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阿兰·琼斯上尉是第9团的情报科长，在中国人发动攻势时，第9团正在第2师的东侧。11月25日之前的几天，尽管该团只遇到零星的小规模阻击，但越来越多的小规模交战让人怀疑附近有中国军队。琼斯说：“我的作战地图上已经布满了红色标记。”他认为，情报部门的担忧已经变成现实，他怀疑整个第8集团军都已经处在敌人的攻击范围之内。
作为1943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琼斯不是第一次在严寒中遭遇敌人的袭击了。和梅斯一样，他也参加了突出部战役，那时他还是第106师的一名年轻军官。他父亲就是第106师的师长老阿兰·琼斯少将。老阿兰一直对与儿子在同一支部队感到不自在，而小阿兰不想留在非战斗部队，于是就选择到前线作战，这也让他受益匪浅。在战役前夕，老阿兰就对分散的部队感到忧心忡忡。他猜对了，德国的装甲车直插第106师两肋。实际上，上级指挥部已经发报指示老阿兰撤退，却因要发的电报过多而被耽搁。年轻的阿兰·琼斯所在的第423团遭受沉重打击，他们奋起反击，终因弹尽而被俘。小阿兰被德国人囚禁了四个半月，他发誓永远不再做战俘。当他一踏上朝鲜土地，听到朝鲜人对美国人和韩国人的种种暴行时，他又义愤填膺地重申了誓言。
琼斯认为，第9团团长斯隆上校已经对有限的兵力进行了合理部署。全团三个营均占据高地，而且还不算分散，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各部队之间可以相互掩护。但当夜发生的事情非常诡异，东翼的韩军瞬息之间便溃不成军。之后，中国军队开始对美国人发起一轮又一轮的猛攻。琼斯后来说，突然之间，他们便置身于一种新型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序幕，就是对第1营的进攻。午夜时分，战斗高潮终于到来。中国人发起攻击时，琼斯正在团部。当时，三个营相继传来遭到攻击的无线电报告，一个接一个，让他有点应接不暇。尽管还没有彻底惊慌失措，但报告间的每个词语无不透露着刺骨的寒气和恐惧：“他们正在攻击我们……”“噢，我的天哪，到处都是中国人……”“我们还在坚守阵地，但中国人无处不在……”“每次打退一轮攻击，都会招来更多的敌人，对方的兵力太多了……”“我们已经有点守不住了，敌人太多了……”“这也许是我对您发出的最后报告……”。话筒里传来的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几个人的声音，而且声音一直在变化——当一个通信兵被子弹击中时，马上会有另一个士兵接过话筒。但所有这些声音最终都在说明同一件事情：在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下，美国的一个团已经被打得四分五裂、七零八落。团部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战事到底如何——他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战局已经无法控制。[1]琼斯认为，斯隆上校在最初几个小时还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一直保持冷静，丝毫没有惊慌，竭尽全力指挥剩余部队向在军隅里的师部靠拢。他们以为那儿才是更安全的地方。
这是一场极其可怕的战争灾难，但好在转瞬即逝。美军以前也曾因位置不佳或领导失误而遭到过重创，个别部队因此伤亡惨重，可美国陆军在转移兵力及防御方面的能力，总能让他们逢凶化吉。但这次是另一种灾难。每个小时形势都在恶化，让美国人陷得越来越深，似乎无人能挡。实际上，仅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第38团和第9团的几个营就已经被彻底摧毁;此时，相邻部队也在承受着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整个第2师已经溃不成军。尽管这并不是在玩多米诺骨牌，但用它来形容当时的情形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第2师最前方开路的是第9团，第9团的先头部队则是第2营下属的L连，而走在L连最前面的就是第2排，排长是来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基恩·高桥中尉。高桥是一个日裔美国人，曾在加州的临时收容所度过一段少年时光。“二战”期间，全部由第二代日裔美国人组合的第442团扬名欧洲战场，也给高桥留下了深刻印象。像其他日裔美国人一样，他也希望能为国效劳，1945年，17岁的高桥自愿加入陆军。在征询父亲意见时，父亲的唯一要求就是不要做任何有损高桥家族名声的事情。[2]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指挥官，指挥着一支同样不同寻常的部队——由一个日裔美国人指挥一支全部由黑人组成的队伍。尽管陆军在名义上早已经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但是在朝鲜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还存在着一些全部由黑人组成的部队。这些黑人部队在作战中的表现也高低有别，这取决于它们的指挥官是谁，是不是白人，以及是否愿意严格要求士兵等因素。高桥认为自己的士兵都是好人，都是优秀的战士。确实有些战士对他的命令不以为然，但下命令时的语调很重要，指挥这些人还是让他感到与众不同;有些命令确实需要解释，不过，他相信这会让他成为一名更出色的指挥官。
图12 志愿军在清川江对第2师的攻击，1950年11月25—26日
谈到当时的政治偏见问题，高桥早就有所体会，这种体验不仅仅来自他在临时收容所的经历，更多的还是来自他初到朝鲜那段时间的体会。1947年，高桥还是第6师的一名年轻军官，那时体验到的种族偏见让他终生难忘。他的上司是一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被派到朝鲜让这名上尉非常不满。他痛恨朝鲜和朝鲜人，实际上，他不喜欢任何亚洲人，甚至是长得像亚裔人的人。为了发泄愤懑和偏见，这名上尉给高桥分配了一份最无聊、最没有意义的工作;假如连里有一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那肯定属于高桥。对这个上尉来说，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依旧是日本人。
但奇怪的是，高桥后来认为，正是这段经历把他锻炼成了一名更出色的军官。他必须巧妙规划自己的时间。他工作得越努力，表现得越出色，他的上司就越生气，于是，就会给他分配更多、更繁重的工作。结果，高桥发现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他越来越自信，也让他感到，在陆军中，没有一项任务是他不能完成的，不管这项任务有多艰难、多令人无法忍让，他都能做到得心应手。高桥认为，压力和打击的激励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高桥认为，经过洛东江战役，L连已经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经过战争洗礼的坚强队伍。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完全能做得很出色，但前提是战士们已做好战斗准备，了解即将发生的战斗，而不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忙应战。高桥认为，和一般的白人士兵相比，这些有色人种的士兵更有可能出现相互猜疑以及对未知事件的顾虑。他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当时的美国陆军还存在相当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很多有色人种参军是为了向这个国家证明点什么，而且又能逃避国内更令人窒息的种族歧视。在高桥看来，为了证明这些歧视的不公平性而参军，但在入伍之后又发现，偏见在陆军的指挥体系中同样根深蒂固，这肯定会让某些人难以理解，无法接受。
在一定程度上，一个连队就是连长的性格写照。马克斯威尔·韦尔斯上尉绝对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军官，他身材魁梧、相貌朴实，对手下士兵的情绪很有研究，士兵也喜欢和尊重他，这在军队里可不是常见的事。但是，至于他是不是真正喜欢打仗，尤其是在自己挨打的时候(在这场战争中，倒霉挨打一直是家常便饭)，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而这恰恰也是让一个优秀军官区别于普通军官乃至好军官的最重要一点。很多人心里都会想，只要是脏活累活，比如说去侦察朝鲜人是不是在某个山头挖了地道，或是用棍子去捅马蜂窝之类的事情，上级多半会选择L连，高桥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在11月中旬之前，L连的大部分士兵都感觉，战争似乎已经在他们面前消失了。甚至在中国人发起总攻那一天，他们还都优哉游哉，无忧无虑。由于行军速度较快，在渡过清川江的第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名叫古姜洞的小镇。那天，他们并没有携带行军床、备用弹药以及手榴弹等大部分补给;崎岖不平的地形使卡车和吉普车很难及时跟进。高桥到后来还因为没有让士兵多带一些手榴弹而埋怨自己，如果让每个人都带上手榴弹，当中国人发起进攻时，他们肯定不会像那样一味地被动挨打了。他们甚至连外套都没有穿，全都扔到了一个指挥所。他们原本并没有想走这么远。冬季的清川江并不深，水只有齐腰深，可是冰凉刺骨。渡江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但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都穿着短裤过江，而中国人却比他们精明、专业得多——他们在长征中学到很多宝贵的东西：渡江时脱掉内裤，上岸之后再穿上，这样，冰冷的江水就不会浸湿内衣，然后让体温去慢慢烘干湿冷的衣服了。于是，在渡过1.5英里的清川江之后，L连的士兵只好把自己包在湿漉漉的衣服里，在寒风刺骨的山上继续跋涉了几个小时。一路上，引起高桥警觉的是很多非常规则的散兵坑，每个坑的深度都在3英尺左右，排列整齐有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正方形，就像是专业景观设计师留下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主人肯定是善于把小事做精做细的人。美国士兵在挖散兵坑时非常随意，信手拈来，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超级火力非常自信，朝鲜人民军也不会做得这么漂亮。这些散兵坑清晰地表明，新的对手已经加入了这场游戏。24日下午，L连在清川江以东构筑防御阵地。
他们当时的位置是在古姜洞以北约3英里的一个高地上，这个地方也许只能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小镇子真的很难被发现。直到后来，他们还一直在想，中国人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那么多的战友到底是死在什么地方了，至少应该在地图上找到那个鬼地方。高桥一直对目前的兵力部署有意见，并和韦尔斯上尉简单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防线过于接近直线，面对敌人进攻时无法形成集中火力。年轻的迪克·雷伯德中尉是第37野战炮兵团的前沿侦察员，该团的任务就是支援L连。他赞同高桥的说法，认为韦尔斯的排兵布阵有点过于随意。对该连情况还不太熟悉的雷伯德也感到很意外，韦尔斯居然把连部设在小山的背面，这里几乎没有任何能用作掩护的天然屏障。雷伯德认为，最糟糕的是，韦尔斯还把三个排部署在不同的防区里，而且防线与山势几乎格格不入。因此，雷伯德认为，由于彼此之间不能形成交叉火力，他们很可能会遭到来自侧翼的攻击;高桥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希望防线更紧凑一点，这样就可以形成与周围山势相吻合的半圆形，但他们没能改变韦尔斯的想法。
士兵们点起的篝火也让雷伯德感到不安，这无疑是给敌人点亮一盏照明灯，让他们精确锁定你的位置。雷伯德在临近傍晚时注意到这些篝火，于是他马上找到连部反映意见，但一走进指挥部才发现，原来最大的一堆篝火恰恰是在连部，是用来给连长取暖的。一个刚上任的中尉自然没有权力去抱怨上尉，但是他后来坚信，这些取暖用的篝火绝对帮了中国人大忙。至于点火取暖是不是合适，高桥则既不反对，也不赞成。随着夜幕降临，他的士兵还穿着湿冷的衣服，于是他让士兵轮番分批从阵地返回点着小火堆的地方去烤火，这样可以让他们的衣服稍微干一点。[3]
他们几乎是整个第8集团军最东侧的部队了，除了K连以外。K连在他们以东1.5英里处。在遭到袭击时，L连约有170人，其中的45人隶属高桥所在的排。K连的人数也在170人左右。再往东有一支韩国军队负责为第8集团军提供掩护。在出发前的最后一次准备会上，高桥和其他下级军官被告知韩国军队将担当右翼策应，很多人听到这个时抬起头看着天花板，似乎是在向上帝诉苦。这些已经登陆朝鲜半岛三个月的美国人对韩军的第一印象就是：遇敌即溃，实际上是直接跑回本部，几乎从不反抗。这也是东京司令部那些制订作战计划的人和前线作战人员之间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
那天夜里，很多事情让高桥忐忑不安。首先，他们与K连失去了联络。他们应该就在不远的位置，驻扎在空旷、荒凉、漆黑中的某个地方，但用无线电却联系不到他们，派出去的巡逻队也杳无音信。这就足以让人心惊胆战了;这意味着一个强大而恐怖的敌人随时将把他们一分为二——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前提是K连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后来，雷伯德听说，中国人就是从K连的一个岗哨上冲下来的。当时，那个岗哨只有三名美国士兵。他从别人那里听说，几个哨兵看到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向自己冲过来，吓得魂不附体，由于担心自己会被马上打死，因而没有开枪。这也是最初没有人听到鸣枪警报的原因所在。
晚上8点左右，两个亚洲人高举双手，匆匆忙忙地跑进高桥的营地。惊慌失措的他们蹦出几个生硬的英语单词，大概意思是说，大批敌人正向这个方向杀来，而且还有一些骑兵。斯拉姆·马歇尔后来写道，这两个人是韩国人，但高桥不这么认为。这两个人穿的棉制服是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他们的语言也有问题：由于殖民的缘故，大多数韩国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这也让高桥和韩国人很容易交流，但这几个人没有说日语，他们似乎是在用一种国际化的方式和他们交流。他们劝告高桥的士兵赶快离开，否则都会丢了性命，这让人极其不安。高桥后来觉得，他们肯定是中国士兵，目的就是想扰乱他的军心。
此时，高桥已经确认，他们将会遭到袭击，而且敌人最有可能从左侧发动进攻。于是，他命令士兵架好机关枪。进攻在晚上11点左右终于到来了。在经过第一轮猛烈的火力之后，高桥听到有人在向他们喊话，问他们是不是K连。高桥从对方说的英语确信对方是中国人;很明显，他们是把这两个连弄混了。之后，大规模的进攻开始了。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一旦交火，自己的部队将寡不敌众。他后来觉得，袭击自己的中国军队至少是一个营，甚至很有可能是一个团。进攻的位置恰好就是第2排把守的阵地，中国军队很快就占领了他们的阵地。让他们恐惧的不仅仅是迎面扑来的中国军队，而且身后也传来很多人的喊杀声，高桥知道自己的后路被切断了。当高桥左边的机枪手布莱向他大喊“我顶不住了，敌人太多了”时，高桥明白，他们没有希望了。
从战斗打响那一刻起，高桥就没有和L连的其他军官说过一句话。高桥知道，现在他只能靠自己了。他认为，即使他们能赶过来，也只能合并到一起作战。就在一天之前，高桥还和雷伯德在这里见过一次，今天，他们则是在这里并肩作战。迪克给高桥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坚强、勇敢的指挥官，临危不乱，在近乎绝望的条件下，依旧指挥若定。高桥的镇定同样也让雷伯德深为震撼。实际上，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韦尔斯上尉是否已经遭到袭击，或者说，是否还活着。雷伯德所能看到的，就是这个瘦小的亚裔指挥官，还在拼命召集已经被敌人打得支离破碎的队伍。“撤到我这里!向我靠拢!”他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喊着，“集合到一起!向我这里靠拢!”雷伯德认为，这绝对是一个天才指挥官在危急时刻的真正表现。高桥的排实际上已经被打垮了，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没几个人离开队伍，反倒是有一部分其他排的士兵加入其中。他们撤到山上更高的一个位置上。[4]高桥很清楚，每分钟都有他的弟兄在丧命，但至少他们还守住了。他们在阵地上坚守了仅一个小时，之后就不得不撤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他们将和第l排的士兵在这里为最后一线希望而战斗。
他们似乎不是被派到这里打仗的，而是来接受命运的考验。要抵挡中国人的进攻，他们就要有更多的手榴弹、信号弹和弹药。第2排的阿瑟·李上士一直是高桥手下最得力的军士，当时他就是高桥左边的机枪手。如果高桥能死在一支完整的中国军队面前，他甘愿与之共同牺牲。他们相互点了一下头，这个动作蕴涵着深刻的含义：他们准备战死沙场，至少是像一个战士一样死去。他们一直在大声喊叫，相互提醒中国人的精确位置。突然之间，李不说话了，从他身上传出的唯一声音是汩汩的血流声。子弹击中了李的咽喉，他已经完全浸在自己的鲜血中。其他人还在战斗，中国人的进攻一轮接着一轮，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越来越逼近他们防守的小山头，并最终把他们赶下了山。此时，几乎所有人都阵亡了。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他们已经抵抗了几个小时。前一天还表现出众、牢不可摧的L连不存在了，于是，高桥告诉剩下的几个人，只要有可能，一定要想方设法突围。他试图背起李，但李已经死了。后来，高桥和雷伯德才知道，L连和K连正处于全师或全军甚至是全集团军的关键点上，几乎承受了中国此次总攻的最强大攻势。实际上，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能坚守几个小时已经是奇迹了，至于说能活下来，那远不是奇迹两个字可以概括的了。但这样的认识来得太晚了，留下来的只有伤感。
雷伯德最后向山上瞥了一眼，看到的是中国士兵抓住了剩下的几名美军士兵。雷伯德试图让几个士兵和他一起走，但他们多数人想沿着好一点的路下山。雷伯德坚信，中国人肯定已经等在那里了，于是他找了个坡度较陡的地方向下滑。他一直在提醒自己，要活下去，就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能慌张，慢慢地向下滑，绝对不能让敌人看到自己的一点点身影。最后，他遇到K连的几个逃兵，设法逃回了清川江。
高桥原想设法跑下山，但最后还是被四五名中国士兵包围并俘虏。他们先拿走了高桥的手表和香烟。他想要回自己的手表，因为这毕竟是大学毕业时，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但一名中国士兵把枪顶在他的头上，他只好放弃了。他们示意高桥，让他命令其他人缴械投降。高桥确实喊话了，他用日语告诉其他人不要靠近。之后，几个中国士兵把高桥押回他们的营部，那里的每个人都对这样一个穿着美军军服的亚洲人感到吃惊。高桥似乎让他们感到紧张：是不是日本也参战了?之前，他们已经俘获了克莱米·西姆斯，一名非常强壮、非常职业的军士长。高桥记得，西姆斯还有三个月就可以退役了。
后来，连高桥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居然能在战争中先后被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所关押，尽管被中国人囚禁的时间很短暂。他们押着西姆斯，准备把他送到北部。被俘者担心中国人会在山脚枪毙自己，于是，他们开始相互传递逃跑信号;西姆斯开始唱新兵入伍歌，不过歌词换成了逃脱看守的方法和时间。当约定的时刻到来时，西姆斯看准机会，迅速解决看守，大家趁机而逃。逃跑途中，高桥听到一声枪响，那正是西姆斯刚才的位置。高桥再也没有见过西姆斯。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多年之后，西姆斯的名字才再次出现——那是中国方面公布的死于1951年3月的战俘名单。
高桥心有余悸，他们当时实际上已在中国军队的后方，但他仍然自责不已，因为他把很多兄弟丢在那里，让他们成为战俘。他一路上小心翼翼，日藏夜行，两天之后，他终于在军隅里遇到美军，并找到了部队里所剩无几的人员。
在那几天里，布卢斯·里特唯一记得的就是中国军队带给他们的极度惊恐，以及人在遭遇意外时的内心世界。它就像窥探另一个人的灵魂：所有的浮华虚荣和矫揉造作荡然无存，大多数人喜欢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本性也暴露无遗。在那种极端危急的时刻，有些人展现出无法想象的勇敢和尊严，比如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素不相识的伤员;也有一些人展现出让人鄙弃的懦弱和虚伪，一个平日里耀武扬威的排长，竟然在开战时吓得瘫作一团。[5]
里特是第2师第3团第1营A连的通信员，他的工作艰难而危险。朝鲜的狙击手最喜欢猎杀美军的通信兵，他所在的部队短短几天就有三名通信员被狙击手射杀。里特认为，无线电设备长长的天线就是敌人寻找他们的灯塔，是敌人集中火力攻击的焦点。里特一直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天天背着一台无线电台。他的身高只有5英尺10英寸，体重只有120磅，而无线电台对他来说似乎太重了。大家经常说，每天开始前进时，无线电台的重量是38磅，到了后来就好像变成了60磅。那时里特23岁，几周之前，他在洛东江刚过完自己的生日，现在还是一个动作不太麻利的士兵;他总觉得自己的晋升速度太慢与他长得太瘦有关系，因为他看上去就不像一个战士。他以前曾来过朝鲜，会说一点朝鲜语，本可勉强做个翻译。但是，每当某个连长发现他的这个特长时，不是阵亡就是升官了，而他也只能继续当自己的通信兵。
在中国人发动袭击的第一天，大多数部队还留在军隅里。他所在的A连(加强连，230人)大约是在大部队以北25英里的位置，敌人在一个名叫云峰洞的小村子对他们发起了攻击!他们本应在两天内前进6英里，到达1229号高地，但在第一天就遭到袭击，结果延缓了前进的进度。部队严重缺乏步枪手，于是里特也拿起了步枪，这让他的生存机会成指数倍地增加了。在离目的地还有2/3的路程时，由于敌人火力太猛，他们只好停止前进，在300号高地位置构筑防御阵地。由于冻土异常坚硬，他们的散兵坑挖得不深，形状也不规整。最初，他们采用轮班制，作战一小时，休息一小时;如果幸运的话，你执勤的那一个小时或许可以只放哨，不放枪。他们当时的位置处于整个师的最北端，身后约3英里有一个营。
中国人在午夜发起攻击，冲杀之声震耳欲聋，无数敌人瞬间出现。他们在坚持25分钟左右之后只得撤退。撤退过程异常艰难，那也是战争中最糟糕的情况——半夜时分，伸手不见五指，还要带着大量伤员。里特还记得，他们设法跑到另一个山上，想在那里构筑防御阵地，但中国人太多了，他们只能继续撤退。里特认为，又过了45分钟之后，整个部队已经伤亡惨重，所剩无几。
他们开始四散奔逃，向想象中的营部方向撤退。当时，里特混进了一个临时拼凑的小部队，大概有20或25人，都来自不同的连队，里特一个也不认识。实际上，在那天夜里，整个第8集团军几乎都是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他们在黑暗当中慌忙回撤，而中国人追杀的声音似乎越来越近。里特发现，自己身边的战友正在越来越少，只有四个美国兵和两个韩国兵，还有一个用毯子包着的伤员，在如此严寒的天气中，根本无法抬好担架，伤员因此也时不时地被摔到地上。
里特对那天夜里的恐怖经历记忆犹新，但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亲眼目睹了战友的胆怯和自私。里特至今还记得那个伤员的名字——维拉德·史密斯，来自田纳西州的安德森。史密斯伤势严重但还活着，里特认为只要能把他带出来，他就肯定能活下去。撤退的速度因史密斯而大大放慢，但是带上受伤战友也是一个军人在那时应该做的事情。当时，他们中间只有一个年轻的中尉军官，但他并不是这些人的真正长官，实际上大家是群龙无首了。他们早已筋疲力尽，毕竟只能睡一个小时，也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无暇顾及体面和尊严了。他们能清晰地听见远处中国人的喊杀声，枪声离自己越来越近。
最后，在拂晓时分，他们逃到一条河边。那个中尉终于发话了：“我们只能把他留在这里了，明天可以派一架直升机来找他。”一个名义上的领导者，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对他自己也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抉择。其他四个抬伤员的士兵面面相觑地看着中尉，他们知道这个中尉是在说谎，因为根本就没有直升机，更不用说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去寻找一具被冻僵的尸体了。他的真实意思无非是尽快撤退，把史密斯留在那里等死。没有人愿意那么做。他们自己早已经精疲力竭、近乎崩溃，但每个人也都知道，他的提议是可耻的，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置另一个生命于不顾，这对军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里特说：“你的意思是说，把他留在这里等死吗?”中尉没有回答，他也没有必要回答。实际上，他是给其他人提供了一个保住生命的机会。
在里特的记忆中，那真是一种地狱般的经历。每个人都想去做正确的事，即使已经毫无希望，即使你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你也会在所不惜。此时此刻，他的头脑中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晰的：仿佛你是在向这个世界声明，你是个怎样的人。于是，四个人最终一致同意继续带着史密斯，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命令。两个韩国人也跟随他们保护伤员。多年之后，在回忆起当年的情况时，里特依旧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居然那么容易就接受自己的建议。里特经常会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可能会因此而丧命，因此，这个决定似乎带有一点判决的味道，也许是人生的最终判决，用你对世界的回应去定义自己的人生。于是，中尉留下里特和其他三名士兵保护史密斯，在严寒中跋涉。
里特开始逐渐体会到，战争的奇妙之处就是它能让人回归本性，把最真实的一面暴露在阳光之下。有些人平时看似强势而坚定，语言中更是让你对他们敬畏有加，但是当身处战火之中时，一切都变了，有些人根本就不像他们平日里表现的那么坚强。相比之下，有些孱弱而温和的人，则转眼之间成为真正的勇士，他们的坚定和勇敢存于内心，而不是外表;在地狱门外，没人知道谁是真正的勇士。这个问题一直让里特困惑不解，因为答案总是不一样的。
因为史密斯，他们的撤退非常缓慢。每个人都疲惫不堪、饥饿难耐。路上，里特悄悄潜入一个小村庄，希望能找到一点吃的，恰好碰到一个年轻的朝鲜女孩走出茅屋。他向女孩要一点米饭，女孩却给他不少热乎乎的玉米，还有一些其他吃的东西。他认为，这顿饭或许救了他们。在撤退途中，他们不断受到小股中国巡逻队的袭击，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一个山脚下，一支中国的小部队首先向他们开火。担架手乔治·怀特脚部中弹。怀特的受伤让他们的撤退速度更慢。于是，韩国士兵帮着抬担架，里特拿着唯一的一挺伯朗宁轻机枪断后，这种武器的火力很猛，也很实用。他觉得当时的情况太糟糕了，因为他要拿着从来没有用过的武器去抵挡中国的大部队。
他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哪支部队的行军速度像他们这么慢。最后，他们穿过一条山谷，发现了一名美国医护兵，这才算最终把史密斯和怀特解救出来。[6]此后，里特和怀特一直保持书信来往，怀特每次都在信的最后写上“感谢你一路上的照顾”;他也试图联系过史密斯，给他写过两封信，但始终没有收到回信。那个抛下他们不管的中尉也没有得到好下场;两天之后，他被中国人俘获，后来死在战俘营。
和里特一起的士兵都来自其他被打散的部队，他们边撤退边战斗，坚持了两天多，最终才与同样被打散的营部幸存人员会合。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是他认识的。他还记得，在一个正在被中国迫击炮轰炸的小村庄里，停着几辆坦克。全部人员准备撤离村庄，指挥官命令步兵爬到坦克上。里特爬上其中的一辆，这个坦克似乎还算凑合，因为发动机还没有熄火，坦克表面还算有点温度。此时，敌人的迫击炮弹离他们越来越近，里特觉得躲在坦克上很安全，迫击炮似乎对自己没什么威胁。就在他探出头向远处张望时，一颗炮弹落在身边，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前额，他血流满面，挡住了视线，什么都看不到。他后来才感觉到，他被这颗炮弹打成了脑震荡。由于视线被挡，他开始有点慌张，觉得自己肯定没命了。就在这时，他的一个朋友赛尔顿·莫纳汉出现了。赛尔顿对他说：“天哪，我看你是还没学会藏好自己的脑袋，是不是?”在这个时刻，这样的话比什么都强，因为这让他恢复了冷静。然后，莫纳汉给他做了简单包扎，这至少能让里特看到一点东西，重新跑到坦克上并回到营地。他原以为会被送到平壤治疗，但飞机没有在那里着陆，而是把他们送到日本的一家医院，因而他没有经历军隅里那场惊心动魄、令人窒息的大撤退。后来他认为，在那段短暂却生死攸关的时间里，幸运一直伴随着自己。后来，里特因抢救怀特而被授予银星勋章。
在中国人发起总攻那天晚上，经验丰富的老坦克手梅斯却脱下了战靴。在那时，在那种的情形下，即使是穿靴子和脱靴子这么简单的事情，往往也会决定生死。他脱下夹克，然后把手枪包在里面，想清除一下枪里的湿气;然后钻进军用毛毯裹成的自制睡袋——没有棉花，更不要提羽毛，因此既谈不上舒服，更谈不上温暖。(后来，有人写美国士兵死在睡袋里时，梅斯对此耿耿于怀——“我们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睡袋”)就在此时，中国军队的第一轮轰炸开始了。落在他们身边的是一种白磷弹。梅斯看了一下手表：当时是l1月26日凌晨0 ： 10。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美国军队还用4.2cm的迫击炮呢，而且还这么不小心，居然打到自己的阵地上;但他突然意识到，这是敌人的炮弹。他一手抓过靴子，穿着袜子跳进自己的坦克车。即便是在黑暗中，他依然能看到村子里四处奔跑的人;然后，他听到村子另一端的两辆坦克和营部的其他车辆纷纷启动，向南行驶。
轰炸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他躲在坦克车的炮塔里，用望远镜瞄准器扫视着前面的山峦，尤其是附近的一座小山，因为约翰·巴贝中尉的L连1排就驻扎在那座山上。这时，炮手拍了一下他的膝盖。他向远处望去，看到约五十人正沿山脊的一条小路下行，山路极其狭窄，宛如一条羊肠小道，非常陡峭，因此，这些人只能排成一列，有时甚至要相互搀扶才能保持平衡。当这些人走过三分之二的路程时，梅斯大声喊话：“是美国兵吗?如果是，就喊话!”对方没有应答。于是，他告诉炮手，等他们接近山脚时，用76毫米口径加农炮向他们射击。在炮手向对方开炮时，梅斯同时用点50口径机关枪向他们扫射。战斗结束时，他们发现山脚下躺着大量的敌人尸体。[7]
梅斯让炮手用加农炮封锁那条小路。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炮手踢了一下的他的腿，小声说：“看，敌人又上来了。”于是，他们等着对方靠近，一直到看清对方是中国人，且再次接近山脚时，他们开始射击，再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之后，他们第三次打退了敌人。在这个过程中，梅斯突然注意到，好像有一个士兵夹着炸药包向坦克车爬过来，梅斯对准这个中国人开火。直到第二天他还在琢磨，为什么没听到巴贝的阵地上传来任何枪声呢?这至少会警告自己，中国人已经到来。后来，梅斯才知道，中国人悄悄进入他们在山上的阵地，用刺刀捅死了还在熟睡中的美国士兵。
拂晓到来时，梅斯检查了一下尸体。这些人和朝鲜人不一样，身材略魁梧，皮肤较黑，大多在6英尺左右。有人告诉他，这是中国东北人。他们手里一律是美式武器，行军包整洁一致，用稻草编成的绳子捆在身上。他还记得这些人下山时的情形，给人的感觉是纪律严明，步伐统一，好像已经演练了很多次。他很清楚，美国人正在和一支非常出色、非常职业的军队作战。他的三辆坦克中有一辆已被摧毁，于是，梅斯把手下召集到一起，其中的大部分人均已负伤。他把这些伤员放到一辆吉普车上，剩下的人继续向西撤退。在随后的两天里，他一直在和中国军队交火。
到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梅斯已经准备把其余的两辆坦克向古姜洞村转移。有人告诉他，第38团一部已经到达那里。途中，他又捡到两辆被遗弃的坦克，就在接近村庄的时候，他遇到65名神色失常的步兵，这些人大多来自第38团，但可能属于不同的连，甚至是不同的营。在突然失去统一指挥和最起码的生命保障时，似乎只有坦克车才是安全的;其中的一位军官也是坦克手，他请求梅斯让他躲到坦克里面，梅斯最终同意了，尽管里面多一个人让他感到很难受。
他们的转移速度极其缓慢，平均时速只有2英里，因此，他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古姜洞。平均每辆坦克上坐着15个人。他们原以为这个村子是由美国人控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通常情况下，梅斯不喜欢步兵坐在坦克上，尤其是在夜里，因为这会限制他的视野以及炮塔的转动，如果转动炮塔和机枪，坐在上面的人就会掉下去。但通常做法在眼下要有所变通。当梅斯的坦克车开进村庄时，村子里一片寂静，鸦雀无声，这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警报。突然之间，枪声四起，他们钻进了敌人精心设计的陷阱。每个房子里似乎都有一两个中国士兵用自动武器向他们开火。那是一个噩梦般的时刻，也是一个生死抉择的时刻。对一个战斗中的坦克手来说，最重要的法则就是保住自己的坦克。梅斯命令坦克驾驶员全速前进，拼命冲过去，然后，他不得不转动炮塔，尽管他知道上面还有人。在这个时候，他别无选择，任何命令都无济于事了，因为他知道上面的大多数人都不可能保住性命。坦克车达到每小时12英里的速度，几乎是飞过村庄，周围到处是死伤的美军士兵。通过炮塔的瞭望孔，梅斯能听到步兵被子弹击中或是跌落下去的惨叫声，有些人没有被打死，但却被后面跟上的坦克碾死。第二天清晨，在检查坦克时，梅斯发现，好像有人用血色涂刷了坦克一样，坦克上面满是鲜红的泡状物，还夹杂着碎肉和脑浆，在严寒中牢牢地冻结在一起。尽管伏击只持续了两三分钟，却让梅斯永生难忘。五十年之后，那段场面还深深地印刻在梅斯的脑海里，那种撕心裂肺的惨叫还萦绕在他的耳边，被鲜血染红的坦克似乎还停在他的眼前。
在随后的两个晚上，梅斯一直在和中国的几支部队轮番交火;直到29日，他才接到命令撤到军隅里，与师部会合。他终于解脱了，他觉得自己是带着手下回到了人间天堂，因为在这里，大部队能给他们提供一切保护。但军隅里显然不是天堂，那里依旧一片狼藉，所有指挥官好像突然之间人间蒸发。梅斯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他需要给自己的坦克加满油并清理枪炮，为即将到来的恶战做好准备，准备撤离军隅里。他感觉自己有几周没合眼了。梅斯在师部见到第38团团长乔治·派普洛上校悠闲地躺在一张舒适的小行军床上。一个团长睡在师部里;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美国军队有多么脆弱和腐败。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梅斯也在挨饿受冻。当时的气温大约在零下20℃左右，但根本就没人去预报气温和风力这样的基本作战环境。此前的五天简直就像是在地狱里，梅斯觉得，很多和他一样的士兵，远比他们的长官对战局更清楚。对于这些从战场上侥幸逃出的士兵来说，在中国人发起进攻时，师部的反应简直慢得无法忍受。
在一些遭到沉重打击的小部队里，大家都认为，只要能多坚持一会儿，就能为所在营和团争取更多的机会，最关键的是为师部着想。但师级和军级指挥官们是否能意识到这些呢?第38团直属连的连长查理·希斯中尉至今还记得，就在中国人发动进攻的两天之后，派普洛上校还在怒不可遏地和上司争吵：“对，该死的，他们已经被中国人伏击了。对，他肯定能分清中国人和朝鲜人，他亲自审讯了战俘，还带了一个翻译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因为他手里也有几个战俘。他已经验证了这些情报的准确性，还跑到那里转了一圈，就是为了证明他们是中国人。即使没有翻译，那些中国士兵尸体的事情，也能证明他是对的。”希斯还从未见过哪个军官发这么大的火。放下电话时，派普洛说：“老天哪，师部那些浑蛋居然因为我们认出中国人，就表扬了我。”[8]
很快，梅斯就打消了把师部当作庇护所的念头。师部里已经被恐惧所笼罩。梅斯认为，恐惧是战场上最可怕的东西，不仅能让胆小鬼心惊肉跳，也能让勇士为之动摇。[9]更糟糕的是，恐惧有传染性，能让一支部队在开战之前军心涣散，彻底丧失战斗力。因此，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首先必须学会抑制自己的恐惧。而杰出的指挥官则深谙恐惧的意义：战场上的恐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此，只能把恐惧当作一种财富。拙劣的指挥官则对恐惧恨之入骨。同一个人，在不同军官指挥下的表现会截然不同：在指挥若定的指挥官面前，他会成为勇敢的斗士，在充斥惊恐慌张的指挥官面前，他会变成一个胆小如鼠的逃兵。优秀的指挥官不仅擅长运筹帷幄，还要表现出不可摧毁的自信，这一点不仅是可以做到的，也是一个指挥官的职责。同样，勇敢和力量也是可以传递的，但只能是自上而下地传递，指挥官能把自己的信心和力量传递给直接下属，然后，再通过命令逐级下达，从而让整个部队士气高昂。
在军隅里，似乎根本就没有人在指挥，那些本应指挥作战的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梅斯的直接上司辛顿还记得，师长凯泽早已被中国人的进攻吓得不知所措。在此之前，凯泽还像个幽灵一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他一直让副师长斯莱登·布莱德利准将出面，大家还以为布莱德利才是真正的师长。有些军官认为，凯泽把责任都交给布莱德利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落伍，且年纪太大，因此在如此严寒刺骨的天气里，根本无力迎战强敌。当整个师被中国人击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把士兵重新组织起来。
对于一支大部队来说，这实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中国人正在步步紧逼，随时可能消灭整个师。外界对第2师的总体看法是：面对中国人的猛攻，凯泽和其他高级将领们毕竟抵挡了三天，延缓了中国人的推进速度。但他和他的上司们很久之后才反应过来，正是利用这段时间，20个师的中国大军可能正在西线集结，而这也是整个战事最重要的。到11月29日，军隅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越来越近的中国人正在把一根结结实实的绳子越来越紧地绕在他们的脖子上，让他们难以呼吸。时间同样有利于中国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明显占优，而且完全切断了美国人的退路。
之后，凯泽做出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策。毕竟已经和中国人战斗了四天(或许是五天)，他们的思维已经混乱，智慧已经耗尽。他们不知道中国军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更糟糕的是，没人知道该走哪条路。
辛顿很赞同梅斯的说法——师部的混乱就像细菌一样，具有传染作用。师部有几架轻型侦察机，但是按辛顿的说法，它们就没发挥任何作用。让梅斯感到惊恐的是，整个师现在岌岌可危，他们只能依靠自己。他相信，指望援救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原来说有一支英国的救援部队正在路上，但他已经不抱希望。他还清楚地记得，在“二战”期间的突出部战役最激烈的时候——他们在巴斯托涅的寒冬中瑟瑟发抖，而德军的重炮对他们连番轰炸，他仍坚信肯定有人正在赶来营救自己。但是现在与那时感觉完全不同，那时的后勤补给非常充分，防守火力也非常有效，因此即便是出现错误，他们也能马上纠正。尽管凯泽的指挥确实糟糕透顶，但梅斯相信真正的问题在更高层，麻痹大意的思想是自上而下传染的。从那时开始，梅斯再也不想提到麦克阿瑟这个名字;无论是在给老兵社团的信或文章中，还是在日常谈话中，梅斯一直把他称作“大吹牛家”。[10]
在那生死攸关的几小时里，如果说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东西，那只有两件事：一件是美国军人在战场上遭受重创，另一件便是东京的大员们拒不承认是他们把这些美国士兵引向灾难。在战场上，罪魁祸首就是师里的高级军官，他们没有向下属提示即将来临的威胁，而只是一味迎合东京要员们的妄想和虚荣。不管凯泽有多大的错——他是个彻底无能的领导——可军部犯的错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