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九日，星期六，早上十點，我呵欠連連、睡眼惺忪地替何先生點算士多的存貨。我昨晚噩夢連連，半夜驚醒了好幾次，雖然我嘴上說不蹬姓杜和姓蘇弄出來的這渾水，但心裡總是覺得不插手不行。
昨晚回家後，我一直留意著杜自強和蘇鬆兩人，看看他們得知鄭天生被捕後，會不會有什麼行動。蘇鬆完全沒有異樣，跟平常的態度一樣，而杜自強明顛坐立不安，今天早上九點我在士多幫忙時，便看到他們兩人一同外出，蘇鬆還主動跟我打招呼。我有留意他們有沒有拿着可疑的手提袋，但他們兩手空空，看來炸彈不在他們身上。
我心不在焉地點好貨品後，回到店面替何先生顧店——他說他約了很久沒見的朋友飲茶，中午十二點左右回來。
我盯着店裡的時鐘，想着字條上的內容。
還有十分鐘便到十點半，這時候，警方是否在尖沙咀員警宿舍，準備拘捕疑人?假如蘇鬆或杜自強真的要去放炸彈，他們會不會看穿員警的佈局，及時中止計畫?抑或是，鄭天生被捕的消息已傳到他們耳中，於是領導臨時改變計畫?
令早大哥跟我說，他下午約了客戶到新界看地皮，成事的話佣金很高。他說今晚會在朋友家留宿，叫我不用等他。我想起鄭天生字條中提及沙田火車站放置真炸彈，可是我又不想提及昨天的事，於是叫大哥別搭火車，說這陣子交通工具和車站不時發現“鳳梨”，要他小心提防。
“我的客戶有私家車：你不用擔心啦。”他笑道。
我打開收音機，一直留意著新聞。但新聞沒有提及炸彈，只在說那個英國空軍參謀訪港的事，以及在北京被軟禁的英國記者格雷的最新消息e。十一點多，穿着整齊制服的阿七經過，跟我買汽水。
ⓧ新華社香港分社記者薛平及多名記者自一九六七年七月開始先後被捕，北京指港英政府無理迫害左派新聞工作者，對英國路透社駐北京記者格雷(Anthony Grey)採取報復行動，將格雷駿禁，北京、倫敦和香港政府三方角力，陷入外交困局，各方曾考慮互相交換“人質”，但並不成功。最後在一九六九年十月：香港所有左派記者獲釋後，格曾重獲自由。
我將瓶子遞給他後，想了想，下了一個決定。
“長官，今天只有你一個人?”我說。我不知道在這時勢跟員警搭話是不是好事，但至少今天阿三不在，阿七不會胡亂抓人。
“對，人手不足，所以今天我只好一個人巡邏。”阿七態度一如以往，簡潔地回答。
“是……到尖沙咀員警宿舍戒備嗎?”我語氣謹慎地問道。
阿七放下瓶子，轉頭瞧着我，雖然我曾有一絲擔憂，但看到他的表情，我想我的話沒有引起太大的反應。
“你果然看到了。”阿七說。他話畢繼續喝汽水，完全不把我剛纔說的話當作一回事。我沒看錯人，他比阿三友善得多，換作阿三，我可能已被狠狠吆喝，給當成“死左仔”看待。
“我……我看到字條上的內容。而且我認識那傢伙。”我大膽地說。
“哦?”
“那傢伙叫鄭天生，本來是個紡織廠工人，但響應工會罷工，加入了那些組織。”
“你也是組織的人嗎?”阿七的語氣沒變，這反而令我有點吃驚。
“不，不是。我跟他們毫無關係，只是那個姓鄭的跟我一位‘同屋住’ⓧ朋友，我之前見過他幾次。”
“原來如此。所以，你有情報告訴我?”
“有……”我有點吞吞吐吐，不知道如何說才能確保自己不惹上官非，“我前天巧合地聽到鄭天生跟同夥談論策動襲擊的事。”
“前天?那你爲什麼沒有立即通知警方?”
糟糕，他好像要把罪責怪到我頭上來了。
“我，我不肯定啊，我只是睡午覺時，朦朧中聽到只言詞組，如果昨天我不是瞄到那張字條，以及知道銅鑼灣裁判司署發現炸彈，我都不敢確定我聽到的是事實。”
“那麼，你聽到什麼?”
我將我聽到的話大略複述一次，再交代一下自己的身分和住處。當然我把那些“白皮豬”“黃皮狗”刪掉，沒有轉述。
“即是說，那個”鄒師傅“、記者杜自強和工人蘇鬆應該跟事件有關?好，我會通知雜差房ⓧ的夥計，他們會拘捕嫌犯。”阿七邊說邊用筆記下名字。“那個記者我以前碰過幾次面，但姓鄒的和姓蘇的沒有印象……”
“長官，你誤會了，我說出來不是爲了舉報他們啊。”我搖搖頭，“你不覺得事情有點古怪嗎?”
“古怪?”
“我聽到他們說，佐敦道碼頭”什麼的，但昨天的字條上都沒有。”
“字條上寫了什麼?”
“就是銅鑼灣裁判司署、尖沙咀員警宿舍、中央裁判司署、美利樓和沙田火車站。”
“你記性挺好啊。”阿七的語氣帶點嘲弄。他是不是懷疑我是鄭天生的同黨，正在用詭計騙他?
ⓧ同屋住：粵語，即室友，但尤指住在套房或板間房的鄰居。
ⓧ雜差房：六○至七○年代刑事偵緝處的俗稱。
“我平時替何先生送貨，一次要記四五個位址，所以纔會看一眼便記得。”我解釋道。
“那麼，你認爲因爲名單裡沒有跟‘碼頭’相關的地點，所以有古怪嗎?”
“對。”
“如果犯人真的依照名單放置炸彈，船是必須採用的交通工具，自然會提及碼頭嘛。”阿七輕鬆地說。“杜自強和蘇鬆跟你住在這兒，蘇鬆又說過姓鄒的‘住得近’，他們要到九龍尖沙咀放‘假鳳梨’，便要乘渡輪過海，事實上，如果按名單上的地點和時間，他們還要來回港島九龍兩次，因爲他們在尖沙咀放炸彈後，還要回到中環，在中央裁判司署和美利樓動手，之後再遠赴新界的沙田火車站。”
“這不可能啊。”
“不可能?”
“你記得那名單上還寫了時間吧。”我說。
“記得。那又如何?”
“在中環美利樓動手的時間是下午四點，在沙田火車站動手是五點，一個鐘頭之內怎可能從中環跑到沙田?光是渡輪便要花上半個鐘頭了。”
“那可能不是動手時間，而是炸彈爆炸的時間啊。”阿七反駁道：“炸彈在四點爆炸，很可能在兩點便放好了。名單上前一個地點是中央裁判司署，跟美利樓相距不過十數分鐘行程。”
“不對。那一定是‘動手時間’。”
“爲什麼你如此肯定?”
“因爲銅鑼灣裁判司署的炸彈沒在昨天早上十點爆發啊。”
阿七低頭不語，像是在思考我的話。名單上有“早上十點、銅鑼灣裁判司署、真”的字眼，如果那是“爆炸時間”，那昨天職員在十點十五分才發現爆彈便不對了。更何況名單上有兩個地點註明了“假”字，假炸彈根本沒有“爆炸時間”嘛。
“所以。”阿七擡頭瞧着我，“你認爲杜自強、蘇鬆，鄭天生和姓鄒的本來打算分頭行事?”
“這也不對。雖然他們有四個人，每人負責一個炸彈，想來好像挺合理，但我聽到蘇鬆跟鄒師傅談及‘執行細節’，所以他們應該會共同行動。”
“那即是還有更多同黨。”
“雖然這也是可能性之一，但我還有一點搞不懂。”
“搞不懂什麼?”
“今天是星期六，政府部門在週六只有上午辦公吧。”我指了指牆上的日曆。“爲什麼他們會選下午到政府大樓放炸彈?既然要冒相同的風險，自然想得到最大的成果啊?他們要放炸彈，對付政府官員，應該在週一至週五，或是週六早上動手，效果才明顯。”阿七微微露出訝異的表情。員警近期沒有休假，忙得要死，大概連今天是星期幾也忘了。
“那麼，你有什麼想法?”阿七問我。他的表情比之前認真，似乎覺得我言之成理。
“我懷疑那名單是假的。”
“假的?”
“鄭天生是餌，用來誤導警方。”我說：“他知道你們每天這個時間會經過這兒，於是特意在你們面前出言冒犯，再讓你們發現那張寫上假情報的字條。”
“如果這是真的話，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當然是要掩飾真正的目標。如果今天警員和拆彈專家都在名單上的地點戒備，聯絡和調動人手自然比平時更麻煩，其他地點的防備便鬆懈了，而這個真正的目標跟以往不一樣，他們不會在炸彈旁留下明顯的警告，純粹意圖利用爆炸製造恐慌，‘震得港英心驚肉顫’。鄒師傅對鄭天生說過‘辛苦你了’，鄭天生的語氣也像是準備犧牲似的，蘇鬆亦說過鄭天生處理的是，另一方面，我想，這是苦肉計加上聲東擊西，犧牲一名同志，換取行動勝利。”阿七臉色一沉，沉默片刻後，逕自走到電話前，提起話筒。
“等等!”我喊道。
“什麼?”他回頭問我。
“你要打電話通知上級嗎?”
“當然啊，還要問嗎?”
“可是我們剛纔說的，只是一種猜測啊。”阿七把手指擱在電話號碼盤上。
“萬一你通報上級，重新調配人手後，我們才發覺弄錯了，美利樓和沙田火車站真的發生爆炸，那麼你便會惹上大麻煩。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確定這推理正確。”我說。
阿七眉頭一皺，將話筒放回電話機上。他應該覺得我沒說錯吧。
“你有什麼建議?”他問。
“嗯……先找一下證據吧?”我往上指了指，“他們說過把杜自強的房間當作基地，也許會留下線索。反正那是我家，你去搜查，萬一遇上他人，可以推說是我邀請你作客。”
“我不是’雜差，，蒐證調查不是我的職務範圍……”
”但你至少是員警啊!難道要我一個人當偵探嗎?”我說。這傢伙真是死心眼。
阿七沉默了好一會，再說：“……好吧。從這邊的樓梯上去嗎?”
“你一身軍裝，怎麼看都是在執行職務，現在上去會打草驚蛇啦!”我嚷道，“而且我現在要顧店，不能離開，何先生說他十二點左右回來。”
阿七瞧了瞧士多牆上的時鐘，說：“我十二點半下班，到時換上便服再來。一點在街角等，你帶我上去?”
“好。最好你戴頂帽子之類的，萬一碰上杜自強或蘇鬆，我怕他們認得你。”阿七每天巡邏，有不少街坊認得他樣子。
“我儘量想辦法。”他點點頭。
“記得換鞋。”我再說。
“鞋?”
“你們員警的黑皮鞋太顯眼了，即使服裝和樣子做上工夫，一看鞋子，便知道你是警員。”警員都穿同款的皮鞋，因爲經常要步操，鞋子特別訂造，跟一般皮鞋不同。
“好，我會留意。”他笑了笑。想不到我居然像他上司，命令起他來了。
阿七離開不久，何先生便回來。我跟他說下午有點私事：他沒過問便讓我請半天假，一點正，我前往街角的藥行門口，可是不見阿七蹤影。一個白領模樣的青年突然走到我面前，似要跟我搭訕。
“……啊!”我瞪着對方的臉，看了幾秒才發現他是阿七。他換上白色短袖襯衫，結領帶，胸口口袋插著一支筆，右手提着一個黑色的公事包，就像週六中午剛下班、在洋行工作的文員。最誇張的是他的臉，他戴上一副眼鏡，用髮蠟弄了個“三七分界”，跟平時判若兩人。
“我們走吧。”他似乎對我詫異的表情甚爲滿意，我們經過士多時，何先生還說了句“這是你朋友嗎”，我隱約看到阿七嘴角帶笑。
我謹慎地打開大門，以防跟蘇鬆或杜自強碰個正著，露出馬腳，但客廳裡沒有人，雖然今早我看到他們外出，他們回家必須經過士多店前，但難保我看走眼，我躡手躡腳地走到杜自強和蘇鬆的房門外，仔細傾聽，再到廚房和廁所，確認無人後示意站在玄關的阿七可以進來。
板問房的房門沒有門鎖，這給予我們很大的方便，我輕輕推開杜自強房間的門，裡面跟平時看到的沒有分別。因爲房間沒有鎖，我們會把貴重的東西鎖在抽屜，不過老實說，我們這些窮光蛋根本沒有“貴重的東西”，會打我們主意的小偷一定是笨蛋中的笨蛋。
“我以爲你會拒絕這種非法搜查哩。”我左顧右盼、張望房間的每個角落時，揶揄阿七道。
“緊急法令下，警員可以主動搜查任何可疑人物的居所。這不是我的職務範圍，但我有權力這樣做。”阿七語氣平淡地說，他似乎沒意識到我是尋他開心。
杜自強的房間沒幾件東西，就是有一張牀、一張書桌，兩張木椅、一個抽屜櫃。牀靠在房間右邊的牆，正好貼着我和大哥的房間，捕屜櫃就在牀頭，書桌和椅子在房間左面。牆上有幾個掛鉤，掛著兩件襯衫。我們這些窮鬼，只有“單吊西”o，衣櫥什麼的，都是得物無所用，自然不會出現在房間內。
書桌和抽屜櫃上，放著不少書本，也有好些筆記簿，我猜是他當記者時的工作資料。書桌上還有一盞棱燈、一個筆筒、一個暖水瓶、一個杯子，以及I些放雜物的鐵盒D抽屜櫃上有收音機和鬧鐘，而第一層的抽屜有鎖孔，我伸手拉了拉，發覺上了鎖。
“讓我看看能不能打開。”阿七說。
“我猜，裡面沒有重要的東西吧。”我退後兩步，說。
“爲什麼?這抽屜上鎖了啊。”
“杜自強或許會把重要的東西鎖進抽屜，但我想那個姓鄒的不會。”我邊說邊跪在地上，探視牀底下，“假如我之前說的沒錯，鄭天生被捕是苦肉計，他們準備聲東擊西，使用這種詭計的人才不會把重要的物件放在鎖上的抽屜裡，因爲那太明顯了。萬一杜自強被盯上，員警要搜查，那個抽屜大概是第一個會被破開的目標。我猜裡面應該有一堆煽動性傳單之類，但絕不會有跟炸彈相關的線索。員警搜到傳單，已有足夠理由去起訴犯人，便不會再挖下去。”
阿七停下手，對我點點頭。
“有道理。我看看書桌上的書冊和筆記簿有沒有線索。”他說。
我檢查了牀底下、牀板間。都沒有看到可疑的東西，阿七逐本書翻看，我問他有沒有發現，他只搖搖頭，我們打開沒有上鎖的抽屜，除了一些破舊的內衣褲和雜物外，沒有任何異樣。
“你聽到他們討論陰謀時，有沒有什麼特別發現?”阿七問。
我努力回憶前天聽到的每一個細節。
——“總之阿杜和阿蘇從北角出發，我會在這個據點等候。”
我記得姓鄒的說過這句。
“啊!是地圖!”我靈光一閃，嚷道。
“地圖?”
“鄒師傅說過，他會在‘這個據點’等候杜自強和蘇鬆。我那時以爲他說的是這個房間，但現在細心一想，那句話大有問題。如果他叫杜自強他們在這兒等候他便很合理，但反過來他在這兒等他們，實在很奇怪嘛!我和房東夫婦都沒見過那個鄒師傅，杜自強和蘇忪讓一個客人留下來等自己，怎看都不合理。所以，他們應該是在看地圖，鄒師傅嘴上說的”這個據點“，其實是指着地圖上的某個地方。”
單吊西：俗語，意即‘只有一套的西裝’。六○年代香港普遍有“先敬羅衣後敬人”的觀念，即使工作上不一定要穿西裝。社會上大部分男性至少有一套西服，用作出席某些場合之用。相反，如果工作上有需要穿西裝(例如經紀)，便可能同一套穿到底。
“換句話說，地圖上很可能記下了他們計畫的細節。”阿七點點頭，表示同意，“不過，地圖在哪?我翻過那些書，沒有地圖。”
我再細心想當天的每句話，可是沒有再找到線索。
“沒有，我想不……啊!”我邊說邊離開牀邊，卻猛然想起一件事。房間有兩張椅子，他們有四個人，自然有兩人坐在牀邊，當蘇鬆和鄒師傅討論完“做餌”和“動手”等細節時，他的聲音變小，如果當時他手拿着地圖，討論完準備藏好，那麼他的聲音變小，便是代表他離開貼着我房間的牀。
而在房間另一邊的，是書桌。
我走到書桌前，蹲下細看，沒在桌下看到任何東西，再探頭看看桌子和牆壁之間的隙縫，亦沒有發現，我以爲自己弄錯了，正要找其他地方時，卻留意到那盞槌燈的底座有點大，我舉起檯燈，用手指甲試着儀開底座的底部，“哢”的一聲，圓形的底盤掉下，那個底座的空間中有一張摺好的地圖。
“哦!你真行。”阿七瞪大眼睛，興奮地說。
我們打開地圖，放在桌上。那是一張香港地圖，上面有好幾處用鉛筆標示的地點，有些地點還附有數位。在銅鑼灣裁判司署的位置上，有一個“X”，旁邊還寫上“八月十八日。上午十點”，而在尖沙咀員警宿舍、中央裁判司署，美利樓和沙田火車站分別標示著“1”，“2”、“3”、“4”，卻沒有日期和時間。反而在中環統一碼頭附近的租庇利街與德輔道中交界，畫著一個圓圈，並且寫着“第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點”，另外在九龍油麻地佐敦道碼頭亦有一個圓形。我記得蘇鬆他E：提過北角，可是我找不到明願的記號，只在北角清華街附近看到一些用鉛筆戳下的點。在統一碼頭和佐敦道碼頭之間，有一條直線，線上上也有一個“X”。除了以上這些之外，沒有其他符號或記認。
“這足以當成證據拘捕杜自強他們了……”阿七喃喃自語。
“可是現在發出通緝令，也阻止不了他們。”我指著中環的圓圈，說：“上面寫着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點，已是兩個多小時前的事，他們應該已開始行動，杜自強提過什麼‘一號目標’，會不會就是德輔道中這個地點?這兒寫着，第一一。”
“不對吧。”阿七說：“租庇利街與德輔道中交界是中環的老牌茶樓‘第一大茶樓’，開業差不多有五十年了，你沒去過嗎?”
我搖搖頭。坦白說，我真的沒去過，我跟大哥只光顧過這兒附近的“雙喜”和“龍門”，中環的茶樓我除了“高升”和“蓮香”外一概不清楚。我和大哥一年難得幾回上茶樓，平時頂多到附近的廉價茶居吃飯罷了。
“這板‘第一茶樓’可能是他們的‘據點’。”阿七瞧着地圖，說：“姓鄒的十一點在茶樓等候，跟杜自強和蘇鬆會合後，便出發經統一碼頭前往佐敦道碼頭……他們的真正目標是碼頭或渡輪嗎?”
“也許，一號目標是指”統一碼頭“、‘渡輪’或”佐敦道碼頭“’?中環至油麻地的航線是港九海上交通要道之一，如果設置炸彈，足以癱瘓交通，造成的影響不下於在沙田火車站引爆炸藥。”我說。
“搞不好不是統一或佐敦道，而是統一和佐敦道——他們要一口氣炸燬兩個碼頭，統一是一驍，佐敦道是二號，觀塘和北角等等便是三號四號，碼頭被炸掉，港九之間便缺乏汽車渡輪服務。”
我倒抽一口涼氣。“統一至佐敦道”是香港最繁忙的汽車渡港航線，如果兩邊同時遇襲，修復需要不少時間，汽車只能靠“觀塘至北角”航線和兩年前剛開辦的“九龍城至北角”航線橫過維多利亞港，犯人若再在這些碼頭施襲，車輛便不能有效地來往港九。鄒師傅提過“第二波”。
“第三波”行動，統一碼頭很可能只是開端，這是用來拖延警方人員調動的戰略?癱瘓碼頭後，再來便是襲擊警車，減低警方的陸上行動力?
他們打算髮動全面戰爭?
我把猜想從腦中驅走，對阿七說：“既然你已找到證據，那我能幫忙的部分也到此爲止了。無論他們的目標是什麼，希望你們能儘早制止他們吧。”
阿七面無表情地瞄了我一眼，似在盤算什麼，然後將地圖折回原狀，塞到檯燈的底座，將檯燈放好。
“咦?”我對他的行動感到奇怪，但又不敢過問。
“你剛纔說得對，現在發通緝令已來不及了。”阿七說：“加上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的目標，亦不能確保美利樓和沙田火車站是不是真的有炸彈，隨便通報上級，誤調人手，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傷亡。先把證物放回原位，等杜自強和蘇鬆回來後來個人贓俱獲，而目前只有靠我們去調查，找出真正的目標，通報拆彈專家處理。”
我沒想到阿七居然也有這種脫線的想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緣故嗎?還是因爲阿三不在，所以他敢放肆了?似乎我灌輸了一些不得了的思想給他啊……
慢著——他剛纔說“靠‘我們’去調查”?
“你說我們一起去調查?我只是個普通市民……”我說。
“但你的頭腦很好，全靠你我們才找到這地圖。”阿七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單靠我一人一定無法做到什麼，我除了循規蹈矩，聽上級指示外什麼都辦不到，而你不一樣，你的想法粗中有細，留意到很多我看不到的線索，況且你是聽到杜自強他們對話的關鍵證人，只有你才能找出破綻，制止他們。”
我本來想拒絕，但在這情況下，我有點騎虎難下。
我嘆一口氣，說：“好吧，我跟你一起去。”
阿七露出滿意的笑容，可是他沒有跟我一起離開杜自強的房間，反而轉身往抽屜櫃的方向走過去，他打開其中一本書冊，我探頭一看，他從中取出一幅照片。
“剛纔我找線索時，看到這些照片。我沒認錯的話，這便是杜自強吧?”阿七將照片遞給我，相中人的確是杜自強。我點點頭。
“有照片的話，打聽消息會較方便。”他邊說邊把照片收進口袋。
我本來想問他這樣算不算盜竊罪，但他大概會以“緊急法令”做理由，解釋他的行動如何合法吧。這個時勢，員警就是比我們老百姓高人一等，可以巧立名目，爲所欲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