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23团团长弗里曼上校确信，他的部队一过顺天就遇见了中国军队。到中国人发起总攻时，他就完全肯定，自己在敌人包围圈至少待了两周。中国人紧紧地盯着他们，但没有采取行动;他的侦察巡逻队也多次报告与中国人的不寻常遭遇——他们总是时隐时现，来无影去无踪。大约十天前，一名非常有战斗经验的连长谢尔曼·普拉特上尉带领一连士兵前往北部的江界进行侦察。在向西北方面走了五英里左右时，他们发现远方的地平线处有人影晃动，但距离非常远。从他们的军服判断，普拉特和部分士兵肯定，那一定是中国人。于是，他下令停止侦察，不得开枪，并掉转车头立即返回，而没有继续北进。回到营部后，他马上向营长布莱尔·哈钦以及弗里曼汇报发现的情况。第二天，弗里曼又派出另一支巡逻队，这一次美国士兵似乎越过被中国人视为分界线的位置，于是中国人开火了;几名士兵受伤，其他人被迫撤退。第三天，弗里曼派出第三支巡逻队，但这一次的目的是找回上次受伤的士兵;他们发现伤兵躺在路边，全部被捆在毯子里。[1]
随着感恩节的来临，中国人出现的迹象越来越多。弗里曼相信，这里到处都有中国人在紧盯着自己，他的情报人员也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就像他后来说的那样：“远东司令部里的人显然不相信这些。”弗里曼在“二战”期间曾在中国工作多年，深知毛泽东的战略，并始终认为中国参战对美国的威胁巨大。此时，情绪极度低落的他认为，越过三八线绝对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美国领导层正在把整个第8集团军扔到水深火热的危险之中，美国领导人已经把主动权拱手让给苏联。当美国人在亚洲打着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时，苏联人则在一边坐山观虎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从这个意义说，他的预感居然与乔治·凯南不谋而合。随着第38团及其所在的第2师继续北进，弗里曼的情绪也日渐压抑，这种情绪反映在他写给妻子的信中，以及他对下属各营长的提醒：每天夜里都要做好战斗准备，随时迎接最恶劣的情况。
弗里曼的家信不仅记录了一个战地指挥官在当时极度危险下的所见所感，也再一次向人们证实他的上司当时正在犯下一个历史性的大错，而他却对此无能为力。9月25日，就在每个人都在为顺利突破洛东江防线而欢欣鼓舞时，弗里曼依旧心事重重。“我还是有点担心中国人会越过边境，南下作战。”他在当天的信中写道。越过三八线之后，面对这个被他视为可怕的错误战略，弗里曼更加谨慎，因为北上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美国人的优势——这种优势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而是取决于中国人的意图。中国已经表示，他们不会坐视不管，正在准备参战。
在他看来，以前所有的疑问和顾虑，都在云山找到了答案。他的书信明显反映出他极度压抑的、对未来越来越悲观的情绪。他在11月7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他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只是朝鲜的冬天寒冷严酷，不过这还可以挺得住，但他的精力几乎已经消耗殆尽。“我们的军队正处在恶魔一般的困境之中，我根本就看不到任何出路。当然，肯定会有人找到办法，我希望发生奇迹，把我们从这个噩梦中拯救出来。我们的领导怎么能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就踏进这个无法自拔的泥潭，他们居然肯定中国人不会干预，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在这里，我觉得毫无希望可言。”
第23团本应在11月11日赶到会师地点，然后再从那里出发，直扑鸭绿江。弗里曼相信，他们的做法已经远离理性，缺乏明确取向：“对于美国来说，这绝对是我所能想象到的离地狱最接近的地方。我们似乎正在落进苏联人的手心，一步步地走进亚洲泥潭。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感觉。”他在信中写道。最悲观的一封信写于11月13日，也就是美国人发动冬季攻势的七天前，中国人发动总攻的十二天之前。他认为，在兵力有限、危险重重的情况下，最大的失算就是越过三八线，而不是在三八线附近试图解决问题。“即便是在洛东江那段为生存而战的最黑暗日子里，我也一直能看到一线希望，一个出路。当我们跨越三八线的时候，那种感觉很奇妙，我们居然为了无名的原因去承受如此之大的风险。现在，我们的处境就好像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拿破仑讨伐莫斯科与巴丹战役的混合。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唯一的前途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这个无名的缘故而大动兵戈，绝对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使付出沉重代价打到鸭绿江，就像当年打通中缅公路那样掌握补给线，我们依旧没有超脱的机会。总之，一切都乱糟糟，我看不到任何希望。”[2]
在联合国军发起总攻的前夜，弗里曼和第l营营长克莱尔·哈钦与师长凯泽在师部共进晚餐。凯泽是弗里曼的老朋友。哈钦和弗里曼都认为，他们无法判断目前的战局。所有情报都表明，中国人就在附近，而且随时可能要发动进攻;而更糟糕的是，联合国军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继续进攻。弗里曼认为，在如此巨大的威胁面前，实施进攻的唯一理由就是像麦克阿瑟将军所说的那样，他掌握了“非常非常绝密的消息，这些中国人根本就不打算抵抗，而是打算让我们把他们打回鸭绿江的对岸”。麦克阿瑟可能还进一步指出，这些所谓的绝密情报认为，中国人虽然来到这里，但并不想待在这里，他们希望美国人能把他们赶回江对面。弗里曼在多年之后不无伤感地叹息，事实证明，这些说法“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出于谨慎，弗里曼一直让本团士兵尽可能地保持集中，并告诉所有营级干部睡觉时不要脱衣。在中国人发起进攻的第一个晚上，第23团一直坚守阵地，并重创中国军队，俘获约100人;他记得这是他们抓获俘虏最多的一仗。会说中国话的弗里曼直接审讯这些战俘，并发现大多数人操北方口音。在当天剩下的时间里，他一直在集中本团兵力。当晚，中国军队再次发起进攻，并抢走一批军械;第二天，该团又夺回了这些装备。最让弗里曼震惊的是，接受审讯的很多人非常惧怕美国的武器装备。弗里曼认为，这样的恐惧马上就消失了，因为在这最开始的几天，美国士兵还不太会操作这些武器。实际上，如果真能在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时准备好这些东西，它们的威力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