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如果说第2师是第8集团军南撤断后的尾巴，那么该师第2工兵营就是这个尾巴的最末端，是最后撤离阵地的部队。基诺·皮亚扎隶属第2工兵营D连，在洛东江战役最激烈的阶段表现神勇。他一直认为11月30日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天，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失去了生的希望。在他看来，很多比他职位高的军官都在各自保命。在第2工兵营，有些军官开始集体撤离，可年轻的约翰·萨利文少尉给皮亚扎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萨利文原想留下来，因为他觉得这是一名军官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他已经得到撤离的命令。萨利文向皮亚扎道别时极度不舍;在皮亚扎看来，那些所谓奉命带领第2工兵营与南撤大部队会合的军官，都是十足的胆小鬼，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士兵。“在那个时刻，人们撕掉了一切假面具，但那也是你最需要这些军官们挺身而出的时刻，可他们却想把所有军官和士兵拆开，单独把他们自己弄出去——撤离这样的事都成了军官的特权，变成让他们优先享受安全感的俱乐部。”皮亚扎说。[1]
在转移过程中，工兵可不是轻装上阵，而是需要携带大量辎重，有些步兵指挥官却经常忘记这一点。早在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的一个多星期前，营长艾拉里奇·扎切勒上校就一直催促师里尽早决定如何处理他们的重型建筑设备、推土机和装载架桥设备的重型卡车，这些大家伙也是工兵最重要的武器。每一次军事转移过程中，扎切勒上校都要提醒他们，这些设备会让他们成为移动最缓慢的部队，也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队。因此，扎切勒希望能在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前四五天，允许他们提前运走这些重型设备。而且他们完全可以肯定：再往北就不需要修筑任何东西了。在鸭绿江沿岸修建临时机场完全是没有必要的。皮亚扎每一次向扎切勒问起是否已经决定如何处理重型设备时，扎切勒只是摇摇头——皮亚扎很清楚他的意思，扎切勒是在告诉自己，他认为上级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于是，他们只能硬着头皮挺到现在。[2]
在大撤退的前夜，扎切勒找到第2师参谋长埃普利上校，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埃普利邀请他和师部其他人员一同出发，埃普利的好意让扎切勒感到异常震惊。他拒绝了埃普利上校的邀请，决定和自己的弟兄们一起离开;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他对第2工兵营所受的严重损失感到非常震惊，至少他的一些部下能体会到他的感受。在中国军队的前72个小时攻势中，该营的全部900人减员到只有200人。扎切勒经常直接指挥下级，他最自豪的一件事是能说出全营每个人的姓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会极大提升部下的士气;但是现在，他对手下的感情却让他更加左右为难。[3]
所以，工兵营出发得很晚，还要带上全部重型设备，等待出发的顺序。在这支原本就已步履沉重的撤退大军中，他们的位置接近于最末端。各连按顺序列队撤离，D连率先出发，随后依次为营部直属连、A连、B连和C连。下午逐渐过去，夜幕开始降临，绝望和无助的情绪愈加强烈。前方传回的消息让正在等待出发的队伍惶惶不安：消息说，护送部队刚走了一两英里便遭到伏击，被打得四分五裂。皮亚扎的感觉是，他们正在耐心地排队，等待走向炼狱。当时，皮亚扎坐在最前面的吉普车里。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在下午4点左右上路，但整个队伍的移动速度越来越慢，出发的时间也一再推迟。很快，黄昏到来，天色渐暗。第503野战炮兵营带着重炮从他们面前经过，工兵营紧跟其后。就在此时，一支炮兵部队的五辆两吨半的卡车拦腰横在路中央。如果是在平时，皮亚扎肯定会咬牙切齿，但这时他心里很坦然;他想，我们就需要这些大家伙，让它们挡在前面吃枪子，那可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皮亚扎乘坐吉普车带领工兵营出发了。每个人都吓得要死。上路30分钟左右，炮兵就遇到了袭击。公路两边的山上枪声大作，用皮亚扎的话，就是前面的运炮卡车突然之间乱作一团。似乎中国人早在那里等候这些移动极其缓慢的运炮车多时了，接着就是用迫击炮对它们实施精确打击。
对方的火力极其凶猛，让美国人根本无力还击——毫无疑问，炮兵被赶进了所有陷阱中最深的一个，卡车一辆接一辆地被炸毁。五辆车被彻底炸开，还有五辆正在燃烧。皮亚扎在多年之后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所有人也像卡车一样被炸得粉身碎骨，刚才还是和他一样的活人，转瞬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现在静静回忆那最惨烈的一幕时，也许这是唯一的印象，生龙活虎的人突然之间就离你而去，不见踪影。他常常想，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从这样的回忆中醒来，肯定会觉得这是一场噩梦，但这不是噩梦，你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一刻。你既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后退;就在你的面前，几名刚才还轻松地诅咒加塞者的战友，瞬间便离开了人间。
皮亚扎感觉整个队伍彻底停下来了。之后，他陆续接到一连串命令：“离开车辆，集中到路边去!马上离开车辆，到路边集中!”甚至没人知道这些命令是从哪传来的，更不知道是谁发出的命令。于是，第2工兵营的士兵纷纷跳出卡车，连滚带爬地向右侧山上奔跑。皮亚扎还想炸毁他们的车辆，因为通讯设备还留在车上;他担心中国人会找到这些电台，但马上被告知，空军明天将会赶来替他们炸毁这些东西。自到朝鲜以来，他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绝望;皮亚扎隐隐地感觉到，让他在洛东江战役中坚持下来的那种求生欲望正在一点点地消逝。他从来就不真的信教，可是现在他开始默默地祈祷。他的愿望很简单、很具体：他祝福所有祈祷者获得超脱，让他们的灵魂在天堂得到净化。这份祝愿还要追溯到他在布鲁克林的童年，这也是母亲在不顺利时的唯一愿望。她的解释也很简单：只要你活得有意义，你的灵魂就将进入天堂。但如果你活得不够完美——皮亚扎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缺点和罪过多得不计其数，那么你就要为别人祈祷，祈祷他们的灵魂进入天堂，你为别人的祈福越多，他们受到的苦难就越少。于是，无论你的灵魂走到哪里，苦难也都会减轻。
奇怪的是，皮亚扎的祈祷似乎灵验了，或者说在那个时刻对他来说见效了。祈祷最起码让他恢复了冷静。他知道，在这样的混乱之中，没有人能救自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他想，即使中国人想要他的命，首先也要冲上山。那座小山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皮亚扎感觉有几百人，甚至是上千人，可没有一个带头的，所以，他应该带起这个头。他马上把大家组织到一起，拼凑成一只临时部队，继续向山顶攀登;路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中间，他的队伍也越来越庞大。这时，中国士兵发现了他们，开始用机枪向他们扫射。有几个人转头向下跑，几个一直在协助皮亚扎的军士拦住他们，因为一旦回到公路上，他们马上会变成活靶子，但为时已晚。当中国人开枪时，几个人已经冲了出去。皮亚扎一直在想，不知道他们能否逢凶化吉，保住性命。
对于他的部队大部分被中国人俘获的那一天，扎切勒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们糟糕透顶的通讯联络。似乎没有人能联系到别人。这并非无线电联络员的错——他们一直在冒着生命危险守着自己的电台，而是因为他们的设备太差，组织更差。扎切勒的后面只有第23团。但是，各部队之间经常无法相互联络。在战俘营关押了两年半之后，扎切勒回到美国。后来，他遇到了弗里曼。弗里曼向他保证，当时曾多次试图联系他，告诉他原计划已经取消，他将率第23团向西撤离，工兵营本应跟他们一起走。那是很尴尬的时刻，因为弗里曼的部队毫发无损，而扎切勒的部下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该死的，确实这样，我们也很想和你们一起走。”扎切勒向弗里曼保证，绝不会因此而记恨弗里曼。[4]扎切勒相信，那天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战争中的偶然所致。其实，当工兵营还在整装待发时，扎切勒就预感到一切都要结束了。可以肯定的是道路不畅，更不适合重型机械。就在一切即将终结时，扎切勒还在命令部下炸毁部分重型设备、卡车和推土机。于是，他们开始用燃烧弹烧毁车辆的传动装置。之后，在下午很晚的时候，中国军队逼上来，他们又烧掉了军旗。他和其他军官都不想被中国人活捉，成为敌人炫耀的工具。当时，这些军旗全部放在一个木箱里，扎切勒命令在箱子上洒上汽油，然后一把火把这些军旗付之一炬。现在是他们徒步突围的时候了。工兵比其他部队要更脆弱一些，因为他们首先是工程师，然后才是士兵，虽然可以作为士兵作战，但他们没有自动武器和迫击炮，一旦与中国军队对垒，他们的火力将明显处于劣势。
第2工兵营副营长鲍勃·内林也意识到一切都将结束。那天，他们被编为师的阻击部队，尼尔林觉得这项任务就是牺牲自己，保卫师部;这肯定是上级决定的，可没人知道到底是谁的决定。内林和营里的35名参谋组成一个行动队，扎切勒要求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冲出去。但内林认为，他们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他们刚离开出发点，还没有走上公路，就突然感到四处被中国人团团包围起来，连中国人都感到奇怪，还以为他们是来投降的。俘获他们的中国部队正在向南行进，于是他们只能跟着这些中国人一起南行。一路上，越来越多的美国士兵加入这支战俘队伍，他们都是第9团和第38团的落伍兵。很快，内林的身边便多了二十几名步兵军官和工兵军官。[5]
皮亚扎非常相信自己的本能，因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了。此时，天色已晚，又没有人携带指南针，皮亚扎只有一个念头：向南前进。他对这里地形的了解要胜过大多数人，因为他此前执行探雷任务时曾侦察过这里。他盯住天上的两颗星星，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总体方向上不会出现偏差。很快，他看到一条南北向的铁路，于是他们沿着这条铁路前进。他的队伍在人数最多时可能有500人左右，最少时可能只有200人。一路上他们不断遭到阻击。皮亚扎随身带着一支卡宾枪和几百发子弹，到达目的地时，他发现自己只剩下几颗子弹了。此时皮亚扎才意识到，他几乎整夜都在射击。
在他的队伍中，有几名军官一直想往右拐——似乎有一种潮汐似的力量在拉着他们——实际上，这个方向将会把他们带回出发地。但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神奇力量让皮亚扎带着这支满身污泥的部队突出重围。皮亚扎是他们中间唯一有这种自信的人。后来，在一片空旷地，皮亚扎偶遇另一支部队，他们的指挥官准备在这里挖散兵坑就地宿营过夜。皮亚扎和他发生了争吵。皮亚扎坚决反对他们就地挖坑过夜，因为他们没有能用来抵挡中国人的武器，况且敌人就在身边的山上。最终，他们还是听从皮亚扎的意见继续前进。有一次，他们在一个高地向下俯视，看到铁轨下面有一个隧道。有些人想下山躲进隧道，他们觉得隧道是最佳的藏身之地。皮亚扎警告他们不要去，但还是有一些人不顾他的反对钻进了隧道。皮亚扎相信，中国人肯定会马上发现他们，因为看似安全的地方往往并不安全，而貌似恶劣而且不安全的地方，往往更安全。不管怎么说，总能在某个地方找到安全的港湾，但肯定不是在朝鲜。
最后，他们终于看到军隅里到顺天的主要公路。有些人想立刻下山，因为那里更易于行走。皮亚扎明白，美国军队对这条公路非常熟悉，他们对熟悉的东西自然会感到惬意。但是，他不仅要抑制自己的冲动，还要遏制其他人的冲动。有些人还是无视他的警告，擅自脱离队伍径直走向公路;中国人的火力立刻就像暴风骤雨一样落在他们的身上。皮亚扎一边前进，一边整顿这支队伍。他和其他几名军士进行了分工，这样即使他中弹，也会有人接过指挥权。他的队伍中有一名军官是第82防空炮兵连的威尔伯·韦伯斯特中尉，不过他现在手里拿的是步兵武器。皮亚扎建议由韦伯斯特担任指挥官，但韦伯斯特说：“不，皮亚扎军士，你指挥得非常出色。”于是，他们沿着高地小心翼翼地前进，即使看到轻松顺畅的道路，也不为所动。他们最终成功突围，大约有300人跟随皮亚扎走出了这条死亡之路。皮亚扎认为，成功的秘诀就是他的祈祷，让别人超脱，就是让自己超脱。
第2师所部遭受打击最沉重的莫过于第2工兵营。大撤退结束之后，该营在汉城附近再次集结，但已今非昔比，以前站满一个排或一个班的地方，现在只有一个人。已经成为这支脱险部队真正领导者的皮亚扎还记得，最初北上时，他们是一个约有900人的营，现在只剩下266人;就在一天的时间里，可能就有五六百人从此不见影踪。皮亚扎认为，失踪人数的具体数字无法考证，因为有一些人被扔到了后方，他们并没有被中国人打死。但那绝对是恐怖惨烈的一天，皮亚扎后来回忆说，第2工兵营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为别人的愚蠢和武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弗里曼指挥全团将士向安州方向转移。突围之后，有些人暗地批评弗里曼，因为他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因此没有为前面的部队提供掩护。但是大多数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都认为他做得对——不管降临撤退大军中其他部队的命运有多么恐怖，但弗里曼的第23团毫发无损。如果做出和别人一样的选择，他肯定会接受同样的命运，因为中国人并不是从后方尾击，而是埋伏在撤退路线的两边。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弗里曼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在应对战局变化方面表现出极其出色的应变能力，从而避免了其他部队的厄运。
当第23团向西离开军隅里时，夜幕已经降临。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会在什么时候对他们发动攻击，切断通往安州之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将被压缩在这条大路上动弹不得。很幸运的是，安州公路上的一座重要桥梁还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来自第1军第5团级战斗队的一个连受命掩护全军撤退，连长是年轻的汉克·埃莫森上尉。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他因作战勇猛而名声大振，人们送他一个绰号——“枪战高手”。
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大批中国军队正在向南开进，埃莫森的任务就是守住这座桥，并争取坚持到傍晚。他只有一个连的兵力，而中国有几个师正在向他逼近。严寒也是残忍的敌人，让他们心惊肉跳。(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对当时零下23℃的气温依然记忆犹新。)在等待过程中，埃莫森开始思考一个让他终身都在思考的问题：如果一个连觉得上司为了全师的安危而放弃他们之时，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他们是不是已经成为一场圣战的不幸祭品呢?随着黑夜的到来，严寒愈加令人无法忍受。埃莫森紧张起来。就在他正在考虑是否该撤退的时候，一架小型美国侦察机在附近被击落，这表明中国人已经近在咫尺。[6]
就在埃莫森带领手下去营救被击落的飞行员时，他恰好抬头瞭望前方，突然发现一支美军车队正浩浩荡荡从东边向他守护的大桥驶来。上司从未告诉他将会有美国军队从这个方向开来，无论是根据他掌握的情况，还是无线电联系的结果，至少第1军无人知道这支部队从何而来。这好像是一支走失方向的大型巡逻队，尽管每个人都筋疲力尽、满身污泥，却斗志昂扬、意志坚定。有些人还在坚持步行，其他人钻进了卡车或是爬上坦克，有时候甚至是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这个纵队长得一眼看不到尽头。有人告诉埃莫森，他们来自第23团。
至于那天，埃莫森记得最清楚的不是接到的电话——上司命令他把所有卡车交给第23团，这就意味着他自己的人只能坐在坦克车上撤退，而在最后一辆车里的是第23团团长，这是一辆架着机枪的吉普车。埃莫森马上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团长亲自断后，一旦遭遇中国人的袭击，他就是最容易遭到攻击的目标。埃莫森认为，让自己最后走出地狱的指挥官，绝对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这也是一个指挥官应该做的。这位指挥官的名字是保罗·弗里曼，他跳下吉普车和埃莫森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给埃莫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镇定自若、指挥有方、极富领导力。带领自己的部队突破中国三四个师的围追堵截，看似是他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孩子，守护这座桥的是哪支部队?”弗里曼问他。埃莫森想，他不知道我们是谁，就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一样。“先生，我们是第5团级战斗队A连。”“太好了，愿上帝保佑第5团级战斗队A连。感谢你们，你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之后，弗里曼的吉普车继续前进。过了一会儿，A连也撤离了这座桥。最后一支在朝鲜半岛西部被中国人折磨得要死的部队，现在终于无忧无虑地踏上南下之路，离开险境。他们很幸运——如果说在朝鲜战争中还有这个词的话，当太阳再次升起时，他们还可以继续作战。
这是美国军事史上最糟糕、最悲观的一天，更是第2步兵师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星期，伤亡之惨重让人揪心。在11月的最后几天里，第9团损失约1 474人(包括非战斗减员，基本都是冻伤)，第38团伤亡545人，第2工兵营战斗减员561人。一个步兵团的通常人数为3800人，但是在重新集结时，第9团仅剩1400人左右，第38团只有1700人，第23团只有2200人。查理·希斯中尉几乎从来都不敢去想，自己居然能活着走出来。由于他是和第一批坦克走在一起的，因此也是第一批到达目的地的。在顺天，他又见到很多和他一样幸运的战友。在这场大撤退中，没有最悲惨的故事，只有更悲惨的故事。他听说，那天，当出现在“长手套”两侧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时，他的很多朋友均不幸遇难。但有一幕也许是他永生难忘的：他的团长乔治·派普洛上校站在路边哭泣。在部下的眼里，他一直是个自高自大的人，让人无法接近;而此时的派普洛似乎变了一个人，似乎他受到极大的委屈，伤及深处，那是一种看不见的伤痛。他站在那里哭泣，泪如雨下。这时，他手下的一个营长吉姆·斯科尔顿中校走过来抱住他，努力地安慰他。这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抚慰，因为身体上的痛苦不足以让他流泪，可派普洛还是忍不住自己的泪水。斯科尔顿做出了最温情的举动，他摘下头盔挡在派普洛的脸上，这样就没人能看到他在哭泣。派普洛活了下来，可他的很多部下阵亡了，所以他虽生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