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或许所有战争都是某种错误判断的产物。在朝鲜战争中，各方在所有重大决策上都无一例外地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首先，美国把朝鲜半岛踢出自己的远东防卫圈，这自然会鼓励共产党势力对它采取行动。然后，苏联又为金日成出兵韩国开了绿灯，并确信美国不会干预。美国参战后，严重低估了朝鲜军队的作战能力，却明显高估了自己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的实力。他们以为自己准备得非常充分，可以一举击败金日成。最后，美国人又贸然做出了越过三八线、继续北上的决定，却丝毫不在乎中国人的警告。
之后，麦克阿瑟又做出了这场战争中最大的一个误判，即命令联合国军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因为他坚信中国人不会进入朝鲜，这就让他的军队处在极度危险之中。毛泽东以为，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精神肯定会战胜美国的强大武器以及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灵魂;在取得第一轮大胜后，毛泽东命令志愿军乘胜追击，一路南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损失惨重。在这段时间里唯一坐收渔利的似乎就是斯大林，他既担心铁托主义对毛泽东产生影响，又担心中国与美国成为盟友，因此当毛泽东决定和美国人战斗到底时，斯大林不会不高兴。不过，即便是斯大林，也屡次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最初，他以为美国不会参战，但美国还是出兵了。如果说他希望看到美中两国开战，而让苏联人坐山观虎斗，那么朝鲜战争对苏联的长期影响则是不可预知的。首先，中国肯定会对他在最初也是最关键几个月里的食言而怀恨在心，这种怨恨之情导致中苏关系在十年之后破裂。更重要的或许在于，中国入朝参战必将对美国如何看待其国家安全事务带来深远的影响。
朝鲜战争给美国人带来的影响在NSC68号文件(这是美国策动全球冷战、实施遏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它大幅提高了五角大楼的影响力，并促使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国家安全事务，进而强化了艾森豪威尔在两届任职期间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他在离职演说中提到的：必须警惕“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出现。与此同时，朝鲜战争让美国人更理性地认识了共产主义阵营。多年以来，美国人一直认为共产主义阵营是一个坚如磐石的统一体，而事实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于是，像凯南那样强调民族主义和老派历史观点的人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弱化。它将会毒害美国政治：美国将极其害怕某个国家落入共产主义阵营，这种恐惧是出于国内政治而不是地缘政治的考量。由此，美国的亚洲政策被严重扭曲，而这种扭曲又反映到美国如何对待一个当时尚未出现在国家安全雷达屏幕上的小国——越南。
当然，金日成的错误更是数不胜数，他不但没有想到美国会派兵保护韩国，还过高地估计了他的个人感召力及其革命历程的神秘力量。他一厢情愿地以为，一旦他的军队南下跨越三八线，20万韩国农民马上就会揭竿而起。他不但没有成功地统一朝鲜半岛，还诱使美国人提高了对韩国的军事防卫等级;他不但没有以武力夺回韩国，还刺激了韩国战后的经济增长，让它成为朝鲜难以企及的经济强国。朝鲜战争结束五十年后，美国军队依然驻守在韩国;韩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灯塔，20世纪80年代末时，它的经济比苏联更有活力。相比之下，北方社会依旧停滞不前，政治上不开放，经济上无发展。
除战争亲历者外，对许多美国人而言，朝鲜战争始终是历史中的一个黑洞。停火的第二年，它就变成了一场没人愿意再去回忆和了解的战争。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次值得自豪的成功，也是这个国家在新的历史中写下的最灿烂的一个乐章。对他们来说，朝鲜战争代表的不仅是一场胜利，更重要的在于，它也是新中国的又一次解放，与长期受西方列强压迫的旧中国的彻底决裂。与刚诞生的新中国打成平手的，不只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刚刚征服日本和德国的美国，而是整个联合国的军队，按照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被他们打败的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走狗。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个胜利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朝鲜战争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取得的胜利——虽然苏联人许诺过提供武器支援，但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食言。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苏联人只会说大话，然后躲在一边看热闹。朝鲜人流于浮夸，过度相信自己的能力，在关键时刻溃不成军，是中国人拯救了他们。在中国人的眼中，无论是在朝鲜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记录中，还是在讲述这场战争的博物馆里，普遍不愿称颂志愿军的丰功伟绩是一件可以理解和并不令人惊奇的事。朝鲜不喜欢被人拯救的感觉。如果说中国当时还缺少把美国人赶出台湾的武器，那么他们利用充裕的人力、他们的独创性和普通战士的勇敢，在朝鲜半岛与美国人平分秋色。战争结束之后，每个人都不得不另眼看待这个正在冉冉升起的东方大国。
在所有人都犹豫不决，担心这个刚刚夺取政权仍处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可能会遭遇失败的时候，毛泽东义无反顾地决定出兵。毛泽东卓有远见地预料到，在朝鲜半岛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将会使新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方面有所收获。虽然这场战争确实比他们想象的更残忍，虽然美国人凭借其强大武器表现出超乎他们预料的战斗力，给志愿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当周围的人还在犹豫徘徊之时，他却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可以说，朝鲜战争为亚洲地区随后的几次战争提供了一本教科书。它留给亚洲国家的经验就是：与西方国家作战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们具有承担大量人员伤亡的能力，以人力优势抵消西方世界的技术优势。在朝鲜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军指挥官和理论家们一直在谈论亚洲人的生命比西方国家更便宜的问题，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发挥强大的军事技术力量，让战场的天平向自己倾斜。这些亚洲的对手们则决心向他们证明，这种想法是不可行的。他们总会付出代价，而且地理位置的偏远和边缘将使美国人付出高昂的代价。
由于中国人把朝鲜战争看成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亦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政坛上的领袖地位。他敏锐地意识到，与美国人打仗会给国内政治带来诸多好处，结果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这场战争成为新旧两个中国的分水岭，它打击了那些与西方世界相互勾结、支持旧势力的中国人，把他们变成了全民公敌。在战争期间及随后的历次运动中，这股势力被彻底摧毁，他们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剥夺财产。战争开始之前，毛泽东就是伟大领袖，现在他的伟大在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心目中再一次得到肯定和升华。战争之前，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性人物;战争之后，他成为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人民的领袖。
到1959年，“大跃进”带来的后果已经有所显露，中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饥荒。但人们看到的农业产值却高得离谱，唯有谎言和虚假的统计数字，才能支持“大跃进”的成果，而无人敢于直面现实。
最后，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道出了真言。当时，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彭德怀认为中苏两国双边关系处理不当。这种想法本身就会给他带来麻烦。但他还未与毛泽东决裂。彭德怀为人直率，不善政治技巧，而长期革命战争养成的直言不讳的性格，更容易被戴上反对派的帽子。1959年，彭德怀回到湖南老家的农村，与当地农民进行交流。农民们没有向元帅隐瞒生活极度窘迫的现实。彭德怀发现，高层领导者想象的情况以及地方政府向中央汇报的情况并不是中国的实情，面子工程现象正在抬头，而广大人民群众正在为此承受着巨大压力。1959年夏天，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六年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指出了一些问题，并认为自己看到的是现实。他没意识到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信中提及了他们以往的成功与胜利，还委婉地提出了一些警告。毛泽东立即让人将此信打印成文，并分发给所有与会人员。此信的性质由此面目全非。彭德怀曾试图要回这封信，最终没有拿到，尽管所有与会者在心里都认同他的观点，却没人敢公开支持他。正如史景迁所说，“当毛泽东把这封信的复印件分发给其他政治局委员时，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支持彭德怀。大多数人认为，元帅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的”。史景迁还进一步指出：“今天，历史学家认为，这段时期给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人们的士气和勇气遭到极大的损害。”史景迁提到，由于连年饥荒，在随后的七年，很多人死于饥饿。
为此，林彪站出来公开指责和攻击彭德怀。由此，彭德怀的人生走到了尽头：先是被撤销国防部长的职务，随后很快在家中被捕;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成为批判的首要目标，在群众集会上被批斗，无数次遭到身体和语言上的摧残，在公开大会上惨遭侮辱，被强迫招认莫须有的罪名。长期的殴打和虐待，最终让他含冤而死。
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任何社会似乎都不像朝鲜与韩国的反差这么大。朝鲜也曾取得某种属于自己的成功，而且他们是最早的胜利者。因为从此之后，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治理国家。他们那时从苏联复制了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和严格控制的安全体系。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正当美国和韩国奋力挣扎，但只能展现出无能和低效而不是技巧和优势时，苏联对朝鲜的帮助却非同寻常地有效率。美国对他们在朝鲜的做法思之甚少，而美国在韩国扶植的政府却腐败透顶、无能至极。相比之下，朝鲜的发展显示出明确的目的性和强大的国家控制力。金日成在很多方面继承了苏联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也许有人嘲笑他，也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在效仿苏联，但金日成显然更精于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的控制。
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也体现了朝鲜人的某种特定思维。连绵不断的炮火和长期的殖民统治，给朝鲜半岛留下很多特殊的印迹。摆脱压迫的朝鲜人迫切希望证明自己，而苏联体制的引入让朝鲜进入了另一条发展轨道，对朝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想证明自己的强烈愿望逐渐升华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也许这就是金日成真正的意识形态。灵活与机敏让金日成得以在共产主义阵营里游刃有余：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当中国与苏联剑拔弩张的时候，金日成依旧能在两个强国之间来往自如，既深得他们的喜欢，又能得到他们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当中苏两国陷入争斗时，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对他的限制，这让金日成可以独立追求自己的理想。
美国在“二战”及冷战期间取得了很多成功，其中以韩国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最富戏剧性，他们的成功甚至远超“马歇尔计划”。相比之下，韩国过去既没有民主传统，也没有工业基础，更谈不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朝鲜战争之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呈现出全新面目的韩国。从历史上看，他们一直是邻国的殖民地。他们的天赋蛰伏已久。当然，也有很多外国人来到这里，其中大多数是传教士，他们深知韩国人的潜在力量。韩国人渴望更美好的生活，不乏天赋，不缺少工作的激情，这一点与日本人很相似。儒家思想告诉他们必须尊师重道，他们珍惜眼下难得的机遇，需要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才华，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但这个半岛的历史以及地理位置，带给它更多的还是黑暗与压抑。“二战”结束之后，韩国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仓促赶来的美国人没有殖民统治的打算，因此对现代韩国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的美国人犯了很多错误，而且低估了韩国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不比他们的任何前人多，加上遥远的地理间隔，美国人想不到这个国家会有什么前途。他们很快发现了爱国主义者李承晚。按照李承晚对民主思想的理解，民主就是他和他的盟友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别人只可远观。
不管怎么说，美国人心甘情愿地把他们的孩子送到韩国土地上，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反共情结。美国人到朝鲜不是来做征服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者。随着冷战思维日趋淡化，韩国社会也一直在顺应建立民主制度的冲动，这种变化大多是由到美国学习并深受美式自由影响的韩国人带回来的，这些大多赴美学习工科的韩国人学到的既有工程技术知识也有民主思想。
正是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庇护，才让韩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首先是军事现代化，然后是工业现代化，但唯独不涉及政治现代化。这并不是美国人最初设想的结果，但是，如果三十年后再去回顾那段时间，人们会惊奇地发现，韩国经历了一次不可思议的社会民主化进程。出人意料的是，这场政治变革完全是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副产品而出现的。韩国所发生的故事，是激进与渐进相结合的奇妙混合体，一切都发生得非常迅猛;它发端于朝鲜战争期间的基本需求，即打造一支更优秀的韩国军队，而前提就是要有更出色、更职业的军官。很多现役军官都曾在朝鲜战争期间出于忠诚而坚守阵地，并有意惩治国家的严重腐败。1952年，一所新的军事学院在美国的压力下正式落成，这是一所高度模仿西点军校的军事院校，最初很多教员都是美国军官，教学课程也和西点军校一样，以工程技术为主。这个国家众多最有才华的年轻人被送到这里——它成为韩国人才的摇篮。在这里，有天赋的韩国年轻人得以接受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教育，证明他们的价值，并打破一些陈规陋习对他们的束缚。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萌芽，或许是创造韩国新兴阶层的第一步：追求现代气息、富于理想、接受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将为他们的国家带来新的现代意识。这所军校带来的影响以及它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也许远比创建人预见得更为深远：实际上，军事技术与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程度越高，人们就会越发认识到旧体制的陈腐和落后，李承晚及其继任者对这个国家的控制也就越弱。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学生和美国教官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美国教官代表了新的意识和观念，而他们的一言一行反映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概念：军中严格的等级观念，以及同一层级对个人自由的高度尊重。
现代化进程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和阶段性：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应该是教育现代化，而后是社会现代化，然后是经济现代化，最后才是政治现代化。军事体系的现代化带动了其他高等学府的教育现代化。当一个国家树立了自己的社会形象、培养出人才并恢复了信心之后，它会希望自己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一展身手，这些工程类人才便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这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的发展模式非常类似，但韩国的发展更成功，因为日本的成功毕竟有一些先例可循，而韩国几乎是从零开始。
韩国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发展应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奇迹，是坏事变好事的范例。韩国的统治者李承晚在三十年里从来没有放弃过狭隘的独裁意识，他多次镇压学生运动。即便如此，人们追求理想生活的浪潮从未停止过，反而在镇压之下愈演愈烈。经济成功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乐观情绪和国民自信心，民主的独立意志开始暗潮涌动，并首先在学生中间迸发出来。尽管李承晚政府始终认为，他们还可以像往常那样发展经济，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国家上层，但变革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人民迫切需要变革已是整个国家的历史大势，非个人可以左右。变革既非起点，亦非归宿，而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因为社会的期望和追求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它要求社会上层接受这个现实，顺应这股潮流。1960年4月，当李承晚最终下台时，韩国陆军参谋长说：“我个人尊敬李承晚博士，但历史拒绝了他，嘲弄了他，而且不再信任他。目睹眼前的现实，我感到难过。”
这一切的背后都隐藏着美国的深刻影响。冷战初期，美国高层人士始终支持韩国实行威权体制，但美国也给韩国带来了其他影响。很多到美国学习的韩国青年发现，你完全既可以是忠诚于国家的公民，又可以是追求自由的个人，两者并不矛盾。忠诚于国家隐含着一种内在的复杂性：反对政府的同时依旧可以热爱祖国，两者同样不矛盾。于是，韩国社会开始以一种极少有人理解又没有计划或预期的方式，以缓慢、踉跄的脚步，走向更自由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循序渐进的民主化进程起步了。越来越多的韩国青年人对自己的能力和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享受越来越真实的繁荣。天才与野心的结合，勤奋工作的精神，良好的教育，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主宰者，这也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根本动力。一旦他们感受到了新生活的美好，就很难让他们停止追寻的脚步。
有一段时间，韩国政府试图镇压这些新兴社会力量，但都在反抗面前败下阵来：经济越成功，普通韩国公民对自己就越有信心，就越想分享这些成功带来的经济和政治成果。政府面临一场它永远无法理解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因为期望值上升而带来的抗议。政治自由化的压力最初主要来自大学生，工会组织和普通中产阶级民众随后陆续加入进来。“到1987年，韩国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负责远东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加斯顿·西格德说，“中产阶级成为权力阶层。这种变化不可忽视。政府对付的不是左翼学生力量。左翼学生可能冲在表面，但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些示威运动的背后支持者是强大的中产阶级。”韩国转瞬间摇身一变，化为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和极为成功的民主国家。韩国第一位民选总统卢泰愚曾对弗兰克·吉布森说：“我很难想到，近代史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像韩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依靠自身力量从一个集权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在韩国，经济成功不仅是政府推动的结果，也是顺应社会中低层民众需要和期望的结果，尽管这种顺应也许是政府不情愿的，但它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对于曾在那里战斗过的美国人和其他人来说，不管他们在那里付出了多少，但在回到故乡之后却大多缺乏认可，曾经的牺牲没有换来应得的回报。而韩国的成功对于他们曾经的牺牲以及那些不仅牺牲青春而且把生命留在那里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迟来的追认，而这个成功带给他们的认可和荣誉，或许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把这段往事深深地埋藏于心。刚从朝鲜回国时，他们都不愿意听到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任何事情，从来不向家人和老友提及这段残酷的经历，或者说，他们想说也没人能理解。如果有人想了解这段故事，那对他们来说就更残忍了，因为这无疑是让他们撕开尚未痊愈的伤疤。他们的孩子也许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曾经是战士，其他恐怕一无所知。至于他们当时隶属哪支部队，参加过什么战斗，对这些孩子来说就如同天外的故事。孩子们也许会抱怨父亲，埋怨他们从来不给自己讲讲战争故事，他们把和那段经历有关的全部记忆都深深地隐藏起来。但是，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依旧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片段。他们引以为荣，更为自己能在那么艰苦恶劣的条件下没有被打倒而感到自豪。他们为那些没有回家的人而默哀，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些死者依然有资格分享这份荣耀，这依旧是很多人最难忘、最珍贵的经历。很多人以自己的方式记述那段往事，并因此成为职业史学家。在他们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的鼓励下，很多迟暮之人最终拿起了笔，记述自己的朝鲜岁月，并以私人创办、复印甚至是手写稿的形式，让后人了解那段历史，追忆那段往事。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朝鲜战争历史陈列室或是小图书馆，墙壁上挂着各次战斗的地形图。但是，像他们埋藏在心头的很多经历和记忆一样，这些陈列室不对外人开放。除了当年的战友，他们不会去向别人解释自己在那里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那段经历中最关键的部分，也是别人看来最宝贵、最准确的部分，似乎已经遗失到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他们一直保持联系，通过一种特殊的纽带，他们还可以交流那段特殊的经历，因为只有亲身经历这场战争的人，才能理解这段奇妙的往事。这些人一直有电话和书信往来，到了晚年，神奇的互联网为他们创造了新的生活，让他们找到原以为随着时间流逝而永远失去了的老朋友和老战友。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组织了战友会，建立各师及各团的通信录，每年还要召开年会。老友依旧，新友不断，很多在朝鲜隶属相邻部队却相互不认识的人，通过这些活动成为新朋友。参加过某一场战斗的战友们偶尔会小聚一次，共同追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第2师第9团的炮兵观察员雷伯德说：“在这些聚会上，你会不由自主地强迫自己去追忆，想起你在过去五十年里一直想忘却的东西。”
越来越多的人重访韩国。开始只是个别人，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然后回来把那里的故事讲给自己的战友听。于是，开始有人组织老兵旅游团。他们回到昔日洛东江战役中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还有砥平里等重要战场。但还没有人去参观曾让他们惨遭杀戮的军隅里和“长手套”，因为这两个地方位于三八线以北，目前尚未对外开放。很多人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感觉是憎恨，但是今天这个国家本身的成功，这个国家令人赞叹的现代化程度以及当地人对他们的真挚感激，这些他们在本土没有得到的奖赏，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让他们引以为豪的是，尽管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获得传统意义上的胜利，但他们的付出毕竟带来了回报，因为冷战结束了，人类已经穿越意识形态的隔阂。他们向世人祈祷，但愿永远不再有战争。