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與法正離開之後，劉禪便在思索如何對付世家。
要想徹底解決世家之患，那自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起碼在現在天下未一統的他的手上完成不了。
既然無法徹底解決，那隻能退而求其次了。
籠絡與打壓。
或者說
將不聽話的世家剿滅，扶持一批新的利益集團，取代原來的世家。
這扶持的利益集團，自然比原來的世家更聽他的話。
至於日後的事情，日後再說。
此時，劉禪想起了後世李世民的《氏族志》。
《氏族志》並不是李世民獨創的東西，實際上從魏晉時期形成門閥政治制度開始，類似的東西便層出不窮。
由於魏晉時期形成了門閥政治制度，各個門閥家族在九品中正制的指導下勘定品級，並且具有對應品級的政治特權，所以門閥士族成爲了魏晉南北朝的特權階層。
於是他們成爲了國家和朝廷的中堅力量，控制着國家政治、軍事、經濟、土地和教育等各種資源，也成爲了國家興衰成敗的根源所在。
《氏族志》之類的東西，便是勘定門閥士族權勢、地位的標準，也是他們瓜分國家資源，形成統治集團的基礎。
到了隋唐時期，門閥士族的力量空前強大，形成了以崔、盧、鄭、李、王等五姓七宗爲首的門閥集團。
這些門閥集團都是來自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歷了數百年的發展，在地方上蟠根錯節，可謂是根深蒂固。
這些門閥家族互相之間通過通婚等方式形成了共有的利益鏈，在朝廷政治中互相支持，成爲主導國家朝政的重要政治力量。
他們對國家資源的壟斷不僅僅讓家族利益越來越龐大，也成爲了社會的毒瘤，阻礙着國家的發展。
實際上從魏晉南北朝以來短命王朝頻繁出現的歷史週期律，便是因爲門閥士族統治國家引發固有危機的結果。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決心解決這個問題，也因此想出了各種辦法，重新勘定《氏族志》便是其中一種。
李世民想要打破門閥政治的歷史週期律，這在他之前的很多皇帝都試過，其中最爲著名的便是隋煬帝楊廣。
但楊廣的結局還是以失敗而告終，以至於連國家都被搞崩潰了。
李世民不想步楊廣的後塵，他選擇了從勘定《氏族志》出發的。這個辦法本來是國家建立之初題中應有之意的，但李世民命高士廉勘定《氏族志》卻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
這個想法對唐朝政治的未來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也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從李世民對《氏族志》修改的要求看，顯然是有着更深的政治目的。
當時唐朝繼承的是隋朝的江山，雖然經過隋末農民戰爭的洗禮，但國家的政治架構並沒有改變。
從政治體系上看，關隴貴族門閥、山東世家各族，江南士族集團依舊是最大的三個門閥集團。
他們在國家政治體系上佔有重要的位置，控制着大部分的國家資源，各種關係和利益鏈盤根錯節，隱隱的操縱着國家政治的走向。
李唐皇族雖然是皇家，在地位上非常尊崇，但從實際控制的國家資源上看，也是遠遠不如這三大門閥集團的。
而作爲這三大集團領頭的五姓七宗，其控制的國家資源更是不計其數，勢力上非常的龐大。
這些勢力一旦出現了尾大不掉之勢，必然會危及到國家的興衰，所以歷朝歷代皇帝對這些家族都不放心。
從魏晉南北朝的經驗來看，皇帝對於門閥家族要麼是籠絡，要麼是削弱瓦解。
繼續籠絡這些門閥家族，只是飲鴆止渴而已，這在南北朝時期已經有過很多例子。
北魏孝文帝拓跋弘爲了籠絡門閥士族，將“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等定爲後族四姓，但最終也沒能延長北魏的國祚。
反而在北魏出現危機時，這些門閥士族成爲積極瓜分國家資源的代表，加速了國家的分裂和滅亡。
削弱和打壓門閥士族的皇帝就更多了，距離唐朝最近的便是隋煬帝楊廣。
楊廣組織了開通京杭大運河，三次征伐高句麗，都是大規模的調用山東門閥和關隴貴族的資源，希望能夠對這些門閥士族進行削弱。
這也最終導致了隋末農民戰爭的爆發，各大門閥集團推波助瀾，隋朝便在內戰中滅亡。
以李世民的性格不可能籠絡門閥集團，他知道這些門閥集團是不可信任的，是貪婪無恥的，再怎麼籠絡對國家也沒有益處。
劉禪自然也是這麼想的。
所謂士族，都是國之蠹蟲，進步性太少，基本上都是負面的。
在玄武門之變中，大部分的高門大閥都是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支持李世民的只是部分中小門閥。
李世民也不會像楊廣那樣強行瞎搞，隋朝滅亡的前車之鑑不能不引以爲戒。
藉着勘定《氏族志》機會對門閥士族的地位進行調整，削弱這些高門大閥的力量，瓦解他們的政治同盟，降低他們對國家的影響力，這便是李世民採取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操作這個的人選上，李世民選擇了高士廉，是經過精心考慮的。
高士廉出身渤海高氏，即是門閥士族之一，卻又有着獨特的政治地位。他是北齊皇族的後人，祖父是清河王高嶽，父親是隋朝的洮州刺史高勱，這讓他與山東門閥集團有着良好的關係。
雖然不是五姓七宗之一，但渤海高氏也有天下高氏出渤海之稱，所以在門閥集團中極有號召力。
高士廉還是長孫皇后的舅父，在長孫無忌和長孫皇后落難時將其撫養長大，所以在皇室和關隴貴族中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
讓高士廉主持勘定《氏族志》能夠同時兼顧皇族、關隴貴族和山東士族的人際關係，減少其中的矛盾衝突。
除了高士廉以外，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也加入到了勘定《氏族志》的行列之中。
其中韋挺出身於京兆韋氏，是關隴貴族的代表。令狐德棻世代爲河內世家，是代北士族中的貴戚。岑文本世代爲南朝官宦世家，他本人還當過蕭銑的中書侍郎，與江南士族的關係極好。
李世民以這樣的陣容來勘定《氏族志》，可見他對這項工作的重視。
第一次勘定結束後，李世民非常不滿意，因爲博陵崔氏的崔民幹被排到了第一，崔氏也就成了天下第一家。
崔氏在五姓七宗中佔據兩宗，博陵崔氏與清河崔氏常常輪流出現在魏晉南北朝的第一家的位置。
高士廉等人的排名其實並沒有大問題，是延續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傳統。
但這對於李世民來說是無用的，因爲他的目的不是給這些門閥士族重新認定品級，而是爲了改變唐朝朝廷的政治格局，打破門閥士族對朝廷政治和國家資源的壟斷。
崔民幹被排到第一，是高士廉等人依據魏晉南北朝的傳統定下來的。
崔民幹出身博陵崔氏，又是李淵稱帝的從龍之臣，同時受到山東世家和關隴貴族的支持。
他在治理宋州和幽州時政績卓著，被加封了上柱國、博陵郡開國公。
以他個人的政績和政治地位，再加上博陵崔氏在五姓七宗中的地位，被列爲第一等是毫無問題的。
但如果按照這個排名，唐朝將延續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格局，國家的選官和權力分配會繼續被各大門閥士族控制。
長期以往唐朝必然會步隋朝的後塵，在門閥士族的爭權奪利中逐漸的走向滅亡。
因此李世民讓他們重新勘定《氏族志》，並且規定了皇族第一，外戚第二，門閥士族被列入第三等。
李世民對《氏族志》的修訂，看似繼承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傳統，實際上卻打破了門閥士族對國家的壟斷。
按照魏晉南北朝的傳統，對於門閥士族品級的認定，關係到官員的選擇和權力的分配，直接影響到國家資源的分配。
那時候列入門閥士族的，都是多人在朝廷做官的大家族，所以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說法。
李世民將皇族擡高爲第一等，不僅僅是爲李唐皇族爭了面子，也是爭取了更多的國家資源。
他將外戚放在第二等，目的就是給李唐皇族拉盟友。
門閥士族之間關係盤庚錯節，幾百年的通婚後形成了利益共同體。
李唐皇族只是隴西李氏的的一支，想要力壓各大門閥必須要有充足的資源。
這些資源本就掌握在各大門閥手中，李世民拉攏盟友便是強化李唐皇族對國家的控制力。
而各家門閥爲了提高自己的品級，也會積極向皇族靠攏，希望成爲皇家外戚。
如此一來，李唐皇族的控制力不僅增加，也削弱了門閥士族之間的聯繫。
爲了爭奪外戚第二等的位置，門閥集團內部必然有一番爭鬥，這也達到了李世民想要的內耗的目的。
最重要的是李世民把很多庶族地主和沒落寒門提升成了新的士族，讓他們與老牌門閥士族分庭抗禮。
如此一來便打破了以家族傳承的士族體系，將魏晉南北朝“尚姓”的原則改爲唐朝“尚官”的標準，擠壓了老牌門閥士族的政治利益。
李世民通過扶持新的士族，打破了老牌士族對貴族集團的壟斷地位，加強了皇權，也鞏固了自己的統治。
他通過這種手段，使唐朝形成了一大批新士族的階層，他們與舊士族形成了對立的平衡，爲李治和武則天徹底打破門閥集團奠定了基礎。
三十年後，李治和武則天頒佈《姓氏錄》也就拉開了門閥集團覆滅的序幕。
成功經驗在眼前，而劉禪需要做的，便是將李世民的成功經驗因地適宜做些修改，然後實行下去。
而且，這個時代的世家門閥方纔起步，遠沒有到後世那麼強大。
阻力肯定是有的，但也不至於大到沒有邊。
不過，要滅亡世家門閥，短時間他做不到，但是將世家門閥改造成聽話模樣。
以他的手腕，還是做得到的。
反正
一切都是爲了滅魏，一切都是爲了一統天下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