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苦难的行军」时期的外交
经歷了事前教育和出国准备，和家人抵达丹麦哥本哈根是在一九九六年六月。亡命到韩国后，有部分报导说我在丹麦研修金正日的一號口译课程，然而这並非事实。似乎是將比我早在丹麦担任书记官，之后负责金日成丹麦口译的河信国(하신국)搞混了。河信国英文流畅，也曾在英国工作。
来到丹麦没多久，驻瑞典的北韩大使馆就闯祸了。当时瑞典大使馆有大使金兴林、参事韩昌业(한창엽)、全德灿(전덕찬)、书记官、编译员(解暗號的要员)、武全秀(무전수)等人。那一阵子，发生了书记官和编译员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被逮捕的事件，事件经过如下。
他们搭乘轿车，登上客轮，前往爱沙尼亚塔林港。在当地大量购买香菸装进轿车后，再次透过客轮返回瑞典的途中被检举。换句话是走私事件被揭发，这是因为长期从事非法活动才会露出马脚。
此时北韩正面临了「苦难的行军」。已经几个月没有发放外交官的薪水。金兴林大使出面说：「祖国如此艰难，我们不能向祖国伸手。我们自己想办法『赚外匯』经营大使馆，维修设施。」他身为瑞典专家，在平壤时也是我的直属上司。担任外务省局长时，也不是安坐在位置上的个性，对他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
金兴林大使眼见瑞典的香菸价格昂贵，从波罗的海附近国家走私便宜香菸，交给瑞典走私组织。从一九九五年底到隔年初为止，几乎每个月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载香菸回来，赚了数万美金，用那些钱维修老旧的大使馆建筑物，平均分给外交官们充当生活费。总之，大使馆建筑物会自行维修，这是犹如奇蹟般的事件。
对於金兴林而言，这是赌上外交官生命的「北韩式爱国精神」。外务省向全世界代表部传送致贺电报，表示，「要跟隨和学习瑞典代表部自力更生的精神。」名义上是「自力更生」、「鼓励忠诚心」，实际上是即使触法，也要维持大使馆本身生存的莫名压力。从事非法行为若被逮到，是本人的责任，要是没被逮到，那对本人好，对国家也很好。
问题是驻瑞典北韩大使馆的把柄太明显了。瑞典早就在观察北韩大使馆的举动，有几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似乎认为太过火了，才下令阻止北韩大使馆的走私。然而是外交特权的北韩外交官无法任意管制，瑞典情报机构於是决定在和北韩无外交关係的爱沙尼亚展开行动。而北韩大使馆成员们经常造访的立陶宛、拉脱维亚，也是北韩的建交国。
瑞典情报机构已事先提供情报给爱沙尼亚。北韩大使馆的书记官和编译员在爱沙尼亚塔林港將车开上船的那一刻，当地海关当局和警察就立刻蜂拥而上。无法行使外交官的免责特权，只能无力地被逮捕。他们强制要求北韩外交官们下车，打开轿车后车厢，开启香菸箱。这个场面，被早已收到情报，在场等待的摄影记者拍下，向全世界公开。
因逮捕、流放、徒刑，成为焦点的北韩驻瑞典大使馆
被逮捕的北韩外交官们，香菸被没收扣押，在一天之內就从爱沙尼亚被驱逐出境，返回瑞典。瑞典之前也发生了好几次和北韩外交官有关的事件。一九七六年，北韩驻瑞典大使吉在京因毒品走私事件被驱逐;一九九二年，驻捷克北韩大使馆参事金亨九(김형구)持毒品和偽造护照进入瑞典被逮捕並处以徒刑。瑞典政府於一九九六年七月，將金兴林大使、韩昌业参事等为首的大部分外交官都驱逐了。大使馆內只留下不曾参与香菸走私的全德灿参事和武全秀。全德灿参事从平壤派遣过来还不到一个月，武全秀则因为持有外交护照无法参与走私行动。
金兴林大使在那之后曾任义大利大使，再转任外务省经济局长，最后死於胃癌。韩昌业是金日成、金正日的瑞典语第一號口译，也是张成泽姪子的女婿。身为外交官，可说是前途不可限量，却由於走私事件调离外务省，担任人民武力部对外事业局指导员。之后他担任驻古巴武官，看似再度走向出人头地之路，然而后来却和张成泽的大姨子一起被送进收容所，至今仍不知道他的生死。
留在北韩驻瑞典大使馆的外交官，只剩下全德灿参事。由於他主修挪威语，英文能力不太好，因此发布命令，要身在北韩驻丹麦大使馆的我前往瑞典，派遣新成员到北韩驻瑞典大使馆前协助业务。和家人离开丹麦前往瑞典，是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北韩外交官们也是在那个月被驱逐出境的。
我抵达瑞典几天后，瑞典的朝鲜亲善协会委员长林斯特兰造访北韩大使馆，这样说道，「瑞典媒体每天都报导北韩外交官香菸走私事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所以才来这一趟。瑞典政府操作走私事件，展开反共和国(反北韩)攻势。我要以瑞典朝鲜亲善协会的名义立刻阻止，並寄出抗议信件，也要在媒体发表相关声明。我女儿每天一边看电视一边哭。为什么瑞典要不断谴责那么善良的北韩，让人非常难过。」
他要求我，「以北韩大使馆的名义否认『香菸走私事件』。」当时我的心情错综复杂，爆发走私事件后，北韩驻瑞典大使馆被禁止和媒体有任何接触，坚持不肯定也不否定的立场。若是依他的要求，否认瑞典政府的主张，那有可能会爆发更多相关的事件资料。
於是我这样回应他，「香菸走私那是事实。美国对朝鲜的制裁压迫措施达到极限，目前祖国苦难的行军正在进行中，实际上也无法支付大使馆经营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只能不择手段存活下去。希望您能从这个层面来理解。现在不该和瑞典政府战斗，而是应该忽视和等待。革命经常有上升期和退潮期，目前可视为革命的退潮期。然而我们马上就会克服难关，再次以东方的社会主义堡垒活下去。」
听完我的话，他不得不承认北韩外交官们確实走私香菸，对於革命的上升期和退潮期也表示认同，说会向瑞典政府发表抗议声明。和他面谈后，我认为不管北韩做什么，用美国的「对朝鲜敌对政策」来合理化是最有效的。因偽造护照，张成泽於挪威被逮捕
那是来到瑞典不久后发生的事。全德灿参事表示要一起做一些工作，於是就换上作业服。搭车搭了十五分钟左右，来到一栋两层楼的庭园住宅。住宅规模並不大。全德灿说要打扫房子內外。
我问他这是谁的房子，他这样回答，「你在这里看到的事，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泄漏。不然你和我可就完蛋了。这里是张成泽和金敬姬註25同志女儿张金松的房子。张金松在这里就读中学。现在是暑假期间，她还在平壤，八月底开学前就会回来了。在那之前，我们一星期来打扫一次，修剪庭院的草地。张金松回来后，也会经常来大使馆，见面时要腰弯腰打招呼，需要称呼她时，一定要称呼为『大將同志』。」
当下，我才想起张成泽在挪威被逮捕的事件。
那要回溯到五年前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当时在平壤外务省工作，金兴林局长说有重要的面谈，叫我做好准备。上午九点左右，金兴林局长和我一起到外务省面谈室，和瑞典驻平壤临时代理大使见个面。他说的话令人非常震惊。
「有名持偽造护照滯留的北韩人，昨天晚上在挪威奥斯陆被警察逮捕了。这个人坚称自己是金正日的妹夫张成泽，要求通知北韩外务省自己被羈押的事。」
根据瑞典临时代理大使的话，是挪威当局要求的。北欧国家当中，在平壤设有大使馆的国家只有瑞典。
「依他们(挪威)的判断，应该是张成泽没错。然而北韩高阶人士持偽造护照进入挪威，这件事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要求將北韩驻瑞典大使前往挪威，確认是否是张成泽。还有持有偽造护照属於刑事犯罪，要转告北韩当局。」
我翻译临时代理大使的话，同时觉得这件事也未免太荒谬了。是有人使用偽造护照被抓，自称是张成泽同志吗?张成泽同志为什么要到遥远的挪威?我对临时代理大使的话感到难以置信。
通常在北韩发生这种丟脸的事，当外国大使要求確认时，会立即回答「无法確认这种事」，並立即否认。然而金兴林局长的答案让我很讶异。局长说：「我会去確认。不过在確认之前，请挪威政府不要向媒体公开这件事，请务必转达。」瑞典临时代理大使交代说这是紧急问题，督促务必尽早確认后，就回去了。
面谈结束后，局长特別叮嚀要彻底保密，隨即奔向姜锡柱第一副相的房间。不久后，局长回来吩咐我，「迅速准备要向將军大人报告的文件。」那是外务省还没有电脑的时期，在最终裁决批下来之前，所有文件都以手写製作。手写文件依呈送至局长、副相、姜锡柱第一副相、金永南外交部长的各阶段不断进行修正作业。外交部长最后签名过，才將打字的文件传真上呈给金正日。
依循这流程，向金正日提出张成泽逮捕事件的最终文件。然而金正日似乎向姜锡柱第一副相下了什么指示，不到几个钟头，再次约见瑞典临时代理大使。
局长告知临时代理大使的內容是，「在挪威被羈押的人是张成泽没错。请挪威政府不要向媒体公开，立即释放张成泽。倘若挪威公开此事实，或是判他为刑事犯罪，南朝鲜和美国等敌对势力就会利用这件事作为反共和国宣传，那么朝鲜半岛情势则会朝著无法挽回的方向恶化。希望挪威政府从保障朝鲜半岛的和平的角度来解决此事件。」
张成泽的女儿自杀
瑞典临时代理大使立即將这些话通知挪威政府。那天下午，北韩驻瑞典大使全永进(전영진)以「大使亲传」送来的电报抵达平壤。他是张成泽的姊夫。在北韩，「大使亲传」的用法，是指只有大使才知道內容，直接报告的意思。
全永进的电报，报告了后续事宜。內容是收到挪威奥斯陆警察署「张XX被羈押」的讯息，出发前往当地。
若想从北韩驻瑞典大使馆送电报到平壤，几乎得花一天的时间。要使用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中间要经过北韩驻莫斯科大使馆，彼此也需要配合收发时间。
在这段期间，瑞典驻平壤临时代理大使打了几通电话掌握事件，並指示相关措施。从海外公馆和外务省之间的电报往来，可充分得知这个时期北韩的系统相当落后。
隔天瑞典临时代理大使通知外务省，「挪威政府认为，该事件是符合刑事犯罪的项目，不过慎重接受了北韩政府的要求，不公开事件，將张成泽交给抵达当地的北韩驻瑞典大使。」当时我不了解张成泽为何前往挪威，而得知他被逮捕的事，为什么金兴林一点都不惊讶。
直到来打扫张金松的瑞典田园住宅时，才解开长期以来藏在我心中的疑惑。张成泽是为了见女儿张金松来到瑞典。虽然想去挪威观光，但北韩並没有挪威大使馆，无法在事前申请签证，因此才使用了偽造护照。这样推论后，逐渐拼凑出事情的真相。
张金松的房子，一週要打扫一次。到八月底，接近开学了，张金松却没出现，只有警卫员独自来到瑞典。警卫员前往张金松就读的学校，通知「张金松因故无法上学」，也在银行处理了相关帐户。由於全德灿参事英文不好，每当此时就由我协助翻译。
打扫张金松的房子將近两个月，甚至帮忙处理善后，我的心情五味杂陈。辗转得知金正日的子女们在瑞士读书，甚至还知道连张成泽的女儿都过著留学生活。想起我为了带大儿子出国，可是彻底大闹了一场。可是对於金氏父子和他的亲戚而言，这些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却要像战爭般歷经千辛万苦。想到这些，我就心有戚戚焉。金日成交代外交官子女们必须在祖国接受初等教育，金日成却把自己的子女们全送往外国念书，这实在太令人感慨了。不过这样的反抗心並没有持续太久。
九月初，瑞典语专家崔春永(최춘영)被任命为参事，来到瑞典。我返回丹麦，之后辗转听说张金松的消息。张金松最后並未返回瑞典。由於北韩驻瑞典大使馆的香菸走私事件，当地的人对北韩人的印象很差，因而转学到法国。在瑞典生活时，张金松以大使馆人员子女的身分登记，就读位於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学校，有一名警卫员和一名女厨师照顾，听说偶尔会来访上下学时会经过的大使馆。有时会拿家里厨师製作的蕎麦冷麵来大使馆。金敬姬和张成泽则会轮流来瑞典探望女儿。虽然是我来之前的事，但听说北韩大使和成员们似乎因此吃不少苦。金正日的外甥女、妹妹、妹夫三不五时出现，光用想的也知道有多麻烦。
张金松於二○○六年在法国巴黎自杀了。二○○九年金正恩初次登场时，並没有公开名字大家被指示称呼他「大將同志」。我听到大將同志的瞬间，想起全德灿参事说要称呼张金松为大將同志。金正日家门的子女们，似乎一律要称呼为「大將」。
最近我阅读了李韩永写的《皇室家族》这本书。李韩永是和金正日生下金正男的成蕙琳註26的外甥。本书描写了金正男註27的幼儿时期。每当金正男生日时，金正日都会让他穿上军服。刚开始是有大將阶级章的军服，隔一年生日是元帅服，再隔一年则是大元帅服。身边的人看到穿军服的小金正男，都要称呼他为「元帅」、「大元帅」。
刚开始，我对於要称呼仍是中学生的张金松「大將同志」觉得很荒谬。然而身边的同事都称呼大將同志，大使馆人员子女们称呼「大將姊姊」，后来也都习惯了，因此我也自然而然习惯大將同志这个称號。为取得粮食援助东奔西走的日子
那是北韩有多到数不清的人民因飢饿所苦的时期。听说乡下有数十万人饿死。
然而丹麦是相当平稳又富裕的国家，令人称羡。教育和健保都由国家管理，几乎等同於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找不到我学习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贫益贫，富益富的现象。在北韩被视为重大財產的脚踏车，在丹麦市区居然可以免费租借。
我曾每天陪同外国代表团造访北韩各个地区，深刻感受到强烈的对比。北韩居民们正在苦难的行军阶段，我却在丹麦这个丰饶的国家衣食无忧，为此还萌生了罪恶感。
此时北韩展开了活跃的对美外交。一九九四年九月朝美核框架协议之后，柯林顿政府的对朝软着陆政策稳定下来。协助北韩克服经济难关的並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从一九九六年初起，美国支援的粮食纷纷开始抵达。北韩的外交目的转换为尽可能取得「实际利益」，解决目前面临的经济难关，等於是展开了社会主义守护战。平壤也每天都指示北韩的所有海外公馆寄送粮食。
我身为三等书记官，从抵达丹麦的第一天，就和大使李泰均(이태균)一起进行「粮食工作」。前去拜访丹麦外务省亚洲局、国际协力局、红十字民间慈善团体等，要求支援粮食。北韩外务省指示，祖国正处於「苦难的行军」时期，所有外交官都必须拚命將米粮和医药品运送回祖国。
丹麦北韩大使馆猛烈的展开「粮食工作活动」。似乎真的很认真，丹麦外务部亚洲局长甚至还对李泰均大使说：「驻哥本哈根的外交团中，北韩大使馆最认真活动。」
归功於此，九月时，丹麦开发协助商尼尔森联络李泰均大使要见面。
尼尔森见了大使后这样说道，「我对北韩大使馆的活动抱持极高的评价。丹麦政府决定透过世界粮食计画，提供北韩相当於一百万美金的粮食。未来也会每年透过国际机构，加入对北韩的粮食协助。」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大使的眼眶也充满了泪水。看到我们眼眶泛泪的开发商，久久无法言语，他接著给予祝福，说相信北韩一定会克服目前的难关。回到大使馆，我们齐声高呼万岁。虽然曾有透过国际机构，从部分国家得到些许粮食支援的案例，然而不曾像丹麦这样，一次支援一百万美金的粮食。我眼中浮现了得知会取得粮食，欢欣鼓舞的北韩人民的模样。
人民正在饿死，代表团却替金正日购物
立即向平壤报告了这项消息。一天內，就传来了对大使馆的活动表达高度评价的电报，並向驻各国的大使馆传达批示电报，「要像丹麦北韩大使和成员们一样，发挥高度忠诚心，在祖国经歷苦难的此时，以实际绩效报答。」
在丹麦投入「粮食工作」的一九九六年九月，爆发了江陵潜艇渗透事件註28。丹麦媒体到十一月初为止，连日报导韩国军方的討伐作战。引用首尔发出的报导，指出北韩有几名武装共匪自杀，有几名逃走，丹麦外务省召唤李泰均大使，表达强烈抗议。北韩大使馆对於武装共匪渗透，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能让人对於韩半岛分裂的特殊情况印象深刻。我暗自担心丹麦方面会中断粮食支援，但外交家却有了预期之外的反应。
「看到拚命求送粮食的北韩，本来以为北韩撑不了多久。我们之间在背后曾这样谈论。然而看到北韩要员到死都不愿降伏，甚至不惜自我了结性命，看来北韩距离崩坏仍然很遥远。」
左翼人士还说：「世界上真正的军队只有北韩军队。相较於你们，韩国军不是军队。」每当此时，我想起死去的潜艇要员们，虽然心痛不已，却能骄傲地挺起胸膛。江陵潜艇渗透事件，虽然是向世界展示北韩始终不变的对南敌化策略的案例，然而也有展现北韩军队强大精神力的层面。对於抑制北韩的早期崩坏说，具有相当的作用。
和北韩大使馆担心的恰巧相反，幸好和丹麦的关係顺利延续，也持续得到粮食支援。之后我们趁胜追击，和非政府组织接触，从丹麦红十字、国际明爱等处，一年取得將近数十万美元的粮食协助。
由於我们的活动，对於能够寄送粮食给祖国飢饿的人民，感到相当有成就感。在我心中却对北韩体制產生了自责。外交官们为了將粮食送回祖国，不停东奔西走，反之，来自平壤的採购代表团，只关心要朝贡给金氏家族的事物。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只是遵照金正日的指示罢了。
有一次有代表团来，要为银谷农场採购牛只和牛精子。银谷农场，是供应金氏家族牛肉和乳製品的牧场。还有代表团来，採购要铺在锦绣山纪念宫殿地板的木砖。甚至还有代表团，是来採购金日成去世三周年追悼活动后，干部们要饮用的丹麦生啤酒。
这些都是和改善人民们粮食情况完全无关的事。
由於成员中只有我会英文口译，每次平壤有採购代表团前来时，就要负责支援。我就不用说了，连大使馆的其他成员都觉得很烦。有几位同事明白地表示不满，酒酣耳热之际说祖国的人民都快饿死了，到底是在做什么。表面上担心人民和军人们的生活，然而金正日只顾著自己一家人吃得好过得好，连党干部们也没有太大差別。黄长燁註29脱北，从「被南朝鲜绑架」突变为「卑鄙的人」
由於对金正日和北韩体制的自责感加深，一九九七年二月，黄长燁先生向驻北京韩国总领事官申请流亡。国际媒体进行相关报导，然而到当时为止，我都还无法相信这个事实。黄长燁是北韩主体思想的创始人，他的流亡代表了主体思想的流亡。
向北韩大使馆確认消息是否属实的电话接连不断响起。大使馆根据平壤的指示，辩解是被韩国情报机构绑架，还警告说若不立刻释放黄长燁，將导致严重后果。大使馆气氛相当沉痛，大使指示立即召集会议。
「在南朝鲜魁儡们的煽动下离经叛道。丹麦政府当然要动员左翼团体，展开救出黄长燁同志的作战。」
大使紧急和丹麦外务省副相见面。他要求丹麦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南朝鲜魁儡的绑架行为。我则前去拜会左翼政党，请他们发表谴责声明或是写信。
几天后，北韩驻法国代表部打电话来。说传真送了重要文件过来，並说从现在起中止黄长燁释放运动。由於是本局的指示，大家都集合在传真机前面。
「黄长燁背叛革命，站在敌人的那一边，从现在起，中止释放运动，將所有对外活动的重心放在『卑鄙的人啊，要走就走』。」
大使读完指示文后，无力地瘫坐在座位上。对我而言是个令我难以忘怀的画面，至今仍歷歷在目。
几天后平壤中央党联络。指示立即召开党会议，向祖国报告所有党员们的决议。会议的主题是「卑鄙的人啊，要走就走。我们会守护著红旗」。在大使馆內召开党会议，所有党员们都激动地责备黄长燁。会议的结论也是「虽然黄长燁离开了，我们会坚守红旗到最后」。
我在党会议中高谈阔论，然而回到家中我思考了良久。只要是北韩人，没有人不知道黄长燁先生创造了主体思想。如今创造体制基础的人却脱北了，这对北韩菁英阶级造成的影响相当大。在外务省工作，我曾经和黄长燁先生见过数次面，我很清楚他的为人。西欧政党代表团造访平壤，与黄长燁祕书会面时，我曾担任过几次口译。
他明理且有逻辑，也懂得关怀別人。用餐期间接见时，他会让口译先吃饭，直到用餐完毕，並取得外国人的谅解。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大好人，这和为了自我宣传做了许多活动，也不管口译有没有吃饭的其他干部们有天壤之別。
来到韩国后，我得知黄先生不在首尔显忠院註30，而是安葬於大田显忠院註31，心想总有一天要將他迁至首尔显忠院，这是出於我个人的想法。也希望统一之后，在平壤打造为了北韩民主化斗爭的先烈坟墓，並供奉黄先生。
黄先生的脱北，在北韩又引起了一次肃清风暴。在万景臺区域的主体思想研究所解散，建筑物移交给军队。那里的大多数人被带往收容所。得以倖免不受牵连的，只有金日成家族的金昌主(김창주)副总理的儿子等这些高阶人士的子女。金正日批评，主体思想研究所合併学术研究和对外事务是个错误。他说，「对外事务是和美国、南朝鲜魁儡们的激烈斗爭，学术团体主体思想研究所还进行主体思想的对外宣传普及，黄长燁才能为所欲为。」並指示，「未来主体思想的对外普及事务，由有对敌斗爭经验和觉醒的外务省负责，学术研究则由社会科学院负责。」根据他的指示，目前主体思想有关的对外普及业务，由外务省七局(对外宣传局)负责，学术研究则由社会科学院负责。卖给瑞士一二○吨北韩邮票
我记得那是在一九九七年夏天。中央党宣传煽动部下了指示，「朝鲜邮票社社长即將前往丹麦，要尽力支援他。」不久后，朝鲜邮票社社长来到北韩驻丹麦大使馆，是位六十多岁的斯文人士。他在党中央委员会宣传煽动部担任出版指导课长数十年，才刚当上社长。
社长抵达北韩大使馆的隔天，清晨六点就起床，他独自清扫大使馆庭院，甚至还清洗了我惯用的车。我拜託他別这么做，然而他却非常坚持。这就是北韩常见的「中央党工人」的模范。
朝鲜邮票社的主要业务，是將邮票卖到海外赚取外匯，扮演直属上级机关外国语出版社「钱流」作用的角色。外国语出版社是党宣传煽动部的旗下机关，以外文出版介绍主体思想的资料。外国语出版社印刷邮票，由朝鲜邮票社贩卖，建立这种体制的正是金正日。
听完社长来丹麦的理由后，我十分激动。寄了四吨朝鲜邮票到丹麦邮票公司，然而一直没收到货款。我不晓得为什么。四吨邮票要六千万美金才是合理价格，但这次只以六十万美金左右卖出，我想应该能轻鬆收回邮票货款。
北韩大使馆只有我会说英文，於是我和朝鲜邮票社社长一起去拜访丹麦邮票公司。当我正想提出严正抗议时，反而是对方大发雷霆，骂朝鲜邮票社社长「诈欺犯」、「骗子」。听完对方的说明后，我当下哑口无言。
朝鲜邮票社约定要给丹麦邮票公司欧洲独家销售权，寄送了四吨邮票。负担运费的丹麦邮票公司期待销售朝鲜邮票，隨即將样本寄给欧洲各国的邮票商。然而没有任何邮票商表达购买意愿。进一步了解详情，发现瑞士洛桑的邮票公司早已和北韩签了独家销售权，並且持有一百二十吨朝鲜邮票。
丹麦邮票公司方接著抗议，「邮票就像货幣一样。怎么会印了一百二十吨邮票送到国际市场呢?到处给独家销售权也是违反约定的。我们有可能对北韩提出诉讼。我们不需要北韩邮票，全部都拿走。」
话说得没错。邮票和货幣具有类似的特性，卖了几百吨邮票，就和交易货幣没有两样。然而朝鲜邮票社社长的反应却令人心寒，他说：「若是没办法收足六十万美金，那么十万、六万美金也要收。」派我去討价还价。出於无奈，只好转达他的话，而丹麦方表示一毛钱都不会支付。
朝鲜邮票社社长相当迫切，於是我问：「那要不要把邮票带回去，在朝鲜卖呢?」他回答，「在朝鲜，邮票堆满了仓库，要从这里拿一点钱回去，如果带回去，会很为难。」
我实在看不下去，对社长说了一番风凉话。
「为了赚几分外幣，这样印刷邮票，你打算怎么做。我们要是贱卖邮票，其他国家的人可是会看我们笑话。不应该隨便印刷邮票的，这会让朝鲜处於崩坏的危险，这样问的话，总该说些什么吧?」
朝鲜邮票社社长嘆了一口气，「是上头指示我做的，我也无可奈何。」而我正在替为了赚外匯，什么都能卖，动摇国家根干的指导者工作。我突然觉得我的处境很悲伤，目前应该还有在丹麦和瑞士没带回来的北韩邮票。来韩国后，见到电影《太白山脉》导演林权泽
我对北韩体制的自责感逐渐加深。一九九七年的某一天，我在丹麦生平第一次看了韩国电影。从北韩开始苦难的行军，数十万人迁移死亡。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收看韩国电影，我至今仍记得每一幕场景，和每一句台词。
翻阅丹麦当地报纸，得知那天晚上九点电视会播放韩国电影的事实。一般来说，大使馆成员们吃完晚餐后，会再次陆续回到办公室加班至深夜，可是那天却无人返回加班。应该都是在家安静收看韩国电影。
电影是《太白山脉》。我看了很震惊，內容是关於韩国战爭前后，南朝鲜劳动党游击队员的斗爭。看著为了得到一小块田地，拚命战斗的南朝鲜劳动党游击队员的模样，就彷彿再次看见祖父、父亲世代。我的祖父也是贫户佃农，是不识字的文盲，由於共產党说会免费发放土地，因此才入党。六二五战爭时也站在北韩共產党这一边，我的祖父和父亲世代过世时，都深信社会主义、共產主义是科学。
刚开始，我无法辨別这是容共电影还是反共电影。以道德来看，共產主义者是健全的人，反共分子则是不洁的人。然而隨著电影剧情，能感受到的思想(讯息)相当深奥。表面上標榜正义理想，但若和自己的思想对峙，就会残忍消灭所有人，这和北韩的实际状况非常类似。当时北韩组织了深化组，有不计其数的人民被抓走，或被送至收容所，展开恐怖的肃清。在海外工作的人，內心则是纠成一团，深怕自己的家人在本国受到牵连。
最后的场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金范佑(安圣基饰)对共產党军党委员长说：「因为你们不认为人命是宝贵的，所以才会失败。」还有观看了无数的肃清，烦恼「究竟从哪里开始出了什么错」的廉尚珍(金明坤饰)的模样，其中都有我自己的影子。
一来到韩国，我立刻向国情院要求与拍摄《太白山脉》的林权泽导演见面。我想问他，他究竟如何將结束南北体制对决、理念对决的讯息放入一部电影內。
製作电影的一九九四年已做出这种判断，这个事实相当惊人。
二○一七年三月十七日，我终於如愿以偿和林权泽导演见面了。我从他那里听到意外的答案，林权泽导演说，拍电影时受到右翼的批判和政府的眾多干涉。然而他想整理自己家族长辈曾经投身的共產主义理念。他於二○○○年代直接前往北韩，为了亲眼看看自己的家人们献出生命实现的社会。他目睹了共產主义社会的虚象，和让人难以置信的惨淡，以及令人失望的北韩现实。动摇北韩的「深化组事件」註32
在丹麦时，於电视上观赏《太白山脉》的那段时期。在北韩睡一觉起来，就会听到谁被抓走，谁被带往收容所。
一九九七年起，北韩展开了「深化组事件」的大规模肃清事件。此事件进行了將近三年，直到二○○○年左右才结束。北韩的粮食情况在一九九六年之后逐日恶化，到了一九九七年，乡下发生集体饿死的灾难，平壤的粮食配给也中断了。
居民们的不满逐渐达到高峰，因此金正日灵机一动。
为了將转移居民们的注意力，发动了深化组事件，由社会安全部总政治局长蔡文德等人主导此事件。
蔡文德在社会安全部內组织「深化组」，重新调查所有居民的个人资料，尤其是党中央委员会高阶层人士。著手详细查看在六二五战爭时做了什么事，经歷是否有空白期。首先是党中央委员会祕书局农业担当祕书徐宽熙註33，被逮捕枪杀。接著曾是农业相的金万金尸体，被剖棺斩尸，用子弹射杀从坟墓中挖出的尸体。在全党进行的批判会议，有两个人未彻底执行党的主体农法，造成饥荒，於是將所有苗头指向他们。
在党指导部內，深化组也发现了大规模间谍网。中央党本部责任祕书文成述、平壤市党责任祕书徐允锡、黄海南道责任祕书皮昌林(피창린)、开城市党责任祕书金基善(김기선)、江原道党责任祕书林亨九(림형구)等人接连被逮捕。外交官们也无法逃过这个事件。文成述的女婿、皮昌林的女婿、金万金的姪女、林亨九的儿子等人，原本在外务省工作，也都被带往收容所。林亨九的儿子林镇秀(림진수)为驻牙买加北韩大使馆参事。
还在国內搜查西北青年团特工队员，进行肃清作业，不计其数的人们受害。在北韩，西北青年团特工队是六二五战爭时，由国军和美军所组织。黄海製铁劳工们拆卸工厂的钢板和设备，当作废铁卖到中国的事件发生时，立刻就发动坦克车。坦克车在市区內横行造成恐惧感，军人们威胁劳工，若不將工厂物品放回原位，就不放过他们。平壤中央机构干部们，则因恐惧一动也不敢动，一般居民连没有米都不敢抱怨。
原本只想以恐惧感压抑不满，然而因深化组事件，北韩体制似乎稳定了下来。金正日授予蔡文德等社会安全部干部「英雄」的称號。但是这对社会带来的伤害和后遗症实在太大了，百姓们怨声载道。而这也不是谁都可以评论的事件，后来才有具话语权的元老出面。从金正日孩童时期起就他照顾的抗日斗士黄顺姬，写了一封信给金正日说「深化组事件似乎太过分了」。其他抗日斗士，对深化组事件也开始抱持怀疑的態度。
认为已找回安定的金正日则將刀口反过来，瞄准了蔡文德和社会安全部，向国家安全保卫部与人民军保卫司令部下令，共同调查深化组事件及社会安全部。蔡文德等主事者被处刑。罪名是涉嫌偽造深化组事件，害死无辜的人们。
另外也做了一些算是放马后炮的处置：召开全党会议，公布深化组事件的不当性，让生存的受害者回归。在金正日的指示下，社会安全部改称为人民保安省。金正日亲自洗去牺牲者罪名的名义，以最高司令官勋令，释放被关在政治犯收容所的人。不过对於已深受重大伤害的他们而言，这已经毫无任何意义了。他们的家庭早已崩离破散，也有很多人因而罹患精神疾病，或是生重病。已婚者大部分都离婚了，还无家可归。家破人亡的受害者，是最难承受的了。原先住处被抢走的人，释放后被收容到集体住处，提供少许的米粮和油。
经过收容所生活的外交官，也陆续重新被派回外务省。皮昌林的女婿，之后升迁为马来西亚大使。然而文成述的女婿由於患病，回来后就立刻离职了。没钱就医的外交官
一九九七年六月，在丹麦工作时，我的第二个儿子诞生了。和老大足足差了七岁。
老大和老二的年纪差距这么多，是有理由的。
我的父母亲希望我能有两个孩子，因此妻子生下老大三年后，就开始暗示再生个孩子。现在的规定虽然已经不那么强硬，然而当时北韩规定外交官只能带一名子女前去海外。
我有朋友生下了双胞胎，被派驻南美公馆时，被迫留下一个孩子在平壤。妻子和我无法承受生离的痛苦，因此下定决心到海外才生老二。就这样等了又等，过了一年、两年，因此两个孩子的年纪才差距七岁。
一九九六年六月到丹麦赴任后，我向李泰均大使表明再生一个孩子的想法。其实有规定，不能在海外生小孩，可是二儿子得以出生，足以表明我保有孩子的意志有多强烈。我流亡到韩国后，李泰均大使在《我们民族》(北韩对南言论媒体)中，谴责我和我的脱北行动。然而我对他仍非常感谢和抱歉。
妻子很快就怀孕了。在海外生孩子这件事，本身就违反规定，再加上经济方面没有余裕在孕期接受產检，因此妻子从未去过医院產检，仅在生產时住院几天。
在北韩，国家不负担驻海外外交官的医疗费用，住院和手术是自费负担。因此前往海外任命之前，要非常仔细地接受健康检查，也就是生病或是健康不佳时最好不要赴海外。但是驻海外可以多少赚一点钱，因此外交官就算是生病，也会想办法偽造文件证明身体健康。
二○一六年一月，驻义大利的北韩大使金春国在当地过世。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因肝癌生病了几个月，最后痛苦的撒手人寰。
对於大使怎么会一次健康检查都没接受过，到了肝癌末期才去医院，当时韩国媒体深表讶异。除了本人疏於照顾自身健康，另一方面，我想应该是出於经济困难，才没有就医。德国交出的东德留学生名单，遭保卫部指控为间谍团
当「深化组」进行大规模肃清行动时，又有类似事件爆发，就是「德国留学生事件」。后来也被归为不当事件，並释放相关人士，但前后的歷程却令人咋舌。
一九九○年统一之后，德国政府尊重旧东德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协定与关係，唯独不承认和北韩签订的外交关係协定。协议在和北韩协定未来外交关係前，维持原大使馆的权利，保留为保护办公室型態，允许保留大使馆建筑物，与新任外交官的特典和特权为临时措施。德国希望继续沿用平壤的旧东德大使馆，北韩也没有意愿撤除柏林大使馆。由於两方大使馆规模相当，双边的利益关係相等，因此平壤的旧东德大使馆採用「瑞典驻北韩大使馆德国权利保护办公室」之名，柏林的北韩大使馆则改名为「中国大使馆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权利保护办公室」。大使的称號，变更为「权利保护办公室代表」。
一九九○年代末期的某一天，德国权利保护办公室代表来到北韩外务省。
代表部拿著在东德留学的数百名北韩学生名单，要求「为发展两国关係，请求留学生保持联繫，並告知他们的地址和联络处」。这是常见的交流模式。然而大使馆通报此讯息的大使和负责保卫员(国家情报机关要员)，却向口译下达偷取该名单的指示。由於是自发性地缴出名单，口译將一份影本缴交给负责保卫员。
而內部间谍团事件，此时几乎是由北韩军保卫司令部一手包办。之前是以处理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而奠定地位。反之，国家保卫部则被金正日指责为无绩效。此时掌握了名单的国家保卫部，向金正日报告了德国的「间谍团名单」，逮捕了许多一九八○年代前往东德的留学生。
在外务省欧洲局，以德国负责人身分工作的同事金光锡(김광식)，也在当时被带走了。他的家人们並未被留放下乡，平安地留在平壤，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这是喀山留学生事件与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之外的事件。听闻由於还在预审中，所以未被流放，然而经过了数年，家人们依然定居在平壤。因为是从编造出来的事件，有別於其他事件，在短期內就落幕了。金光锡等被害人，在二○○○年初多半被释放了。但有部分留学生，承受不了收容所內的劳动和压力，没活著回来。得到粮食援助，还请求提供载运的船只
似乎在毫无预期的情况下，幸运来敲门了。有一天，丹麦红十字会和我联络，说是丹麦的一间公司替伊朗生產的菲达起司，因欧盟对伊朗贸易出口的禁止措施，被困在港口仓库，预计无偿送给北韩，通知我们前去领取。无奈的是，北韩连派运送船只的余力都没有。我向平壤报告后，如我预期的，无法派送船只来接受丹麦的支援。
菲达起司是人类歷史上最悠久的起司之一，据说最早是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邻近区域开发。此地区山势险峻，有许多岩石，不適合饲养牛只。用羊或山羊乳製成的菲达起司味道虽然略微咸香，然而营养成分丰富。营养失调的北韩孩童只要吃一点，就能適时补充养分。光想到这些画面，就让我內心澎湃激动。
我要求和起司公司社长面谈。当时北韩驻丹麦大使馆因財政情况下令撤回，所有对外活动我都得独自进行。我记得我是这样向对方社长说的。
「对於贵公司提供的免费协助深表谢意。然而目前朝鲜连输送起司的船只、资金都无法供应。我想您应该在电视上看到了，朝鲜有数十万名的孩童营养失调。若是菲达起司能送到朝鲜，拯救濒临命危的孩童，朝鲜居民们对於贵公司的支援会永生难忘。请您想像是您的孩子在挨饿，拜託帮帮忙。」
那位社长沉默了好一会，表示会和理事会討论过，再告知结果。过了十五天，我收到联络，通知要在某家餐厅见面。我有预感是好消息。因为不是会议通知，而是要一起用餐，这意味著有好消息。我开心得像要飞上天。
我前往约定场所，社长和理事会理事们全部都出席了。社长慎重地站起身，说为了飢饿的北韩孩童，愿意由公司负担经费，將三千两百吨菲达起司运送至北韩。那时一公斤菲达起司价格超过十美金。光是起司本身，价格就將近三千两百万美金了，再加上运费，整体费用足足高达三千三百万美金。我感激到热泪盈眶，强忍著泪水说了好几次，「谢谢，真的很感谢您。」金正日，「太永浩要什么都给他」
不久后，约定好的起司全数抵达北韩。包装良好，可长期保存。之后被召唤回北韩时我才知道，金正日了解所有情况后，欣喜若狂地对姜锡柱说了下面的话。
「我在当地指导註34人民军部队，每次都很担心。由於粮食情况不佳，每次前往当地指导时，都想带什么过去，可是什么都没有，觉得很惋惜。外务省真是做了一番大事。叫太永浩来平壤颁发奖励。他想要什么都给他。」
我根据这个指示返回平壤。当时是一九九八年二月初。此时我离开丹麦，担任北韩驻瑞典大使馆二等书记官。一九九七年底因北韩財政问题，大使馆人数大幅缩编。欧洲的芬兰、南斯拉夫和丹麦等国家的北韩大使馆撤回。隔年一月大使李泰均前去法国，担任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我被任命派驻瑞典。
从平壤收到回国命令时，我极度紧张。
当时我不知道为何被召唤。收到电报写著，「关於丹麦的起司支援，有需要確认的事项。」若是这样，只要召唤我这个负责人就行了。和我同行的，还有在北韩驻瑞典大使馆工作的白承哲(백승철)，情况令人匪夷所思。
这是颳起深化组事件狂风的时刻。大使馆內，只有白承哲和我是海外留学派。相较於在中国留学的我，俄罗斯留学生出身的白承哲，神情显得更加紧张。他是新义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毕业，就读平壤外国语大学时，被选为俄罗斯留学生，前往莫斯科外国语大学主修瑞典语。「喀山留学生事件」后未获得海外派遣，一九九七年才脱离制裁得到海外任命。虽然没听说因「深化组事件」有海外留学生再次被肃清的消息，然而有股不祥的感觉縈绕在心头。
两人同时被召唤，这表示我们两个其中之一是肃清对象，也意味著回到北韩之前必须互相监视。在回国的途中，若有一名脱北，另一个人就会受害。在不晓得谁是肃清对象的情形下，也无法事先脱北。
白承哲表现出严正的態度，说留学期间內绝对没参加过政治性聚会。在这方面我也很光明磊落。我们两个有了共识，就算要被调查，也要回去接受，便搭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当时北韩驻瑞典大使馆有大使孙武信(손무신)、参事全德灿、崔春永、三等书记官白承哲还有我，共五位成员。只召唤其中两名，而且还是「老么们」，我们两人內心忐忑不安。
究竟是护送还是被护送，连同事间都不知道
抵达北京后，我们在北京过了一夜，隔天就要回到北韩。白承哲突然说，想打电话给平壤的姻亲。北韩外交官们，不得藉私人理由从海外打电话，这是基於保护国家机密。白承哲的姻亲金永南，是当时体育指导委员会集团体操创作团贸易公司社长。是我国际关係大学大一届的前辈，他和我非常要好。
两人一起在海外旅行时，其中一名会被任命为团长，这是北韩的惯例。白承哲若想打电话回平壤，虽然同样身为同事，也需要得到职级较高的我核可。
这让我觉得有些尷尬，白承哲和姻亲通话后，若是嗅到一丁点不寻常的气息，有可能不回平壤，就这么脱北了。如果不准他打电话，不但身为同事的我觉得抱歉，白承哲也一定会很不高兴。
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允许了，且决定在一旁陪同。白承哲的姻亲先说了，「什么时候到平壤?我和妻子一起去机场接你。」安心下来的白承哲脸上才出现一丝欣喜。这下换我不安了。就算我想打电话回平壤也没办法。在北韩要是想拨打或接听海外长途电话，不能用普通电话机，要有专门的国际电话。由於金永南是贸易公司社长，办公室有国际电话，我的亲戚之中却没有这种人。
隔天搭乘高丽民航机抵达平壤，金永南夫妇和外务省同事们前来迎接。一见面，我们劈头就问：「(肃清对象)是谁?」结果是白承哲。我问外务省同事，「白承哲犯了什么错?难道是俄罗斯留学生事件爆发?」得到的答案，是白承哲的父亲被社会安全部带走处刑。从金永南那里得到简短消息的白承哲，无言地望著天空，脸上满是泪痕。
我完全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长期以来，白承哲的父亲担任平安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的祕书。有一次委员长看到祕书的儿子白承哲，对於他瀟洒的风采极为赏识，於是就收他为女婿。因此以北韩式的说法，白承哲夫妇是「干部家的子女」。白承哲收到瑞典任命时，他的父亲担任平安北道某家军需工厂的党祕书，那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工厂，过著人人称羡的日子。
我不相信白承哲的父亲被处刑，而事端竟是源於为了解决工厂劳工们的粮食。那时党局中断配给，工厂劳工们要想办法自行解决粮食。即使是苦难的行军时期，军需工厂也要继续运转，因此白承哲的父亲想到了一个绝佳妙计，將磨砲弹剩余的铁粉卖给中国换取粮食。身为党祕书，这是非常贤明的做法，也是出於善意。
然而负责中国销售的贸易工人经常盗领金钱，因此白承哲的父亲不得不將他解任。贸易工人心怀不轨，便检举，「军需工厂党祕书利用贩卖铁粉到中国的方式，將重要军事机密提供给南朝鲜安企部。」
白承哲的父亲被深化组逮捕，接受审问。深化组要他交出间谍名单，並且严刑拷问。年迈的父亲不堪严刑拷问死亡后，深化组就將一切诬陷给他。深化组製作了「党祕书承认所有罪刑因而枪杀」的假文件，编造出不存在的罪名，终结了事件。因此也对身为子女的白承哲下了召唤命令。
白承哲和我先回外务省进行抵达报告。干部们看到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之后在干部处的同伴这样对我说。
「你顺利带回白承哲，辛苦了。白承哲是俄罗斯留学生，事隔十年才初次派驻大使馆，倘若白承哲脱北，外务省內的数十名俄罗斯留学派，又会有好几年不能前往海外。送出召唤电报后，由於深怕白承哲脱北，大家连觉都睡不好。」
几天后，白承哲对我说：「故乡的母亲独自一人，我要快点回去。我写了一封信给妻子，您回到瑞典后，请她不要担心，转告她尽快回来。」这是令人心痛的事件。北韩在这种情况下担心家人会全部脱北，因此会找藉口先召唤家长。下一个阶段，则是对家人进行召唤指示，妻子和子女们为了拯救家长才愿意回到平壤。白承哲的家人们也没有例外，经歷了这样的过程。
起司成为「將军大人的礼物」送往军队
党召唤我有两个理由。一个是我自己都不晓得的「顺利召回白承哲」，另一个是和「丹麦起司」有关。
白承哲和我进行抵达报告时不发一语的外务省干部们，之后和我单独见面时，掩不住欣喜之情。
外务省原本正愁著金正日生日(二月十六日)时没有適合的「生日礼物」。人民武力部召集炊事兵，让他们试吃菲达起司，甚至进行了料理法讲习，大家反应那吃起来像用盐巴醃渍过的豆腐。
金正日每次造访军方部队时，都会发放菲达起司作为「將军大人的礼物」。丹麦送给营养失调的北韩孩童的起司，都作为强化北韩军人武力所用。
姜锡柱问我，「对於苦难的行军时期，为了强化人民军队武力建立了特殊功劳的同志，將军大人给予极高评价。因此说要答应同志提出的所有要求。你对党有什么要求吗?」
我突然感到惊慌失措。我做的只是为了飢饿的北韩孩童挺身而出罢了，幸运却突然降临在我身上。听到金正日说「对於强化人民军队的武力有重大贡献」的称赞，我有些不知所措。只记得曾听说此时要好好回答。
在北韩，表彰是有基准的。拿回一百万美金以上的支援，会得到努力英雄表彰。这时我如果要求努力英雄表彰，应该拿得到，可是我觉得不好意思。长久以来，在外务省工作的基本使命早已转变为取得粮食援助，做自己的分內的工作却要求努力英雄称號，实在很难为情。我回答希望能让尚未入党的妻子进入劳动党，接著姜锡柱说会向金正日报告。
隔天，姜锡柱第一副相召我会面。
「我向將军报告同志的愿望。將军大人说你做了一番大事业，却只提出让妻子入党的政治性要求，这样看来，同志的思想准备相当好。將军指示了，会安排你的妻子『火线入党』，並颁发(金日成)首领大人的手錶给同志，做为表彰。会尽快进行后续措施。」
我回答，「我会以忠心来报答敬爱的將军大人的信任和照顾。」姜锡柱祝贺我，说未来工作將会更顺利。
几天后，二月十六日，在外务省讲台举行表彰授予式。
得到刻了姓名的姓名手錶。在金正日的特別指示下，妻子在瑞典当地进行火线入党。火线入党是战时为了鼓舞士气，直接在前线，接受功劳重大的军人为党员的一种入党方式。
外交官的女人们，跟隨丈夫生死与共
在北韩有句话说「要成为党员，才有身为人的价值」。男人进入军队，较容易入党，但外交官当中也有很多人没有进军队，就读外国语学院，在外国语大学或金日成综合大学外文学院、国际关係大学毕业的。拥有这类经歷的人在北韩称为「直通生」。直通生们出了社会，若想入党，至少要在当地工作四至五年以上。
而外交官夫人通常由於跟隨丈夫前往外国，经歷就因此中断，以致於在一个职场长期工作的经歷不多，所以很少有入党的机会。初次前往外国时可能是书记官夫人，就算不是党员也不算太丟脸。然而当丈夫以参事、大使派遣时，夫人年纪也进入四十或五十岁，非党员的话，是很没面子的事。
举例来说，若书记官夫人是党员，而参事夫人是非党员，只有书记官夫人才能和丈夫一起参加党会议。在大使馆生活，经常举行党会议，就算想参加也去不了，没有比这更丟脸的事了。
我的妻子是一九八九年进入贸易省，一九九六年跟隨我来到丹麦的。在贸易省连男性成员都排队等著入党，因此只有七至八年经歷的女性很难提出申请。妻子跟隨我以三至四年的週期在平壤和外国来回，一辈子几乎都没有机会入党。我向金正日要求让妻子入党，就是基於这个理由。
领取「金日成姓名手錶」后和同事们一起喝酒。同事们数落我说：「应该要一栋房子的，为什么这种话说出不口。」实际上我在开城洞的小房子內侍奉父母亲，也不是完全没有搬到大房子的想法。只是，其他人在祖国度过「苦难的行军」的日子，我在舒適的外国生活，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要房子。
停留在平壤办事，也见了朋友。到了要回瑞典的时候，想到要將白承哲的信转交给他的妻子，心情是无比沉重。外务省跟我说，对白承哲家人的召唤指示，不会以电报发送，而是由瑞典孙武信大使以口头转达。白承哲家人的护送任务，则交给金龙国(김용국)。金龙国当时在瑞典上培训口译课程，目前是北韩驻瑞典大使馆参事。培训口译课程是指大学毕业后，进入外务省成为职员，前往海外公馆学习外语的课程。
抵达了北京，我拨国际电话给孙武信大使，向他报告我即將独自一人回去。大使问我该如何对白承哲的妻子说这些话，並长嘆了一口气。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机场，大使夫人和崔春永参事前来迎接。连我妻子都不知道我回去的消息。
抵达大使馆。白承哲的儿子永福第一个跑出来。看见我从轿车上走下来，永福当然以为自己的父亲也回来了，大声喊著，「爸爸来了!」接著白承哲的妻子也走了出来，看到只有我一个人下车，追问为什么丈夫没有一起回来。我开不了口，只能安抚她说先进去再说，而她似乎像是猜到什么般放声大哭。
好不容易才说服她一起走进大使馆，却不知道该如何收拾残局。大伙哭成一团，也没有心情安抚白承哲的妻子。我把白承哲的信转交给她，此时她知道丈夫还活著，才停止哭泣。她说她以为丈夫被保卫部抓走已经死了，听到丈夫还活著回到故乡的消息，她悲壮地下了决心，要回到祖国和丈夫生死与共。
在外务省工作，经常接触到肃清事件。被捲入肃清事件时，夫妇间留在平壤的那一方会选择离婚。跟隨丈夫回到乡下的女性，白承哲的妻子还是第一个。她不管娘家要她留在平壤要求，遵守自己的诺言，前往丈夫的故乡东林郡。听说夫妇再次回到平壤之前吃了不少苦。
白承哲家人在二○○○年金正日指责深化组事件的不当性时，被颁发了勋令，才再次回到平壤。收到父亲的冤屈得以平反的通知时，白承哲和家人们高喊，「金正日將军大人万岁!」然而失去父亲的难过和怨恨在他的心中无法消失。白承哲目前为北韩驻瑞典大使馆参事，为了北韩忠实地工作，守护褪色的红旗直到最后。对於「金大中先生」当选总统，既庆幸又惊慌
以丹麦为首的国际社会支援，拯救北韩居民免於饿死的命运。就人道层面，是件好事，然而结果只是让北韩经济死里回生。喘了一口气的北韩，暗中在核武开发上全力以赴，一九九七年八月展开了轻水反应炉建设的基础工程，不过正式建设是在二○○一年九月才动工。这可视为是美国使出「拖延时间」的策略。以建设轻水反应炉为藉口延迟核能开发，可让北韩经济先崩坏，这是美国打的如意算盘。
但就北韩的立场而言，发生了具衝击性又美妙的事件。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总统选举，金大中候选人当选了。当时我在北韩驻丹麦大使馆工作，他的当选对我来说也极为震撼。
数十年来，北韩都宣称，韩国民主化斗爭的象徵金大中先生，是站在北韩这一边的。在实现对南赤化统一策略的层面上，有意图地强化他的作用。「金大中先生」的称號，在北韩早就耳熟能详。北韩还拍摄了电影，描绘他的民主化斗爭。
到此时为止，北韩的策略是和韩国的民主化势力站在同一阵线，维持根据民主化势力实现赤化统一的目標。
金大中的当选，就赤化统一策略的角度去想，是重要的成就。然而没有人能保证他当选是否对北韩有好处。在这方面，北韩劳动党的对南赤化统一策略势必要修正。
金大中总统就任后，標榜了阳光政策註35，也就是包容政策。党对驻瑞典大使馆等各国公馆初次下的指示，是积极地批评阳光政策。北韩外交官们以谁包容谁，包容政策是否是吸收统一政策等概念展开宣传活动。.
对阳光政策，北韩也以武力示威。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发射了「光明星一號」。北韩宣告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但韩国认为是对准了运载火箭发射出导弹。就是韩国將「光明星一號」命名为白头山一號(大浦洞一號)的原因。
用发射导弹因应阳光政策
世界媒体对於北韩进行导弹发射试验闹得沸沸扬扬。平壤对北韩驻瑞典大使馆下达指示「说明那只是发射卫星」。发射当日，为了將信任状上呈给丹麦国王，孙武信大使和我来到哥本哈根。
隔天，也就是九月一日，我们拜访了丹麦外务相，外务相说：「北韩违反了限制导弹的规定，我们对此表达严正抗议。」孙武信大使隨即主张，「这不是导弹，而是和平的卫星发射。」外务相接著说：「即使是卫星，发射前也应经过国际社会事前通报的程序。这样隨便发射，要是不小心射中经过的客机，那可就糟了。北韩实在是难以预测的国家。」
孙武信也不甘示弱地说：「什么难以预测的国家?我们周遭的国家俄罗斯、中国、日本等发射卫星时，也从未通知过北韩。因此，我们才觉得没有必要事前通知周边国家。」
我们返回瑞典的九月四日，北韩才发表，「八月三十一日以多阶段运载火箭，成功让第一个人造卫星进入轨道。」韩国、美国和日本等接连表示要对北韩制裁。
KEDO(韩半岛能源开发机构)取消了「对朝经水路支援事业费分担决议案」的署名。日本也发表中断对朝粮食支援。美国上议院做出决议，要確定北韩中断导弹输出，才会支援对朝重油供给的预算。
关於北韩的卫星发射成功与否，国际社会眾说纷紜。美国在十五天內声明「人工卫星进入轨道失败」，並且评价「北韩透过这次发射，展现出可朝著更远距离的目標物发射弹头的能力。」。当然北韩主张「人造卫星绕著轨道」，俄罗斯则发表「確认北韩初次国產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
实际上北韩外交官们根据党局的指南，批评阳光政策，內心却期待著能打开化解的出口。国际社会的对朝粮食援助持续涌入，从当选前就主张和北韩和解与合作的金大中总统，正式展开阳光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射导弹，金正日到底在想什么呢?绝对不放弃核武的意图明確，又似乎不太寻常。那是因为金正日早就另有打算。在瑞典和以色列进行导弹机密协商
一九九九年一月，从平壤收到了一通电报指示，內容是確认以色列驻瑞典大使是否在当地。確认大使在当地后，平壤的下一通电报，对我而言相当具衝击性。是指示孙武信大使和我去见以色列大使，祕密进行协商导弹交易。当时我在和平及和解的气氛下，看出金正日发射导弹的意图。
由於孙武信大使不会英文，所以我担任口译，交涉面谈场所。我立即和以色列大使联络，为了保密，没有透过书记或祕书。我打电话给以色列大使，表明我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的书记后，表示要和孙大使在安静的地点见面。以色列大使回答，「会向本国询问，得到核可后就见面。」
几天之后，以色列大使给了我们斯德哥尔摩的某家咖啡馆地址，並表示见面的意愿。在约定时间前往咖啡馆，以色列大使等著我们。吸引我的注意的，是四名警卫全都是女性。
孙大使单刀直入切入重点，「几个月前我们共和国发射的人造卫星进入了轨道。这不仅对东北亚，对於中东情势也有重大影响。」
以色列大使脸色凝重地说：「怎么了?详细地说吧!」
孙大使不拐弯抹角切入正题。「有很多国家对我们的导弹技术感兴趣。以伊朗为首的中东国家，不断要求我们提供导弹技术。相信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经济情况非常艰难，即使提供了导弹技术，也要守护我们的体制。然而若是我们將导弹技术输出到中东，將会引发新的导弹竞爭，以色列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某些方面，我们和以色列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面临了美国的军事威胁，以色列则是夹在敌对的阿拉伯国家之间。越是这样的国家，为了守护和平，就应动用所有手段。倘若以色列帮助我们，就能妥善处理导弹技术输出到中东的问题。希望能进行相互协议，得到双贏的结果。」
以色列大使直接回答，「该如何协助，请说出具体的提议。」孙大使说：「我们和中东国家以十亿美金为底限进行协商。如果以色列给出十亿美金，就不会输出导弹技术。」
以色列大使则回应，「这个提议让人很意外，目前我什么都不能说。我向国內报告后再跟你联络。」
「不是现金十亿美金就不行。」
这一天就这样，以交换意见结束会面。我们立即向平壤报告接触结果，十天后，收到以色列大使联络，约在另一家咖啡馆见面。
「以色列政府慎重思考北韩的提议，原则上决定接受。然而无法以现金提供十亿美金。只能用相当於十亿美金的粮食，或肥料医药品等北韩要求的物资代替。北韩假使要求传授农业或工业部门的尖端技术，也能提供。」
孙大使说：「我们要求的不是物资，而是现金。」两个人接著继续交谈。
「没办法给现金，就算想给，美国也会反对。美国是以色列的同盟国，要是美国反对，那也无可奈何。请北韩理解这一点。」
「朝鲜基本上需要外匯。为了恢復经济情况，这是必须的。这样才能有效率、计画性地购买物资。既然以色列不支付现金，那么我们只能跟愿意支付现金的国家协商。」
「希望北韩能慎重考虑此问题。如果不一定要现金，物资提供可提高至十亿美元金额以上的程度。若是北韩將导弹技术输出到中东，会造成严重的问题。目前进行中的朝美核框架协议，在履行过程中是可以中断的，那对北韩会造成严重的安保威胁。」
「朝美核框架协议是根据美国的要求。实际上，我们因朝美核框架协议中断了核能开发，失去的更多。美国若事先打破协议，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以色列大使表示要將接触內容向国內报告，並且说要是有新的指示，会再次见面。而平壤再度指示，「未来也要坚持现金，要明確表现出若不是现金，就没有兴趣。」
十天后以色列大使又跟我们联络。以色列的立场毫无动摇，反而变得更强硬。
「对於北韩拒绝物资提供的提议深表遗憾。要是这次协商顺利，以色列原本也希望扮演触媒的角色，促进北韩和美国关係快速正常化。看看中国吧!美中关係正常化的背后，通常以色列都起了相当的作用。结果中国的『阿拉伯一边倒註36』支持政策也產生了变化。北韩的亲阿拉伯一边倒政策如產生变化，北韩也会得到更多。然而若是北韩和以色列背道而驰，北韩和美国的关係也会变得不顺利。」
孙大使也展现出强硬的立场，「对於以色列拒绝朝鲜的提议，我们深表遗憾。这次假如能相互达成协议，以色列的安全情况会变得更和平。对於无法实现朝鲜的提议，感到十分惋惜。」
之后，北韩和以色列並未在斯德哥尔摩进行额外的接触。
北韩试图从以色列取得十亿美金，却以失败落幕，至於，最后北韩是否將导弹技术卖给伊朗或埃及等国取得十亿美金，就连我也不知情。
有些事我到了很久以后才了解。关於金正日是否相信能从以色列取得十亿美金，才指示进行这类协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金正日深信，若是北韩和以色列展开协商，以色列一定会和美国交换情报。
此时北韩已经准备和韩国进行南北高峰会。金正日认为，要是美国得知北韩的导弹技术有转移的可能性，美国就不得不同意南北高峰会。就美国而言，利用韩国將北韩引导至南北关係，能阻止北韩的导弹技术转移。为了克服北韩的经济困难，对於金正日而言，更需要的不是「变卖导弹」，是南北高峰会。金正日需要使美国不得不同意「南北首脑相逢」的情况。为了製造出这种情势，才和以色列展开导弹协商。金正日实际上打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实在是周全的策略。延坪海战后，南北外交官的相遇
北韩驻瑞典大使馆的员工数，连同大使在內只有五名。然而要负责瑞典、挪威、丹麦、冰岛、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爱尔兰九个国家。我在瑞典时，这些国家当中，爱尔兰和爱沙尼亚与北韩並未建交。我本身负责丹麦、爱尔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六个国家。驻瑞典负责上述九个国家的外交事务同时，孙武信大使和我每年会去造访其他八个国家一次，转达北韩立场，谋求发展双边关係的对策。
北韩大使馆的主要任务，是分析该国的情势。大使馆內並未装设网路，每天要前往附近的图书馆，研究资料后回来向国內报告。若是能订报纸来读也很好，然而碍於预算问题，也只能订阅一份瑞典报纸。
到情况变得更艰难时，五家人所住的大使馆宿舍也没有热水可用了。大使硬著头皮想出来的方案，是在邻近的健身房沐浴解决。瑞典的福利制度很完善，六个月只要支付五百美金，便可供五家人尽情使用健身房、游泳池、三温暖。我们在冬天时，每两天就会搭车去健身房一次。
我在那里，生平第一次见到韩国外交官，也是初次遇见韩国人。我们总是几个人成群结队，但那位外交官每次都是独自前去。由於第一次延坪海战(一九九六年六月)，南北关係变得更冷淡，彼此之间也有些警戒。
曾经偶然在三温暖房相遇。南北外交官们身穿泳衣，在三温暖內面面相覷地坐著。我当时虽然有很多关於韩国的事想问，却始终开不了口。
有时，南北韩大使也会在瑞典方面主办的活动中相遇。孙武信大使只会法语，因此我常一起前去协助翻译。当时韩国驻瑞典大使是孙明贤(손명현)。其他国家的大使们向孙武信介绍孙明贤，说是CNN首尔支局局长孙智爱(손지애)的父亲，建议两方要经常沟通。但当时只是互相打招呼，並无其他进展。
北韩大使馆接到找韩国大使的来电
孙明贤大使由於女儿的缘故，在驻瑞典的各国外交家中相当有名—我的意思是找他的人很多。南北韩驻瑞典大使都姓孙，有时北韩大使馆会接到令人哭笑不得的电话。像是其他国家大使祕书收到「邀约孙大使打高尔夫球」的指示，经常是打电话来北韩大使馆，才发现找错了人。那是因为外交官手册中北韩(north)排在南韩(south)前面。
在当时还不晓得高尔夫是什么运动的我们，只要接到电话说「要和 Ambassador Sun(孙大使)约定打高尔夫的时间」，就会立刻回答这里是北韩大使馆。每次有这种来电时，我们就会开玩笑说：「南朝鲜外交官们似乎无事可做。每个週末都去打高尔夫。」明明知道外交的基本是建立私交，却无可奈何地这么回应。
二○○○年三月，金大中总统在德国柏林发表阳光政策的內容概要，北韩的批评也更加猛烈。然而一方面，北韩的烦恼也同时加深。一九九九年五月，美国主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轰炸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勒时，中国大使馆被破坏，然而中国无法向美国抗议。塞尔维亚的同盟国俄罗斯，也只能眼睁睁看著美国的空袭。中国和俄罗斯在美国面前，连吭都不敢吭一声。
美国总统选举动向对北韩相当不利，共和党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相当高。共和党已发表「不认可朝美核框架协议文」的立场，若是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朝美关係很明显会更加恶化。北韩在核试爆之前，还需要相当多时间喘口气。金正日判断，若能善加利用金大中总统的阳光政策和对话提议，可熬过较辛苦的关头。南北高峰会，宣称应归功於金正日
二○○○年六月十三日，金大中总统一行人抵达了平壤顺安机场。那一天我和孙武信大使为了递交委託书，来到立陶宛。我在立陶宛的某家饭店电视上观看CNN转播。金大中总统从飞机上走下来，拥抱了金正日委员长，数十万名群眾摇著花欢迎。看著这样的场面，內心有不小的衝击。
「南北关係，可以如此激进地逆转吗?」
看到身为我们「敌人」的「南朝鲜军最高司令官」金大中总统，检阅北韩人民军名誉卫兵队，我在想，「可以欢迎到这种程度吗?」孙武信大使也表示，「虽然批评南朝鲜总统的阳光政策是吸收统一政策，但由於金正日委员长的英明决断，这次南北高峰会才能成事。」在隔天，孙大使以相同的內容，对立陶宛总统说明南北高峰会的意义。
两天后，在六月十五日金大中总统和金正日发表共同宣言。宣言自主解决统一问题，认定南与北的统一方案有共通性。当时这个六一五共同宣言的余波惊人，每个人见到我都问是否马上就要统一了。不过北韩外交官们都很清楚，金正日內心是想藉由「南北首脑相逢」一事突破危机。
金正日在六一五共同宣言之后，和俄罗斯也採取合作的姿態。二○○○年七月十九日，俄罗斯普丁总统也造访平壤两天一夜。这是史上初次有俄罗斯领导访北。金正日於隔年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十八日，也造访俄罗斯。
金正日和普丁分別在平壤和莫斯科发表了共同宣言，而我们不得不將重点放在莫斯科宣言上。「朝俄莫斯科宣言」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建设起连结韩半岛、俄罗斯、欧洲的铁路交通。若能建立南北经济合作的韩半岛纵贯铁路，肯定会对北韩带来莫大的经济好处。
金正日对於此计画抱持高度期待。他在造访俄罗斯后一年內，於二○○二年八月再次拜访俄罗斯极东地区，协商朝俄莫斯科宣言的履行计画后返回。
然而受限於「就算送到嘴边也不吃」的北韩体制，也不可能建设韩半岛纵贯铁路。確定了俄罗斯有意愿建设，韩国也应允隨时支援，俄罗斯构思开设连结西伯利亚铁路和韩国铁路的输送路线，输送货柜或石炭等重量货物。日治强占期建设的铁路，可直线化到一定程度，也要建设许多隧道和桥梁。
问题是北韩的东海岸防御部队，大部分都沿著铁路配置。要是建设韩半岛纵贯铁路，让铁路现代化，不可避免要大规模进行部队移防。北韩军部认为六二五战爭情势逆转的原因，是仁川登陆战，因此数十年来，沿著东海岸铁路架构了庞大的海岸防御线。想展开铁路现代化事业，就要重新架构海岸防御线。
北韩军部从很久以前起就自行维持生计。要再安排部队移防，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建设开城工团时，军部为了筹备新的驻扎地，吃了不少苦。因此军部当然反对建设韩半岛纵贯铁路。
只要解决部队移防就能大功告成的事，然而北韩並没有相对的经济能力。金正日无力阻挡军部的反对。东海岸铁路现代化，自然就失去契机。之后，北韩决定，只將从俄罗斯哈桑到咸镜北道罗津港这一段的铁路现代化。韩国和俄罗斯不懂这些情况，依然对建设韩半岛纵贯铁路充满著期待。
只要透过 Google Earth 就能了解。北韩的东海岸铁道附近有许多飞行场。目前北韩对於韩国和俄罗斯，依然表现出韩半岛可建设纵贯铁路的样子。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行，只要韩国或俄罗斯愿意负担散落在北韩东海岸无数部队的移防费用即可。蜡烛是最受欢迎的「伴手礼」
和在丹麦时不一样，在瑞典並没有成功得到粮食援助。二○○○年六月，我收到回国召唤令。那是金大中总统和金正日委员长召开南北高峰会的月分。一般而言，大使的海外派驻年限是四到五年，大使级以下的外交官们则是三至四年。但不適用这些惯例，长久驻外工作的外交官们，通常是侦查总局课这类特殊机关的员工，或是执行北韩劳动党「三楼书记室」赋予的特殊任务的人—三楼书记室，是类似总统祕书室这类的重要机关。
驻外工作期满三年左右，北韩外交官们就要开始准备回国。有部分外交官们为了將回到平壤的日期延后几个月，和外务省干部进行一些合作，偶尔和有力干部们展开「幕后事业」。要是干部处或有力干部出面，可晚几个月再回国。
那个时候，我应该要在一九九九年底被召唤回国。因为我是一九九六年六月被派遣至丹麦，海外工作期间已经要满三年了。然而一九九七年底，北韩驻丹麦大使馆撤回，我转往瑞典北韩大使馆，还在丹麦取得免费捐赠的起司，受到金正日表彰，因此我获得了一年三个月左右的「优待期」。
北韩物资不足，被召回时，我们会尽可能购买物品回国，这是人之常情。根据在哪个区域，哪个国家工作，带的东西可能会有些许差异，不过大致上都会包含礼物、食品、电子產品等。
如果是已婚者，夫妻要分別准备致赠给双方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的礼物。万一没收到礼物，可是会非常难过的。最受欢迎的，是不容易在平壤外匯商店取得，或是国內价格较昂贵的產品。举例来说，像是食用油、砂糖、调味料、电视、录音机、相机等。
而运费又是一笔负担。从常驻地到平壤，党局只补助一百五十公斤航空货物的运输费。然而这根本不够，连带衣服和家用品回去都不够，因此大家大多用存下来的积蓄支付货柜或是栈板的费用，以寄送行李。我自己由於行李不多，只寄了三四个栈板到南浦港。但也有不少外交官是寄了一整个货柜的东西。
准备回国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人买了十几箱蜡烛，因为平壤常停电。目前平壤有太阳能面板，也有中国製的十二伏特充电灯，几乎没有家庭点蜡烛了。然而在二○○○年代初，常购买蜡烛是富裕家庭的象徵，一般家庭多半只能使用將棉蕊放进食用油的油灯。
北韩看似会有重大变化，然而过去十七年来，北韩的电力情况並无大幅好转。充其量只是从使用蜡烛与和油灯，换成使用太阳能灯和充电灯罢了。这是北韩居民们为了克服电力不足的情况所做的努力。
我的接任者，是曾担任过北韩驻利比亚大使馆书记官，且在外务省情势局工作过的崔光日(최광일)。他是平壤外国语革命学院和国际关係大学大我两届的前辈，是大学时期因「金圣爱註37手錶事件」造成极大风波的人物。关於这个事件，之后会再进一步详述。
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和崔光日交接业务。丹麦和挪威相关业务在当地交接，爱尔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业务交接则用文件执行。崔光日后来因肝癌在任职地过世，返回平壤时已成了尸体。
註25：金敬姫(김경희)，生於平壤，朝鲜建国领导人金日成的女儿。为朝鲜劳动党现任领导人之一，现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局书记、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
註26：成蕙琳(성혜림)是朝鲜电影演员，被视为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日的第二任妻子。然而据传金日成反对这段婚姻，他认为电影明星不適合「第一家庭」，並认为成蕙琳已经有过一次婚姻，且有子女，再者也认为成蕙琳来自韩国，社会关係复杂，年龄又比金正日大六岁，並不適合他。由於金日成的干预，成蕙琳不能作为金正日夫人在公眾场合露面，一九八○年代时，表面上她是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实际上是流亡国外，成蕙琳被迫把相依为命的儿子金正男交给金正日的妹妹抚养。独自在莫斯科孤独生活，至二○○二年去世。
註27：金正男(김정남)，化名金哲，金正日的长子，母亲是影星成蕙琳，现任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长。二○一七年二月於马来西亚遇刺身亡。
註28：江陵潜艇渗透事件(강릉 잠수함침투사건)是指一九九六年九月朝鲜人民军特种部队为收集韩国情报，使用鯊鱼级潜艇渗透至韩国东海岸的江陵市附近的事件。由於渗透用的潜艇搁浅，参与行动的二十六名朝鲜士兵不得不弃艇，並从附近的海滩躲入附近的山林中隱藏。韩国国军和警察隨即对他们展开长达两个多月的追捕，二十六名朝鲜人中仅二人存活，而韩国共有十六人丧生(包括军警和百姓)、二十七人受伤。朝鲜的此次渗透行动虽以失败告终，但也使外人得以一见朝鲜特种部队的训练水平和作战能力，但此次行动，又使因粮食援助而渐为缓和的朝韩关係再次走入紧张局势。
註29：黄长燁(황장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思想家，以其对主体思想的理论化而著名。曾任最高人民会议议长、朝鲜劳动党书记与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一九九七年二月时前往北京的韩国驻华大使馆要求政治庇护，后来逃亡到韩国，並加入反金日成主义的组织，主张推翻金正日政权，不支持前韩国总统卢武鉉的阳光政策。他是朝鲜至今投靠到韩国的最高级官员，而由於他的「脱北」行为，他的妻子和长女自尽，其余家人被送往劳改营进行劳动改造。
註30：国立首尔显忠院(국립서울현충원)，位於首尔铜雀区，为韩国国军军人墓地，包括韩国独立运动、韩战和越南战爭殉职的军人。
註31：国立大田显忠院(국립대전현충원)，为一座国立公墓，位於大田广域市。
註32：深化组事件(심화조사건)是於一九九七年至二○○○年间北韩发生的一场大规模肃清运动。由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发起，朝鲜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张成泽负责，社会安全省(现人民保安省)执行。在这几年间，被冠上间谍之名而被清洗的人数达两万五千人，其中包括了平民以至政府高干，当中有数千人遭到处决，其余的则被投进集中营。由於事件牵连之广，因而引起民眾的不满情绪，金正日在二○○○年宣布中止清洗，並处死事件的几名执行者，杀戮才正式结束。
註33：徐宽熙(서관희)，又译作徐官喜，朝鲜出身，曾在苏联留学。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二年，任政务院副总理兼农业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八二年当选为朝鲜中央书记局书记、负责农业工作。「深化组事件」中，徐宽熙以「履歷造假和间谍罪」遭处死刑，在平壤街头被公开枪决。
註34：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直接到当地进行政策指导方法，为北韩特有的制度。
註35：由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所提出，並在金大中与卢武鉉两任总统任內执行的政策，用於和平处理南北韩分裂对立局面的关係。
註36：「一边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策，这並非单单与苏联建立盟友关係，而是意指坚定地支持共產国家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视资本主义阵营为敌人，並联合共產阵营对抗他们。
註37：金圣爱(김성애)为金日成的第二任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