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朝鲜军队突然越过三八线发起全面进攻时，没有人比麦克阿瑟上将更吃惊了。为了让日本从战败国转变为一个更平等、更民主的国家，他此时正全神贯注于该国的政治发展。“二战”刚拉开序幕时，日本还只是一个奇特混合体：既有现代的经济和军事体系，也有封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为了进行土地改革、组建工会、维护妇女权利，麦克阿瑟一直在创造相互制衡的力量，并且取得巨大成功。他似乎是应运而生的——这个国家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败涂地，天皇也因此威望扫地，日本正在寻求一个新的世俗领袖。麦克阿瑟恰巧是那种喜欢受人崇拜的人，这正是他进行自我神化的绝佳机会。天性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麦克阿瑟在处理这个战败国时显示出令人惊叹的敏捷性。他审时度势，挟天皇以令诸侯，不仅无损天皇的神威，而且增加了自己的威望。在美国，他本是个保守人士，与许多顽固的保守派政治人物过从甚密，但在日本，他仿佛象征着自由而现代的美国。尽管在国内的时候，他向来都对所谓的新政不以为然，但是在这里，他不仅极为热情地对待那些拥护新政纲领的年轻自由派人士，而且允许他们极为自由地重塑战后的新日本。自由派领袖查尔斯·凯兹相信，他们当时的确拥有塑造日本的自由权力，这不仅是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正确选择，而且在由旧体制向新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日本发生的变化越大，麦克阿瑟就显得越重要，在该国的权力也就越大。[1]
这位将军一直致力于推动改变日本社会以及《和平宪法》的颁行，因此无暇旁顾。对其麾下的驻日美军部队，那支在太平洋战场上曾经大败日军但如今已丧失昔日风采的军队，他漠不关心;尽管这支队伍已经人员短缺、装备落后、缺乏训练，麦克阿瑟仍然置若罔闻。对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1945年被美苏两国解放后又一分为二、南北对峙的这个半岛，他更是漠然置之。麦克阿瑟对于韩国没有任何兴趣，他只行色匆匆地造访过一次。美军驻韩司令约翰·霍奇将军反复恳请作为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麦克阿瑟多关注一下那里的局势，他依然置之不理。有一次，他搪塞霍奇说：“我对于当地的情况不够了解，因此难以向你提出更加明智的建议，但是对你在这一事项上的任何决定，我都会表示支持。”
显然，在1945到1950年间，麦克阿瑟对朝韩双方没有兴趣。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霍奇将军向他征询建议或者寻求帮助的电报。其中一份电文如下：“我迫切希望在这一问题上能够得到您的积极配合……”福宾·鲍尔斯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成为麦克阿瑟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还记得，有一次霍奇自作主张前去拜访将军，在门外满怀希望地苦苦等候了几个小时以后，得到的答复却是他得自己管好自己的地盘。麦克阿瑟在驱车回家的途中告诉鲍尔斯：“我不会涉足朝鲜的，那儿归国务院管。他们不是想要朝鲜吗，好啊，就让他们管好了。那儿是他们的管辖范围，不是我的，我连碰一下都不会。那些该死的外交官挑起战争，但仗是我们打赢的。我为什么要向他们伸出援手?我才不会去帮霍奇，就让他们各顾各的吧。”[2]实际上，麦克阿瑟只到过韩国一次，还是为了出席由美国扶植上台的总统李承晚的就职典礼。在那次典礼上，他漫不经心地向李承晚夸下海口，如果韩国遭遇袭击，美国会像“保卫加利福尼亚州那样保卫韩国”，[3]而他说这话前没有征询任何华盛顿官员的意见。
在他的诸多仰慕者与部下看来，像麦克阿瑟这样年逾古稀仍然精力旺盛的人并不多见，然而他的年龄与健康状况却早已成了外界议论纷纷的话题。甚至在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之时，就有高级将领开始为他感到担忧。当年9月，在“密苏里”号战舰上观看日军受降仪式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发现麦克阿瑟的双手不住地颤抖，这让史迪威感到十分震惊。一开始，史迪威将军还以为这是由于紧张，但麦克阿瑟手下的一名高级军官沃尔特·克鲁格告诉他说，这是帕金森症的表现，史迪威心想：“这可太糟了。”[4]此外，还有许多迹象足以显示他的健康状况正在日益恶化。他的注意力似乎越来越难以集中，有时候甚至魂不守舍，也很难理解新挑战的严重性。他日渐衰退的听力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消息灵通的参谋助手都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位最高司令官才不怎么喜欢主持会议。还有些人认为，当有来宾有幸获接见时，他却总是在自言自语，那是因为他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很难进行交流。麦克阿瑟向来注重外表，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为了确保记者从正确的角度拍摄照片，好使他显得年轻一点儿，他的助手可谓煞费苦心。麦克阿瑟总是喜欢戴着军帽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是为了掩饰他日渐稀疏的头发。然而，无论他年轻也好，年迈也罢，不管他堪当此任也好，力不从心也罢，他仍然是一尊极具政治资本的偶像。在他漫长而辉煌的一生当中，他也犯过不少小错。有时候，与其说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将军，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虚荣自负的俗人，许多人都因他的失误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然而，作为一位曾经在“一战”期间敢作敢为、名扬四海的将领，作为一位曾经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运筹帷幄、以少胜多的指挥官，作为一位在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正在为日本的现代化事业而努力工作的领袖，1950年的麦克阿瑟仍然算得上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麦克阿瑟对朝鲜毫无兴趣的态度在他的同胞中也屡见不鲜。朝鲜与美国既没有政治上的共性，也缺乏精神上的契合。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对中国兴致盎然，对在贫穷和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怀有强烈的父爱之感，其中还掺杂着好奇心。美国人对日本也曾经敬畏交加。但对于朝鲜，他们却始终提不起一点兴致。1906年，一位名叫霍默·赫尔伯特的传教士曾经这样写道，对于朝鲜，“我们丑化的太多，而欣赏的太少。他们没有中国人口众多，又不像日本人那样诡计多端，他们既没有中国商人的精明，又缺乏日本武士的勇猛，但他们却堪称远东地区最为和善友好的一个民族。他们错就错在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如果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一定能够迅速改变当前的境况”。[5]此后的四十多年中，美国对于朝鲜的兴趣并无明显增加。在太平洋战场上，苏联人姗姗来迟，美国的两枚原子弹让这场大战戛然而止。直到那时，好像为了亡羊补牢一样，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刻，朝鲜才被五角大楼里的人漫不经心地从三八线处一分为二。因此，第一批来到这里的美国将领对于韩国人如何痛恨日本的占领，对于日本的统治有多么暴虐无道毫不知晓，甚至还在利用日本的警察势力来维持韩国的秩序。霍奇是战后第一位在韩国坐镇指挥的美国将军，他性格粗鲁、说话直率，既不喜欢韩国这个国家，也不喜欢韩国人民，在他看来韩国人“就像日本人一样卑贱”。[6]美国人在朝鲜的存在也许是以一种随随便便甚至不负责任的形式开始的，但他们的出现却给这个小国带来一个新的强权。韩国随后几年因其地理位置而不是自然资源成为邻近强国争相重视的对象。正如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所指出的那样，一支新生力量——美国的出现，打破了该地区原有的平衡，不仅仅是因为自1945年以后苏联人就盘踞在此，而且更是因为朝鲜的安危还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安全。
美国与朝鲜(更准确地说是韩国)之间始于1945年的联姻，或多或少是一种无奈的结合或者冷战的产物，因此这一过程必然不会一帆风顺。作为一个附庸国，韩国不仅因为刚刚结束的殖民统治而感到满腔酸楚，更让他们愤愤不平的是，在被人一分为二之后统治他们的竟然是一个笨手笨脚、似乎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想不想要称霸世界的新兴超级大国。韩国人认为，“二战”以及日本殖民统治的结束，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为他们带来自由的呼吸，也没有为他们带来按照自己的政治蓝图重建国家的机遇。他们认为朝鲜被一分为二的事实是让人痛心疾首的不公。他们不仅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国家的命运，相反却又一次沦为在他人阴影之下生存的国家。韩国人首先意识到，他们的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半壁河山竟然掌握在千里之外、远隔重洋、对这个国家既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的人手中。美韩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紧张与误解。随着冷战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才真正变得具有价值与意义。如果全球不存在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才不会关心韩国的死活;有了这种威胁，美国才会誓死为之奋战到底。
朝鲜是一个面积虽小却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国家。不幸的是，它不得不在三个更大、更强的国家——中国、日本与苏联之间求得生存。这三国都想把朝鲜作为自己攻击或者防御其他两个国家攻击的战略基地。1950年6月之前，朝鲜的这些强邻都曾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为了抵御其他对手的攻击，为防患于未然而入侵过朝鲜。就像因为地理因素而不得不在德国与苏联的夹缝之间艰难求生的波兰一样，朝鲜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命运。关于这一点，李承晚更乐于引用一句朝鲜谚语：“群鲸相争，小虾丧命。”[7]
中国在历史上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比其他两国更大，1895—1896年的甲午战争却暂时终结了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而此时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力迅速上升、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传统军国主义国家，正在逐渐成长为一个新的帝国，成为地区霸权的有力竞争者。1896年的俄国这个在社会上、政治上与经济上都已经腐朽不堪的庞然大物与积极进取的日本达成一项协议，双方沿三八线划分势力范围。如果俄国看起来要比实际上更加强大的话，那么日本看起来好像没有实际上那么强大，而它们之间的协议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妥协而已。
1904年2月，在事先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日本突然袭击俄国的军舰，并且在对马海战中将其彻底摧毁。此后不久，驻太平洋与中国东北的俄军也遭到重创。后来，为了给自己这次在远东的不宣而战寻找借口，日本宣称一个俄化的朝鲜会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威胁。日本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藤泽利喜太郎说日本袭击俄国是迫不得已，因为“朝鲜就像一把对准日本心脏的尖刀”(一位美国国家安全高官在近半个世纪以后也这么说)。接着，他补充说：“俄国占领下的朝鲜，无论怎样腐败无能，随时都可能沦为强大的俄国的捕食对象，从而使得日本的命运落入这个肆无忌惮的‘北方巨人’之手。日本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因此，日俄战争不只是日本进行的防御战，还是其为了独立而进行的生存斗争，这一点无须做出更多的解释与说明。”[8]这其实是一场进攻战的绝妙托词，让日本蠢蠢欲动的不是魔鬼，而是朝鲜。
对于自己的未来没有发言权似乎已成为朝鲜国运的一部分。日俄战争的和平缔造者不是朝鲜人，而是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还为此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他付出的一切努力与朝鲜人民的福祉毫无关系。罗斯福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强大的美国，这个国家正在开始展现其潜意识中的帝国主义冲动。1898年，他极力鼓吹美西战争，并且使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罗斯福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时代人物，他笃信并身体力行所谓“白人的负担”这一说法，也就是说，他认为(信仰基督教的)高加索人种体格健硕、为人可靠、品质高尚，因此他们有义务对虚伪狡诈的非白人世界进行统治，同样非白人世界也应当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管辖。唯一被罗斯福排除在自己所认为的亚洲低等国家和民族之外的就是日本。“日本人很有意思，我喜欢他们。”[9]他在寄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总之，日本人除了在肤色、体型与眼型方面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有异，在吃苦耐劳、体格强壮、有组织、有纪律，甚至在富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方面与白人都如出一辙。
罗斯福对日本人的能力印象深刻、赞赏有加;在他看来，日本这个国家“完全有资格与文明世界当中的任何一国比肩”。[10]这一切使得朝鲜，按照罗伯特·迈尔斯(作家、前情报人员，专长朝鲜问题)的说法，“在恶狼一样的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仿佛就像一头初生的小牛犊一样软弱无力”。[11]对不幸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朝鲜来说，唯一能和日本有别的就是远隔重洋的美国。实际上，早在1882年，朝鲜王国就曾经与美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签订条约，请他们在自己遭受攻击时施以援手。然而，这种援助却始终口惠而实不至，因为美国对朝鲜鞭长莫及，而且在日俄战争之时，美国的海军力量也十分有限。此外，对于亚洲事务的安排，罗斯福总统自有轻重缓急之分，而朝鲜永远都上不了台面。美国感兴趣的不是增援朝鲜，而是保卫自己的新殖民地菲律宾。因此，在美国人的默许下，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愈加严格，日俄战争结束后更是成为朝鲜的“保护国”;到1910年，日本公然吞并朝鲜，将其完全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由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李承晚被朝鲜宫廷选作特使，于1905年夏赴美会见老罗斯福总统。此时老罗斯福总统正准备磋商结束日俄战争的和约，李承晚希望老罗斯福能够帮助自己，终结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用记者兼历史学家约瑟夫·古尔登的话来说，罗斯福给李承晚灌了一通“不失礼貌而又模棱两可的含混之词”。他知道，朝鲜驻美国大使馆的亲日分子不会给李承晚任何帮助。他也没有告诉李承晚，国务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正在前往东京的路上，准备与日本签订一项秘密协议，美国准许日本控制中国东北与朝鲜;作为回报，日本应承诺不插手美国在菲律宾的事务。后来，之所以有些美国友人认为李承晚生性多疑、为人狡诈，正是因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背叛、欺骗了他。最终，日本人开始了在朝鲜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暴虐无道的殖民统治。老罗斯福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美国“连对自己都保证不了的事情，当然无法向朝鲜做出保证”。[12]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虽然异常残暴，但在朝鲜境外，这一情况却鲜为人知。
李承晚留在美国，接受了对于他那一代朝鲜人来说非常优异的教育，并且继续为朝鲜的解放孤军奋战。这一期间，他经常与一些有地位的美国人见面，这些人多数与教会有关系，通过他们又结识了许多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然而，这些关系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些途径，使他有机会为祖国的自由大声疾呼，他依旧人微言轻。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期间，李承晚颇受校长伍德罗·威尔逊的赏识。他成了威尔逊家非正式社交聚会的常客，在那里经常有许多学生一起弹琴、唱歌。尽管李承晚不会唱歌，却乐于分享这种轻松自在的美式聚会所带来的温馨感觉。威尔逊看来很喜爱他，也经常向陌生的来宾夸赞他是“未来朝鲜独立的缔造者”。[13]
但是，后来登上美国总统宝座把美国带入“一战”的威尔逊，与在普林斯顿当校长时的威尔逊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在“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表示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其中之一便是给予殖民地国家自决权。对于威尔逊这一设想，没有人比他的门生兼故友李承晚更感欢欣鼓舞了。在这次八月盛会上，那位曾经属意于李承晚作为独立的新朝鲜领导人的导师，为李承晚的祖国带来了自由的曙光。这正是李承晚期盼已久的时刻，他希望自己能够立即离开美国前往巴黎，代表自己的同胞向这位伟大的知己进行游说，让日本殖民者松开攥紧朝鲜的拳头。但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他不是一条心。正像过去一样，这位总统需要日本在亚洲的配合。此外，日本在“一战”中选择了正确的一方，作为胜利者，它正准备继承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特权。李承晚这才懂得世界大战的首要原则，那就是获胜者继续拥有自己的殖民地，而失败者只能把自己的地盘拱手送人。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接到命令，不得给李承晚签发护照。
1950年6月，美国决定要誓死保卫韩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美国之所以看重韩国，绝不是因为它自身有什么价值，而更多的是因为美国担心，如果自己没有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做出干预与回应，那么曾对朝鲜长期实行殖民统治而其工业潜力对美国又极为重要的日本，不知会发生什么。历史前进的步伐就是这样难以捉摸、没有定数。现在，本来看似将成为盟友的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的敌人，而日本却要改头换面，成为美国的新盟友。
日本的长期殖民统治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日本殖民者的暴虐无道与残酷压迫，使大批杰出的朝鲜政治家被捕或遇害，再加上李承晚及其未来的对手金日成被流放，让朝鲜丧失像其他国家一样推动政治进步与现代化的一切可能。有些南方人与日本人沆瀣一气，沦为他们的帮凶。“二战”期间，正如罗伯特·迈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欧洲被占国家一直对援军的到来望眼欲穿，等待强大的盟军在此集结，然后结束德国对欧洲的蹂躏。然而朝鲜从来都没有指望过援军的到来，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国家的援军前来解救贫困、屈辱的百姓，把日本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14]
直到1941年12月，当日本人的手伸得太长，悍然攻击美国、英国与荷兰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殖民地时，一丝希望出现了，虽然还太过渺茫，因为战争初期的胜利都属于日本。当太平洋战局逆转之时，朝鲜人对时局变化的消息仍一无所知。西方的援军正在到来，即使不是为了朝鲜的利益，而是出于他们自身的考虑。他们的胜利意味着日本的末日。但是到了1945年，朝鲜的中上层已经不同程度地与日本殖民者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甘愿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并且变得孱弱无能。[15]日本的占领使朝鲜人中滋生出一种玩世不恭的情绪，有些人甚至开始羡慕起日本人来，无论如何，他们是第一个打败其他亚洲国家白人殖民者的亚洲国家。
1945年的朝鲜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政治制度与本土领袖的国家。当红军横扫北方的时候，苏联人将自己的政治制度以及一位新的领导人金日成强加在他们头上;而在南方，不管美国人喜欢与否，他们还是选中那位大半生的时间都在国外流放的李承晚。那时的他已是一位75岁的老人，易动感情、自以为是、反复无常，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结，极端仇视共产主义;他曾经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可一旦掌握全国的民主制度后，所有的人都要对他唯命是从。正是日本人与美国人造就了这样一个李承晚，他的一生都在背信弃义、铁窗生涯与政治放逐中度过，他的性格因此而改变，心也变得坚硬如铁。无论是这位曾经野心勃勃的年轻政治家的多舛命运，还是金日成的种种人生际遇，实际上这些正是朝鲜历尽磨难的现代历史悲剧的生动写照。
李承晚年纪轻轻就已是个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政治犯。尽管他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他的人生仍然像他的祖国一样充满坎坷与失望。作为一个被流放国外的政治犯，李承晚始终感到自己人微言轻;同样，作为列强眼中一个被人遗弃的国家，朝鲜一直举步维艰。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曾经短暂回国，但是此后却不得不重返美国，度过了三十五年的时光。他成为一名逆境中的“乞求者”，为了让朝鲜挣脱殖民统治的枷锁而不断游说。李承晚既是一个满腔热忱的民族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不屈不挠的自我倡导者——当大权独揽时，他的成功助长了他的偏执倾向。
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李承晚的手里攥有一张王牌，为了这个出牌的机会，他已经苦等了三十年。由于那些即将决定战后朝鲜命运的少数美国人从来就没有关心过这个国家的战后地位，因此长期生活在美国，曾经为了朝鲜的独立而四处游说的李承晚就成为能够得到美国支持的不二人选。此外，他还与一直同华盛顿过从甚密的中国国民党有长期的交往。在朝鲜，就像在中国一样，美国人想要选出一个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基督徒的领袖。同时，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结还必须符合西方的宗教和政治标准。
有了蒋介石的支持，就等于有了一张能在华盛顿发挥影响力的通行证。实际上，那些无论赏识还是憎恶蒋介石的人都认为李承晚就是一个“小蒋”。与蒋介石不同的是，他是一个严谨的基督徒。李承晚在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加入基督教，并且在许多场合都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人诟病。对那些早年力挺李承晚的美国人来说，尽管亚洲人与他们格格不入，但是他(以及蒋介石)的宗教信仰却让他们感到宽慰。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位外交官向当时很有影响力、后出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的杜勒斯讥评蒋介石与李承晚，杜勒斯颇有启发地回答说：“好吧，我告诉你，不管你说他们什么，这两位绅士都相当于当代的耶稣。他们为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遭受磨难。”[16]
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都向麦克阿瑟推荐过李承晚。当他最终回国出任总统时，乘坐的是麦克阿瑟的飞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则典型的政治宣言。美国人似乎找到了自己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己人找到了他们。对美国十分友好的英国高级外交官罗杰·梅金斯认为，美国当时的举动就像一个孤立主义国家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世界大国的新角色，因此他们始终倾向于找到一个让自己放心的代理人;美国选择李承晚说明“美国人总是希望与一个能够被他们当作‘自己人’的外国领袖打交道。他们不喜欢大动干戈”。[17]但是，喜欢李承晚的并不包括那些在韩国每天与他打交道的美国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他十分反感。生性粗鲁、不擅外交的首任驻韩美军司令霍奇将军尤其鄙视李承晚;正如军事历史学家科雷·布莱尔所说，霍奇认为李承晚“阴险狡诈、喜怒无常、凶残腐朽、捉摸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