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點二十分，拆彈專家到場。大概因爲之前被派到美利樓和沙田等地方戒備，拆彈人員在差不多一個鐘頭後才趕到。聽說那位元專家看過炸彈後，確認引爆裝置被阿七解除，炸彈可以安全地移走，不用即場引爆。炸彈威力不算大，不過因爲裝在油缸附近，一旦爆炸必然令汽油泄漏，轎車會瞬間化作一團火球。
那洋警司似乎是現場最高指揮官，六點四十分左右，我和阿七坐警車回到九龍城碼頭，然後乘水警輪到港島。期間幾個高級警官—我想是高級警官——不斷跟我和阿七談話，我們將事情的經過鉅細無還地一一交代，包括我意外聽到的對話、鄭天生被捕的過程、我和阿七在杜自強房間找到的地圖、在第一茶樓的發現，以及在船上察覺到的真相。
我覺得那些警官一臉慍色，好像隨時會爆發，但阿七小聲地告訴我，他們其實對這結果滿慶幸。雖然事情很麻煩，但損害已減至最小，目前只欠抓住犯人，便可以解決這件事。
“當然，保安出現嚴重漏洞，處長差點遇害，他們或多或少都會被責怪一下。杜自強他們被逮捕後，應該要倒大黴了。”阿七趁着警官們不在時，對我說。
七點半我們到達灣仔警署，結果我邐是進了“衙門”。警署外的佈防依舊嚴密，天黑後，那些拒馬和沙包看來更可怕，簡直就像戰時的街道。
在灣仔警署，我和阿七向“雜差房”的便衣警探再說一次經歷，在場還有幾個穿整齊西裝的洋人，聽阿七說他們是政治部的。
“你認一認，這照片中的人是不是杜自強、蘇鬆和鄒進興?”一位警探對我問道，他在我面前放下三幅照片。
“這個沒錯是杜自強，這個是蘇鬆，至於姓鄒的我不清楚，我只聽過他的聲音，沒看到樣子。”我說。
“這個鄒進興住在船街，曾在附近開修車行，但早年因爲經營不善倒閉了。有線報指他跟左派工會領袖過從甚密，我們盯上他已很久。”對方說。
灣仔船街鄰近春固街，只要兩、三分鐘步程，難怪蘇鬆說鄒師傅住得近。而且他原來是修車師傅，那麼，杜自強和蘇鬆當餌，分散一號車司機的注意：由他動手放炸彈便很合理。
“你現在別回家，夥計會在幾個鐘頭內入屋拘捕杜自強他們。”阿七說。
“會用武力嗎?”我問。“房東何先生夫婦是好人，他們是無辜的。”
“我知道，我會跟手足說明，他們不會亂來。”還好大哥今晚有事不回來，否則我更擔心了。
“我想打電話通知何先生，說我今晚在朋友家過夜。”我說。
“喂，你不是想提示犯人逃跑吧?”一名便衣探員以不友善的語氣說。
“如果他是犯人的同夥，他便不會冒險揭發這陰謀了。”阿七替我解釋道。那位探員努努嘴，沒有繼續找我碴。
我在電話跟何先生說留在朋友家，又說明了大哥因公事晚上不回來，何先生只是簡單地回答一句“嗯嗯”。幾個鐘頭後，一大羣武裝員警衝進寓所內，他和太太應該會嚇得半死吧，不過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他只能認命了。
我之後被安排在雜差房一角等候，探員們要我聽聽鄒師傅的聲音，確認他是犯人。雖然之前那個探員對我不甚友善，但他也主動問我要不要吃飯，給我從食堂買了一碗滿好吃的排骨飯。今天沒錯很辛苦，經歷也很可怕，但兩餐都吃得飽飽的，真是塞翁失馬，以前每次大哥賺到錢，都會帶我吃好料，可惜這次我不能反過來請他吃飯。只是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覺得在警署吃飯不吉利，吃不下嚥。
晚上十點多，阿七來雜差房探望我。他換上一身制服，還配備了頭盔，腰間的裝備也好像比平時多，看來他們準備行動，便衣採員拿人，軍裝警員便作支援，防止騷亂。一臉無賴相的阿三跟他一起來，害我嚇了一跳，沒料到阿三居然對我笑了笑，說：“好傢伙，幹得不錯。”他們離去後，我在雜差房的長椅上打瞌睡，被聲音吵醒時已是晚上十二點半。
“你這混蛋，竟敢太歲頭上動土，想殺害我們處長!”
“愛國無罪!抗暴有理!”
“媽的!”
喊口號的聲音有點尖，我認得是蘇鬆。我坐在房間角落一張木長椅上，前方的桌子堆滿文件檔案，恰好遮擋着我，而我可以在檔堆間的空隙偷看。我旁邊有一位正在處理檔的便衣探員，他看到我的舉動卻沒有制止，我想他也明白，犯人跟我是同屋住，我自然不想被對方看到。
當蘇鬆被押進房間時，我不由得小聲地驚呼一聲。
他被打得太慘了。
滿臉瘀傷、右眼眼角腫了一大片，雖然臉上沒有流血，但衣服上血跡斑斑，實在很可怕，我幾乎無法認出他便是每天遊說我加入工會的蘇鬆，杜自強跟着進來，傷勢沒蘇鬆嚴重，但一樣有被毆打過的痕跡。他低頭不語，拖着左腿一瘸一拐的，我想他被員警打斷了腿，最後進來的是一個身型略胖的中年漢，他跟蘇鬆一樣，臉孔被打得不似人形，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之前我在照片看到的那個鄒進興。他們三人都鎖上手銬，每人被兩、三個員警押解著，另外有幾個軍裝警員在一旁協助，阿七就在其中。
“給我走快點!”一個員警踹了那胖漢一腳。
“黃皮狗!”那胖漢罵道，他的話換來兩記警棍。
不過正因爲他開了口，我便確認他的身分了。我對身旁的警員說：“沒錯，那便是鄒師傅，跟前天我聽到的聲音一樣。”
那警員點點頭，離開座位，跟一名穿淺藍色長袖襯衫、看似他上司的男人輕聲說了幾句。杜自強他們分別被押進三個小房間，我想員警們要繼續拷問吧——我可不敢想像，他們三個還要吃多大的苦頭。
阿七向我走過來。“何先生夫婦受了點驚，但夥計們都很小心，沒有拆掉你房間的牆。”他笑道。“作爲證物的地圖也找到了，這案件告一段落，今天辛苦你了。”
雖然我想說句客套話，說自己不辛苦，但老實說，今天辛苦得要命。
”ATTention!”門口忽然傳來一聲。
之前在攔截一號車時遇上的洋警司走進房間，所有警員立正行禮，那個副手仍在他身旁。那警司樣子比之前輕鬆得多，我猜是因爲順利拘捕犯人，可以向處長交代的緣故。
“你們幹得不錯。”副手翻譯警司的話，對我們說。
“你有興趣加入警隊嗎?葛警司聽過你今天的表現，認爲非常出色，警方正渴求像你這種頭腦靈活的人才，申請加入警隊要有兩名”輔保“，如果你沒有相熟的老闆，葛警司可以破例充當你的擔保人。”副手問我，我現在才知道那位警司姓葛——不，應該是譯名以“葛”字開頭吧。
ⓧ輔保;—六○年代申請入職警隊，需要雨位元相熟的僱主以公司名義作爲擔保，證明申靖人品格和行爲良好，以及跟中國大陸沒政治聯繫。
“嗯，我會好好考慮一下。謝謝。”我點點頭說。
“那麼你留下資料給警署警長，想申請時到這兒跟他說吧。”副手指了指身旁一位年約四十的員警。
葛警司之後又稱讚阿七，表揚他獨力粉碎了一個重大的陰謀。阿七恭敬地回答，說那只是分內事云云，總之就是對上司說的無聊客套話。
在他們交談時，一名便衣警員走近。
“抱歉打岔，長官，我有事找四四四七。”他說。
“什麼事?”阿七問。
“杜自強說願意招供，但他說要跟四四四七說。”
“我?”阿七露出訝異的表情。
“你別上當。”穿藍色襯衫，貌似雜差房頭兒的男人插嘴，說：“這些人渣會用盡方法狡辯，甚至用詭計誤導我們。他指明要跟你說話，一定有什麼不良動機。我們自有方法要他從實招來，你是軍裝，別插手較好。”
“我……明白了，長宮。”阿七回答。
我本來想插嘴，但想了想，還是把話吞回肚子。
負責報告的警員回到房間。我隱約聽到房間裡傳出呻吟和悲鳴，而我眼前一衆員警正愉快地慶祝案子解決，這落差令我有種毫不真實的感覺。
我們的確活在一個相當弔詭的時代啊。
我在警署待了一個晚上。雖然警署的人說可以載我回家，但因爲宵禁的關係，如果我在半夜回家，何先生一定會有所懷疑。要瞞便瞞到底，我早上七點才離開灣仔警署，步行回家。阿七替我找了張帆布牀，我在一個房間裡睡了一晚，還不錯。至少警署裡的蚊子比我家的少。
我回家後，假裝因爲得悉杜自強他們被捕而吃驚，何先生繪聲繪影地描迎昨晚員警破門抓人的經過，說得異常驚險聳動。我想，如果我將昨天的經歷告訴何先生，他一定會加油添醋，向街坊鄰里說成比電臺廣播劇更誇張的故事。
大哥早上回家後，又匆匆離開，他說生意應該能談得成，表現很雀躍，不過星期日還要約客戶談生意，我想，經紀真辛苦。
我如常替何先生閒店顧店，他也一如平常約朋友飲茶。新聞沒有報導昨天的事，看來警方將消息徹底封鎖。這也難怪，畢竟事情嚴重，即使解決了，“處長座駕差點被炸掉”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今天阿七沒經過，巡邏警員換了人，我想，他大概獲特別優待，准許休假一天吧。
黃昏關店時，我將放在店外的糖果罐、餅乾罐逐一搬進店內，何先生則坐在櫃檯後扇著扇子，哼著不成調的粵曲。
“新聞報導。北角清華街下午發生爆炸案，兩名小童被土製炸彈炸死，死者爲八歲和四歲的黃姓姊弟，據知死者於案發地黠附近居住，父親於該處開設五金工廠。警方譴責兇徒泯滅人性，並表示會盡快破案，有議員指清華街並無政府建築物，難以理解左派爲何在住宅區放炸彈，稱這是共黨分子歷來最邪惡的行動……”
收音機傳出這樣的消息。
“真是恐怖啊……”何先生說：“那些左派愈來愈過分，唉，如果大陸收回香港後，那些傢伙當官，咱們老百姓便慘了……”
我沒回答何先生，只搖搖頭，嘆一口氣。原來是這樣啊。翌日早上，我再次看到阿七。他跟以前一樣，表情淡然地踱步，從街角走過來。
“一瓶哥嘲。”他放下三毫。我將瓶子遞給他，再默默地坐回原位——何先生去了飲茶，只有我一人顧店。
“你打算當員警嗎?”良久，阿七先開口問。
“考慮中。”我這樣回答。
“有葛警司保薦，你當員警的話，肯定平步青雲。”
“如果加入警隊便要對上級唯命是從，那麼我不想加入。”阿七以有點詫異的目光瞧着我。
“警隊是紀律嚴明、有制度的部隊，上下級職責分明……”
“你知道昨天北角那對小姊弟被炸死的新聞嗎?”我打斷阿七的說教，平靜地說。
“哦?知道，他們好可憐。可是目前仍未找到兇徒……”
“我知道兇手是誰。”
“咦?”阿七意外地瞧着我。“是誰?”
“害死那兩個小孩的。”我直視他的雙眼，“便是你。”
“我?”阿七瞪大雙眼。“你在胡說什麼?”
“炸彈不是你放的，但因爲你的愚昧迂腐，所以他們纔會死。”我說：“杜自強要找你，你被那個雜差房探長說兩句便連屁都不敢放。杜自強就是要告訴你北角的事啊。”
“怎、怎麼說?”
“我說過，我聽到鄒進興吩咐杜自強和蘇鬆從北角出發，跟他在據點會合。杜自強他們出門時兩手空空，到第一茶樓時卻提着炸彈，即是說，他們是到北角接炸彈。我們不知道他們拿炸彈的詳情，但我記得，地圖上北角清華街的位置上有些鉛筆痕，鄒師傅很可能特意點出來給杜自強他們看，從炸彈製造者手上接過炸彈必須很小心，我不是說爆炸的危險，而是製造者曝光的危險，如果放炸彈的人像鄒進興一樣被警方盯上，跟蹤之下，造炸彈的人被捕，左派陣營中珍貴的技術人員便會減少。”
我頓了頓，看到阿七一臉呆然，便繼續說：“所以，我相信他們不會用親自見面交收這種方法。最簡單的，便是預約一個時間地點，炸彈製造者將炸彈提早放在該位置，然後讓，敢死隊”取用。杜自強便是想告訴你這項情報，因爲他們深夜被捕，來不及通知造炸彈的人，對方便如約放下第二個炸彈，可是沒人接收，最後被好奇的小孩子當成玩具，釀成慘劇。你記得我說過，姓鄒的提過連續幾天會有第二波、第三波襲擊吧?”
“杜自強……想告訴我這件事?爲什麼是我?他可以直接跟雜差房的夥計說啊?”阿七神色緊張地嚷道，他的表情跟他身上的制服毫不搭調。
“在雜差房被毆打、被拷問是常識，你認爲告訴那些傢伙，他們會相信嗎?杜自強就是知道你爲人正直，在街坊之間有口碑，才指名找你。可是你因爲上級的幾句話，便放棄了。當時你也猶豫過吧?因爲你知道，杜自強跟蘇鬆不一樣，他不是狂熱者，只是個不幸的人。可是你無視自己信任的事實，爲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在警署的人際關係，聽從那你不認同的命令。”
“我……我……”阿七無法反駁。
“你爲了什麼’警隊的價值‘’連命也可以不要，去拆一號車的炸彈。可是，昨天有兩個無辜的小孩，卻因爲你失去寶貴的性命。你要保護的，到底是員警的招牌?還是市民的安全?你效忠的是港英政權，還是香港市民?”我以平淡的語氣問道，“你，到底爲什麼要當員警?”
阿七默然無語。他放下只喝了兩口的汽水，緩步離去。
看到他失落的背影，我覺得自己說得有點過分，畢竟我也沒有資格說這些正氣凜然的話。我想，翌日見面時，請他喝可樂當賠罪吧。
可是翌日阿七沒有現身，再之後幾天也沒有。
因爲何先生在警署有些人脈，於是我問何先生知不知道爲什麼連續幾天沒見到阿七。
“四四四七?誰啊?我不記得他們的號碼啦。”何先生說。
“那個啊……”我努力回憶上星期瞄過、阿七警員證上的名字，“好像叫什麼關振鐸還是關振鐸的。”
“啊，阿鐸嘛。”何先生說：“聽說他之前立了大功，給調到不知道是中環還是九龍尖沙咀了。”
原來是升職了。這樣便算吧，我可以省下一瓶可樂的錢。
雖然我大言炎炎，訓斥了阿七，但其實我跟他不過是一丘之貉。
我纔不是爲了什麼正義而檢舉杜自強他們。
我只是擔心自己和大哥的處境。
在這個時勢，有理往往說不清。跟杜自強和蘇鬆這些左派分子同住一室，已令我有點焦慮，不知道會不會被牽連，當我意外聽到他們的炸彈陰謀時更教我坐立不安。如果是普通的示威或集會，只要認罪，法庭多數會輕判，但扯上“鳳梨”便不可同日而語，我和大哥有可能被冤枉成杜自強的同黨。
要自保，便要先發制人，解決鄒師傅一夥。
本來，我只打算替阿七找到證據便功成身退，正所謂“朝中有人好辦事”，有阿七證明我是舉報者，蘇鬆如何說、雜差房的探員如何想多抓幾個人邀功，我和大哥都能夠倖免於難，我亦不用擔心被左派知道我是告密者，警方不會泄漏我的身分和案情，他們恨不得社會上多幾個我這種人。
只是我耳根軟，被阿七說了兩句，便傻乎乎地坐上他的車，跟他港九四處跑。看來我是個容易被人利用的笨蛋吧。
兩天後，大哥回家時興高采烈，說有事要跟我商量。
“我之前的生意談成了，佣金有三千元。”他興奮地說。
“天啊，這樣多!”我沒想到大哥這回的生意做得這麼大。
“不，金額只是次要，最重要的是我跟一位老闆打好關係。他打算擴展業務，開新公司，正在招聘人手。我做成這生意，等於面試成功，雖然只是個普通文員，但說不定他日可以當主任或經理哩!”
“恭喜你啊，大哥!”我本來想說我也“面試成功”，不過那職位是大哥嫌棄的員警，而且我暫時也無意加入。
“不用恭喜我啊，你也有份。”
“我有份?”
“我說我有一個好兄弟，一樣能幹，保證辦事效率高，所以只要你願意的話，咱們兩兄弟可以在同一間公司上班。”
跟大哥一同工作?好啊，比起當那勞什子員警好得多了。
“好啊，是哪一家公司?”
“你聽過‘豐海塑膠廠’嗎?那老闆姓俞的，他準備插手物業和地產市場。即使我們只是入職當見習文員，晉升機會也應該不錯!阿棠，雖然你姓王，我姓阮，但這些年來我都當你親兄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回我們便一起加油，以這份工作爲起點，幹一番事業……”
作者後記
我本來沒打算爲這部作品寫後記或自序的，因爲我想，作品被作者“生”出來後，文本有其生命，讀者從它身上看到什麼、領略到什麼，是讀者的自由，是獨一無二的個人經歷。與其由作者說一堆有的沒的，不如讓讀者自行體會。不過，我將作品交給出版社時附上了作品的簡介和創作緣由，洋洋灑灑地寫了數千字，編輯後來便對我說：“寫一篇後記吧!讀者會有興趣的!”
那我從頭說起吧。
二○一一年秋天，我幸運地獲得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後，便開始構思下一部作品的題材。當時沒有什麼想法，而臺灣推理作家協會正舉辦內部短篇小說交流比賽，題目是“安樂椅偵探”，即是偵探角色只憑複述的證言，毋須親自到現場也能推理出真相的模式的故事。我想二位只能說“是”和“非”的安樂椅偵探”應該是個有趣的極端，於是寫了(黑與白之間的真實)的初稿。微妙的是我在字數控制上失敗了，恰好超過了規定上限，結果改變主意，打算將這篇短篇留下寫成連作，再寫了另一部科幻推理短篇參與交流。
之後，我開始思考如何擴展關振鐸和駱小明的故事。最初的想法很單純，就是再寫兩個短篇，每篇約三萬字《黑)的初稿約三萬三千字)，便能出版。反向年代記(ReverseChronology )的想法是一早決定好的，只是當時仍然純粹以推理小說的角度去考慮，以“事件”爲主軸。
然而，隨着我撰寫大綱、建構謎團時，我的內心愈來愈忐忑。
我在一九七○年代出生，成長於八○代，在那段歲月裡，不少香港小孩的心目中“員警”是一個跟“美國漫畫中的超級英雄”無異的概念。堅強、無私、正義、勇敢、忠誠地爲市民服務。即使年紀漸長，明白到世事的複雜性，員警的形象依然是正面多於負面。可是在二○一年的時候，看到香港社會的種種現象，眼見跟員警相關的種種新聞，那想法便不斷動搖。我愈來愈懷疑，撰寫以警官作爲偵探的推理故事，會像宣傳(Propaganda)多於小說(Fiction)。
連作者自己也質疑的故事，怎可能教讀者信服呢?
於是，這部作品的方向出現一百八十度的變化，我不想再單單藉着故事描寫“案件”，我想描述的，是一個角色、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故事。
然後篇幅便超乎我想像的急速膨脹了。
如果你熟悉推理小說(尤其是日系推理小說)，大抵知道“本格推理”與“社會推理”的流派分野，前者以謎團、詭計爲主，重點是以線索解開謎底的邏輯趣味，而後者的重心放在反映社會現狀，強調人性和寫實。我本來想寫純本格的故事，可是方向一轉，便傾向於社會描寫。兩者性質未至於完全相反，但要結合混搭並不簡單，很容易讓其中一方的味道蓋過另一方。爲了解決(或稱爲逃避)這問題，我採用了另一種方式編寫——這部作品由六個獨立的中篇本格推理故事組成，每一篇也跑強調謎團和邏輯趣味的路線，但六篇串連起來便是一幅完整的社會繪圖。我的想法是，微觀之下本作是本格推理，宏觀下卻是寫實派的社會作品。
每篇故事的年分，都是香港社會脈絡的轉捩點，那些元素或許在故事中佔重要的部分，也可能僅僅只是襯托。唯一不同的是第一章 ，畢竟故事中的日期比我完稿的日子還要晚，我不是諾斯特拉姆斯，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不過，二○一二至一三年間香港社會對警權的質疑日益嚴重，二二年末更是高峰，或許算是不幸言中。
我不打算一一詳說每個故事背後的想法，角色的意涵、細節裡的譬喻，文本里外的概念連結之類，這些留給各位讀者感受就好。我只想談談其中兩點。對不熟悉香港地理的臺灣讀者來說，這一點我不提便或許不會知道，故事中的地點其實是不斷重複的。例如第二章 關振鐸與駱小明碰面的球場，和第五章當作“南氏大廈※”藍本的“楠氏大廈”相近，都在亞皆老街附近;第三章傳出可疑人物出現、浪費警力搜查的大型公共屋宛“觀龍樓”，就在第五章“堅尼地城游泳池”旁邊;第二章唐穎遇襲的西九龍填海區，前身就是第六章主角和阿七等候民邦號靠岸的佐敦道碼頭;第三章的嘉鹹街市集、第四章關振鐸和小劉吃午飯的餐廳，以及第五章的“蛇寶”樂香園咖啡室，都在中環威靈頓街一帶(第四章的餐廳名字乃杜撰，名字相似的餐廳仍在原址經營所以我按下不表，而樂香園現已結業)。如果有讀者讀完這部小說，想到故事中提及的地點觀光一下，我會非常高興。
至於另一點我想談的，是我覺得今天的香港，跟故事中的一九六七年的香港，同樣弔詭。
我們就像繞了一個圈，回到原點。
而我不知道，二○一三年後的香港，能否像一九六七年後的香港，一步一步復甦，走正確的道路。
我不知道，堅強、無私、正義、勇敢、忠誠地鳥市民服務的員警形象，能否再次建立，讓香港的小孩子能再次以警隊爲榮。
陳浩基
二○一四年四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