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第2师的指挥一直很糟糕。相比之下，史密斯早就预料到中国人打算干什么，陆战第1师的战斗力稍好一些，但各团之间的联络远非畅通无阻，他们随时会失去联系，距离兴南港基地的距离也比史密斯预计的要远。柳潭里的先头部队依旧暴露在敌人的火力网之下，他们也许远比史密斯想象的虚弱，好在由于直接对阿尔蒙德负责，因此他们的通讯联络还不算太差。他们的软肋让人心急如焚，但至少不用像原计划那样快马加鞭地向西赶路，急着去和第8集团军会师。随后的兴南之行成为一次壮烈的征程，运气几乎和他们毫无关系——更多的是依赖于个人的超凡勇气和这支小部队与众不同的指挥——但是有两次，确实还要感谢运气的眷顾。第一份运气是受益于中国人的进攻时间选择。如果再推迟一两天，那时雷·默里的陆战第5团可能已经西去很远，这样他们与里兹伯格的第7团及第2师其他部队之间的联系就有可能被彻底切断;第二份运气是中国人的通讯联络太差，因而很难及时应对战局的变化。就像鲍泽后来说的那样，如果他们的通讯设备再先进一点，陆战第1师也许就走不出长津湖了。[1]
长津湖突围是他们非凡历史中最辉煌的一个篇章。一方面，它是指挥得当、运筹帷幄的战争杰作;另一方面，它源于普通士兵无畏的勇气和坚忍的毅力，在最恶劣的山地环境中，在零下40摄氏度极度严寒的气候中，和一支兵力占压倒性优势的军队对垒。在朝鲜战争的所有战役中，它是最值得尊敬、被后人提及最多的一场战斗。消息传到华盛顿，举国上下都在为陆战第l师的命运担忧。在已经被中国主力部队团团包围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该师也许会就此消失;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本人几乎已经肯定，该师将彻底覆灭。在陆战第1师开始突围时，和他们对垒的是六个师的中国军队，人数在6万人左右。在经过两个星期的鏖战之后，该师终于成功地撤回兴南。史密斯相信，他们的对手是有七个整师，外加其他三个师的部分兵力。在这场战役中，中国方面估计阵亡4万人，受伤约2万人。从11月27日到12月11日，在与中国部队进行的正面作战中，该师阵亡561人，失踪182人，受伤2894人，非战斗减员3600人，主要为冻伤。
该师失踪人数少于伤亡人数说明该师纪律严明。早在朝鲜战争之前，陆战第l师就曾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很多岛屿争夺战中以勇猛善战而声名鹊起。在洛东江战役中，陆战第1师再次证明了自己，他们数次挡住了朝鲜人对联合国军防线的突破;而在仁川登陆之后，他们在汉城同样展示了自己的威猛。这一次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换成其他美国师，能否跳出这个几乎无法摆脱的陷阱，绝对值得怀疑。“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师，”该师的公共信息官迈克尔·凯普拉罗上尉说，“我觉得他们就是杜宾犬[3]，即使是在被拴住的时候也极其危险。它只想把自己的利齿插入主人的敌人的肉体之中。”[4]
在北进过程中，有些陆军师的指挥官一直担心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但大多数人和凯泽一样只是担心而没有采取措施;史密斯则及时应对、顺势调整。最关键的是，他让师里的每个指挥官都知道怎样应对中国人的突袭：他们要占领高地进行还击，必要时也会沿路突围，但绝不会像中国人希望的那样选择主要公路;他们以大炮作为主要武器，以弥补本方人数上的不足;他们基本在白天行军，夜间则保持严密的防守状态。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他们在心理上和战术上做好了迎接未来战斗的准备，而大多数其他部队却没有这样做。更重要的是，严寒也许是比中国人还致命的敌人。刺骨的寒流似乎永远也不会停下来，尽管气温似乎还不算太低，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数时间都要待在所谓的风口位置，因此寒风吹在身上就像一根根钢针扎进皮肤。他们就像是驾船驶近北极圈的古代水手，每个人都是挂满冰花的大胡子。寒流让所有人都想退缩放弃，让每个人都不想打仗，唯一希望的就是挺过今天。但是，他们每天还不得不打仗。多年之后，一位当时的高级军士来到华盛顿郊区拜访普勒尔。普勒尔迎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嘿，军士，还没解冻吗?”
他们不想把这次转移看作是撤退，而是因为遭遇北面来敌而回到南方。有一次，一个记者向史密斯问及海军陆战队撤离长津湖的情况，史密斯勃然大怒：“狗屁撤退!我们是在向另一个方向进攻。”[5]当然，在海军陆战队北进跨过黄草岭山口的桥梁后，中国人随即炸毁了这座桥。其实史密斯早已预料到这点，当时这就是一张伤亡布告。他们落进了陷阱，但空军发挥了关键作用，空中运输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居然成功了;工兵利用他们空投的大量部件修复了桥梁，使得海军陆战队顺利通过黄草岭撤回南方。工兵所展现出的创造性以及他们的功绩丝毫不逊色于战斗者的勇敢。陆战第1师始终处于完全被包围的状态，而此次成功脱险不仅极富戏剧性，更展现了他们强大的作战能力。
在朝鲜战争中有过很多阴森暗淡的时刻，但这次不是。2002年，在朝鲜战争结束五十年之后，老兵艾德·西蒙斯写了一本关于长津湖突围的回忆录。他提到在海军陆战队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中总共获得了294枚“国会荣誉勋章”，其中有42枚来自朝鲜战争，而在这42枚中，又有14枚是为了嘉奖长津湖突围的立功人员，其中七人是在阵亡后追授的。不过，史密斯的指挥能力以及他对战局的预见力却始终没得到他所拯救的这个军的军长的赏识。阿尔蒙德没有送给他只言片语的表扬，这很好理解——承认史密斯采取的战术正确，就相当于承认自己对战局误判。阿尔蒙德在多年之后说：“我对史密斯将军的总体评价是，从仁川登陆和北进筹备阶段开始，他就一直在缩手缩脚，消极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6]
阿尔蒙德不顾一切的北进命令貌似勇猛无敌，结果却换来一场不折不扣的大撤退——由于北进太远而遭受敌方大部队的沉重打击被迫向后方转移。史密斯和他的海军陆战队很清楚这一点，尽管是撤退，但他们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唯一不承认这是一个灾难性失误的人便是麦克阿瑟。陆战第1师后来起草了一份作战报告提交给麦克阿瑟，这位高傲的将军拒绝在报告中使用“撤退”这个词。史密斯记得麦克阿瑟当时是这么说的：“在我的戎马生涯中，没有哪一场战斗让我这么满意。”史密斯将军补了一句：“你对那种人还能怎么样呢?”[7]
相比之下，西线第2师在攻击面前的惨烈可谓空前绝后，极度的混乱和无能指挥让勇敢无畏变得毫无意义。总之，当中国人对西线美国陆军，特别是第10军一部发动进攻的那几天里，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用艾奇逊(他并不完全是毫无关系的旁观者，因为他当时对麦克阿瑟恨之入骨)的话说，这也是自“比尔鲁恩战役”[8]以来美国军事史上最惨烈的失败。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大多数老兵认为，经历过那天突围行动的第2师的军人确实不同于其他的大多数老兵，就像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官兵回到美国后，会明显区别于其他老兵。同样，在遭到中国人袭击并穿越“长手套”的那一周里，每个活着回来的老兵，注定不同于其他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他们很少抱怨，很少暴跳如雷，很少提及自己的经历，甚至是面对同在朝鲜服役的其他人，他们也喜欢沉默不语。他们似乎在刻意回避那些会称赞自己或是把他们称作英雄的人。他们只把自己当作幸存者，因为他们的部队已经被摧毁了，自己和很多战友也遭受了不同形式的伤害，他们失去了很多东西。此前他们是勇敢的战士，有很多亲密的战友，是一支常胜部队的一分子，之后亲历了一场让他们大多数人都憎恨的战争，相信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马上就将过去，并给这段路加上一个胜利的注脚。就在那一周里他们眼看着很多战友因不可描述的命运而离去。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要承受幸存者的负担，还要不安地想为什么他们活下来了，而很多更优秀、更出色的战士却失去了生命。这是一种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向别人倾诉的情感——在那六七天的时间里，很多人战死沙场或是被俘也许就是因为一念之差，哪怕他们稍微再勇敢一点点，就不会遭受如此命运。成功突围给他们带来一种既现实又具体的解脱，那就是能多活一天。而当他们反思当时的情形，反思自己当时的所见所为时，就会产生无尽的自我怀疑。
那一天过去之后，凯泽意识到肯定要有一只替罪羊，显然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实际上，四天之后凯泽便被解职。东京方面发布的解职令指出，凯泽的身体状况极差。几天之后，凯泽拨通了陆军史学家斯拉姆·马歇尔的电话，后者正在朝鲜进行采访，为后来出版的《清川江与长手套》一书收集素材。凯泽将内幕和盘托出。他已接到第8集团军的通知，上面写道：“他正患有肺炎，必须马上到东京的医院报到。”凯泽马上就明白他们准备把战败的罪名加到他身上。他对马歇尔说，他非常不情愿“为麦克阿瑟的鲁莽做替罪羊”。于是他驱车前往汉城，求见第8集团军参谋长莱夫—艾伦。
凯泽向马歇尔介绍了谈话过程。
艾伦问：“你到这里来到底想干什么?你现在患肺炎了。”
“你们都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肺炎，所以你们就不要再骗人了。”
“但你总得服从命令啊?”
“是的，因为这是命令，但我不想让你们骗我。”
之后，凯泽准备离开，而艾伦则唐突地补充了一句：“顺便告诉你一声，沃克将军说准备在他的司令部帮你找个职位。”“你告诉沃克将军，把他的鬼职位扔到一边吧。”凯泽说。[9]但这只是开始，凯泽是最不缺少理由的目标。在战场上，整个指挥体系彻底崩溃。沃克当初或许不赞成北上，但这样的惨败只能说明一个战地指挥官在应对上级的时候是软弱无力的;他觉得自己很可能会被解职而成为那只替罪羊。东京有人保护阿尔蒙德，但沃克没有这样的保护伞，尽管他的部队没有全军覆没，但这只是因为史密斯没有服从命令的结果。在普勒尔带着他的第38团回到兴南后，《时代》周刊的一名记者问他，这场战斗给他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普勒尔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在第10军服役。”[10]几周之后，来到朝鲜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遇到史密斯，史密斯请求他不要把海军陆战队交给阿尔蒙德指挥，李奇微很爽快地答应了史密斯的请求。
从军隅里突围到达安州几周后，弗里曼偶遇《芝加哥日报》记者吉斯·比奇。弗里曼的职业履历引起了比奇的兴趣：他年轻时曾在中国担任武官，并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现在，他的对手变成了中国人，比奇想知道弗里曼是怎么想的。弗里曼的回答很简单：“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