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朝鲜半岛西侧，联合国军的撤退命令终于让第2师缓了一口气。凯泽的部队还在最前面坚持，这实际上是为其他部队的撤退提供掩护，而他们自己却处在极端危险之中。如果说11月30日是凯泽的悲剧上演之日，那么11月29日就是他在亲手编写这部悲剧的脚本——他的部队被彻底摧毁，因为他白白地浪费了一天时间，尽管属下纷纷要求撤离，可他没能让上司库尔特认识到自己已身陷绝境，应立即突围。29日凌晨，第9军军部终于下达命令，允许凯泽向位于军隅里以南约10英里的顺天撤退。此外，库尔特还向凯泽保证这条路畅通无阻。他们说，担任救援纵队的土耳其旅正在沿该路向北接应他们。
尽管对土耳其人的作战能力一无所知，但库尔特还是对其赞赏有加。土耳其人外形硬朗，尤其是他们的大胡子，在他眼里就是活脱脱的勇猛武士，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土耳其旅作为预备队编入第9军。现在他决定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派出这支奇兵。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支毫无战斗经验、不堪一击的部队，他们的指挥官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与美国人和韩国人之间又存在严重的语言障碍。刚与中国军队交手，他们便宣布活捉了200名中国人，在当时那种令人极度沮丧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但这200名战俘实际上只是韩国逃兵。这一切更让联合国军倍感羞辱，因为这些韩国士兵抛弃了自己的战友，然后又在“勇猛”的土耳其人手下变成了俘虏。现在，需要他们做的就是向北移动，在第2师阵地的西南侧守住回撤道路。但他们显然不是凯泽需要的部队。早在那里等候的中国军队立刻对土耳其旅发动进攻，结果他们一击即散。据第23团的保罗·弗里曼报告说“土耳其人确实来了，但他们只是来看一眼战况，根本就无心恋战，然后便四窜而逃。”[1]
所有这一切都让凯泽感到极端无助。29日一整天，他只做了一件事：分析眼前一大堆相互矛盾的信息，研究撤退的道路是否真的畅通无阻。29日下午4点半，随着夜幕降临，他电告军部，他在军隅里的部队已经危在旦夕。凯泽告诉上司，原计划帮助他防守右翼的土耳其旅被彻底击溃，目前在东侧作战的是他手下的第38团，而该团亦伤亡惨重，不可能继续坚守阵地。更糟糕的是，他担心自己的部队无法沿主要公路实施突围，南下撤回顺天;土耳其人的大败足以显示，中国人已经集结在那里了。[2]凯泽请求放弃主路而改走其他道路。但他等不来答复，他的参谋人员只好劝他执行先前的命令。
直到30日凌晨，库尔特苦思冥想了整整四天，对第2师到底将面对何种命运还心存一丝侥幸。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中国部队正在他们的南侧集结，退路已被彻底切断，而他毫无办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29日忙着把自己的部队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而这种地方对凯泽来说更是遥不可及。此时，早已无计可施的参谋不得不应付凯泽：他一直在绝望地请求上司，而且越来越绝望。保罗·弗里曼后来回忆说，库尔特干脆“逃离了战场”。他的助手们还在煞有介事地安慰他，英国的米德尔塞克斯营正在向北赶来支援。而就在被美国人称作“山口”以南的位置，英国人止步不前，这里恰恰是整个路段的瓶颈位置，位于军隅里以南5.5英里左右。最重要的是，在如此令人沮丧的形势下，有限援军的力量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况且为时已晚。中国军队的六个师正在步步逼近，逐渐缩小包围圈，而库尔特能派来的援兵就只有毫无战斗经验的土耳其人和一个英国营。
到29日晚，凯泽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整个前线正在崩溃，敌人正向自己逼近。在他手下的三个团中，第9团和第38团已无力应战。此时凯泽有三种选择：第一，他首先需要准确预见一旦中国人率先发难，他们应该如何应对。此时，他需要集中全师的兵力，实际上就是把所有各式车辆集中起来，以优势火力抵挡中国人的进攻，再利用空军的帮助提供补给，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这就意味着他要把第2师立即转变为空降师，虽然陷入敌人的包围圈而被暂时切断补给，但依旧可利用空中通道提供后勤保障。师炮兵主任约翰·海克特在几个月之后对他的下属拉尔夫·霍克雷说，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完全可以成功突围。这次战役给美军上了一堂生动的教学课，而由此汲取的教训也成为未来美军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两个半月之后，李奇微和弗里曼正是使用这种战术在武坪里取得大胜。但是当此次中国人发动进攻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到11月29日，事态的发展已让他无法做出这种选择。
于是留给凯泽的选择只剩下两个：按军部命令继续南撤到顺天，或是沿唯一向西的道路撤到安州，但没人知道这条路是否畅通。颇具讽刺意义的是，通往安州的路实际上是美国人自己修筑的，骑1师的霍巴特·盖伊中校带领手下刚刚把一条山间小径拓宽成公路。当该师北上经过云山时，盖伊越来越担心遭到中国人的伏击，于是在11月初，当该师驻扎在军隅里时，他派出工兵修筑通往安州的道路，以便在遭遇不测时让自己多一条退路。他对杰克·墨菲中尉说：“多一条道路，就多一条生路，你不知道哪条路能帮上你。一旦中国人发起进攻，一切都很难说。”可第2师传来的情报令人窒息。29日清晨，凯泽乘坐吉普车造访向西几英里外的军部，并因路上拥挤不堪而改乘一架轻型侦察机回来。这次拜访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帮助，库尔特恰好不在司令部。他在飞机上俯视下面，看到路上挤满了南行的人，最初他以为那是难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的部队就有突围的希望;后来他才意识到，那很有可能是中国的大部队。[3]回到军隅里，他更加焦急，因为中国军队离他越来越近，而侦察兵的报告更是让人冒火，没人知道哪条路更安全，也没人知道上司会让他走哪条路。到了30日，军部依旧不允许凯泽向西撤退。另一方面，凯泽得到的消息依旧含混不清，既不知道正在南下的中国军队到底有多少人，也不知道正在竭力北上接应的代号“诺丁汉”的英国援兵在哪里。没有一个人告诉凯泽，南下通道上到处散落着土耳其旅扔下的废弃车辆，使得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变成一条狭窄蹩脚的小径。而军部估计的中国人的位置在其实际位置以南6英里，也就是说，中国人和他们的距离要比想象的近了6英里。他们以为英国援军正在快马加鞭地赶路，而实际上他们完全停了下来;第2师也是如此。更糟糕的是，整个师都以为中国军队在30日凌晨的阻击会相对较弱，这样他们就能以强力先遣队实施突击。对于当时的策略，第9团的情报军官阿兰·琼斯上尉说：“我们希望中国人在那时的位置离道路稍远，这样我们赶到那里时，就能马上以密集火力压制敌人，打退他们，或是打出一个豁口冲过去。”[4]但无论是第9军还是第2师，都不知道通往安州的路是否通畅。师宪兵队队长亨利·贝克尔错误地报告这条路已经阻塞，但即使这条路可行，凯泽也不能肯定上司是否允许他这么走。
29日夜里，中国人对第2师的师部发动第一轮进攻。第2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尽显无遗，留给他们的时间也所剩无几。当晚早些时候，该师的指挥官们视察了在师部(设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周围扎堆的几支部队。指挥官们告诫他们，中国人可能会在夜里发动进攻。年轻的师助理情报处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上尉把电话和其他设备从学校搬到附近一座建筑地基上。果然，在晚上8点左右，敌人的迫击炮和机关枪开火了，麦克唐纳浑浑噩噩地看着这突如其来的战斗，甚至能清晰地看到300码以外武器开火时发出的火光。在第一轮攻击中，一颗迫击炮弹落在附近一个帐篷上，瞬间点燃了这个帐篷，这让中国人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周围的防御工事。对方可能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显然，这只是试探性的进攻，美国人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便打退了敌人;但这足以说明，第2师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他们和敌人短兵相接，而且敌人的攻势每个小时都会加强。一想到这些，麦克唐纳就不寒而栗。你完全可以设想，敌人会乘人不备钻进某个团部。要是钻进师部会怎么样呢?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5]
29日下午，第1军军长米尔本少将给凯泽打来电话(他是凯泽最好的朋友之一)，问他需要什么帮助。米尔本的阵地就在凯泽的西面，他听说通往顺天的路被切断了，就问凯泽情况如何?
“非常糟糕，”凯泽回答，“我的师部遭到袭击。”
“天哪，先往这里撤吧。”米尔本说，他的意思是向安州方向撤退。[6]
这的确是一个诱人的邀请，可惜还要经过第9军的确认。29日下午早些时候，经军部同意，第2师把部分重型武器运往安州，以便与正在向南撤退的第l军建立联络。但是，这和把整个第2师送上这条路是两回事。与此同时，有关哪条路畅通以及哪条路已被封锁的消息四处传来——第2师的指挥官们完全懵了。29日深夜，在中国军队猛烈炮击之后，凯泽再次给军部打电话，请求向西撤到安州，但再次遭到拒绝。因此，在11月30日凌晨1点，他召集全师高级军官，告诉他们，库尔特命令他在拂晓时分向顺天方向突围。前一天下午，库尔特乘机视察了这条路，觉得中国人的封锁并不严密。他还补充说，他非常有信心，第2师应该有能力实现突围。有关到底向何方撤退的争论也到此结束。南下的道路很窄，而且两侧为高地，绝对是最适合伏击的地形;此外，这条路已经被美军车辆塞得水泄不通，这就大大降低了行军速度，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走向地狱的前奏——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命令。
30日清晨，第2工兵营整装待发，他们需要为全师先行开道。行军速度慢得令人窒息，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对南下的决定感到高兴。作为军人，他们都知道走上这条路就是一种危险，而且越往前走，危险也就越大。前方反馈回来的信息也让他们有一种愈加强烈的不祥预感，工兵很清楚他们的超大设备会成为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由于上司不信任原来的作战参谋，拉里·法纳姆上尉不得不兼任工兵营的情报参谋和作战参谋。由于工兵需要携带笨重的大型设备，因此他一直在积极侦察地形，希望能找到一条最好的退路。他认为通往安州的路依旧畅通，但南下的退路已被敌人彻底封锁，因此把这样一支行动缓慢的部队带到这样的路上，必将会遭遇灾难性后果。他知道，前面几次打退中国军队封锁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他认为形势已经完全失控。
30日下午早些时候，法纳姆跑到师部请求向西突围，至少应该把重武器送到西面。但师作战处长霍尔顿少校坚称，他已经接到命令，不得更改。法纳姆还是不肯放弃，极力说服霍尔顿，但是被公认为该师最有能力的霍尔顿不为所动，始终重复着一句话：“这是命令，命令就是命令，不得违抗。”
霍尔顿对法纳姆说，问题在于东京。他说，告诉军部和告诉东京没什么区别，因为他们都被吓坏了。法纳姆回忆说：“但是我那时还是一个很自信的年轻上尉，而且很多理由促使我这么做。”所以，他还是要求霍尔顿再试一下。于是，霍尔顿无奈地耸了一下肩，抓起电话。在接通电话之前，霍尔顿还补充了一句：“你我都很清楚答案是什么。”他简短地向军部做了汇报，然后无奈地摇了一下头，接着对法纳姆说要出发了，师部马上就将撤退。他的吉普车已经准备就绪，他和其他师级高级军官将在高射炮和坦克的簇拥下，向南开进。随着师部的撤退，各部队之间原本就很糟糕的通讯情况更加雪上加霜。[7]
于是，第2师开始全部撤离军隅里。在起身之前，他们就身心疲惫，实际上很多部队都溃不成军。三个团中唯一在前五天里尚未垮掉的就是第23团。因此，他们奉命防御军隅里北面集结的大批中国军队。
就在凯泽派出疲惫不堪的第9团工兵营清理向南走的道路时，中国人前进到离他的师部不到半英里的地方，并在六七英里的范围里，构筑起一张密不透风的火力网;他们占据高地并挖好了战壕，即使是再猛烈的炮火，也很难把他们赶走。中国人可能没有重型武器而只有迫击炮和机关枪，但是他们能把迫击炮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而且他们的轻机枪在近距离作战中火力也很猛。很多美国军官证明，这种机枪是朝鲜战争中最实用、最基本的步兵武器。尽管它没有M-1步枪或是卡宾枪那么准，但能在短时间内形成猛烈的火力，的确是一种恐怖的武器。哈尔·摩尔上尉(后来晋升为中将)认为，它的声音就像是“摇动装着石子的铁罐。在全自动状态下，它能发射出大量子弹。在朝鲜造成伤亡最大的就是近距离作战，时间非常短，而伤亡极其惨重，生死全看谁反应更快。在此情况下，敌人的战斗力和武器都让我们自叹弗如。通常巡逻遭遇战很快就会结束，而我们往往是失败者”。[8]
30日一早，凯泽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扫清道路两侧的山脊。他命令第9团的两个营执行这项任务，每个营负责一侧。但是，他还是高估了伤痕累累的第9团。阿兰·琼斯还记得，这两个营都损失过半，每个营最多只有300人，而正常情况下每营不少于800—850人。尽管没人确信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天刚刚开始，就有一个中国师埋伏在路边等着他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方的人数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
第9团第2营由塞西迪奥·布彻·巴伯里斯指挥。该营自25日起多次遭到重创，损失也许是第2师各个营中最惨重的。在中国人第一天进攻临近结束时，正常情况下人数在200人左右的第2营G连便伤亡了73人，而E连更是只剩下了几个人。巴伯里斯手下的每一个人都筋疲力竭。在战斗的前三天里，该营四次跨过清川江。在中国人发动进攻之前，上级配发给该营大批威士忌。每次成功过江之后，他就要求部下换掉短袜，然后奖励士兵一大杯威士忌。在率部到达军隅里时，有伤在身的巴伯里斯还在指挥战斗。第一次渡江时，该营有970人，而此时有战斗力的只剩下150人。现在这支伤亡惨重的小部队，要把人数众多且虎视眈眈的中国军队挡在山脊的一侧。
这根本就不现实。在距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他看到远处高地上有人影移动。他拿起电话，询问山脊上是什么人，得到的回答是韩国部队。巴伯里斯通过望远镜发现两挺机关枪正“俯视着自己的喉咙”。派巴伯里斯清理山脊的是团长斯隆上校，他在当天早些时候被告知，有两个连的中国人在那里活动。可情报官麦克唐纳认为，这些中国部队的兵力至少是两个团，人数约为6000人。于是，他给斯隆打了一个电话：“我距离待命地点还有4000码左右，我已经看到敌人的阵地，我觉得我们被人耍了。”之后，中国人的机枪开火了。巴伯里斯说：“一切都乱了。”他马上给斯隆打电话，斯隆指示他撤回之后再作商量。就在这时，中国人开始用迫击炮轰炸，巴伯里斯再次受伤。南撤尚未开始，道路上便已横七竖八地散落着尸体和被打烂的车辆。[9]
于是，凯泽师长亲自命令辛顿带领第38坦克连向南突围。辛顿把全部坦克集中到整个队伍的最前面，凯泽这时走过来对他说：“在前方200—400码的路上，有一些我们自己丢下的路障，你觉得能开过去吗?”辛顿回答：“没问题，将军，我已经在路障上面开了五天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还能再来一次。”[10]就在这句话脱口而出的一瞬间，这个35岁的老兵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刺痛，当然也有自信。辛顿私下里非常怀疑南撤的决定。他曾沿通向安州的道路向西侦察过两三英里的路段，认为这条路很畅通，很多军官其实也想试试西行。在朝鲜，这样的路况绝对不差，甚至比大多数所谓的公路还宽一点。在诸多不确定之中，有一点是他可以肯定的：下达这些命令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凯泽向他提到的200—400码长的路障，实际上有几英里长。
辛顿决定让梅斯开道。做出这个选择并不难，因为梅斯是最佳人选。于是，他命令梅斯率领五辆坦克打开通往顺天的道路。梅斯的坦克走在最前面，辛顿乘坐的吉普车跟在两三辆坦克之后，然后是更多的坦克，装载步兵的大卡车跟在最后。他们刚刚沿公路行驶了几百码，中国人便在两侧同时开火，辛顿的手腕立马中弹。他的副官跑过来说，他们已经成了活靶子。辛顿回答说，对一个已经变成活靶子的人，你没必要告诉他是活靶子。然后，他把指挥权交给梅斯。实际上，辛顿心里在骂：“浑蛋，你不是说路障最多只有400码吗?”但这条比登天还难的路似乎永无尽头。他们碰到的是美国军事史上最大的一场伏击战。
梅斯想的也一样。他得到的命令是向南进发，杀出一条路，然后和一支正在北上接应的英国装甲部队会合。没问题，如果真是一点点路障，他完全可以应付，可这条路太窄了。他很快就发现，哪怕是一辆被打瘫的坦克或是倾覆的重型卡车，都足以堵塞整条公路，而道路东侧那条又高又长的路堤，似乎就是为了伏击而精心设计的。梅斯率领五辆坦克开道，中间夹着几辆卡车，一些步兵站在坦克的炮塔上协助控制路面情况，压制高处的敌人火力。从一开始，梅斯的坦克就承受着来自山顶的猛烈火力。他的坦克只能在停停走走之间缓慢挪动，经常要让步兵跳下坦克车，压制中国人的火力。梅斯一直就有一种预感，他和自己的手下浑浑噩噩地在敌人编写的剧本中扮演着悲情角色。
在这些步兵中有第38团的查理·希斯中尉。刚走了四分之一英里左右，梅斯就遇到一辆被遗弃的M-39装甲车拦腰堵在路中间。路上还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其他车辆，梅斯用坦克车把它们推到一边，可M-39装甲车太重，而且履带又被卡死了。梅斯恰好是那种无所不能的人，他高声叫喊，让人去打开履带。就在这时，查理应声而上，此时的他立刻成为所有中国士兵的目标。查理大声告诉士兵如何搬动控制杆和松开履带，梅斯因此非常欣赏他。恐怖的窄路两侧中国人的猛烈火力，再加上身边尸横遍野，反而让两人结下了终生友谊。查理就像吸引中国人炮火的诱饵，最终成功地搬动控制杆，松开履带。梅斯马上开动坦克，把这辆M-39装甲车挤到路边。在跑回坦克的时候，美国轰炸机扔下的火箭弹落在附近爆炸，查理被震出了脑震荡，导致眼部受伤流血，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但他还是活着回来了。至少在那个时刻，他会对自己说，你真是幸运的查理啊。[11]
很快，梅斯驾驶的坦克拐过一个急转弯，眼前的地形让他惊呆了。在前方大约3英里的地方，他可以看到被美国人称为“山口”的那段路。这段大约500码的路段横穿一座巨大的山体，道路两侧是陡峭的山崖，山势险峻，道路极其狭窄。越是接近山口，他越有一种压抑感，似乎埋伏在两侧山上的每个人伸手就能触摸到他的坦克。梅斯认为只要中国人击毁一两辆车，就能让原本已经步履艰难的美国人插翅难飞。当驾驶坦克驶入山口时，梅斯还在想这会不会成为自己一生中做的最后一件事呢?可让他奇怪的是，他没有听到枪炮声。
山口里堆满了土耳其人扔在这里的废弃车辆。一天之前，土耳其人在这里被打得落花流水，废弃的吉普车、武器运送车和两吨半重的卡车，几乎堵塞了本就不宽敞的公路。现在这些毫无用处的废铁将成为中国人对付他们的帮手。那一刻，梅斯的心情无比复杂，不知道到底是恐惧还是愤怒，因为这些残骸显然扔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却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些。梅斯迷惑不解，他们到底有没有进行空中侦察呢?军里有很多侦察机，师部为什么不自己侦察一下呢?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把这些废物推到公路一边。这是一项极其危险、极其艰苦的工作，可梅斯后来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即使这个世界上真有这种叫作“运气”的东西，他自从踏上朝鲜这片土地之后也从没遇到过。中国人此时还没有进入道路两侧阵地，所以此时的火力远比当日晚些时候弱得多。梅斯带着另一辆坦克顺利地清除了约有三四十辆军车的路障。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那天的伤亡人数或许无法想象。在清理完道路之后，梅斯又想起一件让他捉摸不透的事，凯泽为什么不派侦察兵和他一起出发，利用自己的坦克先行探路呢?至少也应该派一架侦察机了解一下路况。最终通过山口时，梅斯和他的手下或许是第2师中唯一意识到南下之路到底有多么凶险的人——大批中国军队已经集结在那里，他猜至少有40挺机枪和不计其数的迫击炮对准公路。他还知道，英国人帮不上什么忙了，但他无法把消息传回凯泽的师部，因为坦克里的无线电无法联系上凯泽。显然，所有这一切都为一场凄惨的悲剧拉开了序幕。
刚行驶到山口以南，梅斯就发现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驻地。有些美国人觉得英国军队没有尽力去打通道路，而英国人则认为美国人对他们的期望值太高。一个美国上校跑过来让他驾驶坦克返回去，但梅斯拒绝了，因为道路很狭窄，没有足够的空间。他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清除路障，打通道路。后来，他注意到穿过山口的队伍越来越缓慢，越来越稀疏，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军队进入山口上方的阵地，火力也越来越猛烈，战场上传来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有些从山口方向活着冲出来的美国士兵，似乎彻底崩溃，与其说他们是活人，还不如说是活死人。他觉得，这里正在上演一场深重的灾难。
第9团情报科长琼斯上尉亲眼目睹了当天的战况，随着每一分钟的流逝，美国人都在滑向更深的地狱。情报已经毫无意义。各部队、各指挥官之间的通讯整天处于瘫痪状态，尤其是在高级指挥官离开军营向南进发时，彼此之间完全失去联络。美国人通常把路况非常差的山间公路称为“山口”，至于从军隅里到顺天这段六英里凶险异常的路段，他们送给它一个特殊的名字：“长手套”，因为美军不得不从中穿过。在穿过“长手套”过程中，琼斯印象最深的就是军队指挥体系和等级制度的彻底崩溃。等级结构在陆军里代表着一切，但是在这一天，等级结构的思想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一旦抛弃，便无法追回，于是很多部队开始四散奔逃，溃不成军，随着事态的恶化，“命令”这个词失去了它的意义。
此情此景就是一个整师在他面前瞬间解体，那一刻是他永远也无法忘怀的。一辆车被击中之后，马上会挡住其他车辆的路线，有些勇敢的士兵试图去移走这辆车，但中国人的火力顷刻之间便会落在他的身上。尸体横卧在道路中央——很明显，有些人还没有死去，但道路太窄了，后面跟上来的车辆别无选择，只能从他们身上碾过去。有些驾驶员可能会犹豫一下，但只要停下来，他马上就会成为下一个被敌人火力掩埋的目标，这又会进一步减缓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在这种时刻，人的意识已经彻底麻木了。有的时候，琼斯会看到一堆人堆在路的一侧，他很难判断哪个已经死亡，哪个只是受伤，哪个只是暂时的麻痹——虽然肢体还能活动，但意识已经彻底崩溃。
琼斯记得，他们是在下午2点左右(尽管具体时间很难估计)走上这条路的。他的任务很简单。斯隆上校告诉他，穿过这条路到达顺天，然后在那里为本团建立一个集结点。琼斯乘坐的吉普车最早中弹，他也不幸负伤。他让驾驶员设法钻进另一辆汽车，自己返回原来的汽车;可汽车发动机被打坏，无法重新工作。于是他用力把这辆吉普车推到路旁，和士兵一起步行前进。这样他就可以沿途把被打散的士兵组成一个临时小分队。偶尔，他们也会发疯似的对山上进行还击。在一片混乱之中，他的临时小分队队员在不断变化，不断地被打散，又不断地添加新成员。这些筋疲力尽的士兵无论在体力还是意志上都几近耗竭，再加上没有带头人，摆在他们面前的形势毫无希望可言：虽然还有几个人尚能还击，但随着指挥体系的涣散，他们的战斗精神也随之而去。
此时，他能想到的只有一件事：要么继续前进，走出山口，再坚持战斗一天，要么就被打死在这条路上。[12]他不想成为俘虏。在步行前进了4英里左右，他猛一抬头，突然看到一名手持机枪的中国士兵，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直盯盯地面对一个想杀死自己的人，那种感觉既陌生，又奇怪。毫无疑问，那是一个中国人，他手里拿的是一挺美制30毫米口径机枪。他距离琼斯约100码，就在对面的山腰。就在他跳进路边壕沟的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了枪口喷出的火光，而且脚部中弹。如果在平时，这或许不算是重伤。他用力拿出止血带，试图自己对伤口进行紧急处理。他的意识正在变得模糊。
琼斯现在只有一只脚可以移动，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就在此时，一辆吉普车向他驶来，上面坐着的是鲁西安·特拉斯科特三世上尉、约翰·卡雷上尉和另一名军官。他们发现了正在路边处理伤口的琼斯。卡雷还记得，当时的琼斯面色青紫。他们停下车，特拉斯科特把琼斯背上吉普车，第三名军官给他的脚部进行了包扎。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设法到达了顺天，而琼斯对后来的事情已经没有任何记忆了，他一直不知道为他包扎的那名军官叫什么名字。之后，他马上被飞机送到日本的医院接受治疗。五十多年后，琼斯住在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附近的一所陆军退休疗养院里。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个新入院的人似曾相识，就邀请对方共进晚餐。结果发现，他们都是朝鲜战争的老兵，而且都在第2师。实际上，他们都经历过“长手套”伏击。谈话之间，琼斯盯着比尔·伍德说：“嘿，你不会是那个在去顺天路上我给包扎脚的人吧，是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