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什麼道理，崇禎皇帝朱由檢大概都知道，換做任何人，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看見的東西其實都是差不多的，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就跟開一個公司，就跟管理一個小家，其實沒有多大的分別，就是開源節流！
所謂開源節流，比喻在財政經濟上增加收入，節省開支。出自《荀子.富國》，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
中國古代的一種理財思想。開源是指促進生產、增加社會財富；節流是指輕賦薄斂、撙節支出。即主張理財之道在於積極發展生產，培植財源，同時注意減輕百姓負擔和節省政府開支，達到民富國也富的目的。
這一思想最早由春秋時期思想家孔丘提出。他認爲治國之道在於安民，民貧則怨，民富則安。統治者不應當濫用民力，而應當保證農時以發展生產，增加民間財富，通過民富達到國富。《論語顏淵》中關於“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的論點集中反映了孔丘重視培養財源的理財思想。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墨翟也很重視發展生產和節省支出，他認爲農作物的豐歉，決定着社會財富的多少和人民生活的苦樂。同時他竭力反對奢侈浪費，主張節用。
在《墨子七患》中關於“其生財密,其用之節”的觀點,集中反映了墨子的節用裕民思想。後來荀況兼取了孔丘和墨翟的思想，提出開源節流的理財思想。荀況所說的開源節流的流，不僅指節用,而且包括輕賦薄斂政策。他說:“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荀子富國》）。
就是說理財治國之道，在於從鼓勵生產這一根本入手。要輕賦薄斂使百姓按時耕種以廣開財源，同時努力節省政府支出，才能充實國庫並留有後備以防意外。開源節流思想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理財思想有深遠的影響，以後代開明理財家所推崇。
崇禎皇帝朱由檢非常清楚現在的大明，都有哪幾個非常重大的開銷，在外來經濟不斷衝擊大明的情況下，南方的富庶省份的農業作物，關係到國家經濟命脈的作物。不斷的被經濟型作物所取代，而大明的饑荒又是全國性的！這樣一來，就更加凸顯了遼東和中原地區亂局的經濟壓力！
而大明王朝在建立之初，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大分封，在這樣的亂世就更加凸顯了其弊端！
而“廢世卿世祿制，實行二十等軍功爵制”則類似我國改革開放時施行的用“記件提成工資”式的“薪酬”制代替“鐵飯碗”。
我國在廢除“鐵飯碗”的時候，反對聲曾經有多麼強烈。印象最深的是那個時候人們一談論起來話題都是這個，語氣清一色的都是擔憂。但是最終怎樣？“鐵飯碗”廢除了，“薪酬”制全面施行，而人們的討論聲則銷聲匿跡了。
爲什麼會這樣呢？
很簡單。“鐵飯碗”雖然意味着“不會餓死”，但也意味着無法拿到更多。也就是說，有本事的人和沒本事的人吃一樣多的飯。而“薪酬”制則意味着有本事的人能吃到更多的飯。這自然會得到有本事的人的支持。
也正是基於同樣的道理。“廢世卿世祿制，實行二十等軍功爵制”才能得以實施。
所謂“龍生九子各有不同”，勳貴子弟也一樣，也分三六九等。
實施“軍功爵制”以後，勳貴子弟中有本事的精英人士可以很容易的就拿到比原來的舊有制度下更多的利益，也就是說這些人將成爲變法的最大受益者，這些人勢必會成爲變法的強力支持者；而勳貴子弟中本事一般的平常人士也能拿到與原來差不多的利益，由於變不變法都沒有太大區別這些人只會成爲“牆頭草”；至於那些勳貴子弟中沒有什麼本事的庸碌人士，他們是會反對新法。但他們又能掀起多大的浪呢？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在中國古代一直是“家”大於“國”大於“天下”的。“世卿世祿制”的爵位是授予“家族”的而“軍功爵制”的爵位是授予“個人”的。這就意味着對於一個家族來說只要能有一定數量的精英勳貴子弟和一般勳貴子弟這個家族的利益就不會受損。也就是說還有相當數量的庸碌勳貴子弟會由於“家族”原因而脫離“反對派”加入到“支持派”和“騎牆派”之中。這無形之中又進一步的減小了“反對派”的實力。
還有不要忘了，商鞅變法中有一條“鼓勵宗室貴族建立軍功”。着又無形之中進一步減小了變法的阻力。
就這樣。以商鞅爲首的“變法派”拉攏了舊有利益階層中的精英勳貴子弟，分化了舊有利益階層中的一般勳貴子弟，接下來只要打擊舊有利益階層中的“頑固分子”，那麼剩下沒本事的庸碌人士又能成什麼事呢？
可以說，這是由於對舊有利益階層的分化和新興利益階層的確立，商鞅變法才能得以成功。
而其他的變法呢？
的確，從變法措施上來看，這些變法都是“利國利民”的，但是他們對舊有的利益階層採取的是“不問情由一棒子打死”的策略，而同時那些變法者又沒有培養起足以與舊有利益階層抗衡的新興利益階層。因此，當變法者本身不能再維持新法的時候舊有利益階層的反撲會一點阻力都沒有。變法自然也會失敗。
在正統教育中商鞅被殺是由於“舊有勢力的反撲”。
崇禎皇帝朱由檢覺得，秦惠王之所以會對商鞅“處‘車裂之刑’於彤，滅商君之族”是由於商鞅和秦惠王之間的“私人恩怨”而不是什麼“舊有勢力的反撲”之類的“政治鬥爭”。
如果商鞅被殺真的是由於“舊有勢力的反撲”那麼“變法派”和“保守派”之間必然會有一場曠日持久的政治鬥爭，新法也必然會處於“時廢時存”的狀態之下。即便沒有出現“新法時廢時存”這種現象但是古代政治鬥爭的殘酷性也必然會導致很多人被殺。
然而歷史上並沒有出現這個現象。
正統教育中以一句“因順應了歷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轉之勢”把這個問題輕鬆的“河蟹”掉了。
商鞅變法的那些條件，其實歸結爲一點就是：商鞅變法的成功，是因爲他的變法是以絕對權力下的專制統治爲基礎的。
因爲有國君的絕對權力支持和軍隊的絕對服從，在這樣的專制統治下，只要是變法者制定的法令，人們理解的要服從，不理解的也要服從，不問本心，只看結果，再加上當時的民衆思想文化水平差，思辨能力低下並且沒有反抗這種專制統治的能力，這樣的一刀切式的變法才偶然地成功了。
說白了，專制統治加上民風單純，只要變法者不是腦殘瞎指揮，都會獲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在這樣的形勢下，貴族守舊階層既無兵權政權，又無羣衆基礎，肯定翻不起浪來。另外，商鞅成功的利用外部威脅壓制了國內對變法的不滿情緒，也是成功要素。變法產生的矛盾，被他利用外部威脅延緩了爆發時間，這才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相比較，後來王安石的變法，顯然照搬了商鞅的部分手段，絕對攬權把持朝政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變法套路。但是他高估了國家最高權力階層的支持力度，也忽視了羣衆的思想開化水平，更沒有顧慮到宋朝比秦國強大得多的知識分子這一準權力階層的反對，尤其是沒有像商鞅那樣擁有純粹的變法團隊……最後才必然又可悲的失敗了。
至於張居正的變法……那幾乎可以說是他一個人的變法。既沒有緩和變法矛盾的措施，又沒有爭取上層和底層民衆的支持，相反，還因爲他的強悍上位得罪了太多政敵，在這方面失敗得一塌糊塗。當然，他還做了在明朝最危險的一件事——成爲權臣。破壞了上位者要維持的權力平衡，又得罪了方方面面的人，又沒爭取到變法惠及目標的支持，不失敗簡直沒有天理。
變法能否成功主要是看變法者和他的團體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駕馭和控制變法的過程，以及他們變法的最終結果能否爲國家帶來足夠的利益。
王安石的變法之所以失敗，首先他沒有足夠的能力，其次他的團體變法並不是爲了國家利益。
至於商鞅是不是死於頑固勢力的反撲，有一點很明確的表示了就是商鞅的新法在他死後仍然被執行，並最終幫助秦國統一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