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到五个月前，大概是1950年6月15日，朝鲜人民军的六个师秘密开赴三八线附近，与此前驻扎在那里的几支队伍会合。他们一起进行了强化训练，还实行无线电静默。与此同时，大批工兵也被暗中遣送至此，设法加固通往南方主要干道上那些简易桥梁，以便让重达32吨的苏制T-34坦克能够顺利通过。“二战”末期，这个国家一分为二，贯通南北的铁路线被切断，此时，他们要不顾一切地修复这些铁路设施。24日夜，天降大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朝鲜人民军约九万名士兵(至少七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突然穿过北纬38度一路南下。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多路进攻，利用公路干线与铁路加速前进。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行动都异常敏捷，被围的韩国军队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一位苏联顾问对这次进攻给予高度评价：他们的行动甚至比苏联军队还快。
1945年，当金日成被苏联安置在平壤时，这位朝鲜领导人就对挥师南下统一朝鲜念念不忘;他在这个问题上毫不退让，一再恳请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准许他采取行动。1949年末，他在一次会议上告诉斯大林，自己要“用刺刀尖碰一碰南方的土地”。[1]
当毛泽东高举革命大旗，眼看就要一统中国时，金日成对斯大林的施压也与日俱增。毛泽东的成功似乎加剧了金日成的挫折感——毛泽东已经一跃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强大的新角色，而他却只能困在平壤无所作为。没有苏联的准许，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统治半壁江山的他还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于是，金日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斯大林施压。他所兜售的想法十分简单，听起来也似乎轻而易举：一场共产主义攻势就能让南方唾手可得。在金日成看来，只要朝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一次装甲攻击，南方人民就会立刻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战争在几天之内就能胜利结束。
过去，斯大林对于金日成的反复恳求一直反应谨慎。美国人没有离开南方，虽然他们的权力仅限于顾问，但是斯大林仍然处处提防，不愿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然而，金日成根本就没有把美国人扶植的李承晚政权放在眼里，并且对自己所鼓吹的那一套深信不疑。因此，他一直对斯大林不依不饶。在金日成看来，只要苏联人不再阻拦，同意他挥师南下，那么假以时日他就能所向披靡。同样，李承晚也认为，只要美国人不再令人生厌地对他指手画脚，攻克北方简直易如反掌。
对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对峙局面，斯大林并无感到不快。在他看来，双方的对峙程度不算太严重，但足以使双方擦枪走火。斯大林有时会鼓励金日成继续打击李承晚政权。“现在进展如何，金日成同志?”1949年春，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金日成解释说，那些南方人让事情变得十分棘手，边界地区冲突不断。斯大林问他：“你在说什么?难道武器还不够用吗?你必须和南方人直接对打。”他想了想，然后又说：“打击他们，打击他们。”[2]
但是，允许朝鲜进行“侵略”却又另当别论。苏联的领导人并不急于公开制造事端。随后，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发展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其中包括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的那篇演说。艾奇逊似乎是在暗示，朝鲜已经不在美国的亚洲防御范围之内，而莫斯科则把他的演说解读为，如果朝鲜境内发生任何冲突，美国可能都不会轻易介入。这篇演说是对那一时代最坚强的外交人物的重大误解，因为它严重影响了共产主义势力的判断。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后，艾奇逊一直试图解释美国的亚洲政策，但最后反而向共产主义世界发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错误信号。数年以后，他的老朋友艾弗利尔·哈里曼说：“恐怕这一次迪安搞砸了。”[3]
为了得到斯大林的准许，从1949年末到1950年初，金日成一边加紧厉兵秣马，一边三番五次赶赴莫斯科进行游说。在这几个月里，苏联一直抱着静观其变的态度，想要看看如果允许金日成南下，自己能够有多少胜算。最后，他们认为美国人不会插手。在斯大林的要求下，毛泽东与金日成面对面地就美国可能采取哪些行动进行了一次讨论，并且一致认为，美国人参战以拯救这块“弹丸之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无须中国派出援军。但是日本仍是该地区一个不能轻视的劲敌。[4]毛泽东允诺，如果日本妄图介入这场战争，那么中国一定会向朝鲜提供人力和物力援助。
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对斯大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美国人曾经信誓旦旦地告诉自己忠实的盟友蒋介石，如果中国战场全线告急，他们一定会进行军事干预，最后却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如果毛泽东发动的战争能在中国农民当中一呼百应，并且最终取得成功，那么韩国的农民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响应金日成的号召呢?难道他不是有先例可循吗?于是，金日成的计划逐渐赢得了莫斯科方面的支持。1949年末，毛泽东第一次与斯大林会面时，两人共同商讨了金日成的作战计划。斯大林暗示，可以让大约1.4万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士兵加入朝鲜人民军，对此毛泽东表示同意。在一本名为《不确定的合作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中，历史学家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刘易斯以及薛理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写道，金日成的这次游说活动表明，“斯大林最终决定支持朝鲜的军事行动，但又刻意与他保持距离，不愿直接介入其中”。[5]斯大林在这里玩了一个极其微妙的游戏，给朝鲜一个半绿半黄的暧昧信号。由于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并不一定会按照金日成的预言进行，斯大林可不想参加这次千难万险、代价高昂的冒险行动，或是在这次行动的批准书上留下指印。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国内战争的最终胜利进一步刺激了金日成的雄心。他认为现在轮到自己大显身手了。1950年1月，在为朝鲜驻华大使举行的饯行午宴上，金日成再次对苏联大使馆几位高级官员表明自己的态度。金日成说：“中国已经解放了，现在是解放韩国人民的时候了。”他又说，为了解决统一问题，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接着，金日成把特伦蒂·什特科夫上将这位能左右朝鲜局势的苏联高层领导人拉到一旁，请他安排自己与斯大林再次见面，然后再与毛泽东会面。1950年1月30日，也就是艾奇逊发表演说的十八天以后，斯大林拍电报请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我会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你。”[6]当什特科夫将这一消息告知金日成时，后者表示十分愉快。
1950年4月，为了打消斯大林的最后一丝顾虑，金日成在朴宪永的陪同下访问莫斯科。这位南方的共产党领袖向斯大林保证，南方人民会在北方发出信号的第一时间内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然而南方人民并没有真的揭竿而起，白汉勇也为自己夸下的海口付出惨痛的代价。从4月10日到25日这十五天当中，金日成和朴宪永一共与斯大林见了三次面。[7]金日成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稳操胜券，因为在他身旁的人总是说，他有多么受人爱戴，而李承晚又多么令人憎恨，南方人民早就对他的到来望眼欲穿，与李承晚听到的逢迎之词恰恰相反。这两者当权都已经有五年之久，而无论南方人对于李氏政权如何怨声载道，对平壤的高压政策他们同样也闻之色变。作为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金日成可想不到南方人是这么想的，也不认为自己的政权有压迫性。他始终坚信，在北方崛起的新朝鲜乃是一个真正的公平正义的民主国家。
金日成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冒着与苏联和中国开战的危险对朝鲜进行干涉。至于毛泽东，这位中国领导人历来都对朝鲜半岛的解放事业表示支持，而且愿意派兵支援。不过，金日成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不需要中国军队的任何帮助。当时，斯大林告诉金日成，虽然自己与他的立场一致，但是不会提供过多的援助，因为自己在其他地方尤其是欧洲还有更多重要的考虑。因此，假如美国真的介入，金日成没法指望苏联派兵增援。“如果到时候你打不过美国，我不会出手相救。你还是得让毛泽东助你一臂之力。”[8]斯大林说，金日成的任务就是向那位对“东方之事知之甚深”的毛泽东寻求更为可靠的援助。
这是斯大林的典型做派。他既不出言反对，也不提供援助，而是把责任推给了一个眼下立足未稳但却对他感恩戴德的新生共产主义政权。毛泽东一直想要一统中国，但是在台湾问题上却遭到美国横加阻拦，如果他想要收回国民党的最后阵地，就不得不仰仗苏联的力量。因此，斯大林很清楚自己能够对毛泽东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实际上，毛泽东已经开始与苏联方面密切磋商，请求提供必不可少的空中与海上援助。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在北京秘密会见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收到斯大林来电，电文中确认苏联对金日成的进攻只能给予十分有限的支持。于是毛泽东承诺要向金日成提供援助，并且询问他是否需要中国向中朝边境派兵，以防美国介入。金日成对此一口回绝。后来，毛泽东对自己的俄语翻译师哲说，金日成的回答有些“自大”。[9]他们原本以为，这是一个危难中的小国的代表向一个刚刚在国内战争中大获全胜的大国统治者求援，而中国会慷慨大度地施以援手。中国人认为，好像金日成来北京只是为了兑现自己对斯大林的承诺而已。显然，在金日成看来，朝鲜的统一大业无须中国人染指;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战事不出一个月就会结束，即使美国想要出兵，届时恐怕也为时已晚。但是，毛泽东向他暗示，既然美国一手扶植了李承晚政权，日本又是美国东北亚政策的关键所在，那就不能完全排除美国介入战争的可能性。金日成对这一暗示无动于衷。至于援助问题，苏联会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武器装备。他这话倒是不假，苏联的重型武器已经通过补给通道陆续运抵平壤。(在战争开始之前，朝鲜人民军的装备不仅远胜于韩军，而且也大大超过仍在使用从日军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武器的中国军队)
正如沈志华[10]所言，毛泽东向金日成暗示，要想“速战速决”，朝鲜人民军应当绕过城市，不要让部队陷入城市战中，而要打击李承晚军队的军事要地。速度是关键。毛泽东预言般向他承诺，美国要是参战的话，中国一定会出兵相援。[11]这次会见结束以后，金日成当着毛泽东的面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他与毛泽东对自己即将发动的这次进攻意见一致。
在此之前，朝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苏联的卫星国，而后者也一直在刻意淡化中国方面的影响。随着战事日益临近，金日成身边的高级顾问——那些苏联将军逐渐接管策划战争的大权。他们认为金日成此前制订的进攻计划并不高明，并且根据苏方的意图进行修改。在历次高度敏感的战争计划会议上，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和朝鲜人民军中的亲华人士都被刻意排除在外;某些重型武器也是通过海路而不是铁路运抵朝鲜，为的就是绕开中国。显然，朝苏双方都想尽量缩小中国的作用。金日成曾经暗示，希望在6月中下旬雨季来临前的某一时间发动攻击。最后，斯大林同意把时间定在6月末。苏联最后一批，也是最大的一批军火已于6月初运达;距离朝鲜发动进攻的日期越近，苏联的指使就越明显。直到6月27日，也就是朝鲜人民军越过北纬38度两天以后，金日成才通报中国当局;在此之前，中国只能依靠广播报道获取有关消息。当金日成终于接见中国大使时，一口咬定是韩国首先发动攻击。有意思的是朝鲜“入侵”前几周三方(苏、朝、中)的态度：尽管金日成一直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这三国之间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出现相当程度的紧张和对立，相互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
对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来说，这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次越过国界的“进犯”，是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行径”。因此他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西方国家因没有及时阻止希特勒的侵略行为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这种观点对于中国、苏联和朝鲜却显得匪夷所思。他们认为，1945年美国授意作为南北分界的那条38度纬线，根本就不是什么边境线。在他们看来，朝鲜在6月25日的所作所为与当时印度尼西亚尚未结束的、而中国业已结束的国内战争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他们代表朝鲜人民的利益所进行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的一次行动而已。
实际上，早在北方发动攻击的前几周里，就已经出现某些征兆。不过，在当时美国情报部门获悉的关于虎视眈眈的南北双方的报告中，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正反两面的消息证明某些事件即将发生或者根本不会发生，因此这些迹象很容易从情报人员的眼皮底下溜走。如果当时稍加留心，美国人也许能够从中发现一些不祥之兆。一位年轻的前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驻华官员杰克·辛格劳布当时正在培训一批韩国特工去寻找一些能够证明平壤方面不再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的证据。随后，他派遣这些人越境潜伏。这些人都是新手，而且他们的训练也没有达到最高水平，因此这些特工的任务就是搜寻那些最简单的迹象：其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边境地区有无疏散或者撤离当地居民的行动，因为这是战争准备正在进行的信号，而共产党当局对此会极力掩饰;其二，他们有没有对一些小型桥梁进行拓宽或者加固;其三，有没有人从事任何有可能重新开通南北铁路的活动。[12]
辛格劳布的手下都很年轻，不过他认为有些人相当优秀。到了春末，他已经搜集到不少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显示，朝鲜正在向边境地区派遣精锐部队，同时悄悄撤离当地平民;此外，他还得知有些桥梁正在被加固，而每到夜间，边境地区就有人加紧修复铁路。因此，辛格劳布相信，尽管有关情报铺天盖地，但边境地区源源不断的事件足以证明，这里必将有大事发生。
然而，辛格劳布的工作却受到诸多方面的束缚。作为一名在前战略情报局即今中央情报局就职的官员，他甚至不能公开在朝鲜半岛搜集情报，因为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情报部长威洛比都对战略情报局恨之入骨。“二战”期间，他们就将该局排除在自己的战区之外，现在他们又故伎重演。麦克阿瑟的宿怨部分来自他素来为人所知的反英情绪，以及对那些在战略情报局影响甚深、威望颇重的东方当权派的不满情绪，部分则是出于某种更为实际的考虑：如果他的情报部门能够垄断这一战区的所有消息，他就更有可能掌控该战区的决策大权。因此他和威洛比都希望，在亚洲那些他们的地盘上发生的事情，五角大楼和杜鲁门政府最好能完全依赖他们的情报，这样麦克阿瑟就不会被反面情报所掣肘。掌握情报就等于掌控决策权。
此前造访过东京的乔治·凯南对东京司令部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丝毫不感到奇怪，因为他对麦克阿瑟的参谋，尤其是那些华而不实、极端反共、过度自信的情报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深感怀疑。某次他对一位空军高级军官说道，如果美国从韩国撤出地面部队，那么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形势将变得极为脆弱，这位军官却不以为然地认为根本没有必要使用地面部队，因为驻冲绳的战略轰炸机足以击退任何可能来犯的敌军。然而，凯南表示难以苟同，因为他曾经目睹过中国内战，中共的军队似乎并不惧怕国民党的空中打击。随后，在1950年的五六月间，凯南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一些同僚听到一些风声，据说共产主义世界即将有大事发生，而且很快就会有大批军队投入到战斗中。当时，美国的各个情报部门在对整个共产主义阵营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后，信心十足地认为，无论是苏联还是其东欧的卫星国，都不可能轻举妄动。凯南却认为，也许朝鲜有这种可能。然而从军中传来的消息却是，所谓的共产主义袭击完全是“无中生有之事，因为韩国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作战能力远在北方之上”。[13]
来自辛格劳布手下情报员的报告被威洛比之流打上了“F-6”的最低等标签，就是说该特工不值得信任，其报告的可信度极低。因此，朝鲜人民军在清晨挥师南下时，韩国军队及其美国顾问团完全猝不及防。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双方就不是势均力敌。朝鲜人民军骁勇善战，武器装备也相当先进。他们的武器大都是专为此次进攻而由苏联新近制造并运抵朝鲜的;他们的士兵训练有素，而且人数上几乎是韩军的两倍，其中将近一半士兵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经毛泽东允许，大约有45 000名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朝鲜族士兵逐步调入朝鲜人民军中。这批官兵思想坚定，多数人有十年以上的军旅生涯，并且在一场军事装备始终处于劣势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实际上，朝鲜人民军是一支令行禁止、纪律严明、等级森严、信仰坚定的队伍，为同样令行禁止、纪律严明、等级森严、信仰坚定的政府服务。这些士兵大都出身农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极其不满。一开始，当权者把他们的怨恨归咎于生活的贫困、日本统治者的暴虐无道，以及上流社会与日本人的同流合污，而眼下在他们心里，美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新的仇恨对象。如果无人刻意强调这些那倒也没什么，然而生活的残酷却无时无刻不在反复强化着这些信条。
在汉城，作为韩国政治和军事顾问的少量美国人反应迟缓，很晚才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即有十万北方大军杀将过来了。朝鲜的进攻始于当地时间周日凌晨4时，即华盛顿时间周六下午3时。时任美国驻韩国大使的约翰·穆奇欧是国务院才具非凡的官员之一，然而却是在战斗开始四个小时后才从一位助理打来的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的。“你可要坐稳了，”美国驻韩大使馆临时代办埃弗雷特·德伦姆莱特对穆奇欧说，“共军正在全线进攻。”[14]李承晚是在清晨6时30分听到这一消息的，也就是说，在其间至少有一个半小时，他没有通知美国人。穆奇欧与德伦姆莱特通话结束后，两人决定在使馆见面。在前往使馆的路上，穆奇欧碰到合众社记者杰克·詹姆斯，詹姆斯本来打算处理一些工作然后就去野餐的。穆奇欧告诉詹姆斯，有报告说朝鲜人在全线进攻，自己正要去核实这一消息。詹姆斯一进大使馆就遇到一位在军情部门工作的朋友。这位军官问詹姆斯：“你听说边境那边出事了吗?”詹姆斯回答说：“我听到的不多，你都听到了什么?”这位军官答道：“见鬼，除了第八师的地盘以外，恐怕他们早就无孔不入了。”
听到这些消息后，詹姆斯立刻来到一部电话机旁，开始疯狂拨电话，试图把这些只言片语拼凑起来。随后，大约在上午8点45分，一名海军陆战队警卫保罗·杜普拉斯中士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回答说，朝鲜人已经越过边境。杜普拉斯说，这没什么，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詹姆斯答道：“是的，但这次他们开着坦克。”随着各方面的细节越来越多，詹姆斯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50分左右发布第一则新闻快报。此前他一直在城里四处打探消息，等回到大使馆后，一位在军情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他，现在是让华盛顿了解一些情况的时候了。詹姆斯觉得，既然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消息，那么自己当然也可以接受。于是，詹姆斯字斟句酌，他后来这样说，为了尽量避免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事关一场战争，没有必要再去夸大任何事实，此后数小时以及数天当中，更详细的报道一定会接连不断。虽然合众社向来因其恶趣味而臭名昭著，但是这一次詹姆斯却自作主张，用最快的速度发了这则新闻快报。由于他行动迅速，因此他的报道第一个到达美国，并且立即被刊登在周日的晨报上。这则报道的措辞是典型的通讯社风格：“据纽约合众社25095通讯员詹姆斯紧急报道，陆续有消息称，朝鲜军队于周日上午穿过北纬三十八度线，全线进攻。当地时间9点30分的报告称，距离汉城西北四十英里的开城和韩1师师部已在9时失守。敌军已抵达翁津半岛南三四英里处。据悉，敌军在距离汉城西北五十英里处的春川地区使用了坦克……”[15]
此后，华盛顿也不断收到大使馆的报告，但是詹姆斯的新闻快报是第一个触动美国神经的人。当合众社以及其他新闻机构纷纷致电政府高官想要确认这一消息时，他们才如梦初醒，一场始料未及的新战争已在朝鲜半岛拉开了序幕。
当朝鲜人发动进攻时，麦克阿瑟的反应出人意料地迟缓。他对那些有关北方进攻的最初消息似乎无动于衷，反而对周边一些人感到忧心忡忡。这些人不光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要架空他的自由派人士，还包括那位与国家安全部门过从甚密的极端保守派人士、共和党影子内阁国务卿、时任国务院顾问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曾经作为杜勒斯的助手到访过汉城和东京的国务院强硬派人士约翰·阿利森。
杜勒斯与阿利森恰巧都在东京，他们是为与日本签署正式结束美国对日占领的和平条约而来。在战争爆发的数天前，他们一同来到三八线附近韩军的一处地堡视察，还与当地的军人合影留念。当时，杜勒斯头戴一顶招牌式的卷沿帽，好像要去华尔街参加银行家大会一样。国务卿艾奇逊说：“福斯特竟然戴着一顶卷沿帽出现在地堡里，这幅景象可真是让人啼笑皆非。”[16]他对杜勒斯这个一心想占据自己职位的人毫无好感。十八个月前，在汤姆·杜威竞选总统的时候，杜勒斯满以为自己能坐上艾奇逊现在的位置。第二天，这位从不自恋的杜勒斯竟然在韩国国民议会上摆出一副满腔正义悲天悯人的样子发表演讲。他告诉议员们：“你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只要继续为人类的自由事业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们就永远不会孤军奋战。”[17]这篇演讲稿是专门为杜勒斯在华盛顿讲话而量身打造的，执笔人就是在几个月后的强硬派中坚人物、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政策规划司司长保罗·尼采。[18]尽管杜勒斯的演讲措词夸张，但是人们没有理由觉得韩国陷入危境。就在几天前，杜勒斯和阿利森听过威洛比将军的汇报，汇报中没有提及朝鲜可能发动袭击之事。
当朝鲜发动攻击时，杜勒斯与阿利森私下里一直对麦克阿瑟总部某些人的意见十分关注，这些人在意识形态上对朝鲜抱有同情心，但不是麦克阿瑟团队的核心成员。一开始，传来的消息非常不利，可是麦克阿瑟及其手下却令人难解地漠然置之。6月25日，也就是攻击发生的周日晚上，麦克阿瑟在情况通告会上显得非常放松。他告诉杜勒斯与阿利森，之前的有关报道都是不确定的。他说：“这很可能只是一次武力侦察而已。如果华盛顿不在那里碍手碍脚的话，我把一只手捆在背后都能对付他们。”[19]接着又补充道，李承晚总统曾经要求美国增援一些歼击机，虽然他认为韩国人还玩不转这些飞机，但是为了鼓舞士气，他还是打算送一些过去。
阿利森觉得，麦克阿瑟信心满满的态度一度让杜勒斯如释重负，不过他还是想给艾奇逊和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拍一份电报，请他们立即增援韩国。但是，阿利森和杜勒斯与麦克阿瑟圈外的人士交流越多，他们越感到事关重大。当晚，阿利森前往老朋友横滨港司令克伦普·加尔文准将家中赴宴，后者向他透露，最近两三周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的多份重要报告显示，朝鲜边境附近居民正在被悄悄地疏散，并有大批军队在该地集结。阿利森大吃一惊。加尔文对阿利森说：“凡是看过这些报告的人都明白，很快就有大事发生。不知道东京的情报部门都在干什么。”[20]
到了周一，前方的事实与麦克阿瑟总部的情报之间的出入似乎已经越变越大。美国驻韩大使穆奇欧下令美国妇女儿童要尽快撤离韩国。麦克阿瑟仍然摆出一副听之任之的模样，还暗示穆奇欧的做法有失妥当。他信誓旦旦地说：“没有必要在韩国引起恐慌。”然而，前线传来的坏消息却是一条接着一条。
当晚，这两位高级官员开始分头行动，阿利森前往东京与某些高官共进晚餐，杜勒斯参加麦克阿瑟的一次私人晚宴。晚餐期间，阿利森看到不断有高级新闻记者与外交人员进进出出，核实来自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不利战报——韩国已经溃不成军。傍晚之后，阿利森决定与杜勒斯核实一下情况，想来他在晚宴上得到的消息一定比自己多得多。“我想你一定听说了朝鲜方面的坏消息。”他说。然而杜勒斯却表示对此一无所知。“难道你不是与将军共进晚餐吗?”“是的。”杜勒斯回答，席间只有麦克阿瑟夫妇及他们夫妇四人，晚餐结束后大家还一起观看了将军最喜欢的一部娱乐片，没有人打断他们的晚宴。于是，杜勒斯打电话给麦克阿瑟，问他有关韩国溃败的情况。将军回答说他要先了解一下情况。阿利森后来写道：“让一个国务院代表告诉美军司令他的后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恐怕屈指可数。”[21]
第二天，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穆奇欧大使报告说，汉城已经开始撤离行动，李承晚政府准备撤到汉江以南的大田。就在当天，杜勒斯和阿利森准备飞回美国。他们在羽田机场候机时，麦克阿瑟来了，神色异常，这让阿利森感到十分诧异。这位两天前还洋洋自得、顾盼自雄地认为朝鲜不过是在搞武装侦察的风云人物现在却垂头丧气、满面阴云。虽然他们此前就听说过这位将军有些喜怒无常，但是乍见之下，杜勒斯和阿利森还是感到无比震惊。麦克阿瑟宣布：“韩国已经全线失守，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人安全撤离。”阿利森后来写道：“我从没见过麦克阿瑟将军像1950年6月27日那天那样灰心丧气、萎靡不振。”[22]
然而，更让人大惑不解的还是飞机因机械故障而延误时麦克阿瑟的举动。告别仪式似乎没完没了，这时陆军部长来电，要求在东京时间下午1点与将军进行一次电讯会议。由于当时的通讯手段尚不发达，所谓电讯会议就像通过打字员之间的文字往来而进行的电话会议。杜勒斯与阿利森一致认为，这一定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因为华盛顿急切地想从这位身在前线的总司令那里知道，应当如何应对这次重大危机。麦克阿瑟必须立即离开羽田机场才能赶上这次会议，但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位将军满不在乎地告诉助手，他正忙着为杜勒斯送行，华盛顿方面与他的参谋长谈就行了。麦克阿瑟的做法让杜勒斯极为不解，于是他设计让麦克阿瑟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让机场方面呼叫他们一行人立即登机。直到这时，麦克阿瑟才起身前往总部。此后，杜勒斯以及随行人员又返回贵宾室等了几个小时。后来阿利森才得知，就在那次电讯会议上，杜鲁门政府决定向朝鲜半岛派遣美国的空中和海上力量。这可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
有些人会由此而联想起当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同样措手不及。他低估了日本在太平洋美军势力范围内的打击能力，再加上各级指挥员的疏于防范，致使日本空军一举摧毁了美国在复活节岛上的所有轰炸机，而那时已是日军偷袭珍珠港九小时之后，他们在这段时间内竟毫无作为。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斯·黑斯汀写道：“在其他国家，像他那样经历了美军1941—1942年在菲律宾的惨败后，不仅撇开一切责任，而且还能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将领恐怕少之又少。像他那样在巴丹一战中放弃自己的指挥职责，与亲信甚至仆人逃出生天，还宣称自己对于国家的价值远远高于那些为之牺牲的将士的将领，恐怕更是鲜有其人。”[23]看来，那些适用于他人的规则并不适用于麦克阿瑟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