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1月29日下午4：30，夜幕降临时，凯泽通过无线电告诉第9军军部，该师已经危在旦夕。中国军队现在的进攻更加猛烈，甚至在白天也会发起进攻，但他的上司，也就是第9军司令部的长官们，甚至还不如他镇定。这帮人应该为这最关键的两天里发生的事承担主要责任，因为他们原本还有机会让第2师免受如此惨重的伤亡。军长库尔特吓得呆若木鸡，不知怎么面对这场大灾难，很久之后才决定让军部向南撤至平壤。此时，第9军面临着损失整个第2师的危险，而软弱无能的库尔特，早已慌作一团，不知所措。他的情报来源一直很有限，他对战场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他只对东京司令部发来的过时命令唯唯诺诺，言听计从。他一直对东京的大员们毕恭毕敬，把他们的命令奉为圣旨。第9军本应为上司提供更多的见解，为下级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支援;但是在最生死攸关的那几个小时里，他们的指导几乎完全是错误的——不仅不是支援，还起了反作用。
很多下属把库尔特少将戏称为“胆小鬼约翰”，因为他也许是三个军长中最胆小的一个。他根本不胜任这个职位，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一个月之后，当李奇微接管第8集团军司令时，库尔特成为第一个被解职的军长，尽管解职的名义说法是晋升。他得到了自己的第三枚“杰出服务奖章”，因为军长毕竟是高级指挥官，总要顾及面子。随后，他得到了一份参谋的工作，负责李奇微与韩国方面及李承晚之间的协调工作。
实际上，库尔特一直是麦克阿瑟的心腹。1911年，他毕业于安东尼奥的西得克萨斯军事学院，也就是麦克阿瑟进入西点军校之前就读的学校。在“一战”之前，他成为杰克·潘兴将军驻墨西哥部队的一员。在“一战”期间，他进入麦克阿瑟的第42师，即“彩虹”师，在圣米耶勒担任营长。“二战”期间，他是第85师师长，与阿尔蒙德的第92师在意大利并肩作战。1948年，麦克阿瑟带着库尔特来到远东，任命他为第7师师长。接着，他又成为驻韩美军副司令及驻日美军第1军军长。他曾短暂回国任职，朝鲜战争一爆发，麦克阿瑟又让他回来担任第1军军长，名义上归沃克指挥，实际上却是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的心腹。
在洛东江战役中，尽管沃克对库尔特的第l军毫无印象，但要应对这样一个自己不喜欢、却是上司眼中红人的下属，还是要费一番苦心。沃克的处理方法就是在仁川登陆时，把第1军交给米尔本指挥。这就意味着，库尔特将被留作北上时使用——实际上，在9月16日之前，他接手的第9军基本上就没参战，而在此之后，他的任务是清扫战场。
指挥员的职责就是随时提醒有危险的下属部队。[1]截止到11月30日，在第8集团军所有参加过西线战斗的部队中，只有第2师陷入了极度危险之中。库尔特有全力援救之责，也有向上级禀报实情之权。比如说，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可以随时向沃克求援。
在中国军队的总攻开始时，军部的态度一直很顽固：尽管形势很严峻，但还不至于到致命的地步。他们认为，部队遭遇困境的唯一原因就是韩军临阵脱逃，于是一部分美国部队就暂时遇到了危险。库尔特说这只是“一个局部性问题”。到11月27日，也就是中国军队进攻两天后，军部下达的“局部撤退”命令让第2师的人有点摸不着头脑。该命令实际上是不允许以整团或整营撤退、重组，并在更有利的地形上集结;他们当时只能从一个易受攻击的地方跑到另一个更易受攻击的地方。30日凌晨，凯泽已经和军部争执了至少三天时间。他觉得库尔特的命令是不合适的，最好后撤四五英里;他想让这个师进一步后撤，然后再重新集结。比如说，他一直在和库尔特讨论此前发布的一道命令：要求部队撤退到军隅里以北1.5英里的院里(Won-ni)。凯泽认为，如果不给他的师增加掩护，要执行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危险的，否则即使到了院里，第2师也一样岌岌可危。
这个命令同样暴露出战场的残酷现实与东京大员们的幻想有多么风马牛不相及。最初的几天，麦克阿瑟的命令依旧是尽量大事化小，淡化战事的影响，因为全面撤退将彻底击碎他梦想中的最后一道彩虹。多年以后，雷伯德在谈到整个第2师的混乱局面时说：“我们的失败是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失败。”[2]但是，如果有什么需要特别指出的，那就是美国人是在咎由自取。其实，那时的局势已经非常清楚了，朝鲜战场上的大多数高级军官早已意识到这场巨大的灾难，新闻记者也深有体会。此后不久，《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霍莫尔·比加特就因报告朝鲜战争而获得普利策奖。关于11月28日发生的事情，他写道：“现在，联合国军正在为他们跨过朝鲜半岛狭窄颈部的这一冲动而付出代价。这一举动是极其不合情理的，因为执行这一命令的军队过于弱小，面对朝鲜和中国以及苏联漫长的边界线，他们无法确保自身安全。即使没有红色中国的干预，孱弱的联合国军也不可能沿着鸭绿江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比加特还进一步指出，他们本应守住半岛狭窄颈部的那条线，因此，只要第2师能迅速南撤，他们就不会被打得这么惨，“但整个场面极端残酷”。
后来，凯泽因第2师在11月30日的拙劣表现而受到批评，但更大的罪魁祸首应该是他的上司。不过，凯泽毕竟是当时的指挥官，既然是指挥官，就必须为他们的部队着想;但他对显而易见的危险置之不理，带着部队盲目北进。从一开始，他就低估了所面临的危险，对那些不断向他提出警告的人嗤之以鼻。刚到云山之时，凯泽对记者说，中国方面始终没有把最好、最忠诚的部队派到朝鲜，那些出现在朝鲜的士兵，实际上“都是不愿意打仗、但被逼无奈的志愿者”，他们“并不比朝鲜军队凶悍多少”。谈到他自己的部队，凯泽说，他们已经“把刺刀擦得锃亮”，跃跃欲试，随时可以进入战斗状态。不过，他很快就会为这些话而感到羞愧难当。
要了解凯泽的疏漏在何处，以及一个优秀师长应该做到的事情，只要看一下史密斯少将的做法就一目了然了。作为凯泽的同行，他是阿尔蒙德第l0军旗下陆战第l师的师长。按作战部署，该师将在前线东段作战，按计划应前进到长津湖附近的中朝边界，然后继续西行，与第8集团军的其余部队会合。史密斯得到命令(命令来自一心只要前进以及毫无顾忌的阿尔蒙德)，加快速度，全速向长津湖和鸭绿江前进。阿普尔曼在记述海军陆战队从长津湖突围时写道：“作为朝鲜战场的高级指挥官，阿尔蒙德的最大缺陷在于，他坚信麦克阿瑟永远不会做错事。”[3]从来没人怪罪过阿尔蒙德缺乏进取心。“该咄咄逼人的时候，内德肯定会咄咄逼人，”第2师作战处长毛里·霍尔登说，“该谨小慎微的时候，内德还是咄咄逼人。”[4]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他的前进步伐。
于是，不可调和的冲突就此爆发：在战场东侧，代表东京旨意的是阿尔蒙德，而史密斯代表的是战场上的残酷现实。即使两人在长津湖 — 鸭绿江地域如何使用海军陆战队这一问题发生分歧之前，史密斯就已经对阿尔蒙德心存敌意，而且根本就不信任阿尔蒙德。当然，两个人的恩怨是有一段历史的，早在仁川登陆之前，阿尔蒙德就在史密斯面前耀武扬威，俨然一副两栖作战专家的架势。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参加过登陆作战。登陆那天，阿尔蒙德一直站在麦克阿瑟的“麦金莱山”号旗舰甲板上，与陆战队高级军官维克托·克鲁拉克一起看着体形巨大的履带式两栖登陆车驶出母舰。就在克鲁拉克向阿尔蒙德介绍这种装备的巨大威力时，阿尔蒙德突然插了一句：“这家伙能浮在水上吗?”“我马上出去把这句话告诉了十个人，”克鲁莱克说，“因为我可不想忘记这么令人汗颜的事，一个在仁川指挥登陆部队的人居然问我，‘这家伙能浮在水上吗?”[5]
参加过朝鲜战争并就此写过两本好书的马丁·拉斯提到，在北上之前，阿尔蒙德就成了“(海军陆战队)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6]在海军陆战队中，官兵同甘共苦是一种骄傲，干部没有特殊待遇，不会比战士穿得更暖、吃得更好。但阿尔蒙德代表一种完全不同、完全不合时宜的军旅文化。他自己的宿营车里应有尽有，尽显安逸舒适的本色;最重要的是，其他人在严寒中瑟瑟发抖时，他的营房里还热气扑面。物质享受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在战场上，他的生活算是极度奢侈了，宿营车里竟然还有浴池，而且热水几乎不断。(实际上，上级也曾为史密斯提供过这种装备生活设施的宿营车，但被史密斯拒绝了。)除此之外，阿尔蒙德还有一个单独的帐篷，里面有洗漱间和空间加热器。他的伙食通常也非常考究——东京方面会定期给他送来优质牛排，还有新鲜蔬菜和上等红酒;他手下当然也知道这些，因此对他的做法怨声载道。对一群在地狱般环境中跋涉的步兵来说，传得最快的消息莫过于上司奢侈浮华的生活方式，这堪比“一战”时将军的待遇。10月9日，阿尔蒙德的晚餐令人难忘。当时，他邀请了史密斯及其手下的三个团长。丰盛的宴会让四个海军陆战队军官目瞪口呆：每个人都有身穿白色制服的列兵服侍，桌子上铺着亚麻桌布，摆着瓷器和银质餐具。第10军的传奇人物之一切斯蒂·普勒尔团长认为：“这在前线绝对是毫无人性的浪费。”普勒尔说，海军陆战队军官首先应该带头吃冰冷的配餐，留下卡车去运输更宝贵的弹药。普勒尔估计，在第10军司令部里服务上层的军人有3000人，足以编成一个团了;海军陆战队的军官绝不应该做这样的事，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士兵的尊重和爱戴。[7]
用“疯狂”这个词来形容麦克阿瑟的大总攻似乎再恰当不过了，而这种疯狂在东线比西线表现得更淋漓尽致。西线的将军们或许没史密斯那么优秀，但沃克心里很明白，他一直不愿意让自己的部队全速前进;尽管沃克也对手下的将军下达了前进命令，但同时也一直在提醒他们警惕危险。但阿尔蒙德是麦克阿瑟的好孩子，是其最忠实的拥护者，刚愎自用、自高自大，所有这一切，让他决心用朝鲜战场的现实，去兑现东京司令部里麦克阿瑟的梦想。由此可见，阿尔蒙德与史密斯在以后的对立实际上就是麦克阿瑟与史密斯的对峙。阿尔蒙德是一个自以为是、毫无耐心的中间人，他的唯一想法就是不折不扣地去执行这些近乎于疯狂的命令，而史密斯则是在承担下级军官的脏活累活，要随时掌握战场的局势，并想方设法保护下属的生命。史密斯接到的命令是以最快速度赶到鸭绿江(有人说，最初的命令是“飞速前进”)，但他有意放缓了行军速度。他的陆战第l师即将占领的地区大约有1000平方英里，这里山峦起伏，严寒难耐。他相信，这里绝对埋伏有大批的中国军队。他不想按阿尔蒙德告诉他的那样，把部队分散开来;中国人肯定会袭击他们，史密斯不希望自己的队伍因为过于分散而无法相互照顾。他一直设法说服阿尔蒙德，陆战第1师的强大就在于它的整体作战能力，但他也知道，不管阿尔蒙德在其他方面的能力怎样，但听取下级意见肯定不是他的优点。因此，史密斯只能尽力去执行他的命令：一直前进，但只要有可能，就放慢前进的速度;他的底线就是绝不让暴躁的上司给自己加一个彻底不服从命令的罪名。假如他以前是陆军军官而不是陆战队军官，阿尔蒙德肯定早就撤他的职了。归根到底，史密斯的谨慎和执著，不仅让陆战第1师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也拯救了阿尔蒙德的官位。
可以说，史密斯少将是朝鲜战争中一个伟大的无名英雄，其他海军陆战队军官都认为，史密斯理应得到“国会荣誉勋章”。[8]但是和普勒尔不同的是，史密斯的英雄事迹不那么耀眼夺目，在海军陆战队，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史密斯是一个非常职业的军人，一向谨言慎行，从不自以为是，甚至刻意低调行事。最重要的是，他善于尊重敌人。就像拉斯所写的那样，他就像在“业余演出中扮演药剂师的小人物，如果能再增加一点体重，老女人们也许会说他是个美男子”。[9]他的职业生涯不同寻常，晋升速度慢得出奇——他做了十七年的上尉。在1944年9月太平洋战争中的贝里琉岛一战中，史密斯担任陆战第l师的副师长。贝里琉岛是帕劳群岛的一个小岛，本身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但这场战役的代价却极为惨重。贝里琉岛南北长4英里左右，东西宽约2英里，岛上几乎为珊瑚礁所覆盖，因此，要挖出一个像样的散兵坑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里却发生了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悲剧之一，甚至在很多海军陆战队员的眼里，它就是太平洋战争中最悲壮的战斗。“它是战争史上最黑暗的战斗，远比硫磺岛战役或其他什么战役更惊心动魄。”哈罗德·迪金上校是这样评论贝里琉岛战役的。他当时隶属陆战第1师，师长是威廉·鲁普特斯少将。守卫在岛上的日本人挺住了美国轰炸机和战列舰长达十几天的狂轰滥炸。在美军登陆后，他们爬出地下掩体，以超人的勇猛和凶残，和美国人展开了一场肉搏战。
鲁普特斯和阿尔蒙德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目中无人，鲁莽冲动，从不把对手看在眼里。他在战斗之前曾说，攻克贝里琉岛可能会出现一些人员伤亡，但“这样的情况不会持续很长，这将是一场快刀斩乱麻的战斗。我们将在三天之内解决贝里琉岛的敌人，也许是两天”。[10]实际上，这场惨绝人寰的战役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双方寸土必争，在每一米土地、每一个洞穴里进行肉搏战。据海军陆战队后来估计，守卫贝里琉岛的日军人数约为一万人，每打死一名日军，美军平均需要耗费1600发炮弹或子弹。[11]因此，史密斯在和阿尔蒙德打交道时，就好像他又回到了贝里琉岛。
如果盲目服从这些在他看来与战事毫无关联的命令，很可能会让陆战第1师在这个寒气袭人的荒山野岭上败给中国人，史密斯可不想这样做。在海军陆战队的历史上，陆战第1师在长津湖的成功突围是一个奇迹，而这个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史密斯没有做什么，而不是他做了什么。在最终下令北进时，史密斯还命令部队沿路留下一定数量的补给。该师的作战参谋阿尔法·鲍泽认为，这些补给“最终拯救了几千名战士的性命，甚至可以说，挽救了整个海军陆战队第1师”。[12]
11月27日，该师终于北上。此时，为了阻挠这个他彻底反对的作战计划，史密斯已经和上司斗争了近三个星期。他认为东京司令部的人就是一群笨蛋——他们先把第10军和第8集团军分开，现在他们又想把自己的每一个团都相互分割开来，让各部队之间无法相互掩护，也就是让每支部队都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遭到攻击，变成中国人嘴边的一块肉。陆战队的人一直认为，阿尔蒙德特别喜欢把大部队切割成小股部队去分头作战。鲍泽说，不管人数多少，他还是喜欢集中兵力，实施大规模作战，这也是“二战”时期盟军在欧洲战场上的主要战略。[13]东京司令部向史密斯做过保证，中国军队不可能绕过他西侧那些几乎是无法穿越的崇山峻岭，但他的第一感觉是自己的部队不能这么作战。“长津湖周边地区不适合作战，”史密斯在战斗结束后说，“即使是成吉思汗在这里也没办法。”[14]不管怎么说，史密斯还是要下达前进命令。他让下级指挥官随时知晓可能出现的危险。实际上，他们已经不需要别的警告了，处处都存在着危险。此外，他还要求各部队在夜间休息时要保持有利的防护阵形，他把每个夜晚都看成是中国人即将发起进攻的时机。史密斯不仅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表示怀疑，对麦克阿瑟的神话同样感到不安。当将军做出一往无前、直奔鸭绿江的决定时，史密斯就对一个同僚说：“哦，天哪，他在仁川侥幸大赚了一笔，就以为在这里还能再侥幸一次。”史密斯后来说，这一次他显然没那么幸运。[15]
没人能来帮他一把。到11月初，他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中国人很可能正在为美军挖一个巨大的陷阱。10月29日，也就是美军到达云山的时候，史密斯师中的一支韩国部队曾俘获了16名中国士兵;这些人来自一个运送弹药的排，身材高于一般的中国人，皮肤略黑，身穿棉军服。这些士兵没有隐瞒所在部队情况，他们声称他们属于第9兵团第42军第124师第370团，于10月16日进入朝鲜，该地区至少有第42军的三个师：第124、第125和第126师。阿尔蒙德马上跑来亲自审问这些战俘，并让他们演练了一些队形密集训练，以验证他们是否属于正规军，结果表现很一般;这些士兵衣衫褴褛，个个筋疲力尽，很久没吃没喝了。陆战队史学家约翰·霍夫曼说，阿尔蒙德用“中国洗衣工”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这不是他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使用这个词。[16]他对周围的人说，这些人不够精明。但陆战队的人，就像霍夫曼写的那样，并没有因此而“喜形于色”。威洛比从东京赶来亲自审讯这些俘虏，后来自以为是地断定，他们属于一支小规模的中国志愿军，有一万人左右，只是象征性的部队，不属于任何一支大规模的中国部队。[17]
陆战第1师第7团团长霍默尔·利兹伯格上校是史密斯手下的三名团长之一，他接手了俘获中国人的那支韩国部队的防区，并且几乎立即在水洞遇到至少一个整师(或者更多)的中国主力部队，这也是海军陆战队和中国人在东线的第一场激战。这场战斗于11月2日打响，4日结束。“当时的情况真是太艰难了，我们一度以为我们会像小比格霍恩战役中的卡斯特上校一样全军覆没，毫无生还的机会。”詹姆斯·劳伦斯少校说。他当时是一名代理营长，后来因此战而获得“海军十字”勋章。[18]战斗极其艰苦，该师虽然最后打退了中国军队的进攻，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44人战死，162人受伤，1人失踪。
虽然战争的惨烈并不能阻止东京司令部和阿尔蒙德的疯狂，却让史密斯更加谨慎小心。他觉得自己的部队正在走进一个巨大的陷阱，因此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地放慢脚步，就像他说的那样，“千万不能走得太远，以至于让自己进退两难”。但这也让史密斯与阿尔蒙德的关系愈加紧张。“我们海军陆战队第1师是第10军的先头部队”，史密斯的参谋鲍泽上校提到，“但阿尔蒙德将军已经注意到这个先锋没有在动。我们实际上是故意磨蹭不前。可以说，我们为了减缓前进速度用尽了书上看到的所有伎俩，希望能在敌人伸手掐住我们之前，尽可能不让军队过于分散。与此同时，我们还在沿途选择合适地点设置补给点。”[19]
11月5日，海军陆战队在一个茅屋里抓到一名正在睡觉的中国士兵。这个士兵属于第126师，他知道的消息似乎也非常全面。中国军队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为体现平等主义，普通士兵可以通过政委的讲话了解大量的作战命令。这个战俘说，他们已经有24个师跨过了鸭绿江。11月7日，阿尔蒙德从史密斯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云山的新情况和这个情报让阿尔蒙德发热的头脑终于冷静了一点，他第一次对史密斯要求集中该师兵力的提议表示认同;但当东京随后传来要求加快前进的命令时，阿尔蒙德再一次要求史密斯加速前进。
另一方面，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部，彭德怀在西线部署了25万人去伏击沃克的13万人，双方的兵力比为1.9 ： 1;东线以15万人进攻联合国军的10万人，双方兵力为1.5 ： 1。[20]此时，他们已经来到鸭绿江南岸，非常隐蔽地躲在丛林洞穴之中。他们以前与美军和联合国军的遭遇战，打了就跑，毫不恋战，简直是在戏弄对手。志愿军负责东线作战的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对参谋说：“钓鱼的时候，你得先让鱼咬饵。”用一位志愿军高级军官的话来说，在11月中旬，联合国军“离预设战场还远着呢”。[21]
11月15日，阿尔蒙德再次敦促史密斯加速前进。实际上，海军陆战队当时已经到达长津湖南端的下碣隅里，但阿尔蒙德希望他们能继续开进到14英里以外的柳潭里，另一个陆战团继续东行，第三个团则在50英里以南。至此，整个第1师已被分隔开来。“我们必须沿着那条路快速前进。”阿尔蒙德说;而史密斯立刻反驳：“不行!”据陆战队准将艾德·克雷格回忆，阿尔蒙德假装没听见，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阿尔蒙德离开之后，史密斯说：“在整个师集中到一起并建立机场之前，我们哪也不去。”他想在从海岸线到长津湖之间的半路上修建一个机场，以在遭到中国袭击之后方便空运伤员。[22]阿尔蒙德对他坚信即将到来的危险视而不见，并坚持要把第l师拆开，这让史密斯心烦意乱。这天，他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给海军陆战队司令克利夫顿·凯茨写了一封信，对阿尔蒙德的命令提出异议，并用事实指出其中隐含的危险：如果这样做，很可能会毁掉整个陆战第1师。
史密斯在信中写道，袭击他们的中国军队已经北撤，但他并没有下令追击，因为自己的左翼已经“洞开”，第8集团军离他最近的部队也在8英里以外。他指挥的各个部队无法相互支援，“整个陆战第l师完全分散在从成兴到中朝边境之间120英里的崎岖山路上，我对这种情况感到很无奈。”而上边的命令又让他更加焦虑。“我对第10军的战术判断或是他们的部署毫无信心。虽然以前一直很侥幸，但整个部队正在不断分散，原定作战目标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告诉军长，陆战队集中在一起会很强大，可是一分散就会丧失原有的战斗力。”最后，他提到了严寒和山地，对这样的自然条件感到担心：“在朝鲜的山地发动冬季攻势，对美国士兵或是陆战队来说过于残酷。我对后勤部队在冬季提供补给及救护伤员的能力表示怀疑。”[23]11月中旬，他终于争取到在下碣隅里修建一条小型临时飞机跑道。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陆战队空中行动部的菲尔德·哈里斯少将帮助他完成了这项工作。有一天，阿尔蒙德问哈里斯最需要什么，哈里斯回答是一个小型机场，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空军把更多的补给直接送到战场，同时带走更多伤病员。阿尔蒙德问哈里斯：“什么伤亡?”不久之后，哈里斯的儿子就在长津湖附近失踪。他后来告诉海军陆战队史学家比米斯·弗兰克：“我们在那场战斗中伤亡了4500人。那种事是我们谁也无法回避的，但他连战斗伤亡都不愿意承认。”[24]
史密斯坚信，中国人正拿着诱饵等着他们跳进大陷阱，有一个现成的证据证实了这一点：中国人没有来得及炸掉黄草岭山口的一座桥梁。从海军陆战队最初登陆的兴南港到柳潭里的公路全长78英里。从兴南往北的最初一段相对比较平坦。从水洞(11月2日，中国人首先在这里发起第一次进攻)到兴南，全长约37英里，但是从水洞以北到古土里以南这段路变得越来越艰险，海拔直线上升，仅仅在8英里的区间内便上升了250英尺。最恐怖的一段路程位于黄草岭山口，李奇微描述说：“这是一条极其狭窄、令人胆战心惊的羊肠小道，一侧是无法攀爬的悬崖峭壁，另一侧是万丈深渊。”[25]在山口最险要的地方，唯一向北的道路就是一座小水泥桥，桥下面是四根巨大的管子，用来把水从长津湖输送到水电站。由于山势极其陡峭，道路极其狭窄，因此一旦炸毁位于黄草岭山口的这座桥，险恶的地形和极为有限的补给能力将会让依赖机械化装备的美军举步维艰，但中国人却没有炸毁这座桥。对史密斯来说，这就像一只不叫的狗。如此可怕而精明的敌人居然不炸这座桥，这只能证明一件事：中国人希望美国人跨过这座桥。这实际上和邀请没什么区别，但阿尔蒙德对此毫无警惕，因为他对敌人不屑一顾。在中国开始发起进攻时，劳伦斯少校(后升为少将)是驻扎水洞部队的参谋，他说：“史密斯认为中国人希望他们过桥，然后在我们过桥之后，他们再炸掉这座桥，彻底断了我们的后路。史密斯很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可阿尔蒙德对中国人的作战能力毫无敬意，所以他毫不在意。”[26]
11月26日，史密斯已经赢得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胜利。陆战第1师的集中程度令他基本满意。阿尔蒙德以前敦促他把兵力部署到长津湖正西面的柳潭里，他按照命令在整个柳潭里区部署了两个团，尽管彼此间的距离远低于阿尔蒙德的要求，可还是被长津湖一分为二。虽然史密斯对整个部署不太满意，但这还是比此前改善很多了。当克雷格向史密斯指出仍然存在兵力分散的问题时，史密斯只是淡淡地说：“陆军想要这么做。”
在陆战第7团驻扎的柳潭里以东的长津湖，就像一把锐利的尖刀从南面直插下碣隅里。柳潭里位于下碣隅里以西约14英里处，陆战第5团位于这把尖刀的另一侧。在下碣隅里，史密斯部署的是普勒尔的陆战第1团的一个营;普勒尔的另一个营驻扎在位于下碣隅里以南约11英里的古土里，
古土里的位置正处在美军的主要补给线上，普勒尔的第三个营则位于真兴里以南约10英里。普勒尔的部队负责整个补给线的畅通。考虑到现有情报显示该地区至少有六个师的中国兵力，因此这样的部署远非理想，但只要有一点喘息之机，全师还能进行有效的防卫。就像鲍泽说的那样，“即便如此，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白雪覆盖的漫长战线的最末端。这条战线长达65至75英里，具体就要看你怎么衡量了”。[27]和凯泽以及其他陆军将领不一样，史密斯认为一旦中国人出现在面前，形势将不容乐观。
第10军在东线进攻的时间选择非常重要：进攻于11月27日开始，就在中国军队对第8集团军发起大规模攻势的两天之后。陆战队听到了一些关于中国人进攻情况的初期战报，但不知道这场灾难的可怕程度。东线的进攻计划完全不可理喻——用比尔·麦卡弗雷的话说，这是疯子的做法。按计划，第10军所属的陆战第1师应东进至四五十英里之外的武坪里，但是这段路基本无法行走，甚至可以说就无路可走。武坪里是清川江上游的一个小村子，因而属于第8集团军的作战区域，如果能到达这里的话，他们与沃克的部队就算连接到一起了。从理论上说，这将对该地区的中国军队形成一个包围圈，切断他们的退路，而在东京司令部的眼里，这也将彻底掐断中国人的补给线。但是考虑到美军各部队的分散程度和复杂多变的地形(某些山峰海拔高达7000英尺)，以及严酷的气候(气温通常低于零下20℃)，这样的想法无异于白日做梦。东京司令部的官员们根本就不明白，真正被切断退路的其实是美军自己，他们已被抛弃到这个国家最偏僻、最无法接近的地方。事实上，在这种崎岖险峻的羊肠小道上，携带大量辎重的陆战队员根本就不可能到达武坪里，而在这些冰雪覆盖的险峰之上，他们显然变成了中国人发动袭击的最佳目标。但是对麦克阿瑟来说，把第10军和第8集团军连到一起是一种胜利的象征，也是他军旅生涯最辉煌的时刻，这将成为他最终征服这个国家和这些敌人的铁证。即使海军陆战队克服千难万苦到达武坪里，对他来说也没什么意义，这根本就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但没有人能说服他。“这些计划不符合这个国家的实情。这样的命令在那时绝对是彻头彻尾的疯狂，”比尔·麦卡弗雷在多年之后说，“从向鸭绿江开进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被关在疯人院里，指挥我们这些疯子的还是疯子。当中国人全面开进那个地区的时候，我们还在义无反顾地北进。而在大批中国军队一轮又一轮的重击之下，你只能把这理解成毫无理性的疯狂。东京给我们的命令是不理智的，绝对是不可饶恕的疯狂。唯一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能否把我们的人带离这里，但上司的命令依旧是继续前进。”他甚至还直言不讳地指出，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之后“变得越来越执拗、疯狂，俨如一个举止怪诞的疯子”。
原定的先头部队是史雷·默里的陆战第5团，实际上他们太孤立了。提到计划中的西线进攻，默里后来说：“那绝对难以置信。你越是细想，就越觉得这是不现实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命令，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28]就像阿尔蒙德的参谋长尼克·拉夫纳尔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29]克雷·布莱尔写道，这绝对是“朝鲜战争中最没脑筋、最不幸的作战部署”。[30]
由于东京司令部始终不愿放弃他们的悲剧性错判，也就导致他们一直在自欺欺人地假设，中国在朝鲜半岛两侧海岸线发动进攻的规模和范围都将是有限的。由于互相冲突的力量和情感的作用，沃克没能对形势作出及时反应，而当他意识到形势不妙时，却已无计可施了。在最初的几天里，沃克还天真地以为自己还有时间回撤，在平壤附近构筑防线。相比之下，他在东海岸的同行阿尔蒙德依旧对即将进行的冬季攻势热情不减。
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阿尔蒙德的指挥生涯行将终结，他最后的命令当然是他最不想下的命令。他终于慢慢地意识到，眼下的形势无法挽回。他告诉上司：失败已成定局。实际上，直到中国人发起大规模进攻三天半之后的11月28日，他还拒不承认眼前的灾难，依旧拼命地催促第10军继续前进;当天中午，他乘坐直升机径直来到史密斯设在下碣隅里的师部，以他一贯的激情给史密斯做了一番战前鼓动。可史密斯对他的话毫无兴趣，他正忙于把走到陷阱边缘的部队重新集结到一起，现在最希望能够集中兵力突围南下。对陆战队而言，当时的阿尔蒙德身上总有说不出的狂热和不安，似乎他还在指挥一支正在创造伟大胜利的陆军，而实际上这支军队正面临被全歼的危险。他们认为，这种结局的部分原因就是自傲与存在于他潜意识中的种族歧视，让他对敌人的能力视而不见。“他们根本就不把中国人当成战士。他以为敌人一直在逃窜，因为他们除了逃窜别无选择——尽管我们正在和他们作战，而且是从11月初开始就没有停止过。用‘洗衣工’来形容中国士兵也是阿尔蒙德那时杜撰出来的。在第10军中，似乎唯一不知道中国士兵有多出色以及我们形势有多危险的人，就是第10军的军长。”副营长吉姆·劳伦斯说。[31]
之后，阿尔蒙德又直接飞到第7师第38团艾伦·麦克莱恩上校的团部，该团也是第10军中和中国军队交战的另一支主力部队。阿尔蒙德此前的命令已经把第7师拆得七零八落，与此同时，他还在第7师和陆战第1师之间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隙;就像布莱尔说的那样，这些命令必将带来悲剧性的结局。[32]在阿尔蒙德到访之前，麦克莱恩上校的第38团已经在长津湖东侧遭到大批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本应撤退并与南面的陆战队会合，这才是最合理的战术;可阿尔蒙德还是不依不饶，要求他们正面迎击。麦克莱恩当时并不在团部，而是与处境最危险的“麦克莱恩特遣队”在一起;他在第二天率领第38团突围时战死。当时负责接待阿尔蒙德的是丹·卡洛斯·费斯中校，第38团的一名营长。阿尔蒙德似乎对麾下的一支部队即将被全歼的命运并不在意。三天之后，费斯中校也在率领已被重创的“费斯特遣队”撤离时阵亡，并因此而被追授一枚“国会勋章”。当时，费斯一直向阿尔蒙德解释，他们的阵地已毫无希望：两个师的中国人正在向他们发起猛攻。“这不可能，”阿尔蒙德说，“他们在朝鲜也没有两个师的兵力!”他说，正在进攻他们的部队，最多也只不过是逃到朝鲜北方的一些中国残兵集结而成的。“我们还在进攻，我们准备一直打到鸭绿江。不要让一群洗衣工似的乌合之众挡住你的前进脚步!”然后，他命令费斯夺回前天夜里丢掉的高地。
之后，阿尔蒙德拿出自己屡试不爽的招数——现场授勋，准备在这里发出三枚“银星勋章”，一枚颁发给费斯中校，另外两枚的得主由费斯确定。费斯中校十分震惊，立刻推荐另一名受伤的中尉，让他来到连指挥部，立正敬礼，接受奖章。就在此时，团部直属连的炊事班长乔治·斯坦利恰好经过，于是，费斯命令斯坦利进来。就在少得可怜的几个连队士兵面前，阿尔蒙德导演了一场小小的授勋仪式。之后，阿尔蒙德乘直升机离开阵地。过了一会儿，费斯的作战参谋韦斯利·科尔迪斯少校走过来。他问费斯：“将军说什么了?”[33]“你听到了，是逃到北方的散兵，”费斯一边扯下勋章扔到雪地里一边愤怒地说，“真他妈的胡搞。”[34]
当天晚些时候，阿尔蒙德回到自己的司令部时，看到一份命令他赶回东京的电报。沃克也接到了同样的电报。在东京，他们马上和麦克阿瑟进行了一次令人忧郁的谈话，麦克阿瑟显然已经认识到眼前的现实，用布莱尔的话说，“庆祝成功的葡萄酒已经变成了酸楚的醋”。麦克阿瑟“在没有掩护、没有坦克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火炮、现代化通讯器材和补给设施的‘一大群中国洗衣工’面前，一直觉得自己智慧超群，游刃有余”。布莱尔认为，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之后的指挥就是在“自高自大、盲目乐观地走向灾难”。[35]在28日下午，他在给参联会发出的一份电报中说，我们目前面对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他写道，“该命令已考虑到正常情况下可以预料的全部因素，但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已超越其控制范围和能力范围”。这些话所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也是华盛顿日后处置麦克阿瑟最有利的证据。在这封电报中，麦克阿瑟回避了一个司令对战场事态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而把责任全部归咎于运气不佳和华盛顿的文职官员。
即使是在形势已基本明朗之时，阿尔蒙德依旧希望史密斯继续开进武坪里。麦卡弗雷认为，此时的阿尔蒙德已经变成了一个囚徒和奴隶，不仅对东京司令部的命令言听计从，更是将麦克阿瑟奉若神明。麦卡弗雷差点就因为这些愚蠢和疯狂而丧命。就在中国人发起进攻之前，阿尔蒙德还命令他带上几个人建立一个所谓的“流动指挥部”，也就是在距离长津湖陆战第1师的师部200码左右，设立一个小型临时指挥部。阿尔蒙德一直要求麦卡弗雷把自己的指挥部与海军陆战队的分开，这样他就可以通过这个临时指挥部把军部的命令直接传达给陆战第1师各部队，以督促其西进，因为师长史密斯坚决抵制他的命令，他认为这个命令无异于自杀。现在，麦卡弗雷变成了军部的代言人，给海军陆战队呐喊助威。麦卡弗雷一直认为，他的工作就是传达这些疯狂的命令，而接受命令的人也知道它们的疯狂性;如果尊重这些命令，他们很可能就会丢掉性命。
刚刚建完指挥部，麦卡弗雷就接到回兴南的命令。当他的吉普车离开驻地时，最后一个岗哨的陆战队士兵向他招手示意，大声高喊：“先生，路上看好自己的屁股，这些山里到处都是中国人。”他回到兴南，简单地吃了点东西，筋疲力尽地匆匆躺下休息了。半夜时分，他被电话叫醒。电话的另一头是他留下来负责临时指挥部的中校，当时他的声音已近绝望：中国人正在向他们发起猛攻，临时指挥部马上就要被攻克了……他们该怎么做?麦卡弗雷要求他们立即向陆战第l师的师部靠拢，可话音未落，电话就断了;从此之后，人们再没有听到过驻扎在这个临时岗哨的士兵的消息。麦卡弗雷后来想，他也许是最后一个走出那个营地的人。
11月28 日，在中国人发起进攻的三天后，东京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会议在晚上10点开始，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麦克阿瑟始终是会议的主角。布莱尔说，即便到了这个时候，麦克阿瑟依旧把中国军队的数量低估为只有6万人左右，他一直觉得只有六个师约6万人参与了对第10军的战斗，实际上真实的数字是十二个师约12万人，外加十八至二十个师约20万人在西线作战。沃克远比麦克阿瑟或是阿尔蒙德现实得多。沃克认为，我们必须撤退，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在朝鲜半岛最狭窄处的平壤构筑一条防线。早已被错误判断所蒙蔽的阿尔蒙德还在想着继续进攻，但现在为时已晚，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救出幸存者。终于，东京司令部在29日命令撤退。但是太晚了，因为过去的每天和每个小时都在越来越有利于中国人，而不利于美军，特别是第2师。
最体现东京司令部无视战场现实的莫过于麦克阿瑟的作战部长怀特在会上的一席话;怀特提议，新到朝鲜的、一直被阿尔蒙德用作预备队的第3师应与沃克所部会合。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建议——毕业于美国普通大学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人都能提出比这更好的建议。连阿尔蒙德都认为这行不通，因为没有西进的道路，任何一支想穿越这些小路的美国部队都将成为中国人唾手可得的猎物。[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