手便賞對方兩三記警棍，打得對方頭破血流。我清楚看到“犯人”沒有反抗，阿三犯不着下重手，不過這時候無人願意爲那人作證——你敢開聲，便會被當成同黨，一同落難。
ⓧ鳳梨：即凰梨，香港人對炸彈的俗稱。
ⓧ一九六七年香港騷亂期間，警方共發現八千三百五十二個懊韃爆炸品，其中一千四百二十個是真炸彈。
ⓧ香港六○年代的茶樓，樓層愈高，茶價和食品愈賣，有“有鏤樓上樓，無錢地下踎”的俗諺。
雖然阿七從不插手阻止前輩，但我知道他比阿三正直，他們兩人經常在巡邏時到何先生的士多買汽水解渴，阿三不會付錢——何先生說過這點小錢不必計較—但阿七每次都付足款項。我有次跟阿七說，老闆說不付也可以，沒想到他回答：“我不付，你的老闆收入減少，萬一令你失業，你淪爲罪犯，我的工作便更多了。”
他的語氣跟大哥有點相像。
街坊們都知道阿七是個好員警，只是辦事有點過於死板，對前輩的命令言聽計從。看到阿七，我便會想員警似乎是個不錯的工作，當然，那是在暴動爆發之前的事。在今天這個風頭火勢，選擇當員警相當不智，英國人一走，“黃皮狗”便成爲被批鬥的對象，阿三和阿七大概要掛上木牌遊街示衆，清算“罪行”。
不過，聞說因爲暴動，警隊招聘的門檻降低不少。有些華籍警員受到左派感召，不屑跟“法西斯”英國人爲伍，自行離職不幹：也有一些人擔心遇上類似沙頭角槍戰的事件，或是在暴動中被暴徒所殺，於是向上級請辭。何先生在灣仔住了很久，跟一些醫長相熟，從他們口中知道，這幾個月來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二十四小時候命，在家一收到電話便要出動，而除了本來的工作外，還要到防暴隊值班。政府爲了穩定軍心，員警加薪百分之三，還調高加班費，甚至提供免費伙食。何先生說負責分發薪水給下屬的醫長的公事包裡，有時會有一疊疊厚厚的鈔票哩。
政府以金錢利誘員警留下，其實左派也差不多。
工人罷工，失去收入，沒飯吃自然沒能力談什麼“鬥爭”，工會領袖會接濟罷工工人，每月發放津貼，付一、兩百元給他們，讓他們去示威集會ⓧ，我不知道爲什麼工會有這麼多錢，有人說是中國政府暗地裡撥下的“革命”資金，我只知道，這場對抗並不是單純的意識形態之爭，還牽涉到不少金錢利益，可能這就是現實。
罷工工人獲得資助的情報，是我親耳聽來的——跟我和大哥爲郊、住在何先生的板間房的，正好有兩位左派分子。何先生租出了三間板關房，一間住了我和大哥，旁邊一聞住了一位元叫杜自強的記者，另一問的租客叫蘇鬆，是一位紡織業工人。
蘇先生在五月尾響應工會號召罷工，旋即便被老闆解僱，雖然他失去工作，但他仍有付租金給何先生，我好奇一問，他告訴我“工會領導”有給他薪水，另外完成特別任務更有酬勞，他勸告我加入他們的行列，同心合力推翻英國人的統治，說現在是難得的機會，革命成功的話，我們這些“思想純正”、“及時區分敵友”的同志便能擔當領導工作。我沒有明言拒絕，只說我要跟大哥商量一下，再作打算。我猜如果我婉拒他的要求，他可能會把我當成“反動分子”，將來有什麼後果我真的談不上來。
相比起態度強硬、滿腔熱血的蘇先生，杜自強反而像是個“逼上梁山”的左派，杜先生本來在報館工作，負責經濟新聞，可是因爲他工作的報社是被政府查對的左派報社之一，他無辜地被牽連，失去工作。無奈之下他只好加入鬥爭，一來工會接濟可以解決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二來鬥爭成功，報館重開，他便能再次受僱。他跟我說這些時一臉愁容：我想就連他自己也不認爲政府會讓步，報紙會復刊。
這個時代就是如此弔詭。我每天擔心着大哥和自己會被炸彈炸死、治安日壞、政府倒臺、社會癱瘓、城市陷入戰爭，而我每天卻裝作若無其事地替房東顧店，跟代表“造反派”的鄰居道早安，賣汽水給代表“法西斯”的警員。電臺播音員大罵左派爲禍社會、破壞安寧，親中的報紙社論痛斥港英軍警“瘋狂迫害”愛國組織。雙方都自命正義，而我們這羣民衆束手無策，在強權和暴力下任人宰割。
ⓧ六○年代，一般工人的月薪大約是二百港元。
在八月十七號之前，我以爲自己會繼續這種無奈的生活，直至暴動平息，或是英國人撤走。
我沒想到，我偶然聽到的一句話，令我捲進漩渦，置身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