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即将面对一个非常不同的美国指挥体系和一支非常不同的美国军队。1951年2月中旬，双方在双联隧道、原州和砥平里展开了三场极其惨烈的激战。但是，就在两支军队即将开战的时刻，中国领导层却发生了极大分歧。实际上，早在1950年9月和10月，就在毛泽东考虑是否实施军事干预时，中国的军方与政治领导人就出现过明显的意见分歧。林彪坚决反对出兵朝鲜，他担心中国无法抗衡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他认为，美国一个师的火力就相当于中国的十个甚至二十个师。林彪和其他军方人士还提出另外一点：中国的工业基础还极其薄弱，因此，两个国家在维持现代战争的能力上存在极大差距，即便是武器的供给和更换，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
林彪后来以身体抱恙为由拒绝指挥志愿军，这确实反映了很多中国军方人士的极度不安，而政治领导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然，他们都是政治家，军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政治挂帅，军事服从于政治。这也是他们在长期的艰苦内战中能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武器供给对他们来说从来就不是问题——他们总有办法从蒋介石军队的手里搞到武器。
在那场战争中，他们始终坚定不移地以政治为出发点，但不能不指出的是，那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在那里很容易就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掩护和支持，正是长期受压迫、没有基本人格尊严和基本经济权利的农民，让他们在蒋介石面前拥有了无坚不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能否在国外的土地上继续发挥作用，恐怕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尽管两个国家有很多共同之处：社会结构以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为主，而且朝鲜又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朋友。
毛泽东一向认为，政治有特殊的规律。他们在这一点上比任何人理解得都更深刻，更清楚。同样，彭德怀这样的军事家不仅了解政治，同时也意识到战争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律。尽管政治规律和战争规律在中国的内战期间完整地合二为一，但是到了朝鲜，它们将会一分为二，因为大多数朝鲜人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只不过是一支外国军队而已。
在清川江战役之后，毛泽东变得更加自信，而彭德怀将军则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走入了自己挖下的陷阱。在中国军队继续南下时，他开始变得顾虑重重，因为他毕竟没有空中掩护，而且从一开始，后勤补给的困难就摆在眼前。但毛泽东认为，当资本主义的爪牙凶狠地伸向一场不必要的战争时，他们的表现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在志愿军向南进军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要求彭德怀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但每次听到这些，彭德怀都会无可奈何地摇摇头。[2]彭德怀的观点一直较为保守，他认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军队将在以后的战斗中遇到更大的困难。仅仅是这支大部队的吃饭问题就够让人头痛了：在1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基本上就是靠美国人剩下的食物充饥。他感觉到，现在部队实际上已经处于半饥饿状态，如果继续南下，口粮和军火的补给将更加困难。
在清川江战役中，他面对的是一群毫无准备的美国部队;在对所有美国部队成功地实现分割的情况下，他们发现还是很难将敌人全部歼灭。美国的空中垄断显然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军高射炮部队中流传着一个小笑话：只要有战斗机或轰炸机从头顶飞过，他们就把这些飞机称为B-2。但当时美国并没有向朝鲜派出B-2轰炸机，因此，有些没见过B-2的士兵就会问：“这就是B-2吗?”回答很简单：“你管它是不是，只要不是敌人的就行。”[3]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军的空中火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地面部队的高机动性，让他们随时能对被包围的部队实施援助，这一点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即便是在军隅里地区，虽然美国人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毫无准备，而且美军指挥官的无能表现极端令人失望，但逃出包围圈的美军部队还是大大超乎中国人的预料。然后，在进入中国人所说的第四次战役或是战争的“第四阶段”后，中国军队的劣势尽显无遗。这也导致高级指挥官和政治决策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趋于公开化。第一次战役是从1950年10月24日至11月5日，主要以打击率先北上的韩国军队为主，而后在云山大败骑8团。第二次战役即11月底到12月初的清川江战役，还有在长津湖伏击陆战第1师。第三次战役则是在毛泽东和彭德怀发生激烈争执之后进行的。彭德怀希望能暂缓进攻，认为政治因素已经导致自己的军队过于疲惫。这次战役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追赶南撤的美军。在这次战役中，双方发生多次激战，汉城在六个月的时间里三次易手。这次战役结束之后，中国军队发现，自己已经深入南方地区，一直打到了三七线。原定于1月开始的第四次战役，将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中国军队将继续向前推进100英里左右，然后为进攻釜山做准备。
但是，由于美军一直是在沿着狭长半岛撤退，这就让中国军队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棘手问题，这些问题也曾让他们的敌人倍感头疼。最致命的问题莫过于不断拉长的补给线。在这个只有最原始的公路和铁路的国家里，输送物资绝非易事，由于没有空军和海军，这个问题更棘手了。美国人在向南撤退时，始终以卡车和火车为交通工具，而且又不用担心空袭，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通过空军或海军输送急需的弹药和食品。反之，相比于规模庞大的部队数量，志愿军拥有的机动车辆实在是太少了，而且就是这些有限的车辆，也很容易成为美国飞机的轰炸目标。
现在，是毛泽东让自己的军队深入战场、远离大本营的时候了。他也许会像麦克阿瑟那样，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想象出发来看待战局。实际上，在朝鲜北方取得的胜利蒙蔽了毛泽东的判断力，但他的战区指挥官们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胜利也许很难重复了。正如历史学家余斌指出的那样，现在的毛泽东“深受初期胜利的鼓舞，开始追逐更大的目标，但这个目标显然超出了部队的实际能力”。这就把应对现实的沉重任务全部压在了彭德怀的肩上。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彭德怀和李奇微一样，都是几近完美的军事家，他们的战争动力以及他们认识战场形势和指挥军队的方式，都相当接近。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变换一下他们的身份，让彭德怀成为联合国军的司令和中国版的李奇微。和李奇微一样，彭德怀也是战士中的勇士，深受官兵的爱戴，因为他对士兵的疾苦深有体会。
他越是成功，就越会返璞归真。有时候，在徒步行军的途中，有农民或是西方人所说的“苦力”替他们当脚夫运送物品，大多是用扁担挑着重物行走;他会主动从这些脚夫手里抢过扁担，让他们休息一下。这给整个部队留下深刻印象，也提醒每个人，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士兵，自己从哪里来——他们都是农民出身，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要打仗。他是一个刚正不阿、直言不讳、从不掩饰自己的人，这让他赢得了所有官兵的爱戴。在长征过程中，彭德怀曾两次因发高烧而无法行走，于是，部下用一个破草席抬着他长途跋涉。有一次在四川，他病情严重，但部下始终拒绝把他一个人扔下。他们一路抬着彭德怀，悉心照料，这也是他们回报彭德怀的方式，因为这位将军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4]
彭德怀坦率耿直，和李奇微一样口无遮拦。打败国民党后，有些和他一起参加过起义的同事开始摆架子，这让他感到很可笑。尽管现在早已不再缺少热水，可彭德怀还是喜欢洗凉水澡，这是一直以来的习惯，也是农民的习惯。他喜欢简朴的生活，简朴到有点像出家的和尚，而奢侈的享受反倒会让他感到不自在。生病时，他喜欢用中草药，很少去找医生开西药。他吃饭的时候讲究细嚼慢咽，他说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他经常会想起自己刚参加革命的时候，经常处于危险之中，经常要忍饥挨饿，现在不缺吃喝了，所以他要慢慢品味食物的美味。[5]
彭德怀比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些人想象得更精明。清川江战役的胜利并没有蒙蔽他的判断力。早在战争开始之前，他就认为，考虑到朝鲜半岛的特殊地形，任何一方要从半岛一侧向另一侧输送给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开战前就对自己的参谋说：“朝鲜战争将是一场后勤战。”[6]他正是用这个理由成功地说服毛泽东，务必要等到美国人尽可能地远离南方，再对其发动第一次全面进攻。
他也知道，11月和12月的朝鲜气候非常恶劣，因此他必须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天气。11月底，在第二次战役取得成功后，他正确地估计了美军在清川江附近的残余兵力，以及中方为这场胜利所付出的代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猛烈反击让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新认识。在对高级军官讲话时，彭德怀时不时会略带嘲讽地说到“某些自封为深谙战争艺术的专家”“某些军事专家”以及“某些以教条主义思想看待战争的人”等。[7]当苏联和朝鲜在12月强烈要求他的军队加快追击步伐时，彭德怀勃然大怒：苏联人压根儿就没派一个人到朝鲜;至于朝鲜，是中国把他们从致命的失误和拙劣的军事指挥中挽救出来。最让他不能接受的是，苏联并不是把压力直接加到他的肩膀上，而是推给了毛泽东，这背后的意思无非是说，他们还算不上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果换成苏联人的话，肯定会比中国人勇敢得多。
彭德怀对参谋人员抱怨最多的就是后勤。在战争开始时，彭德怀的总兵力约为30万人。随着战争进行，部队规模越来越大，他毕竟需要为未来的战斗进行储备。正像他预料的那样，物资补给真的变成了梦魇。12月，志愿军用于运输的卡车最多只有300辆，而这些卡车必须在夜间不开灯情况下行驶。因此，每天的行程只有二三十英里。弹药和食物的供给已经成为整个部队最大的瓶颈。因此，中国军队的很多补给并不是以卡车完成的，而是靠人力，他们往往要步行非常远的距离，把粮食和弹药补给运到南方的前线部队，回去的时候，经常还要背上伤员，把他们带回后方。他的部队就生存在这样的条件下。在接近三八线时，他们实际上只能勉强保证不挨饿。在当地征收粮食也不现实，双方的拉锯战彻底破坏了半岛的农田和庄稼，而这对中国人的影响比对美国人更大，因为美军的口粮不依赖于当地的粮食。严寒使得中国军队不可能在当地找到足够的食物来源。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语录：“军民鱼水情，军队就是游在农民海洋的鱼儿。”但是现在，志愿军却变成了游在刺骨冰水中的鱼。看到中国军队的时候，朝鲜农民依旧惊恐万分，他们以为，中国人和美国人、韩国人都是一样的。自开战以来，他们就没过一天好日子，很快，营养不良就变成志愿军的一个严重问题。彭德怀的部队是忍饥挨饿地继续战斗，用他们当时的话说，“嚼一口炒面，吃一口雪”;活着的人往往会取走牺牲者剩下的子弹和干粮。[8]
当志愿军在1950年新年发动第三次战役时，来自中国大陆的食物仅能满足四分之一官兵的最低生存需求。[9]由于美国的空中轰炸极为频繁，卡车司机已经成为中国军队中最危险的兵种，他们的死亡率要远高于作战部队。因此，整个部队始终处于极度的饥饿和疲劳之中。到了2月，他们已经远离家乡、在朝鲜马不停蹄地战斗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他们始终处于战斗状态，联合国军的轰炸根本就不给他们任何喘息之机。即使是在远离前线的安全地带，美国的炸弹也时常伴随着他们。寒冷让美国士兵和他们的脚倍感痛苦，因此，美军指挥官一再发布命令，提醒士兵注意保护自己的长袜和脚。寒冷当然也不会对中国士兵开恩，他们的情况更糟;他们脚上穿的就是帆布鞋，冻伤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敌人。有时候，很多中国士兵由于冻伤而无法穿鞋，于是他们干脆就用破布包住脚，继续战斗。
第三次战役之前，彭德怀的主力部队位于汉城以北。毛泽东强烈要求他尽快夺回这个南方的首都，因为这一胜利的宣传价值不可估量。彭德怀则极力劝说毛泽东减缓进攻速度，让他的部队休整一下。1950年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要求停战休整到明年春季;此外，他还希望能把战线稳定在汉城以北。他认为，美军和联合国军在北方遭受的损失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而且现在正在修筑工事，恢复元气。此时去攻击他们，去撞击他们在汉城布下的火力网，很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对于彭德怀来说，为解放汉城这点区区的政治胜利而去冒那么大的风险，在军事上没有任何意义，而毛泽东的想法截然相反。当然，苏联人和金日成就更不赞成彭德怀的观点了。如果说毛泽东最初决定出兵参战是为了让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长期被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注意到，这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中国，而是一个全新的中国，那么，他现在追求的远远不止于此。
因此，战争初期出人意料的大胜正在慢慢转化为彭德怀的压力。迄今为止，中国军队的表现异常出色，超乎人们的预想，但苏联人还在不依不饶地通过驻朝大使敦促彭德怀继续前进。一想到苏联在开战前违背提供空中掩护的承诺，彭德怀就感到不舒服，这自然让他对苏联人的训诫鄙夷不屑。他觉得，苏联人的建议只能说明，他们是在用中国人的生命去证明自己所谓的勇敢战斗精神。
但此时的毛泽东认为，夺取汉城的政治象征意义是不可想象的，那将会让全世界注意到中国的存在。除此之外，他似乎有点轻视美军的实力了。美军在战争初期的溃败让毛泽东认为，他们甚至还不如自己以前的手下败将国民党。[10]当时，美国的部分盟友和杜鲁门政府内的很多高级官员都在谈论在三八线与中国停战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很警觉。敌人主动提出妥协，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信号：他们知道自己即将失败，正在想如何避免彻底的失败。因此，这突如其来的求和显然是他们的伎俩。12月13日，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了放弃追击敌人的政治危险。他警告自己的总司令，如果现在就松懈下来，全世界都会怀疑中国的力量。
12月19日，彭德怀在回电中指出，千万“不要不客观地奢望迅速取胜”。这主要是说给苏联人和朝鲜人听的，当然也有可能含蓄地提醒毛泽东。彭德怀提议在发起下次战役之前休整一段时间。毛泽东希望能在1月初开始下一轮进攻，这比彭德怀的计划提前约一个半月。虽然进行了部分调整，满足彭德怀的要求，但还是像林彪提到的一样，最终的折中措施基本上还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想法。因此，用他的话说，“毛泽东制定的政治目标超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能力”。[11]
只要是毛泽东想得到的，他就能得到。1951年新年前夕，彭德怀对联合国军发动第三次进攻，逼近三八线。不过，美国这次的撤退非常谨慎，伤亡也因此非常有限。进攻开始时，李奇微抵达朝鲜只有几天。他在回忆朝鲜战争这段历史时写道：“那是一段令人沮丧的记忆。韩国士兵像潮水一样乘着卡车向南逃窜，在撤退过程中毫无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武器，更没有领导。有些人是步行，有些人则乘坐征集的车辆，五花八门，哪里像是一支部队。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尽可能跑到远离中国人的地方。他们扔掉步枪和手枪，抛下了火炮、迫击炮、机关枪等所有武器。”[12]如果说还有值得他庆幸的地方，那就是这次撤退和军隅里大撤退有所不同，美国人损失的武器装备非常少。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能否在汉城以北守住防线?李奇微本人认为，敌人对美国工兵修建的汉江大桥构成的威胁不容忽视。一旦敌人毁掉这座大桥，一些部队就会孤零零地被扔在北方。李奇微不敢冒这个风险，因此他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而对于当时的李奇微来说，这个选择尤其艰难，尽管他一直想展开反攻，但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的部队恢复士气。因此，他只能放弃汉城继续南撤。1月3日，他让美国驻韩大使穆西奥通知李承晚总统，立即带领全体政府成员离开汉城再次南撤，他将在当日中午封闭汉江大桥，届时只对军队开放，其他人一律不得过桥。1月4日，汉城再次燃起熊熊大火，汉江大桥被炸毁。
现在，第三次战役似乎让中国人再次尝到胜利的味道，但这也给彭德怀取得下一次胜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这让北京的领导层意识到他的谨小慎微毫无道理。苏联认为中国人胆小怕事的看法激怒了毛泽东。尽管这两个国家在随后十年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苏联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斯大林运动，而中国人则自称是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但中国那时还是共产主义大家庭中的小字辈，苏联人依旧可以对中国指手画脚。因此，苏联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刺激毛泽东。苏联驻华大使拼命地催促毛泽东继续追赶敌人;金日成更是如此，他在自己的司令部约见彭德怀，要求彭更加大胆地追击美国人。
彭德怀隐忍不发。他说，美国人并没有被真正打败。他们也许是在引诱自己继续南下，等待时机，再发动一次两栖反攻(这样的教训不应这么早就被扔到脑后)。但重新夺回汉城的政治宣传作用毕竟太诱人，中国国内也在期待收复汉城这样一个盛大节日。1月末，毛泽东将发动下一次战役的指示电告彭德怀，希望他争取通过此战消灭两三万人。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进去彭德怀在几周之前说过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